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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德贵：您那个时候是35岁。

季羡林：嗯。沈崇事件，你知道。北大、清华的学生，所有大学学生都起来示威，打倒美国帝国主义。北京那时候，国民党军队的头是李宗仁，他是桂系，广西的，与蒋介石合作。沈崇事件一出来，学生闹*。蒋介石派的是北京市宪兵第五团，蒋介石的贴身队伍，去抓了一些学生。后来，胡适就坐他那辆北京仅有的一辆汽车，奔走于李宗仁和其他党政要员之间，（要他们）释放学生，抓学生不行。

蔡德贵：他这个人很有正义感。

季羡林：他这个人，就是，聪明是聪明。就是，人说，一心不可二用。他一心，一个是做学问，那真是好料子。另外他又想当大官，当总统。

蔡德贵：政治幼稚病。

季羡林：嗯。政治幼稚病。蒋介石是坏蛋，他认识不清楚。我们那时候也不清楚，不过蒋介石是坏蛋，这个，大家啊，老知识分子都知道。蒋介石到北京来视察工作，住在后圆恩寺⑤。那个房子，后来康生在里面住过。我也去过，后来成为高级饭店，那是解放后，在那里吃过饭。

第十六次口述（3）

季羡林：我从来也不相信（鬼）。原来我住在东厂胡同，明朝杀人的地方，那是北京有名的凶宅，说有鬼。我就住在里面，因为进门好几层院子，第四层我住的。晚上有人去找我，先得问季羡林是不是在里面，如果不在里面，谁也不敢进去。我有一篇文章，叫《马缨花》，就是写这个。因为我在国外多年，不信鬼，也不信神。没有这个玩意儿。现在世界上鬼神是不存在的。

蔡德贵：很多人佩服您，研究了一辈子宗教，但是没有信任何宗教。

季羡林：于道泉哪，在英国念书，陈寅恪在那里治眼睛，陈寅恪在那里视网膜脱落。范文澜也是视网膜脱落。后来医生就劝他吃海参，说海参有胶质，可以粘起来。后来这个于道泉在英国留学，怕这个陈寅恪先生寂寞，天天到医院去陪他，念什么呢？《资本论》。陈寅恪就告诉我，他哭笑不得，说我不相信共产党，他天天来给我讲共产主义。于道泉的妹妹于若木，陈云的夫人，已经嫁给陈云。后来于道泉从英国回来，他这个妹夫，想培养培养这位大哥，把他接到他家里边，过了一阵，观察他不是做官的料子。于道泉是有意思，一方面给陈寅恪讲这个*主义，另外一方面，研究鬼。他作为一个课题研究鬼。还研究在碗里种豆子，无土栽培。于道泉是个天才，天才往往有怪癖。另外那个沈有鼎，也是个怪才，沈有鼎架着双拐，提着走。两腿走路，架着双拐，不用，他双拐提在手里走。他是金岳霖的学生。金岳霖说最有天才的之一，就是沈有鼎。

我在高中啊，学过逻辑。结果到了清华呢，清华那个规定，每个文科的学生必须选一门理科的课，那时候让我选什么？物理、化学，我一窍不通。后来又规定，逻辑可以代替，所以结果，清华教逻辑的老师满堂。第一个金岳霖，第二个冯友兰，另外一个张崧年。结果这个哲学系啊开会，我最愿意去旁听。因为一开会，冯友兰和金岳霖就辩论。有一次辩论一个问题，很有意思，说我们现在，在这里，是存在，在两千年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当时可能不是用的知道这个词。辩论的结果呢，每次都是冯友兰脑袋瓜不如金岳霖灵，磕巴嘴，往往越辩论越说不清楚。金岳霖呢，是挥洒自如，那个聪明。我上过金岳霖的课，清华规定必须选逻辑代替理科的课，逻辑当然选金岳霖的啦。有一次，金岳霖在逻辑学的课上说，中文我讲不下去了，我用英文讲吧。因为他学的逻辑学是通过英语学来的。

蔡德贵：结果，您就多听了英文的课了。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听说一个笑话，郑昕先生讲康德，也不知道是黑格尔的，说讲着讲着，哭了，说自己讲不下去了。他是不是一级教授？

季羡林：郑昕是不学无术。一级教授就是哭出来的。两个哭来的。一个杨晖，（都是哭出来的教授）。原来这个没有排级的时候，一调整工资，北大几个老头，翦伯赞、杨晖、曹靖华，都排在前边，到后来决定一级教授，这就麻烦了。几个老头，都是不念书的，一级当然选不上了。从那以后工资就上轨道了。有一段时间我们拿工资，以小米折合钱币，我是1100斤小米。哪一年我记不住。

蔡德贵：1952年前后，东方语专合并来的时候。

季羡林：差不多。

……

季羡林：也没有什么（窍门）。那时候济南，有个本地的班子，三个大名：一个胡风亭，胡风亭演丑角的，女的叫云金兰，云金兰、胡风亭。我看过他的戏。那时候，这个我们住在佛山街啊，火神庙，有一年火神庙，从来没有过给火神上供，火神庙演戏了，我去看过了。胡风亭、云金兰，还有耿永奎。

第十六次口述（4）

有一次金岳霖告诉我，就是那个金先生啊，他说，都说他糊涂，也说潘梓年糊涂。潘梓年，那时候中国科学院那时候还没有分院，潘梓年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主任。就有一次，说是大家赛一赛，究竟谁更糊涂。果然开会了，签名，金岳霖讲，我姓什么来着？大家都说，你姓金，金岳霖。啊，金岳霖。问潘梓年，也是：我姓什么来着？大家告诉他，潘梓年。他又问：哪个潘哪？结果潘梓年获胜了。因为潘梓年更糊涂。（大笑，笑得眼睛眯起来了）

注释：

①据钱耕森先生《解开北大校庆日的百年之谜》一文（发表于1998年8月5日的《中华读书报》）：一般学校的校庆日，都来自于该校成立之时的首次开学日。按照这个惯例，北大的校庆日应来自于其前身京师大学堂于戊戌年（1898年）创建时的第一个开学日。新北大的5月4日的校庆日，是为了纪念1919年爆发的著名的“五四”运动而特别改的，当然与100年前京师大学堂的第一次开学日无关。那么，老北大的校庆日，是12月17日。这一天是否就是北大一个世纪以前的首次开学日呢？12月17日，确是老北大的校庆日。1948年，是北大50周年。老北大就是在12月17日的校庆日，举行50周年大庆的。时任北大校长胡适于1960年还回忆说道：“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是民国三十七年（即1948年——引者注）十二月二十七日。”（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

②袁同礼（1895—1965）河北徐水人。字守和。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入清华图书馆工作。1920年赴美国，先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与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学习。1924年归国，任广东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1925年任北京大学目录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协会会长。1926年任北京图书馆图书部主任，翌年6月任副馆长，1929年1月任馆长。1929年8月北平图书馆新馆建成，蔡元培任馆长，袁氏改任副馆长，代理馆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西南从事图书资料的搜集整理。1945年5月获美国匹兹堡大学法学博士名誉学位，9月返国任北平图书馆馆长。1949年9月出席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后去美国，在国会图书馆任职。1951年任斯坦福大学研究所编纂主任。1957年参加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工作。1965年退休。在北平图书馆任职期间，多方筹集经费，1934年派王重民去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拍摄敦煌遗书，并协助伯希和对其手稿进行编辑整理；1935年派向达去伦敦影印及研究英国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王、向二氏共摄回照片一万二千余张，入藏于北平图书馆。1944年8月敦煌土地庙遗书发现后，曾上书*请求将其收藏于北平图书馆。撰有《国立北平图书馆现藏海外敦煌遗籍照片总目》。

③1999年季羡林访问台湾回来写出的《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说：五十年前在北平结识的老朋友，比如梁实秋、袁同礼、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等，全已作古。我真是“访旧全为鬼，惊呼热衷肠”了。天地之悠悠是自然规律，是人力所无法抗御的。

④马衡（1881—1955）字叔平，号无咎、凡将斋主人，鄞县邱隘盛垫桥人。早年肄业于上海南洋公学。1917年任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征集员，后受聘任北京大学讲师。精于史学，能诗善书工篆刻，与沈尹默等主持北大书法研究会。1923年任北大史学系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导师，旋任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奠定北大考古学科基础。既专注室内拓片、文物研究，更注重实地考察。同年赴新郑、孟津考察出土铜器，次年赴洛阳调查汉魏石经。1925年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主持古物馆。次年任博物院维持会常务委员。1927年初讲学日本，回国后任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干事兼古物馆副馆长。次年参加辽东半岛貔子窝考古发掘。1930年任燕下都考古发掘团团长，参与考察发掘。1933年初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9月任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古物馆馆长。1935年兼任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工程委员会委员、吴越史地研究会评议。抗日战争期间，负责抢运文物到内地，对保护国宝殊多贡献。北平解放前夕，拒去台湾，又设法延滞国民党政府空运故宫珍宝去台湾，使大批珍贵文物得以留在大陆。新中国成立后，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仍致力文物保护研究。1952年任北京市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毕生从事金石考古研究，于秦石鼓、汉魏石经及古代度量衡有深入研究，考释新朝王莽时代“新嘉量”，依据实物作《隋书·律历志》的十五等尺的阐述，擅书法篆刻，著有《汉石经集存》、《凡将斋金石论丛》等。病逝北京。

⑤后圆恩寺胡同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至南锣鼓巷，与黑芝麻胡同相接。元朝建有圆恩寺，现已不存。清朝属镶黄旗，乾隆时称后圆恩寺胡同，由于在圆恩寺之后，故而得名。后圆恩寺胡同7号友好宾馆，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四合院，该院落中部为一西洋楼房，楼前有一个带喷泉的圆形水池，周围还点缀着采自圆明园的刻石。池东南有一花岗岩的西式拱形顶圆亭，由瓜棱柱支撑，再往东有一组假山及仿古建筑；池北为大楼，池西为后置一座中式四合院。原为清末庆亲王奕劻次子的宅第，民国时曾是蒋介石行辕。

第十七次口述（1）

2008年11月12日下午3∶40～5∶20

（中间季承到，范曾来访）

蔡德贵：昨天讲到您在国内的恩师，第三位是胡适先生，说到办公室的故事了。

季羡林：对。胡适这个人是这样子。原来在那个极左还厉害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为胡适之先生说几句话》，发表在《群言》杂志上。

蔡德贵：《群言》是民盟的杂志。

季羡林：民盟的。在那篇文章里，我说胡适这个人，你要求他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可能的。共产主义既然是一种信仰，也应该允许人家不信仰。我讲他这个写文章，批评过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他没有写文章批评共产党。我并不是说他赞成共产主义，你要求胡适赞成共产主义，要求过高了。他能不公开骂共产主义，我说这就是进步，国民党他可是不满意，“知难，行亦不易”，一直批评到孙中山。

蔡德贵：他没有公开批评蒋介石，是不是说明他对蒋介石还抱有幻想，希望让蒋介石实现他当总统的幻想。

季羡林：幻想是有的。当时在北京的与他接近的几个人，一个他的秘书邓广铭，还有阴法鲁。

蔡德贵：阴法鲁也是秘书吗？

季羡林：阴法鲁不是秘书，是我们的同事，是来往比较密切的。当时我们都认为蒋介石是流氓出身，他当了总统，会让你来当总统？一个稍微有点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蒋介石会让胡适当总统。不过胡适自己还真有点迷了。

蔡德贵：他自己流露过这种情绪吗？

季羡林：他也没有流露，当时我的印象就是，他不大在学校里，经常往南京跑。

蔡德贵：去要官了。

季羡林：不是要官，是等着坐宝座，当总统。一个小官，他也看不上。北大我不清楚，清华大学的教授，到南京啊，蒋廷黻在南京当了新闻局长，后来到苏联当大使。也没有什么大官给你做。

蔡德贵：大使很低了，最多也就是厅局长级别的。

季羡林：对。蒋廷黻就是新闻局长，后来当驻苏联大使。

蔡德贵：说到蒋介石，先生，我插一句，1931年9·18以后您去南京请过愿？

季羡林：我去过。

蔡德贵：记得都不详，没有详细线索，您能不能详细说一点？

季羡林：当时是这个样子。清华大学全体学生开会，决议：绝食请愿。请愿干吗呢？请蒋介石要抗日。这是全体学生做的决定，结果绝大部分的学生，做了决定回家睡大觉了。

蔡德贵：回家睡大觉了？

季羡林：不是，是这个说法啊。做傻瓜的，我是其中之一。

蔡德贵：做了决定，回家了。

季羡林：全体做了决定，我是傻瓜，我们一小部分傻瓜真正到南京去了。怎么去的呢？大概100多人吧。我们到了前门车站，上车了。上车要去南京，后来站长讲，你们这样，这让我怎么交代啊？后来我们明白了，赶快下车，卧轨。

蔡德贵：在前门车站卧的轨。

季羡林：卧轨，真把脑袋枕在铁轨上，眼睛看着的是那个绿旗红旗，红旗，车就不开，绿旗，车开。绿的就开，红的就止。所以我们这些傻瓜躺在那个铁轨上，眼睛老看着红绿旗，一看到红旗啊，放心了，知道脑袋压不了了。

蔡德贵：您不傻呀。

季羡林：一看到绿旗，就想着，这个车真开了的话，脑袋就没有了。

蔡德贵：说开就开啊。

季羡林：真正开的话啊，你是不是把头缩回来。（大笑）是这个问题。

蔡德贵：那谁也不愿意无谓牺牲。

第十七次口述（2）

季羡林：人之情也。这有什么？

蔡德贵：最后就没去南京吗？

季羡林：去了。我们受了站长的暗示，下来卧轨，脑袋就看着红绿旗。结果这个绿旗啊，就不变了，那个车就不走了，老是红旗。我们就放心了，放心就出来和这个站长谈判。那时候，我是学生里边的年轻的，我也不希望干这玩意儿。两个派别，在那儿争发言权，一派是共产党，一派是国民党。一路争，一直争到南京，谁来发言？是共产党发言，还是国民党发言？就争这个问题。在前门卧轨以后，眼睛看着旗老是红的，车就不走了。我们就……

范曾等人进来，暂停40分钟。

蔡德贵：卧轨，上了车，争发言权。

季羡林：上车以后啊，争论的两个问题是，一个是绝食什么时候开始？另一个见了蒋介石谁来讲话？那个开大会议决的是绝食请愿，议决啊。大家七嘴八舌，在车上决定，过了江再绝食，要不就饿死了，那时候铁路火车走的挺慢的啊。争发言权，结果那时候共产党不行，全靠国民党的人多。最后还是一个国民党的，代表我们这个请愿团发言。这一路上就是搞这个玩意儿。

蔡德贵：国民党的代表名字叫什么，您还想着吗？

季羡林：忘了。

蔡德贵：共产党的也忘了。

季羡林：当时我也不参加。

蔡德贵：但是您去了。

季羡林：去了。既然是议决的，那当然去了。可是聪明的人哪，三分之二，回家了！我们这些傻瓜，100多个。

蔡德贵：真是过了江，就开始绝食了？

季羡林：绝啊。那有什么办法啊？

蔡德贵：实际上，过了江也就到南京了？

季羡林：不，还得走。那时候就是步行啊。步行到总统府。一去的时候，那个总统府满人哪。主要是上海来的，也是蒋向介石请愿出兵抗日。我们进去的时候，大受欢迎啊，全场鼓掌。

蔡德贵：你们还打着校旗吗？

季羡林：没有校旗，什么也没有，就是人。我们进了总统府，看见总统府里面放着饼干箱子，大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箱子。但是我们不能吃啊。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全体鼓掌，又来了援兵了。

蔡德贵：您作为参与者，饿得受得了吗？

季羡林：饿也得受啊。不能吃啊，那有什么办法啊。一个人饿一个礼拜，饿不死。进去总统府以后，蒋介石这个人是极端狡猾。他派出的是清华大学过去的同学，留美的，出来招待。他大概是这个样子，哪个学校去的，找一个老校友，招待。那个校友啊，叫什么来着，我忘记了。

蔡德贵：《清华周刊》对这次请愿好像没有报道。

季羡林：不知道。结果，到那里以后，他找一个清华的留美的学生，出来劝说，第一个劝说就是吃东西，我们不能吃。第二个是劝说，不要在总统府等，让我们到中央军校，国民党的。他说你们要在总统府啊，蒋介石永远也不会出来见你们的。我们那时候，特别是我，是学生里面年轻的，听他们大的指挥。结果国民党胜利，国民党发言。后来，国民党那个代表做过东北四平市的市长。

蔡德贵：吉林的。他在清华时是大学生了。

季羡林：大学生了。

蔡德贵：您是二年级。

季羡林：（我是）六级。那个代表叫尚传道①。后来做到东北四平市的市长，那时候*不是在东北吗？后来那个接待我们的清华老校友，是钱昌照②。

蔡德贵：最后这个饭，您吃了吗？

第十七次口述（3）

季羡林：当然不能吃了，人家都在那里绝食。主要是上海来的。

蔡德贵：他们也绝食了吗？

季羡林：他们也没有吃。我们那时候就对北大的特别佩服。为什么原因呢？北大到了那个南京以后啊，那时候北大也就100多人，蒋介石派了（军队），两个军人架一个学生，架到火车上，一直送到北京。

蔡德贵：武装押送。

季羡林：北大就敢闹，清华就不敢闹。清华留美的那个代表，花言巧语，说你们的目的不是要见蒋委员长吗？你们在这里等他永远不会见你们的。

蔡德贵：骗你们呢。

季羡林：到哪儿去呢？中央军校。结果我们那个头，国民党的那个尚传道，就下命令，撤出总统府，到中央军校。结果后面的学生就骂。来的时候大声欢迎，你走的时候，人家就骂，全体骂。当时我们就赞成北大，北大就绝对不会撤的。两个兵架一个学生，架到火车上，一直送到北京，清华就不敢。结果没有办法，我们就走吧，到了中央军校。还是不能吃东西啊，硬是饿着肚子。尚传道就讲，你们在总统府这里，蒋委员长不会见的。让我们到中央军校，到中央军校，蒋介石果然出来了。

蔡德贵：蒋介石真出来啦？

季羡林：真出来了。不过，第二天，蒋介石也到总统府了。（笑）

蔡德贵：耍你们了。

季羡林：耍了我们了。

蔡德贵：那他还给你们讲话了吗？

季羡林：讲了。他说，你们从北京来，没有看到，我派军队、列车，到北京、到北方去抗日吗？我们当然看到好多的，但哪里知道军队啊。他说，你们没看着吗？我已经派军队抗日啦。

蔡德贵：真能忽悠啊。

季羡林：后来说是，先吃饭，那时候我们没有主张，就听国民党那个领导的。到了半夜里，大概真吃了。他下命令，吃饭。我倒无所谓，下命令吃，就吃，不让吃，就饿呗。结果听说，那时候就听说，北大没有那么老实，北大是蒋介石派兵，两个兵，架一个学生，架到火车上，一直送到北京。我们说清华不行，没有骨气。

蔡德贵：半夜吃上这顿饭。

季羡林：半夜里吃啦。

蔡德贵：饿了一天多啦。

季羡林：从早晨开始的，饿的够受了。第二天，蒋介石就到总统府去了。

蔡德贵：你们都撤了么。

季羡林：我们当时后悔了，让钱昌照给骗了。

蔡德贵：到底年轻啊。

季羡林：不如北大。我们那个头，是国民党的。

蔡德贵：胡乔木那时候是不是已经是共产党了，他没有参加这次活动吗？

季羡林：胡乔木没有参加。他那时候已经离开清华啦，北京市国民党要抓他，到浙江大学了。

蔡德贵：真有意思。这一段非常精彩。您从来没有说得这么细。你们吃完饭，怎么回北京的？

季羡林：吃完饭，就是我们打了败仗了，老老实实地上车，也用不着军队架，自己垂头丧气，就回来了。北大比我们厉害，当时清华的学生对北大的学生大为羡慕。

蔡德贵：回清华以后，那些做决议的人，有什么态度？你们这一百个傻瓜蛋。

季羡林：那些人举手通过以后回家了。我们回来没有什么表示，回来就完了。这个人群里，也有狡猾的啊。我这个人就是老笨蛋。

蔡德贵：您就是实在。年轻时实在，到老了还是实在。

季羡林：我是人家说绝食，我就绝食，吃完饭叫走，就走。我也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听头子的。

蔡德贵：尚传道后来呢？

第十七次口述（4）

季羡林：他后来在东北被抓起来了，到抚顺战俘营了。

蔡德贵：这就补充了过去的不足了。

注释：

①尚传道（1910—1994），字希贤，浙江长兴人。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与乔冠华、俞国华等同学。学期期间，曾担任两年多的学生会主席。他领导学生，团结教授，迫使校方由“校长治校”，改为“教授治校”，赶跑了两个投靠蒋介石的校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尚传道带领200多学生南下请愿，在南京国府大院搞绝食，要求向蒋介石面陈抗日主张，后迫使国民党中央常委集体接见而胜利北归。在清华读书时就关心政治，在校期间发表文章《德国的地方政府》，翻译了《比例代表制之普通选举法及其在政治上所发生之影响》（均载《清华周刊》1931年第6期）1933年他以优等成绩毕业，获学士学位，留校担任《清华周刊》总编。8月，参与政府的国防设计工作。1935年考取高等文官，分配行政院，襄助张金先、甘乃光等主持行政革新运动。1945年任国民党吉林省政府委员兼吉林省民政厅长、长春市长。改革开放后，曾任民革中央监委常委，北京市政协委员。

清华五级共毕业学生209人，这些学生在各自专业中的地位不好确定，就以社会知名度而言，也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如林庚、吴祖湘、钱钟书、曹禺、乔冠华、王宪钧、周辅成、孙敏棠、王铁崖、赵九章、娄成后、王竹溪、张民觉、常风等等。在清华校史上，一级出现如此众多的知名学者，还是比较特殊的。

孙浩然对此回忆说：

“九·一八”之后，我们去南京请愿，当时我负责交通联络。到了南京，被安排住在中央军校，上海也有学生代表来，国民党采取各个击破。当时我们绝食，蒋介石在中央党部接见我们，还拿出饼干给我们吃，大家都不吃。蒋介石讲了一套什么先安内后攘外，攘外必先安内的鬼话。在我们请愿团里有个叫尚传道的，是个国民党，他坐在第一排，蒋介石讲完了，他就站起来说：“蒋委员长的意见，我们接受，完全接受。”这把大家气坏了，他同谁也没有商量就这样做了。这个人是政治系的，毕业后进了政界，长春解放时被我们俘虏了，当了战犯。家宝也知道这件事。我好像记得他也去南京了。

②钱昌照是蒋介石早年最主要的幕僚，长期为蒋介石主持资源委员会这个庞大的重工业部门。1899年11月，钱昌照出生于江苏常熟。1918年，他毕业于浦东中学。1919年赴英国留学，先后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深造。回国后，任当时政府的*常务次长、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建国后，钱昌照历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计划局副局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对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第十八次口述（1）

2008年11月13日下午3∶50～5∶10

蔡德贵：尚传道不是四平市市长，是吉林民政厅厅长兼长春市市长。

季羡林：嗯。

蔡德贵：钱昌照后来是政协副主席。

季羡林：钱昌照大概是副部长。政协副主席，那是解放以后了，不然没有政协的。

蔡德贵：是您和饶宗颐老提到，在泰国创办的《华学》杂志，国内没有发行。

季羡林：我都不记得了，出了没有？

蔡德贵：上次讲到胡适的办公室，涉及到胡适的总统梦，引出了清华大学到南京向蒋介石请愿。一系列很精彩的故事就出来了，今天还是讲胡适吗？

季羡林：根据你的线索讲吧。胡适就是这样子，当时邓广铭不是他的秘书么，那时候我们办了一个什么《大公报》的副刊，胡适是很矛盾的一个人物，他对学术很有兴趣。他研究《水经注》到了入迷的程度。有一次，我们在北京图书馆开会，胡适来了，他说，我还有紧急的一个会，这个会的时间一到，我就走。一谈到《水经注》，胡适不走了。

蔡德贵：谁引起这个话题？

季羡林：忘记是谁了，乱七八糟开会的，有人讲到了。竟然忘记了另外重要的会议了

蔡德贵：就一直讨论《水经注》。

季羡林：我跟你说过北大的沈崇事件，学生不是闹*么。那时候北京市怎么好像是李宗仁的头，桂系的。学生闹*，那个蒋介石派了他的宪兵第五团，最嫡系的部队，到北京来*学生，抓了一些学生。后来，胡适坐着他那辆北京市仅有的私人汽车到处奔走，主要是（找）李宗仁，就是要求放学生，北大的学生不能抓。那时候李宗仁哪，还得买他一点账，为什么原因呢？嚷着胡适当总统，当然是胡说八道啦，既然嚷出来了，虽然是胡说八道，但既然有了说法，也不一定就是空穴来风。李宗仁知道了这一点，就小心了一点。要是他真当了总统，这个人还不能得罪。就是要放学生，没有什么话好讲，主要是（放）北大的学生。清华那时候的学生，不像北大的学生那样关心政治。昨天不是讲过了吗？我们在南京请愿，绝食请愿，清华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受了一肚子窝囊气。北大呢，闹得是有声有色，两个兵架着一个学生，送上火车，一直送到北京。清华让那个钱昌照（忽悠了）。我们在中央军校，半夜呢，蒋介石果然来了。

蔡德贵：半夜来的啊？

季羡林：蒋介石来了，半夜来了，就一篇谎话。他说，你们从北京来，就没有看到我派兵，到北方抗日吗？当然火车南南北北都有，谁知道里边是不是有抗日的啊？他说，我派了兵了，到北方去抗日。那时候说，机关枪不能打败日本人，民间传说大刀能够砍日本人。当时我也相信，机关枪打不了，大刀打得了，不成道理啊，可是都相信。那时候宋哲元在北方，还有这个阎锡山，太原也靠北方，他没有退路。后来这个山东啊，就是韩复榘，韩复榘这个人哪，原来是冯玉祥的人，后来倒戈了。倒戈了以后，就叛变了冯玉祥。结果冯玉祥就没有办法，就下台了，下台干吗呢？就来山东找韩复榘，结果冯玉祥就住在了泰山，那时候住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现在知道就是住在斗母宫。请这个人哪，教书，就是吴组缃，冯玉祥这个人，对老师啊，对吴组缃执礼甚恭。

蔡德贵：吴组缃那时候地位相当高了。

季羡林：吴组缃那时候在清华比我高一级，他是五级的，我是六级的。

第十八次口述（2）

蔡德贵：那他就和那个尚传道是一级的，也是五级的。而且尚传道好像还是学生会主席。

季羡林：对。当时那个学生会啊，也是两派争。两派争啊，后来共产党抵不过国民党。共产党有个什么人呢？有一个唐锡潮①，唐朝的唐，金银铜铁锡的锡，潮水的潮。后来到联合国当副秘书长，那是解放以后了。就是后来的唐明照，我们跟他开玩笑，叫他“唐三毛”。因为他头上啊，没有头发了。当时不是有一部流行的书《三毛流浪记》吗，他头上的头发非常少，就叫他唐三毛。他那个人是英文忒好。

蔡德贵：唐锡潮就是唐明照？

季羡林：唐锡潮就是唐明照。

蔡德贵：后来唐明照叫得多了。

季羡林：唐锡潮就不用了。

蔡德贵：叫他唐三毛，他也不恼啊？

季羡林：就是开玩笑。他也是很随和的人。

蔡德贵：后来用唐明照的时候更多了。

季羡林：唐锡潮后来就不用了，在联合国当副秘书长。

蔡德贵：在清华，您跟他熟吗？

季羡林：不熟，没有什么来往。

蔡德贵：解放后您是不是经常能见到他？

季羡林：也不经常见。他在联合国做副秘书长，那个工资非常高，后来回国以后，多少万美元，大概有几百万美元，都捐给国家了。唐三毛，唐闻生是他的女儿。

……

季羡林：嗯。后来我们在钓鱼台国宾馆，有一次开会，我碰到过唐闻生。

蔡德贵：她不是北大的学生吧？

季羡林：她不是。可能是二外的，二外当时英语很有名气，就是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

蔡德贵：二外？

季羡林：第二外国语学校，现在就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现在的校长是郝平。

蔡德贵：郝平是不是当过您的助手啊？

季羡林：他在校长办公室工作过，给张学书当秘书。

蔡德贵：张学书在13公寓住。

季羡林：我在那时候住13公寓。那时候郝平是外事处长，外事处是有钱的机构，每到过年过节，办几桌酒席，一个送给他的老上司张学书，另外也给我送一份。

蔡德贵：他也是山东人，青岛的。

季羡林：我没有注意。

蔡德贵：您在钓鱼台国宾馆见过毛泽东吗？

季羡林：我见毛泽东不是在钓鱼台国宾馆，是在北京饭店。当时印度庆祝国庆节招待会，租了北京饭店，毛泽东参加了。平常毛泽东不出席这种会，对印度是例外，不是一个有名的讲话吗？毛泽东说，印度是很好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印两国的关系几千年来是很好的。这是那个有名的讲话②。

蔡德贵：就是在北京饭店讲的？

季羡林：就是在北京饭店，那是印度大使借北京饭店召开招待会，毛泽东参加了。一般的这种会他是不参加的。

蔡德贵：他在招待会上还吃东西了吗？

季羡林：吃了。

蔡德贵：那应该是准备的印度餐了。

季羡林：有点印度菜，主要是中餐。印度饭有一种炸的东西，挺脆的。里边有点咖喱。

蔡德贵：见毛泽东就这一次吗？

季羡林：以后也见过，在八大③。

蔡德贵：您是列席代表吗？

季羡林：不是，翻译处的。

蔡德贵：翻译八大的文件。

季羡林：就是同声传译，另外，八大文件。

蔡德贵：翻译处很多人啦。

季羡林：当时人数不少。当时那个中央组织部通令全国，只要八大翻译处要的人，不管是什么，都得来，不管是局长还是教授，只要八大翻译处点了名，都要来。那时候调了不少人。当时住在西苑饭店。

第十八次口述（3）

蔡德贵：那您是翻译德语还是英语？

季羡林：同声传译我在德语组。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世界语言长短不一，你开大会，你总得同时鼓掌么，结束的时候。可结果不行，哪一种语言也不如中国语言简捷。所以后来，不能同时鼓掌成了一个问题，那时候秘书长是周恩来，八大的，就给他请示怎么办？原来他建议，发言的桌上装一盏红灯，你上边同声传译啊，认为这个，主要是中国代表，讲的快了，你就按一下红灯。要不，就不能同时鼓掌。

蔡德贵：用这种方法解决。

季羡林：最初是适得其反，这个中国代表一看红灯，更紧张了，越来越快。到后来，就又请示周恩来，他说，你们可以删节。反正最后要印出来的，删节一点不要紧。所以我们后来，发言的主要问题不是翻译本身，而是怎么删节。就是研究这个玩意儿。

蔡德贵：八大的花絮很多了。听说周恩来这个人对翻译比较随和，陈毅脾气比较大。您给陈毅当过翻译吗？

季羡林：没有。陈毅是这样子，有一次碰到一个词：倚老卖老。是周恩来接待外宾，用了倚老卖老。那个翻译当时卡了壳，翻译不出来了。招待会完了后，周恩来就把中国的招待人员，包括翻译留下，研究怎么叫倚老卖老，怎么翻译（倚老卖老），英文，研究半天，也没有想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后来，那个哪个社，出版《汉英词典》④。

蔡德贵：商务印书馆。

季羡林：不是商务印书馆，一个什么社。

有一次这个社开会，这个社长呢，为了出版这个《汉英词典》，举行一个招待会，这个社长说，我要准备划出1000万，来推广这个《汉英词典》。后来我就拿到这个词典以后，翻译就看这个倚老卖老怎么翻译，我觉得他翻译得不错。我说，社长同志，有这个倚老卖老，你们这个词典质量很高啊。你们这1000万啊，可以省了。倚老卖老就是，他翻译成为，to take advantage of one's seniority or old age。他自己年老的，or old age，在里边得到好处。to take advantage of one's seniority or old age。老么，old age，我觉得他翻译是对的，就是利用自己这个老作为资本，得到好处。

蔡德贵：周恩来那次就没有翻译出来。

季羡林：周恩来那次没有翻译出来，中国人都留下啦，研究啊。周恩来与斯大林一样，也是夜猫子。

蔡德贵：愿意开夜车，那你们给他当翻译也要开夜车。

季羡林：嗯。后来，那个谁，斯大林啊。传说，请外交官吃早饭，什么时候呢？吃早饭，是晚上8点。他说吃，我晚上8点就吃早饭。他是彻夜工作的。8点他吃早饭。

蔡德贵：喝口水吧。您给周恩来当过翻译吗？

季羡林：有一次，是这样子，（1957年9月）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来了，演这个《沙恭达罗》⑤，周恩来陪他，在东单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是吴雪。看《沙恭达罗》，主演是吴雪，我是中文的译者。吴雪就演这个《沙恭达罗》的婆罗门，她本来就是搞戏剧的。周恩来是中国的主人，陈老总是外交部长么，也一起招待。那个《沙恭达罗》演过几次，不止这一次。都是在那个青年艺术剧院，东单。

蔡德贵：那您还要把剧情翻译吗？

季羡林：汉文译本已经发了。

蔡德贵：刘少奇您接触过吗？

季羡林：刘少奇没大跟他接触，不知道为什么。他这种场合，他也（不大出席）。他那时候，不是彭真讲的吗？两个主席，国家主席是刘少奇，党的主席是毛泽东。彭真，他是说分为两派，一派是井冈山，一派是国内做地下斗争，地下党的。地下党，后来怎么刘少奇一下子变成叛徒、内奸、工贼了。后来我说，前一天是国家领导人之一，一下子就变成叛徒、内奸、工贼。那个*就是针对刘少奇的，就是打倒刘少奇。那个，我们都不知道了。

第十八次口述（4）

蔡德贵：您跟周恩来的交往也不算很多啊。他是不是也在德国待过？

季羡林：嗯。不多。（周恩来）在德国和法国都待过。

蔡德贵：您跟朱德还是哥廷根大学的校友呢。

季羡林：对。他在哥廷根待过。可他那个房子，我始终没有找到。他住的房子，始终我不知道。在哥廷根，我找不着。都传说，说他在那里住过。找过，我在哥廷根住10年么，没有找到。大家都不知道。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一个元帅，在哥廷根待过，哪幢房子不知道，恐怕也许拆掉了，不知道，我在那里没有找到。

蔡德贵：哥廷根很小，如果找可以找到的。

季羡林：没有多少人的。

蔡德贵：国内的恩师这三位。

季羡林：第四位还找不找？

蔡德贵：找。对您影响大的还有没有呢？对您影响深的是不是都谈？

季羡林：国内够得上师的水平的人哪，我就想不出几个来，再想的话呢，就是高中，不过那个王崑玉什么的，国内的，他没有法和陈寅恪、汤用彤、胡适比。国内恩师谱，陈寅恪、汤用彤、胡适，这是肯定没有问题。第四个不知道。

蔡德贵：那吴宓算不算？

季羡林：不算。不算的原因就是……

蔡德贵：您在《清华园日记》里，对他印象不是很好。

季羡林：他这样子，他这个人，只喜欢……这个现在不谈了。不谈老师的事。

蔡德贵：德国还有别的吗？⑥西克、哈隆、瓦尔德施密特。

季羡林：应该加一个布劳恩。原来我忘记了。他是教斯拉夫语言的。当时德国考博士，不是要三个系么。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副系一个定了，一个英文，英文我可以省点劲。英文之外就是俄文。俄文不能成为系，一个斯拉夫语。斯拉夫语，那个语言当时，我就考虑了，就是南斯拉夫，但是不叫南斯拉夫语，没有这个说法，叫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当时这个教俄文的啊，叫冯·格林，他那个始终没有成为教授，所以他这个一肚子牢骚。他一个大学啊，一个系，只有一个教授，它不像美国、中国，一个系一大堆教授。

蔡德贵：冯·格林教俄文。布劳恩教？

季羡林：冯·格林教俄文。布劳恩教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