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跟国家主义者进行了诸多较量之后，政府中的改革者们已经逐渐销声匿迹。多年以来，克里姆林宫一直存在某种程度的公开斗争。在这一点上，俄罗斯绝对是非常独特的。这不是一种健康的透明。不择手段地争权夺位似乎成了一种目标，最终阻碍了俄罗斯前进的脚步。
为了重获发展势头，俄罗斯不仅需要一种新的非石油经济模式，还需要一种新的非沙皇心态。
人们常说“金钱说话，财富低语”，但在莫斯科，财富是在吧台上跳舞。
人们经常把很多发展中国家描述成“充满鲜明对比的地方”，但是俄罗斯与此不同。它更极端，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政府对人们在电视上的言论严加控制，但是对报纸却听之任之。俄罗斯的人均年收入大约是1.3万美元，但却可能是唯一国民如此富有却时常担心断电的国家。很多莫斯科人开着昂贵的德国车，却没有规范的出租车服务。如果要打车，你可以打电话叫一辆配有通信设备的车，也可以在路边拦下一辆没有任何运营标志的私车。作为主要的小麦出口国，俄罗斯不得不进口数百万吨肉类和家禽来满足国内消费。这就难怪外人很难弄明白俄罗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且经常改变之前的看法。自从1995年对外开放之后，俄罗斯股市大部分时间要么是世界上表现最好的前三名，要么是最差的前三名。
人们常说“金钱说话，财富低语”，但是在莫斯科，财富是在吧台上跳舞。这里是超级暴发户炫富的世界之都，他们的奢华生活无与伦比。这里有周末的狂野派对，有豪华酒店侍奉左右的高级妓女，还有上万美元的香槟酒。我在很多其他新兴国家的首都看到过奢华无度，但莫斯科把这种无度发展到了极致：我知道俄罗斯商人周末去采蘑菇——是坐直升机去的。当地的历史学家把上层这种无节制的消费比作古罗马帝国最后的颓废时光。跟北方圣彼得堡有河道穿过不同，俄罗斯的二线城市外表灰暗而冷酷，仍然是苏联时期的外观和风尚。
在俄罗斯国内旅行就像在玩时空穿越：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有一条从德国进口的超现代高速铁路连接，而俄罗斯其他铁路线上的机车平均年龄是20岁，这表示将近一半的火车在苏联时期就投入使用了。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的440英里现在只需要不到4小时，而从莫斯科到被称为“第三首都”的喀山，同样的路程却需要13个小时。政府投资过少——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还不到中国的一半——让这个体系的裂缝日益明显。尽管汽车销售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豪华汽车尤其畅销），莫斯科市内和周边的道路却支离破碎，让莫斯科成为世界上最拥堵的首都。每个主要的新兴市场（巴西除外）都在21世纪的经济繁荣时期对主要机场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但圣彼得堡的普尔科沃机场依然庞大笨拙、破旧不堪，是苏联时期的另一个遗迹。
这种矛盾不单单表现在文化上，还渗透在俄罗斯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克里姆林宫允许企业在零售、互联网、媒体和其他消费领域蓬勃发展，却继续对战略性行业施加国家控制，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尽管石油和天然气在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略高于20%，世界银行表示这个数字或许太低了，原因在于复杂的会计制度，而且这绝对低估了石油的关键作用。目前石油占到俄罗斯联邦收入的一半，出口的2/3，提供了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力。如果石油价格下跌30%，俄罗斯的经济增速几乎将确定无疑地下降到零。结果是，俄罗斯经济在两套体系之下运行，一套有一定的自由，另一套完全独裁。2007年，我把这些矛盾看成俄罗斯在成为欧洲经济强国过程当中的一个发展阶段，现在看起来这更像一个准永久性的状态。
俄罗斯是一个迷失的石油国家。这个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经历了混乱的过渡，经济要重新站稳脚跟，又爆发了车臣战争。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自身摇摆不定、酗酒和不断解雇高级部长加剧了国家的不稳定，让俄罗斯债台高筑。叶利钦政府一个最大的经济失败是对国有行业进行拙劣的私有化。这个过程演变为把有价值的企业低价出售给与政府有良好关系的寡头。在经历了所有这些混乱之后，俄罗斯需要稳定，而弗拉基米尔·普京在2000年当选总统，带来了这种稳定。叶利钦时期出现的政治自由大部分已经消失，但是纯粹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普京让俄罗斯为随后10年的繁荣作好了准备。
很多新兴市场的新任民粹主义领导人让华尔街感到害怕，而普京在最初更像一个谜。克格勃特工的早期经历加上坚毅的性格，普京引发了外界对俄罗斯回到苏联时期，甚至重启冷战冲突的担忧。关于他从圣彼得堡市政府的办公室中迅速崛起人们知之甚少，这引起了对他的意图的各种猜测。以47岁的年龄崛起，普京可以执政很长时间。但至少在8年的时间中，普京提供了俄罗斯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他与寡头们达成了一项协议，只要远离政治，他们就可以长期保有各自的公司。他对外部投资者表示出欢迎，并且迅速把俄罗斯的债务置于控制之下。
普京为俄罗斯对待石油财富的态度注入了健康的偏执和谨慎。21世纪初，当石油价格突破每桶30美元时，普京和他的高级经济助手们深恐油价会回落到20美元，因为石油和天然气已经占到俄罗斯出口的50%，占到联邦收入的30%。基于20世纪90年代石油价格下滑带来的创伤记忆，他们的计划重点放在石油价格万一下降的对策上。他们通过一个称为“石油稳定基金”的应急账户来储存石油利润，到2007年这个基金拥有超过2 250亿美元。
在最初几年，普京推动了一些关键改革：巩固银行，简化创办公司的繁文缛节，把个人所得税减少到13%，所有这些对引发消费热潮都起到了辅助作用。随着石油价格的上升，资金开始流入。莫斯科的街道开始看上去像是欧洲，咖啡馆和欧洲品牌零售商随处可见。非常丑陋的国产拉达车被奔驰和宝马所取代。米兰和巴黎的最新流行趋势代替了原本难以消除的20世纪70年代风格。俄罗斯人通常拥有一部以上的手机，而只有70%的中国人拥有一部手机。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俄罗斯的人均收入从1 500美元上升到1.3万美元，是中国的两倍还多。这些举措实现了很多俄罗斯人希望重登冷战时期全球大国地位的愿望。
2007年，我把普京描述成为数不多的理解经济成果和政治成功之间的联系的新兴市场领导者，当时普京早已广受欢迎。那时候俄罗斯的经济似乎开始走向多元化，包括媒体、消费品和零售在内的非石油行业蓬勃发展。尽管对石油、天然气和采矿等战略性产业的国有控制加深，以及通过可疑的指控把石油巨头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投入监狱，吓退了很多外来投资者，但是那些愿意忽略霍多尔科夫斯基事件的投资者收获颇丰。回想起来，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俄罗斯见证了一场新兴市场中最为强劲的内需繁荣。银行、媒体和消费品公司的股票炙手可热。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股价则方向不明地缓慢移动，因为受制于“俄罗斯折扣”，这种折扣被赋予那些被认为是克里姆林宫控制对象的公司。尽管这些公司或许坐拥价值不可估量的油田，它们的运营很明显是为了俄罗斯财政部或内幕交易者的利益，而不是小股东的利益。在2003~2007年间，俄罗斯的经济增速平均接近8%。尽管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更快，俄罗斯公司却更加有利可图，因为克里姆林宫的强势干预吓退了很多国外竞争者。
当普京乱了头绪
然而到了2007年下半年，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开始改变。骄傲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而滋生。俄罗斯原油价格从2006年初到2008年中期激升了超过200%，达到每桶140美元。普京政府放弃了早期的恐惧，开始相信石油价格将会由于中国和其他主要新兴市场的需求增加而持续上升。对政府开支的审慎做法也被丢弃，莫斯科越来越显示出购买民众支持的意愿：俄罗斯没有像很多国家那样削减养老金，而是在2007年提高了养老金，此后养老金与实际工资的比例从25%上升到40%。有超过一半的俄罗斯人依靠政府度日，40%领取社会福利，12%是政府雇员（美国的可比数字是28%）。经济中的国有部分比例接近50%，而且俄罗斯是除中国以外唯一一个国有企业总市值占到股市总市值一半以上的国家（俄罗斯的数字是56%）。
在2008年的全球危机中，俄罗斯是受灾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经济收缩了10%，增速从危机之前7.2%的峰值下降了一半。为了减轻影响，俄罗斯政府动用了石油稳定基金，基金规模从2008年底的2 250亿美元萎缩到2010年底的1 140亿美元。俄罗斯需要石油价格保持在每桶100美元之上来保持预算平衡（至今仍然如此）。当价格下降到2009年的每桶50美元时，克里姆林宫的财政陷入赤字。普京在这10年初期建立起的盈余到2010年已经变为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预算赤字。
此外，在一场缓慢复苏中通胀应该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但在俄罗斯这个问题日益严重，通胀率在2010~2011年两年中平均达到7.8%，而新兴市场的平均水平为4.5%。只有比俄罗斯增长快得多的印度和受到“阿拉伯之春”运动影响的埃及拥有更高的通胀率。增长缓慢和物价上升表明潜在增长速度急剧下降：跟巴西一样，俄罗斯一直对新的工厂、道路和设备投入很少，工人的生产力越来越低。
至少在2008年以前，俄罗斯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东山再起的故事，直到金融危机揭示出俄罗斯缺乏制度实力和政治意愿实施真正的改革，来维持长期的强劲增长，尤其是俄罗斯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大的经济体。从人均收入1.3万美元的水平上获得增长所面临的挑战，与10年前人均收入为1 500美元时截然不同。从2008年开始，除石油产业之外，本土汽车制造和房地产等行业经营惨淡，而消费品行业和零售业则发生增长停滞。俄罗斯需要在石油之外找到新的收入来源。它现在为实现4%的经济增长速度而挣扎，在追赶西方的竞赛中已落后于竞争对手。
普京或许是那个把俄罗斯从1999年的混乱中拯救出来的人，那时俄罗斯的经济处在危机当中，车臣战争正如火如荼，但现在还不清楚他是否有正确的理念带领俄罗斯进入下一个经济发展阶段。普京在2008年从总统变成总理，2012年初又重新当选为总统。他可以担任两届总统直到2024年，把他作为俄罗斯最高领导人的时间延长到1/4个世纪。
路规：当执政者失势时要保持警惕。不管是什么样的政体，当领导人试图延长对权力的把持时都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因为他们往往会形成一种独裁，而且关注的重点将会转移到保护既得利益上，或者不思进取。在成熟的民主政体中，这种领导人将被他们自己的政党体面地解职，即便他们曾被视为改革的动力。英国在最近几十年中就这么做了两次，分别针对右派的撒切尔夫人和左派的托尼·布莱尔。但是最糟糕的守旧领导人都在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包括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要么取消任期限制，要么任命自己为终身总统。近年来，新兴市场的普遍成功已经让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领导人确信他们自己是取得这些成功的根源。从喀麦隆和尼日利亚到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不称职或腐败的领导人成功地获得了延长执政时间的权力。一个迂回的解决方式是自己下台，让配偶上台。内斯特和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夫妇就是这样延长对阿根廷的控制的。阿根廷的发展非常糟糕，从华尔街“新兴市场”的名单中被降格为“前沿市场”。前沿市场国家法律意识薄弱，执法则更加乏力。
俄罗斯现在是这种守旧领导圈子的典型。反对普京的人从2008年以来翻了一番，在2011年底达到40%，而当他宣布将在2012年再次参选总统时，支持率加速下降。如果普京在两个总统任期结束之后的2008年见好就收，他将成为战后俄罗斯最成功的领导人之一，但是现在这种可能性面临极大的风险。
消失的中层
俄罗斯不存在中间地带，中小型企业的比例低于其他主要新兴市场。这些小型、有活力的创业公司对于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崛起至关重要，但它们在俄罗斯几乎不存在。这是一个由受到良好保护的国有巨型企业和你从未听说过的夫妻店组成的经济。
在发展经济学中有一句老话：富有的国家创造丰富的产品。韩国和中国台湾生产高科技产品，韩国打造了包括三星和现代在内的全球消费品牌。莫斯科证券交易所没有一家上市公司是大型全球制造公司。对于第一个把人类送上太空、在经济学和科学领域产生了27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可悲的结果。俄罗斯企业并不是重要的国际竞争者，甚至在伏特加等国家标志性产品方面也是如此。今天全球排名前五的伏特加品牌没有一个属于俄罗斯。
另一个简单却往往被忽视的差距是地理因素。俄罗斯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20个国家之一，实际上只有5座城市拥有足够的人口和收入来吸引全球知名品牌。看一下马格尼特公司为自己设置的挑战。从门店数量来说，马格尼特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零售商（超过4 000家门店）。这家公司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食品便利店开始，拓展到出售“一个家庭所需要的一切”的“超级市场”。马格尼特公司以每8小时开设一家门店的非凡速度进行扩张，目的是让年收入实现40%~50%的增长。但是俄罗斯只有800个城市，而且其中只有12个城市的人口超过百万，马格尼特要在那些只有5 000居民的小城镇中寻找开业点。分析者认为，有时候他们最终只是在比棚屋大不了多少的建筑上挂上自己的门店标志。供应这个四处延伸的网络是一个巨大的物流挑战，冷藏食品卡车需要奔赴横跨5 000英里领土的数千个网点。
俄罗斯的财富和权力越来越向莫斯科集中，政府对企业也施加了越来越多的控制。俄罗斯现在有100位亿万富翁，仅次于中国（115位）和美国（412位）。居住在莫斯科的亿万富翁就有69位，在全世界的城市中是密度最大的。虽然俄罗斯的经济规模（1.8万亿美元）和股市规模（总市值7 850亿美元）大约是中国的1/4，其亿万富翁拥有的财富却几乎是中国亿万富翁的两倍，并且面临的竞争更少。2011年的《福布斯》亿万富翁排行榜显示，曾在2006年排名前10的俄罗斯富豪中仍有8人入选，很多人都来自那些在20世纪90年代以低价获得了叶利钦甩卖的大型企业的利益集团。
当然，亿万富翁的变化之少应在意料之中，因为有近80%的俄罗斯亿万富翁加入了商品行业，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在这些业务中，政府的保护往往决定了企业的成败，如果与政府有关联的富豪们把靠山照顾得很好，就可以多年延续这些利润丰厚的合约。在石油和原材料行业之外，俄罗斯产生的财富较少。在亿万富翁之下，俄罗斯缺乏一个比较富裕的阶层。尽管俄罗斯亿万富翁的数量世界排名第三，但百万富翁的数量甚至没能进入波士顿咨询公司所做排名的前15位。中国亿万富豪的人数世界排名第二，百万富翁人数则排名第三，有110万人。
许多局外人通过追随大亨在俄罗斯参与这场投资游戏。他们试图揣摩出石油产生的利润流入各家口袋的多少，然后把赌注押在那些跟当前政权关系最密切的富豪身上。在2011年提供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花旗银行的一位分析师试着去说明“租金”——对垄断利润的蔑视性行话——在俄罗斯正在如何流动，有多少流向了选民，有多少投入了经济发展，有多少“被寡头攫取”。然后这篇报告建议客户“紧跟那些成功获得租金流的寡头”，并挑选出一些它认为占据有利地位的公司。
这是投资者在新兴市场中常犯的一个典型错误。追随大亨听上去是利用可靠消息的聪明做法，但是存在巨大的风险，因为政权一旦倒台——这会发生得非常突然——有些大亨的财富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这在那些把赌注押在跟有权势的领导人有密切联系的巨头和公司之上的投资者中反复发生。这些领导人包括泰国的他信（在2006年的政变中下台）和埃及的穆巴拉克（在2011年的民众抗议中下台）。
俄罗斯经济缺失的另一环是银行业。与欧洲相比，俄罗斯几乎不存在现代银行业。银行体系被一家大银行主宰，而且俄罗斯人很少在国内进行投资，因此很难得到任何形式的贷款。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几乎不存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仅占大约3%，是新兴市场中最低的。大多数俄罗斯人用现金买房子。小企业的商业贷款利率为15%~20%。俄罗斯的贷款总量非常少，在国内生产总值当中的比重接近埃及这些穷得多的国家。金融业跟尼日利亚等前沿市场非常相像，而跟其他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差距较大。
因此当2008年的危机临近时，许多富豪转向外国银行寻求信贷。克里姆林宫基本上不知道很多俄罗斯公司都负债累累。俄罗斯某家大型国有石油公司甚至不得不用未来的石油供应作为交换，从中国的国有银行贷款。那些处在第二梯队的国有企业的麻烦更大，当危机加剧时，外国债权人和投资者开始快速撤离。为了遏制资金流出，防止卢布崩溃，俄罗斯是2008年大衰退期间唯一被迫提高利率的大国，短期利率从6%飙升至29%。
俄罗斯之所以金融业缺失，部分原因在于它是唯一在过去20年中经历了两次货币崩溃的大国。卢布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贬值，在1998年的危机中再次贬值。在大萧条期间，当时的苏联是唯一经历了典型的银行业危机的新兴大国，央行被迫向那些陷入困境的银行注入廉价债务来挽救它们。这让俄罗斯跟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和乌克兰处在了同一行列。当外国资金在2008年的危机中突然枯竭时，莫斯科证券交易所在两月之内下跌了74%，是世界上遭受打击最为严重的股市。
俄罗斯的大亨们几乎被消灭殆尽，他们中的许多人用股票作为国外贷款的抵押品。为了救助他们，克里姆林宫动用了外汇储备和石油应急基金。与政府关系最密切的大亨们得以幸存（这就是亿万富翁名单变化不大的原因），但资产规模缩小了。结果是经济的巨大倒退，表现为更多的国家控制，收入却没有增加。
在救助过程中，克里姆林宫鼓励采矿等行业忧心忡忡的企业主把股票转让给跟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关系密切的人。在危机中，矿业寡头被迫用大量股票作抵押，从政府部门那里换取用于避免破产的贷款。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赎回这些抵押品，因此克里姆林宫对那些获得援助的商人形成了巨大的控制力，而俄罗斯的国库一无所获。莫斯科的商人中有传言说，克里姆林宫极力鼓励这些寡头为南部城市索契提供价值数亿美元的项目资金，支持索契承办2014年冬奥会。现在很多俄罗斯公司在跟外国投资者会面时，第一个被问到的问题是：“政府希望从你那里得到什么？”
俄罗斯正在进行一场政治犯罪，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正在加深。俄罗斯各行业的公司几乎都有一个部门是我在其他地方很少见到的：专门应付政府官员索贿的团队。这很难说是一个提高效率的办法，但一家小企业越赚钱，找上门的人就越多。许多俄罗斯人选择了放弃并离开这个国家，这是俄罗斯小企业乏力的原因之一。
即便那些拥有良好政府关系的寡头也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了信心。从2004年到2008年，资金还在不断流入俄罗斯，但是2009年情况发生了反转。外商直接净投资在2010年是负的95亿美元，这意味着俄罗斯人对海外工厂和企业的投资远远超过了外国人对俄罗斯的投资。事实上，俄罗斯可能是唯一正在遭受私人资本大量加速流出的主要新兴国家。2011年，俄罗斯央行估计资金外流达到了800亿美元，而2006年是420亿。这种资金外流速度表明，大亨们越来越担心俄罗斯的缓慢增长和腐败的商业环境。
有时资金的流向是很清楚的。不久前，一位俄罗斯富豪在硅谷斥资7 800万美元购买了一套豪宅，成为房地产业的头条新闻。有时资金流向则是令人困惑的。俄罗斯企业报表中的一处反常是高利润并不总是反映在现金流中，这暗示着现金被转移到有争议的采购中了。法国南部的房地产经纪人说，费拉角和蒙特卡洛有很多高端别墅——价值在2亿~4亿美元——被俄罗斯寡头和大型国企买了下来，用作高官的度假别墅。我怀疑这不是巧合。
俄罗斯的商业环境同样令外国人抓狂。根据世界银行对经商环境的调查，在183个国家中，俄罗斯排名第120位。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仍然要求商务旅客和游客在前往俄罗斯大使馆签证前，先向俄罗斯外交部提交正式申请的大国。这不利于创造便于经商的环境，如果俄罗斯想把莫斯科打造成一个全球金融中心，经商环境尤其重要。
读懂俄罗斯所谓好消息的言外之意
虽然如此，一些迹象表明，普京和他的团队已认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2010年底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普京要求主办单位邀请外国投资者就俄罗斯的经济做出一个坦率的评估。在国家电视台的摄像机和内阁高管的注视之下，我为普京作了阐述，说明俄罗斯经济将很难以过去10年的速度增长，因为商品价格不太可能保持近年的飞涨；俄罗斯的成功主要是基于大宗商品；对于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来说，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太大了。普京似乎听得很专注，一直在做笔记，并回应说俄罗斯政府将从一些非战略性行业中退出。
但即便是俄罗斯这些积极的迹象，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虚伪。在我跟普京会面之后，俄罗斯政府宣布了一项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计划。但是，“私有化”在俄罗斯的意思是政府通过出售把企业所有权从60%减少到51%。政府拥有的股票变少了，但仍然控制着公司。
俄罗斯或许是新兴世界中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克里姆林宫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也令人失望。俄罗斯的劳动力人口在2010~2015年每年将减少87万人。这相当于劳动力人口每年减少近1%，是欧洲平均水平的两倍，也是大型新兴市场中唯一发生人口衰退的国家。2010~2015年，印度的劳动力人口每年将增加将近2%，中国每年将增加0.5%（此后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也会开始下降）。
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办法是移民——让国外的年轻家庭进来——但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一直抵制这个办法。或许是由于前苏联共和国争先恐后的独立引发了怨恨，俄罗斯在这些国家剥离之后就关上了大门。但是2007年，俄罗斯制定了新的政策，让俄罗斯成为为数不多的几个发生人口净流入的大国。在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中，只有俄罗斯和美国拥有净流入人口（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都存在反向的移民潮）。俄罗斯在2011年预计接受了4万移民，主要来自中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移民潮是一项优势，但作用很小。移民进入俄罗斯是一件好事，但是4万人对于1.4亿人口来说微不足道，并不足以平衡俄罗斯严峻的老龄化问题。此外，由于大多数移民是俄罗斯人或者说俄语，实际上在离开多年之后又重新回到了俄罗斯，这种表面上的对外开放最后看上去更像是另一次内部挖潜。
种种改革迹象由于其背后原因而变得徒劳无功，甚至成为空想，这种模式一再上演。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总统一直是斯科尔科沃市发展的主导力量，这座城市位于莫斯科以西大约500英里，是创业科技公司的孵化器。这听上去相当具有现代意识和前瞻性，但内部人士认为这主要是让俄罗斯的企业家与克里姆林宫建立直接联系，从而避免受到贪官的侵害。当克里姆林宫最近决定关闭莫斯科的一个露天市场时，俄罗斯大型连锁企业的投资者们非常高兴，因为这个露天市场显然是一个有悖健康、安全和税法的藏污纳垢之地，也是黑市长期存在的一个标志，合法的上市公司很难与之竞争。但是稍微深入考虑一下：合法零售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其实并没有把这视为朝着更加开放守法的经济前进，而是对露天市场所有者的一次报复，因为他们在车臣的某个酒店项目中显然拒绝与克里姆林宫的高官合作。
在跟计划经济派进行了诸多较量之后，政府中的改革者们已经逐渐销声匿迹。多年以来，克里姆林宫一直存在某种程度的公开斗争。在这一点上，俄罗斯绝对是非常独特的。这不是一种健康的透明。不择手段地争权夺位似乎成了唯一目标，最终将阻碍俄罗斯前进的脚步。
直到2011年底，普京仍然享有超高人气，这反映了梅德韦杰夫的一位高级助手在一年前对我描述的“沙皇心态”。他说俄罗斯是一个推崇父权人物的国家，民主意识和自由市场意识淡薄。这算不上对俄罗斯的一种新的解读，但是从克里姆林宫内一位重要成员和改革派口中听到这些，还是别具意味的。这对俄罗斯意味着什么？在所有的主要新兴市场中，俄罗斯是最后一个弥补2008年大衰退期间生产损失的国家，而俄罗斯经济直到2011年底才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最高水平。为了重获发展势头，俄罗斯不仅需要一种新的非石油经济模式，还需要一种新的非沙皇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