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斯蒙第的小生产者组成的理想社会
(一) 资本主义的矛盾是错误思想支配的结果
西斯蒙第指出，生产发展应当同资本、人口的增加相适应。他在逐一考察了各种生产方式之后，发现最能使其适应的是农业中的“宗法式的土地经营”和工业中的“小作坊”。他认为，只要保证小生产者的独立，把社会经济的重心放在小生产之上，资本主义的矛盾以及由它所产生的经济危机都可以消除。
西斯蒙第把资本主义矛盾和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归结为人们受错误思想支配而走错了道路。在他看来，人们一旦纠正了错误思想，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都会消除，人们就会获得幸福的生活。他并呼吁国家干预经济。他说：“立法者还必须使穷人得到某种不受普遍竞争影响的保障。”“当财富逐渐地均衡地增加时，当它的任何部分都不过分迅速发展时，这种增加才能造成普遍的福利……也许政府的职责就是延缓这种运动，调动这种运动。”
(二) 宗法式的土地经营及其优越性
西斯蒙第说，“宗法式的土地经营”就是“农夫是私有者和产品完全归生产者所有”的小农经营。他认为，这种小农经营是优越的，因为：第一，这种经营使得所有权和经营权结合在一起，“能够使劳动者长期稳妥而充分地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第二，“土地所有者热爱土地的感情，也是促进农业发展的巨大力量”；第三，“私有制养成循规蹈矩、省吃俭用的习惯”；第四，由于占有土地而愿意将经验和知识用于土地的改良；第五，“人口有规律而又迅速地增长”。
他赞美宗法式农业说，到处可以看到农民热爱他所住的房屋和他所耕种的土地，劳动是农民的欢乐，每一块土地的特性受到研究，并且这些知识一代代传下去。宗法式经济改善着大部分国民的风俗、习惯和性格，农民比任何产业工人更不会不信任人们，更不会用欺骗的武器来反对别人。这种农民使自己的企业适合自己家庭的力量，几乎不雇佣短工，他们平等地对待自己的仆人，和自己的仆人构成一个农民阶级，为同一感情所鼓舞，分享同样的欢乐，受同样的影响，以相同的纽带与祖国联系着。他认为，关键是没有把土地的所有权同农民的收益权分开，从而有利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之农民小生产者自己对市场的情况比较了解，绝对不会超过需求而生产，不仅不会出现产品过剩，而且也不会出现人口过剩。因而，他认为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经营不如小生产经营制好。他说，大农场虽然促进了农业科技的应用从而增加了产量。但是，农民的人数却减少了，农业短工收入菲薄，还要受失业的威胁，处境悲惨，更不用说由于贫困而带来的种种不良影响了。
手工业“小作坊”及其优越性。西斯蒙第以手工业“小作坊”与资本主义式的工厂制相比较，认为前者比后者优越。他说，在工厂制下，工人被集中到大工厂里，完全置于大资本家的支配下，工人完全不了解市场需求，虽然他们是为供应市场而生产的；而在“小作坊”里，他们对主顾的需求及其变化能够及时知道从而对生产作出调整。雇佣工人的地位和处境远不如小生产作坊主来得安稳和可靠，失业和饥饿对工人是常事，但后者却往往不知它们为何物。由此工厂制还产生出一系列弊端和不良后果，例如人口失调等。为此，他美化手工业和行会，说农村鞋匠同时是商人、厂主和工人，不接到定货是一双鞋也不做，它不象工厂制那样不知道需求而使生产遭到破坏。他说，无论从理论或实际方面来看，行会的建立会阻碍而且一定全阻碍过剩人口的形成，而过剩人口是现代制度的必然结果。
(三) 求助法律实现理想社会
为了实现他所理想的社会，西斯蒙第求助于法律，他要求法律在老板和工人之间充当“完全合理的裁判”；要求法律促进遗产的分散，保证工人能够分享利润。他认为，这样才能使私人利益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由私人利益而给社会带来的不幸就可以得到弥补。他说：“只有当人们能够设法建立一个彼此关心的集体，来代替工业企业家和被他们雇佣者彼此对立的制度，使农业工人分享土地收入，使产业工人分享自己产品的时候……产业阶级才有幸福，才有实际而持久的繁荣进步。”
(四) 用小生产方式拯救资本主义制度
西斯蒙第的理想是把“宗法式土地经营”和“小作坊”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要求根据这些原则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他既不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想完全恢复到中世纪状态中去。他说：“我所希望的是把城市的作业拿来像田间的作业那样分给为数众多的独立作坊，而不是把它汇集到制驭着成为成百上千工人的一个首领之下；我所希望的是把工场的财产分给为数众多的中等资本家”。 由此可见，西斯蒙第不懂资本主义大生产和小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不知道资本主义正是从小生产中产生的。因而，他企图用小生产方式拯救资本主义制度只能是一种逆社会发展潮流而动的幻想。
二、 蒲鲁东的小生产者组成的理想社会
(一) 建立“人民银行”改革资本主义制度
蒲鲁东的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就是否定货币的存在，甚至认为货币是一种祸害。他分析说，因为现存资本主义货币的存在，使得他的所谓“构成价值”被破坏，从而引起商品生产者的破产，产生剥削和不平等。他还认为，因为货币的存在，工人会成为利息的负担者，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就会存在对立。根据这一理论，他制定了目的在于保证“构成价值”实现和消灭借贷利息的社会改革计划。
他的社会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建立“人民银行”。这种银行的任务是：一是组织交换市场，使产品交换按照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进行；二是由银行组织无息贷款，使工人摆脱货币的奴役，能够拥有取得自己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他的理想是：组织交换市场可以克服生产和交换之间的矛盾；而组织信贷可以克服生产和分配之间的矛盾，由此导致“社会改革”的实现。
(二) 蒲鲁东的理想社会
蒲鲁东实施改革计划所要达到的理想社会不过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他认为，实现新社会，要调整各种矛盾，达到完全互惠。他说，“完备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指工商业自由，保险互惠，信用互惠，税收均摊，财产的平衡和巩固，工人共负企业盈亏，家庭遗产传留不可侵犯。这就是说，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保护小生产者的“独立”与“自主权”的基础上，实行“互惠”的交换制度。
蒲鲁东作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对工人运动极端敌视。他反对工人建立工会组织进行罢工斗争，反对工人为提高工资和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他说：“我可以断言：导致提高工资的罢工不能不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这和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确实。” 工会组织采取集会、结社等办法对资产阶级斗争时，他说，绝没有他们所指望的结社权，他们违法乱纪，违背了高度的社会道德准则；他们的行为不轨；凭良心说，他们超越了自己的权利。他们的行为的这种二重性——要求是正当的，行为是不道德的——构成了新的矛盾。
(三) 蒲鲁东是无政府主义者
蒲鲁东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他把国家和政权看作是危害所谓自由和个性的东西。他说，要获得自由就要“把政权和垄断一齐打倒。”在《革命家的自由》一书中，他还说，“就其原则的本质而言，国家是反革命的”，“政权是暴政的工具和堡垒，而政党则是它的生命和思想”。他的口号是“打倒政党。打倒政权。要求人和公民的充分自由”。
他从无政府主义立场出发，反对马克思主义，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否认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批判说：“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示。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经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们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错觉（而不是在贫困中看到将会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的观念里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辩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他希望成为一种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总合的错误。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摆来摆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