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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德贵：实际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学好了，和南斯拉夫人对话没有问题了。

季羡林：这个我不知道。反正他们讲，意大利和西班牙，要是自己讲啊，对面能够听懂。

蔡德贵：歇会吧。

季羡林：嗯。

注释：

①此人应为唐锡朝。唐明照原名唐锡朝，广东恩平人，1910年生。少年时代，唐明照随家从广东迁居美国旧金山，在那里读完小学和初中。1927年回国，在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九·一八”事变后，唐明照参加中国共产党，翌年任*北平市委组织部长。1933年唐中断了在清华大学的学习，赴美国留学，入加州大学历史系研读西方近代史，并任美国共产党加州大学支部书记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1937年唐明照在加州大学毕业，担任了纽约华侨洗衣馆联合会英文干事，这使他有机会接触美国社会的最底层。1940年，唐与冀贡泉先生等共同创办著名的《美洲华侨日报》，出任第一任社长，后又任该报总编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唐曾在美国政府中任职。唐明照在纽约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张希先——她的美国名字叫“康斯坦斯”。据斯诺前夫人海伦·福斯特介绍，这位加利福尼亚莴苣种植园主的女儿曾是燕京大学“最漂亮的姑娘”。张希先和她的兄弟张炜逊（解放后曾任首都医院院长）、梁思懿（梁启超第二位夫人王桂荃所生）夫妇都是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多次参加示威*。

第十八次口述（5）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避免麦卡锡主义*，唐明照挚妇携女秘密返回祖国。唐的出生在纽约布鲁克区的女儿唐闻生那时还是*岁的小姑娘。现任铁道部外事局局长的唐闻生操一口流利、漂亮的美国英语。迄今为止，她是外交部里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唯一女性。在“*”开始后的十年间，唐闻生和另一位崭露头角的风云人物王海容女士在中国外交界拥有极高的知名度。这对庶几形影不离的“孪生姐妹”作为高级翻译和外交官，几乎参加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来访的各国政要、知名人士的历次会见。1971年基辛格假道巴基斯坦来华访问，唐闻生随新近去世的杰出外交家章文晋专程前往*堡迎接美国客人。秘密来访的基辛格对生性活泼的唐闻生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时，基辛格因唐出生纽约可依照美国宪法竞选总统，故而常与之逗乐打趣。基氏在其长篇外交*《白宫岁月》里写道：“这个前途对她似乎没有什么吸引力；她既聪明又活泼，很长一段时间掩盖了她的狂热的意识形态信仰。她认为自己不仅是一个翻译，有好几次她当着我们的面毫不犹豫地与周恩来争论。”（该书第三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自那以后，唐闻生参加了中美间多次重要会谈。她在外交部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粉碎“四人帮”，在经历了8年沉寂之后，唐闻生于1984年出任英文《中国日报》副总编辑，数年前调任现职。

唐明照回到祖国后历任外交部专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中央对外联络部处长、副秘书长。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唐明照作为中国代表团副代表赴纽约参加大会，未几即就任副秘书长。1980年后，唐任中联部顾问、南开大学兼职教授。现年八十一岁的唐明照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政协委员。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万元户”。刚去联合国总部任职时，年薪4万多美元，离任前高达近9万。7年任期内，唐明照除了雇佣一华侨司机和自己日常开销外，将积余的26万余美元全部上交国家，表现了一个有着60年党龄的革命家廉洁奉公的高风亮节。

②1951年1月26日，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出席印度驻华大使的国庆招待会，并在会上祝贺道：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以来是很好的。今天庆祝印度的国庆节日，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全世界人民都需要和平，只有少数人要战争。印度、中国、苏联及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为远东和平、为全世界的和平而努力。庆祝印度国庆，祝贺印度人民，祝贺你们的总统。后来，应印度大使小尼赫鲁（尼赫鲁的侄子）的邀请，毛泽东又赴印度使馆参加晚宴。由于主人怕印度菜太辣，便少搁了香料，但爱吃辣子的毛泽东尝了一口就问：“印度咖喱在哪儿？”主人马上把菜送回厨房，加足香料，毛泽东才吃得满意。席间，毛泽东还讲了中国民间有关“归西”的典故，说中国人死后都希望到印度去投胎，一时语惊四座。

第十八次口述（6）

③八大是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的。当时5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以及国内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应邀列席大会。

④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汉英词典》组织编写的《汉英词典》于197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版于1995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修订版共收单字和多字条目共8万条，共1，435页，约550万字。外研社出的这本《汉英词典》，现在大家在用。季羡林查了一下翻译得非常得体。译为“倚老卖老，利用你的资历或晚年，标榜你的资历。”

⑤按照梵剧的结构体例，序幕中，戏班主人和他的助手有段引出剧情的对话。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迦梨陀娑，青艺排演了《沙恭达罗》。将印度戏剧搬上中国舞台这大概是首次。《沙恭达罗》是迦梨陀娑作的印度古典梵语戏剧。描写净林修女郎沙恭达罗和国王豆扇陀的恋爱婚姻故事。全剧诗情画意，塑造了印度古典美的女性形象。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有多种译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演的是季羡林的那个译本。

⑥在哥廷根大学，季羡林还有一些德国老师关系都是不错的。其中有*语教授冯·素顿，英文教授勒德尔、怀尔德，哲学教授海泽，艺术史教授菲茨图姆侯爵，德文教授麦伊，伊朗语教授欣茨等等。而布劳恩教授是斯拉夫语言学的老师，接触是最多的一个。

后来季羡林选的副系是英语和斯拉夫语，讲课的教师是布劳恩，斯拉夫语研究所设在高斯-韦伯楼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拉夫语由他亲自讲授。他只让季羡林看了一本简单的语法，立即进入阅读原文的阶段。

在这以前，他已经有了学习俄语的经验。教俄文的老师是一个曾在俄国居住过的德国人，俄文等于是他的母语。他的教法同其他德国教员一样，是采用把学生推入游泳池的办法。俄文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德国的学期短，然而季羡林却在第一学期内，读完了一册俄文教科书，其中有单词、语法和简单的会话，又念完果戈里的小说《鼻子》。季羡林最初念《鼻子》的时候，俄文语法还没有学多少，只好硬着头皮翻字典。往往是一个字的前一半字典上能查到，后一半则不知所云，因为后一半是表变位或变格变化的。而这些东西，季羡林完全不清楚，往往一个上午只能查上两行，其痛苦可知。但是不知怎么一来，好像做梦一般，在一个学期内，竟把《鼻子》全念完了。下学期念契诃夫的剧本《万尼亚舅舅》的时候，季羡林就觉得轻松多了。

有了学习俄文的经验，他拼命翻字典。南斯拉夫语同俄文很相近，只在发音方面有自己的特点，有升调和降调之别。在欧洲语言中，这是很特殊的。季羡林之所以学南斯拉夫语，完全是为了应付考试，学习的兴趣并不大，可以说也没有学好。大概念了两个学期，就算结束了。任课时，当时布劳恩还不是讲座教授。

在哥廷根最后的两年里，季羡林几乎每周最少去一次他家。他家离季羡林的住处很近，两三分钟就能走到。

布劳恩的父亲是莱比锡大学的斯拉夫语言学教授，因此他有家学渊源，子承父业，能够流利地说斯拉夫语言中的许多种语言。季羡林见他时，他还非常年轻，还没有获得讲座教授的资格。因为年轻，和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一样被征从军。但是他没有上前线，而是在最高统帅部当翻译。苏联的一些高级将领被德国军队俘虏，希特勒有时候要亲自审问，以便从中挖出一些机密。给希特勒担任翻译的就是布劳恩。他每逢休假回家，总愿意给季羡林讲一些翻译时的花絮。透露一些苏军内部高层的真实情况。他甚至把苏军的一种大炮说得神乎其神，德国难以望其项背。这样的消息，显然是绝密的，但他也给季羡林说。

第十八次口述（7）

季羡林每周起码一次到布劳恩的家里去聊一次天，消磨一个晚上的时光。他有一个非常美丽年轻的太太，有两个可爱活泼又天真的男孩子，像小天使。大的叫安德烈亚斯，5岁多，虽然还没有上小学，但是已经能看些书了。季羡林教给他一些中国字，他很快就记住了。很快，他们成了朋友。每天晚上睡觉以前，他总要缠着母亲，让她讲童话故事给他听。有一次，季羡林眼看着他瞪大了眼睛看着母亲嘴动的时候，一片童稚清晖的闪光。他每次都听个没够，直到母亲说第二天多讲一点，他才悻悻地去睡觉，仍然不满足的样子。小的叫斯蒂芬，特别喜欢季羡林。季羡林每次去他们家，他总要飞快地扑到季羡林的怀里。这时候，他的妈妈告诉季羡林，要抱住孩子转上几圈，这个孩子特别喜欢这玩意儿。教授的夫人很和气，说话不拐弯，但是有时候也愣头愣脑，说话没有谱儿。但不会有什么隔膜。季羡林和他们全家都成了好朋友。

布劳恩教授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喜欢中国古代的刺绣，家里就藏着一幅。上面有五个大字：时有溪山兴。他让季羡林把这几个字翻译出来，从此喜欢上了中国字。自己去买了一本德汉词典，念起了唐诗。他靠词典把每个字都查出来，然后把句子连在一起，居然有时候也能讲出一些意思来。季羡林帮助他纠正语法的错误，再讲一些语法常识。汉语的语法结构，他在开始的时候非常不适应，觉得有点怪。但是学下去，发现也有道理。他认为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可能是优点，使读者有极大的联想自由，不像印欧语系那样被形态变化捆住了手脚。

布劳恩教授还擅长画油画。有一次，他主动提出，要给季羡林画像。有一段时间，季羡林几乎每天到他家去，端坐在那里，当了好一阵子模特儿。在画画上，德国教授也非常认真。画完了征求季羡林的意见。季羡林对画自觉不是内行，但一看很像自己，就很满意了。

在学术研究方面，他不搞德国传统的语言考据之学，他擅长的是义理方面的学问。他自己有一本著作，是写19世纪沙俄文学的，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两座高峰，开展论述，有许多精辟的见解。

这样的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在哥廷根大学却是郁郁不得志的。他的升迁没有希望，院士更是不沾边，因此他一度想离开哥廷根到斯特拉斯堡大学，去补一个正教授的缺，而且表示把季羡林也带过去。但是后来没有实现。以后终于在哥廷根大学拿到了一个讲座正教授的职位。

1980年，季羡林去德国访问，也拜访了布劳恩教授。那时夫人刚刚在一个月前去世，两个儿子在外工作，不在身边。老人成了一个寂寞的人，季羡林这时认识到在西方社会的学者，一旦失去了实用价值，只得如此。

第十九次口述

2008年11月17日下午4∶00～5∶00

刚刚要录音，欧阳中石先生的夫人张颐京到了，开始问候，问季老：牙掉了几颗啊？

季羡林：我的牙不是掉了几颗，而是还有几颗了。

蔡德贵：谈到美人，我读《红楼梦》，查一下曹雪芹对美人的界定，没有找到。林黛玉是美人，但是没有具体描写。对于林黛玉：只说她眉毛比较淡（罥烟眉），对薛宝钗：说她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对迎春：说她微胖且白，对探春：说她削肩细腰，个子较高，鸭蛋脸；对凤姐：说她丹凤眼，柳叶眉，身材苗条；对于贾母的亲戚史湘云，曹雪芹使用了八个字来形容：蜂腰、猿臂、鹤势、螂形。这八个字，有两件事没有讲：脸白没有讲，腿长没有讲。没有讲，是缺陷。《红楼梦》里对其他人的美，都没有具体的描写。其实美人应该是脸白、腰细、腿长。有这三项，一闭眼，眼前就是一个美人。一想这三项，美人就出来了。实际上美人没法描写，美人仪态也画不出。毛延寿①死得有点冤。

张颐京：现在讲美，是思想美。

季羡林：要里外结合，都美。

蔡德贵：您在《病榻杂记》里提到苏东坡的词所描写的美人。

季羡林：苏东坡的词收在《十大名家词》里。

张颐京：古人谈美人是：杏眼、柳眉，樱桃小口，如果真那样，也不一定就美了。

季羡林：世界上都喜欢讲美人，但是西方词典里没有美人这个词。英文、法文都没有。西施是历史上的人物，而嫦娥，我们则把她送到月亮上去了。送去就回不来了。李商隐在《嫦娥》一诗中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影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新。”月亮里就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个人，月亮上什么都没有，要谈恋爱都没有对象。

张颐京：宋庆龄是不是美人啊？

季羡林：宋庆龄我认识，解放初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招待印度大使。与她有过交流。她和宋美龄姐妹两个判若两类人。宋庆龄是很高贵的，大炼钢铁的时候，她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架起一口锅，弄来一个炉子，也开始大炼钢铁。

蔡德贵：张明老让我代他问候您。

季羡林：他的父亲张韶庭，与我叔父是同事。张明与孔德成有交情。

蔡德贵：孔德成给您写了对联“文章到处精神老，学问深时意气平”。孔德成的书法不错的。

季羡林：孔德成写的是台阁体②。清朝台阁体的字，像刘墉的，刘罗锅的，我不喜欢。

张颐京：您就喜欢欧阳中石的字。（笑）

季羡林：我是艺术欣赏家。

张颐京：还有弭菊田③，我跟他叫二哥。

季羡林：弭菊田不简单。他家是吃瓦片的（指向外租房子），分家的时候，弭菊田和他大哥平分。结果，他大哥不本分，吃喝嫖赌吹（烟泡），捎带着砸烟灰。后来瞎了，也聋了。在街上摆摊，有一次，我给他兜里塞了2000元钱。我就对弭菊田说，你应该帮帮他，拿出很少的一点钱，帮一下大哥。他这样吃上顿不管下顿，自己也不能说。不管怎么样，起码把摊收了。结果，他二太太死了，三太太离了。自己后来也猝死了。

注释：

①据《西京杂记》《历代名画记》等史书记载：“毛延寿（？—公元前33年）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人。画人形，好丑老少，必得其真。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独王嫱（昭君）不肯，遂不得见。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帝悔之，而名籍已定。乃穷案其事。画工毛延寿等皆同日弃市。”王昭君，名嫱，字昭君，后人又称明君或明妃，西汉时南郡秭归人（今湖北省兴山县），后为汉元帝后宫的待诏，就是等待召见吧。后宫待诏很多，汉元帝不可能每个都见，由画工毛延寿画像，汉元帝看过画像，满意的才会召见。很多待诏的都贿赂毛延寿，让他把自己画的漂亮一些。可王昭君认为自己很美丽，不肯贿赂，毛延寿给王昭君画像时不但没有画昭君的美貌，还在画像上点了丧夫落泪痣，王昭君被贬冷宫三年不得面君。公元前33年，在汉匈两族人民迫切要求民族和好的形势下，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和亲，汉朝和匈奴和亲，都得挑个公主或者宗室的女儿。这回，汉元帝决定挑个宫女给他，他吩咐人到後宫去传话：“谁愿意到匈奴去的皇上就把她当公主看待。”后宫的宫女都是从民间选来的，她们一进了皇宫，就像鸟儿被关进笼里一样，都巴望有一天能把她们放出宫去。但是听说要离开本国到匈奴去，却又不乐意。有个宫女叫王嫱，字昭君，长得美丽，有见识。自愿到匈奴去和亲。元帝则择日让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在长安成亲。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向汉元帝谢恩的时候，汉元帝看到昭君又美丽又大方，使汉宫为之生色。传说汉元帝回到内宫，越想越懊恼，悔恨不识画中人。他再叫人从宫女的画像中拿出昭君的像来看。模样虽有点像，但完全没有昭君本人那样可爱。这才知道王昭君不愿意送礼，所以毛延寿没有把王昭君的美貌如实地画出来。汉元帝一气之下，把毛延寿杀了。王安石有一首《明妃曲》：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角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时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王安石认为毛延寿死的有点“冤”。因为真正的美人，是美在气质、神韵上，这些是画不出来的。

②台阁体又称馆阁体，“台阁“原指尚书，后为官府代称，台阁体书法早在宋代即已出现，至明代，永乐、正统年间，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先后入直翰林院和文渊阁，写了大量的制诰碑版，以姿媚匀整为工，号称“博大昌明之体”，即“台阁体”。士子为求干禄也竞相摹习，横平竖直十分拘谨，缺乏生气，使书法失去了艺术情趣和个人风格。因其为皇帝所赏识，而获得很大发展，遂成为一种独立的书体形式明代台阁体书法结体平正，笔致光洁，景色乌黑，风格秀润华美，适合皇家的欣赏口味和审美标准。但也有人认为台阁体书法结体缺少变化，意趣不足，而持批评态度。台阁体书法，对于有才华的书法家来说，是一种无形的束缚，是对书法抒发情性本质的悖反。

③弭菊田（1914—2000年），男，汉族，山东济南人。季老叔父的女儿季惠林的丈夫。自幼酷爱绘画，早年毕业于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初随王悦之学西画，后受教于胡佩衡，专攻国画山水。1946年应聘为南华学院美术系教授，后从事专业创作。擅山水，取法传统，注重写生，对明代唐寅、清代恽南田尤为推崇，受益颇深。所作笔墨酣畅，法度缜密，气韵空灵，情景动人。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及在报刊上发表，或被选送国外展出及被美术馆，博物馆收藏。1948年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1981年应邀访问日本。在日本山口市举办个人画展，1982年与另外五位画家合作《台湾同胞爱国怀乡诗意画》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代表作品有《泰山望人松》、《泰山红日》、《绿树红楼》、《成山巨浪》、《泰山龙潭水库》、《李白下江陵诗意图》、《空潭泻春》、《峨眉天下秀》、《泰山经石峪道中所见》等。工书法，善篆刻，喜吟诗。出版《怎样画山水》、《弭菊田画选》等。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山东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山东分会常务理事，山东省文联委员，济南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济南画院名誉院长。

第二十次口述

2008年11月19日下午3∶50～5∶10

蔡德贵：中外的恩师，您说就差不多了。国外的说了四个，西克教授、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哈隆教授、布劳恩教授。国内的说了三个，是陈寅恪教授、汤用彤教授、胡适教授。

季羡林：就是国内的，第四个啊，太多了，怎么选，不知道。

蔡德贵：随您，由您定。有些是老师，但不一定是恩师。您觉得够恩师系列。

季羡林：恩师就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董秋芳，这四个就够了。

蔡德贵：您七八十年舞文弄墨，就是受董秋芳老师的影响。

季羡林：对。

蔡德贵：您看看，德国那面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季羡林：《留德十年》都有了。不讲了，《留德十年》很详细了。

蔡德贵：那德国就不讲了。

季羡林：就是最近，哥廷根大学每年啊，选一个杰出的校友，2008年选的我。哥廷根大学，杰出校友，一年选一个，证书发给我了。

蔡德贵：一年一个，文理两科都有吗？

季羡林：哥廷根大学整个的学校，就一个。

……

蔡德贵：北方人在那样的地方（西贡），是不是觉得蒸得慌？

季羡林：对。就这样，从西贡到香港，从香港到了上海。

蔡德贵：有没有人到码头去接您啊？

季羡林：哪里有什么人接我啊。后来啊，在上海的时候，我首先跟李长之联系上了，他当时在南京国立编译馆。那时候，我这个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我在瑞士曾经有过200美元。后来在瑞士碰到一个德国教授，他是逃避法西斯逃到瑞士去的，我给他翻译《四书》，我们两个合作。后来出版没有，我不知道。

蔡德贵：把《四书》全部翻译出来了？

季羡林：我拿了这笔稿费，在瑞士买了一块表，是欧米格的。

蔡德贵：欧米格就是用稿费买的啊？

季羡林：除了稿费，我哪里有别的钱啊。

蔡德贵：那您稿费很多啊？那个表很贵吧？

季羡林：在瑞士，那个表不怎么贵。使馆给点钱，我本来能够买两个的，结果呢，我想留一点现金，结果我错了。如果买两块，我回来以后就阔极了。回来的时候，正是国民党五子登科的时候，那个钱多的要命啊，那新贵啊。我在上海去卖这块表，我受了人家的骗，怎么受人家的骗呢？他问我在瑞士多少钱，我告诉了他。他就说，我给你比瑞士多一倍的价格。多一倍也不行啊，当时是不知道啊，只卖了十两黄金，国民党五子登科的时候，那个钱多的要命，卖二十两黄金也可以的。卖掉了一个金表，十两黄金，兑换出什么当时的钱，法币啊，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往家里寄钱，我十年没有管家啦。我换这个黄金的时候，他多给我一两，我立刻就退还给他了，我对他说，这个不义之财，我一辈子不发。你错了，我不能错。

蔡德贵：您寄钱之后，自己手头就没有多少钱了。

季羡林：当时不大清楚，反正是我给家寄了。第二次的时候啊，我那时候还在南京，没有地方住，就住在李长之的办公桌上。白天，人家办公，我就去南京玄武湖啊，瞎溜，晚上人家不办公了，回去睡在那个办公桌上。后来*中间，我反对那个聂元梓，（她）造了谣说我在上海受到国民党的热烈欢迎。人家怎么知道我这么个人啊，什么热烈欢迎啊，胡说八道。

蔡德贵：您在南京是不是也做过讲演？

季羡林：做过讲演？在南京讲过，上海也讲过。是李长之安排的，大概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么一个讲堂。后来这个李长之讲，你这个中国话不怎么地道啦。十年没有说啦。

蔡德贵：有十一年不说了。

季羡林：嗯。当时我有一个字，就是“搞”，搞什么？现在我们张嘴就说“搞”，中国以前没有“搞”这个字。到西贡以后，听他们说搞这个，搞那个。中国这个“搞”字，起了很大的作用。

蔡德贵：您在上海讲什么内容呢？

季羡林：我记得，还是那一套，因为新的内容我不知道，旧内容啊，反正是我学的就是这玩意儿，大概99％的人听不懂。

蔡德贵：谁在上海给安排的呢？

季羡林：就是李长之在那里搞的，上海、南京。后来主要是在南京。那时候臧克家在上海，还不是现在这个夫人。郑曼跟我讲，不是我。

蔡德贵：是不是臧克家的原配呢？

季羡林：也不是原配。那个原配，大概丢啦。后来我们在这个大跃进的时候，济南我们那个房子是大的，就把我们都赶出去，在那个大房子里面吃大锅饭。被赶出去以后，住在一个小地方，臧克家的原配，就住在那里。我也不知道给她吃什么？

蔡德贵：应该是郑曼。

季羡林：第一次醉酒。我以为是郑曼，郑曼说不是她，是谁我不知道。我就住在臧克家的榻榻米上，日本那个垫子啊。

蔡德贵：休息吧。

第二十一次口述（1）

2008年11月20日下午

蔡德贵：您在南京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做过讲演？

季羡林：是。

蔡德贵：也是做吐火罗文吗？

季羡林：我就是西域这一套，别的我不知道。

蔡德贵：*长朱家骅①还请您吃过饭？

季羡林：没有请吃饭。

蔡德贵：他让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②宴请了您。

季羡林：这个可以。那个*长不会宴请我的，不会的。那时候我……

蔡德贵：但是您当时已经很知名了，胡适已经知道您了，他不会跟别人说吗？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在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的讲演就是蒋复璁宴请之后安排的。

季羡林：嗯。

蔡德贵：1946年回国以后，一直没有机会回济南。

季羡林：回哪儿？

蔡德贵：1947年才回济南，坐人家的包机吗？

季羡林：不是私人包机，私人哪里包得起啊？就是运货的飞机，运输机，乘客大概就是我一个人。它不是运载乘客的，在南苑机场。

蔡德贵：买机票了吗？

季羡林：忘记了，反正飞机上装的是汽车轮胎，运货的。

蔡德贵：那时候济南能降落飞机吗？

季羡林：可以。

蔡德贵：那时候您从飞机场回家还是很困难的，当时也没有出租车的。

季羡林：也没有出租车的，不记得怎么回去了。

蔡德贵：就是这一年王耀武宴请了您一次。

季羡林：王耀武，还有阴法鲁。

蔡德贵：王耀武做东，阴法鲁陪同。

季羡林：也很难说陪同，都是北京去的，王耀武要接待教育界的几个人士，给自己贴点金。

蔡德贵：1947年的春天，王耀武和张天麟、王昭建一起吃饭，闲聊时王耀武提到对留德学生比较看好，觉得留英美的学生不怎么样。王耀武务实，认为留德的学生扎实。他们提到当时的留德学生，有一个叫丁基石，是民国*丁惟棻的侄子。他们吃饭时提到了当时留德的十几个学生，王耀武问张天麟，对他说的留德学生好的意见如何？张天麟说王的见解很对。而王昭建和张天麟是世交，所以说话也不避讳，直接对王耀武说，你们提到的十几个，不如一个季羡林。所以他要宴请您。

季羡林：嗯。当时阴法鲁已经在北大工作，回来探亲。

蔡德贵：现在是不是该谈北大了？

季羡林：我去北大是陈寅恪介绍的，这个问题我提过，当时陈寅恪是清华的教授，为什么他不介绍我去清华，介绍我到北大，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不过当时啊，北大那个门槛很高。我们去见……当时胡适不在国内。汤用彤文学院长，兼管这个学校的，那时候北大六个学院，文理法，农工医，北大六个学院，汤用彤是文学院的院长。是不是院务委员会主席，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去见汤用彤，在路上走的时候，中间有傅斯年，傅斯年是北大的副校长，代理校长，胡适的校长。路上走，他主要介绍北大这个门槛怎么怎么难，讲到别的大学教授要进北大，要降一级，教授改成副教授。就是介绍这个门槛高。一路就讲这个。到了那个，那时候是在城里，在这个啊，不是红楼，那时候是在北大图书馆后面，一个北楼，北楼就是办公的地方。陪我去见汤用彤，一路上就讲这个北大门槛怎么高，那个意思就是给我一个副教授，就已经是天恩高厚了。反正我记得一路上，就讲这个玩意儿。见到汤用彤，还没有进入正常的谈话阶段，他就先讲，我让你当一个礼拜的副教授，立刻给你改成正教授。当然出我意外啊，至于为什么，我不知道。不过当时我这个，你要说我没有资格，我1941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这是1946年了。

第二十一次口述（2）

蔡德贵：那五年是不是博士后？

季羡林：没有这个名词。

蔡德贵：您不是在哥廷根大学已经当了汉学研究所的讲师吗？

那个“讲师”啊，就是翻译就完了，其实跟大学讲师不是一码事。德文的Lactal，就是外国语教员，不是进入教授、副教授、讲师，不是那个系列。所以它不要求你获得什么学位，你只要会那个国家的语言，就当那个国家的Lactal。Lactal这个字，英文里不知道怎么翻，英文里的lecturer那是真正的讲师，它Lactal，英文里面没有这么个词。

蔡德贵：德国没有博士后吗？

季羡林：（德国）没有这个名词。不过德国有一个，一个是拿了博士以后，就是doctor，拿第二个博士，就是habil，这就是第二个博士，这个habil就可以当教授了，也可以副教授，也可以教授。没有habil，光一个博士doctor，不行。这个制度啊，别的国家没有。

蔡德贵：那就是德国惟一的。

季羡林：还有毕业这个词，德文里面没有毕业这个词，为什么原因呢？这个德国的大学里面，没有毕业这个行动。有的人骗人，德国某某大学毕业，一看这个说法就是骗人的，德国没有毕业这个词。什么意思呢？什么时候得到博士学位，就是毕业了。德国有个词，叫永恒的学生（eternal students），因为德国的那个大学是入学随便你入，离开学校随便你离开，可是没有得博士学位。它根本就没有毕业这个词。得到博士学位，就算完了。所以有人讲，是德国某某大学毕业，光是这一个词本身，就是骗子，没有这个玩意儿，美国有这个玩意儿。德国那个学生自由，你愿意上哪一个学校，随便，没有入学考试。你随便考，随便上。你转系啊，随便转。你学了文科，愿意转这个医学院，也可以，随便。所谓永恒的学生啊，什么意思呢？永远拿不到学位。

……

季羡林：对王寿彭评价不高，怎么评价啊？他那个人啊，前清状元啊，大概，我也不敢说，前清翰林真正有学问的，前清翰林是凤毛麟角，没有学问，翰林一堆废料，就是除了八股文以外，什么都不懂。偶尔出一个，袁枚③是翰林哪，他那个《随园诗话》，袁枚后来不在北京混了，在南京，搞了一个“随园”。“随园”是干吗的呢？来了巡抚，两江总督，他就以这个随园的（名义），人家知道他是翰林啊，那时候不得了的，就先送一座酒席。江苏巡抚，两江总督，送一座酒席，后来，那个银圆就源源而来了。当时叫做“清客”，他也不用（什么东西）。他那个《随园诗话》写的还是挺不错的。我以前经常看，挺愿意看那个《随园诗话》的。

袁枚就是清客，反正是自己也不用劳动。他那个诗写的，他那个《随园诗话》，讲这个佛手（《随园诗话》里面收录了镇江布衣李琴夫的《咏佛手》）给我印象忒深：白业堂前几树黄，摘来犹似带新霜，自从散得天花后，空手归来也（总）是香。佛手啊，散花以后，我觉得这个意境是真不错的，白业堂前几树黄，摘来犹似带新霜，自从散得天花后，空手归来也（总）是香，有点意思。

……

蔡德贵：您不是也提倡小题大作吗？糖不也是小题目吗？

季羡林：像糖不是小题。每天人人都要吃的。

蔡德贵：但是谁都不注意的。

季羡林：不注意。它糖这个（历史），世界上原来有两本，一本是德国人的，一本是英国人的。德国人的那本主要说糖suger在全世界传播的过程，*国家在里边起很大的作用。有一次，他们一个敦煌卷子，敦煌卷子那时候，谁拿到敦煌卷子就如获至宝，一定拿到手就写文章，那个敦煌卷子传来传去，不知道怎么传到我这里来了。因为里面有一个词，谁也解释不了，“煞割令”。④

第二十一次口述（3）

注释：

①朱家骅（1893年—1963年），字骝先、湘麐，浙江湖州人，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泰斗、外交界的耆宿，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然以其特出的聪明才智和过人的精力，担当过教育、学术、政府、政党等多项重要职务，与中国政局的演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影响现代中国甚巨。

②蒋复璁（1898—1990），字美如，号慰堂，海宁硖石人。江南著名藏书家蒋光煦曾孙。192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时梁启超自欧洲购回大批图书，与其叔蒋百里创办松坡图书馆，复璁出任编辑。1924—1926年，在清华学校兼课。1926年北京图书馆建成，任该馆编纂，负责中文图书编目。期间刻苦钻研，主张对传统分类进行改革。1930年，经浙江省政府选派，赴德留学，在柏林大学研习哲学，并攻读于图书馆学院，同时在普鲁士邦立图书馆任客座馆员。1932年学成归国。次年，派为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多方奔走，影印《四库全书》珍本，以筹措经费，并与世界各国建立交换关系，馆藏外文书刊得以大量增加。1937年抗战爆发，随蒋百里出使意、德。次年初回国，即投入护送善本图书西迁工作。1940年，中央图书馆正式成立，任首任馆长。1941年初，冒险潜往孤岛上海，抢救沦陷区的珍贵古籍，多方收购，达数万册。1945年抗战胜利，奉命担任*京沪区特派员，主持江南地区文教单位接收事宜。曾从戴笠手中收回举世闻名的珍贵文物毛公鼎，又通过我国驻日军事代表团收回日军从香港劫走的珍贵古籍。此时，南京中央图书馆藏书已达100万册，国民政府授予胜利勋章，以为表彰。1948年起，大陆善本图书被分批运往台湾，复璁奉命参与其事。1950年，寓居香港教书。1951年去台湾大学讲授国文。是年皈依天主教。1954年任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1965年任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曾精印经过复制的历代法书名画，并主持影印出版《四库全书》。在此期间，兼任文化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教授，并多次到美、日、韩国、前联邦德国、比利时等国和地区考察访问。曾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先后得到过韩国成均馆大学和美国圣约翰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以及罗马教廷“圣额我略高级爵士”称号。1983年退休时，台湾当局授予二级景星勋章。在此前后，又获得台湾“*”金质奖章及“行政院”文化奖章。退休后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学识渊博，尤精图书、博物。著有《珍帚斋文集》130余万字，主编有《徐志摩全集》和《蒋百里先生全集》。

③袁枚（1716—1797），中国清代诗人，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改放外任，在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任知县，有政声。乾隆十三年辞官，定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市），筑室小仓山隋氏废园，改名随园，世称随园先生。从此不再出仕。从事诗文著述，广交四方文士。晚年自号仓山居士。袁枚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他活跃诗坛40余年，有诗4000余首，基本上体现了他所主张的性灵说，有独特风格和一定成就。袁诗思想内容的主要特点是抒写性灵，表现个人生活遭际中的真实感受、情趣和识见，往往不受束缚，时有唐突传统。在艺术上不拟古，不拘一格，以熟练的技巧和流畅的语言，表现思想感受和捕捉到的艺术形象。追求真率自然、清新灵巧的艺术风格。其中较突出的佳作主要有两类：即景抒情的旅游诗和叹古讽今的咏史诗。袁枚亦工文章，散文如《祭妹文》、《峡江寺飞泉亭记》等，骈文如《与蒋苕生书》、《重修于忠肃庙碑》等，传为名篇。袁枚又是乾、嘉时期主要诗论家之一。继明代公安派、竟陵派而持性灵说。《随园诗话》及《补遗》、《续诗品》是他诗论的主要著作。《随园诗话》除阐述性灵说以外，对历代诗人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流派演变及清代诗坛多有评述。《续诗品》则是仿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作，立36目，用四言韵文简括诗歌创作过程、方法、修养、技巧等具体经验体会，即所谓创作“苦心”。与公安派相比较，袁枚的性灵说更有反道学、反传统的特点，指出诗并非说教的手段，而要抒写性灵。他把“性灵”和“学识”结合起来，以性情、天分和学习为创作基本，以真、新、活为创作的追求。他并不一概地反对诗歌形式的声律藻饰、骈丽用典等讲究，只要求从属于表现性灵。袁枚的性灵说较公安派前进了一步，全面而完整，被认为是明、清性灵说的主要代表者。

第二十一次口述（4）

④“煞割令”是什么？“煞割令”是多年没有人能够啃动的硬核桃，季老啃动了，他用比较语言学破解了“煞割令”，原来是一种粗糖。

糖是一种微末的日用食品，平常谁也不会重视它。可是“糖”这个字在西欧各国的语言中都是外来语，来自同一个梵文字，这充分说明了，欧美原来无糖，糖的原产地是印度。

在哥廷根大学留学时，季老已经发现“糖”这个字在西欧各国的语言中都是外来语，来自同一个梵文字sarkarā，这充分说明了，欧美原来无糖，糖的原产地是印度。这样一来，糖一下子就同他的研究工作挂上了钩。于是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并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后来，又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张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拿走的，正面写着一段佛经，背面写着关于印度造糖法的残卷，几经辗转，传到了他的手里。季老说，大家都知道，敦煌残卷多为佛经，像这样有关科技的残卷，真可谓是凤毛麟角，绝无仅有。从伯希和起，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学人想啃这个硬核桃，但都没有能啃开，最后终于落到我手中。我也惊喜欲狂，终于啃开了这个硬核桃。

季老写了一篇《蔗糖的制造在中国始于何时？》的论文。这篇文章的意义，不在于它确定了中国制造蔗糖的时间，而在于它指出中国在唐代以前已经能够自制蔗糖了。唐太宗派人到印度去学习制糖法，不过表示当时印度在制糖技术的某一方面有高于中国之处。中国学习的结果是，自己制造出来的糖“色味逾西域远甚”。文化交流的历史往往如此。在以后的长时间内，中印在制糖方面还是互相学习的。

1982年，季老又写了一篇《对〈一张有关制糖法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的一点补充》。补充不牵涉重大问题。1983年，他写了一篇《古代印度沙糖的制造和使用》。促成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德国学者über 的一篇关于古代印度制糖术的文章。von Hinüber 的文章引用了一些佛典中的资料，但显得十分不够。后来中国四川一个糖厂的工程师李治寰写了一本书，是从制糖技术方面写的，不注重文化交流。季老于是也主要使用汉译佛典中的资料，写成此文，资料比德国学者的文章丰富得多了，我们对于古代印度制糖术的了解也充实得多了。1987年，季老又写了一篇《cīnī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他告诉我，当时他发现cīnī是一个孟加拉文，他向东语系孟加拉文教师请教，问他cīnī除了中国，中国的，还有什么意义？回答说，还有糖的意义。他因此发现了中国白沙糖传入印度的问题。糖本是一件小东西，然而在它身上却驮着长达一千多年的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同年，又有一篇文章《唐太宗与摩揭陀——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的问题》发表，更有系统、更深入、更详尽地叙述白沙糖传入印度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