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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次口述（8）

1946年马坚在季羡林之前，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参加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组建，并亲自在该系建立*语专业。马坚先生的夫人马存真回忆说：“当时是既无教材，也无前例可循，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他肩负重任，独自一人给首批中国自己培养的*语大学生开出了*语、高级*语、*宗教史、*教育史和《古兰经》研究这5门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为专业的发展打开了局面。他重视教材建设，积极编写*语教材，系统归纳了*语语法规律。他所确立的一整套*语语法概念和术语，一直为国内各高等院校阿语专业沿用至今。”“他奠定了中国*语教学的基础，开辟了*语教学的新时代，使*语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进入高等学校。”“他还付出大量心血，主编了《*语汉语词典》。甚至在糖尿病加重而住院治疗期间，仍然耐着盛夏酷暑，挥扇坚持工作，使医生、护士和病友为之感动。为了把住质量关，他在定稿时对每一个词条都要反复研究，博采众长，斟酌再三。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终于使这部具有重要意义的词典得以问世，为中国人学习使用*语提供了最基本的工具书，也为以后编写各种类型的阿汉词典和汉阿词典奠定了基础。”

北大*语专业英年早逝的邬裕池老师在《平生风仪兼师友——忆马坚先生》一文中写道：“马坚先生对自己是勤奋刻苦，学而不厌；对学生则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尽可能地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年轻一代，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虽然身染沉疴，长期缠绵病榻，然而只要有人前来请教，他总要挣扎着起来不辞辛苦地介绍有关资料，或反复思考作出详尽的答复。”又写道：“马坚先生在努力培养和造就大批大学生的同时，还非常重视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用很大力气指导青年教师阅读原著，如语法原著《克里莱和笛木乃》和《一千零一夜》。”

马坚从1946年到北大任教直到1978年病逝，共在北大工作了32个春秋。他以自己辛勤的工作开辟了中国*语教学的新时代，迎来了中国*语教学的巨大变革。他为我国外事、文教、出版、科研、宣传等部门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语言文化人才，成为发展中阿关系和**文化研究事业的骨干力量，有的还是国家重要的领导干部。北大阿语教研室中，他的学生已是四世同堂，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1949年以后，中国各民族的关系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回汉关系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的时代。从根本上说，这是中央政府实行正确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结果，但马坚先生作为一个有重要影响的穆斯林学者，也为消除民族隔阂、推动这一政策的顺利实施，作过许多积极的努力和有益的工作。马坚先生认为，民族隔阂除了历史上反动政府鼓吹民族沙文主义、推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原因之外，民族之间缺少充分了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为此，他运用自己丰富的*学识，撰写了大量文章，一方面解除回族有些人在参与全民共同活动的某些疑虑，一方面又从维护民族大家庭团结的真诚愿望出发，对某些无知现象提出了坦诚的批评。1951年1月10日，《光明日报》在发表卢洪基的文章中，将穆斯林的先知穆罕默德与美国强盗（时称美帝国主义）相提并论，引起北京穆斯林强烈不满。16日，各界穆斯林代表汇集中山公园，召开声讨大会，表达对作者及报社的义愤。会上，《光明日报》代表作了诚恳的检讨。19日，为澄清事实真相，《光明日报》发表了穆斯林学者马坚教授的长文《穆罕默德的宝剑》，批评了作者的无知，从而达到了促进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维护国家安定团结的目的。2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新华社也全文播发。

第二十三次口述（9）

马坚（1906—1978），字子实。云南省个旧市沙甸人。在家乡上小学、高小，1922年，考入昆明成德中学。1925年，成德中学毕业。1929年，来到上海*师范学校阿文班就读。1931年12月29日，抵达埃及开罗，在爱资哈尔大学宗教学院读书。读书期间开始翻译埃及著名学者穆罕默德·阿布笃的《回教哲学》，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将《论语》翻译成阿文，1935年，开罗古籍出版社出版。1935年下半年，转到爱资哈尔大学*语言师范学院继续深造。1936年翻译侯赛因·吉斯尔的《*教真相论文集》，中文译名是《回教真相》，1937年在上海出版。1939年结束了埃及8年留学生涯，1940年赴上海参加中国回教学会的译经委员会，利用空闲时间翻译白话文《古兰经》。1941年《*教育史》在重庆出版。1942年，受聘于云南大学，开设*文化讲座，《回教哲学史》在重庆出版。1945年，白话文汉译《古兰经》初稿完成。

1945年底1946年初，北京大学因为有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的推动，经胡适校长、傅斯年代校长、汤用彤文学院院长批准，准备筹建东方语言文学系。经向达和白寿彝教授推荐，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教授代表北大聘请马坚到北大任教。1946年10月，马坚偕夫人马存真到北京，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开设阿语专业。季羡林也于稍晚一些时间到系，从此马坚与季羡林成为同事，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直至1978年去世。

当时的东语系名称叫东方语言文学系，是北京大学最小的系，教员除了季羡林、金克木、马坚，还有藏语的于道泉。当时的条件极差，几乎是白手起家。他们共同创过了很多难关，终于把东语系办起来了。后来又增加了两位教师，但是学生的数目很少，学生要少于老师。全系开会的时候，在一小间十几平方米的教室还坐不满。到了解放前夕，胡适批准了马松亭大阿訇推荐的十几名*语的学生入系，才壮大了系的队伍。而马坚当时成了学生最多的教授。后来在建国前夕，胡乔木到季羡林住的翠花胡同，征求季羡林的意见，想把南京的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的一部分、南京边疆学院的一部分合并到东语系，这时候，东语系从最小变成了当时北大最大的系。

1951年1月19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穆罕默德的宝剑》，3月2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有一天，季羡林的清华老同学胡乔木同志去看季羡林。告诉季羡林说：“请你转告马坚先生，毛泽东先生认为他那两篇文章：《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和《穆罕默德的宝剑》写得很好，增强回汉两族人民的团结。请你向他在示谢意！”1959年，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伊拉克，马坚、白寿彝系团员，季羡林为团长。

到1950年代以后，阶级斗争无所不在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这种思想甚至在教材编写的时候也表现出来了。有一年，*语教研室选了一篇*国家的一个著名作家写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文章，语言生动流畅，描绘的色彩绚烂，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但是这样的文章，不可能涉及到政治的内容，学生读了，不仅可以学到地地道道的*语，而且还能够领略美好的自然风光。然而就是这样一篇课文，有人提出异议，硬把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风光写得如此美丽，岂不是长资本主义的威风？季羡林作为系主任也不得不出面调停，他特意让人把它翻译成中文，供大家讨论。像这样的事情在现在看来都是笑话，但那时候谁也不敢掉以轻心。马坚先生在“*”中被批斗，也是与所谓的白专道路有关系的。

第二十三次口述（10）

1960年，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各国青年代表时，马坚任翻译，毛泽东向众人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时，举例说；“马坚先生是信仰*教的，不是共产党员，我是信仰马列主义的，是共产党员，但这不妨碍我们一起工作和合作呀！如果没有他，你们讲*语我听不憧，我讲的汉语你们也就不憧，现在我们彼此都沟通了，这就是说我与马先生合作得很好么！”

1973年工宣队搞了一些麸子，做成糠窝窝，又蒸了一些糖三角，每人各发一个，要求先吃糠窝窝，后吃糖三角，算是“忆苦思甜”。马坚不知道吃的要求，把二者合在一起吃了，结果招致现场批判，被勒令写出书面检查，第二天，马坚的检查贴在东语系一楼东头楼梯口：“昨日我没有先吃糠窝窝，后吃糖三角，而是一起吃了，这不符合工宣队的要求，因此我作检查。——人老心红战斗队，67岁队员马坚。”落款的“人老心红战斗队”纯属政治幽默。

1978年8月16日凌晨，马坚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顺命归真。有译作《*通史》、《*半岛》、《古兰经》、《*通史》，组织东语系*语教研室教师集体编写《阿汉词典》。1984年，经中国伊协认可和世界伊盟同意，*世界最高权威出版机构——沙特*王国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出版社出版了马坚《古兰经》译文中阿对照本，这是对马坚毕生致力于译经工作的最好肯定，也是给予一个穆斯林无比崇高的荣誉。

于道泉（1901．10．28—1992．4．12），山东临淄（今淄博）人。据他的妹妹陈云的夫人于若木说，在她出生之前，她家已迁往济南。父亲于丹绂，又名于丹甫，是中国第一批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之一，毕业于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回国后担任山东第一师范校长，是山东教育界的老前辈，山东近代教育的奠基人。（叶永烈《陈云夫人于若木》）这样看来于道泉也是生于济南。他早年就读齐鲁大学、北京大学，攻数学。齐鲁大学肄业。1934年赴法国巴黎索邦大学留学，师从巴考（J．Bacotl890—1967）研修藏文。1938年至1947年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非洲研究院高级讲师。后来在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过，历任北京大学讲师、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同盟盟员。从事藏学研究，研究运用拉丁字母拼写拉萨话全部声韵调的符号系统。与赵元任合译《第六代*喇嘛仓央嘉措情歌》，主持编纂《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他著有《藏语口语字典》、《北京图书馆馆藏满文目录》、《四角号码索引》，并指导汉译《四部医典》等，为中国藏学研究的走向世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于道泉是我国学术界从事藏学研究之先驱，藏学奠基人。有语言天才，精通藏语、蒙语、满语、英语、法语、德语、土耳其语和梵文等。当然，于道泉精通多种语言，主要由于他的勤奋好学。他为了学习藏语，曾到雍和宫自愿服杂役。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2年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东语系以来属于国内少数民族的语言统统划归中央民族学院，国内外都有的民族和语言，如朝鲜语和蒙古语，与中央民族学院分工培养，北大东语系主外，中央民族学院主内。这样，于道泉与马学良先生等一起创建了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开拓了一批学科，培养了大批人才。他自己也成为国内外著名的藏学泰斗。

第二十三次口述（11）

于道泉和赵元任合作翻译的《仓央嘉措情歌》，季羡林早就读过。在于道泉回国在北大工作以后，季羡林经常从他那里听到赵元任的一些情况，他们都很佩服赵元任的语言天才，学说方言的本领令人称奇。

在季羡林的心目中，于道泉是一个有天才的人，也是行动有点“怪”的人。他自己对此似乎有所感。有一次，于道泉亲口对季羡林说：“我的脑筋大概是有点问题。”他的“怪”表现特多，如为了学习藏文和蒙古文，他干脆搬到雍和宫去，和蒙古喇嘛住在一起，因此有了个“于喇嘛”的绰号。他在巴黎留学时，听说西红柿极有营养，于是天天只吃西红柿，结果一天竟然能吃五六斤之多，把肚子给吃坏了。在伦敦时，恰巧陈寅恪先生在那里治眼疾，他天天去给陈先生解闷，给陈先生读书读报。读的书中，就有*的《资本论》。奇怪的是，他相信有鬼，却又喜欢*的著作。到中央民族大学以后，他还研究无土栽培，后来又研究号码代字音的问题，而且都取得了成就。这些行动无不显示其怪。

季羡林说：

为什么这样的“怪”会同天才联系在一起呢？一个有天才的人，认准了一个问题，于是心无旁骛，精神专注，此时此刻，世界万有不存在了，是非得失不在了，飞黄腾达不存在了，在茫茫的宇宙中，只有他眼前的这一个问题，这一件事物。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焉能不发古人未发之覆，焉能不向绝对真理走近一步呢？

但是在平凡的人眼中，这就叫“怪”，于道泉就是这样一个怪人。

对于于道泉，还必须进一步更深入更彻底地挖掘一下。我们平常赞美一个人，说他“淡薄名利”，这已经是很高的赞誉了。然而，放在于道泉先生身上，这是远远不够的。他早已超越了“淡薄名利”的境界，依我看，他是根本不知道，或者没有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名利二字。他的这种超越，同尘世间庸俗之辈的蝇营狗苟的争名夺利的行经比较起来，有如天渊。于道泉是我们的楷模。（《千禧文存》，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78页）

1946年8月3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先生致函伦敦大学，欢迎于道泉先生回国，到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担任蒙、藏文教授。胡适先生诚恳的态度，促使于道泉先生下了归国服务的决心。

1949年4月来到北京。在极短的休息之后，于道泉迫不及待地与当时担任东方语文系主任的季羡林见面、磋商，确定在东方语言文学系开设藏语专业，季羡林推请于道泉先生担任组长。组内还有王森、金鹏、韩镜清几位同事，并立即开始招生。第一期虽然只有两名学生，却使藏学这一专业在高等学府内正式立足，开始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新成立的东方语言文学最初分设为三个组。第一组包括蒙文、藏文、满文；第二组包括梵文、巴利文、龟兹文（吐火罗文A），焉耆文（吐火罗文B）；第三组是*文。三个组的具体负责人，第一组应该是稍后从英国回来的于道泉，第二组是季羡林本人，第三组是马坚。五十年代以后，东方语言文学系，后来改称东方语言系，再改名东方语言文学系，一度称为东语系，后来改为东方学系，现在则分为东方语言文化、日本语言文化和*语言文化三个系。

担任新闻出版总署第一任署长的胡乔木听说了于道泉的轶闻故事，也知道他通晓多种语言，而且是欧洲留学多年的专家。于是把筹办藏语广播这一重要工作交给了他，请他协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设立藏语翻译和播音小组。

第二十三次口述（12）

经过努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聘请了于道泉，以及由他推荐的李永年、李春先（曲吉洛卓，拉萨藏族旅京人士）和图丹尼玛喇嘛等人作为藏语广播组第一批成员，1950年4月10日开始工作，做好各项准备，5月22日晚上正式播音。

负责筹备中央民族学院工作的刘春——一位资深的从事民族工作的老革命，与费孝通教授合作共事，邀请了季羡林和于道泉共同商量，如何能尽早、尽快地培养一批藏语人才以适应紧迫的需要。经季、于两位教授建议，从国内若干高校文科中抽调一些在校学生集中到北京，用速成的方法，突击学习藏语，以应当前工作的紧迫需要。说来令人惊叹:这个藏语学习班，居然能在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之前开班上课。这批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山东大学、安徽大学、南京大学等校的青年学子，云集北京，在于道泉教授门下，开始了藏语的学习。

“*”中于道泉在劫难逃，他成为第一批住进“牛棚”的“座上客”，白天于道泉在一座楼前浇灌花木，晚上到“牛棚”受训。在一次对他的批判会上，全系教师及部分学生共有200多人，主持会议的党总支副书记先作了简短发言，要全系师生批判相信有灵魂的迷信思想，帮助于道泉。发言者一个接一个踊跃举手，慷慨陈词，有的声色俱厉，有的甚为惋惜其落后，有的十分鄙夷其陈腐，有的引经据典指陈其谬误，总之五花八门，不一而足，闹腾了3个小时。而于道泉老先生却端坐在一根柱子后面，一手抚摸下巴，一手一根一根地拔自己的络腮胡子，全神贯注，神情肃穆，已进入了沉思状态。主持人叫道：“于先生！于先生！”他完全没听见。主持人急了，提高八度厉声喝叫：“于道泉！”他这才惊醒，茫然地问：“什么事？”主持人说：“刚才大家帮助你3个钟头了，你也表个态，说几句嘛！”于道泉老先生颇感惊讶：“什么？帮助我？3个钟头了？对不起，我一句也没听见！”引得哄堂大笑！这是真话，他的确没听别人在说什么。于道泉老先生早已置身事外，进入自己的冥想王国。原来他在琢磨“一对多”的翻译机械化问题。

说怪也不怪，于道泉于对这一工作醉心已久，早在1956年就在中央民族学院是周报上发表过议论，但当时没有人理会，还有人认为是“幻想”，说他不务正业。这下子可好了，一切繁琐事务都摆脱得干干净净，他倒可以在“牛棚”中冥想苦思。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发明了一套“数码代音字”，卓有远见地认为，这一套数码代音字可以供翻译机械化使用，就是说他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思考出一套可以在电脑（当时人称电子计算机）上使用的汉文和藏文的软件系统了。可惜他的这种超前思维在学院、在社会无人理解，也没有人接受。直到1982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学会上，于道泉提交的一篇论文“Numerical Script for plain Texts Numerilised Script Versus Romanised Script”（数码字简表：数码字与罗马字对照表），文中列举了他所设计的数码代音字用来拼读汉字和拼读藏文的规则。热心学习应用这种数码代音字的张默生教授，于1977年3月1日用这一体例的数码代音字给于道泉写来一封信。信除了用数码代音体系写出，还用汉字逐字对照一并写就，请于道泉验看。张默生就是季羡林在济南高中上学时的校长，当时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与于道泉既是世交，又有戚谊，同为山东临淄的著名奇人，这一文件堪称双绝。

第二十三次口述（13）

李铮是季羡林的助手。他1933年9月生于北京的一个满族之家，1998年12月不幸去世。李铮从刚满17岁的时候，经人介绍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季羡林的办公室工作，后来一直在季羡林身边工作。季羡林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李铮初到系里，就被安排在系办公室工作。当时陈玉龙担任系秘书，陈玉龙是1949年从南京东方语言专门学校合并北大以后被安排到这里来的，他们几个人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在系办公室里，陈玉龙和季羡林对面办公。季羡林的书架就放在办公室里，上面摆放着一卷卷的名人字画，旧书店不断有人送一些旧书供季羡林选购。李铮的工作环境是很不错的，如在芝兰之室。但是李铮作为当时“一个极端无知的孩子，跻身于知识分子圈子里，有时并不自在”。到系办公室拜访季羡林的人很多，郑振铎、向达、曹葆华、肖离、金凤女士、德国籍专家傅吾康……

季羡林很佩服傅吾康身上所具有的德国学者的那种彻底性。傅吾康的父亲是清代末年的德国汉学家福兰阁，担任过德国驻清朝的外交官，经常“上山”。季羡林从他儿子傅吾康嘴里经常听到“上山”这个词儿。上哪个山呢？他从来没有问过，反正他每次来北京，总有一半时间“上山”。最近他才知道，他们父子俩上的山就是大觉寺，德国人毕竟是热爱自然的民族。傅吾康是研究过东南亚华侨史的，为了调查华侨的历史情况和现状，他跑遍了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城市和农村，市场与学校，古庙与墓地，只要有有关华侨的资料，不管是匾额，还是碑铭，活资料，死资料，全都收集起来。即使冒险，也无所顾忌。

接触这些学者，对于提高李铮的境界大有益处。李铮那时在办公室的事情不多，做完了他就看书、学习、打字，或者去听课。季羡林和陈玉龙都对他进行鼓励，从来没有责备过他。尽管这样，他仍然感到不自在。系里的毕业生离校前，照毕业合影像，他犯了难。合影的地点在沙滩的孑民堂前，放了一排椅子，是让教师坐的，后边是一排比一排高的凳子，是让学生站的。李铮本来就不想参加这类活动，一见这一场面，更是不想参加了。站在哪里呢？这成了他犹豫难定的难题。当学生吗？自己觉得不够格。万一有人让自己到教师队伍里，那就更没有办法处理了。这样他就决定不参加照相。季羡林找到他，劝说了半天未果，最后叹了口气，说：“唉，你这个人！”只得和陈玉龙走开了。1951年，陈玉龙被调到马寅初、江隆基、汤用彤的身边工作，李铮的工作基本不变。

有一次系里进行政治学习，讨论毛泽东的《实践论》。讨论了很长时间，他一直在那里傻听。几位老师见他一言不发，就一再鼓励他发言，哪怕提提问题。他当时根本看不懂这种深奥的哲学著作，能提什么问题呢？碍于老师们的一再催促，他大着胆，问了一句：“什么是‘道听途说’？”他当时不知道老师们的表情如何，但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季羡林笑眯眯地给他讲了这个成语的含义。听罢，他若有所悟，知道自己跑题了。

搬到西郊以后，李铮在1958年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种地、养猪、修公路，什么活都干。他给季羡林写了一封信，汇报在农村的情况。季羡林很快就回了信，信中表达了前辈对后辈的殷殷之情。

第二十三次口述（14）

1978年开始，李铮做了季羡林的专职助手。北大有些教授，配备有助手，但是都是本系的助教、讲师或研究生兼任。而季羡林是学校给配备专职助手的教授。没有人给李铮谈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他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了一个原则：凡是先生需要做而自己也能做好的，只要做了不给先生添乱，只要能节省先生的时间，就是自己该做的工作。1980年代初，学校考虑到先生的书太多，怕把楼压坏，让先生从二楼搬到一楼，给了两套单元，大小7间。季羡林的子女不在北大，家中只有三位老人，先生、老伴和婶母，这样就难以照顾另一个单元。这时候，李铮主动提出他可以晚上过来住。从那一年起，他一住就是七八年，直到外孙大学毕业留京工作，每天可以回家住宿了，他才回家住了。

谁都知道，季羡林爱猫。他把对猫的态度分为三类：不爱猫，假爱猫，真爱猫。而李铮偏偏不喜欢猫。在季羡林家里，他从来没有抱过猫。有时，他不注意，坐到季羡林常坐的藤椅上，猫们也跳到他的身上，他赶忙把它们推开。猫喜欢在人的裤腿上蹭痒，他从来不让它们靠近。有时候，他请示工作的时候，需要把书刊、文稿或信件摊到桌面上。常常有猫女士会跳上桌来，端坐中央，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他知道，它经常在桌子上的文稿上静卧，有时候也小解一下，先生从来也不动怒。而李铮则要把猫推开，他的理由是，这样才能工作。遇到这种情况，他轻手轻脚把它们抱到屋外去。李铮为自己被划在不爱猫的一类感到遗憾，但又感到自得*，因为他的不爱猫是坦荡荡的，没有一点假，比那种假爱猫的，要好多了。

季羡林全家和睦在北大是有名的。有一次，晚间停水，忘了关水龙头，结果夜里水来了，水漫金山。早晨，李铮接到电话赶过来，看到先生站在水中间，一簸箕一簸箕地往脸盆里舀水。就是这样季羡林也从来不发火，没有一句怨言。李铮赶快帮忙把水处理干净。

李铮多年来一直和季羡林的一家和睦相处，彼此如同家人。季羡林的家人给李铮写信赞扬他们夫妇说：“我对你们二位兢兢业业为老人工作一生，由衷敬佩。应该说，你们是最了解老人、也最了解我们家的朋友了。尤其可贵的是没有其他‘图谋’。”

李铮老师一家三口，多少年来一直挤在北大西门外蔚秀园一套一室半（美其名曰两室一厅）的房子里，退休前不久，或者竟是在退休以后，方才分配到一套西三旗的三居室，高兴是不必说的。他的祖上本是满洲贵族，老夫人或老太夫人是康熙后裔，老太爷是不多见的满文专家。李铮从中学毕业后，就一直追随季羡林，担任季羡林的助手。*期间，季羡林既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牛棚”里饱受非人折磨，以后又被指派到学生宿舍看门、打铃、扫厕所，当然也就不再需要什么助手了。李铮于是就沾光下放，到北大附小当教员，颇当了几年孩儿王。“*”一结束，季羡林刚从“牛”变回人，就马上又将李铮调回身边。

李铮是家中长子，满人家中长子地位很高，长子也自律很严，自小就一般不参与弟妹之间的嬉戏。李铮因此也就给人以非常严肃、不苟言笑，甚至略显拘谨的感觉。虽然李铮家住蔚秀园，和季先生朗润园的住处相距甚近，步行不过二十分钟，但为了便于协助先生研究工作，李铮却在季先生东面那套书房里搭了一个铺，平时不常回家。搭铺的那间房子里存放着先生解放前后用一两黄金从上虞罗氏买下的日文原版《大正新修大藏经》，个子高高的李铮总是佝偻着身子，戴着发白的套袖和老花镜，静静地伏案工作，白天的阳光、夜间的灯光映照着他的丝丝白发。季先生的事，无论巨细，李铮都要管。他和夫人就一如先生的儿、媳，视先生如父，确实有不少前来拜见先生的人搞不清楚。季先生的经济也基本上由李铮管理，虽然说起来不过是工资和稿费，但是，季先生的稿费奇多，数额大小不一，来处四面八方，跑邮局、取款、核对、登记、联系，总之，是一件非常琐碎麻烦的事情。大概也只有李铮能够应付裕如、锱铢不差。季先生不止一次赞叹：“交给李铮，肯定错不了！”先生当然也视李铮一家如家人，且不说例开两桌的每年团圆饭必有李铮一家同吃胡萝卜羊肉馅饺子；李铮和夫人平时要上班，他们的公子晓军小时候也和先生的孙辈一同玩耍，病了也由季师母（弟子们都称季奶奶）和季先生的婶婶（弟子们都称老祖）照料。两位老人家对偶或患病的孙辈信奉饥饿疗法，弄得晓军长大后回想起来依然叫苦不迭。

第二十三次口述（15）

当然，作为季先生的助手，需要承担的主要是学术方面的工作。季先生的文稿的中文字迹非常清楚，外文则习惯写手写体，虽然很是规范而且美观，但是季先生掌握并用于研究的外语实在太多且怪，不要说是一般编辑，就是连弟子，有时也未必能够分辨。李铮却仿佛有特异功能，能用一台老式打字机在文稿上，把印刷体的外文在上面打印出来，再用笔标上长短音和各种稀奇古怪的符号，省去编辑很多麻烦。季先生的绝大多数著作，倘若不是全部的话，都由李铮阅读校样。先生对李铮找错字的本事在在表示惊叹。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散文集》40余万字，居然连标点符号在内只有四处错误，差错率十万分之一！李铮一向有书出版之后再核对一遍的习惯，一对之下，连这四个错误还是他早就校出来的！这样的工作成绩是要有不同一般的敬业精神为前提的，李铮用一把尺子一行一行地比着审读校样。

季先生的日常学术事务，李铮差不多都一人担当了。先生著作繁多，而且每每被一些非常冷僻的杂志转载，其中的情况只有李铮搞得清楚；季先生书一出，就会寄赠国内外同行友好，李铮就有一份用铅笔蝇头小字多年来写就的名单，谁在什么时候收到了第几册，一清二楚；先生有时送书会将手头最后一本自存本也送掉，不用急，李铮早就预留一本；先生半个多世纪以前发表的文章连自己也早就忘了，不要紧，李铮会到图书馆找出来，复印甚至手抄一份，以备编集。这类的事情数不胜数。李铮连编辑都不是，他的名字只有出现在季先生几乎每一本书的感谢名单中。先生一再说，李铮的工作节省了他的生命。这是一种至高的赞誉。

李铮连大学教育都没有受过，但是，他的汉语水平恐怕要高于很多所谓的大学教授。这是季先生的话。而且这也不是季先生一人之私言，是相当多的一流学者的公论。季先生曾经主持《大唐西域记》的校注，后来又出版了《大唐西域记今译》，许多著名学者参加了这项工作，李铮也负责其中一部分的今译。稍有学术常识的人就会知道，这决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李铮的译文精确流畅，如今铺天盖地的所谓“今译”恐怕今人看不明白，古人也不知所云，实在不足与李铮的译文同日而语。李铮对汉语是下过工夫的，而且从很早起就有兴趣，据他的夫人徐老师讲，他在“*”下放干校时，曾经写过一个相声段子“老李识字”，讽刺不仅当时而且现在也举目皆是的白字先生。可惜，连这份唯一的作品也没能留存下来。

不过，留存下来又怎样呢？如今著作等身者比比皆是，有教授头衔者如过河之鲫，用季先生的话来讲，正是“讲师不如狗，教授满街走。”和他熟悉的钱文忠经常看到李铮的身影：高高的个子，白的短发直立着，低着头，微驼着背，左肩略倾，手拎老掉牙的塑料包，脚蹬布鞋，在从西门外文楼通向朗润园的路上郁郁独行……。他的著作就是他的背影，投射在地上的只有四个字：“认真的人。”

李铮陪季羡林西去泰国，在曼谷停留十余天，东渡日本。李铮对季羡林付出的实在很多，而且如果他健在的话，还可以付出得更多……然而，他过早地走了！李铮的早逝是季羡林的一大损失。

第二十四次口述

2008年11月25日下午4∶00～5∶00

蔡德贵：就是那一次（访问印度），您看到郑振铎和冯友兰先生开玩笑①，冯友兰先生的胡子被剃掉了。

季羡林：（大笑）冯友兰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理发，大使馆那里有中国理发师，郑振铎站在旁边，他们对冯友兰没有敬意，为什么没有敬意呢？因为冯友兰要当蒋介石的帝王师。

蔡德贵：实际上没有做成，冯友兰坐过蒋介石的牢。

季羡林：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就是他的那个主要思想，是想给蒋介石帝王师准备的。

蔡德贵：就是新理学的那一套。

季羡林：对。《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郑振铎这个人是*人士啊，很早的，他瞧不起冯友兰。冯友兰在使馆里，坐在那里理发，郑振铎站在旁边，跟那个中国理发师说，给他把胡子刮掉，理发师一刀刮掉了一块，别的就不能留了，不能留一半啊，结果胡子没有啦。

蔡德贵：结果剩下的不行了，全部就刮掉了。

季羡林：结果到印度，被授予第一个荣誉博士的就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么。当时下边就对他讲，说你致答词的时候，就是要注意措辞，什么措辞呢？就是，当然要表示感谢，措辞就是不要认为了不起，对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掌握分寸。冯友兰他也掌握不了。

蔡德贵：冯友兰还惹麻烦了吗？

季羡林：没有麻烦。那时候中国代表团规模很大，周小燕也去了，唱歌的，张骏祥、周小燕就是那次认识的，后来结婚的。走的时候，在北京我们筹备了半年，后来坐火车，到武汉，停留了几天，到武汉大学，在东湖。

蔡德贵：在武汉您有没有讲演？

季羡林：没有。到了印度以后我讲了一次。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坐的火车不是专列，专车吧，是特意挂了一节车厢。代表团里面还有个老和尚，五台山的，表示中国宗教自由啊，而且对佛教那么尊重。准备的时间很长。

蔡德贵：就是在印度，您用英文发表的讲演引起的震动很大啊？

季羡林：震动也不清楚。印度这个国家，没有历史概念，和中国正相反。

蔡德贵：您那次讲的什么内容呢？

季羡林：就讲中印友好。题目《天雨曼陀罗》②的散文，曼陀罗花，就是讲中印关系。我们那时候到了广州，叶剑英那时候在广州，10月10日，我们在广州度过的。

蔡德贵：叶剑英是广州市长啦？

季羡林：他叫，不是，比市长还大。

蔡德贵：是元帅了？

季羡林：那时候还没有评。

蔡德贵：他宴请过代表团吗？

季羡林：不光是宴请，我们还到观礼台，检阅*队伍。

蔡德贵：那是10月1日了。

季羡林：10月1日。

蔡德贵：那这个代表团规格很高了。

季羡林：当时第一次出国的代表团。新中国建立不久，所以一定要精心。准备的时间很长，那时候在北京饭店举行过一次招待会，就是为此做准备，毛泽东去了。发表了一个讲演，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印度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几千年来中印两国人民是友好的。后来他这个讲话到处大字印出来。北京饭店这次就是为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也把印度大使请去了。

蔡德贵：您那时候的身份就是北京大学教授啊？

季羡林：就是。（参见第17次录音，11月13日下午）

蔡德贵：五台山老和尚叫什么？

季羡林：当时我也不知道。

注释：

①在这次出国访问期间，季羡林和郑振铎、冯友兰两位老师，同坐一列火车，同乘一艘轮船，同登一架飞机，朝夕相处，增进了相互间的友谊。郑振铎先生是代表团副团长，他身躯高大魁梧，说话声音宏亮。冯友兰先生是团员，他长须飘胸，道骨仙风。郑先生同冯先生年龄相若，郑先生生于1898年，冯先生生于1895年，但他们风格迥异。郑先生当时已经渐入老境，但仍不失其赤子之心，他同谁都谈得来，也喜欢“抬杠”，开玩笑。恰好代表团中有几个人都愿意“抬杠”，于是成立了一个“抬杠协会”，简称“杠协”。会员们想选一个会长，领袖群伦，月旦朱紫，唇吻雌黄，最后都觉得郑先生喜欢“抬杠”，又不自知其为“抬杠”，已经达到圆融无碍的“抬杠”圣境，便一致推举他为“抬杠”协会会长。在他之下，团中“杠业”发达，会员们皆大欢喜。和郑先生相比，冯先生是威严有余，活泼不足。他说话有点口吃，偶而也愿意说点笑话，是一个懂得幽默的人。而郑先生开玩笑，找的对象恰恰是冯先生。郑先生管冯先生叫“大胡子”，不时地和他说些开玩笑的话。在印度的中国大使馆冯先生正在理发、刮脸的时候，郑先生在旁边起哄，连声对理发师高呼：“把他的络腮胡子刮掉！”理发师被呼得不知所措，一失手，真把冯先生的胡子给刮掉了一块。郑先生胜利似地大笑，旁边的人也陪着笑。然而冯先生只是微微一笑，神色不变。

②此处先生记忆有误，《天雨曼陀罗》是1978年5月访问印度时候写成的，不是1951年。

第二十五次口述（1）

2008年11月26日下午4∶00～5∶30

蔡德贵：您在历史研究方面发表了文章，有些影响。

季羡林：东方历史写过。

蔡德贵：您在1950年以后，主编过一套小丛书，《新时代亚洲小丛书》，有些影响。陈玉龙、陈炎都写了。

季羡林：陈玉龙、陈炎都有。

蔡德贵：1951年上海东方书社先后出版，其中有吕毂、陈玉龙《越南人民反帝斗争史》、陈炎《战斗中的马来亚》、马超群，李启烈译《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史》、郭应德《维吾尔史略》、王宝圭《缅甸人民的解放斗争》、任美锷编著《东南亚地理》、[日]渡部彻著，陈信德译《日本劳工运动史》、[越]长征著黄敏中译《论越南八月革命》；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白寿彝《回回民族底新生》、陈肇斌、王清彬《美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日本经济》。

季羡林：不过那个小丛书水平不高。

蔡德贵：可能有一点政治因素。

季羡林：为政治服务的。

蔡德贵：是小册子性质的。

季羡林：对。不是真正研究的学术著作。

蔡德贵：您在《历史研究》还审过稿子吗？

季羡林：我忘记了。在郭老家里边啊，开过编委会，郭老先在西四的家里。后来他搬到什刹海。在他家里开过一次会。

蔡德贵：那时候您当编委有待遇吗？

季羡林：没有。

蔡德贵：您就是一级教授的工资，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钱吗？

季羡林：没有钱。

蔡德贵：连车马费也没有吗？

季羡林：政协委员是这样子。我二、三、四、五届，四届当过20年政协委员。就是困难时期，政协委员每个月有8张吃饭的票。那时候你有钱买不到东西啊，有吃饭的票，8张就可以到政协礼堂旁边的食堂去吃八顿饭。人大代表没有。

蔡德贵：人大代表没有啊？

季羡林：人大代表也不应该有啊。人民选出你做代表，你借这个代表图谋私利，不行的啊！我开始不是人大代表，是政协委员，二、三、四、五届，20年政协委员。那时候最高兴的，就是到政协礼堂的食堂去吃饭。（大笑）可以带家属。政协礼堂那时候在张自忠路那个老地方，人大会堂还没有盖。带着老祖，（指季承）你奶奶和季承去吃过一次，这顿饭，我们三个人用了两张票，还没有“畅所欲吃”。

蔡德贵：那时候一级教授挣那点工资，家里也挺紧张吗？

季羡林：一级教授最初并没有这个词，解放前后，有几次调工资，调工资呢，本来有几个老的，翦伯赞、曹靖华，我记得一调工资是他们先调。原来这个什么曹靖华、翦伯赞啊，没有人给他们什么名义。不过大概是翦伯赞与*有什么联系，后来周恩来给他一辆汽车。那时候北大有汽车的，就他一个人。当时调工资，前面的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大概开始有一阵是，一级工资空着，因为毛泽东不领。行政的，教授也是行政的，马寅初是三级，二级就是国务院总理，一级就是国家主席。所以马寅初三级。

蔡德贵：马寅初拿行政工资。

季羡林：那时候，教授也是拿行政级别的工资。后来征求大家的意见，平衡，这个一级教授，就不能凭你的年龄啦，主要靠学术著作，找了好多人，评这个一级教授。

蔡德贵：您可是第一次就是一级教授。

季羡林：第一次。

蔡德贵：冯友兰先生第一次还不是。冯友兰是因为政治问题。

季羡林：也不是没有根据。他的目的是蒋介石的帝王师。

第二十五次口述（2）

蔡德贵：没有当成。

季羡林：就是这样子，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太傅”啊。他不是“太子太傅”，就是“太傅”。后来，这个对冯先生啊，就是大家不是从心里尊敬。郑振铎，我跟你说过了，我们在印度的中国使馆给开玩笑，把冯先生的胡子剃掉了。就是出于对他不尊敬。郑振铎对他不尊敬，因为他想当蒋介石帝王师。理发师给冯友兰理发的时候，郑振铎在旁边站着说，把他胡子刮掉，理发师是中国人，一下子把胡子剃掉了。一半不行了，这一半也剃掉吧，开了一个玩笑。（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