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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德贵：那么得恩惠最大的老师是谁呢？

季羡林：还是董秋芳老师，因为写东西啊，他鼓励我写东西。

蔡德贵：七八十年笔耕不辍，董秋芳是影响最大的老师，他鼓励您写东西。

季羡林：董老师他也没有什么作品，就是《争自由的波浪》，然后讲《苦闷的象征》。

蔡德贵：他是不是也讲点古文啊？

季羡林：他不讲古文。当时，这是后来的话了，嘲笑这个新作家啊，对中国文化的这个修养很肤浅，说是这个有一次，是沈从文哪，传说的西南联大的事，不是我经历的，我没到西南联大。他说：今日下午，有事，未能上课。“未”字，不知道怎么用，不能这么用“未”的。应该是“不能上课”，“未能”是表示过去的。证明他对中国古文没有修养，这句话，是沈从文本人说的。我听别人说的，西南联大我没有去过。

蔡德贵：当时是不是也算是新锐作家？

季羡林：当时没有这个词，就是新作家。当时我最不理解，而且最不满意的，就是写上一篇小说，中篇或者短篇，就可以当作家，到山大就能评教授。王崑玉勉勉强强到山大，又给勉勉强强评了个讲师。当时我就愤愤不平，你讲修养，那王崑玉，比新作家高多了。可是不行，山东大学当时就是这样子。

蔡德贵：那就是说，不是您跟王老师上学的时候，这是您到济南高中以后的事情了，王崑玉到山东大学了，是吗？

季羡林：嗯。

蔡德贵：王崑玉讲完两年课以后，您就没有和他再联系？

季羡林：当时，王崑玉我给你讲过，第一篇文章，袁中郎的文章《徐文长传》，布置作文，《读徐文长传书后》，他对我的作文，就是评价“亦简劲，亦畅达”。

蔡德贵：以后和董秋芳见过面吗？

季羡林：见过，他那时候就是在人民出版社，在北京。

蔡德贵：有没有叙旧？

季羡林：没有，大概在个会上，匆匆见了一面，我也没有记得拜访他，没有叙旧。

第九次口述（1）

2008年10月27日下午3∶50～5∶10

蔡德贵：听说香港的饶宗颐先生明天来看您。他在故宫博物院举办自己的书画展。

季羡林：饶宗颐能画画的。

蔡德贵：饶宗颐先生能够绘画。

季羡林：那个人是多才多艺啊，书画都很好。

蔡德贵：香港绝对没有人能够超过他，恐怕几十年，上百年也出不来这样的人物了。

季羡林：香港不可能。

蔡德贵：您是接着讲呢，还是我有几个问题先核实一下。

季羡林：你问吧。

蔡德贵：张明老，我跟他叫张明老，就是张蔇，他的父亲不是和您叔父都是黄河河务局的四条汉子之一吗？他提供过一个信息，说衍圣公孔德成先生，他给您写过一副对联。

季羡林：对。

蔡德贵：他告诉我，衍圣公平常给人写字，惜墨如金，一般是写四个字，给您写过一副对联，是十四个字：文章到处精神老，学问深时意气平。

季羡林：嗯。对。

蔡德贵：这个对联不是衍圣公自己的东西，是不是清代一个诗人的诗句？张明老说季先生的面子太大了，他一般给人写字都是四个字，无论多么大的高官，都是四个字，给季老一写就写十四个字。

季羡林：不知道。

蔡德贵：我查了一下，清代一个叫石韫玉的诗人，是石韫玉一首诗的两句。

季羡林：哦。

蔡德贵：您上次说过，《论语》是中国的《圣经》

季羡林：那是比喻吧。

蔡德贵：这个比喻，现在好多人都愿意这么比。您小时候是不是也受过《论语》的影响很大？

季羡林：反正念过。不是《论语》，我这个叔父，就是理学那一套，不纯粹是《论语》。理学，你知道这个啊。

蔡德贵：对。

季羡林：叔父的理学是讲究形式主义的一些玩意儿，什么念《孝经》啊，搞那个东西。这个与学问无关的，叔父并不研究什么学问，不认为有什么学问，他也不研究什么学问。

蔡德贵：但是他对宋明理学还是很熟的。是吗？

季羡林：就是他喜欢理学那一套。

蔡德贵：您个人受理学的影响，积极的消极的都有吗？

季羡林：积极的（影响），没有什么东西。

蔡德贵：但是，朱熹的理学，在宋代的理学里面，您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啊。

季羡林：朱熹恐怕不但是中国儒学史上，孔子以后第一人，你找不出来啊。那个郑康成，比不了他。当时这个旧社会，不是考八股文吗，八股文一般都是从《论语》出一个题目，《论语》的解释很多，而且规定是根据朱熹的解释，规定以朱熹的注释为最权威。当时科举考试，就是念朱熹的集注。

蔡德贵：朱熹有个《四书集注》。

季羡林：《论语》当然有好多解释。

蔡德贵：不像郑康成，从字面上，是从音韵、训诂方面解释，而朱熹是从思想上丰富了孔子的思想。

季羡林：对。《朱子语类》，我翻过一遍，很大的。我找什么呢？朱子的学问非常博，印度的什么都讲到了，好像梵文都讲到了，朱子这个人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个大人物，我认为孔子之后没有比得了他的，论影响啊。

蔡德贵：那您怎么看孟子呢？孟子是被称为亚圣的。

季羡林：孟子的亚圣是因为指从孔子之后，离孔子最近的思想家。孟子在学术上没有什么发展。孟子文章写的好。

蔡德贵：《孟子》七篇几乎都是优美的散文。

季羡林：“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第九次口述（2）

蔡德贵：您背好多啊。他是不是对孔子的仁的学说，发展为仁政了？

季羡林：可能。

蔡德贵：那您对王守仁怎么评价呢？

季羡林：王守仁好像与正宗理学不一样，有点离经叛道的味道。王守仁，反正过去搞八股文，以朱子为主，离开朱子没有八股文，王守仁应该是一个思想家，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孟子啊，没有什么发展，一个仁义，就是仁义而已矣，就是仁义。

蔡德贵：王守仁的东西您读过吗？《大学问》、《传习录》等。

季羡林：读过，一点。读的不多。

蔡德贵：《朱子语类》，朱子的东西，翻过一遍。

季羡林：翻，我是从里边找材料。因为我对理学啊，那时候有反感。

蔡德贵：那时候您对理学很反感，就是因为它太繁琐，太形式主义吗？

季羡林：就是我叔父的那一套。

蔡德贵：叔父的那一套，会不会不能全面反映宋明理学呢？他用的是不是正好是形式主义重的那些呢？

季羡林：他就是，反正当时啊，八股文在科举时代，朱子注是最主要的，因为那个《论语》的解释好多了，以朱子注为主，不能离开朱子的注，所以中国思想界，朱子的注释统治的时间最长，有几千年，有两千年吗？

蔡德贵：不到，近一千年吧。南宋开始的。

季羡林：对。

蔡德贵：北宋是张载。您对张载很重视啊。您写过文章，称赞他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

季羡林：张载这个人是个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万世开太平，这种话，朱熹这派的学者说不出来的。为万世开太平，这个气魄多大啊！我就主张这个天人合一。

蔡德贵：儒学发展到后来大陆所说的新儒家，就是对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您怎么看呢？

季羡林：还有那个台湾的南怀瑾。

蔡德贵：南怀瑾晚，他比您还小的。钱穆、牟宗三，都是到了台湾。还有香港的唐君毅，唐君毅与张岱老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大概是。

季羡林：这新儒学没有什么新地方啊，它在哪个方面有发展啊？有发展，应该说是学习*主义，大概*主义他们还是看的，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读是一定要读的，不会不读的。

蔡德贵：这些人，您最熟的是梁漱溟先生了吧？

季羡林：梁漱溟是这样子，我对他（了解）是《毛选》第五卷没有出来，《毛选》五卷第一篇文章，我记得是梁漱溟和毛泽东辩论，你看过这篇文章吗？

蔡德贵：《毛选》五卷出来了，出来以后又收回了。我还保存过一本。

季羡林：我大概也有过一本。我当时对梁漱溟啊，非常佩服，有骨气。中国的士，祢衡骂曹，这个中国的士不简单，都是提着脑袋的，那个不是好玩的啊。所以中国的士，中国的侠，上次我跟你讲过的，这两个概念应该好好研究研究，与中国文化是分不开的。这个中国的士，绝对不是现在西方的知识分子。

蔡德贵：梁漱溟是一个“士”。

季羡林：梁漱溟是士。当年那个祢衡骂曹。

蔡德贵：您的老乡傅斯年，在国民党时期也是士，他敢骂蒋介石。在台湾，台湾大学的事情，蒋介石说，那里的事情我管不了。

季羡林：对。

蔡德贵：他也是个士。

季羡林：嗯。

蔡德贵：说到傅斯年，您进北大以前应该与他有联系的。

季羡林：联系啊，也没有什么联系。因为这样，他是那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那个历史语言研究所，实际上是研究中国学术史不能不讲这个所，所长就是傅斯年。那时候，这个，我记得，我写过一篇文章《浮屠与佛》，发表就在那个所的季刊上，那里面印的错误多极了。

第九次口述（3）

蔡德贵：印刷质量不行啊，是不是因为用的外文很多啊。

季羡林：那个也有关系当然。就是错误极多。

蔡德贵：错误极多，但是影响也极大。

季羡林：当时那个杂志，是权威性的啊。

蔡德贵：是不是胡适对这篇文章评价极高啊。

季羡林：他觉得还行。

蔡德贵：“生经一证，确凿之至”，是这篇，还是《列子与佛典》呢？

季羡林：那是《列子与佛典》。因为那个《列子与佛典》，一篇平平淡淡的文章，实际上解决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问题，《列子》的来源问题，怎么回事。也不能说我的那篇文章有多么深刻。关于这个《生经》，佛典里有《生经》，这个《列子》里的《生经》与佛经里的《生经》几乎完全一样，证明《列子》是抄佛典的。胡适仓仓促促要走，到南京去，他写没有写，我不知道，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不但确凿，而且确凿之至。这是胡适上南京以前（说的）。

蔡德贵：好像写过。

季羡林：写没有写，我不知道。反正是这八个字。

蔡德贵：《列子与佛典》，也是在这个季刊上发表的吗？

季羡林：不是，首先发在什么地方，我忘记了。我自己对这篇文章比较满意的。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实际问题。

蔡德贵：是特别满意吗？

季羡林：也不是特别满意，是比较满意。它解决了一个实际问题。中国哲学史有《列子》，《列子》是怎么回事，上边讲了一下，《列子》是抄《佛典》。这个，就是“藏”，《道藏》《佛藏》，现在不是编《儒藏》吗。“藏”是这样子，实际上都是抄的印度。《道藏》是抄《佛藏》，《佛藏》就是抄印度。

蔡德贵：梵文、巴利文的佛典里面，也有“藏”这个说法吗？

季羡林：巴利文里面，当然不用这个字了，但是（意思有了）。当然，这个历史事实，就是释迦牟尼逝世之后，很容易理解，弟子说，我们大师不在了，弟子聚会，为什么开始说“如是我闻”，就是我当年从老师释迦牟尼那里听说的。

蔡德贵：是不是所有的佛典开头都有这样的一句话？

季羡林：大概都有。就是我这样从老师那里听说的。

蔡德贵：刚才梁漱溟先生好像还没有说完。您特别佩服他的骨气。

季羡林：中国文化书院，后来这个，是这么回事。他原来是院务委员会主席，他不做了，我就接他的位置。院务委员会，就是（书院的）最高领导，任命院长的。所以我对梁漱溟崇拜，主要是他与毛主席顶，不容易。我不是有一句话吗？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蔡德贵：梁漱溟是不是全说真话的？

季羡林：也不一定全，一个人，一生全说真话的人，不会有的。

蔡德贵：您与梁漱溟有来往吗？除了在文化书院。

季羡林：没有来往。我比他低一辈的，晚一辈。

蔡德贵：您跟张岱年先生是同龄的。

季羡林：我们算是同辈的。

蔡德贵：那冯友兰先生，也是老师辈的。

季羡林：那当然了，他是清华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我是学生。

蔡德贵：当时在学校里，《清华园日记》里面，没有提到与他有来往。

季羡林：我跟他在校没有来往。

第十次口述（1）

2008年10月29日下午3∶50～5∶10

蔡德贵：那就该谈清华大学的事了吧。

季羡林：就是我们到北京赶考，济南高中我估计有八十个人，山东几个大学，大家都不上，山东大学、齐鲁大学都不上，几乎高中毕业生，除非经济条件太坏的，都不考山东的大学。一定都去北京，一个北京大学，一个清华大学，忘记了那时候是不是有北京师范大学。

蔡德贵：有。我查了查，张岱年先生当时就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念书的。

季羡林：那时候，也没有报考北京师范大学的，不知道为什么。结果是山东的教育在中国是中等，高中毕业生水平啊，在北京竞赛，不是上乘，属于中不溜丢的。我们那一年，考上四个名额，我占了两个，北大、清华①。

那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说北大出的题目挺怪的。北京大学的国文题目，是《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这国文怎么出科学方法呢？当时北大就是讲科学方法。那个王星拱②出的题，考这个科学方法。出题目，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还要详论之，简单了还不行。

蔡德贵：您考的挺好吧？

季羡林：我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科学方法。我在高中念过论理学（论理学是逻辑学的旧称。编者注），Logic就是逻辑学，我就往上边靠，那就是科学方法了，别的我不知道。反正那次北大、清华，我都考上了。

蔡德贵：您高中学的论理学有用了。

季羡林：论理学有用了，因为就是用在国文题目上了。那个高中教书的，教Logic逻辑学的是完颜祥卿③，教论理学的就是鞠思敏④。

蔡德贵：当时是一个伦理学，一个论理学。

季羡林：我高中学的逻辑学，到了考大学，用到考国文上了。（笑）也没有想到，会出这种题目啊。

蔡德贵：完颜祥卿讲的，您印象还是比较深了，看样子。

季羡林：完颜祥卿啊？这没有什么。

蔡德贵：有课本吗？

季羡林：也没有课本。后来，我倒霉，就是入清华以后。它清华规定，文科的学生必须选一门理科的课。这个文科选什么理科课啊，物理、化学哪里选得了啊，生物也不敢选，但是它有一个办法，说逻辑可以代替。我就选逻辑。结果教逻辑学的当时是……教逻辑学的啊。

蔡德贵：是不是金岳霖先生啊？

季羡林：金岳霖是一个。

蔡德贵：赵元任教吗？

季羡林：赵元任不教，冯友兰一个。

蔡德贵：冯友兰也是一个，他教逻辑学的啊。

季羡林：那时候，他是哲学系系主任么。就是理科的选不了，逻辑代替，（结果都选逻辑学了），所以教逻辑学的，我记得三位教员，都是满堂。因为什么呢？高中毕业的文科都选。逻辑可以代替理科的课。

蔡德贵：金岳霖、冯友兰之外，还有谁呢？

季羡林：还有张崧年。

蔡德贵：就是张申府，张岱年先生的哥哥。

季羡林：就是张申府。

蔡德贵：您选的，是谁的课呢？

季羡林：金岳霖的。结果，我在高中学的逻辑学，结果与金岳霖先生教的拧了，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金岳霖先生说，哪一句话来？一句话，大概是我不喜欢什么东西，这句话不符合逻辑，这是金岳霖的。所以我选金岳霖的逻辑，得先把脑袋里边高中学的逻辑学先清除，因为它顶着。

蔡德贵：那怎么清除呢？

季羡林：反正念完了，也就清除了。我对那个也没有什么大兴趣。

蔡德贵：金岳霖先生还讲数理逻辑了吗？

第十次口述（2）

季羡林：不是数理逻辑，就是普通逻辑。后来沈有鼎，是金岳霖的大弟子，沈有鼎。

蔡德贵：沈有鼎也教过您吗？

季羡林：沈有鼎没有。他没有教过，他跟我同辈的。

蔡德贵：听说沈有鼎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评研究员，就只有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据说很厉害。一篇文章评的教授。

季羡林：沈有鼎啊？沈有鼎那个人，是个怪人，是个天才。他这个怪人，就是，他的屋子啊，谁也不许进，比方说来了电报，来了电话，他在大门里边，门就是不开，不管什么重要、不重要的，一概不开。

蔡德贵：他是这么怪的一个人。

季羡林：那个怪。

蔡德贵：您跟他有来往吗？知道这么个人。

季羡林：没有来往，他是我的师兄么。有一阵他架着双拐，他那个双拐要架，走啊，但是用腿走路，双拐不沾地的。那是沈有鼎，这个怪人。

蔡德贵：清华园的一怪了。

季羡林：他搞逻辑是个歪才。

蔡德贵：他不能与人有正常来往啊。

季羡林：他不跟别人来往，别人也不跟他来往。

蔡德贵：其他还有什么类似，如沈有鼎先生这样的？

季羡林：反正当时我一个感觉，就是高中分文理，这个很坏啊，文科的学生考大学，数学就不行。我吃亏啊，他们说，北大、清华看卷子，先看数学、英文、国文，三门要到180分，到180，然后再看别的。三门不到180，算了。

蔡德贵：您考清华，有的材料说，您数学考的是14分吗？

季羡林：不是14分，是4分。后来我还想上数学系。我到注册科去问，注册科说你的数学要念8年，就是要把高中的4年补全。我说，8年啊，我干不了啦，算啦，不念数学了。

蔡德贵：为什么您异想天开要学数学呢？您那时候有数学天才吗？没有啊！

季羡林：没有数学天才。不知道怎么回事。

蔡德贵：那您数学4分，其他两门课要考很高的分数啊？

季羡林：大概要80分以上。

蔡德贵：接近90分，才能够180分。

季羡林：北大英文卷子的题，除了一般的作文和语法方面的试题以外，还有一段汉译英，选择的是五代时，李煜的词《清平乐》：

别来春半，

触目愁肠断。

砌下落梅如雪乱，

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信无凭，

路遥归蒙难成；

离恨恰如春草，

更行更远还生。

后来我都翻译不出来，当时居然翻译出来。

蔡德贵：当时您翻译出来了。

季羡林：当时翻出来了，当然翻出来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出来的。

而且，北大在英语的考试中，还恶作剧，加一个听写。在公布的考试科目之外，又加了一道小菜：加试英语听写dictaition。我们80个山东来的，我下来问，dictaition，有的人一个字也没有听懂。没有一个人听懂，不知道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做这种听说的练习。那个听写，讲的是狐狸的故事，其中有狐狸，有鸡，但有一个单词suffer（经受、忍耐），suffer这个字是个平常的字，可是我忘记了，亏了我的脑袋反映得快一点。忘记了的，空着它，再跟着听，如果一个卡住的话，那就完蛋了。所以suffer写不出来，忘记了，我继续听。英文我比较有基础，听出意思来了。要不，光是那个听写，我问山东来的，几乎没有一个人听出是什么意思的。⑤

蔡德贵：当时是面对面的，听老师……

季羡林：不是，不是，是在一个大堂里。大概英文系的一个教员在那里念。

第十次口述（3）

蔡德贵：您笔译出来。

季羡林：嗯。

蔡德贵：这对高中的学生难度相当大了。

季羡林：英文那个“别来春半”，后来，山东去的，让他翻成白话文也翻译不出来啊，什么叫“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不用说英文啦，白话文也翻译不出来的。所以，（山东）那次几乎是全军覆没。当时考的厉害的，一个是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当时在全国高中里，是呱呱叫的。再一个南开附中，是呱呱叫的。南开附中高中三年级念的课本，物理什么的，用的就是美国一年级的物理课本，大学物理，doff，这是有名的啊，英文原本的。所以南开那个附中，北师大的那个附中，我们怎么跟人家竞争啊，差一大截子啊。

蔡德贵：北师大附中、南开附中的学生那么厉害啊。

季羡林：北师大附中厉害，南开附中厉害啊。上海也到北京来考。

蔡德贵：复旦附中也没有北师大附中、南开附中厉害啊？

季羡林：不行，复旦附中也不行。那时候南开附中厉害，北师大附中厉害。他们考北大、清华好几个，不是一个人，是好几个。我们没有办法竞争。像物理的那样，人家用美国原版的物理，doff.。

蔡德贵：考南开附中的学生也不一般了。

季羡林：嗯。

蔡德贵：那个北大听写，狐狸的故事后边那个是s，a……

季羡林：是S，u，f，f，e，r，Suffer。Suffer不是个难念的字，亏了我脑筋转的快，空着，接着听。要不然，就全军覆没啊。

蔡德贵：北大一个考场，清华一个考场吗？

季羡林：不在同时考的。

蔡德贵：是不是北大先考的啊？

季羡林：哪个先考忘记了。

蔡德贵：我看的一些材料说，清华是借的北大考场啊。

季羡林：清华远啊，借的北大三院，法学院。那时候，陈岱孙从清华赶到北大三院，来监考吧。反正他带着一大群人，陈岱孙比我大10岁。

蔡德贵：我看您在人大会堂，他百岁诞辰上的有一个发言，您讲过陈岱孙是您的老师。

季羡林：对，他是我的老师。

蔡德贵：您在考场上见过他了。

季羡林：那时候，我们天地悬殊啊。陈岱孙架子大极了哪。带着一大群人，他就跟大医院的大大夫查房似的。到了后来，我们同时在北大，陈岱孙、季羡林，就成为北大的代表了。招待什么主要人物，别的教师也出面，不过发言的，一般都是我们两个，陈岱孙、季羡林。

蔡德贵：当时，他带着一大群人，您是不是有点害怕啊？

季羡林：当然害怕。他那时候，嘴一瞥，就能够把人赶出考场去。我是这么讲，非常简单。后来，我就跟陈岱孙先生同事了，我就跟他说，当年，您那时候威风凛凛，大将军四面威风啊。我记得他比我大十岁。我是1911，他1901，大我十岁。他英文特别好。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胡适也是那个地方的，英文都是呱呱叫。从小孩就开始学英文了。

蔡德贵：您在清华大学，陈岱孙先生教过您吗？

季羡林：没有教我，他是教经济的，我是西洋文学。

蔡德贵：还有其他人吗？

季羡林：别的不记得了，就是他带着一帮子人。

蔡德贵：他那个时候是个什么官啊？

季羡林：清华大学法学院的院长。他那个时候不到30岁。

蔡德贵：29岁，就当了法学院院长。喝口水吧。

季羡林：嗯。

蔡德贵：那考场里监场的有几个人啊？

季羡林：监场的人，就是随便几个，注册科的科员。后来，我到北大以后，也监过一次场。鲁迅的儿子，在那里考试，叫周沪生，上海生的。

第十次口述（4）

蔡德贵：他是鲁迅的第几个儿子？

季羡林：就这一个儿子，许广平生的。（我监场的那次），他一个特点，他第一个退场，北大第一次他没有考上。第二次考北大考上了。我监场的那次，他没有考上。哦，周海婴，就是周海婴，上海的婴儿。

蔡德贵：那您怎么会有个周沪生的印象呢？

季羡林：上海生的么。

蔡德贵：周海婴也是从上海到北京来考的，考了两次考上了。

季羡林：对。反正我监场的那次，他没有考上。

蔡德贵：哪个系呢？

季羡林：考的哪个系，是不是理科的系，不知道。后来没有来往。

蔡德贵：那时候，考场有没有作弊的？

季羡林：他作什么弊啊？没法作弊。不是不想作弊，没有法作，而是不知道怎么作弊。又不知道什么题目。旧式科举考试有作那个弊的，把那个《五经》《四书》印成小本的。后来没有那玩意儿了，也不知道什么题目，怎么作弊？

蔡德贵：现在考场有用手机的，有写在大腿上的，可繁多了。我那里收集了一套《四书味根录》，小本的，就是当时作弊用的。

季羡林：对，那就是过去作弊用的。秀才一般“四书”“五经”，一般讲起来，都能够背。但是为了有保险起见，往往也带一本缩印本。秀才在县里，举人是在省，进士就在全国。《儒林外史》就讲这个科举考场，非常有意思，范进中举。

蔡德贵：北大的考题，您印象深一些。清华大学的考试有特点吗？

季羡林：没有什么科学方法。就是数学伤脑筋，这个我进去，数学4分。我要入数学系，找那个注册科，不让，最后没有实现。

蔡德贵：放弃了。多亏您放弃了数学，没有进数学系，不然，您文科就毁了。

季羡林：就是啊。

蔡德贵：谈一下入学的情景吧。考上以后，选择了清华，有什么感受啊？

季羡林：那是第一次进清华园，就是从城里到学校，有一个大车接。

蔡德贵：您考完回济南了吗？

季羡林：我没有回济南，就在北京等了，回济南，那个火车票要好多钱的。就在西单磨盘街的一个公寓里面。公寓里面臭虫，我给你说了，臭虫是空降部队。

蔡德贵：录取以后，学校派大车把你们接过去了。哪个月，还想着吗？

季羡林：秋天。几百人哪，大概是200多人，清华我们是六级学生。它1925年成立的么。

蔡德贵：您的同班同学有姚锦新（姚依林的胞妹）、王岷源（外号红豆，后来到美国留学，成为张元济先生的侄孙女婿）、施闳诰、陈兆祊、武崇汉、鲍芳园、吕宝东、左登金等；还有蔡淳。

季羡林：对。红豆，骂人的，开玩笑。姚锦新是女的。蔡淳不是我的同班，他是后来的，比我晚一些。

蔡德贵：还有崔兴亚。

季羡林：没有这么个人。

蔡德贵：他抢您的宿舍。

季羡林：那不是抢宿舍，美国的大学，老生欺负新生。他不是我们班的。就是恶作剧，恶作剧过头了，把你床上泼上凉水。都这样的。⑥

蔡德贵：来往比较多的人是哪些呢？

季羡林：常来往的有陈兆祊、吕宝东、施闳诰、武崇汉。钱钟书比我早一年，五级的。

蔡德贵：他在清华园已经很有名了吗？

季羡林：这是我的印象，在清华时，我并不跟他讲话，因为什么呢？他就是装模作样，脑袋瓜是灵。那个上海那一带的，脑袋瓜比北方的灵。可是也没有，没有他自己认为的就是天才。所以我们在学校，不但没有来往，也没有讲话。

第十次口述（5）

蔡德贵：《清华园日记》里两次提到老钱。你们没有交往。

季羡林：没有交往。

蔡德贵：听说他无锡钱氏家族，家里藏书很多。他出名出在*看了不少。开书单子，不用查，可以开出一页纸来。

季羡林：对。

蔡德贵：学生里是有傲气的人。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和他来往不多，后来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您跟他来往也不多。

季羡林：也不多。后来，我们不是一条路，他搞英文，我搞德文，走两条路了。

蔡德贵：有一段，中国社会科学院要请您去当副院长。

季羡林：有一段。大概是胡乔木推荐的。后来没有弄成。

蔡德贵：您那时候不去。

季羡林：也不是不去。反正有了钱钟书，不能两个啊，都上啊。说我当时有意拒绝，也不敢说。当时，为什么成立社会科学院哪？

蔡德贵：没有断然拒绝？

季羡林：嗯。

蔡德贵：原来有个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您那个学部委员就是那个时候的。中国科学院是郭沫若当院长。学部是潘梓年他们在那里。

季羡林：当时就是这样子，胡乔木啊，愿意当院长，当院长，可这边呢，郭沫若一顶大佛，他拱不动。所以他就成立一个社会科学院，过过当院长的瘾。

蔡德贵：社会科学院成立的时候，郭沫若已经去世了吧？

季羡林：没有去世。

蔡德贵：1978年啊？

季羡林：不是1978年⑦，忘记是哪一年了，要早。郭沫若没有去世。

我与郭沫若来往比较多。就是那个《历史研究》开编委会，他是主编，我们都是编委。郭沫若家住在西四一个大院子里，（就在他家开编委会）。后来搬到什刹海，（我没有去过）。郭沫若这个人倒是挺好的，没有什么架子。

蔡德贵：文坛一瞥把沈从文给瞥下去了，是不是郭沫若啊？

季羡林：不是，那是解放以后了。是冯雪峰。

蔡德贵：冯雪峰也是被整的啊。

季羡林：他可是也整人的啊。香港来的一些人，臧克家也在里面。自己革命，所以给沈从文起了个号，叫粉红色的作家。就是冯雪峰这批人。

蔡德贵：那您对郭沫若的印象很好啊。

季羡林：（郭沫若）这个人就是不错。《历史研究》几次就在他家开编委会，西四的家。西四最早，后来搬到什刹海，搬什刹海，我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不记得有什么来往了。主要就是编《历史研究》。

刚解放的时候呢，范文澜他是老知识分子，他是解放区老知识分子，到解放区去过，那时候是革命家，大概有一个使命，就是团结改造我们这些没到解放区去的人。对范文澜就是，我本来对他是很尊敬的。后来他的那个《中国通史简编》哪，不是他的吗？他是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后来的所长是刘大年，出过一本《中国通史简编》，主要是骂佛教，不是一般的骂，是破口大骂，当时大概这个风气。

蔡德贵：唯物主义啊，用唯物主义批判啊。

季羡林：也提不上唯物主义。是开口大骂，也不属于什么唯物主义。对那个书啊，后来我想鲁迅的一句话，谩骂绝不是战斗。后来也知道，反正他那本书，不是他自己想出的，受命于上边的。

蔡德贵：“*”当中，我们知道了一个消息，1962年的时候，范文澜最早就说您是国宝了。您现在想辞国宝，但是1962年范文澜就说您是国宝的，梁志刚的文章提到了，我们“*”当中也听到了。

第十次口述（6）

季羡林：哦。不知道这个，不知道。

蔡德贵：他对您是很尊敬的。

季羡林：我对他也很尊敬的。我认为，他是老知识分子，改造成为革命家的典型。刚解放的时候，这个历史学界，有那么一个不定期的会，大概也是受命，就是改造我们这些没到过延安的老知识分子。

蔡德贵：那时候北大校方对您的评价，您知道吗？

季羡林：不知道。

蔡德贵：当时据披露出来的材料说，您属于中间偏左。50年代前后。

季羡林：大概是对的啊。

蔡德贵：那时候，您抗美援朝捐款很积极的。

季羡林：对。

蔡德贵：捐款。

季羡林：对。

蔡德贵：您与范文澜熟识就是在《历史研究》开编委会，你们这些人改造如何？

季羡林：范文澜大概也是受命。改造我们这些没到过延安的老知识分子。这个人的思想改造啊，是改造不了的，那时候思想改造是个很时兴的名词，当时我就说过，肉体可以改造，改造只能改造肉体，思想改造不了。他自己慢慢地接受。

蔡德贵：那时候您和沈从文有来往了吗？

季羡林：和沈从文？反正这样子，当时我对沈从文很崇拜。

蔡德贵：网上一个材料说，您当时和沈从文说过，大概是思想改造的时候。说咱们都是放在锅边的螃蟹，等着人家把我们推下锅，就可以变成红的了。

季羡林：嗯。忘记了。我对沈从文哪，非常尊重，尊重的原因，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当时作家啊，他的作品，你给我，我看不到半页，就认出是谁的来了。

蔡德贵：您那时候跟沈从文先生共事过吗？

季羡林：共事？什么地方啊？

蔡德贵：北大。

季羡林：我在北大，是从德国回来以后，到北大当教授的。反正，我对他很尊敬。从他这个文章啊（可以看出来），文章是有灵气，他大概是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是当兵出身的，可是有天才。

蔡德贵：喝点水，累了就歇会吧。

注释：

①那时候是北大出的题目挺怪的，高中毕业。到北京参加入学考试，在前门火车站下车，第一次见到电车，住西城西单的一个公寓；

北大的考场在沙滩，清华的考场借沙滩北大北河沿的三院；

考试闲暇在西单闲逛；

同时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入学考试试题：

党义：孙先生民生史观与马克斯唯物史观差异何在？

国文：一、将来拟入何系，入该系之志愿如何？二、新旧文学书中，任择一书加以批评。

英文除客观题有5页之多以外，作文以100—200个单词，写一篇《最好的朋友》，写的内容包括这个朋友是什么时候遇到的，现在在哪里？或者写《入学第一天》，或者《在学校最后的一天》。

中国历史地理包括中国历史有15道题，包括历代都城、战国时代的学派、秦统一天下的措施等。中国地理有4道题（任选3题），包括列举中国最大商埠三处说明其水道及铁路交通之位置、从广州往库伦如取最大短道（不走海道）如何走法经过何地、列举几个偏僻的地点所在及其特别关系、长江经过省有何支流。

代数几何平面三角是一年级及地理系二年级共同使用的题。

高中代数解析几何是一年级选考化学系二三年级及心理学二年级转学同学同用的。

然后是高中物理学、高中化学、高中生物学。

世界历史地理，其中世界历史10题，世界地理4题选作3题（包括从中国往美国在何处上路，经何处至纽约、地球上五大洲五大洋按照大小列举其名、何谓热带中国有没有属于热带之地，在何处、印度人口最多之处在何部分，其面积与人口与中国之比较如何等。

第十次口述（7）

②王星拱，字抚五，1887年出生于安徽怀宁王家大屋。王星拱是安徽省第一批官费留学生，远赴欧洲，学习于伦敦理工大学并获硕士学位。1910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2年，他和皖籍留学生丁绪贤（现代化学家）等人发起组织科学社（后与留美学生成立的“中国科学社”合并）。1916年学成归国的王星拱任教于北京大学理学院，1920年，北京大学出版的所著《科学方法论》一书，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说明科学方法论的专著。内容涉及：现象界之复杂，或然之理论和他的测算，归纳逻辑现象的数量，错误之免除与减少，观察与试验，逼近与理论，假定之用法，知识之类别，综合和推较，分类，例外之应付，概括的结论等。王星拱认为“科学方法是什么呢？换一个名字说，就是实质的逻辑。这实质的逻辑，就是制造知识的正当方法”。该书介绍了关于“归纳与论理”“观察和实验”“假定和方法”等科学方法论的基本理论和概念，对培根、穆勒为代表的西方归纳逻辑进行了讨论和分析，启发了国人的科学意识，对国民改变思维方法及其后学术界进一步接受演绎逻辑和数理逻辑，都有助推之功。

③完颜祥卿老师，他本是一中的校长，被聘为山大高中的论理学教师。论理学就是现在的逻辑学。这门课，高中的学生都不大重视。季羡林也不重视，但是到清华以后，因为选了逻辑学的选修课，就把这门课和这位老师联系在一起了。结果清华的逻辑是数理逻辑或者辩证逻辑，而完颜祥卿老师的逻辑，则是形式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