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典学派的“产品以产品来购买”理论
重商主义反映了在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欧洲的商业资本的实践。重商主义者认为只有可以实现而且真正实现为货币的才是财富。因此，货币是财富的最高和真正形式。并认为，流通领域，即商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是财富的直接源泉，而财富的增加则是商品买贱卖贵的结果。由此，产生了他们重视货币的偏见。古典经济学所反映的是在十七世纪开始夺取商业资本地位的新兴的工业资本的实践。古典学派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中，以对货币另一种偏见反对重商主义者的偏见，即古典学派极力贬低货币的作用，认为货币只是流通的工具，其作用只在于为商品交换提供便利。并认为，在交换中，财富没有增加，贱买贵卖只是一种欺骗行为，而且完全可以忽视货币这个媒介，把卖者以商品换取货币再以货币换取商品两个行为简化为以前一种商品换取后一种商品的行为。换言之，即把商品—货币—商品还原为商品—商品。
古典学派“产品以产品来购买”的论点的原先目的是为了反对重商主义。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初叶，这个原来只是为了反对重商主义的论点却转化成为否认生产过剩的可能性的理论出发点。
二、 詹姆斯?穆勒和萨伊的无生产过剩危机论
詹姆斯?穆勒和萨伊从“产品以产品购买”引伸为无生产过剩危机论。古典学派无危机论的代表是李嘉图，但从上述“产品以产品购买”的传统引伸为生产过剩不可能的理论实开始于詹姆斯?穆勒和琼?萨伊。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实质只是“接受了庸俗的萨伊的(其实是属于詹姆斯?穆勒的)观点……认为生产过剩，至少市场商品普遍充斥是不可能的。这种观点是以产品同产品交换这一论点为基础的，或者，正如穆勒所想象的那样，是以‘卖者和买者之间的形而上学的平衡’为基础的，由此还进一步得出结论说，……需求和供给完全一致”。
萨伊的定律。由于萨伊曾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以专章形式提出他的论点，而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又认为萨伊“以独创的、精确的而又深刻的若干议论丰富了它的内容(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引者)”，“特别在第15章，第1节《论销路》中包含许多十分重要的原理，我相信这些原理都是由这位杰出的著作家首先加以解释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把这理论的始创归功于萨伊并称之为萨伊的定律。但马克思指出，穆勒在1808年出版的《为商业辩护》的小册子中已经提出了这个原理的论据，而萨伊只是“把这一套妙论攫为己有” 。
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一版（1803年）中，几乎没有李嘉图所赞赏的“重要原理”，只是提出主要论点：生产者，无论是个人或国家，只是以自己所不能消费的产品换取其他生产者的剩余产品。只写出了和无危机论有关的、带有萌芽性的句子：“交换结束时他将发觉产品是用产品购买的”，“当一个国家一种产品有了过剩时，卖掉这产品的办法就是生产别的产品”等等。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的第二版（1814年）才把无危机论发展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完整理论，即萨伊的定律。
穆勒关于《商品的买者和卖者必然保持平衡》。穆勒在萨伊的定律形成之前，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商品的生产创造市场的论点。穆勒这个论点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纲要》(1821年)中充分发挥的。穆勒在书中说：“一切商品从来不会缺少买者。任何人拿出一种商品来卖，总是希望把它换回另一种商品，因此，单单由于他是卖者这个事实，他就是买者了。因此，由于一种形而上学的必然性，总起来看，一切商品的买者和卖者必然保持平衡”。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穆勒这个论断已经在他于1808年发表的《为商业辩护》的小册子中得到表达。
穆勒在《为商业辩护》中提出商品不可能过剩的论点。穆勒说，商品的生产创造了本身的市场，一个国家很可能有一种商品的过剩，但是，绝不会有普遍商品的过剩。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于穆勒这一观点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说：“穆勒建立平衡的办法是把流通过程变成直接的物物交换，又把从流通过程中搬来的人物买者和卖者偷偷地塞到直接的物物交换中去。……买和卖之间的形而上学的平衡，不过是说每次买就是卖，每次卖就是买，这对那些不能卖出，因而也不能买进的商品监护人，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安慰”。
萨伊把穆勒这一套妙论攫为已有后，把它系统地加以发挥。他说：“在以产品换钱、钱换取产品的两道交换过程中，货币只一瞬间起作用。当交换最后结束时，我们将发觉交易总是以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 因此，卖同时就是买，卖者同时就是买者，社会总供给本身就是社会总需求。萨伊还针对一些主张鼓励消费的早期消费不足论的观点，发挥了人类物质欲望永远不能满足的原理。他认为在人们对一种产品的需求达到饱和点时，社会不断地产生对新的产品的需求。“困难不在于刺激消费的欲望，而在于供给消费的手段”。 而后者只是消费者手里所持有的可供交换别种产品的另一种产品。所以，生产者越多、商品越多样化，商品销售越容易，因为商品的供给自然会创造商品的需求。虽然由于资本分配的不当，可能造成局部的、暂时的某种商品的生产过剩，但普遍的商品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从而由普遍生产过剩引起经济危机也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批判说：“有一种最愚蠢不过的教条：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和卖的平衡，因为每一次卖同时就是买，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这是指实际完成的卖的次数等于买的次数，那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但这种教条是要证明，卖者会把自己的买者带到市场上来。……但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卖，就得马上买。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 这种对立就已经包含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其实，商品的直接互换存在于商品产生的初期，在这一时期，买和卖确实是同一的。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货币的出现，商品的交换就表现为商品流通的变形公式，即商品—货币—商品。在这变形的公式下，买和卖的同一性已为二者间的对立所代替。危机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于这个商品流通的变形公式中。但买和卖的分裂只是危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其充分条件。所以，在简单商品生产下，危机的可能性还没有成为必然性和现实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危机的必然性和现实性条件已经充分，资本主义商品的交换已经不是生产者间各自劳动产品的交换而是通过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发生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萨伊等人从产品只是以产品交换出发，逻辑地推论出卖即是买，供给等于需求，供给还创造需求一系列的理论，不过是把包含着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的商品变成了单纯的产品(使用价值)，把商品交换变成了使用价值的物物交换。以此作为无危机的论证，就是“忘记或者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前提——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由此产生的在商品交换中的分离因素，最后，货币或商品对雇佣劳动的关系”。
三、 李嘉图否认经济危机的庸俗观点
对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的辩解。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完成者，他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庸俗观点成为传统，并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提供依据。马克思指出：李嘉图接受了萨伊和穆勒的观点，认为生产过剩，至少市场商品普遍充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说：“李嘉图自己对于危机，对于普遍的、由生产过程本身产生的世界市场危机，确实一无所知”。 对于1825年前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局部经济危机，李嘉图并不否认，他用战争和歉收引起谷物涨价，用货币贬值、殖民地商品跌价，用战争到和平的转变以及由此产生的“商业途径的突然变化”，用个别资本家的计算错误等等来解释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对于普遍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他是绝口否定的。他跟着萨伊说：“产品总是要用产品或劳务购买的，货币只是实现交换的媒介。某一种商品可能生产过多，在市场上过剩的程度可以使其不能偿还所用资本；但就全部商品来说，这种情形是不可能有的”。
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对于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的辩解伪造了最简单的经济关系，以否定资本主义作为社会生产的一个特殊发展的独特形式的复杂经济关系。首先，李嘉图的辩解把资本主义商品的流通等同于产品的物物交换。他把社会的经济关系退到资本主义以前，甚至退回到简单商品生产以前。其次，李嘉图的辩解否认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现实。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买和卖，作为商品的形态变化运动，在本质上，是这两个阶段的对立统一，其对立是在危机形成中作为具有破坏性的过程表现出来的，而统一是在危机中作为对立性被强制消灭的过程表现出来的。李嘉图所谓的产品总是以产品购买，或者卖即是买的说法排除了这种对立，因而是错误的。
生产和消费总是一致的结论。李嘉图依据萨伊关于生产总是为自己开辟市场的观点，错误地认为生产和消费总是一致的。他写道：“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销售；销售则都是为了购买对于他直接有用或是有益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其他商品。所以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要不是成为自己商品的消费者，就必然会成为他人商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 因此，不可能出现普遍消费不足的现象。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忘记了他所探讨的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消费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资本家既不是为了消费自己的产品，也不是简单地为了获取再生产所必需的资料而进行生产。“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首先不是‘获得别的产品’，而是占有价值、货币、抽象财富”， 并企图通过商品和货币的不断循环转化实现剩余价值。同时，商品是出卖或不出卖，资本家必须出卖他的商品，在竞争中，他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不仅如此，在危机中，他常常被迫以低于成本价格出卖商品。危机是再生产被破坏和中断的时刻，被迫出卖而亏了本的资本家暂时还不会去考虑购买有助于未来生产的商品。
李嘉图认为，人类的消费欲望是永无限制的，超过需要的过度生产是不可能的。他说：为了满足这永无限制的消费欲望，人们“所欠的只是资财；但是除了增加生产以外再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提供这种资财”， 需要只受生产的限制。无限制的消费欲望要求一个无限的扩大生产。因此，不会有一个超过需要的过度生产，倒是存在着一个无限扩大的生产所不能满足的消费。马克思把李嘉图关于超过需要的过度生产是不可能的论证视为幼稚的论证，马克思说：“生产过剩只同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有关。这里涉及的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不是同绝对需要或者占有商品的愿望有关系的生产过剩本身。……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市场上的许多商品还有需要，还有未能满足的需要，就否定普遍的生产过剩”。
李嘉图还认为，需要只受生产的限制，而生产却受资本的限制。那么，如何理解受资本限制的生产怎样会成为需要限制呢？是否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多少，就能够或者必须消费多少呢?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谓只受资本限制的生产是不考虑消费的现有界限的。李嘉图忽视了这个特点，李嘉图关于超过需要的过度生产是不可能的结论的错误的根源在于他把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说成是为了满足消费，而又把资本主义下的消费等同于不考虑有支付能力的绝对需要。这样，他就无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发展同有限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从而无视了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形式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
李嘉图的无危机论的特点。李嘉图在论述他的无危机论的过程中，表现了自己的李嘉图的无危机论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李嘉图认为商品生产过剩不可能和资本过剩不可能是一致的。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在他自己提出的那些论点上总是前后一贯的，他没有像他的门徒们那样臆造出商品过剩和资本过剩的差别，也没有在否认商品过剩的同时承认资本过剩。李嘉图认为，如果说商品生产不可能过剩，就不可能说运用的资本会发生过剩。他把商品生产当作资本运用的结果。他说：“需求是无限的 ……，资本的运用只要还能产生一些利润，便也是没有限制的”。 李嘉图及其门徒都已看到，随着资本积累规模的扩大，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利润率下降了。李嘉图的门徒认为，利润率降低是由于资本太多了，利润下降就为资本的增加和运用造成了限制。李嘉图却认为，利润的下降固然会对资本积累产生不利影响，但利润的高低和资本的多少无关。他说：“资本无论怎样多，除开工资上涨以外，就没有其他充分原因足以使利润降低”。 而使工资上涨的唯一原因就是工人维持生活的食物和必需品的涨价。所以利润率下降并不是资本过剩的征兆。
李嘉图不像他的门徒用资本过剩和商品生产过剩的差别的说辞，来避免说明后来已成为有规律性的周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困难，他前后一贯地认为一个国家的全部资本，在这个国家里，可以有利地加以使用。马克思指出，资本本身就是由商品组成的。因此，资本过剩只能意味着预定用来进行再生产的那些商品的生产过剩。这实际上同直截了当地说商品生产过剩是一个意思。马克思说，从否认商品过剩的说法转到被确认的资本过剩的提法，如果还有一点积极的意义的话，只是“在于承认商品生产者不是作为单纯的商品所有者，而是作为资本家彼此相互对立”。
另一个特点是李嘉图认为资本储蓄和投资是一致性的，即储蓄会自动地全部转化为投资。他从全部生产费用，一定直接或间接地用于产品的购买，从而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这个根本假设出发，认为任何一个人节约消费的行为，必然导致把原来提供消费的劳动和商品投放于生产资料和原料的生产，因此，“积累的资本无论多少，都不会得不到有利的运用”， 储蓄和投资是统一的。既然全部生产形成的所得＝消费+储蓄，而储蓄=投资，则商品的总需求必然等于商品的总供给。因此，生产无论如何增加，商品的销路不会有问题。储蓄=投资定理的错误在于它忽视了储蓄和投资是两个分离的行为的事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节制眼前消费的决定与动机和提供将来消费的决定与动机并没有必然的、直接的联系，二者并不构成一个平行的活动。当贮藏货币在银行里以信用货币资本形式出现时，投资就会小于储蓄。
李嘉图观点的一贯性只能说明他是彻底的产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的观点反映着在产业革命鼓舞下，英国产业资产阶级的强烈要求和阶级偏见。在产业革命中，英国工业迅速发展，似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只受资本积累的限制，不存在着一部分的储蓄不转化为投资的问题。
李嘉图否认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不了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占有性质的矛盾，并由这一基本矛盾所决定的个别企业生产的有计划性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以及生产的无限发展同有限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他的资产阶级本性以及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表现程度的局限性，使他看不到经济危机及其产生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