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阉党中，亦不是个个能保富贵。魏忠贤很难伺候，稍有忤犯，顿时失宠，但有的是良心未死，说了几句正论，不为魏忠贤所喜，而有的只是无意中触犯了魏忠贤的忌讳，应当分开来谈。
56、石三畏无意中犯忌讳
前者可以王绍徽为例，后者可以石三畏为例。王绍徽原以排击东林出名，曾经编过一部《东林点将录》，以李三才拟作“托塔天王晁盖”，叶向高拟作“及时雨宋江”，杨涟拟作“大刀关胜”，汪文言拟作“鼓上蚤时迁”。而崔呈秀所进的《天鉴录》，则以王绍徽与于“真心为国，不附东林”之列，因此左光斗被逐后，王绍徽得代以为左佥都御史，很快地迁升为吏部尚书。魏忠贤叔侄要加官晋爵，王绍徽无不唯命是从，但他亦有不可抹杀的一面，《明史·阉党传》：
至忠贤遣内臣出镇，绍徽乃偕同官陈“四不可”。王恭厂、朝天宫并灾，绍徽言诛罚过多，忤忠贤意，得谯让。
按：史书称某某建筑物“灾”，都指火灾，而“王恭厂灾”是火药爆炸，《旧京遗事》言：
京师诸火药局以王恭厂为大，旧在城西南包家街，天启乙丑以药发毁……击坏西城两三条街，伤百许人。
又《畿辅通志》及《两朝从信录》亦皆记其事，时间在天启六年丙寅五月，非乙丑。火药局爆炸，当然是管理有问题，这与天然的灾难不同，确是当政者值得警惕的事。王绍徽以此上言，虽“得谯让”，仍有所陈：
已复上言：“四方多事，九边缺饷，难免催科，乞定分数、宽年限，以缓急之宜付抚按。正殿既成，两殿宜缓。请敕工部裁省织造、瓷器诸冗费，用佐大工。奸党削除已尽，恐藏祸蓄怨，反受中伤，逮系重刑，加于封疆，显过三案巨奸，则人心悦服，余宜少宽贷。”复忤忠贤意。
因此，王绍徽为阉党中后起者所排击，魏忠贤未有表示，削职而去。
石三畏为魏忠贤“十孩儿”之一，又跟崔呈秀有密切关系，“锻成杨、左之狱，咆哮特甚”。有一天他到亲戚家赴宴，魏良卿亦在，伶人来请点戏，石三畏喝醉了酒，忘却忌讳点了一出“刘瑾酗酒”。魏良卿回去告诉他叔叔，魏忠贤以为石三畏有意讥讽，大怒，革了他的职。及至魏忠贤事败，石三畏反以此为功，得复官为御史，后来为人所劾，指出真相，依旧削职。
57、霍维华开新运河无功
小人之为小人，最大的特征就是反复无常，只问利害，不讲道义。当魏忠贤将败时，阉党中“内相携贰”，以设法攻魏忠贤或其同类求自保其身家爵禄的，还有许多人，甚至包括“老牌”的阉党霍维华和贾继春在内。
霍维华以攻王安为魏忠贤立下第一功起家，与崔呈秀同为魏的谋主。熹宗得病，魏忠贤认为是“灵露饮”吃坏了，而进此“仙方”，有霍维华参与其事，因之失宠。霍维华心里害怕，便起了叛魏之心。当时关外用兵，袁崇焕有宁远大捷，清太祖努尔哈赤竟因此愤恚而死，论功行赏，霍维华以兵部侍郎署理尚书，至是真除，并恩荫一子为锦衣卫千户，霍维华“虑有后患”，想摆脱阉党的臭名，所以力辞恩命，请求把荫封让给袁崇焕。魏忠贤知道他的用意，“降旨颇厉”。如果熹宗不死，他迟早会被魏忠贤驱逐回乡。
思宗即位，霍维华与杨维恒百计弥缝，避免牵涉及于魏忠贤，因而仍以“兵部尚书协理戎政”，但在京还不安全，想借“行边”的名义避到关外。按：兵部尚书行边，即等于国防部长视察前线，名正言顺，自无不可。哪知有个言官顾继祖识破他的奸计，上疏说道：
维华狡人也。珰炽则借珰，珰败则攻珰。击杨、左者维华也，杨、左逮而阳为救者亦维华也。以一给事中，三年躐至尚书，无叙不及，有赉必加，即维华亦难以自解。
因此，思宗不准他出关。逆案一起，霍维华充军充到徐州。按：充军是俗称，这个刑罚称为“流刑”，明朝的流刑与唐朝相同，分三等，自一千里至三千里，称为“三流”，各杖一百。路程以京师起算，不问地方好坏，这里面就有人情好托，霍维华大概在刑部有人照应，所以充军能充到徐州这样很不错的地方。
到了崇祯七年，徐州以南、宿迁以北的骆马河淤塞，霍维华想利用这个机会复起，建议自宿迁到徐州开一条新运河，引黄河水通漕。结果，征用民工，费银五十余万两，而运河没有开成功。明思宗这个人对赏罚向来轻率，看霍维华治河无功，立即下狱论死。
58、阉党结局非死即充
“五狗”、“十孩儿”大致是替魏忠贤出坏主意，出头做猫脚爪，至于荼毒正人的实际执行工作，则另有其人，文的是“五虎”，武的是“五彪”。
“五虎”以崔呈秀为首，依次是工部尚书吴淳夫、兵部尚书田吉、太常寺正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夔龙。“五彪”以掌锦衣卫的左都督田尔耕为首，他跟魏忠贤为莫逆之交，又是魏忠贤所有干儿子当中最有权势的一个，所以有“大儿田尔耕”之谣，他有个心腹是苏州人，名叫杨寰，官居锦衣卫理刑官，亦为“五彪”之一。
此外还有锦衣卫指挥崔应元——原是个市井无赖，充校尉以冒缉捕之功起家——以及东厂理刑官孙云鹤、掌镇抚司的许显纯。
“五彪”中除去田尔耕，就以许显纯的恶名最著。他是客氏的同乡，河北定兴人，家世很好，祖父许从诚是驸马。他本人是武进士出身，先当锦衣卫指挥佥事，及至刘侨去职，魏忠贤派他代替。此人略晓文墨，在厂卫中算是一个人才，但才适足以济其恶，而此才又只是小有才，出以贪残阴狠之性，便只能为魏忠贤做毒爪，自己不能有所作为。
据《明史本传》：
显纯性残酷，大狱频兴，毒刑锻炼。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黄尊素、王之寀、夏之令等十余人皆死其手，诸人供状，皆显纯自为之。
这就是他“略晓文墨”才能做得出来的坏事。但小人常有极端矛盾的两种性格，许显纯在羊面前是狼，而在狼面前是羊：
每谳狱，忠贤必遣人坐其后，谓之“听记”；其人偶不至，即袖手不敢问。
怕魏忠贤怕到如此，就因为他知道，如果得罪了魏忠贤，一旦为阶下囚，则他今日所施于杨、左的毒刑，就会照样降落到自己身上。
“五彪”的结局自然非死即充军。田尔耕与许显纯罪最重，于崇祯元年六月伏诛，人人称快，可想而知，忠奸之判，往往在临刑毕那一刻显示得最强烈。
59、开馆修《三朝要典》
当阉党对东林及其他异己者展开攻击时，魏忠贤手中握有好几张黑名单，最初是魏广微、顾秉谦所进的一部《缙绅便览》，上有记号，点明“邪党”、“正人”；后有齐党王绍徽的《东林点将录》，又有御史卢承钦仿《点将录》所编的《东林党人榜》，分为“元帅”、“副帅”、“先锋”、“敢死军人”、“土木魔神”等等名目。此外还有《天鉴录》、《蝗蝻录》等所谓“七录”，最后则有《三朝要典》。
“三朝”是指万历、泰昌、天启，“要典”则是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由霍维华创议，以大学士顾秉谦、黄立极、冯铨为总裁，开馆编纂。如是就不问可知，编《三朝要典》的用意在混淆是非，为东林党人制造罪名。
《三朝要典》论三案的结论是如此：
其论梃击，以王之寀开衅骨肉，为诬皇祖，负先帝；论红丸，以孙慎行创不尝药之说，妄疑先帝不得正其终，更附不讨贼之论，轻诋皇上不得正其始，为罔上不道；论移宫，以杨涟等内结王安，故重选侍之罪，以张翊戴之功。于是遂以之寀、慎行、涟为三案罪首。（《明通鉴》卷八十）
这就是说，阉党认为神宗对光宗与福王之间，并无偏心；光宗的崩逝，并非为红丸所误；李选侍盘踞乾清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其时正在修《光宗实录》，凡事关三案的，都根据《三朝要典》加以“更正”。这是篡改历史！而从此魏忠贤要杀东林，只要根据《三朝要典》来编造罪名就行了。
幸好，《三朝要典》成书不久熹宗即已崩逝，历史真相始不致泯灭。崇祯初，首请毁《三朝要典》者是倪元璐，他的奏疏立论相当公平，他认为对三案持正反两种看法的，“各有其是”，譬如认定梃击一案为郑贵妃及其亲族的阴谋，用意是在保护东宫；而不以为有什么阴谋的，用意是在安定朝局。此正反两面，虽然主张不同，势如水火，但只是就事论事，并不像魏忠贤得势后，“逆珰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
60、《三朝要典》奉旨销毁
倪元璐认为三案“经此二借”，面目全非，“故凡推慈归孝于先皇，正其颂德称功于义父”；换句话说，在阉党谈三案，东林是欺诬先皇、离间骨肉的罪人，而魏忠贤则是苦心调护宫廷、安定政局的功臣，于是打击东林乃为势所必然。但“网已密而犹疑有遗鳞，势已重而或忧成翻局”，阉党为了使东林永世不得超生，于是“创立私编，标题要典”，因为是奉旨所编的官文书，自具有法律上的作用，在当时，可据要典所认定的是非入东林于罪；在将来，万一有翻案的局面出现，则魏忠贤可恃钦定的要典为有力的证据，免去死罪。因此，倪元璐提出非常通达明快的结论和建议：
三案者，天下之公议；要典者，魏氏之私书，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也。今为金石不刊之论者，诚未深思。臣谓翻即纷嚣，改亦多事，唯有毁之而已。
思宗接纳了倪元璐的建议，降旨收集《三朝要典》成书以及原版，加以销毁。时为崇祯元年五月，魏忠贤死后半年。
魏忠贤死于思宗接位以后的第三个月，当时弹章纷飞，思宗都一概未发。以后有嘉兴贡生钱嘉征劾魏忠贤十大罪：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过功；九、朘民；十、通关节。思宗看局面已经稳定，可以动手了，于是把魏忠贤找了来，叫一个识字的太监把钱嘉征的奏疏念给他听。
由太监念奏疏，是明朝皇帝处理政务的一种特殊方式。清朝皇帝，凡有奏章，都是亲自阅看，降旨亦必出于亲裁，此即鉴于明朝政柄下移之失的有力矫正。明朝皇帝由值书房的太监念奏疏，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懒，自己不高兴看，叫太监念，像明神宗那样，可能一面躺着抽鸦片，一面听奏章；再有一个原因是看不懂，像熹宗那样。不看而听，必生流弊。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由王体乾念奏疏，把其中要紧的话略而不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61、客氏步赴浣衣局笞死
至于思宗命太监念钱嘉征的奏疏给魏忠贤听，自是治罪的第一步，所以魏忠贤大起恐慌。其时思宗有个从王府带进宫的太监，名叶徐应元，算是心腹。魏忠贤跟他是赌钱的朋友，便走他的路子，送了一份极重的礼，希望他能在思宗面前说情。结果徐应元受了一顿申斥，发遣显陵安置；而魏忠贤得到了发凤阳安置的处分，行到安徽阜城地方，得到消息，已降旨逮捕法办，魏忠贤知道这一下绝无生理，被捕后徒然受刑吃苦，于是在旅途自缢，但亦并未落到一个全尸，奉旨“磔尸，悬首河间”——明朝的太监出在两个地方，南则福建，北则直隶河间府，此举的用意在警告那里的“净身男子”不可学魏忠贤。
魏忠贤一死，客氏的一条命当然也保不住了。她是先被抄家，发现宫女八人，《明史》上说她“盖将效吕不韦所为”，这也就是计划使这些宫女受孕后进于熹宗，生子继承大明天下，为李代桃僵之计。只不知预定中的吕不韦是魏良卿，还是客氏的儿子侯国兴。
客氏的毕命，使用宫内的单行法。按：明制，宫人年老退休或有罪者，发浣衣局居住。浣衣局俗称浆家房，所以有浆家房胡同，即北平西北的蒋养房胡同。客氏奉旨步赴浣衣局受杖，被活活打死，明人笔记上说，还有“焚尸扬灰”的身后之刑，可以想见思宗对她的深恶痛绝。
当魏忠贤发遣时，魏良卿亦下镇抚司狱。及至太监王文政奉旨抄客氏的家，发现宫女，思宗大怒，笞死客氏的同时，她的儿子侯国兴亦被捕，与魏良卿一起正法。《明史纪事本末》记：
良卿谨慎，稍善言词，国兴昏愚，与人坐，辄欠伸入梦乡。至是，俱骈首受戮，婴孩赴市有盹睡未醒者，天下以为惨毒之报，无不快之。
就当时客、魏流毒天下而言，固自有此一“快”；但三百年后的今天来看，侯国兴似乎是个白痴，在智力上还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些婴孩更属无辜，糊里糊涂降世，糊里糊涂送命，其间还糊里糊涂封侯封伯，有过一场他人辛苦一生所巴结不到的富贵，这样的怪事，实不知其为悲惨，是滑稽。
62、客、魏的亲属都被充军
其余客、魏两家亲属，如客氏的两个内侄客光先、客璠，魏忠贤的女婿（按：魏忠贤入宫已在成年以后，当是早年生过一个女儿）杨六奇都得了不准赎还的“永戍”的罪名，在当年冬天锒铛就道，充军遐荒。
客、魏伏诛，天下称快。当时社会宣泄郁积之情、表达是非之感，有个最流行的方法，就是编剧搬演。张岱的《陶庵梦忆》有一篇《冰山记》：“魏党败，好事作传奇十数本，多失实，余为删改之，仍名‘冰山’。城隍庙扬台，观数万人，台址鳞比，挤至大门外。”他又描写伶人扮杨涟一上场，观众无不动容，都说：“杨涟、杨涟！”仿佛真的杨涟出现了似的，这就是所谓“公道自在人心”。
在京里，元凶既除，次及阉党，一个个削官或者充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霍维华、杨维恒、阮大铖三人早就留下了后路。首先是阮大铖，从魏忠贤杀了杨、左，被召入京，当太常寺卿，此时他已看出魏忠贤不可恃，所以住了几个月，告假仍回原籍，同时做了消灭罪证工作，厚赂魏忠贤的门官，把他平日谒见魏忠贤所投的名刺全数收了回来。
这三个人是死党，等魏忠贤一败，祸将及己，阮大铖便写信给杨维恒，附了两个疏稿，一个参劾魏忠贤、崔呈秀，一个是所谓“七年合算”，把熹宗在位的七年都看作邪党当政，起先是王安，佐以杨涟及东林，王安一死便是魏忠贤，佐以崔呈秀。如果形势严重，便上前一疏；倘或事态缓和、犹有可为，便上后一疏。
阮大铖这个“七年合算”一说，确是政治上的高级手法，杨维恒得疏大喜，立刻缮上，大致是说：
汪文言以徽州库吏逃罪投王安幕下，引左光年入幕，移宫之疏，纷纷迎合，此中外倾谋宫闱之始。御史贾继春疏揭力争，汪文言等嗾台省谀王安，佐杨涟、左光斗。贾继春削职，此中外谋杀言官之始。汪文言处霍维华以谢王安，逆阉效之，逐感畹，撼中宫，此中外谋危母后之始。
63、思宗即位枚卜求贤
以王安为“乱政”的罪魁祸首、东林为王安的帮手这个说法来抵消魏忠贤乱政及阉党这个名目，为阮大铖“七年合算”的主旨所在，目的是要搞成“一锅煮”，无所甄择，只好不了了之。其中最巧妙的一句话是“逆阉效之”，意指魏忠贤所做的坏事是学王安的样。阮大铖的奸狡，由此一端即已充分表现。
到了崇祯二年正月，终于开始“定逆案”。之所以迁延到这时候，主要的原因是，魏忠贤虽败，阉党犹满布朝列，没有适当的人可以来主持此案。《明史·钱龙锡传》：
庄烈帝即位，以阁臣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榗皆忠贤所用，不足倚，诏廷臣推举，列上十人。帝仿古枚卜典，贮名金瓯，焚香肃拜，以次探之，首得龙锡、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辅臣以天下多故，请益一二人，复得周道登、刘鸿训，并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这六个人都是新进，资望较浅，还斗不过阉党，同时也不能获得思宗的充分信任，于是崇祯元年五月，召韩还朝，十二月抵京。下一个月就有定逆案的诏旨，由韩主持其事。
当时边患正急，而关中贼势已炽，韩和钱龙锡等人的意思，以阉党中的首要、次要分子斥逐已多，为了安定政局，不主张大张旗鼓来办，而思宗不允，《明史纪事本末》载：
逆珰既伏法，上欲因台谏言，定逆案。大学士韩、钱龙锡不欲广搜禁锢，仅列四五十人以请。上大不悦，再令广搜，且云：“皆当重处！轻则削籍。”阁臣又以数十人进。上怒其不称。
思宗不但要办外廷的阉党，而且还要办同恶的太监。阁臣以“外廷不知内事”推辞，思宗认为阁臣不是不知道，是不肯任怨。于是：
阅日，召阁臣，指黄袱所封章疏累累示阁臣曰：“此皆珰实迹也。宜一一按入之。”阁臣知势难遗漏，乃云：“臣等职司辅导，三尺法非所习也。”
64、大学士韩等定逆案
于是降旨以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参定逆案。据《明史纪事本末》载：
二月壬子，召廷臣于平台，问张瑞图、来宗道何以不在逆案，对曰：“二臣无实事。”上曰：“瑞图善书，为珰所爱；宗道祭崔呈秀母，称‘在天之灵’，其罪著矣。”问贾继春何以不处，阁臣言：“继春欲善待（李）选侍，不失厚道。后虽反复，其持论间有可取。”上曰：“唯反复故为小人。”……三月辛未，廷臣上《钦定逆案》，诏刊布中外，以七等定罪。
据《明史·阉党传》七等定罪的名单是如此：
一、首逆凌迟者二人：魏忠贤、客氏。
二、首逆同谋决不待时者六人：崔呈秀、魏良卿、侯国兴、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
三、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十九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薛贞、吴淳夫、李夔龙、曹钦程、许志吉、孙如洌、陆万龄、李承祚、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王体乾。
四、结交近侍次等充军者十一人：魏广微、崔应秋、阎鸣泰、霍维华、徐大化、潘汝桢、李鲁生、杨维恒、张讷、郭钦、李之才。
五、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一百二十九人：顾秉谦、冯铨、张瑞图、来宗道、王绍徽、阮大铖等。
六、交结近侍减等革职闲住者四十四人：黄立极等。
七、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五十余人，另行处置。
逆案定罪有侥幸、有冤枉，尤以太监中为然。总结这重公案，客、魏七年，百毒尽发，而大伤元气者，在邪正攻伐，两败俱伤，人才一空，以致思宗拜相，不得不用枚卜。而崇祯十七年间，用宰相至五十人之多，此虽由于思宗轻于进退赏罚的个性所然，但基本上还是因为才难，以致如杨嗣昌这样稍有作为的便得大用，而周延儒、温体仁、薛国观之流居然大拜。可惜的是东林孤儿，类皆大器，但国亡家破，不得其用，山林野寺，与腐草同朽，可悲之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