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斯密的符合“自然秩序” 的永恒社会制度
人类的利己主义本性。斯密的经济学说的思想基础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观。他的社会制度观建立在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基础上。他把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阶级本性说成是一般的“人性”，并由此出发去观察社会。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斯密把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看成一种交换的联合，而这种交换的联合的根源则在于“人类的本性”。他认为，“人类的本性”的一个根本特征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在其他各种动物中是找不到的”。他认为，人们彼此之间所需要的互相帮助皆出于利己主义。他说；“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期，几乎全都能够独立；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援助。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 由此可见，斯密的整个经济研究的根本前提或出发点是个人利己主义。
斯密解释说，交换是由人类的利己主义本性产生的，而人类要求交换的倾向又引起分工。因为人类既然具有交换的倾向，所以—个人必须持有其他人所没有的东西，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实行工。他用同样的方法，又引伸出货币。因为没有货币，交换就会产生困难，所以人类不得不使用货币。诸如此类地推论下去，斯密便从人类的利己主义本性，演绎出自己的整个经济学体系。在斯密的经济学体系中，经济活动的主体就是体现人类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即“经济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人”就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即资本家。他把社会上一切经济现象都看成是这个具有个人利己主义本性的“经济人”活动的结果。
追求个人利益的活动会促进社会的利益。斯密继续说，每个为自己利益打算的人不能不顾到其他为自己打算的人的利益，从而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相互的和共同的利益。因此，个人利益不仅不同社会利益相矛盾，而且是一致的。他说：“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 他指出，每个资本家在从事投资时，他所考虑的只是个人利益，然而结果却最能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 “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 由此，各个人追求私人的利益，最能使社会财富的分配达到平等的原则。他说：“不同的劳动和资本用途的利害，总的说来，在同一地方内，必然完全相等，或不断趋于相等”。因为“在同一地方内，假若某一用途，明显地比其他用途更有利或更不利，就会有许多人离去比较不利的用途，而挤进比较有利的用途。这样，这种用途的利益，不久便再和其他各种用途相等”。
斯密最后指出，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追求的是个人利益，追求个人利益的活动会促进社会的利益。在 “一切都听其自由”的社会里，人们是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来促进他们完全不放在心上的目的。作为追求个人利益的人，“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斯密认为，在自由放任和消除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各个个人追求私利的结果，自然而然地会增进整个社会的利益。他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看作是最符合人的利己本性的“自然秩序”。他批判说，魁奈“以为只有在完全自由与完全公平的正确制度下，国家才能繁荣发达起来。他似乎没有考虑到，在国家内，各个人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断地所作的努力，就是一种保卫力量，能在许多方面预防并纠正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公平和压抑的政治经济的不良结果。” 斯密把“自然秩序”看成是一种根据对事物的观察，而在因果联系中加以认识的东西，即看成一种从“个人利己主义”自然而然地、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自然秩序”根源于人们的自发的经济活动。
斯密把抽象的“人类本性”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这是极其错误的。他把“人类的本性”归结为个人利己主义，实际上是把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当作永恒不变的“人类的本性”，从而把资本主义宣扬为万古不变的制度。恩格斯说：“我们关于启蒙学者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当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历史地规定的经济活动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
符合“自然秩序” 的永恒社会制度。资本主义是斯密既然是从“人类的本性”出发来建立他的经济学体系，他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一般生产方式，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就是一般社会的经济规律，而表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各种经济范畴也都是超历史的。斯密所谓的自由经营、自由竞争以追求个人利益的合乎人的本性的“自然秩序”，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的，因而是永恒的。
所谓的“人的本性”是抽象的人性，超阶级的人性。事实上，这种人性是不存在的，“人的本性”，即人性是一定社会的一定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本性”只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而不是“人的本性”决定生产关系。因而，资本主义制度不是永恒的。
二、 李嘉图的符合“永恒的自然形式”的经济制度
实践对自然秩序或理性观念的批判。李嘉图竭力维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他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保证了个人的最大幸福，也保证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他断言资本主义是社会生产唯一可能的、绝对进步的自然形式。资本主义关系是唯一合理的、永恒的自然关系。
古典经济学的重农学派和斯密的学说都是以启蒙学者所谓自然秩序或理性观念为依据，并把自己的学说建立在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认为资本主义与各个个人的利益相符合，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制度能够为生产力的广阔发展开辟途径。但是，经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改变劳动群众的被奴役、被剥削以及日益困苦的境况。因此，在十九世纪初，就出现了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使用了启蒙学者曾经使用过的自然秩序或理性的观念，反过来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时，为了继续替资本主义辩护，包括李嘉图在内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以相应变化的新情况。李嘉图及其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是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作为经济学说的基础。因此，在十九世纪初，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得到广泛的传播。
李嘉图遵循边沁的功利主义。如前所述，重农学派认为，个人的自由必须与所谓上帝安排的自然秩序相适合，认为社会统治着个人，即把个人自由的范围看成是由社会决定的。斯密把个人和社会看成是两个平行的东西，只是由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才把这两者弄成一致。与重农学派和斯密不同的是，边沁认为社会完全屈从于个人，并完全溶解于个人之中，社会只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虚构的机体”。边沁把个人利益看成是人类行为的准则，即每个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只遵循功利主义，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
边沁并指出，社会的利益只不过是“社会成员的利益的总和” 。他还力图“证明”个人追求功利的意图符合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他说，他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公式，不仅应当成为个人行为的指导原则，而且也应当成为立法者活动的标准。他解释说，只要实现了自由放任，“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公式也就实现了。立法者和政府的活动只应当限于关心公民的“安全”，即保障他的个人生命和财产。在他看来，剥夺私有财产会造成最可怕的结果，因而任何事物都不象财产公有这样违反功利主义。
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是一种为资产阶级通过剥削雇佣工人获取利润辩护的哲学，是一种把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理想化的哲学。马克思批判说：边沁“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凡是对这种标准的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
资本主义关系是唯一合理的、永恒的自然关系。李嘉图根据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断言，每个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并不与整个人类，整个社会的利益相冲突，而是一致的。他解释说，自由竞争既保证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结合，也为生产力的无止境发展开创了可能性。他说：“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 他在论及工资法则时说，工资的高低由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自发调节的法则，是“支配每一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幸福的法则”。 “工资正象所有其他契约一样，应当由市场上公平而自由的竞争决定，而决不应当用立法机关的干涉加以统制。” 他把资本家活动的完全自由看成为使一个国家的资本按照最有利于社会的方式来进行分配的重要条件。他说:“为了普遍的繁荣，对于各种财产的移转和交换所给予的便利是不会嫌多的，因为通过这种方法，各种资本可以流入最善于利用它来增进国家生产的人们的手里。”
他并指出，资本家在发展生产时，虽然追求的是个人利益、即利润，可是利润又是为了积累、为了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则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加，从而满足了人们的需要。因此，资本家的利润是同生产力发展的利益、同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相一致的，他反对任何阻碍利润提高和生产力发展的力量。他极力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任何干预。他认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是违反“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的。
因此，李嘉图把资本主义关系看成是唯一合理的、永恒的自然关系。李嘉图虽然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的对立，可是由于他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即把资本主义看成是永恒的和自然的生产方式，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社会生产唯一可能的、永恒的自然形式。他在批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改造社会的计划时说：“欧文以为在他所设计的社会中，人人将以关怀社会、而不以关怀私利为努力的动机，因此该社会将繁荣，将比以往同一人数生产得更多；难道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会相信欧文这种看法吗?难道自古以来的经验不是反对他吗?”
他认为，欧文的计划是建立在同政治经济学原理不相容的理论上，这个计划必然会给社会造成无限的祸害。这充分表现出李嘉图极力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推崇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立场。
对李嘉图唯心史观的批判。李嘉图唯心史观使他在社会经济制度的研究中出现两个主要错误：
一是李嘉图把反映生产关系的价值、工资、利润、地租等范畴当作数量关系研究，他没有提出过价值、工资、利润、地租等经济范畴的历史起源问题。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工资、利润和地租在社会总生产物中所占的数量比例的变化。他把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之间的对立看作是一般社会所固有的、自然的东西。李嘉图把原始时代的渔夫和猎人也是资本家，借以说明人类社会从古以来和遥远的将来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他的唯心史观使他看不到社会生产关系发展，不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他所看到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只不过是生产力的发展，他所谓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因素只是土壤的肥沃程度、资本积累、人口状况、劳动的熟练程度、农业工具的发明和改良。因此，他却把他研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当作一切生产方式的规律。
二是李嘉图把他研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当作一切生产方式的规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成是固定不变的生产关系。他看不到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范畴在资本主义范围以内，由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引起的变形和复杂化。他的研究不是从最简单的范畴逐步上升到更复杂的范畴，而是跳过了必要的中间环节，直接去论证各种经济范畴的一致性。例如，由于他不知道价值和生产价格的一致性必须经过中间环节，即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才能解释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所以他无法解释萨伊、马尔萨斯等人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和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矛盾，以致在这种困境下，甚至宣布“修正”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原理。
三、 庸俗经济学的经济制度观
(一)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反对改革资本主义制度
人类祸患的根源是人口问题。马尔萨斯指出，不能把人间罪恶的归于不正义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那种企图通过改革资本主义制度便可除去罪恶的观念“是一个全然错误的观念，不问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如何，人类均有大部分，将按由固定不变的自然法则，因有情欲（即令无其他情欲），须永远蒙受罪恶的诱惑。” (人口理论)初版，第79页。) 马尔萨斯认为，人类制度不过是造成罪恶的表面的次要的原因，造成人类祸患的根源是人口问题，即人口的迅速增加，必然给社会造成难以克服的压力和负担。
人口增加和生活资料的增长的不平衡及其解决。马尔萨斯解释说，在人类社会中，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是不平衡的，“我的公理一经确定，我且假定，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是无限的较为巨大。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从两个公理出发的，“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这两个法则，自从我们有任何人类知识以来，似乎就是我们本性的固定法则” 。他进一步指出：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是有自然规律限制的，在人口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而两者出现不平衡的时候，自然规律必然使两者之间恢复平衡。按照人类生存必需谷物的自然法则，这两个不平衡力的结果，必须保持平衡，人口增殖力及土地生产力这两个力，自然是不平衡的，而大自然法则，却必须连续使其结果平衡。
马尔萨斯论述了实现这种平衡的方法：一是对人口的积极的限制，即对已经出生的人口所施加的限制，或者因贫困而引起的死亡；或者因战争、瘟疫、地震等灾祸所引起的人口数的绝对减少，从而以发生贫困和罪恶来限制人口增加。二是对人口的预防性限制，即人们预计未来生活状况不佳，或预计后果不尽人意，或追求一种独身生活，而不生育或少生育。他声称，如果不实行道德抑制，人类的贫困和罪恶就无从解除。他的结论是：第一，“人口的增加，必然要受到生活资料的限制”；第二，“生活资料增加，人口也常随着增加”；第三，“占优势的人口繁殖力为贫困和罪恶所抑制，因而使现实的人口得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
马尔萨斯要取消英国当时实行的济贫法，他认为，济贫法有压低贫民的一般状况的趋势，因为它“不是增加维持人口的食物，而增加人口。” 困的原因在于贫民人数太多，不能通过济贫来解决贫困问题，如果一味地救济，反而会鼓励人口更多生育，结果不但不能解决贫困，反而会制造新的贫困。这是因为，在年生产物不变的条件下，救济金的发放会使市面上的货币增加，从而引起物价上涨。即使生产因需求增加而增长了，可这又会促使人口增长，使分配给每个人的最终还是减少了。这样，济贫的结果反而使贫困普遍化。
(二) 巴师夏的“和谐的社会组织”
他认定社会的根本规律是和谐，而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和谐社会组织。他认为，个人利益是人类的巨大动力，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它源于人的本能。但是，他不认为个人利益就是自私，更不意味着社会因个人利益的存在而导致矛盾和冲突，相反，他认定社会的根本规律是和谐，而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和谐社会组织。
为了建立《和谐经济论》，巴斯夏主要研究和建立经济学概念。他要“以建立一些经济学概念为开端”进行研究。诸如人的“感受性”与“活动”。“感受性”是指人的痛苦与享乐；经济“活动”是为满足享乐和避免痛苦而作出、由需要、努力和满足构成的。他把《和谐经济论》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上。
他要以服务交换论和服务价值论作为《和谐经济论》的理论基础。他说：“在前人著作的帮助下，我将努力把政治经济学概括为一个简明、正确和丰富的原理”，即交换原理和价值原理。他把商品交换论变成服务交换论，并形成服务价值论。他把这两个原理作为他的《和谐经济论》的经济理论基础。
建设应用经济学，确定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他说，要建立应用经济学，“我将依据这个原理力求解决至今仍争论不休的问题，诸如竞争、机器的作用、外贸、奢侈品、资本、投资效益等。”“我将指出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和伦理学之间的关系，确切地说是它们之间的和谐”。
倡导经济自由主义是巴斯夏经济理论研究的落脚点。巴斯夏继承了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他认为，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规律是和谐一致的。他说实行经济自由主义，可以避免人为干预导致对自然规律的破坏。巴斯夏的经济理论所贯穿的基本精神就是经济和谐，而要遵循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规律，就要排除一切干扰和破坏，为此必须选择经济自由主义。《和谐经济论》（1850年）是巴斯夏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作。这一著作的出版，使他成为19世纪上半期法国和欧洲大陆最负盛名的经济自由主义旗手。
巴斯夏并不完全否认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但他认为，最终会走向和谐。他说：“当我们谈及和谐时，绝不认为社会世界的自然秩序已经尽善尽美，没有谬误和邪恶……我们只能说，社会大趋势是和谐，因为任何错误都导致失望，任何邪恶都会受到惩罚，不和谐终将一一消失。” 持这种盲目乐观主义，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者和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提出的改造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