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方国家宏观调控及其经历的三个阶段
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矛盾决定的，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的微观有序性与宏观无序性之间的冲突，最终表现为历次经济大危机。社会生产大幅度下降，失业率扩大和国民经济发展严重受阻，迫使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利用各种权力，采取经济或法律的手段来干预社会经济活动，以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各个环节的运行不至中断。西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产生是国民经济社会化大生产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迫使各国政府逐步走上了国家干预经济的道路。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国家政府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阶段是西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初创时期，其中最典型的成功范例是罗斯福总统的“新政”。
第二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70年代韧。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资本主义国家全面而系统地干预国民经济运行。其标志是1944年英国政府发表的《就业政策白皮书》和1946年美国政府通过的《就业法》。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形式是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和协调市场经济的平衡运行。
第三阶段：70年代以后至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高通货膨胀率与高失业率并存的“滞胀”现象。迫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不得不作出一系列相应的调整。最重要的特征是国家干预与国家松绑相结合，强调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形式66自由化和多样化，使西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出现了新的发展动向。
二、宏观调控的不同目的
资本的运动, 是从货币转化为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货币的周而复始的过程。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有机统一。再生产在一切社会形态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指出: “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 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 或者说, 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 同样, 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 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 从经常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 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 然而，任何再生产又是具体社会形态下的再生产。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 再生产过程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形式, 反映了不同的生产关系。
无论是魁奈的《经济表》、“斯密的教条”，还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社会资本运动的目的都只是在于揭示既定前提下社会资本运动的内在联系, 社会资本运动正常进行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单个资本是怎样借助流通构成社会资本运动，从而实现供给和需求的总量平衡，以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马克思认为, 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商品生产, 这里产品已不单是当作商品来交换, 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 再生产不仅表现为商品的再生产, 还表现为反映着在物的掩盖下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社会资本再生产。马克思不仅从对单个资本的运动，即对资本循环和周转进行研究，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而且联系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来考察社会资本再生产，从而揭示出社会资本再生产不仅是物质资源的再生产，而且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马克思假定，资本家把剩余价值全部用作个人生活消费,使其生产在原来规模上的重复。但是, 这种重复却揭示出作为孤立过程难以表现的特征。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成为商品，并且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已经分离，劳动者忍受着资本剥削。这种起初只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的事实, 从再生产过程来看, 就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结果而不断地生产出来：一方面产品被资本家占有, 并转化为资本继续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即资本（以资本积累为特点的扩大再生产）; 另一方面, 每一次生产过程以后, 工人仍然一无所有,他们不得不继续出卖劳动力。“可见, 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 或作为再生产过程来考察, 它不仅生产商品, 不仅生产剩余价值, 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 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
资本积累, 使得再生产过程发生两个质的变化: 一方面资本的运动“由圆形运动变为螺旋形运动”； 另一方面, 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就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只有在再生产过程中才能表现出来）。“一旦劳动力由工人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 这种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运用资本有机构成这一范畴, 动态地研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揭示出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下降，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 从而形成相对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因此, 资本越是积累,产业后备军就越大。和就业人口相比, 产业后备军越大, 经常失业的人口越多, 他们就越是失业,也就越是贫困。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这个规律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积累的对抗性质，当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 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马克思写到: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 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 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
三、研究总量均衡的出发点不同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与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以国民经济总量为研究对象;不同之处在于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是以国民生产总值为出发点,分析最终产品的总量均衡问题；马克思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是在物与物直接交换的形式上进行的, 通过研究揭示了再生产正常进行的一个基本规律,这就是两大部类之间I (V +M) =ⅡC。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则是以社会总产品为出发点,研究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这也就是社会总产品的总量均衡问题。
西方经济学的社会总供求理论的错误在于只强调社会总供求总量均衡,不考虑结构均衡，并提出了的总供求均衡公式：s = I( 即储蓄与投资的均衡)，这一公式是由将均衡公式:c + s = c + I 两边的消费c 通约而建立的。等式两边的c作为同量的价值是可以通约的。但是，总供给的c ,代表了一定数量的不同性能和品种的物质产品的供给;总需求的c 代表了对一定数量的物质产品的需求。因此，社会总供求总量均衡，并不意味社会总供求结构均衡，也就是说，社会总供求总量均衡，并不表示社会总供求在物质形态上的均衡。甚至造成在甲种产品供不应求的同时，乙种产品供过于求的现象。由此可见，社会需求结构决定社会生产结构,结构均衡是总量均衡的基础。离开了结构均衡,总量均衡无法得到实现。离开结构均衡的总量均衡是没有意义的。
西方经济学中的供求均衡理论,是在“斯密的教条”的基础上，按照萨伊“三位一体公式”，即三要素理论建立的,其出发点是研究国民总产值，国民总产值由工资、利息、利润和地租构成(即v + m )不包括中间产品c 。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中的供求均衡理论在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将中间产品c排除在外。
西方经济学中的供求均衡理论在考察宏观经济运行时剔除中间产品c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是因为，最终产品的供求均衡,并不意味中间产品的供求均衡,并且中间产品的供求是否均衡,直接影响最终产品的供需是否均衡。为了准确地考察社会总供求均衡,就应该研究中间产品,即两大部类中c 的供求均衡问题。中间产品c 的供求均衡,受固定资产更新部分与折旧部分均衡的制约,固定资产c 需要物质更新的部分与价值折旧部分之间,不仅在价值量上保持平衡,而且要在产品结构上保持均衡,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两大部类产品的供需均衡。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是把社会供求的结构均衡的总量均衡统一起来加以论述的。这是因为，社会再生产总过程是总产品实物形态的运动和价值形态运动的统一。马克思是以社会总产品为出发点,不仅研究了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价值补偿，还研究了在社会再生产中的物质替换。这就不仅包括社会供求总量的均衡,而且包括结构的均衡和各种物质产品的供求均衡,从而使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及其各自的部门之间保持协调的比例关系。
例如,在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中：
Ⅰ(v+m)=Ⅱc说明要使社会资本在两大部类相互间的供给和需求必须保持均衡。从等式自左至右看，第Ⅰ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在满足了本部类在生产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补偿需要之后，剩下的生产资料如果正好等于第Ⅱ部类在生产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补偿需要，那么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就能顺利进行；从等式自右至左看，第Ⅱ部类生产的生活资料在满足了本部类的工人、资本家对生活资料的需求之后，剩下的生活资料如果正好等于第Ⅰ部类的工人、资本家对生活资料的需求，那么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就能顺利进行。
派生公式：Ⅰ(c+v+m)=Ⅰc+Ⅱc说明第一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必须满足两大部类在生产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补偿需要，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
派生公式：Ⅱ(c+v+m) =Ⅰ(v+m) + Ⅱ(v+m)说明第二部类生产的生活资料必须满足两大部类的工人、资本家对生活资料的需求，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
由上述条件得出公式：
Ⅰ(c+v+m)+Ⅱ(c+v+m)=Ⅰc+Ⅱc+Ⅰ(v+m)+Ⅱ(v+m)
等式左端为社会总供给,等式右端为社会总需求。上述式子的含义众所周知,这就是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社会总产品的供给必须与社会总产品的需求相等,即总供给与总需求必须平衡,只有这样,社会简单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宏观经济运行才能顺畅。
在扩大再生产实现条件中:
Ⅰ(v+⊿v+m/x =Ⅱ(c+⊿c) 说明要使社会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两大部类相互间的供给和需求必须保持均衡。从等式自左至右看，第Ⅰ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在满足了本部类在生产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补偿和扩大再生产对生产资料的需要之后，剩下的生产资料如果正好等于第Ⅱ部类在生产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补偿和扩大再生产对生产资料的需要，那么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就能顺利进行；从等式自右至左看，第Ⅱ部类生产的生活资料在满足了本部类原有的工人、增加的工人和资本家对生活资料的需求之后，剩下的生活资料如果正好等于第Ⅰ部类原有的工人、增加的工人和资本家对生活资料的需求，那么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就能顺利进行。
派生公式：Ⅰ(c+v+m)=Ⅰ(c+⊿c)+Ⅱ(c+⊿c) 说明第一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必须满足两大部类在生产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补偿需要之后，剩下一部分生产资料为扩大再生产提供需求。只有这样，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派生公式：
Ⅱ(c + v + m)
= Ⅰ(v + ⊿v + m/ x) + Ⅱ( (v + ⊿v + m/ x)
公式表明，第二部类生产的生活资料必须满足两大部类的工人、资本家对生活资料的需求之后剩下一部分生活资料，以满足增加的工人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只有这样，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
由上述实现条件得出公式：
Ⅰ(c+v+m)+Ⅱ(c+v+m)
=Ⅰ(c+⊿c)+Ⅱ(c+⊿c)+Ⅰ(v+⊿v+m/x)+Ⅱ(v+⊿v+m/x)
等式左端是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的社会总供给,右端为社会总需求。该式子表明,要使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必须保持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均衡。
马克思从社会总产品出发,对国民经济进行总量的分析,不仅包括了社会总供求平衡的均衡，而且包括了结构均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认为,结构均衡是总量均衡的基础。离开了结构均衡,总量均衡无法得到实现。
这是因为,价值在质上是无差别的,但不同产品的使用价值是有差别的。供给者让渡适合需求的特定的使用价值，而购买者也总是购买适合需求的特定的使用价值,只有满足了对特定使用价值的需求,价值才能实现。因此，只有结构均衡，总量也能得以均衡。马克思指出，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前提理论之一是按照不同的产品最终用途把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类，以此来考察两大部类之间以及两大部类内部的产品结构关系。马克思并指出,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不同部类之间或部门内部都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这样,社会总产品才能顺利实现。
总之，第Ⅰ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在数量上、品种上都应满足第Ⅱ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要,第Ⅱ部类生产的生活资料在数量上、品种上都应满足第Ⅰ部类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需要。只有这样，两大部类在生产中花费的价值得到补偿，消耗的物质得到替换，从而社会资本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
马克思强调了社会需求结构决定社会生产结构,结构均衡是总量平衡的基础,离开了结构均衡,总量均衡将无法真正得到实现。而在西方经济学中,恰恰只强调总量均衡,不考虑结构均衡。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总量平衡理论，即使社会供求总量平衡了，由于出现社会供求结构失衡，社会资本再生产也难以顺利进行。
四、西方经济学宏观调控的困惑
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从“放任自由”走向“国家干预”的理论发展过程。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l 6—17世纪)，西方经济学重商主义学派就提出了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理论和政策，主张政府制定法律干预经济活动中的货币运动方向，保持国家在出口贸易中顺差，以增加被当作是唯一财富的货币流入量。此后，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批判了这一理论。
“自由放任”是斯密的整个经济学说的中心思想。斯密认为，要增加国民财富，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给私人经济活动以完全的自由。他把充分的自由竞争看作是发挥社会每个成员的主动性、积极性的条件。他的自由放任原则的主要内容是实现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他说：“互通有无”、“互相交易”的倾向是人类所共有的，也是人类所特有的。对于这种出自人类本性的交换倾向，应当顺其自然，自由放任，而不应当人为地加以限制。按照斯密的“自由放任”原则，国家最首要的职能就是“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他说：“就保障财产的安全说，民政组织的建立，实际就是保护富者来抵抗贫者，或者说，保护有产者来抵抗无产者。” 斯密认为国家的职能应有一定的限制：一是保卫本国不受他国侵犯；二是保障社会成员的财产和人身不受他人的侵犯；三是建设和维持一些公共工程和公共事业。这就是说，国家的职能只在于为私人经营创造一个完全的外部环境，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不必插手经济事务，经济的事务应当放手让私人去经营。
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的不同学派长期争论不休，—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1925—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震撼了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次经济危机使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农业生产下降了l／3一l／2以上。生产率水平倒退了20—30年，失业人数达到劳动人数的1／3。这次经济危机历时长达5年之久。这次经济危机使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政府考虑:经济危机的根源是什么?能不能避免或减轻经济危机的灾难？实行什么经济政策才能避免或减轻经济危机的灾难？
在遭到经济危机打击最重的美国，从1933年起，罗斯福总统以“新政”取代了胡佛总统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罗斯福采取“新政”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运用国家的财政金融力量调节国民经济，摆脱经济危机的打击;另一方面是受到当时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英、美经济学派的影响。这时，以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的发表为标志，现代宏观经济学便产生了。
此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70年代初，以1944年英国政府发表的《就业政策白皮书》和1946年美国政府通过的《就业法》为标志，资本主义各国纷纷效仿美国，放弃“自由放任”，采取新的经济政策，即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和协调市场经济的平衡运行。
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至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克服普遍出现的“滞胀”，不得不调整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采取了国家“干预”与“松绑”相结合，强调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形式的自由化和多样化。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宏观调控（国家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规范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协调资产阶级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目标虽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但归纳起来有如下四个方面：一是充分就业。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大萧条给资本主义世界以沉重打击。失业人数激增。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潮取代自由放任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要消除大规模的失业，从而充分就业成为国家的干预的一个重要目标。二是稳定物价。由于经济危机带来的通货膨胀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极大混乱，因而，稳定价格成为国家的干预的一个重要目标。三是经济增长。20世纪70年代后，“滞胀”的出现更加使西方各国把经济增长作为经济调控的目标之一。四是平衡国际收支。国际收支的失衡会影响国内的就业量、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资本主义各国都力图把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国家调控经济活动的又一目标。
但是，由于这些目标之间相互排斥，充满矛盾。为了达到充分就业，就必须扩大资本投资，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又会导致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可以提高就业率，但又会由于技术进步减少劳动力的需求;经济增长可以引起进口的增加和内需的扩大，但又会导致国际收支的失衡。
西方经济学的困扰在于，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难以控制经济危机及其带来的对社峄会经济的破坏。采取“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又会出现“滞胀”局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总的目的在于稳定国民经济，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的“滞胀”局面将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