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死时年四十六岁，绝后。方孝孺有此决绝的表示，是因为他相信建文帝已殉社稷——这也是他的主张；如果他知道了建文帝生死成谜，或许会忍死须臾，以谋匡复。
19、卓敬被诛五族
方孝孺既死，即位诏书还得有人来拟，成祖找到另一个宋濂的学生，侍读楼琏。他当面不敢辞谢，回到家对他妻子说：“我甘于学方孝孺那样而死，但怕连累了你们。”当夜自缢，不负本心。
成祖破京之初，类似的忠烈孤臣，比比皆是，其中有个卓敬，需要特加介绍。卓敬字唯恭，浙江瑞安人，洪武二十一年中进士后，除户科给事中。给事中与御史同为言官，御史以省分道，如“浙江道”、“山东道”等，而给事中配合六部分科，所以合称“科道”。卓敬为言官时，耿直无所避忌。建文初他上一道密疏，说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先帝；北平形胜之地，士马精强，金、元由此而兴，所以不宜让燕王镇北平，建议徙封南昌，就近监视，万一有变，亦易于控制。这确是曲突徙薪、防患未然的救时良方，可惜建文帝不听。
卓敬被捕，成祖虽责以离间骨肉，但颇有怜才之意，把他下在狱中，劝他投降。卓敬不屈，成祖亦不杀。哪知道衍与卓敬有仇隙，便在成祖面前进谗：“如果卓敬的建议见诸实行，皇上哪里会有今天？”成祖因而斩卓敬、诛五族。
至于铁铉，本来一直守山东，燕军南侵，建文帝命东辽总兵杨文领兵十万会合铁铉，绝燕归路。杨文无用，所部入关，为燕将拦截，无一能至济南。建文四年四月，铁铉与盛庸战燕军于淮、徐之西，时有斩获，不幸平安一军垮了下来，盛庸亦遭败绩，铁铉不得已屯兵淮上。京师沦陷，所部溃散，铁铉被擒，解至京师，成祖亲自审问，铁铉背对殿上，丑诋成祖不仁不义，死时年三十七岁。
明太祖最受人批评的一事，是侮辱衣冠，至成祖又变本加厉，清朝章学诚曾指出：“前朝虐政，凡缙绅籍没，波及妻孥，以致诗礼之家，多沦北里。”在明太祖时，于南京乾道桥设“富乐院”，罪人眷属，发此为官妓。成祖处置建文孤忠的妻孥，实在与流寇的作风无甚分别。如《国朝掌故》所记：“铁铉妻杨氏年二十五，送教坊司。劳大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旋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吩咐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请想，这是什么皇帝！
20、成祖天性好杀
这种暴虐不仁的情形，甚至在成祖得位十年以后还存在，如《南京司法记》：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妇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作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批：“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贼材儿。”又奏：“黄子澄妻生一小厮，如今十岁。”也奉钦批：“都由他。”
成祖对建文死难诸臣，余憾不释，一至于此，在历史上，实所罕见。《明史》号称良史第一，于此多所隐晦，不是略而不提，就是说她们自杀，如方孝孺的女儿，本传不详，而《剑气珠光集》有记：
方正学家在雨花台下，以枝梅树为记，其女发流教坊，遂隶籍焉。
成祖的严苛好杀，出自天性，在他晚年，宫中还掀起了一件杀人盈千、株连极广的大狱。事起于一名来自朝鲜的妃子，因争宠，谋害了另一名来自朝鲜的权妃。成祖因为有朝鲜血统，饮食非权妃照料不能适意，所以对权妃被害震怒不息，穷治其事。《明史》中对此只字不载，傅斯年先生曾根据朝鲜《李朝实录》考证其始末。此是另一个宫闱故事，这里从略。
仁宗即位后，立即赦免“靖难之变”中的死难诸臣的家属，遣戍者大都放还，并有“御札”，凡“建文中‘奸臣’家属初发教坊、锦衣卫、浣衣面习匠、功臣家奴，今有存在，并宥为民，给还田土”。善于为父补过，不愧为“仁”。
我们现在要谈燕师入金川门时，建文帝的动态及下落。当时情形，数百年来始终是一个谜，因为没有确实可靠的记载，只能根据各种迹象来判断。首先所能确定的是，当时并没有重要的大臣在建文帝身边，只有少数的文学侍从之臣与他一起绕殿彷徨；建文帝可能有自杀的举动，但绝没有死——他是出亡了。这一点绝对是事实，而除此一点事实以外，其他就只有像猜谜一样去猜了。
21、传建文帝出家遁走
建文帝是如何出亡的呢？他是“化装”成和尚混出京城的。这一点已成定案。但其间过程，说法不同：一说系近臣为帝祝发，相偕出“鬼门”逸去，这个传说，时日分明，行迹清楚，有头有尾，枝叶俱全，似乎不能令人不信；另一个说法是一位高僧名溥洽者，为帝剃度，此说见于正史，《明史·姚广孝传》：道衍定策起兵，及帝（按：指成祖）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曾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永乐二年四月，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姓（姚），赐名广孝，赠祖父如其官。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命蓄发，不肯；赐第及两宫人，皆不受。……（永乐）十六年三月入觐，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庆寿寺，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唾壶，问所欲言。广孝曰：“僧溥洽系久，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
这是建文帝出家遁去，最有力的一个证据。成祖为绝天下人怀念故主之心，明知建文帝未死，而故意说他阖宫自焚；这样就不能承认建文帝做了和尚，自然也不能课溥洽以私助建文帝出亡的罪名，因而“以他事”收捕溥洽下狱。同时，在暗中大搜建文帝的行踪，受命担任此任务的，至少有两个人，一个是给事中胡，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三宝太监”郑和。
胡是常州人，他与成祖并没有特殊的关系，而能被选中担负此极端秘密艰难的任务，可能因为他的“节俭宽厚，喜怒不形于色，能以身下人”的性格，最宜于做私访的工作。《明史本传》：
五年，遣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以故在外最久，到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
22、郑和赴海外查访
胡这一次远行，目标在两湖江浙一带，显然是因为得到情报，建文帝遁迹在这一带的佛寺之故。他化装成一个性好寻幽探胜的书生，每遇名刹古寺、大小庙宇，总要做整日的盘桓，与僧众闲谈论佛法，借以查访踪迹，这样又是好几年。
另外往海外寻访的三宝太监郑和，在海外还要久。郑和的事迹，昭著于国史，艳传于人口。明朝太监有好的一面，当然也有坏的一面。明朝亡于宦官阉党，于此，附带谈一谈明初的太监。
明太祖定天下以后，开国规模，尽惩前代之失。宦官之祸，自汉十常侍以来，史不绝书。太祖对此特持戒心，最初在宫内供奔走的，不到一百人；到末年颁祖训，定为“十二监”，计为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而以司礼监地位最高，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则等于皇帝个人的“特别助理”，后世僭窃政柄的大珰，都以此职衔与内阁抗衡、交结，乃至指挥。而在太祖年间，定制宦官不得兼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每月给米一石，衣食都取给于内廷。太祖还镌刻了一块铁牌，置于宫门：“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
到了建文朝，秉承先帝遗意，对宦官的裁抑，尤为严厉，曾有诏旨，太监奉旨赴各地公差，如有不法情事，准许地方官锁拿解送至京。
宦官的用事，起于成祖。最初，成祖利用京里的太监刺探消息，尤其在将渡江时，许多太监逃入燕军，对宫中情形、朝廷虚实，全部泄露，成祖颇为得力，因而一改前朝法度，开了重用太监的恶例。
在永乐初年，成祖即用太监办“外交”，遣内官监李兴奉敕宣慰暹罗国王；永乐三年命郑和通使西洋。郑和是云南人，很早就在成祖身边，即使精明强干，但通使外国，又何致遣派阉人？可知通使其名，另有目的。
当时的传说，建文帝做了和尚，遁往西南，可能由云南出境，转往南洋，郑和的使命，即是到海外去查访建文帝的踪迹。
23、许多神秘传说
郑和前后出使七次，历时三十年，所经南洋三十余国。但是，他的任务到后来显然变质了，由访建文帝的行踪转变为外交工作。因此关于“建文帝之谜”，郑和这部分的情形，可以不谈。
建文帝做了和尚，或者说扮做和尚出亡，事无可疑。所成为谜者，是他离京时的情况，以及此后数十年的行踪。有明一代，不断有人想探索这个谜，甚至强作解人来解答这个谜。到了清初修《明史》时，因为“朱三太子”一案，于“靖难”史实有所顾忌，湮灭了若干真相，使得本来就不甚易解的谜，越发难解。但以史学的眼光来看，由这个谜带来的两个问题才是最值得去探索的：第一，成祖取得皇位以后，大局很快地就稳定了，何以对做了和尚的建文帝耿耿于怀至二十年之久？第二，建文帝生来颅骨偏歪，此是极易辨认的一个特征，何以成祖暗中搜索至二十年之久，未得确实结果？这两个问题，似乎历来研究明史的专家，都未曾并在一起研究过，值得重新加以体认。
建文帝之谜难解，原因之一是不仅为建文一个人的问题。当燕师入京之日，朝官不愿投降的，多在当天夜里从城上用绳子吊到城外，一夕之间遁去者四十余人，其中有的列名于成祖的“奸臣榜”中，被抓了回去，有的从此不知所终。而随建文帝出亡的，据说亦有二十余人之多，这些人的下落无人知道。怀念忠义，兼以好奇，于是有许多神秘的传说自明初流行到明末。这些传说，有一部分被收入《明史》，如“河西佣”、“补锅匠”、“云门僧”、“若耶溪僧”、“玉山樵者”等等。细察传说的内容，实为寓言，如：
河西佣，不知何许人。建文四年冬，披葛衣行乞金城市中。已，至河西为佣于庄浪鲁氏，取直买羊裘，而以故葛衣覆其上，破缕缕不肯弃。力作倦，辄自吟哦，或夜闻其哭声。久之，有京朝官至，识佣，欲与语，走南山避之，或问京朝官：“佣何人？”官亦不答。在庄浪数年，病且死，呼主人属曰：“我死勿殓，西北风起，火我。勿埋我骨。”鲁家从其言。（《明史》一百四十三）
24、“补锅匠”的故事
“葛衣”是夏服，燕师入京在六月十三，这表示他是从京城里逃出来的；“破缕缕不肯弃”，正以此葛衣为一极惨痛的纪念品，终身不可忘。“问京朝官：‘佣何人？’官亦不答”，表示建文旧臣虽成新贵，但对故人仍加维护，显得并不如何效忠于成祖。“西北风起，火我”，是希望魂归东南，而“勿埋我骨”，则信有骸骨还乡之日。这则寓言中，很清楚地表达了当时的“民意”。
“补锅匠”的故事是如此：补锅匠者，常往来夔州、重庆间，业补锅，凡数年，川中人多识之。一日，于夔州市遇一人，相顾愕然。已，相持哭，共入山岩中，坐语竟日，复相持哭，别去。其人即冯翁也。翁在夔以章句授童子，给衣食；能为古诗，诗后题“马二子”，或“马公”，或“塞马先生”。后二人皆不知所终。
此当有其事，但并看不出与出亡后的建文帝有何关系。此外，有隐于佛寺的、有隐于江湖为医卜星相的、亦有入山唯恐不深的。这些建文孤忠，为他的后辈建立了一个先例，清兵入关，朱明遗臣耻事新朝的，大多亦如此归隐。
其时在民间对于建文帝及出亡诸臣，有许多神秘的传说，好事者辑写成书，最早的一部名为《忠贤奇秘录》，所记还大致与传说相符。到了万历以后，有两本书先后出现，那更是在“制造”传说了。这两本书，一本叫做《从亡随笔》，一本叫做《致身录》，内容大同小异，多记建文帝在城破之日出亡的经过。
在谈这两本书之前，先要介绍一位“传奇人物”，这个人叫程济，《明史》有传：
程济，朝邑人，有道术。洪武末官岳池教谕。惠帝即位，济上书言，某月日北方兵起。帝谓非所宜言，逮至，将杀之。济大呼曰：“陛下幸囚臣，臣言不验，死未晚。”乃下之狱，已而燕兵起。释之，改官编修，参北征军，淮上败，召还。或曰，徐州之捷，诸将树碑纪功，济一夜往祭，人莫测。后燕王过徐，见碑大怒，趣左右椎之。再椎，遽曰：“止！为我录文来。”已，按碑行诛，无得免者，而济名适在椎脱处。
25、《致身录》如斯云云
这个故事的后半段，已证明为虚构，因为“考其实，徐州未尝有捷也”。“靖难”师起，朝廷打得最漂亮的一仗是“东昌大捷”。既无所谓“徐州之捷”，则又何来所谓“树碑纪功”？但这个传说能够被采入正史，可知流传甚广，照它的内容来研究，编造此神乎其神的故事的人，虽昧于史事，却知乎“道术”，看上去是个相信“先天数”的人。
相信“先天数”的人，照现代的术语来讲，即是个“宿命论者”，他们相信凡事皆由天定，一物之微，成毁亦早经注定，非人力所可抗衡，能预知后果，则知所趋避。而照传记所述，程济应亦为此道中人，他能预知燕王必得天下，必定要“按碑行诛”以为报复，所以“一夜往祭”。而他本人则适以“椎碑”椎去了名字，得以幸免。
于是好事之徒，或者说“有心人”，编造建文帝出亡的故事，即以程济为主要配角，说他是为建文帝祝发之人，并托名撰写《从亡随笔》。程济有无此随笔，固为疑问，但后出而与《从亡随笔》大同小异的《致身录》，则已可证明其为伪书。《明史》一百四十三：
万历时，江南又有《致身录》，云得之茅山道书中。建文时，侍书吴王史仲彬所述，记帝出亡后事甚具……然考仲彬实未尝为侍书。“录”盖晚出，附会不足信。
“具”者具体，伪书为欲求信于读者，常写得特别详细，两书都说当建文帝得报金川门失守时，长叹想自杀，编修程济建议：“不如出亡。”又有个太监王钺说：“高祖驾崩时，留下一个箱子，说是‘遇到大难时才可打开’。这箱子收藏在奉先殿。”
群臣一听这话，都说快把箱子取来。等抬来一看，是一个红色的箱子，“四围俱固以铁，二锁亦灌铁”，程济一脚把它踩破，里面有“和尚的身份证”度牒三张，上面的名字是：应文、应能、应贤；袈裟、僧帽、僧鞋、剃刀，一应俱全，另外还有白金十锭。箱子里面用朱笔写着：“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
当箱子刚抬来时，“帝见而大恸，急命举火，皇后马氏赴火死”。等箱子打开，建文帝才知道他祖父要他做和尚，便说：“数也。”就在这最初的一段叙述中，便有两个漏洞。
26、建文帝出亡传闻
第一，既然这个箱子“四围俱固以铁，二锁亦灌铁”，异常坚固，何以程济一脚便能踩碎？第二，太祖既有这样的遗命，自然也有妥当的安排，当箱子抬来后，理应先打开看个究竟再作定夺，何以箱子未开，建文帝即命举火，而马皇后亦遽尔自焚？凡此都是情理不通的地方。
以下所叙述的还有漏洞。照书中所记，当时由程济为建文帝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愿意随亡，这样，“应文”、“应能”都有了，另有一个监察御史叶希贤说：“臣名希贤，应贤无疑。”于是相继改装。其时殿中有五六十人之多，多愿保护天子出亡。建文帝认为人多反而引人注目，易生不测。大家一听这话也不错，纷纷痛哭而去。
随建文帝出亡的，一说九人，一说八十人，依照朱笔遗命，从“鬼门”而出；门外河边停着一条船，船上有个神乐观的道士王升在接驾。见了建文帝，伏地叩头，口称“万岁”，说是太祖托梦，命他在此等候，一起上了船到太平门登岸，在神乐观暂住。不久“应能”、“应贤”他们也都到了，出亡的一共是二十二个人。
上述的说法，如“托梦”云云，一望而知是胡说。但建文帝做过和尚，在西南一带有其行迹，实无可疑；同时我们也可以相信，最后胡也见到了建文帝，《明史·胡传》说他在永乐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二十一年还朝，其时成祖亲征在外，于是“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寐，闻至，急起召入。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至是疑始释”。孟心史先生就此下断语：“还朝必驰赴宣府行在，为有确讯可报也。帝已寐而急起召入，为知此来必有所报，而不能复稍延也。所云‘至是疑始释’，必已得建文之确实表示，不与争国，而后心乃安也。……观入对至漏下四鼓乃出，则其语必甚曲折，非得建文帝有若何死亡之讯一言而讫者可比；殆必曲传建文甘心让国之意，能使猜忌之文皇亦听而自安。”
27、老和尚突然自首
孟心史先生的话是非常正确的论断。于此我们看出，明初百姓的故主之思是如何强烈，以及这一份民心对成祖的威胁是如何严重。因为有那么强烈的故主之思，才会有那么多神秘的传说，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像得到，事实上胡虽是秘密查访，而各省地方大吏，必已奉到密旨，对于胡的任务应予以全力支持，这样就等于动员了全国性的官方力量，大搜在外形上有特征、易于辨识的建文帝，亘二十年之久，始得一面，其间随处得到百姓的掩护的情形，可想而知。受传统伦理观念支配的百姓，特别是农民，内心深处都有单纯而强烈的正义感，厌恶以诡谲手段篡窃政权的任何人，如果不是一方面建文帝出亡以后无所作为，一方面成祖的施政粲然可观，则明朝的帝系，是否能由燕府一系保持，大成疑问。
关于胡的任务以及宣府复命以后成祖始“听而自安”，这要后世方始明了，在当时是不可能为民间所知的。以后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在英宗正统六年，有个老和尚突然去见广西思恩州知州，大声说道：“我就是建文帝。”州官大惊，面报藩司，飞章入奏，把这个自称为建文帝的老和尚以及跟他在一起的十二个人，解送到京，命御史审问。
这位“建文帝”自称年已九十余，死后想归葬在孝陵旁边，所以自首。御史问他，建文帝生在洪武十年，应该只有六十四岁，怎么说是九十余？于是审出实情，这个和尚名叫杨应祥，自然论死下狱。而另有一说，当时曾由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去辨认真相。“建文帝”问道：“你不是吴亮吗？”吴亮不承认，于是“建文帝”又说：“我记得有一次御便殿进膳，是你‘尚食’，我正吃子鹅，丢了一片在地上，说赏你吃；你手上拿着酒壶，跪在地上，学狗的样子，把那片子鹅舐了吃掉了。你难道不记得这件事？”吴亮一听这话，伏地大哭；建文帝左脚趾上有黑痣，吴亮求证以后，捧着“建文帝”的脚又哭。但复旨既不能说真，又不忍说假，左右为难，只好上吊自杀。而“建文帝”则终被“迎入西内”。
这个说法，被谷应泰收入《明史纪事本末》，描写相当生动，而实为不经之谈。
28、清修《明史》的争议
终明之世，对于建文帝未死而出亡，殆成定论，而钱牧斋于此在官史中显有牾的一大事，更煞费苦心，于不悖事实的原则下，为成祖开脱。他替山东赵士喆的《建文年谱》作序，说“唯是文皇帝之心事，与让皇帝之至德，三百年臣子，未有能揄扬万一者”，因而他表而出之。“让皇帝”为南明对建文所上的尊号，肯定其“逊国”，他的“至德”不需赘述。所谓“文皇帝之心事”，照钱牧斋的说法：“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途以安之也。”这就是说建文帝的行踪在成祖掌握之中，特意放他一条生路，而又唯恐建文帝不明他的“心事”，徒事仓皇，未能安居，所以特派胡和郑和“舍人求仙”、“舍近就远”，作为暗示。成祖有那么仁厚吗？当然不！不过钱牧斋是明朝的臣子，不如此调停其间，又如何说法？其人虽晚节有亏，在这些上面，不失史实之真，不暴君父之恶，立言得体，应该要佩服他。
谁知这已有定论的一重公案，到清修《明史》时，忽起争论。因为康熙初年有“朱三太子”一案，以清朝的立场而言，“朱三太子”真也是假、假也是假，才可以绝明朝的遗民志士之望，而安定人心，用意与成祖之对建文相同，所以在修《明史》时，主张建文焚死之说。其时明史馆曾为此事集议辩论，大部分迫于现实，主张“存疑”，作为对新朝的让步，小部分坚持出亡之说，而认定“焚死”者，大概绝无仅有只一个王鸿绪。王是江苏松江人，康熙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曾进呈《明史稿》，即为今《明史》的蓝本；《明史稿》原为一代大史笔万季野的原作，但在王鸿绪进呈时，为阿附清廷的意旨，改动原稿，成为建文焚死，并自撰《史例议》，力辟出亡之说为妄。钱大昕撰《万先生传》，不知其中有此一番偷天换日的伎俩，误以为万季野主焚死之说，而《清史稿·儒林传》，又采钱说入传，于是而成为对万的厚诬。
到了乾隆年间，“朱三太子”一案早成陈迹，既无顾忌，遂复其真，乾隆四十二年诏改《明史》“本纪”，建文的“书法”，重定为“棣（按：成祖名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数百年之谜，至此始正式揭出谜底。但修改过的《明史》未有通行本，目前听见，仍为乾隆四十二年的殿本。此亦是研究明史所不能不知的一番曲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