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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鞠思敏老师个子魁梧，步履庄重，表情严肃却又可亲，给季羡林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是正谊中学的校长，并不教课，只是在上朝会时，总是亲自对全校学生讲话。在这种每周一次或几次的朝会上，鞠老师讲的无非是一些待人处世的道理，并没有什么惊人之论。但是这些普通的道理，从他嘴里讲出来，那缓慢而低沉的声音，认真而诚恳的态度，却总是能打动这些初中孩子们的心。

从大一点的孩子们那里，季羡林了解到鞠思敏老师的一些情况。早在1913年，作为同盟会成员的鞠思敏从荣成来到济南，有一天，鞠思敏到商务印书馆买书，店面里的柜台很高，像当铺一样，来买书的人需仰头才看得到，自命清高的他无法接受，就联络了山东教育界两百余人，集资大洋5000多块，办起了教育书社，位置就在商务印书馆旁，与其分庭抗礼。

鞠老师不是一个卖嘴皮子的人，他一生着力追求的是言行一致、民族气节。到季羡林考上山东大学附属中学时，鞠老师受聘给附中的学生们上课，教伦理学，用的课本是蔡元培先生的著作《中国伦理学史》。

后来他成为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学校的第一任校长。

再后来，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济南，慕鞠思敏老师的大名，想方设法，劝他出来为日本人做事，以壮敌伪的声势。鞠思敏为人正直，赋予正义感和爱国热忱。他同情支持学生的抗日活动，对到南京请愿的学生大力赞扬、鼓励，并亲自到火车站为候车的学生送茶送饭。对被捕的学生，他总是设法营救。当年乡师的共产党员于一川、王路宾、张宏凡、姚仲明等都受到过他的庇护。鞠思敏爱憎分明，刚直不阿。1937年底济南沦陷，日伪当局因知其声望，多次派人登门敦请出任教育厅长，但是鞠思敏先生总是严词拒绝。再到后来，生计已经非常困难了，他只能每天吃开水泡煎饼，再加上一点咸菜，这样来勉强度日，却始终未为五斗米折腰，终于在极度忧患之中郁郁逝世。鞠思敏毕生致力于教育，被后人誉为“山东的蔡元培”。

1944年8月7日，鞠思敏病逝于寓所。终年72岁。当时虽处战乱年代，但在殡丧的那一天，济南市民、正谊中学的校友闻讯赶来执绋，送殡的人群长达数里。

⑤季羡林在北京考完之后，同去的山东老乡都面带惊慌之色，几乎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录取的希望破灭了。济南高中的英语教学从来没有做这样的练习，所以考北大的几个同学，被这当头一棒给打懵了，没有几个考生能听得懂。当时去北京赶考的学生有*十人，大多都报了北大和清华，机会难得，蒙上就赚了。但考完以后，很多学生傻了眼。清华当年招收200多学生，北大更少，只有100多名。所以能够考上这两所学校的，很少很少。对付不了北大和清华考试的一些考生，最后被为了收报名费和学费的朝阳大学录取了。季羡林因为基础比较牢固，很容易就对付过去了。结果，这次考试，他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华他都被录取，一时间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

⑥先住二院，与王岷源同住，王岷源经常借钱。后来到1932年9月和宿舍办公室交涉，由山东老乡许大千帮助找到新楼350房间，拿毯子占上，却被熊大缜、崔兴亚抢占，交涉半天才住进去。后来他又搬到新楼的三楼311房间，同屋住的是陈兆祊。来往多的同学有王炳文、姜春华、江世煦、刘玉珩、离休洁、张延举、沛三、连璧、菊岩、梁兴义、严懋垣、张彦超、郭骞云、张露薇（中文系）、张文华、孔庆铃、许振英、田德望、钱钟书、吴晗、胡鼎新（乔木）、梁作友、高耀西、薛德昌、曹葆华、瞿冰森、吕仲岩、鲍芳园（向季羡林借过钱）、沈聿功、子正、顾宪良、蔡淳、何其芳、璧如、王宗贝、张明哲、蒋豫图、李嘉言、张嘉谋、朱企霞、马玉铭、宗植。与李长之、吴组缃、林庚最为亲密，结为“四剑客”。

与山东老乡李祺（柏寒）、方振山（静轩）、徐家存（因其、荫祺）、王联榜（峻岑）、别遇昌（鸿高）、朱延统（贯一）、森堂（马森堂）、虎文（张天麟）、西园（牛西园）、石生、希元、阍者云、志鸿，还有不是济南人的德州人许大千（振德）来往也很频繁。另外与行健、友忱也有书信往来。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于1977年5月建立的。郭沫若1978年去世。

第十一次口述（1）

2008年10月31日下午3∶50～4∶40

蔡德贵：上次您讲到清华园，沈有鼎先生的怪。乔冠华腋下夹黑格尔著作，现在是不是继续讲清华园①？

季羡林：乔冠华腋下夹黑格尔著作，我不知道他是否看得懂，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不是同系，也不交谈。后来，他之所以跟我一起，成为交换研究生，就是因为这《黑格尔全集》起了作用了。我那时候德文也不行。那教员哪，就是都不大负责任。

蔡德贵：他用英文讲，没有法子练口语啊。

季羡林：有个笑话，有一次，我们几个中国学生，跟那个艾克提出来，你能不能用德文讲啊。他说，好啊，哇啦哇啦，哇啦哇啦，他说你们听懂了吗？我们当然听不懂啦，他说，我还是用英文讲吧。他哇啦哇啦，我们当然听不懂啦，我们没有念过啊。

蔡德贵：艾克是您学士论文的指导教师啊？

季羡林：后来这样子，艾克五年离开岗位，带工资休假，他到英国去了。谁来代替他呢？就是石坦安。这个石坦安呢，作风跟艾克不一样。艾克喜欢那个Holderlin，薛德林，艾克喜欢，所以我那个论文就是用英文写的，《薛德林的早期诗歌》，为什么是早期呢？那时候我的德文也不行，早期啊，就是把他年轻时候的诗啊，勉勉强强看上几遍，写论文，就是The Early PoamsofHolderlin，是用英文写的，那时候德语用英文。

蔡德贵：看薛德林的早期诗歌，是看德文版的，写论文是英文写。

季羡林：英文写的。

蔡德贵：德文的东西看（还）行。

季羡林：看，也是生吞活剥，不行，后来我们到柏林以后，我和乔冠华到德国以后，在柏林停了几个礼拜，德国那个柏林大学，有一（个）给外国学生开的班，我们就在柏林参加了那个给外国学生开的班。要真正掌握一门外语并不容易，得下一些死工夫。现在讲到什么题目了？

蔡德贵：石坦安代替艾克。

季羡林：石坦安教过。主要那时候德语不行。后来到德国以后，刚才说了。

蔡德贵：在柏林大学是口语训练。

季羡林：就是这个意思。

蔡德贵：现在叫强化训练。

季羡林：嗯。

蔡德贵：外教还有谁？

季羡林：还有翟孟生（Jameson），有一本《欧洲文学史》，用英文写的。

蔡德贵：他教过您吗？

季羡林：教过。

蔡德贵：累了，就停。

注释：

①详细情况是，季羡林说：我在清华上的是西洋文学系，可毕业证上变成了外国语言文学系，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改的名称。当时西洋文学系的声誉很高，因为教授都是用外语讲课。在一般大学生的心目中，当然是学习外语的极佳场所了。其实，这种说法有点笑话的味道，为什么？这是些什么样的教授啊，什么人啊。有一些就是当年留美预备学校的教师，胡适就是那个学校出来的，是庚子赔款建设起来的学校。当年有些年轻教师，他们在本国，不过是些小学、中学里教英文的老师，教中国人英语，也是说英文，他们不会说中文的。他们的水平呢？也就是英国、蒙古小学和中学老师的英文水平。当留美预备学校完成任务，升格为清华大学时，他们也就水涨船高，也就成为大学教授了。真可谓是浪得大名，是不应该得的大名。至于水平，教中小学英文，还可以，教大学，就不行了。学问则更是谈不上了。所以我们入清华大学时候，那个西洋文学系，我们都认为是第一，教授其实就是这么一批人，学问研究根本做不到。实际上，当时的一些老师，不怎么样的居多。

第十一次口述（2）

当时开的课很多，应有尽有。从古希腊、罗马的荷马史诗、悲剧、喜剧、维吉尔等，中间经过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的但丁等，一直到18、19世纪的塞万提斯、歌德等，直至近代和当代文学，无不包罗在内。莎士比亚专门开课，英国浪漫诗人、当代长篇小说包括所谓意识流小说、欧洲文学史、欧洲文艺思想史、中西诗之比较、文艺心理学、文学概论等，都有专门课程。但是平心而论，讲课好的老师不多。

那个时候的系主任，是王文显教授。王文显，字立山，生于英国，伦敦大学文学学士。曾经短期担任过清华学堂时期的代理校长。他的英文是很好的，能直接用英文写剧本，学生们没有怎么听他说过中国话。他是莎士比亚专家，写过有关莎翁研究的讲义，只是没有出版。他隔一年开一次莎翁的课。在教莎士比亚戏剧的时候，每节课不管是念到哪一句，不管是结束没结束都闭上课本就走人。他就是这个样子，他不大会说汉语。

他也写过戏剧的讲义，讲义大概恐怕也用了十几二十年了，大概也没怎么改。讲戏剧照例是进了教室以后，什么招呼也不打，就念讲义，铃一响，就停下来，不管这句子断了没断，停下来就走，也不跟学生讲话。那时候也没有说是教授进来，站起来，没有这个习惯。王文显的课，每次都让季羡林作笔记，每堂课下来，季羡林的手累得又疼又酸。所以最怕上他的课。戏剧课结束的时候，王文显强调，要求非将他指定的戏本看完不行。王文显教授给学生印象最深的是充当冰球裁判时的洋相，他脚踏溜冰鞋，但是在冰上的工夫明显是不够的，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神态让学生们大笑不已。

教授里边的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一国人，上课都讲英语。甚至教德语的老师，也是多数用英语教课。只是在大一开始的时候，教了一段德语的课。

任课的德语老师是杨炳辰，字震文。他当时任北京大学德语系系主任，在清华是兼职教授。他的德语水平应该不错，是在德国学过多年的留学生，并且翻译过德国的名著，如席勒的《强盗》等。

他没有教授架子，平易近人，常请学生吃饭。1932年中秋节前夕，杨炳辰约学生们到合作社南号喝咖啡，弄了一桌子月饼。吃完了，他又提议到燕京大学去玩，一行便载谈载行到了燕大。看到燕园和蔚秀园林木深邃，庭院幽琼，杨先生赞叹不止，说现在人提倡接近大自然，而中国古人早知道接近自然了。

但他教课，却不负责任。教第一个字母a时，说a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到教，也都说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学生们便窃窃私语：是不是丹田里的一口气我们不管，我们只想把音发准确。从此，“丹田里的一口气”几乎成了他的代号。

他在生活上也很有趣。他同时在五所大学里兼课，月工资可达上千银圆。他住在北大沙滩，有一处大房子，侍侯他的人一大群。太太年轻貌美，天天晚上要去看戏。

杨老师推崇佛教的“四大皆空”。这种人生哲学用在教学上，是表现出游戏人生的态度。甚至考试打分，杨老师也不负责任。学生交上卷子，他连看也不看，立刻把分数写上。当时清华的计分方法采取等级制，分为五等：超、上、中、下、劣（用英文字母E、S、N、I、F表示）。学生管E叫“金齿耙”，管S叫“银麻花”，N是“三节鞭”，I叫“当头棒”，F则是“手枪”。季羡林有一个姓陈的同学，脾气黏黏糊糊，交上卷子站着不走，杨老师以为他嫌分数低，立即把S（第二级）改为E（最高分）如此懈怠的老师居然也在北大任教授、系主任，且在五个大学兼课。跟这样的老师学德语，基础自然就脆弱了。

第十一次口述（3）

但是杨炳辰对季羡林还是厚爱有加的。在季羡林的眼里，杨先生是一个十足的好人，虽然有时候的课大发议论，宇宙问题，天人问题，谈锋极健，生气勃勃，但往往也能够自圆其说。他讲《浮士德》讲得非常精彩。拜访他的时候，他也谈到各种学术上的问题，他劝学生们要多读书，还替学生们介绍书，学生们觉得他热诚可感。谈的晚了，就在他家吃饭。

一次杨先生请客吃饭的时候，季羡林发现巴金也在座，他感到是个意外收获。他平常读巴金的《死亡》，就对他很留心了，觉得他是个很有希望的作家。

有一次，季羡林和李长之拜访杨先生，他给他们讲了许多话，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季羡林觉得他毕竟不凡。而且他鼓励季羡林，叫他不要放弃英文、德文，将来可以靠它们留洋。所以季羡林还是很感激杨先生。

还有的老师，自己觉得威风得炙手可热，专门给学生打不及格。每到考试，他先定下一个不及格的指标，不管学生多么用功，也不管学生的实际成绩怎样，定下的不及格的指标却一定要完成。这位老师很快就名扬全校，成了“名教授”。

清华大学当时有规定，教授任职五年，可以有一年带薪休假。这时候，艾克去英国休假，接替他教三年级德语的是德国人石坦安先生，全名是狄特尔·冯·石坦安。他是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在清华讲授拉丁文。他讲课比较认真，要求也严格，学生还学了点东西。季羡林得到过他的指导。

到四年级，是德国人艾克教季羡林他们。古斯塔夫·艾克，字锷风，德国爱尔冷根大学哲学博士。在来清华以前，在厦门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其时鲁迅也在那里，鲁迅写的文章中，还提到过他。他是季羡林的业师，是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

这又是一位马虎先生，对教书是心不在焉。他讲德语只用英语讲授。有一次学生们要求他用德语讲授，他便哇啦哇啦讲一通德语，速度快得如悬河泻水，使学生们谁也反应不过来，还问学生：你们听懂了什么吗？结果这位老师胜利了，还是用英语教德语。学生们自然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但艾克不是没有水平。他对艺术很有兴趣，在德国主修艺术史，拿到了博士学位。他用德文写过一部叫《中国的宝塔》的学术专著，在国外颇得好评。还有另一部专著是明代家具研究的，书中附了很多有价值的图表。

他在清华任教，但是住在当时辅仁大学旁边的一座王府，就住在银安殿里。他的工资非常高，又孤身一人，家里雇了几个听差，还有厨师。侍侯他的人不少，都住在殿前面的一个大院子里。他对中国名画极感兴趣，收藏了不少名贵字画。坐拥着书城，享受着王者之乐。尤其是他喜欢德国古典诗歌，对季羡林产生了影响。季羡林的学士学位论文《现代才被发现了的天才——德意志诗人薛德林》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写出来的。

1933年暑假，季羡林回济南过。艾克到济南来旅游，住在瀛洲旅馆。季羡林请他到唐楼吃饭，陪他去图书馆，逛了大明湖。艾克对张公祠的戏台大加赞赏，说自己要到灵岩寺去工作。第二天，季羡林买了四盒罗汉饼去瀛洲旅馆送给他，结果他已经走了。

毕业前夕，艾克请季羡林吃饭，饭后送给他一张阿波罗神的相片，季羡林非常高兴。后来艾克成了家，娶了一位中国的女画家，岁数比他小一半，年轻貌美。1946年季羡林回国，看他们的时候，他们请他吃烤肉。

第十一次口述（4）

华兰德小姐大概是波兰人，但是她不是教德语，而是教法语。她年纪很大，头发全白了。由于独身，性情反常，必须叫她小姐，她专在课堂上骂人，以此为乐。一上课，她就骂人。学生越学的好，在课堂上，她问问题，学生答对了，没有辫子被她抓住，学生都会了，她就大怒。她越是挑不出毛病来，她的火就越大，学生挨骂就越厉害。结果学法语的学生让她骂走了一半，越来越少，只有我和华罗庚少数几个不怕骂的留下来了。有一次上课竟然只有季羡林一个学生。他对着她的骂声，始终如一，一直坚持到底。后来她自己也感到没有法子上了，就改变一点，原因是一个学生没有，她就会丢饭碗的。学生们有时候予以反抗，治了她一次，她反而屈服了，从此天下太平。她还请这些学生到她家去吃饭，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了。她使用的课本是美国人学法语的一种，精装的，一大厚册。翻来覆去，就是讲那么一点点。我学来学去，也就学了前边那么一点。

跟着她学法文，整整一年，也没有前进多少。浪费了不少时间。到德国的时候，季羡林做毕业论文，必须参考的一本书，是一个法国人编撰的，就是《大事》（Mah āvastu），他在上课和教课之余，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啃那厚厚的三大册《大事》。跟华兰德学的那点东西，根本不能用，他只能硬着头皮把这本书给啃下来了。

不仅对学生这样，对同伴，她有更狠的。她当时住在清华园周围，清朝军机处旧址的一个大院子里，和燕京大学的一个波兰籍单身女教授，合租一套房子。她们两人轮流当家，每个人管一个月。管家的要做饭，这个管家的人要挨骂，对方每顿饭几乎都要破口大骂。轮到另外一个人当家了，反过来也是做饭和管家的人被大骂。而且是非挨骂不可。做饭的人只能忍气吞声。

在那个环境之下，学术研究谈不到，教授也不知道什么叫学术研究，他们自己也没有干过。

季羡林这个时候还旁听过俄语课。教员是一个白俄，中文名字叫陈作福，个子极高，一个中国人站在他身后，从前面看什么都看不见。他既不会英文，也不会汉文。只好被迫用现在很时髦的“直接教学法”，但是他的教学又不得法，学生听不懂，所以结果并不理想，季羡林只听到讲“请您说！”，其余则不甚了了。有一次，季羡林去旁听他的课，他把32个字母念了两遍，就写出字来，让学生念。他的字写的倍儿不清楚，弄得季羡林头昏眼花。上了几次课，只能大登其眼，却没有收获。大概只学了一些生词和若干句话，旁听的兴趣也越来越低最后终于放弃不听了，第一次学习俄语的过程就此结束了。

毕莲是一位美国女教授，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英语硕士，教英语文字学。在大二第一学期的时候，她拿了一本丹麦语言学家论普通语言学的教材当教本，结果，把本来不是很难懂的，格林定律越讲越糊涂。原来她对古典语言是一窍不通。第二学期，换了课本，她第一堂课讲乔叟的杰作《坎特伯雷故事集》，大出风头，高声背诵了书中的第一段，让学生们大惊失色。课接着上下去，她就只会胡诌八扯，学生才发现她的本领也就会背诵这一段。她不懂中古的英文文法，学生们只得读翻译成近代英语的乔叟的著作。

第十一次口述（5）

教欧洲文学史的翟孟生（Jameson）也是美国人，他用自己著的一部五六百页的巨著当教材。一开始挺能吓唬人，但学生们很快就发现，这部教材除了厚以外，没有任何别的长处。里面涉及到许多世界名著，有一个内容提要，但是却不可靠。原来是他对原著根本就不熟悉，连译本都没有读几本，只是抄了别人书中的一些内容，抄得又极不细心，错误百出。他连抄的耐性都没有，除了中国，不会有人给他出这部书。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成了当时清华的名教授，简直可笑之至。

温德是教大三法语的美国教授，也教过欧洲文艺复兴文学。他的英文讲得非常好，当时觉得像吴宓这样高水平的中国教授，再读十年书，也讲不到这个水平。他看了不少书，但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有学术文章发表。他作为美国人，喜欢的是*教。他觉得*教的天堂符合他的口味。遗憾的是，*教戒酒，而他却总是喝得醉眼朦胧，戴着装反了镜片的眼镜，在清华校园里，也算是一景了。后来，他在北大工作，就住在季羡林的附近，我每天去上班的时候，到外文楼是必经之地。他住在一个小平房里，季羡林与他也没有什么来往。抗美援朝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美国护照给撕了，不要美国国籍了。但他那时候，也没有加入中国国籍。美国使馆也不联系，他反对美国的侵略行为。他终身未娶，死在中国，死的时候已经100岁了。在中国起码待了70年。

还有一位吴可读教授，是英国人，教授大三的中世纪文学。他上课不拿课本，顺口讲，学生则顺手记录。他还讲授现代小说，选了《尤里西斯》和《追忆逝水年华》、《还乡》以及吴尔芙和劳伦斯的各一部小说作教材，至于懂不懂，则只有天知道了。季羡林当时的感觉是迷迷糊糊，不知所云。他还经常缺课，学生等半天，也不到教室。他好歹敷衍了一学期，让学生们很失望。而一旦学生到的少了，他就拿考试来吓唬学生。有一次的考试居然考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我和同学们只得拼命看，看得头晕眼痛。终于看完了，就大骂这位老外老师。

这些外国教授，除了个别的，大多是草包。他们都在本国大学毕业，但肯定在本国大学当不了教授，有的可以做大学助教，有的可以做中学老师，有的只配当商店店员或者小公务员之类，找不到太好的工作，但到中国来却成为名教授。更为可笑的是，他们在中国并不老老实实当教授，而是来猎奇，看看这个神秘的国度。受好奇心驱使，有的人学了一脸假笑，挤鼻子弄眼，打恭作揖，能说上三句半中国话，便成为中国通，回国去了。不久居然还写出几本大论中国的书，名也有了，财也有了，皆大欢喜。殊不知，这些人花钱雇中国人给他们翻译中国古籍，但是书出版的时候，译者的名字不见了，只剩下他自己的名字。个别杰出者，还靠这本著作在本国大学当了汉学教授，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清华，这些非正常途径出身的洋教授，讲课都有点野狐谈禅的味道。所以在规定的所有必修课中，洋教授教的没有一门课让学生们满意。季羡林自己觉得四年下来，收效甚微。尤为可笑的是学了四年的德语，只能看书，却不能听和说，根本张不开口。

那个时候对老师的教学态度，学校没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好像当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概念。教师也不准备教学大纲和教案。教授在课堂上，可以信口开河。谈天气，可以；骂人，可以；讲掌故，可以；扯闲话，可以。老师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天上地下，唯老师独尊，谁也管不着老师。有的老师竟然能够在课堂上睡过去，有的上一年课，不和学生说一句话。有的教授同时在八个大学兼课，必须制定出一个轮流请假表，才能解决上课的冲突。勤勤恳恳的老师不能说没有，但是是少数。老师这样对待学生，学生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师生之间不是互相利用，就是互相敌对。没有想到师生关系竟然变成这样子的关系：老师为了混饭吃，学生为了拿文凭。

杨炳辰当时是北大德语系的系主任，据说在十几个大学兼课，每个月能够拿到1000多块现大洋。他住的地方，就在辅仁大学的旁边，就是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附近，一个叫马圈的胡同。他租了一套房子，是原来的一个亲王府。杨炳辰的思想极为复杂，中心是“四大皆空”。教书比较随便，每个学生他都可以毫不吝啬地给高分。他根本没有时间备课，胡乱讲一通。一次考试，考完了，学生赖着不走，他看学生不走，就问，嫌分数少啊，给你增加10分。有一天，他给季羡林和李长之一本德文讲文艺理论的书，书名中有一个德文字“文艺科学”。他们觉得很新奇，玄机无穷。李长之写了文章，称杨炳辰为“我们的导师”。李长之称他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为“感情的批评主义”。季羡林对理论一向不感兴趣，觉得直到今天对他的理论还是一点都不明白。

外文系的学生一共三个专业，英语、德语、法语三个语系。三门外语里，选一门主修。季羡林选的是德文。后来之所以能够到德国去，就是因为季羡林学的是德语。冯友兰当时是文学院院长，他和德国留学生交换处签订合同，选人的时候，季羡林和乔冠华被选中。季羡林是因为学了德文，乔冠华是因为抱着黑格尔全集，看懂看不懂，不知道。同他那时候不是同学，也不交谈，反正他的黑格尔全集起了作用。

李长之提到“羡林兄当时正在写《现代才被发现了的天才——德意志诗人薛德林》”，说明他们在校期间也有共同的兴趣，都从薛德林的诗中读出了力量和信念。

第十二次口述（1）

2008年11月1日下午4∶00～5∶00

蔡德贵：上次讲到，艾克带薪休假，石坦安接替，石坦安又讲了一段，两个人的风格不同。

季羡林：嗯。整个的清华的那一段。我的印象，就是在清华大学的那一段，学德文哪，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原因就是任课的那几个教授，都不是太负责。所以我跟乔冠华交换到德国去以后，在柏林住了有七八个礼拜，专门上这个柏林大学给外国人开的德文班，叫加强补习。就证明我们到柏林以后，并不掌握德语，说不了。后来到哥廷根，不是我自己选的，是他们学术交换处指定的。

蔡德贵：必须到哥廷根大学。

季羡林：嗯。把这个乔冠华，派到图宾根大学。把我派到哥廷根。不过他这一派啊，对我以后很有影响，如果是把我派到图宾根大学，把乔冠华派到哥廷根大学，图宾根那个地方没有汉学，也没有印度学，乔冠华在图宾根，那里就靠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念的那点知识，勉强拼凑了一篇文章。

蔡德贵：是庄子的论文。

季羡林：大概是。当时我就有一个决心，就是我的博士论文，不管在德国什么地方，绝不选中国的题目。中国的题目是骗人的。所以我有这么一个决心。

蔡德贵：与乔冠华的选择有什么联系吗？

季羡林：跟乔冠华，一到哥廷根，他到图宾根，我们没有再联系。

蔡德贵：那您知道了他选中国学的信息了吗？

季羡林：图宾根没有中国学的。

蔡德贵：那他怎么选庄子的论文呢？

季羡林：当时是这样子啦。反正那是骗洋人的。你总得选择一个题目吧。

蔡德贵：乔冠华很快就获得了博士学位了。

季羡林：嗯。我到了哥廷根以后，固定在哥廷根，当时我还不清楚念什么。有一天我到那个教务处，看到外边有教授开课的名单，我发现里边有梵文、巴利文，所以我应该说是狂喜。因为在国内，在清华大学，我旁听了两门课，一门是朱光潜先生的，叫什么来着？

蔡德贵：文艺心理学。

季羡林：文艺心理学，这个课，我还是学了不少东西。因为那时候朱先生刚刚从欧洲回国，讲到的都是当时欧洲最新的东西。另外他自己对中国的这个旧学很有造诣。所以听他那些课，觉得非常有益。

当时，我们有几个学生，就请这个陈寅恪先生开梵文课，陈寅恪先生说我开不了，我不是研究语言学的。所以，我到哥廷根和梵文、巴利文不期而遇。忽然看到这里有梵文、巴利文，我立刻就选了。

蔡德贵：当时您连想都没有想到。

季羡林：没有想到，不知道哥廷根会有什么课。选了以后，任课教师就是Sieg。

蔡德贵：Sieg用中文，就是西克教授。

季羡林：西克。后来他退休了，就是瓦尔德施密特教授，来接替他。

蔡德贵：一开始是西克教授先开的？

季羡林：啊？（没有听清楚）

蔡德贵：一开始是西克教授先开的？

季羡林：西克教授先开的。

蔡德贵：后来瓦尔德施密特教授接替的。

季羡林：后来，学了一段时间以后，瓦尔德施密特教授问我，你是不是想在这个印度学这方面有所发展？我当时答应他，是的。他当时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德国人对印度学有兴趣的也不多，选这种文字的也不多。找了我这么一个人，很高兴。他就问我是不是要学下去，我回答说，当然要学下去了。

我到哥廷根的时候，最初还不知道这里有梵文、巴利文。当时脑袋里有一段时间，要学希腊文。

第十二次口述（2）

蔡德贵：是不是已经学了点希腊文？

季羡林：学了点。实际上，希腊文是德国中学里的课程，先学拉丁文，然后再学希腊文。所以我学了点拉丁文，就是给希腊文搭搭桥。后来一发现有梵文了，希腊文、拉丁文我就没有学下去。我这个德文教员哪，是我的女房东。

蔡德贵：欧扑尔太太。

季羡林：欧扑尔。怎么讲呢？这个女房东啊，到晚上呢，在睡觉前，把我那个德国被子啊，里面是鹅毛的，要不然，就挤在一堆，（睡觉前必须）得把它弄平。欧扑尔太太的任务，就是帮助我弄平鸭绒被。我自己也弄不平。她喜欢讲话，可又没有对象。她每天晚上，给我来弄平这个鸭绒被，就站在那里不走，就跟我讲，她一天里干了什么事，有什么感想。最初，我不全懂。

蔡德贵：最初还不全懂？

季羡林：其实，那时候强化训练完了。所以我的真正的德文老师是我的女房东。大概听了一年多，听出点门道来了。那时候有几个中国留德学生，在哥廷根，我们组织了一个德文学习班。①

蔡德贵：德文学习班？

季羡林：当时就选一篇中国的文章，选哪一篇文章，我忘记了。大家都翻译，把它翻译成德文，然后自己互相评论。

蔡德贵：还互相评论？

季羡林：有那么一个阶段，目的就是提高德文的水平。可后来真正的提高是女房东，她天天晚上都进行教学。我真正的老师是女房东。

蔡德贵：她义务教学。

季羡林：义务教学（笑）。

蔡德贵：她德文很正宗啊？

季羡林：我住的那一带啊，就是德文发音最标准的地方，Hannover我的德文老师实际上就是女房东，义务的，还不交学费。

蔡德贵：您累了，就喝水，别累着。

季羡林：嗯。我在她家十年没有动。

蔡德贵：十年，要交房租？

季羡林：房租当然要交了。房租是什么呢？我住的是她儿子的房间，她儿子在另外一个城市达姆什达特念工科、工作。她就把这个房间出租给我，一切设备俱全。就是德文老师，我在那一住就是十年，我走的时候，她痛哭流涕。老太太也寂寞。她丈夫是在我在的时候，一天晚上忽然就死了。他死的时候，是我去打电话，报告大夫，大夫就进来，得诊断，说这个人真死了。然后呢，把他送到殡仪馆。都是大夫管的，打电话，就是我，因为她家里没有别人。

蔡德贵：歇会吧。喝口水。

休息之后。

蔡德贵：学术语言还是您自己看书。

季羡林：学术语言就是，到一个印度学研究所。印度学研究所，我每天早晨吃完早点，就去研究所。所长是西克，后来是瓦尔德施密特，全国的印度学研究所也没有几个，柏林大学有，再没有听到别的大学有的。

先生咳嗽。

蔡德贵：您休息一会儿。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在德国也没有过过好日子。

季羡林：我去的时候，还能买到香肠、奶油。我记得，过了不久，那奶油啊，就限制了。那个希特勒准备打仗了，到了后来，那就什么也没有了。

蔡德贵：后来什么也没有了。

季羡林：上面是机声隆隆，下面是饥肠辘辘。

蔡德贵：您在德国那十年，可是受了洋罪了。

季羡林：受了洋罪了，受了八年洋罪，大概是。前两年还行，有东西吃。

蔡德贵：尤其是家里什么样，一点也不知道。身处异乡的那种痛苦。

季羡林：有一首诗，忘记谁做的了：“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我每年到了旧历年，就背这句诗。“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第十二次口述（3）

蔡德贵：是当时在德国的学生做的？

季羡林：不是，是古诗，是不是《唐诗三百首》里有，不记得了。你回去查一查。反正就这两句，和我当时的地位符合。万里未归人啊。

蔡德贵：您传记里好像没有用。

季羡林：“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蔡德贵：正好把您当时的心境表达出来了。

季羡林：就是啊。

蔡德贵：德国人不过旧历年。

季羡林：德国人不过旧历年，人家就是过圣诞节。他们一年最重要的就是圣诞节，12月25日，他们过圣诞节。

蔡德贵：和家里中断音信，也是七八年。

季羡林：就是。

蔡德贵：然后就是，西克退休以后，瓦尔德施密特接替。瓦尔德施密特从军以后，西克又来接替。

季羡林：对。西克，就是没有办法啦。老头出来了，早过了退休年龄了，没有办法了。

蔡德贵：两头都是西克。

季羡林：后来，我的博士论文还是瓦尔德施密特。

蔡德贵：瓦尔德施密特从军以后，西克教吐火罗文。

季羡林：我现在回忆，想写一本书，《中外恩师谱》，第一名就是西克，因为我们感情非常深，我们就像祖孙一样。我那时候二十几岁，当时我并不想学吐火罗文，他说不行，非学不行。吐火罗文原来啊，没有人懂，就在咱们新疆发现了吐火罗文的卷子，没有人懂。是西克和西克灵（Siegling）两个，再加一个柏林大学的比较语言学教授舒尔茨（Schulze）。他们三个把（吐火罗文）这个语言弄通了，原来没有人懂，字母认识，但不懂。他们弄懂了，写了一本《吐火罗文语法》。

蔡德贵：这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季羡林：当然是意外的收获。当时我脑袋里，乱七八糟的外文已经学了几种了。

蔡德贵：七八种啦。

季羡林：我在哥廷根大学还念过俄文。

蔡德贵：您还念过《古兰经》。您觉得《古兰经》比俄文容易。

季羡林：*文念过。《古兰经》不难懂。

蔡德贵：《古兰经》您念完了？

季羡林：也没有念完。当时是这个样子，哥廷根大学考博士啊，要求是三个系，我的主系是印度学，两个副系呢，一个是英文，因为英文对我讲起来比较省劲，另外一个呢，就是*学，为什么选*学？因为印度学研究所，跟那个*文研究所在一个房子里边，楼上楼下。

蔡德贵：您过去有个地方说，一个副系是英文，一个是斯拉夫文。

季羡林：那个*文哪，我后来放弃了。

蔡德贵：开始是*文。

季羡林：原来是*文，后来是斯拉夫文，主要是俄文。但是德国规定，斯拉夫文不能是一种语文，必须是两种以上，才能成为一个主系或者副系。所以我选的，一种是俄文，一种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当时不叫南斯拉夫文。

蔡德贵：俄文很难的，有变格变位。

季羡林：俄文比德文还复杂。

蔡德贵：西克教授实际上是强迫您学吐火罗文。

季羡林：就是啊。

蔡德贵：结果几十年以后，派上大用场了。

季羡林：嗯。那是非学不行。

蔡德贵：学习有时候被动的也有好处啊。

季羡林：嗯。因为那时候，这个梵文研究所在高斯－韦伯楼，高斯－韦伯他们两个发明电话，就在那个楼里。那里边有这个*文、梵文、巴利文、波斯文、俄文，都在这一个楼上。

蔡德贵：山东人学*语，发颤音是不是比较难啊？

季羡林：*文发音，没有感觉怎么难，而且《古兰经》念起来，也不难，它的结构非常的规则，所以我当时想把*文做一个副系。一个英文，因为我可以省掉很多时间。后来不知道怎么，对俄文发生了兴趣。俄文不是副系，副系是斯拉夫文，俄文是斯拉夫文中的一种。我学了俄文以后，学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就是南斯拉夫文。

蔡德贵：歇会吧。歇过来，就说一会。

休息之后。

蔡德贵：咱们就自由了。我做了十几天地下工作者。

季羡林：笑。

蔡德贵：实际上我录的这些她没有用。

季羡林：嗯。

蔡德贵：地下工作者结束了。您继续说吧。我可是觉得读《古兰经》很难的。

季羡林：它这个结构非常明确，《古兰经》啊，它不那么复杂。不像佛教经典那么复杂。这个，这个藏啊？是另外的话题了。这个“藏”，中国没有这个概念，是从印度来的。《佛藏》影响了《道藏》。中国不是有《道藏》，比较全的，想法是印度来的。现在我们不是搞《儒藏》么，《儒藏》呢，儒、释、道三家，《佛藏》、《道藏》都有了，怎么能够没有《儒藏》呢？这个选呢，是这样子，中国的《四书》《五经》先入“藏”，其余就是史部和子部，你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当然要进“藏”的，《儒藏》。

蔡德贵：北大这边进展很缓慢啊？

季羡林：现在也并没有进行，处于一种停止状态。

中国的《四书》《五经》入藏，这个用不着讨论。其他这个子部，还有史部，史部还比较好弄。这个子部最难。个人文集，谁能够有入“藏”的资格，最难。朱熹朱子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另外，李白杜甫，当然也不成问题，诗人。所以选起来，现在用什么方式，能够进入《儒藏》，集中大家的智慧，把《儒藏》编成不容易。

蔡德贵：现在不集中。北大一摊，人大一摊，四川大学一摊，力量太分散了。经费也成问题。川大已经出了60多册了。北大的《易经》做了一些。

季羡林：北大一个教授专门研究《易经》的。

蔡德贵：朱伯昆先生吧？

季羡林：对。朱伯昆。现在北大也没有怎么做。北大的《易经》一类的做了一些，《易经》的研究，朱伯昆很好。《儒藏》汤一介是内行。还有一个陈什么东西啊？两个字的名字。

蔡德贵：陈什么，北大的吗？

季羡林：北大的。

蔡德贵：那是陈来。

季羡林：哦，陈来这个人还是很有脑筋的。汤一介、陈来都是不错的。

蔡德贵：陈来是工科出身。学工科的，后来转为文科，后来跟张岱年先生读研究生。他做的很不错。

季羡林：陈来他做的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