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 页

蔡德贵：还有一个消息告诉您，就是衍圣公孔德成逝世了，您知道了吗？

季羡林：知道了。

蔡德贵：张蔇，与您联系过吗？

季羡林：最近没有联系。张蔇现在叫张明。

注释：

①季羡林说：龙丕炎、田德望、王子昌、黄席棠、卢寿我们几个，不约而同地到城外，山下一片叫“席勒草坪”的绿草地，去会面。这片草地，终年绿草如茵，周围古木参天，东面靠山，山上也是树木繁茂，大森林长宽各几十里。

第十三次口述

2008年11月7日上午

季羡林：我原来最多的时候有六只猫。

蔡德贵：是不是“大强盗”有侠气啊？

季羡林：你说侠气也可以。

蔡德贵：我顺便问一句，您写过一幅字，叫做“志当存高远，行不外平常”。过去您写的是“志当存高远，心不外平常”。这个“行”字，和那个“心”字有什么区别？行为的行。

季羡林：我知道。“志当存高远”就等于那个，“极高明而道中庸”，一个意思。“极高明而道中庸”，意志要高，行为要平常。行就是要平常。不能在平常之外。

蔡德贵：不要有傲气，要有骨气。

季羡林：对。

蔡德贵：您那个《御碑颂》不是也找了好长时间，没有找着吗？

季羡林：是《御书颂》。

蔡德贵：后来说是用胶带纸把它绷在木板床底下了吗？

季羡林：对。是《御书颂》。《御书颂》是这个样子，大概是描的。

蔡德贵：描的？不是苏东坡的真迹吗？

季羡林：苏东坡的真迹，描的。所以后来这个，我为什么买那个呢？因为这个思想改造运动，所以这个西单文物商店，原来啊，文物商店，这个东西在文物商店，后来思想改造的话呢，震动很大，所以，西单文物商店自己讲，是假的。假的，就是这样子，描的。不过有一个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有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张纸上，上边有乾隆皇帝啊，题了几幅字，乾隆啊，前边有乾隆写的，中间有乾隆的。它是乾隆御书房里边的镇房之宝。乾隆的字还有。

蔡德贵：那就了不得了，价值连城啊。整理的时候，您见过吗？

季羡林：没有。反正是，就是当时宣传思想改造运动，把人改造得说实话，当时，为政治服务。

第十四次口述（1）

2008年11月7日下午4∶00～5∶00

蔡德贵：上次您让我查的那句诗，我查出来了。这首诗为戴叔伦①所作，戴叔伦在驿中度岁，作《除夜宿石头驿》：“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

季羡林：嗯。戴叔伦。

蔡德贵：上次说到您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了希腊文、拉丁文、俄文、*文等，读过《古兰经》。想写一本《中外恩师谱》，第一名就是西克。

季羡林：第二位，当然是瓦尔德施密特教授。第三位是哈隆，为什么呢？哈隆是汉学教授，后来调到（英国）剑桥大学。我一到哥廷根，他就给我搞了一个中文讲师的名义，一个月给我350马克。

蔡德贵：那可帮了大忙了。

季羡林：那当然帮了大忙了。我那时候一去，每月150马克，大概住房用一半，吃饭用一半，350马克成为阔人了。哈隆就是这么的。后来他调到剑桥，本来想让我一起去剑桥大学，我说先回家看看再说。我回来以后呢，当然就走不了了，母老、家贫、子幼，走不了了。当然不一定是母了。家贫、子幼，走不了了。

蔡德贵：婶母也一样。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差一点成为哈隆教授在剑桥大学的同事。

季羡林：嗯。

蔡德贵：第二位是瓦尔德施密特，第三位就是哈隆教授。您是不是还有一些细节，比方说，您省下几个月的面粉和奶油给西克教授做蛋糕。

季羡林：对。

蔡德贵：您还陪瓦尔德施密特教授的夫人去看节目。

季羡林：后来他从军哪，是这个样子。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原来是少校，后来“二战”一起，被征去从军。德国人的这个娱乐活动，城里的娱乐活动一般集中在冬天，夏天一般不搞娱乐活动，是出去到海滨，洗海水浴。冬天不能到海滨，就在城里边，城里边一晚上一个节目，一个冬天，节目大概有十几个，内容很不同，有的是歌唱家、有的是钢琴演奏家，来演出，内容不一样。往往一包就是一个冬天，大概十几次。后来瓦尔德施密特被征从军，他去不成了。所以陪同师母看节目就成为我的任务。天天，不是天天，一个礼拜有几次，忘了，总起来一个冬天十几次，我陪她看节目，然后看完表演之后，把师母送回家，就是我的任务。因为他们家的房子在城外，城边上，是新盖的。

蔡德贵：大概她也害怕。

季羡林：看完表演，就送师母回家。

蔡德贵：整整一个冬天。

季羡林：嗯。

蔡德贵：这是尊师的一个典范哪。您是冲着瓦尔德施密特老师的。

季羡林：嗯。对。

蔡德贵：给西克教授的蛋糕是怎么做的呢？

季羡林：蛋糕就是这个样子。自己得节省出来，蛋糕是三种东西，一点奶油、面粉、白糖。我节省了大概有几个月，少吃吧。

蔡德贵：那个时候，您吃好多德国配给的东西，肚子里都存气，当时不是说在电影院里，屁声不断吗？大家都在挨饿，很难受的。

季羡林：主要是面包，那个面包的面粉很少，他们讲，是用一点面粉和鱼粉做的。德国侵略别的国家，有一阵，抢了一批鱼，把鱼晒干，磨成粉，掺一点面粉，做成面包，那样的面包，怎么办哪，那当然吃了以后只能放屁。

蔡德贵：电影院里屁声不断了。

季羡林：嗯，嗯。屁声不绝。

蔡德贵：德国人是好面子的。

第十四次口述（2）

季羡林：（笑）德国人公开场合不能放屁的。我们中国人也不能，在公开场合也不能屁声隆隆。

蔡德贵：控制不住了。

季羡林：嗯。他那个时候真是控制不住了。他吃的那种面包，必然放屁。因为里面主要不是面，有点面，里面主要是鱼粉。

蔡德贵：骨头大概也磨到里边了。

季羡林：嗯。有一回不知道从哪一个国家弄来一批乌龟，乌龟德国人是不吃的，他们就在报纸上大肆宣传，说乌龟怎么怎么的有营养。

蔡德贵：在报纸上宣传乌龟的营养。

季羡林：大肆宣传。德国人不吃乌龟。

蔡德贵：当时有吃的吗？

季羡林：不吃反正就挨饿。怎么吃，我也不知道。

蔡德贵：刘先志当时养着乌龟。

季羡林：他的乌龟就是分到的。分到以后舍不得吃。就养起来了，起个名字叫“马科斯”。那个空袭的时候，他带着乌龟到郊外去逃空袭，放在包里，是最珍贵的东西。

蔡德贵：您和刘先志②来往很多吗？反正经常和他躲避空袭。

季羡林：我们天天见面么。他是搞物理的，后来他回到山东，原来在山东工学院当教授，后来做到山东的副省长。

蔡德贵：合校以后，又成了山东大学的了，山东大学也搞纪念他的活动。给西克除了做蛋糕，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吧？还记得捧着蛋糕您去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样想的啊？

季羡林：我那个蛋糕就那么一个，我给他一半，我就那么一个，只能给他一半。

蔡德贵：西克夫妇两个激动得老泪纵横。

季羡林：德国人不大装假。所以我跟他西克的关系，形同祖孙。我那时候岁数小。

蔡德贵：您才二十几岁。

季羡林：那时候，本来他已经退休了，但是瓦尔德施密特从军，他又出来。我那时候脑袋里装的语言够多了，不想学。他说，不行。我的本领要全部教给你。首先是吐火罗语。

蔡德贵：他是真看好您了。

季羡林：嗯。就在那个梵文研究所，高斯—韦伯豪斯，在大图书馆对面。后来德国学生都当兵去了，一个比利时人古勒，他来学这个吐火罗语，再加上我，两个外国学生学吐火罗语。老头天天到那个梵文研究所，教这两个外国学生。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冬天，外边天寒地冻，到了黄昏下班的时候，我扶着他，送他回家，然后我再回家。因为我住的地方离他家很近。

蔡德贵：您的家在曼彻斯特街？

季羡林：我的家住在Münchhausen，明希豪森街，门牌号是20号，离他家不远。就是欧扑尔太太的家。西克的家就在这个街的外面一条街。

蔡德贵：后来这个比利时学生，他吐火罗语学的怎么样？

季羡林：学的很好啊。回到比利时后是大权威啊。全世界没有几个人懂吐火罗语的。

蔡德贵：后来您的日本研究生辛岛静志（也懂吐火罗语）。

季羡林：我冬天每天晚上天寒地冻，德国这个民族老实，当时已经不分国界了。

蔡德贵：说到德国这个民族很老实。送西克教授回家。

季羡林：就是我们差不多也顺路，我扶着他回家。他那时候80岁了，早就退休了，瓦尔德施密特从军之后，他又出来了。德国大学校园里，有一个阶段没有男生。因为都当兵去了。后来，男生回来了，架着双拐，大概不是缺一条腿，就是掉一只胳膊。就那样一个局面，我看了以后，心里很不好受，德国人却处之泰然。

（此时医生进来查房，发现季老腿部有挠痕。）

稍后楚水进来看望，说李国一要来看先生，李国一是李鸿章的孙女。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百岁院士。

季羡林：李国一是百岁院士。

蔡德贵：苏雪林还在吗？

季羡林：早就不在了。

注释：

①戴叔伦（732—789），唐代诗人。字幼公，一说字次公。润州金坛（今属江苏）人。大历时，曾应刘晏之召，在其盐铁转运使府中任职。建中元年（780），任东阳县令。此后几年，在唐宗室李皋的湖南观察使、江西节度使幕中。后任抚州刺史。贞元四年（788），改任容州刺史，兼容管经略使，在任上去世。他在任地方官期间，较能关心农业生产，史称“清明仁恕”，有一定的治绩。在大历、贞元间的诗人中，戴叔伦诗是以反映当时农村生活见长的。《女耕田行》写封建压迫下妇女从事田间劳动的艰苦情况；《边城曲》写兵士远戍边城之苦，并以都城长安的豪华生活相对比；《屯田词》表现了诗人对处于苛重压迫和剥削之下的劳动者的同情。这些作品，大多“即事名篇”，采取七言歌行的形式，可以看作白居易所提倡的新乐府体的先导。五律《除夜宿石头驿》等，则情景交融，真挚动人，颇为历来传诵。晚唐诗论家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曾援引过戴叔伦论诗的话：“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对宋、明以后主张神韵、性灵的诗人产生过影响。《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戴叔伦《述藁》10卷，已佚。《全唐诗》录其诗2卷，其中有别人之作羼入者。《全唐文》录其文两篇。事迹见《新唐书》本传及《唐诗纪事》、《唐才子传》。

②刘先志（1906—1990年），力学家、工程教育家。长期从事力学教学、研究和教学组织工作。在固体力学、流体力学、一般力学、振动力学、传热学、应用数学和机械工程等许多领域中都进行过研究工作，并作出了贡献。山东省高密市人。1926—1930年在燕京大学数学系学习，获理学学士学位。1934—1939年在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机械系学习，毕业获特许工程师学位，并留校任教。1945年毕业于德国哥廷根大学数理系，获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先后任上海工务局正工程师，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教务长，无锡开源机械厂（现无锡机床厂）设计部主任、山东工学院（1983年改名山东工业大学）教授、教务长、副院长、山东省工业厅副厅长、山东省第四、五届政协副主席、山东省副省长。

第十五次口述（1）

2008年11月10日下午4∶30～5∶10

（这天是讲得最不清楚的一次）

蔡德贵：这是那一天去崔如琢先生家，他给您题款的2009年的小台历，“季公方家雅正”，崔如琢。您上次讲到西克、瓦尔德施密特和哈隆教授。

季羡林：就他们三个。

蔡德贵：还有没有别的要讲的？如像布劳恩？

季羡林：那布劳恩（不是直接的老师）。得要几个啊？

蔡德贵：不知道啊。中外恩师谱里，德国您说了三个了，说到西克、瓦尔德施密特和哈隆教授，几个您自己确定。其他的还有要说的吗？

季羡林：中国的我写了什么？

蔡德贵：中国的，您还没有具体说，但是说到的，朱光潜、陈寅恪您说到了，吴宓先生您说到了。不过说的还不是很细，随便您什么时候想到了，什么时候想说，您自己考虑，都可以打乱次序。

季羡林：嗯。我还得仔细考虑。

蔡德贵：对，没有关系，我们也不着急。

季羡林：现在我们干吗呢？

蔡德贵：德国还要讲什么吗？

季羡林：《留德十年》我都忘记了，写了些什么东西呢。

蔡德贵：主要上的课程都有了，自传里都提到了。然后交往的人里边，这三个教授都提到了。毕业论文，伊姆加德那边，传记里都提到了，房东欧扑尔太太，教您德语，也提到了。

季羡林：（我们当时念）房东叫奥扑尔太太。

蔡德贵：对。

季羡林：国内第一个当然是陈寅恪先生了，那没有问题。第二位就是汤用彤先生。

蔡德贵：他在北大开魏晋玄学的课，他讲的课您都听完了。

季羡林：整个的听完了。我那个笔记本可惜……他自己没有讲义，我记得最详细。所以汤一介说，那个笔记本，我记的，现在放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了，他自己没有讲义，将来找出来，会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

蔡德贵：他当时连打印的讲义也没有发？

季羡林：嗯。什么都没有。

蔡德贵：当时在北大，正教授听正教授的课，您是独家啦。

季羡林：嗯，对。我不但听我的真正的老师的课。就是比我年轻一点的周祖谟，比我小的老师，周祖谟先生的课（我也听）。

蔡德贵：他的课您也听了？

季羡林：嗯，他的课我也听，语音学，我也听了。

蔡德贵：就是音韵学和训诂学吗？

季羡林：我缺什么，听什么。

蔡德贵：周祖谟先生的课，您也记笔记了吗？

季羡林：我听了起码一个学期。我听，就是一堂不缺。

蔡德贵：您也记笔记了？

季羡林：也记笔记。

蔡德贵：您速记很快的，在济南高中，您记过地理老师的报告。

季羡林：那是这样子，他是临时世界形势报告，祈蕴璞（老师讲的），他报告过。因为那时候，那个中学里的很多老师，也都不大念书。加一个“也”字。祈蕴璞呢，是例外，他会日文，英文大概不行。所以他买一些日文书，爱惜书啊，鲁迅先生爱惜书的，祈蕴璞也爱惜书。祈蕴璞先生爱惜书，是这样子，他把书放在自己大褂的袖子上翻看（用手比划着），生怕把书弄脏。他上的是世界大事，不是一门课，就是临时形势报告。讲了几次，也忘记了。我反正都有笔记。所以我当时对他非常佩服。

蔡德贵：您说他是真正念书的老师。

季羡林：他是念书人。

蔡德贵：他是山东人吗？

季羡林：山东，他是（益都人）。他嘴是说话有点结巴。他说“石榴拉”三个字，来调节结巴的。

第十五次口述（2）

蔡德贵：是开头讲吗？

季羡林：不是一开头，讲的中间“石榴拉”。“石榴拉”（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没有意思。当时我对他特别佩服，那个中学教员啊，一般是不求上进。他们觉得，弄一个中学教员也不容易。在济南的教高中的教员呢，有北大派和师大派。师大派呢，占上风，因为师大本来就培养教员的么。清华大学的没有，我是一个例外。因为清华那个，我在那里的那一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没有别的事可干，而且我教国文，我是学西洋文学的，当时都是文言哪。文言，我也不能说一点造诣没有，就是当时我在正谊中学念书，下午三点以后下课了，就找了一个老师徐金台，台湾的台，他教《左传》哪，就教那些书。每天下午三点下课后，徐金台老师上古文。晚上回家，吃完晚饭，就去尚实英文学社学英文。我这个人哪，比较内向，我叔父大概认为我这种人没有什么出息。所以，他看我大概（没有什么希望），就逼我考邮政局，没有考上。

蔡德贵：邮政局那时候的管理者是外国人吗？

季羡林：外国人。

蔡德贵：是外国人管理。

季羡林：外国人。

蔡德贵：那是怎么回事呢？凭您的才能应该没有问题啊。

季羡林：不行，反正没有考上，如果考上，就麻烦了。一辈子就邮政局了。那是铁饭碗，你只要不犯错误。

蔡德贵：那就没有后来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了。

季羡林：嗯，没有这个了，都没有了，德国也去不成了。当时，这个，我给你讲过，就是清华大学、北大我都考上了。为什么选清华，就要出国，我是押宝，让我押中了。如果不考清华，还就真出不去。当时那个，不是当时了，多少年来都是重理轻文，国家，每个省派出去的留学生都是理科的，文科的留学生没有。所以那时候，有钱的人可以自费留学。我们家里边，那时候是中产之家，够上够不上，反正是有饭吃，不太缺钱。就这么一个水平。所以我押宝呢，就押到清华，让我押中了。就是我在济南教那一年高中啊，也很吃力。

蔡德贵：很吃力？就是学的国文还不够用的？

季羡林：吃力。都是文言文哪。

蔡德贵：全部课本都是古文啊。

季羡林：所以，我这个对《辞源》，老的《辞源》，不是新的。这新的《辞源》哪，你大概没有对过。

蔡德贵：我有一本老《辞源》，是大厚本的，大概很早的。

季羡林：郑孝胥写的字。这新《辞源》哪，是越来越差，因为什么？我要查《辞源》，主要是古典的。这新《辞源》呢，把古典去掉一部分，增加了一些新词，所以不伦不类。所以我查辞源哪，也有本领。那年就靠查《辞源》。

蔡德贵：靠《辞源》就应付得了国文课了？

季羡林：嗯？应付不了，也得应付啊。那有什么办法啊？我主要是查典故。我选的文章，大概我喜欢的，就是文章写得好的，从《左传》开始，下面就是司马迁，我对那个司马迁的那个《报任少卿书》，原来我背得滚瓜烂熟。后来我选的文章都是那种抒情的。那个《报任少卿书》也是抒情的。他受了宫刑，一肚子牢骚。司马迁啊，他对李陵说了一句话，就这样，下蚕室①，受宫刑。李陵啊，不是后来出来赝品，《李陵答苏武书》，“苏武牧羊”么，他们两个其实没有关系。

蔡德贵：牟善初②牟院长，当时是您的学生。

第十五次口述（3）

季羡林：嗯，就是那一年。他的文章写得好啊。别的也看不出来。别的不教。那时候还没有白话。为什么呢？“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那时候还没有怎么彻底，所以还都是文言。

蔡德贵：其实高中学点古典的可能比现代汉语更为有用。

季羡林：应该有（古典的）。我觉得，原来我也提倡过，这个高中学生啊，高中文理分科，我就不赞成，不能文理分科。文理分科，考大学，文科高中啊，数学这一关很难过。我自己就是这样子。我高中学了点数学，就到小代数，平面几何。

蔡德贵：微积分没有学。

季羡林：没有到那个程度。

蔡德贵：立体几何没有学吗？

季羡林：立体几何？几何里面立体、平面，当时也没有那么清楚。所以到了我考大学，数学这一关哪，很麻烦。

蔡德贵：您不是考了4分么。

季羡林：我考了4分，后来到清华呢，我还想入数学系，你说怪不怪啊？那个数学系我想上。

蔡德贵：那您比臧克家好多了。

季羡林：他？不知道。

蔡德贵：他考山东大学，数学是零分，语文是98分，写了几句话。数学考零分。

季羡林：哦。山大可以啊。

蔡德贵：两门，数学零分，语文98分。

季羡林：那时候我们山东的学生一流的，都不考山大。我那一年，到北京考学的有80个人，大概是。

蔡德贵：您对宋还吾先生很感激的，给了一只饭碗啊。

季羡林：当然很感谢，就是啊。那个工资很高啊，160块现大洋，这个助教啊，80，比助教高一倍。

蔡德贵：您在高中教书，自己买了英国老飞鹰牌自行车③？

季羡林：买了自行车。因为高中在杆石桥，我在佛山街。平常我不住在学校里面，就骑自行车，走过那个正觉寺街，就走那条街。

蔡德贵：那5分钟就到了，一溜往西去。

季羡林：往南，佛山街南边。佛山街、朝山街，朝山街是直通苇子门那条街，往左一拐就是佛山街。

蔡德贵：自行车是进口的。

季羡林：进口的，那时候国内啊，造不出来。后来，你是永久牌的、飞鸽牌的。

蔡德贵：那晚了。

季羡林：开玩笑啊。

蔡德贵：您这一年里，在济南每周和朋友去吃饭馆。

季羡林：就是，反正那个工资很高。我也不全给家里边，幸亏我留了，没有全部给家里了。要不留的话，去德国就没有钱买车票了。我不像乔冠华，乔冠华家里有钱，人家不在乎啊。我到德国买车票，得自己对付啊。到教育厅，我跟何思源去要钱，要200块大洋，没有要来。还是宋还吾陪我，他没有给。④

蔡德贵：宋还吾的面子也不给。

季羡林：到了后来……当时我就讲：我说，何厅长，你给留一个将来见面的机会啊！到了后来，果然，我回到北京后啊，在北大教书，何思源呢，调到北京，做过（北京市）市长。有一个山东中学，不是校友会，董事会吧。我不是山东中学的，我当董事，我和李广田都是董事。我见到何思源，他也是董事。我对他说，当年跟你要200块钱，你不给。他说，我都忘记了。

蔡德贵：他是清官吗？

季羡林：他反正是，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他走之后就是王寿彭，状元做教育厅长兼山东大学校长。

蔡德贵：王寿彭早。

季羡林：哦。

蔡德贵：您在高中的学生里面，除了牟善初，吴传文是一个吧？

季羡林：吴传文是。

蔡德贵：最好的学生里边，还有两个当过很大官。

第十五次口述（4）

季羡林：嗯。

蔡德贵：牟善初是一个，还有其他的。

季羡林：牟善初，他写的文章，写得好。

蔡德贵：您那时候在山东民国日报主编的《留夷》有没有发表他的文章？

季羡林：我是主编，发表过《游灵岩》，现在找不着了。

蔡德贵：找不到了，哈佛大学图书馆都找了，没有。清华大学连《山东民国日报》都没有。

季羡林：嗯。

蔡德贵：还有个陈丽妫（guī）。

季羡林：他念wěi。

蔡德贵：还有孙玺琪。

季羡林：孙玺琪，对，后来革命啦。东北哪一个省的书记。当时的那个文章里面就流露出革命的情绪。

蔡德贵：还有张国珍。

季羡林：嗯。

蔡德贵：还有王绍祖。

季羡林：王绍祖印象不深了。

蔡德贵：三个年级各一个班。

季羡林：嗯。

蔡德贵：那时候您和吴传文一起打乒乓球，也是校园里的一景了？和学生玩，也没有老师架子⑤。

季羡林：少见。我和小孩玩玩也可以。那时候济南一中有一位老师，我和他打了一年乒乓球，没有赢一次。一中的，一中和高中，一左一右。

蔡德贵：那时候济南高中和济南一中不是一个学校？

季羡林：一中那是济南顶呱呱的学校。

蔡德贵：还有曹州六中吧？

季羡林：曹州府六中，菏泽，就是后来的菏泽六中，（学校里）有六中、北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很多。教育厅的一个科长，就是六中、北大、哥伦比亚留学回来的。那个哥伦比亚留学回来的，在高中教书的很少。那留美的学生在高中，有留学生，还有法国的。法国的这一派，在济南高中不行。有法国的，蒋程九就是留法的。后来蒋程九⑥是，由于他的背景，他（解放后）到社会主义学院去了。社会主义学院是专门对*党派人士办的。蒋程九到那里了。

蔡德贵：当院长去了吗？

季羡林：不是院长，学员。

蔡德贵：解放初吗？

季羡林：解放后啊。不解放，不会有这个。

蔡德贵：您和蒋程九共事过一段时间。

季羡林：嗯。应该是。王大牛跟我同事。

蔡德贵：王大牛没有什么行政职务？

季羡林：王大牛教书，我在那里教书。蒋程九、王大牛，还有李井泉。

蔡德贵：哪个井，水井的井吗？

季羡林：水井的井。也是法国留学生。蒋程九是教务主任。

蔡德贵：当时教国文的老师还记得吗⑦？

蔡德贵：冉性伯教您点名。

季羡林：冉性伯，他就传授经验，说你这个教书，首先把那个名单（点名册）念熟。不认得的字，查字典。不然，到了课堂上，临时救急的办法，如果碰到不认得的字，先空着，不念，然后问：还有遗漏的没有？就站起来了，你叫什么名字？

蔡德贵：您遇到过吗？

季羡林：没有。

蔡德贵：您有没有不认得的名字呢？

季羡林：没有不认得的了。我小心，都查过字典了。这是传授经验，这个经验很重要。

蔡德贵：是不是那时候的学生还有比您大的？

季羡林：有比我大五六岁的，有的二十七八啦。

蔡德贵：有没有大学生想欺负您这个年轻教师？

季羡林：倒没有给我捣乱的。因为我这个人处事待人比较温和，没得罪人。

蔡德贵：像牟善初算岁数大一点的吗？

季羡林：他不属于那个偏大的。大的是什么呢？我记得曹州府的大地主的孩子，在家里念私塾，念了好几年，想拿一个证书。我在新育小学的时候，一进门南面那个房子，就有一些曹州府大地主的孩子。有一次，有一篇文章，《游开元寺》，那时候我的文言文哪，那个水平很差。而他们在家念过私塾，游完开元寺之后，写的文章贴出来了，老师批了几个字：颇有欧苏真气。不过这个老师，也就这么个水平。他自己也不见得会写得出来

第十五次口述（5）

蔡德贵：他们国文底子不错。累了就歇会。

季羡林：嗯。

注释：

①蚕室即宫刑异名。

②牟善初，1917年生于山东省日照县。原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现任中华老年医学会名誉主任委员、总后卫生部专家组成员等职。济南一中1936年毕业生，1937年—1943年在中央大学医学院医疗专业学习并获学士学位。1944年—1948年任前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医师、讲师，1949年—1958年任第四（五）军医大学内科代主任、副教授，1958年—1974年任第四军医大学附属一院内科主任、教授，1974年起，任301医院主任医师、教授，1986年起担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内科总医师。曾任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老年医学会主任委员、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副主编、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内科杂志编委，全军老年医学专业组组长。牟善初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心内科及老年医学专家，是我国老年医学的创始人、医学超声波的开拓者。1958年与心外科专家一起开创了国内体外循环治疗心脏病的先河。1950年领导参加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提出了一整套防治措施在全国推广，为治疗血吸虫病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此荣立二等功。一直在临床第一线工作，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多次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组组长。2003年8月6日已87岁的牟善初老院长说：“昨天第一次分享了恩师季羡林的生日蛋糕，而且是在自己就职的医院”。他感慨之余，思绪回到70年前的国文课堂，“当时，季老用‘这个太婆不是人，却是天上一个神，生来儿子会作贼，偷了蟠桃献母亲’的祝寿词，启发学生写作文要有波折、跌宕。”

③据弭菊田（妹夫，即秋妹季惠林的丈夫）说：季羡林回到济南以后，叔父婶母非常高兴，特意买了辆崭新的自行车（英国老飞鹰牌）送给他。季公非常爱惜这辆自行车，每天下午回家都要擦洗一番。后来很晚了，有什么飞鸽牌的永久牌的。有一次他的内兄彭平如（书法家）向他借骑一下，他说什么也不肯。彭公甚为恼火，于是趁其不在时，在自行车前放一香炉，插上三炷香，向人们诉说，他把自行车“供”起来了，言下颇有揶揄嘲讽之意。

④8月以后，应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的邀请，回母校任国文教员。宋还吾时称成武三杰之一（与杨鹏飞、孙东生并列），在济南高中教过的学生，一共是一年，三个年级，三个班，学生*善初（心脏病学家，山东日照人。是为开国元勋保健的善于与病魔作战的将军）、杨翼骧（山东省金乡县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已经去世）后来成为著名学者。而赵修德、梁千仞等成为革命军，后来是高干。

⑤学生中还有：杨翼骧（1918—2003）当代著名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贡献卓著，他在中国史学史史料的整理与编纂上做出了开创性成绩，并在研究中形成了特有的治史精神和平实文风。自20世40年代开始涉足中国史学史，是新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主编了第一部史学史词典，《中国历史大词典史学史卷》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教学和科研生涯，桃李芬芳，著述等身。

⑥季羡林在《回忆济南高中》中说：教务主任是蒋程九先生，山东人，法国留学生，教物理或化学，记不清楚了。我们是高中文科，没有上过他的课。据学生杨翼骧的资料：当时的省立济南高中，聚集了许多日后成为大学教授、知名学者的教师：数学老师缪蕴辉，物理老师周荫阿，化学老师蒋程九，英文老师张友松、卞之琳、顾绶昌，国文老师李何林、季羡林等。

⑦季羡林当时教国文的同事有山东人冉性伯、江西人童经立、安徽人李何林，他们每人教一个年级的三个班，而季羡林教三个年级的各一个班；其他同事有英文教员张友松、顾绶昌，历史教员梁竹航；“王祝晨老师也在这里教历史，我们成了平起平坐的同事。在王老师方面，在一师附小时，他根本不会知道我这样一个小学生，他对此事，决不会有什么感触。而在我呢，情况却迥然不同，一方面我对他执弟子礼甚恭，一方面又是同事。心里直乐。”

第十六次口述（1）

2008年11月11日下午3∶40～5∶00

先生这天的眼睛非常好。

进去以后没有多一会，护士给先生眼睛贴冷敷，用两块冷敷胶布贴住两只眼睛。十几分钟之后，先生着急，让护士拿下去。然后说，要解决大问题，吃喝拉撒睡是大问题。先生要如厕。先生的护工岳爱英用轮椅推先生时，方向不是平常的顺时针，而是逆时针方向，先生说：“你怎么这么快啊，我本来就糊涂，这样我不是更糊涂了吗”？护工说：“不是难得糊涂吗？”先生说：“我现在糊涂也不难得了”。

蔡德贵：讲到国内的恩师，第二位是汤用彤先生。第一位是陈寅恪先生。还讲到听周祖谟的课。

季羡林：听课不等于老师，周祖谟我光听课。我比他还年长。那时候我们都在（沙滩）北楼，我那个系主任办公室在二层，三楼就是上课的地方。所以下来就是办公室，上去就听课。我听课，最有意义的就是听汤用彤讲魏晋玄学。后来汤一介告诉我，汤用彤讲课没有稿子。我记得非常详细，那个本子好多年我没有回家，回家可以找一找。

国内的，第三位就是胡适。胡适的课我没有听过，不过他的书，我读的是很多的。后来我到北大来的时候，他是校长。胡适那个人，是“我的朋友式”的人物。他的口头语是：“我的朋友”，他也真是像我的朋友。有一次，我给你说过这个故事，我在他的校长办公室，进来一个学生，学生显然是地下党员，而且跟胡适很熟。进来以后，他说胡校长，延安哪，传来信息，请您不要走，请您做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适笑了一笑，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人家，信我吗？

蔡德贵：人家信我吗？

季羡林：人家就是共产党。后来，胡适，那时候邓广铭是他的秘书。

蔡德贵：邓广铭也是山东人吧？

季羡林：嗯。邓广铭是山东老乡。他告诉（我们），蒋介石在南京搞总统选举，扬言说要胡适当总统。我们都不相信，蒋介石是干吗的啊？他是大流氓，他掌权，怎么会让胡适当总统呢。哪有那么回事啊？而胡适真有点信，很幼稚。

蔡德贵：胡适这么幼稚。

季羡林：有一年旧历十二月，北大校庆怎么（的），北大校庆，我搞不清楚，在12月中旬①，我也搞不清楚到底为什么是12月中旬，那时候解放军已经围了城啦，我们就讲，校外炮声隆隆，我们说是为北大校庆放礼炮，庆祝北大校庆。后来，外边的机场去不了了，在东单，东单现在看不出来了，东单原来啊，有一块空地，飞机在那里可以勉强起飞。那时候到南京或者其他地方，都是从那里起飞，东单。现在看不出来了。

蔡德贵：胡适就是从那里走啊？

季羡林：胡适就是从那里起飞到南京的。走了以后，我们有过争论，他走得对不对。他走的时候，我们当然认为他不应该走。后来随着情况的发展，让我们这些主张不该走的人改变了主意，认为他走得好。要不走，有两重身份，一个是批判的对象，就是从学术来讲，批判的靶子，胡适是最好的靶子。

蔡德贵：实用主义是他特别提倡的。

季羡林：另外一个，就是1957年的右派。他要不走，如果不划右派，那才怪呢。所以，我们后来认为他走对了。我到台湾以后，不是有一篇文章吗，《站在胡适之墓前》，那时候当然没有讲得那么详细，那个心情就是，认为他走得还是对的。离开北京以后，到台湾，他就来往于台湾和美国之间。当时他还在研究《水经注》。有一点，他不是研究《水经注》么。

第十六次口述（2）

蔡德贵：已经入迷。

季羡林：入迷的这个例子，我也说过。有一次，北京图书馆袁同礼②，他是馆长。袁同礼，那时候首都在南京，他俨然是北京的南京政府外交部的代表。只要有外宾来，他都请客。

蔡德贵：袁同礼是双重身份吗？

季羡林：不是外交部，那是我们给起的，外交部没有那么个代表，只要有外宾来，他就请客。图书馆反正有钱。胡适到南京的时候，北京已经被围城了，他派专机到北京接人，他有个名单。名单里接的有很多人，首要的是汤用彤。③

蔡德贵：那个名单有没有您？

季羡林：我当然不够资格，那时候我是个小毛孩子，不够格的。大概有汤用彤、徐炳昌，还有马衡④，故宫博物院的院长。胡适在南京机场恭候，与老友见面。结果飞机一到，名单上有的，一个也没有去，名单上没有的，毛子水倒去了。听说胡适当时大哭，哭了一场。那时候，北京旧知识分子的心理是这样子的：共产党我们不了解，但是国民党我们了解啊。怎么能跟他走呢？

蔡德贵：结果名单上的一个没有去，就是毛子水去了。毛子水是北大图书馆馆长吧？

季羡林：毛子水走了，北大图书馆馆长。那个人也不能说是学者，也没有什么著作。

蔡德贵：他的名气还是很大。

季羡林：名气不知道啊，北大图书馆馆长也是个人物啊。到后来我们到台湾，胡适在台湾的墓，那个字都是毛子水写的：胡适之先生之墓。胡适这个人，我们说，他当然反对共产主义，可是从来没有写过文章骂共产党。国民党他倒是骂过，他说“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不是说“知难行易”吗？胡适说“知难，行亦不易”，主要就是针对孙中山那个的。后来我们认为他走得对，理由就是，一个是批判的靶子，一个是1957年的大右派。

蔡德贵：他走了以后，照样批，空对空批判了一通。

季羡林：后来空对空，批得不少啊。

蔡德贵：我们学习过批判他的材料。

季羡林：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这么个身份。

蔡德贵：他对员工特别好。

季羡林：胡适这个人是这样子，对什么人都是这样子，“我的朋友”么，包括那个工友，就是对校长办公室工友。那时候在北京只有一辆私人汽车，就是胡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