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重商主义是始初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
在15世纪至17世纪中叶，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货币积累和扩大市场的需要，产生并流行于英、法等国的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体系，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始初的经济学体系。
在英国，从15世纪末（开始“圈地”运动）至16世纪后半期，随着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对外贸易得到较快发展。为了保护对外贸易，英国占领了大量的殖民地，并对其进行残酷的掠夺，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财富。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和政策体系便产生了。并且，使得这个老牌资本主义英国的重商主义较为典型。英国晚期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的经济主张，实质上是企图垄断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贸易。
在法国，工场手工业有一定的发展（16、17世纪），对外贸易已经形成。但是，由于封建统治，阻碍了法国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发展。法国的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认为商业是国家活动的基础，商业资产阶级获得商业利润是正常的，并要求政府执行有利于商人的政策，使国家获得荣誉和财富。
重商主义理论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把货币的多寡作为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志，通过发展国外贸易以输入金银货币被视为一国富强的首要途径。
早期重商主义者（大约从15世纪至16世纪中叶）主张采取行政干预，禁止货币输出并积累货币财富，在对外贸易上，他们主张尽量少买或不买，“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用妒嫉和猜疑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 。当时，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采取了这种主张，采取了一系列禁止货币输出国外的措施、法令，甚至规定严厉的刑罚，以达到积累财富的目的。
晚期重商主义者（从16世纪下半期至17世纪中叶）则认为，国家应该允许将货币输出国外，以便扩大对国外商品的购买。但是，他们提出对外贸易必须做到输出超过输入，即保持出超。为了保持出超，主张国家必须实行保护政策鼓励本国商品出口。当商品输出时，国家全部或部分地退还资本家原先缴纳的税款；当进口商品经过本国加工后重新输出时，国家则退还这些商品在输入时所交付的关税；国家还要通过颁发奖金奖励在国外市场上出售本国商品的商人；国家还要通过进口税，保护本国的工业，抵抗国外竞争者。晚期重商主义者为了发展对外贸易达到出超的目的，支持一些西欧主要国家采取扶植和鼓励制造出口商品的工场手工业的政策。马克思把晚期重商主义这种贸易差额论称为重工主义。
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的差别反映了资本主义初期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和经济要求。在早期重商主义阶段，商品流通还刚刚发展，信用制度尚未发展起来，流通中需要大量的贵金属。因此，重商主义者认为，国家在任何时候货币平衡的结果必须收入大于支出，力求用贮藏的形式积累货币，因而主张国家应采取各种措施来保证货币的不断增加。 在晚期重商主义阶段，贸易已很发达，工场手工业已经发展起来。因此，重商主义者认为，在一定时期内，国家从对外贸易中获得的货币入不敷出是允许的，只要贸易平衡的结果能够保证货币最终地流回国内，使国家货币财富增多就可以了。他们认为不一定要求所有对外贸易都是出超的，只要在对外贸易的总额中，出口大于进口，就会保证有更多的货币财富流入本国。这种观点已充分地显示出他们已经把货币作为资本的职能，成为增加货币的手段，而且意识到货币又只有在运动中才能不断增多。这种贸易差额论与商业资本的要求是相适应的，因此，马克思称晚期重商主义是真正的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作为代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体系。尽管它还不是科学的体系，但是，重商主义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不仅重商主义政策促进了英、法等国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且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与确立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重商主义的不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重商主义者代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从流通出发，根据商业资产阶级的实践经验去研究经济现象，只以商业资本的运动作为其考察对象，不能通过揭露经济现象的内部联系去探寻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马克思指出：“重商主义——必然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呈现出的表面现象出发，因此只是抓住了假象。”
二是重商主义者从商业资本的运动出发，认为金银即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攫取金银，错误地把金银与货币混为一谈，又把货币看作唯一的财富，并进而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唯一源泉，把财富和利润的来源归结为流通领域。这种关于货币和财富的观点表明他们根本不知道货币的起源和本质，也不可能理解财富的真正源泉。
作为商业资本代言人的重商主义者所生活的时代仍然是封建主义时代。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商品经济还处于欠发达阶段，重商主义者不可能不以粗陋的水平看待货币、财富及其来源。因此，重商主义关于货币、财富及其来源的错误观点是由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决定的。
二、 重农主义是最初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体系
重农主义是18世纪50到70年代法国的一个最初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形成时，重商主义成为严重的障碍。因此，在法国出现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并提出了振兴农业，发展资本主义的重农主义。重农主义创始人魁奈、杜尔阁等，继承和发展了先驱者布阿吉尔贝尔、坎蒂隆、沃邦（1633—1707年）等人的观点，于在18世纪50—70年代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重农主义理论体系。
重农主义创始人魁奈吸取了启蒙思想家的“自然秩序”观念，并对其作了新的解释，用以观察社会经济现象，提出了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一样，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种客观规律就是“自然秩序”。重农主义认为，只有保证社会认真遵守“自然秩序”，社会才能处于健康状态，人类才能享受最大幸福。
重农主义在经济学说史上是有重要科学功绩的，作为重农主义体系理论基础的“自然秩序”的思想，提出了必须要了解人类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了解经济过程也像自然过程一样有它内在的规律性，这给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认识客观规律的任务。但是，重农主义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是自然的永恒的生产方式，因此也就把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看成是支配一切社会形式的永恒不变的规律。
重农主义者杜尔阁在正确地划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论证两个阶级的关系的同时，却把利润看成是资本家“劳动”、“操心”等应得的工资，把资本看成是“积累起来的价值”。他说：“无论是谁，只要他每年能从他的土地收入或从他的劳动或辛劳所挣得的工资收到一些多于他必须花费的价值，他就可以把这笔多余的价值作为一种储蓄而积累起来，这种积累起来的价值就是所谓的资本。” 杜尔阁把资本家的利润混同为工人的工资，把资本看成是由节约而来的。显然，这是极其错误的。他的这种资本理论不仅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三位一体公式”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节欲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重农主义认为，农业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都是雇佣者。重农主义者杜尔阁在正确地指出了雇佣工人只有在劳动与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分离后才能出现的正确理论的同时，却把从事农业和工业生产经营的人都看成是受雇于土地所有者的阶级。由此在被雇佣者的内涵中，不仅包括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中出卖劳动的工人，而且还包括那些预付资本租地的农业资本家和预付资本经营的工业资本家。显然，这种把农业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列为雇佣者的说法是极其荒唐的。
重农主义的学说特点，主要表现在它的理论体系的矛盾性上。重农主义理论反映了当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夜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但是，这种理论的资产阶级实质却带着浓厚的封建主义的外观。重农主义者的意图是要在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总打着“封建招牌”，把自己说成是封建阶级的代言人。重农主义的学说体系的矛盾在其所阐述的理论中也有所表现。他们一方面要试图建立崭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但又贬低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工业。”
重农主义的学说体系的矛盾表现的上述特点是与当时法国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历史条件相关的。他们不能清楚地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能从根本上脱离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影响。在重农主义体系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中世纪” 内产生的，是以封建制度的土地所有权的统治表现的。他们把资本最先得以发展的工业部门看成为农业的附庸，租地农场主的利润被看作由土地所有者支付的，与雇佣工人的工资一样，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马克思指出，这个学说体系，“实质上是宣告在封建废墟上建立资产阶级生产制度的体系。”“实际上，重农主义体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
三、 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体系
(一) 斯密是近代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
亚当?斯密(1723—1790年)是产业革命前夕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在他的主要经济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中，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为一个完整的体系。马克思指出，在这一著作中，“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 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成熟阶段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近代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
亚当?斯密在经济学上的最大功绩是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劳动价值学说。他考察了“人们在以货币交换货物或以货物交换货物时所遵循的法则”，即寻找决定商品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实际上是商品价值）的规律。他在探讨交换价值这个他的价值学说的中心问题时，用“钻石和水”的例子来说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他说：“应当注意，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
如上所述，当时在英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尽管斯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但他还是能够对于诸如劳动价值论得出科学的结论。
但是，斯密的价值理论却是二元或三元价值论。他在正确地论证劳动价值学说的同时，又提出了三种收入，即工资、利润、地租是价值的源泉。他认为，利润是资本的自然报酬，地租是土地的自然报酬，工资是一种自然范畴。他还错误地认为，决定商品价值的是购买来的劳动。因此，斯密的价值理论内存在庸俗成分。
(二) 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维护新兴资产阶级利益
在18世纪中叶，英国城市中，不仅工场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局限性同市场需求迅速增长之间的矛盾已经显露出来，而且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造就的技术不断更新，已为机器的发明创造了条件。因此，到60年代，工业革命便开始了。
斯密指出，当时的英国在社会阶级结构上，形成三个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斗争的焦点在于如何对待和处理一些旧的政策法令（谷物法、行会制度、税收制度、货币制度等）。新兴资产阶级极力主张修改或取消严重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和发展对外贸易的旧的政策法令。
在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古典经济学，其使命就是维护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斯密抨击了为封建贵族统冶提供经济政策依据的重商主义，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他所要求的是所谓“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在他看来，这个制度具有两大基本特征，一个是财产私有，另一个是完全自由竞争。斯密所说的这种制度，是依据十八世纪下半期英国工场手工业兴盛时期的条件所提出的一种理想目标，是一种初期的资本主义。马克思说：“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
斯密在提出三个阶级的基础上，从工资、利润和地租等经济范畴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从而不自觉地涉及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但是，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
(三) “自由放任”是斯密经济学的中心思想
斯密认为，要增加国民财富，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给私人经济活动以完全的自由。他把充分的自由竞争看作是发挥社会每个成员的主动性、积极性的条件。他的自由放任原则的主要内容是实现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他说：“互通有无”、“互相交易”的倾向是人类所共有的，也是人类所特有的。对于这种出自人类本性的交换倾向，应当顺其自然，自由放任，而不应当人为地加以限制。
按照斯密的“自由放任”原则，国家最首要的职能就是“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他批评说：“就保障财产的安全说，民政组织的建立，实际就是保护富者来抵抗贫者，或者说，保护有产者来抵抗无产者。” 斯密认为国家的职能应有一定的限制：一是保卫本国不受他国侵犯；二是保障社会成员的财产和人身不受他人的侵犯；三是建设和维持一些公共工程和公共事业。这就是说，国家的职能只在于为私人经营创造一个完全的外部环境，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不必插手经济事务，经济的事务应当放手让私人去经营。
四、 李嘉图古典经济学体系
(一) 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完成者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是19世纪初期产业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的学说体系是产业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从产业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公开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矛盾。1817年，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出版。书中表达了他的学说体系的宗旨是为工业资本家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提供理论武器。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完成者。
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方面具有重要贡献，他对商品价值的分析是从探讨斯密的劳动价值学说开始，并使之得以发展的。李嘉图针对斯密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也有价值的错误指出：“一种商品如果全然没有用处，或者说，如果无论从哪一方面都说无益于我们欲望的满足，那就无论怎样稀少，也无论获得时需要费多少劳动，总不会具有交换价值。” 在这点上，李嘉图超过了斯密。李嘉图还批评了斯密关于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错误。他指出，价值是第一性的因素，而分配要在价值形成的以后才能进行，是第二性的因素，不能把三种收入作为决定价值的源泉。
李嘉图并正确地指出，商品的价值只能由耗费掉的劳动决定，而价值的大小则与这种劳动量成正比。他说：“如果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规定商品的交换价值，那么，劳动是每有增加，就一定会使在其上施加劳动的商品的价值增加，劳动量每有减少，也一定会使之减少。”
但是，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上也存在困惑，他不知道生产价格理论，无法解释陈葡萄酒比新葡萄酒价格贵的问题。因而他的价值理论被戏称为93%的劳动价值论。
李嘉图比较充分地论证了级差地租理论，马克思认为，在李嘉图那里，级差地租才得到系统的论述，从而初步地奠定了级差地租理论的科学的基础。
(二) 自由贸易和“比较成本”
李嘉图认为，自由贸易可以促使把资本用于最有利于资本家的用途，最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从而实现社会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最能保障整体利益”。 他说：“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由于鼓励勤勉、奖励智巧，并最有效地利用自然所赋予的各种特殊力量，它使劳动得到最有效和最经济的分配。同时，由于增加生产总额，它使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
19世纪初，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之后，以廉价的工业品占领国际市场。由于各国劳动生产率悬殊，因而资本难以在各国间自由流动。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各国都应当有选择地生产用相对比较少的成本就能生产出来的商品，即生产具有相对有利条件，从而相对价值大的商品，即使这个产品的成本的绝对数额可能高于其它国家的产品成本的绝对数额，也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获得相对利益。李嘉图并认为，一个国家包含少量劳动的商品能够和另一个国家包含多量劳动的商品相交换，是由于各国的利润率不同。
李嘉图举例说：两个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一个人在这两种职业上都比另一个人强，制帽时只强五分之一，而制鞋时则强三分之一，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生产鞋，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这不是对双方都有利吗？
李嘉图提出的“比较成本”学说是对斯密的“绝对成本”的否定。“比较成本”论是国际分工的根据，是生产上的相对优势、成本上的相对差别。这一学说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推崇，成为支配国际贸易的永恒“规律”，为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奠定了基石。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向经济落后国家表明，即使生产水平低，也能“生产具有相对有利条件，从而相对价值大的商品”。只要经济落后国家接受“比较成本”学说，英国能够“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可见，李嘉图为了适应英国资产阶级对外扩张，在世界上抢占殖民地的要求，才否定了斯密的“绝对成本”，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
(三) 资本主义制度是“唯一可能的、永恒的自然形式”
李嘉图极力宣扬资本主义制度是“唯一可能的、永恒的自然形式”，否认资本主义已经出现的经济危机事实，提出了市场普遍充斥过剩商品是不可能的。他的结论是，生产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超过需求，普遍生产过剩危机是不可能的。
五、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体系
(一) 庸俗经济学及其形成
19世纪初，英、法等国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尖锐化。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经济学极力为资产阶级进行辩护。
马克思说：“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斗争，公开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 从这时开始，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马克思称其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19世纪初期，在西方出现了以英国的马尔萨斯、法国的萨伊，以及后来的西尼尔、巴斯夏等为代表的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体系。
(二) 马尔萨斯及其“人口论”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年)是资产阶级化但又维护土地贵族利益的经济学家。马克思说：“只是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土地所有权的利益，同贵族的利益一致时，马尔萨斯才维持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即拥护他们反对人民群众，反对无产阶级。但是，凡是土地贵族同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分歧并且互相敌对时，马尔萨斯就站在贵族一边，反对资产阶级。”
为了替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人口过剩辩解，马尔萨斯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贫困和罪恶的根源归结为人口自然规律，即过剩人口。并说这是一切社会中存在的普遍人口规律。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太快完全是“社会下层阶级”的人生殖太多，所以对人口增加进行抑制的贫困和罪恶也是在这个阶级中间发生。他说，贫民自身是贫困的原因，社会制度没有任何责任，他们除了承受由自身人口增加太快而带来的贫困和罪恶的惩罚之外，别无出路。
他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保持人口增殖同生活资料增长之间平衡的最有效的制度，而财产的公有制，会使人口生殖很快地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公有制便会迅速瓦解。
这表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的。
(三) 萨伊及其“三位一体”公式、“萨伊定理”
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年)以“解释者”的资格去论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的经济理论，成为斯密学说系统化者。但是，他在学习斯密理论中，篡改了斯密经济学说的科学成分，继承了其庸俗成分，因而成为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他是19世纪初期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主要代表者。马克思说:“萨伊就把亚当?斯密著作中这里或那里渗透的庸俗观念分离出来，并作为特殊的结晶和亚当?斯密并存。”
萨伊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继承了亚当?斯密的价值理论的庸俗成分，即三种收入价值论，提出了“三位一体”公式否定资本主义剥削。他认为，土地、劳动和资本都有生产性，因而都是价值的创造者：土地的报酬是地租、资本的报酬是利息、劳动的报酬是工资。土地、资本和劳动，是各所有者的一种“资本”，作为这种“资本”借出的回报就是各自所得的“利润”。萨伊并提出了效用价值理论，即价值是由效用决定的，而效用又是人的主观感受。
为了否认生产普遍过剩的可能性，“萨伊定理”认为，商品销路不畅的原因不在于需求，而在于生产。商品总是用商品购买的。萨伊通过论证得出结论：生产普遍过剩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他还提出了证明尽可能迅速发展生产有极大优越性的结论。
不难看出，“三位一体”公式和“萨伊定理”是维持资产阶级利益的理论。
(四) 西尼尔的“节欲论”、“最后一小时论”
纳索?威廉?西尼尔（1790-1864年）是19世纪中叶最露骨地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西尼尔用节欲一词来代替资本，从而掩盖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他说：“我们用节欲这个词所要表示的是这样一种要素，这跟劳动和自然要素不同，对资本的存在来说它的协助是必要的，他对利润的关系就和劳动对工资的关系一样。” 西尼尔的结论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工资的定义是劳动的报酬”；“利润的定义是节制的报酬”。
西尼尔进一步提出了“节欲论”，这种理论把资本家对工人无偿占有的剥削行为歪曲成为同劳动一样的牺牲，把由剩余价值转化来的利润说成是节欲的报酬。西尼尔的“节欲论”因其有辩护色彩而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接受。但是，马克思无情地批判这种谬论。马克思说：“这真是庸俗经济学的‘发现’的不可超越的标本！它用阿谀的词句来替换经济学的范畴。如此而已。”
西尼尔作为资产阶级辩护士，应资本家的要求，编造了一个“最后一小时”论。这个理论是在西尼尔1837年发表的“论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中提出的。其中心思想是要论证工厂主的利润是在当时流行的11.5小时工作的最后1小时生产的，借以反对要求将工作日缩短为10小时的运动和对使用童工作了某些限制的1836年的工厂法。
当英国工厂主反对工厂法和10小时工作日运动时，西尼耳写了《论工厂法对于棉纱制造业影响的书信》。他说，工厂主的利润是11.5小时工作日中的最后一小时创造出来的。如果把工作日从11.5小时缩减到10小时，工厂主的利润就会消失；工厂就会倒闭，而工人也会失业。
显然，“最后一小时”论是荒谬的。西尼尔错误的假定，工人在一年内生产出来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包括转移下来的不变资本的价值，都说成是工人这一年内的劳动创造的结果。其实，工人在一年的劳动时间内所创造的新价值，只是等于工资部分的价值加剩余价值部分的价值。工人从事每一小时劳动，通过具体劳动把不变资本的旧价值转移到新生产物中去，又通过抽象劳动创造出新的价值。因此，工人少劳动一小时，使资本家“损失”的决不是全部剩余价值。
(五) 巴斯夏及其《和谐经济论》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1801-1850年）是19世纪40—50年代欧洲大陆各国最负盛名的经济自由主义旗手。《和谐经济论》（1850年）成为他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作。为了反对“社会主义瘟疫”，他在《和谐经济论》中，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利益是和谐一致的。
巴斯夏认为，个人利益是人类的巨大动力，正是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源于人的本能。但是，巴斯夏认为，人们对个人利益追求并不意味着人们就是自私的，更不意味着社会因个人利益的追求会导致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他认为，社会的根本规律是和谐，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和谐社会组织。
巴斯夏的《和谐经济论》所要论证的中心思想就是经济生活的各种要素之间、各种领域之间、各个方面之间、各个阶级和阶层之间等，在自然的不受干扰的条件下都充满着和谐的关系。
(六) 马歇尔的折衷、妥协的经济学
阿弗里德?马歇尔（1842-1924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原理》中所论述的全部经济理论，都是从倡导市场经济，维护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的。
马歇尔试图在传统的庸俗经济学基础上，建立一个包括各派学说的综合的、折衷的庸俗经济学体系。他把庸俗经济学马尔萨斯、萨伊、西尼耳等人的效用论、生产要素论和生产成本学说等混杂在一起，构成他的庸俗经济学新体系。他说：“借助于我们自己时代的新著作，并且关系到我们自己时代的新问题，本书打算对旧的学说加以新的解释” 。
马歇尔的折衷的庸俗经济学体系以唯心史观的心理感受为其理论基础，把经济学说成为研究人类行为动机。他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日常生活事务中过活、活动和思考的人们的学问。但它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定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
马歇尔认为，“动机”分为追求满足和避免牺牲，追求满足动机促进了人的经济行为，避免牺牲动机则制约人的经济行为。 马歇尔利用边沁的“享乐”与“痛苦”的术语来说明人类的经济动机，并用“满足”，“牺牲”来代替“享乐”和“痛苦”，用货币作为“满足”、“牺牲”的衡量标准。因此，在马歇尔那里，经济范畴（价值、效用、生产成本、劳动等）都变成了不可捉摸的心理范畴。
马歇尔认为，经济学的最高目的是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有所贡献，而马歇尔的“贡献”就是渐进的改良主义。马歇尔的渐进的改良主义是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基础上的，他把经济学看成是“象生物学一样” 。他断言，进化原理是社会发展的普遍原理，一切社会发展都是渐变的。他进一步指出，社会是永远进化着的，工人阶级的生活随着社会前进、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将会不断地得到改善。
可见，马歇尔把经济关系说成只是人与物间的心理反应关系，其实质是用以掩盖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剥削关系。马歇尔以进化论否认革命的飞跃，企图说服英国工人阶级耐心等待经济自发力量来改善他们的状况，不要进行革命。
马歇尔认为，经济学的指导原理是“连续原理”，他说：“本书（《经济学原理》——引用者注）如有它自己的特点的话，那可说是在于注重对连续原理的各种应用” 。马歇尔强调，他的分析以经济事物的“正常”形态为中心，从“正常”到“不正常”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差异层次。人们的“正常”和“不正常”的经济行为的区分不可能是严格的。他举例说，从时间上，把价值分为“正常的”、“当时的”、“市场的”或“临时的”价值不可能是严格的。时间因素本身是绝对连续的，一个钟头到另一个钟头的产品交换时所认为的正常价值，如果从一年的时间来考虑，却成为临时的价值。一年期间所指的正常价值只成为一个世纪的临时价值。马歇尔得出结论：不但地租和其他租金基本上是同一性的，租金和利息、工资和租金及利息也是一样的，而且土地、资本、劳动也是同一性的。
马歇尔的体系是以数学概念为基础的，把经济学变为机械的对数量关系的分析，又把数量关系演化为增量的关系，从而提出了“边际增量”分析方法，以边际增量分析来解释价值。他说：“……在精神和物质世界中，我们对自然的观察，与总数量的关系没有与增加量的关系那样大，特别是对一物的需要是一个连续的函数，这物的‘边际’增加量在稳定的平衡下，为它的生产费用的相应增加所抵销了”。 他以“边际增量”分析方法把边际概念推广到其他经济问题上——生产过程中各类资源的配置、诸生产要素配合的替换原则、国民所得的分配等等。
马歇尔认为，经济学进一步的研究必须更多地涉及生物学观念的均衡——个人的成长和衰亡、民族的兴起和毁灭、工商业的发展和衰落等等。但是，经济学首先考虑的是类同于力学观念的均衡，就像“一个盆中彼此相依的许多小球所保持的机械均衡”。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充分地利用了力学观念的均衡，尤其是在价格论和分配论上，他通过“边际增量”分析方法把价值和分配份额的决定都归结为相反力量相互冲击、制约形成的均势。
可见，马歇尔所谓“连续原理”，不过说明事物发展只有量上的演变，而没有质上的变化。他的“边际增量”分析方法把经济学变为机械的对数量关系的分析，又把数量关系演化为增量的关系。
总之，马歇尔的经济学掩盖了经济范畴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抹杀了社会各阶级的矛盾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