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圣西门的未来社会的“实业制度”
(一) 社会发展存在规律性的思想及其依据
圣西门认为，人类社会如同自然界，存在前浪推后浪的发展规律，即“过去发生的一切和将来要发生的一切，形成一个级数，这个级数的前项是过去，后项是未来。” 他解释说，人们要对过去和现在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够发现人类社会“过去发生的一切和将来要发生的一切”的内部联系或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性在于它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每一个新制度的出现都是以往全部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延续。他批评历史学家把历史描绘成偶然事件的堆砌，也批评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自然的永恒的制度。他指出，“实业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过去和现在的社会的发展都是为该制度的实现创造着条件。这种社会发展存在着规律性的思想贯串在圣西门的全部著作中，成为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核心。
圣西门虽然提出了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正确思想，但是，他认为社会发展规律性思想是以理性的发展为依据的，即社会发展规律是由包括理智、科学、道德、宗教、哲学等在内的理性发展的结果。他解释说，理性是不断发展的，它会从一种思想体系发展为另一种新思想体系，现实的物质社会也会相应地从一种社会制度发展为另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他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若干和人类理性的发展相适应的阶段：与理性发展的“偶像崇拜阶段”相适应的是人类的原始时期；与“多神论阶段”相适应的是奴隶社会；当基督教一神论代替多神论时，人类社会就进入了“封建的和神学的体系”；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是从“封建的和神学的体系”向“实业的和科学的体系”的过渡阶段；文明社会发现了“实业和科学的体系”，随之便要建立“实业制度即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实业制度”是人类理性决定的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可见，圣西门用人类的理性发展来说明社会发展的唯心史观破坏了他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思想。
(二)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圣西门认为，当时的法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是从“封建的和神学的体系”向“实业的和科学的体系”的过渡阶段。由于法国革命没有建立起实业制度，因而社会充满了矛盾和罪恶，处于严重的疾病状态，已经到了必须向“实业制度”过渡的阶段。他十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了当时的法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他指出，社会上存在两个对立的集团：一是包括各类科学家、艺术家和各行各业的手工业工人的集团，他们是劳动者，是最能生产的人，他们制造人们需要的一切必需品，管理着整个民族最有益的工作，使国家达到最高文明和最大成就。二是包括国王、公爵、大臣、议员、红衣主教、神甫以及养尊处优的大财主的集团，他们是本来对社会就没有作出什么贡献的人。他指出，对社会无用的人依仗特权居统治地位，享受荣誉和福利，而对社会有用的人却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得不到应有的荣誉和报酬，这两个集团的对立就是穷人和富人的对立，富人对穷人的剥削。他说：“无知、迷信、懒惰和穷侈极欲是社会上大人先生们的本份，而有才能、省吃俭用和爱劳动的人们却受他们的统治，只被他们当作工具使用。”
圣西门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两个对立的集团，他还从封建主和“实业家”、僧侣和科学家之间的斗争中考察了法国的近代历史，初步地意识到社会阶级斗争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说，从十字军东征以来，实业家阶级就逐渐成长，随着实业和科学的发展，力量对比愈来愈有利于实业家阶级，结果导致了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他还提出了法国革命不仅是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同时也是贵族、资产阶级同无产者群众之间的斗争。恩格斯把圣西门的这一思想誉为“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
(三) 圣西门的实业制度
圣西门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应当是实业制度，他在对实业制度中的领导机构的说明中指出，实业制度应当是建立在与现存的国家机构根本不同的原则基础上。他说，在未来社会中，统治者只应当管理社会，统治者的领导工作必须符合被统治者的利益和意志，也就是说，人民的幸福是社会组织的唯一目的。在《新基督教》中，他进一步指出，人们应当把自己的社会组织得尽量有益于最大多数的人；人们应当把在最短期间内用最圆满的方式改善人数最多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状况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一切劳动和一切活动的目的。
圣西门在谈到如何实现这一目的时指出，对于新社会的领导机构来说，只有人们满足了自己身心需要的时候，他们才能成为幸福的人，科学、艺术和手工业的唯一的和多少比较直接的目的，就在于满足这种需要，要满足这种需要除了科学、艺术和手工业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手段。由此，他认为可以从原则上确定：在新的政治制度下，社会组织的唯一的和固定的目的，应当是尽量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手工业所取得的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
(四) 实业制度中的领导权
圣西门认为，在实业制度中，实业家和科学家掌握领导权，这样的国家的管理权力就从懒汉和寄生者手中转入到劳动者手中。他所说的实业家既包括工厂主、银行家，也包括工人和农民在内。他说这个阶级占社会人口总数的24/25，他们能够创造一切财富，拥有管理国家的才能，这个阶级没有其他阶级也可以生存，而其他阶级没有实业家则无法生存，这个阶级比其他阶级都重要。
圣西门指出，在国家组织形式中，由实业家和科学家掌握领导权，精神权力集中在科学院，负责国民教育和文化工作，世俗权力集中在实业家委员会，负责编制预算及检查其执行情况。
(五) 实业制度中的政权职能
圣西门认为，在实业制度中，政治将首先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在未来社会里不是政治经济学依靠政治，而是政治依靠政治经济学。他说，在斯密以前，政治经济学处于幼稚状态，被巧妙地描绘成为辅助政府的工具，并与政治混为一谈；在较为强壮起来以后，它就具有比较明确的性质，宣告脱离政治而独立，再增加一些哲学态度，政治经济学不久就会取得自己的真正地位；起初它依靠政治，以后政治依靠它，或者说得正确些，它将包括关于生产的科学的全部政治。因此，在实业制度中，国家将变成生产管理机关。它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生产。他说，由于实业制度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人们不会对它抱敌视态度，因此对人的管理极不重要，统治权力将受到最大限制，维持秩序的责任将迅速而且近乎全面地成为所有公民的共同义务。这样，国家的职能将由对人的管理和统治转变为对物的管理。
(六) 实业制度中的劳动性质和分配原则
圣西门设想的实业制度中，人人都要劳动，劳动成为伟大壮丽的事业。他论证了在实业制度中将实行普遍劳动的原则，劳动的性质将发生变化。他认为，在实业制度中，“不承认各种特权”，寄生阶级将被消灭，“一切人都要劳动，都要把自己看成属于某一工场的工作者。” 人们的社会地位完全由他们的劳动情况决定。劳动是一切美德的来源，最有益的劳动应该最受尊重。
与此相应，实业制度下的分配原则也发生了变化。在取消一切特权的制度下，人们的收入不取决于出身，而取决于才能和贡献。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按劳分配的萌芽思想。
二、 傅立叶“和谐制度”的理想社会
(一) 傅立叶的社会历史观
傅立叶的社会历史观是独特的，他不是以理性发展来论证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而是借助上带来规定人类社会运动规律。他认为，世界运动是有规律的，这是因为上帝给宇宙的各部分都定有运动规律，给人类社会也定出了规律，给人类留下的是“社会法典”。
他说，人类社会运动规律是上帝规定的，上帝是人类社会运动，乃至世界运动的推动力。上帝制定的世界运动区分为四个主要组成部分：社会的、动物的、有机的和物质的。它们的总和构成整个宇宙的运动。社会运动是宇宙运动的主要形式。因此，他努力探寻社会运动规律就是要寻找和发现上帝的旨意。
(二) 社会运动规律是“情欲引力”规律
傅立叶自称他是发现社会运动规律的第一人，他说要探寻上帝为人类社会运动所制定的规律，就要研究人的情欲，因为上帝的意图是通过情欲表现出来的，要知道上帝的旨意就要研究人的情欲。结果他发现上帝给社会运动制定的规律就是“情欲引力”规律。傅立叶把人类的情欲分为十二种：五种感官的情欲，即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四种依恋的情欲，即友谊、爱情、家庭、名利；三种分配的情欲，即创造、竞赛、追求多样化。这些情欲又生出无数的情欲，它支配着每一个人，产生了人们无数的多样化性格。他并说，人的情欲出自人的本性，是自然的和永恒不变的。他写道：“情欲的天性在一切人民中间，无论是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始终不变的。”
傅立叶认为，只有满足了人们的这些情欲，人们才是幸福的，社会才是和谐的，整个社会乃至整个宇宙都要按照情欲的需要组织起来，社会要按照“情欲引力”规律运动。他说，以往的社会出现那么多罪恶，就是因为人们的情欲受到压抑，“情欲引力”规律要求摆脱对情欲的一切压抑，建立一个使情欲能够得到自由满足的社会。这种社会就是他所理想的协作社会，在协作社会里人们的情欲都能得到满足，整个社会将会协调，人们可以得到幸福。就这样，傅立叶是根据他的唯心主义情欲论，得出批判现存社会，建立理想社会结论的。这种所谓的情欲论是傅立叶整个学说的基础。
(三) 傅立叶的“社会运动过程一览表”
在傅立叶的社会历史观中，也包含一部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他根据人类社会发展存在着规律性的思想，在《世界和人类的命运》中把社会发展划分为若干时期和阶段，制定了一个“社会运动过程一览表”，借以说明人类社会从产生到灭亡的过程。
傅立叶认为，人类社会约存在八万年，分为四个阶段，32个时期。人类社会也像人一样要经过童年、成长、衰落和凋谢四个
阶段。人类社会发展到八万年，地球就要停转，人类就要灭亡。
K?非真正的时期，没有人类生产活动以前各个时期 1.原始时期，被称作极乐世界时期
2.蒙昧时期，或无为时期
3.宗法制度，小规模生产
分散的、欺诈的、令人厌恶的生产 4.野蛮制度，中等生产
5.文明制度，大规模生产
6.保证制度，半协作制度
协作的、诚恳的、诱人的生产 7.协作制度，简单协作制度
8.和谐制度，复杂协作制度
他在《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中还列出了一个图表，对前八个时期加以说明。在如上所列的的他的图表中，以其“情欲引力”规律作为基础，把生产活动开始以前的时期又划分为3个时期；把人类开始生产活动以后的时期，划分为“分散的、欺诈的、令人厌恶的生产”和“协作的、诚恳的、诱人的生产”时期；最后这个时期是向幸福社会过渡的时期。
傅立叶对人类社会的上述划分，按照他所说的所谓情欲论为基础，显然是具体有唯心主义倾向。但在他对人类社会划分时，实际上是以生产的发展为区分各个时期和阶段的依据，这表明了他的唯物主义倾向。当他强调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时，并证明文明制度只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不是永恒的，这时又表明了他具有辩证法的思想。特别是当他指出“应该怀疑文明制度，怀疑它的必要性，它的优越性，以及怀疑它的永久性。” 时，表现了他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进步性。
傅立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傅立叶对所谓的“文明制度”的批判是精彩而又深刻的，是其空想社会主义学说重要组成部分。傅立叶把文明制度，即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斥为“反社会的工业主义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生产是分散的，不协调的，这种分散的、不协调的无政府状态引起了资本主义一切矛盾，导致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又是在于生产的目的是追求个人利益，而不顾社会的利益。结果造成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是文明社会中一切灾难的主要原因。他说：“工业主义乃是一切罪恶——弄虚作假、垄断、破产、证券投机、囤积居奇、重利盘剥等等的渊薮。”
傅立叶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矛盾的状态，他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一种更突出的破坏性特点，即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这两种利益的矛盾。任何一个劳动者都由于个人利益而与群众处于斗争状态，对群众不怀好意。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热病，律师则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建筑师要求发生大火使城市的四分之一化为灰烬；安玻璃的工人希望下一场大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裁缝和鞋匠希望人们只用容易褪色的料子作衣服和用坏皮子作鞋子，以便多穿坏两套衣服和多穿坏两双鞋子——为了商业的利益，这就是他们的合唱。法院认为法国每年继续发生应加审理的十二万件犯罪案和违法行为是适当的，因为这个数目是为了维持刑事法庭的经费所必需的。在文明制度的经济体系中，每个人都这样处在蓄意与群众斗争的状态中——这是违反协作制经营方式或颠倒世界的必然结果。”
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商业盲目扩张。傅立叶认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引起企业之间竞争，从而造成了社会物质财富的惊人的浪费，并且引起了生产过剩的危机。他列举了商业中的36种罪恶，诸如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等等，揭露了这些罪恶给社会，特别是对劳苦大众造成的危害。他说，因为竞争驱使资本家抬高物价而猎取利润，甚至不惜把产品烧毁掉。生产无政府状态使投入市场的产品，有时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有时又大大超过市场的需要。此外，加上商人的投机和买空卖空，这一切使资产阶级社会经济不能不陷于混乱状态，而不可避免地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
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寄生阶级”。傅立叶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进行了出色的剖析。他说，占全体人口的三分之二是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寄生阶级。他们不事生产，只知消费，归于“家庭寄生虫”的有妇女、儿童、仆役；归于“社会寄生虫”的有陆海军、税吏、工厂主、商人、运输代理人；归于“附属寄生虫”的有合法的游惰者、诡辩者、有闲者、社会蟊贼、积极破坏者和消极破坏者，他们有的不事任何劳动，有的仅仅从事有害的劳动。他谴责“积极破坏者”是施展阴谋诡计来制造饥荒和战争的人；“消极破坏者”则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惜危害社会利益，例如，滥伐林木，修造无用的桥梁和道路等。他把官吏、军队、仆役、大半数工业家，十分之九的商人统统计算在寄生阶级之内。
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雇佣性质和资本主义剥削。傅立叶指出，“文明社会”中工人的劳动不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贫困、死亡的威胁基础上。所以工人不仅毫不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他还痛恨使自己陷于受苦受难的劳动过程。在“文明社会”，对工人来说，劳动是万恶的地狱。单调的繁重的劳动不仅使工人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而且也使工人的精神完全受雇主的奴役。
傅立叶进一步指出：“由于工业进步使工资降低和人民趋于贫困的竞争是倒行逆施的，因为竞争越是发展，工人就越是不得不安于令人讨厌的低工资工作。” 傅立叶正确地论述了现存的文明制度的工业越是发达，工人的境况越是恶化，企业主总是把工资压到最小数额，他们工厂的繁荣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贫困基础上。傅立叶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的实质，指出了劳动人民用血汗和双手创造了社会财富，但是他们却过着贫困的生活，而不劳动的上层阶级却过着富裕的生活。他并说，“我们在文明制度下也发现了某些保障，但是这些保障只是适用于富者的享乐。”( 《傅立叶选集》第2卷，第99页。)资本主义制度是“奴隶的制度”，资本主义工厂是“工业牢狱”。
傅立叶还指出了在“文明制度”下，剥夺了劳动者的劳动权，造成了工人的失业。他说：“人民，甚至知识阶层中，到处充满了不幸的人，这些不幸的人要求职业是枉然的。虽然和他们相似的人们却安然地过着悠闲而富裕的生活。” 他抨击资产阶级高唱天赋人权，但是在保障最主要的天赋人权——劳动权方面却是无能的。他分析说，当劳动者被剥夺了劳动权利，那么其余权利也就等于零。并在刻划了失业者的悲惨生活时指出，在“文明制度”下，劳动者要获得劳动权利是难以实现的梦想，而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保证人们拥有这个权利。
“文明制度”下妇女处于绝对奴隶状态。傅立叶愤怒地谴责“文明制度”下，妇女被压迫和被残害的罪恶。他说，在资产阶级社会，“女子处于绝对的奴隶状态”，婚姻与商品交易所的日常交易相类似，它不外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交易。资产阶级文明迫使妇女去卖淫，出卖爱情的现象普遍流行而且合法化。他指出，妇女和奴隶的自由、解放是形成进步社会所必需的。并指出，只有在未来的新社会，妇女才能获得自由、解放，得到应有的社会地位，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才和能力。恩格斯对傅立叶的这一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恩格斯说：“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和谐制度”的理想社会。傅立叶把他所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称之为“和谐制度”。他在《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一书中对这种理想社会进行了系统地、全面的描绘。在他看来，现存的“文明制度”存在各种弊端，从而使人们的情欲不能得到正常的满足，社会的一切现象都是与自然的意旨相矛盾。为了保证人类的天然情欲得到正常的满足，使各人之间不发生矛盾和冲突，只有克服文明社会中的分散和不协调，把人们联合起来，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为此，傅立叶设计了他所理想的“和谐制度”，认为这种“和谐制度”才是自然所预定的社会制度。
“法郎吉”是“和谐制度”的基层单位。傅立叶所说的“法郎吉”实际上是一种生产和消费合作社组织。“法郎吉”一词来自古希腊语，原意是“队伍”指古希腊马其顿军队在作战时所编成队伍或方阵。由于按傅立叶的设计，“和谐制度”的每个基层单位的平面也是方形的，因而他把这种基层单位——生产和消费合作社称为“法郎吉”。
傅立叶对“法郎吉”的建筑和设施的布局作了详细的描绘。他设想“法郎吉”占地一平方法里（1法里等于4.5公里），中心是一座叫做法伦斯泰尔的宫殿式大厦，大厦中央是包括公共食堂、图书馆、商场、俱乐部、邮局、气象台等各种设施。大厦的一侧是工厂，另一侧是住宅，它的外围是农场和果园。“法郎吉”的规模由1600-2000人组成。理想人数是1620人，因为人的天然“情欲”决定了人的性格共有810种，各种性格的人都有相应的工作，而每种工作都应由两个人来做，以便配合，这样810人便要加倍，所以，每个“法郎吉”理想的人数是1620人。他认为，这样的规模可以保障人人都有工作，并且都能从事他所受好的工作，使“情欲”得到正常的满足从而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傅立叶确定“法郎吉”采取招股办法获得所需资金，用这些资金购买土地和工具，建筑必要的设施。他说，“法郎吉”实行大规模生产，使用机器，生产率很高。根据这种大规模生产的需要，每个“法郎吉”购买土地和装备约需400万法郎的资金。资本家在入股后，便享受有充分权利和生活中的各种优待，并且可以得到一部分收入，作为投资的报酬。
“法郎吉”的成员组成若干“谢里叶”即联组，其下再分若干小组，每个小组由7-9人组成，他们应是共同受好某种劳动的人。爱好变化了，可以退出这个小组，加入别的小组。这样，会使劳动由痛苦变成快乐，变成为满足人类最高情欲，人们在体力上和精神上将得到最大的满足，因而，获得全面发展。在“法郎吉”中，友好的竞赛成为生产的一种动力，而没有“文明制度”那样你死我活的竞争。
在“法郎吉”中，农业居于主要地位，同时，兼营各种工业生产。他说：“协作制度把工业生产只看作是对农业的补充”，人们从事工业生产的时间为四分之一，而其余的四分之三时间用于农业劳动。因此，工业在“法郎吉”中只占第二位。
傅立叶认为农业不完全是指粮食生产，在“法郎吉”中，对粮食的消费将因蔬菜、水果、肉类和其他营养丰富的食品的增加而减少，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农业的性质。
傅立叶在谈到“法郎吉”的分配时说：“必须使分配这样确定：资本占十二分之四，劳动占十二分之五，才能占十二分之三。” 这种分配办法，将在社会成员之间建立起平等与友谊的关系。资本家运用他们的资本获得更多利益，劳动者的地位也会大大改善并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傅立叶主张“法郎吉”成员都住在公共宿舍里，它是豪华的宫殿式的大厦，建筑在“法郎吉”的中心，这种大厦可容纳1600-2000人，大厦中央设有公共场所，包括食堂、图书馆、交易所、电报局、冬季花园等。“法郎吉”成员的消费也是按集体原则来组织，都在公共食堂吃饭，但可以根据各自的收入情况而吃不同的饭菜。
“法郎吉”的妇女与男子地位完全平等，婚姻关系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儿童从小就进行劳动教育。
傅立叶的“和谐制度”是一种空想。傅立叶虽然提出了“和谐制度”的设想，试图通过建立“法郎吉”把人们联合起来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来克服“文明制度”的分散和不协调所产生的人们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并且正确地提出了劳动者的劳动性质在“和谐制度”中得以改变。
但是，傅立叶并没有否定“法郎吉”中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家的利润的存在，仍然有穷人和富人，甚至他们吃的饭菜也是不同的。那么，傅立叶是怎样幻想他们美满地和睦共处，不会造成矛盾和冲突的呢？他说，由于人们都共同参加劳动，同情与爱护情欲将会发展起来，因而阶级关系趋于亲密。傅立叶把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关系通过建立“法郎吉”这种经济改革来进行协调使资本家和无产者亲密起来的设想，只能是一种不可能达到的空想。
同时，由于他不懂得不通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因而，为了实现“和谐制度”他不断地向统治阶级呼吁，并相信他们能够帮助他实现自己的设想。不遗余力地向拿破仑呼吁，向波旁王朝呼吁，向英国的达官贵人和大资本家呼吁，请求他们实行他的改造社会的计划。他热情地宣传自己的改革社会的思想，证明“和谐制度”的优越性。他甚至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说，如有哪个资本家支持他的主张，可到他家中商谈。但始终没有资本家去跟他商谈。他的“和谐制度”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空想。
三、 欧文“合作公社”的理想社会
欧文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哲学基础。欧文接受了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关于“人是环境的产物”的观点，并用以观察资本主义社会，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道德沦丧，人性扭曲，都是他们生活的环境造成的。基于这一观点，他认为，为了使“人类理性”得到解放，就必须根本改变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改革社会必须从改革社会环境入手。
欧文的上述观点表达了他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但是，他又把人们的愚昧无知看成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并认为要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使“人类理性”从愚昧无知中解放出来，这又反映了他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欧文的整个共产主义在进行经济学论战时，是以李嘉图为依据的。” 欧文接受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确认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时间，从而得出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结论。他说，既然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那么它就应该归劳动者享受，而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剥削了工人，他们付给工人的只是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的一部分，而不是工人创造的全部价值。他说：“富人所持有的一切，都是从这个阶级身上得来的，富人们之所以能陶醉于有害于自己的过分奢侈的生活，只是由于依靠穷人的劳动；这些穷人，甚至连足够的生活必需品都无法得到，至于周围所见到的无数生活享用品就更不用提了。”
欧文还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两极的对立，他说：“我们在英国可以看到两种极端现象的反常结合，即知识与无知的结合，富贵与贫穷的结合，奢侈与忍辱受苦的结合” 。他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企业主只把工人看是谋取暴利的简单工具，工人实际上只是资本家的奴隶。他们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却被商人、银行家、经纪人、收租者、拿俸禄者和食利者瓜分。世界上充满了财富，但是到处都是贫困，工人只能在贫困中慢慢的饿死。
他说，工业革命是失业和英国当时社会各种罪恶的直接原因。机器生产虽然使社会财富大幅度地增加了，但只是使少数人致富，而广大劳动阶级却陷入贫困。大批工人失业，流落街头。在业工人的劳动时间延长，劳动条件恶化，工资减少，工人生活水平下降。童工和女工也被迫加入工人的队伍。他由此指出，经济危机的出现是同工人和广大民众的贫困分不开的。他指出，机器本来是为工人谋幸福的手段，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却成为工人贫困、不幸和失业的祸源。
欧文指出，私有制使富人变得冷酷无情，贪得无厌。私有制使人自私自利，不顾他人。私有制使人们相互隔膜，甚至彼此仇恨和欺诈。私有制是战争的原因。他说：“私有财产是贫困以及由此而在全世界造成的无数罪行和灾难的唯一原因。” 他断言，只要私有制存在，人类就不可能有幸福。
在他看来，在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上横有三大障碍，即私有制、宗教迷信和资产阶级的婚姻制度。在这“三位一体的祸害”中，为首的是私有制。因此，欧文反对一切私有制，主张实行公有制。
欧文关于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思想比圣西门和傅立叶更为进步，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社会改革计划中并没有反对私有制，甚至在他们的未来社会方案中还保留私有财产及其获得利润的权利，而欧文则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的主张。但是，他把私有制的出现归结为人类的认识误入歧途的结果。同时他还认为，消灭私有制的方法，不是采取革命手段，而采取宣传和教育的办法，以便纠正人们的认识，这显然是错误的。
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欧文对马尔萨斯人口论进行了批判，他说，马尔萨斯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的失业、贫困和各种不幸归结为生活资料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的原理是错误的。欧文指出，由于劳动者生产的比消费的多，因而物质财富的增长速度必然快于人口的增长速度。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贫困的原因并不在于人口增长快，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欧文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欧文并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因而不能够科学地论述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并没有击中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要害，即随着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必然不断提高，这意味着资本总额中用来购买劳动力的比重减少，从而对劳动力需求相对缩小了。同时，即随着资本积累，劳动力的供给却增加了。因而资本主义人口过剩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马克思指出：“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 。
欧文的合作公社。欧文要建立的理想社会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劳动的理想社会，而这种理想社会的基础组织就是合作公社。欧文提出建立公社的初衷只是为了解决失业问题，后来则把公社确定为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新社会的基层组织。他说，公社应当是“全新的人类社会组织的细胞” ，是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他在一系列著作中详尽地研究了合作公社的公有制、按需分配等经济问题。在《致工业和劳动贫民救济协会委员会的报告》中，关于公社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其晚期著作《新道德世界书》中，公社问题得到了充分的论证。
关于公社的规模。欧文所设想的公社是一个圆形的新村，中心地区是公共设施，外围是住房，再外围是工厂、农场和牧场。他说，这样的公社环境优雅、布局合理，已经没有城乡之间的明显差别。
欧文提出了确立公社规模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以尽可能少的劳动量，取得尽可能多的产品。他说，应当根据土壤性质，地区特点以及产品的品种和特点来确定公社的规模。他有时规定公社应由500-1500人或300-2000人组成；有时又说公社是“由几十家、几百家、几千家等联合起来的。” 但他说，一般应当不少于300人，不多于2000人。他还规定，公社成员人均土地为1-1.5英亩。
关于公社的财产公有制。欧文设想的公社建立在财产公有的基础上。他说，公社能“用同样的财产和费同样的心思产生的福利将比现存的任何办法所能产生的多十倍以上。” 这是因为，公社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和集体消费单位。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公社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公社成员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他说，在公社里，没有失业者，没有游手好闲的人。各种年龄和各种特长的人都被分配给同年龄和特长相适应的工作。在公社制度下，机器和技术发明将有可能广泛的采用，劳动力将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因而生产力可以无限发展。
欧文的“合作公社”与傅立叶的“法郎吉”相比，前者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而在“法郎吉”里，资本家入股的资本是私有制的，因而，欧文的合作公社比傅立叶的“法郎吉”包含着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
关于公社的分配。欧文设想的公社的分配是按需要进行的。他认为，因为公社的生产将十分发达，产品十分丰富，人们又有很高的道德修养。所以，完全可以让人们随便到公社的库房中领取自己所需要的物品。他说：“这种社会的成员将通过简易、正常、健康和合理的工作，生产出满足其消费欲望还有余的为数极多的剩余产品。因此可以让每个人都随便到公社的仓库去领取他所要领的任何物品。” 任何人的需要都不会遭到拒绝，但是任何人也不会超过自己的需要去多领物品。
关于消灭三大差别。在欧文的公社思想中包含着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思想萌芽。在谈到消灭工农差别时，他指出，现存社会制度把劳动者分成单纯从事农业劳动和单纯从事工业劳动的两部分人，这在经济上和劳动者的精神上都造成有害的影响。公社应当消除这种现象。公社成员应当既从事农业劳动，又从事工业劳动。在谈到消灭城乡差别时，他主张应当把城市和乡村的优点结合起来，消除城乡分离和对立引起的弊端。在谈到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时，他说：公社应当“使劳动阶级各个人的脑力与体力广泛地结合起来。”并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促进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一个要素。他并主张每个人都应当受到全面的教育，以便从事全面的实际工作和劳动。
对欧文合作公社思想的评价。欧文的合作公社思想中包含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素的一些天才猜想。诸如公有制、按需分配、消灭“三大差别”等，这些天才猜想而对他却并未曾加以论证，只是到后来才被马克思主义者论证并被科学社会主义加以吸收，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来源。欧文合作公社思想中致命的错误是他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视为实现他的社会改革计划的障碍。正如列宁指出：欧文“没有估计到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推翻剥削者阶级统治这样的根本问题，而幻想用社会主义来和平改造现代社会。”
在1820年发表的《致拉纳克郡报告》中，他表示要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改造整个社会，从而形成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为了证明他的学说是可以实现的，欧文决定创办示范性的合作公社组织，并为此目的，他和他的一批门徒一起远渡重洋，去美国进行试验，1825年，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自费组织了“新协会公社”。在公社中实行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消灭了剥削。这种示范性公社曾一度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但是，公社这个孤岛被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淹没了。
欧文的“全国生产者大联盟”。1834年，在欧文的领导下成立了“全国生产者大联盟”，欧文当选为主席。“联盟”是欧文为改组生产而建立起来的，几个月内，联盟的成员发展到几十万人。欧文幻想不采取暴力革命，通过工会组织就能够控制全国各工业部门，并按合作社的原理组织各企业的生产。他把组织“联盟”看作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种重要措施。但是，在资产阶级政府和资本家的联合打击下，“联盟”在1834年底就解散了。
欧文的 “劳动公平交易市场”。为了实行社会改革计划，1828年，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建立的“新协和公社”瓦解后，于1829年回到了英国，试图根据公平交换原则组织市场，借以改造资本主义制度。1832年10月，欧文在伦敦建立了劳动公平交易市场，次年又在伯明翰设立了市场的分支机构。在他建立的劳动交易市场里，为了实现公平交易，取消了货币，而以劳动券这种凭证取代了货币。生产者把自己的劳动产品交给市场，取得载明生产该商品所需要劳动时间的劳动券，凭券可以向市场领取等价的其他劳动产品。这种劳动券就象戏院的门票一样，只是一种凭证，而不是货币。
在劳动公平交易市场里，产品的交换是有组织进行的。但是，由于产品的生产仍然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无政府状态生产，因此，这种市场必然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优良和适合需要的产品被换取一空，而劣质和不适合需要的产品则无人问津。商人还利用劳动券进行投机，低价购进劳动券，侍机在劳动公平交易市场中换取优良和适合需要的产品，然后再高价出售。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市场只维持了两年的时间，1834年便破产了。尽管欧文又于1834年领导成立了“全国生产者大联盟”，借以改造无政府状态的生产，但也无济于事。
欧文建立劳动公平交易市场的理论根据在他1820年所写的《致拉纳克郡报告》中就已经确定。在他的晚期著作《人类思想和实践中的革命》和《新道德世界书》中，又对这方案的理论根据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欧文认为，在以货币为媒介进行商品交换的商业出现之前，人们已经进行物物交换了。那时，衡量物品价值的唯一尺度是劳动。在以货币为媒介进行商品交换的商业活动中，货币成了衡量价值的尺度。货币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了便利，但是却又产生了弊端，它的害处远远地超过了它的益处。
由于欧文不懂得货币和商品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他把二者对立起来，甚至错误地认为货币是产生资本主义剥削的原因。他说，劳动是商品自然的价值尺度，而货币是商品人为的价值尺度。他进一步说，货币这种商品人为的价值尺度破坏了等价交换的原则，从而使资本家能够剥削劳动者。他写道：“现在，货币成了一种最流行的欺诈工具。富人们用外行人所不了解的手法，利用货币从那些繁重的劳动创造出最宝贵财富的人手里夺取这些财富，所以货币也使社会上即使不是最有害的成员、也是最无用的成员得以积累和享用财富。”
欧文还认为，人为的价值尺度——货币不仅使资本家有可能剥削工人，而且使财富的生产受到了限制。他说，价值较小的金属货币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财富流通的需要，就象婴儿时代的襁褓不适合成年人穿衣的需要一样。人为的价值尺度——货币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使农业、工业和商业空前地衰落。
因此，欧文主张用自然的价值尺度来代替人为的价值尺度，也就是要取消货币，而以劳动券的形式，直接用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为此，必须建立劳动公平交易市场。
欧文还进一步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寻找他建立劳动公平交易市场的理论根据。他说：劳动“既是一切财富的本质，它在各项产品中的价值便可以确定，它和其他价值的交换价值也可以随之而确定下来。所有这一切在一定的时期内是稳定的。” 欧文不仅知道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并把商品的价值看作不是由个别劳动决定的而是由“人类的平均劳动”决定的。但是，他错误地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就应当用劳动作为价值尺度。他甚至天真地认为一旦自然的价值尺度代替了人为的价值尺度以后，工人就不会成为资本家的奴隶，人们的需要就会立即造成极为有利的国内市场。这样，建立劳动公平交易市场成为必然。
欧文致力于制订改造资本主义的计划，他仅把改组流通过程的计划——建立劳动公平交易市场作为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造现存制度的总计划的一部分。这一点是欧文的方案不同于其他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交换组织方案的主要点。但是，在他的“合作公社”、“全国生产者大联盟”相继失败的情况下，这种改组流通过程的计划也就难以实施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下，不可能通过建立 “劳动公平交易市场” 这种流通过程的改革计划实现社会主义。
欧文建立劳动公平交易市场的理论根据是错误的，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正是因为货币本身也是劳动产品，也有价值，它才能作为商品的价值尺度。在商品交换中，货币充当媒介，只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但它决不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原因。因此，即使按照欧文所设想的，以自然的价值尺度代替人为的价值尺度，即以物物交换取代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也无法消灭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因为资本主义剥削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说产生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有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并剥夺资本家所掌握的生产资料，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消灭剥削。因此，只是建立劳动公平交易市场是不能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