通常来说，不断扩大的不平等是实现快速增长的一个必然而暂时的消极面，但是墨西哥的寡头文化正在创造一种能够自我永续的不平等。在库兹涅茨曲线上，墨西哥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异常值。
各种垄断的培养皿：对卡特尔开战引发了另一场缉毒运动。
每个国家都有大亨，但墨西哥受大亨控制的程度之深非常罕见。10个最大的家族企业几乎控制了从电话到媒体的各个行业，让它们能够轻易抬高价格，并享受异乎寻常的高额利润。这解释了墨西哥为什么拥有世界上最热门的股市和新兴世界中最低迷的经济。在过去10年中，墨西哥股市以美元计价上扬了超过200%，而同期美国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基本持平，但墨西哥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比它这个北方邻国快多少。这种股市与经济的非正常脱节在当今的全球环境中并不常见，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墨西哥寡头垄断的实力。
墨西哥的大企业利用从国内获得的丰厚利润发展成为大型跨国公司，与此同时墨西哥整体却落后了。垄断市场意味着寡头在投资和创新方面毫无兴趣：自1994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墨西哥国内生产力的发展几乎停滞，政府过度借贷导致比索的价值下降了80%。墨西哥经济在过去10年中的平均增长速度仅为3%，即便在2003~2007年的大繁荣时期也毫无起色。拥有1.05亿人口的墨西哥一度曾是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国家，但近年来它已经被该地区最大的竞争对手超越。墨西哥现在的人均收入是1.1万美元，低于巴西（1.2万美元）和智利（1.3万美元）。
这种寡头结构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那时墨西哥大体上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大部分行业由政府垄断，通过高额关税来避免外国竞争。由于墨西哥政府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了债务危机，政府垄断企业被出售给私有部门，实际上往往是少数几个能够获得资本的富有家族，出售价格远远低于这些企业的账面价值。国家垄断变成了私人垄断，今天电信、啤酒、水泥和其他行业中的顶级企业控制了墨西哥市场的50%~80%。这些企业利用从被垄断的国内消费者身上攫取的利润向海外发展，催生了墨西哥的跨国公司。今天墨西哥城证券交易所中的上市企业包括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公司美洲电信、第三大水泥公司墨西哥水泥公司、最大的可口可乐灌装商凡萨，以及最大的玉米薄饼公司Gruma（该公司主要的收入来源不是墨西哥或拉丁美洲，而是美国）。
墨西哥股市与经济严重脱节的另一个原因，是很多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行业并没有上市。出口制造商，尤其是在墨西哥靠近美国的边境拥有多处工厂的美国大型汽车公司，是墨西哥经济中最大的一部分。但是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克莱斯勒都没有在墨西哥上市。第二大行业是石油和公用事业，以国有石油公司墨西哥石油公司为首，这家公司也没有在任何国家上市。主宰墨西哥股市的公司集中在国内的电信业和媒体业，但即使是它们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上市公司的收入中有大约45%来自墨西哥以外的地区，主要是拉丁美洲和美国。
这让墨西哥的全球性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墨西哥10个最大家族目前占墨西哥股市总值的1/3还要多，这种集中程度在新兴市场中是最高的。私人垄断企业生产了墨西哥40%的消费品，价格比国际平均水平高出30%。墨西哥的电话、服务、软饮料和许多食品的价格比美国还高，而美国的人均收入比墨西哥高出5倍。2008年的大衰退之后，美国企业开始简化运营并裁减人员，企业利润在经济蛋糕中的比例越来越高，目前大约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2%，这正在引发政治争议。而墨西哥企业的利润在墨西哥经济中的占比更高，大约是国内生产总值的25%。
通常来说，不断扩大的不平等是实现快速增长的一个必然而暂时的消极面，但是墨西哥的寡头文化正在创造一种能够自我永续的不平等。在库兹涅茨曲线上，墨西哥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异常值。这条曲线显示出，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初期，上升的浪潮会提高所有人的收入，但是上层阶级的收入比工人阶级的收入提高得要快得多。包括中国台湾和韩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努力击败了这条曲线，几十年中在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提高了平等性。墨西哥的经济增长慢，却制造了极大的不平等：精英们根深蒂固的权力和财富确实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
路规：强劲的企业和股市应该——但并不一定——有助于强劲的经济增长，不过不要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最明显的例子是墨西哥、南非等寡头控制的国家，菲律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在这些经济体中，如果竞争加剧并破坏了大公司异乎寻常的高利润，将会降低消费价格，提高整体生产力，并提高该国的增长潜力。
寡头革命党
墨西哥寡头文化的根源在于政治。直到2000年7月的选举，占据主导地位的革命制度党本身就是一个垄断。它在长达70年的执政中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挑战，墨西哥人对中央集权感到非常适应。领导权通过一个继任体系得以传承，现任党的领导人简单地任命自己信任的人作为他的继任者。革命制度党通过向受到青睐的利益集团提供特权——包括议会席位——来获取支持。议会本身是由赞助者组成的庞大机构，拥有太多的议员（628名），其中1/3是从政党名单中任命而不是通过直选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推动变革。
很多新兴市场的大企业都存在占据主导地位的家族，但在墨西哥家族势力异乎寻常的强大，而且不仅限于企业。政治交易的谈判变得轻而易举，因为各种团体——执政党、大企业、公共和私人工会、代表大农场主和农民的团体、强大的教师工会——都有一个类似的结构：自上而下的寡头垄断。只要这些寡头暗地里进行接触并解决问题，就能达成最终交易。这些团体完全是利己的：社保人员工会获得的养老金不仅远远高出普通工人工会，而且事实上是由普通工人资助的。教师工会在20年前就获得了全国集体谈判权，结果之一是墨西哥学生在国际排名中一直垫底，无论墨西哥哪个地方的学生。
诸如此类的各种交易，让革命制度党的统治时期变得暗淡无光。企业为了让税收下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2%而斗争，这是世界上最低的税收水平之一，最终导致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政府债务危机，以及革命制度党在2000年选举中的标志性败北。新任总统比森特·福克斯来自国家行动党，试图改革寡头文化但却遭遇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寡头垄断仍然拥有广泛的支持，至少在国有部门是这样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墨西哥人对私有化仍持敌对态度，认为政府应控制经济。到2006年福克斯卸任时，全国议员中有90%来自工会、农业团体和其他跟革命制度党有长期关系的组织。福克斯没能削弱他们的权力，他们仍然把持着权力。
墨西哥不是一个现代的资本主义民主政体，各个政党通过斗争来决定国家的最佳利益。墨西哥是一个前现代的政治经济体，特殊利益集团为了接近政治老板和获得经济利益而争斗不止。在石油工业尤其如此。革命制度党仍然认为在1938年决定接管石油工业是这个国家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至今仍在抵制现任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关于出售墨西哥石油公司的部分业务，以此向墨西哥石油工业引入某些市场逻辑的所有建议。石油工业的工会拒绝把该行业对外开放，担心会对利润产生影响。墨西哥石油公司拥有15万名工人，其中超过1.1万人不工作——他们的工作已经不存在了——但墨西哥学者卡洛斯·埃利桑多迈耶–塞拉称，根据劳动法，他们不能被解雇。
墨西哥石油公司的垄断造成了效率低下，导致墨西哥从高涨的石油价格中获益少、投资少，寻找和发现石油的努力微乎其微。墨西哥的石油出口不断下降，从2004年高峰时期的每天340万桶，降至2011年的每天260万桶。该国从石油中获得的收入比5年前大幅降低，同时面临高油价带来的下行风险，将对墨西哥向美国出口汽车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而汽车业是墨西哥最大的出口产业。同时由于炼油能力有限，墨西哥汽油进口数量正在增加。其最终结果是石油价格上涨对墨西哥的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任何帮助。
焦虑的大亨
墨西哥顶级亿万富翁的名单反映了这种停滞，该名单在最近几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少数几个家族变得更加富有，同时为了保持非凡的定价权，这些家族抵制引入外部竞争的努力，这反过来引发了更为棘手的通胀。
墨西哥富豪并不会毫无顾忌。墨西哥排名前10的亿万富翁的平均财富超过100亿美元，目前在新兴世界中算是最高的，但他们不一定会炫富。跟巴西、南非和其他犯罪盛行和仇富、以赎金为目的的绑架成为一个重要产业的新兴国家一样，墨西哥的超级富豪往往倾向于低调行事。他们乘坐防弹车，被保镖簇拥，同时努力让自己看上去不起眼。墨西哥大亨卡洛斯·斯利姆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是从他位于墨西哥城的家中你看不到这一点，那是一座只有六间卧室和一个小游泳池的私宅，隐藏在高墙之后。与此相反，我曾经跟印度某位顶级富豪深入北方邦这个犯罪猖獗的蛮荒之地，这位富翁唯一的保护是他身上的衣服，却感觉万无一失。就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房产而言，说印度的富豪对炫富感到泰然自若毫不过分。这栋豪宅有40万平方英尺，27层，在孟买最奢华的地区依然格外抢眼。这看起来有些过于奢侈，但印度的社会环境仍然比墨西哥更加健康。墨西哥的富豪更富有，恐惧也更深。
并不是只有富豪才生活在恐惧之中。持续了数十年之久的墨西哥毒品战争主要是毒贩跟警察或其他毒贩交火，但是不可避免地存在溢出效应。越来越多的墨西哥富人和企业家正在谋求获得一种特殊的美国签证，使他们能够通过投资美国企业而逃离墨西哥。我刚刚听说某个商人的故事，他在华雷斯城经营着一家医院，就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边境的另一侧，但出于对毒品暴力的恐惧，他一度不允许家人前往哥伦比亚。现在华雷斯的毒品暴力迫使他搬到了得克萨斯州，只有在必要时才在荷枪实弹的警卫陪同下前往他所经营的医院。与此同时哥伦比亚的毒品问题已经得到极大改善，他的家人会去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麦德林度假，这座城市在5年前还被认为是世界的谋杀之都。
墨西哥的毒品战争从某些方面来说源于卡特尔的企业文化。10年前哥伦比亚贩毒集团被清理之后，贩毒卡特尔的权力中心转移到墨西哥这个各种垄断的培养皿中，这或许不足为怪。当费利佩·卡尔德龙总统在2010年警告说墨西哥贩毒集团“试图通过武力来获得垄断，甚至试图制定自己的法律”时，他也可能是影射现有的墨西哥寡头们。在很大程度上，卡特尔把北方边境地区开辟成了通往美国的走廊，每个卡特尔或多或少地都守着自己的地盘。唯一的例外是政府除掉了某个卡特尔领导人，引发了其下属和对手争夺地盘的战争。
毒品生意作为一种平行经济进行经营，对常规经济的影响不大。卡尔德龙在2006年决定发动军队打击毒品卡特尔，造成了斗争的升级，因毒品问题造成的死亡人数从2007年的2 500人上升到2010年的1.3万人。但是墨西哥公司的股价似乎不受这些暴力干扰，受美国和全球经济趋势的影响仍然远远超出这些局部战争和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
墨西哥的亚洲对手
美国与墨西哥共同进退。美国经济每增长1%，会在墨西哥经济产生1.2%的增长，美国经济的衰退也会产生规模相当的反向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墨西哥的经济状况更接近亚洲，而不是拉丁美洲，因为墨西哥对出口美国的制造品的依赖要远远高于对亚洲的商品出口。这意味着墨西哥跟中国进行面对面的直接竞争，而且在过去10年的早期阶段，中国吃掉了墨西哥的午餐。拥有更高的生产力增长速度和低得多的工资水平，中国就像一辆注定要毁灭墨西哥经济的重型卡车。在1994年墨西哥比索崩溃之后，对美贸易重振了墨西哥经济，因此墨西哥认为它的主要优势处在中国的直接威胁之下。如同美国和日本等其他制造业大国一样，对工厂就业岗位的“中国威胁论”成为墨西哥流行的辩论主题并引发高度的公众忧虑，但其他拉美国家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这种担心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墨西哥的某些行业，比如纺织业，确实输给了中国，但其他行业并非如此。中国的工资水平目前在急剧上升，形势开始朝着有利于墨西哥的方向发展。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在2002年比墨西哥低240%，现在的差距仅有13%。毗邻美国边境以及运输成本上升也让优势开始向墨西哥倾斜，对那些生产汽车等大型产品，以及为美国供应链准时供货（及时补货，从而降低零售商的库存并增加利润）的工厂来说尤其如此。相对于大多数新兴市场的货币来说，墨西哥的比索仍然相对便宜，这对出口来说又是一项优势。因此如果墨西哥还存在任何希望，那么希望应该在它的制造业。
现在墨西哥正处在低谷中。如果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很多国家借贷过度，它还暴露了墨西哥借贷过少。在21世纪的头10年，新兴市场中银行向企业和个人发放的贷款平均增加了2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了50%；墨西哥仅仅增加了3%，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升至24%。这确实值得引起关注：资本主义没有信贷就不能运转，而墨西哥的信贷比拉丁美洲其他地方增加得都要慢。即便是在1994年的比索危机中，墨西哥的主要银行仍然对信贷保持了难以置信的紧缩政策——在一个非竞争市场中，这种低迷很常见。（这也是日本经济停滞的部分原因，日本的银行借贷多年前就冻结了。）近年来推动拉美其他地区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是银行把信贷以大胆和创新的方式扩大到之前没有获得信贷的低收入地区。在墨西哥，没有哪家银行愿意惹这个麻烦。
通常情况下即便是银根紧，大型私人垄断企业也会破例得到贷款。在过去10年中，很多垄断企业通过借贷来建立全球业务，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不错，直到2008年危机暴露出很多缺陷。一些国外业务被证明成本过高。比索崩溃了，资本的特殊垄断价格一路飞涨。墨西哥一些全球巨头经历了股票暴跌，尤其是墨西哥水泥公司，还有一些企业则回撤到国内市场。
全球金融危机已开始侵蚀寡头垄断的城池和特权。在压力之下，大亨们开始打破不得攻击彼此老巢的不成文规定：较小的水泥企业开始跟墨西哥水泥公司竞争其长期客户。规模较小的电信公司开始更加努力地敦促政府质疑墨西哥美洲电信公司高昂的接入费用和终端费用，这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司由卡洛斯·斯利姆所有，过去一直把控着墨西哥的电信业。政府开始倾听这些呼声，并在2011年通过了一项反垄断法案，对限制竞争的做法实行严厉惩罚，包括高额罚款和把高管投入监狱。反垄断法案通过之后不久，美洲电信就因终端费用被开出了10亿美元的罚单。斯利姆进行了反击，可能会把这个案子在法院拖上好几年。这至少表明了政府愿意跟垄断进行较量的初期迹象，再加上大亨内部爆发的冲突，至少预示出墨西哥朝着真正竞争的转变。但墨西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总统卡尔德龙总体表现平平。他执政之后的首要任务包括改革劳动法、纠正能源行业的功能障碍，以及提高政府收入。截至2011年中期，他在这些方面没有取得任何有意义的进展。
墨西哥并不是由寡头主导的唯一新兴市场，菲律宾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但在菲律宾，我看到了变革的路线图，以及新总统的改革决心。菲律宾的任务也容易得多，该国的人均收入只有墨西哥的1/4。国际上普遍认为墨西哥的经济在未来几年将会继续表现不佳。墨西哥央行预计本国经济只有2.5%的增长率，这仅为大多数新兴市场增长潜力的一半，甚至更少。
墨西哥选民对日益恶化的安全形势、被地方官员和警察剥削的持续威胁以及疲软的经济增长感到沮丧。政府对民众的愤怒反应缓慢，部分原因在于很多墨西哥人选择离开这个国家，而不是留在国内推动变革。在2006~2010年间，移居国外的墨西哥净人口达到240万人，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中国的总人口比墨西哥大12倍，净流出人口在世界排名第二，为170万人。）要实现真正的变革，政治阶层需要面临更大的压力，因为最初正是政客们催生了寡头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