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幼帝不读书太后令长跪
明朝的帝系有两次改变，第一次是由建文帝转入成祖，第二次是由武宗转入世宗。武宗就是民间熟知的正德皇帝，是个法鲁克型的顽童，身死无子，由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定策，迎立兴献王的世子入承大统，是为世宗。兴献王为宪宗第四子，武宗的父亲孝宗为宪宗第三子，所以武宗与世宗是共祖的嫡堂兄弟。
世宗在位四十五年，此君性情严刻，私心甚重，十五岁继位，首先就为他自己和他父亲争名分，演成“大礼议”一重绝大的纠纷，为明朝党争之始。中年以后好道，数十年不朝，在宫内建坛设醮，祈求长生，平日又服方士药，慢性中毒而死。
世宗传位穆宗，在位六年；太子即位，是为神宗，年号“万历”。神宗是穆宗的第三子，名翊钧，即位时十岁，受顾命的张居正当国，为明朝第一权臣。
神宗幼时，因为“慈圣”与“张先生”督教过于严厉，反感甚深，对他一生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慈圣”者，神宗的生母李太后；“张先生”者，张居正。《明史·后妃传》：
孝定李太后……教帝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经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挈之登辇以出。帝事太后唯谨，而诸内臣奉太后旨者，往往挟持太过。〓〓内有严母，外有严师，而严母又每以严师来吓幼帝，《明史·张居正传》：
帝常赐居正札，称“元辅张少师先生”，待以师礼。……帝初即位，冯保朝夕视起居，拥护提抱有力，小扞格即以闻慈圣，慈圣训帝严，每切责之曰：“使张先生闻，奈何？”于是帝甚惮居正。及帝渐长，心厌之。乾清小珰孙海、客用等，导上游戏，皆爱幸；慈圣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居正复条其党罪恶，请斥逐……因劝帝戒游宴……帝迫于太后，不得已皆报可，而心颇慊保、正矣。
“保”是冯保，为司礼秉笔太监，与张居正深相结纳，以后的结局都不好。
2、冯保宣旨逐首辅高拱
神宗对张居正的反感，固不仅因为他辅教严厉，而且在知人事以后，发觉他满嘴仁义道德，而行事不符所言。先谈顾命一事：当穆宗驾崩时，召内阁大学士受顾命，照资望以高拱为首，其次张居正，再次高仪。明朝首辅权重，而张居正又是不甘居于人下的，因此与高拱平日就不睦，坏在高拱不了解张居正居心深刻、手段毒辣，以致甫受顾命即遭斥逐。《明史纪事本末》记：
上（穆宗）不豫，己酉大渐，召阁臣高拱、张居正、高仪至乾清宫受顾命……上困甚，太监冯保宣顾命。翌日，上崩。六月甲子，皇太子即位，年始十岁，时太监冯保方居中用事，矫传大行遗诏曰：“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廷臣闻之俱骇。一日，内使传旨至阁，拱曰：“旨出何人？上冲年，皆若曹所为，吾且逐若曹矣！”内臣还报，保失色，谋逐拱。拱与居正俱负气不下，居正乃结保自固。……拱内虑保专恣，与居正、仪谋去之。居正阴泄之保，乃与保谋去拱。六月既望，昧爽，拱在直，居正引疾。召诸大臣于会极门，促居正至。拱以为且逐保也，保传皇后、皇贵妃、皇帝旨曰：“告尔内阁、五府（高阳按：前后左右中五都督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曰：‘东宫年少，赖尔辅导！’大学士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厚恩，如何阿附权臣，蔑视幼主？自今宜洗涤忠报，有蹈往辙，典刑处之。”拱即日出朝门。
冯保此举自然出于张居正的主谋，而成事的关键，在于神宗生母要结外援才能强化她的母以子贵的地位。清朝咸丰十一年“辛酉政变”，慈禧太后与恭王取得联络，回銮之日出密诏捕诛肃顺，整个谋略就是此案的翻版。
神宗最初敬礼张居正，颇见至诚。万历元年，也就是神宗十一岁那一年，命成国公朱希忠、大学士张居正知“经筵”——为皇帝进讲诗书，称为“经筵”；以神宗冲年而论，则张居正实为“师傅”，与平常的“经筵讲官”性质大不相同。有一天张居正忽然不舒服，大概是感冒之类，在直庐休息，神宗亲到暖阁，手调椒汤以赐；夏天进讲，特命太监为他打扇，冬天则以毡片铺地。
3、张居正死后抄家
张居正的本质是法家而非儒家，他的相业，自有可观，虽聚敛太过，大伤本源，而知人、用人，以中枢而驾驭疆吏，真所谓万里如见，确有了不起的才具。但他个人的行为，实在不堪“夺情”之举，已使神宗鄙视。而侍经筵有失人臣之礼，更使神宗畏惮愤恨——有一次神宗谈《论语》，把“色勃如也”的“勃字”读作“背”字，张居正突然厉声纠正：“要读‘勃’字！”同列失色，神宗亦大吃一惊。
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其时神宗胞弟潞王的婚礼所需珠宝未备，太后向神宗提及，神宗答道：“年来廷臣无耻，尽献了张、冯二家。”张居正抄家之祸，起于此时。
万历十二年，辽府次妃王氏奏请籍没张居正家。按：辽王植于成祖即位后改封荆州，正为张居正的家乡。隆庆末年，袭辽王宪，颇为骄横，不理会张居正已为阁臣，对他家多所侵侮，张居正是个有怨必报的家伙，且又羡慕辽府壮丽，便存下了要扳倒辽王的心思。
不久，有人告辽王谋反，刑部讯治，侍郎洪朝选按验并无反迹，坐以“淫酗”，辽王禁高墙，废府，张居正夺辽府以为私第。至是辽王次妃修前怨，神宗降旨：
张居正诬蔑亲藩，钳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地亩，假以丈量遮饰；骚动海内，专权乱忠，罔上负恩，谋图不忠。本当斫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俱令烟瘴地面充军。
此诏已在张居正抄家以后，史称其籍没地产不及严嵩二十分之一，那也十分可观了。《天水冰山录》记严嵩籍没财产清单之后，附“籍没张居正数”，仅金银器皿首饰之数就有：
金器皿六百十七件，重三千七百十一两；金首饰七百四十八件，重九百九十两；银器皿九百八十六件，重五千二百四十两。
至于冯保，自张居正死后，太后亦久已归政，已失奥援而窃权如故，此因神宗从小由冯保扶掖提抱，别有惮畏；然而终亦由于朝臣的鼓励力请，把他发到南京居住，久之乃死，死后亦不免抄家。
4、养士厚薄不同之报
神宗是张居正的学生，学生抄了老师的家，自然不会是个好学生，而老师的教育亦必定破产。神宗所得的严母严师之教，激出完全相反的作用：
第一，张居正的劝以节用，在神宗变成看重财货；张居正的理财，在神宗变成聚敛——他是明朝最贪财的一个皇帝。
第二，张居正以峻法治国，在神宗变成以峻法对付臣下。
第三，张居正所讲的仁义道德，在神宗都认为是骗人的，而且以幼年束缚过甚，来了一次彻底的“解放”——历史上有许多荒淫无道的皇帝，不外淫酗暴虐，而神宗的怠荒别具一格，可用一个字来形容：懒！
明朝中叶以后的皇帝，懒理政事是出了名的，而以神宗尤甚。最基本的一个原因是明太祖所定的制度有问题，他所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以为他的子孙都像他那样雄才大略、精力过人。洪武十三年罢相，集君权与相权于一身，这是如何沉重的负担，他没有考虑过。以后虽以建文朝齐、黄“参国政”启变相复相之端，而至“三杨”入阁，确立了大学士为真宰相的传统，但皇帝与宰相之间的联系，及君臣从容商略国事的规制，不如清朝的皇帝与军机大臣的关系那样密切，更不如宋朝君臣那样亲切。内阁“票拟”，即或详尽，毕竟不如面对面易于了解；因为不了解便感到批章奏吃力，也因为不了解，不得不假手于人。于是发生两个结果：一个是委诸太监的头脑“司礼监”；一个是搁置在那里不闻不问，神宗便大致如此。
照这样子，自然有御史犯颜直谏，神宗的办法是：疏陈政事得失，留中不报，也可能根本不看；谏陈他个人行为的，用高压手段加以处分，命内阁拟旨定罪，而又往往在他那里改为“廷杖斥为民”。万历年间，御史被打屁股的，不知凡几。
“廷杖”是明朝皇帝对待读书人最刻薄的手段。唐宋待士最厚，所以末期迭遭宗社之危，都还有人撑持；明朝失国，南明不旋踵而亡，虽说福王不似人君，其实亦是无耻士大夫太多之故，这就是养士厚薄不同之报。
5、神宗失言向母长跪赔罪
明朝末年的廷杖，尤其是在崇祯年间，有许多怪事。崇祯用人，滥施祸福，进退无常，一下子杖斥为民，一下子复又起用，因此，地方官遇到闯道的老百姓，常会出现很尴尬的趣事。
县官的威权甚重，老百姓闯了他的道，可以当街打屁股，有时拉翻了褪下裤子一看，是个“羊毛皮”，可能就会打出祸来——廷杖的官员受了重伤，狱吏有个急救的方法：活剥一块羊皮，覆在伤者的臀部，伤愈以后，自留痕迹，称为“羊毛皮”；此辈有一天复起被用，官职一定比县官大，可能会施报复。所以县官遇到“羊毛皮”，特具戒心。
万历年间的言官，最易获罪者，莫如“争国本”一事；所谓“国本”，指立储而言。在万历十年八月，皇长子常洛生，颁诏赦天下。到了十四年正月，皇三子常洵生，二月间，常洵的生母郑妃即进封为贵妃。
常洛的生母是王恭妃，生元子数年未进封；而皇三子一生，郑妃即被封为贵妃，则神宗的爱憎，殊为显然，将来可能由于郑贵妃恃宠而争，立常洵为太子，因而大学士申时行等上奏，请早立东宫，又举前朝成宪，英宗两岁、孝宗六岁、武宗一岁被立为太子为言。神宗的批示是：“元子婴弱，少俟二三年举行。”
这一批，神宗的想法越发明白——竟以为元子可能幼殇。存此想法，易启人毒害元子之心。于是给事中姜应麟等上言：“贵妃虽贤，所生为次子，而恭妃诞育元子，至鬯承祧，顾反令居下耶？乞收回成命，首进恭妃，次及贵妃。”
这个说法，表面上看，是为王恭妃不平，实际是为了尊重元子的地位。神宗大怒，姜应麟等被贬为典史。
李太后知道了这件事很不高兴，一天神宗进宫问安，李太后问起立储，神宗贸然答道：“他是都人的儿子。”宫中称宫女为“都人”，王恭妃由宫女进封，所以神宗这样回答。
李太后亦是宫女出身，当时便生了极大的气，说神宗：“你也是都人的儿子！”
神宗惶恐，长跪赔罪。但也因此，神宗虽想立常洵为太子，却一直迟迟不敢有积极的行动，只是拖延着不肯决定储位。
6、神宗携皇长子与辅臣见面
从此年年有请立储，或则获罪，或则不得答复。到万历十八年，皇长子九岁，大学士申时行、王锡爵等人于召见时，面申前请，神宗始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表示。《明史纪事本末·争国本》叙其事：
时行等出，上遽令司礼监追止之云：“已令人宣皇子来与先生一见。”辅臣还至宫门内。有顷，皇长子、皇三子（按：皇二子常淑生一岁而殇）俱至，引至御榻前。皇长子在御榻右，上手携之，向明正立。辅臣等注视良久（按：此为申时行等，以宰相而第一次得见皇子），因奏曰：“皇长子龙姿凤表，岐嶷非凡，仰见皇上昌后之仁。”上欣然曰：“此祖宗德泽、圣母恩庇，朕何敢当？”辅臣奏：“皇长子春秋长，宜读书。”且云：“皇上正位东宫，时方六龄即已读书。皇长子读书已晚矣。”上曰：“朕五岁即能读书。”复指皇三子曰：“是儿亦五岁，尚不能离乳母。”遂手引长子至膝前，抚摩叹惜。辅臣叩头奏曰：“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上曰：“朕知之。”时行等叩头出。
此是“争国本”数十年中，君臣之间第一次平心静气议论大事，叙述相当生动。康熙时修《明史》，亦颇采其语。照当时的情况来看，神宗对皇长子亦颇钟爱，而于常洵五岁不能离乳母，则有不惬于心的表示。由此益可证明，不立储为郑贵妃作梗。
到了这年十月，阁臣合疏以去就相争，申时行引疾辞官；神宗不悦，传谕指廷臣“沽名激扰”，悖逆犯上，大学士王家屏从中调停，神宗终于提出一个条件：明年春夏，廷臣无所奏扰，即于冬天建储，否则即于皇长子十五岁时再说。接着又改定万历二十年春天举行。以廷臣“奏扰”而为不立储的理由，这是皇帝与言官闹意气，持大体者，自有戒心；但这十年间，言者纷纷，已存门户之见，那些只顾自己激切快意、哗众取宠的人，不会体谅辅臣的苦心，沉寂一段时期后，终又上言，神宗除了治言者以罪而外，命展延一年立储作为报复。
万历二十一年春天，该是神宗践诺之时，却无动静，大学士王锡爵还朝，密疏建言，劝神宗不可失信。
7、神宗手诏王锡爵问大计
神宗答了他一通手诏，还是拿嫡庶来推托，王锡爵便又上疏，为拟“传帖”两道；这两道传帖，是两个不同的办法，一个是即时立储，另一个是先封两王：
朕虽有今春册立之旨，昨谈皇明祖训，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尚少，倘复有出，是二储也。今将二皇子并封王，数年后皇后无出，再行册立。
他拟是拟了，仍希望神宗采取即时立储的办法。这个希望几乎是妄想，等“并封”的传帖一出，士论大哗，传言此议出于王锡爵的密疏，所以颇受攻击。
这未免有些冤枉王锡爵，他的用意是，与其让神宗空言搪塞“皇后生子”再说，不如采取渐进的策略，目前两皇子并封王，数年以后奏请将皇长子册立为太子，岂非顺理成章的事？
于是廷臣交谏，有两种反驳的理由相当有力，一种是说：
皇上正位东宫之日，仁圣亦青年，庄皇帝不设为未然事以语大计。
庄皇帝为穆宗，“仁圣”指穆宗的陈皇后。当神宗六岁被立为太子时，陈皇后年纪也还轻，但穆宗并不假设皇后生子如何如何，来作为定立储大计的根据，则神宗又何可如此？这一疏是根本反对须立嫡之说。
另一种是：
皇上顾念中宫良厚，顾中宫春秋方盛，前星一耀，则所册元子自当避位，何嫌何疑？今以将来未期之事，格见在已成之命，恐中宫闻之，亦有不安者。
所谓“前星一耀”，指皇后生子。倘有嫡子，则先册元子自当避位，无所谓“二储”之虑。而现在诏谕皇皇，说要等皇后生嫡子，继承大统，则皇后心理上所感的压力甚重，自然不安。再则，皇后能不能生嫡子，其权操诸皇帝，皇帝不临中宫，皇后何能生子？历史上皇后失宠，徒拥夫妇虚名的事例甚多，只是禁帏之事，不可形诸章奏而已。这一疏是反对两皇子并封之议。
因为话说得委婉而有力，同时最主要的是，神宗亦根本无意于两皇子并封，那一道传帖原是为了敷衍王锡爵，所以见此诸疏，亲自封缄，手札致王，问他的意见。
8、并封之议廷臣大哗
神宗的手札如何说法，王锡爵的密奏说些什么，虽无文献，亦可想像得之。在神宗，并封之议还算是对王锡爵“放交情”，则此时朝列有所质难，当然要责成王锡爵来应付；而王锡爵则“责无旁贷”，必定有所自辩，并坚持其原议，因而并封之旨如故。
于是廷臣大哗，在朝房当面诘责王锡爵，大吵一架。其时有个庶吉士——会试礼部一榜、殿试午门一榜，此即所谓“两榜进士”。进士中一大部分内用部曹，外用州县；一小部分朱笔亲点为“庶吉士”，入翰林院肄业，表示才堪大用，责其深造。到此地步，就被艳称为“翰林”，可以公然言天下事。上书王锡爵的庶吉士名叫李腾芳，字子实，湖南湘潭人，万历二十年的进士。他上书宰相，不必如后世在信封上写上“亲钧启”的字样，重重转递；亦不必顾虑不达宰相，或虽达而不得复，或得复而以“奉交下”字样开头，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他是赴朝房当面向王锡爵投书，王锡爵当场开读。
读不到数行，王锡爵就拉着李腾芳的衣服说：“大家都骂我，都未得事实真相，而我无以自明，所以我不服。像你所说的这番话，我受教。请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王锡爵如此动容，因为李腾芳说中了他的心事；而李的论列，亦确是读书有得、深明史事的警辟之论：
闻古贤豪将与立权谋之事，必度其身能作之，身能收之，则不难晦其迹于一时，而终可皎然于天下。公欲暂承上意，巧借王封，转作册立。然以公之明，试度事机，急则旦夕，缓则一二年，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遂公之志否？恐王封既定，大典愈迟。他日继公之后者，精诚智力稍不如公，容或坏公事、隳公功，而罪公为尸谋，公何辞以解？此不独宗社之忧，亦公子孙之祸也。
“贤豪与立权谋”这一段话，是绝好的史论。古来忠臣，相度事机，非屈身降志、“晦一时之迹”不足以斡旋大局时，常不计个人荣辱祸福，毅然自任，如我在《华阳教主》中所记，立宋高宗的吕好问，即为一例。但终得以“皎然于天下”，实非容易。
9、王锡爵痛悔失算
历来储位为国本所系，宰相不得不言、不得不争，但所争所言，必须一本大公，使天下共见共闻；一涉隐秘，便有操纵的嫌疑，最易获罪于嗣君，亦最易为政敌资为口实。这就是王锡爵所犯的错误。
所谓“巧借王封，转作册立”，诚然是王锡爵的苦心，但外间并不明了。推断将来大位的继承，不归于皇长子即归于皇三子。如果归于皇长子，则依传统，他原该被册立为太子，王锡爵身居宰辅，不能力争，他是不会见他的情的；如果属于皇三子，那就更坏，因为王锡爵的密疏实在是曲护皇长子，基本立场正为抑制皇三子取得帝位，总而言之，王锡爵这个做法，将来会弄得两面不讨好。
当然，王锡爵也想过这些道理，只是想得不够透彻，他以为皇长子将来被立为太子，继统即位，自然会看到他手书的密奏，了解他的苦心。于是李腾芳点醒他说：“揭帖手书，人何由知？异日能使天子出公手书，传示天下乎？”这就是说，即使皇长子继统即位，不翻此案，但如有人攻击，说他建议“并封”的用意在拥立皇三子，嗣君以王锡爵当时不能为他力争，便未见得肯为他出示这些密疏，解释他的苦心。换句话说，王锡爵这个可以“皎然于天下”的证据，扼在别人手里，如果嗣君不肯出示，则追论前罪，足以祸及子孙。
这一下，王锡爵才如梦初醒，痛悔失算，竟至泪下。第二天上疏自劾，请改前议。神宗不允。下一个月再上疏请册立太子，神宗索性下了“俱停封”的诏谕。这一年，王锡爵为此事总计六次上奏，后来争得了一个皇长子于下一年“出阁讲学”的结果。
自万历二十二年到二十九年，为了皇长子册立为太子，以及表示成人的“冠礼”，还有婚礼等等，廷臣交谏，不知凡几，神宗大都置之不闻不问。然则要探索的是，神宗持此态度的用意到底何在？
神宗的用意是要等他的皇后去世。神宗的皇后王氏，余姚人而生于京师，不知道是不是阳明先生的本家。王皇后贤而多病，神宗打算等她一死，便要立郑贵妃为后；这一来皇三子常洵就变成中宫嫡出，名正言顺地得立为太子。神宗之所以一再强调“立嫡不立庶”，是有这样一番深心在内。
10、册立常洛为太子
但天佑善人，王皇后偏偏活得很好，她很孝顺李太后，恪尽子妇之道；李太后亦很爱重这个贤媳，而皇长子也多亏中宫维护。她的贤德终于感动了神宗，晚年颇敬重皇后。万历二十八年四月王皇后崩，神宗并未将郑贵妃进位中宫；这是他处骨肉之间，罕有的比较贤明的一件事。
在万历二十九年八月，大学士沈一贯一疏忽生奇效，这是因为巧于立言之故，原疏如此说：
《诗·既醉》之篇，臣祝其君曰：“君子万年，介尔景福。”继曰：“君子万年，永锡祚胤。”则愿其子孙之多。又曰：“厘尔女士，从以孙子。”愿酬淑媛而生贤子孙也。《斯干》之篇曰：“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爰语。”奚新宫也。继曰：“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男子之祥。”言吉祥善事，当生圣子神孙无穷也。今称觞万寿，两宫落成（按：这年神宗四十整寿，重修乾清、坤宁两宫将竣工），在廷同祝；而启天之祥，实自圣心始。皇上大婚及时，故得圣子早。今皇长子大礼，必备其仪，推念真情，不如早偕伉俪之为适。是上孝奉圣母，朝夕起居，不如早遂含饴弄曾孙之为乐。乞今年先皇长子大礼，明春后递与诸皇子礼。子复生子，孙复生孙，坐见本支之盛，享令名，集完福矣。
用多子多孙的话来相劝，神宗果然动心了，“启天之祥，实自圣心”这句话亦颇有力，诏复即日举行册立太子礼。
一念转移，欢声雷动，唯一不悦的是郑贵妃，以至于神宗的心思又有些动摇，十月初以“典礼未备”为理由，要改期册立。沈一贯封还手诏，力言不可。神宗总算下了决心，十月十五册立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其余诸子，常洵封福王、常浩封瑞王、常润封惠王、常瀛封桂王。不久，太子及福、瑞两王行成年的“冠礼”，大赦天下，上皇太后尊号。下一年二月，册立郭氏为皇太子妃。看来大事已完，其实纠纷正多。
11、各处矿监无恶不作
不久就有所谓“妖书”案，此是党祸已成，有人故意指神宗立太子无诚意，后将更易，希望激起大政潮，好从中取利，报复政敌，实与深宫无关，不入本文。
深宫所务，诚如《明纪》所言：“神宗万历年间，皇帝唯酒、色、财、气之是求。”而求财则为明朝亡国之因，在立太子的那一两年，正是搜刮最力、举国汹汹之时。
神宗的贪财是本性，从万历二十四年，奸民与太监勾结，用开矿之说打动神宗开始，一发不可收拾。派出监办的太监称为“矿监”，后来通都大邑又普设“税监”，复有“两淮盐监”、“广东珠监”等名目。其中最凶横的是陈增、马堂、陈奉、高淮、梁永、杨荣等人。《明史·宦者传》记这些人的行为，令人发指。试摘录数条如下：
陈增开采山东矿，兼征东昌税，纵容党羽程守训等大作奸弊，宣称“奉旨搜金宝”。又找人告密，诬赖富商巨室私藏违禁物，因而抄家杀人。县官被诬劾，下诏狱。在山东作恶十年。
马堂是天津税监，兼辖临清。一到辖区，就有数百亡命之徒相从，各携带手铐铁链，白昼放抢。恶仆告主，没收财产后，赏给十分之三，破家者不知凡几。因而远近罢市，上万的百姓烧掉马堂的“衙门”，杀其党羽三十七人。结果朝廷大捕暴民，株连甚众。有王朝佐其人，自承为首谋，临刑神色不变，当地老百姓为他立了祠堂。
梁永在陕西监税，陕西为数朝帝都，梁永便在那里掘开历代陵寝，搜摸金玉。又纵容亡命之徒抢劫，以致县令都逃光。陕西老百姓大愤，要杀梁永，梁永逃回京师。
杨荣在云南，肆行威虐，连知府都被抓入监狱。百姓恨之入骨，杀了一名税官，杨荣杖毙数千人作为报复，结果激起民变，杨荣及其同党二百余人被杀。神宗得到消息，痛惜杨荣，好几天吃不下饭。
此外暴虐骚扰的行为不计其数，地方官多怕极了他们。但也有能干的官吏，如上饶县令李鸿听说太监潘相要来勘矿，下令有人敢卖食物给潘相的，处死。潘相到了那里，只好挨饿，无奈离去，愤而报复，奏劾李鸿去官，依然是太监得到胜利。
12、神宗震怒几乎手刃田义
当时封疆大吏为民诉苦的奏疏，不知凡几，凤阳巡抚李三才所言尤为痛切：
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陛下为斯民主，不唯不衣之，且并其衣而夺之；不唯不食之，且并其食而夺之。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全，密如牛毛，今日某矿得银若干，明日又加银若干；今日某处税若干，明日又加税若干；今日某官阻挠矿税拿解；明日某官怠玩矿税罢职。上下相争，唯利是闻！如臣境内抽税，徐州则陈增，仪真则暨禄，理盐扬州则鲁保，芦政沿江则邢隆，千里之区，中使四布；加以无赖亡命附翼虎狼，如中书程守训，尤为无忌，假旨诈财，动以万数。昨运同陶允明自楚来云：彼中内使，沿途掘坟，得财方止。圣心安乎？不安乎？且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皇上爱万世，人亦恋妻孥。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储？皇上欲为子孙千万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试观往籍，朝夕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乱者哉？
从来犯颜直谏，无有如此疏的不客气的。李三才也是唯一可使此辈畏惮的一个人，前引奏疏中的程守训，就不敢到他的辖区。《明史·李三才传》：
歙人程守训，以赀官中书，为陈增参随，纵横自恣，所至鼓吹盛仪卫，许人告密，刑拷及妇孺。畏三才，不敢至淮。三才劾治之，得赃数十万。增惧为己累，并搜获其奇珍异宝，及僭用龙文服器。守训及其党俱下吏伏法，远近大快。
然而尽管李三才一再奏谏，神宗只以置之不理作为答复。到了万历三十年二月，神宗不知怎么“不豫”，突有大限将至之感，于是急召首辅沈一贯，“谕以勉辅太子，并及罢矿税、起废、释禁诸事”。到了第二天忽又无事了，说过的话也就算了，但停税的诏谕已发，神宗失悔，急令追还。太监田义便劝他：“谕已颁行，不可反汗。”神宗大怒，几乎要亲手杀田义，田义不为所动，而沈一贯大为惶恐，赶紧把手谕缴还。这样的宰相，田义看不起他，吐了他一脸的唾沬。
13、停止矿税旋复食言
因为这是一个造福苍生、千载一时的良机，而沈一贯竟毫无心肝，暂易错失！除立储一事外，沈一贯的相业无闻；而其人则真如崇祯帝所说的“亡国之臣”。《明史本传》记其事极生动，值得为读者介绍：
自一贯入内阁，朝政已大非。数年之间，矿税使四出为民害，其所诬劾逮系者，悉滞狱中。吏部疏请起用建言废黜诸臣，并考选科道官，久抑不下，中外多以望阁臣，一贯等数谏不省……一贯虽小有救正，大率依违其间，物望渐减。迨三十年二月，皇太子婚礼甫成，帝忽有疾，急召诸大臣至仁德门，俄独命一贯入启祥宫后殿西暖阁。皇后、贵妃以疾不侍侧，皇太后南面立稍北，帝稍东，冠服席地坐，亦南面，太子诸王跪于前。一贯叩头起居讫，帝曰“先生前。朕病日笃矣，享国已久，何憾？佳儿佳妇付与先生，唯辅之为贤君。矿税事，朕因殿工未竣，权宜采取，今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内监皆令还京。法司释久系罪囚，建言得罪诸臣咸复其官，给事中、御史即如所请补用。朕见先生止此矣。”言已就卧。一贯哭，太后、太子、诸王皆哭……是夕，阁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谕至，具如帝语一贯者。咸喜。翌日帝疾瘳，悔之。中使二十辈至阁中取前谕，言：“矿税不可罢，释囚、录直臣唯卿所裁。”一贯欲不予，中使辄搏颡，几流血，一贯惶遽缴入。……当帝欲追还成命，司礼太监田义力争，帝怒，欲手刃之；义言愈力，而中使已持一贯所缴前谕至。后义见一贯唾曰：“相公稍持之，矿税撤矣，何怯也？”自是大臣言官疏请者日相继，皆不复听。矿税之害，遂终神宗。
明朝之亡，亡于流寇、党祸，而此二事皆起于矿税。诚如田义所言，局面可以改观，以此推论，沈一贯岂非亡国之臣？
何以说矿税造成党祸？所谓党祸，即是正人君子集团的东林与阉党的势不两立。东林是江苏无锡一个书院的名称，而东林“党魁”则公认为顾宪成。
14、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
顾宪成官只做到“文选郎中”，确切地说，是“吏部文选司郎中”，这个职位相当于目前铨叙部管人事的一个司长，但权柄之大，连人事行政局长也不能比。“吏部文选司郎中”和“兵部职方司郎中”分别主管文武官员的任命调迁，如果想要红包，那是太方便了。严嵩当国，卖官鬻爵，必须经这两个郎中的手，所以特地设法安插了私人，号称“文管家”、“武管家”。
明朝的人事制度原来是相当完善的，循序渐进，不怕好人不能出头。中级以下的文武官员，由“文选”、“职方”两郎中递补；高级官员，包括宰相之任的大学士在内，由吏部主持“廷推”，依资历提出候补人选，朱笔钦点。万历二十二年，廷推阁臣，神宗先有一道上谕，说是“不拘资品”，于是吏部推了七个人，第一名是王家屏。而王原是大学士，因为争立储而为神宗所驱逐，所以神宗大为不悦，下旨诘责，说“宰相奉特简，不得擅专”。吏部尚书陈有年，也是个骨鲠之士，上疏力争，说吏部尚书和左都御史廷推阁臣自有例规，王家屏为宰相有名，既奉上谕“不拘资品”，所以推荐；如果宰相不廷推，将来会开一条捷径，方便了幸进之士。力争不允，陈有年摔纱帽，神宗便把他撵回家。
于是有好些人上疏救陈有年，顾宪成也是其中之一。神宗不纳，而且革了顾宪成的职。顾宪成回到无锡，以当地县官之助，修复了东林书院，在其中讲学。一时罢废为民的直臣，以东林为中心，讲学以外兼论朝政，形成了很有力的舆论。
李三才为了争废矿税不得，便想利用东林来鼓吹，刻意结交顾宪成。李是个所谓“豪杰之士”，行事与嘉靖年间防倭有名的浙江巡抚胡宗宪相差仿佛，清朝末年的张之洞也有些学他们的样，才气迫人，不受绳墨。李三才对于君子人用“欺其以方”的手段及权术来结纳，《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三才多取多与，收采物情，用财如流水。顾宪成之左右誉言日至，宪成信之，亦为游扬。三才尝宴宪成，止蔬三四色；厥明，盛陈百味，宪成讶而问之。三才曰：“此偶然耳，昨偶乏，即寥寥，今偶有，故罗列。”宪成以此不疑其绮靡。
15、周延儒拜相要听东林意旨
因此，李三才被劾，顾宪成为他致书宰相叶向高申救。李的被劾起于工部郎中邵辅忠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直”，有“贪、伪、险、横”四大罪；御史徐兆魁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于是一面李三才上疏自辩，也有人为他说话，一面是攻者不绝，而神宗一概不理，牵延数月，纠纷越闹越大。叶向高奏言：“三才已杜门待罪，宜速定去留。”神宗依然“不报”。此时顾宪成致书叶向高，称李三才廉直；在野名流致宰相的这一私函居然见于“邸报”，传播海内。此虽是异闻，而亦足见东林已隐操天下清议。
李三才的案子，最后的结果是：他自请罢官的奏疏“十五上，久不得命，遂自引去，帝亦不罪”，变成不了了之。但党争在这一案中已充分表面化，门户壁垒亦在这一案中充分形成。
顾宪成自谓：做京官志不在君父，做地方官志不在生民，“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这是他在东林于讲学以外，“讽讥朝政，裁量人物”的理论根据。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以天下为己任，他有权这样做，也应该这样做；衡之现代民主政治的法则，更非有此批评的自由不可。但如实际干与政治，就是件非常危险的事，顾宪成为李三才一案开了一个异常严重的恶例。今天我们论明朝党祸，以为东林亦不得辞祸国之咎，主要的原因就在此。
在顾宪成时代，徐兆魁攻东林有言：
浒墅有小河，东林专其税为书院费，关使（按：指浒墅税使）至，东林辄以书招之，即不赴，亦必厚馈。讲学所至，仆从如云，县令馆谷供亿，非二百金不办。会时，必谈时政，郡邑行事偶相左，必令改图。
徐兆魁的话，在当时认为“恣意诬诋”，而至末流，却成事实。东林最后的领袖为张溥，学者称“西铭先生”，力量足以产生宰相：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起，即是张溥的操纵。《明史》三百八《周延儒传》：张溥说延儒：“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其后诏起入京，“溥等以数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既入朝，悉反（温）体仁辈弊政”。于此可见东林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英国有“影子内阁”，张溥此时，可谓“影子宰相”。
16、福王一再延误就藩
李三才的免官在万历三十九年，其时矿税之弊已不可胜言。由宫中直接派出去的太监，搜刮之苛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只要某地有某物稍为著名，无不为追索的目标。地方官及言官不断有所呼吁，而神宗十有八九“不报”。据《明史纪事本末》，试摘数条如下：
万历三十年五月，礼部侍郎冯琦上言矿税之害：“滇以张安民故，火厂房矣；粤以李凤酿祸，欲刃其腹矣；陕以委官迫死县令，民汹汹不安矣；两淮以激变地方，劫毁官舍钱粮矣；辽左以余东翥故，碎尸抄家矣。土崩瓦解，乱在旦夕，皇上能无动心乎？”不报。
三十一年九月，云南税监杨荣责丽江土官木增退地听开采。巡按御史宋兴祖上言：“丽江古荒服也，木氏世知府，守石门以绝西域，守铁桥以断吐蕃，不宜自撤其藩，贻误封疆。”不报。
三十二年八月，武骧百户陈起凤请采大木，以觊利除名，尽逐其党。时大雨，都城坏，户部尚书赵世卿言：“苍生糜烂已极，天心示警可畏。矿税貂珰掘坟墓、奸子女。皇上尝曰：‘朕心仁爱，自有停止之日。’今将索元元于枯鱼之肆矣。”不报。
凡此“不报”，并不表示神宗不知其事，他内心自然亦有所省悟，但任何自省自振的念头，敌不过郑贵妃的要求。古来偏听之主，至神宗至矣尽矣；而明知不善，因循自误，至神宗亦至矣尽矣！
以矿税之名苛扰天下的太监，后面都有郑贵妃的支持。奇珍异宝，日有所奉，月有所进，为古今来几次大聚敛之一，而终于大半散去。民间的格言是：“积财以遗子孙，不如积德以遗子孙。”因为积财则一定产生不肖子孙，而在败家的过程中，常会招致奇祸。此道理在帝王家亦同样适用。
神宗的不肖子孙，第一个当然是福王，被祸亦最惨。福王的封地在洛阳，起造邸第，花了二十八万两银子，廷臣请王就藩，而神宗和郑贵妃一直把爱子留在身边不放。到了万历四十年，福王已二十七岁，宰相叶向高上疏力争，神宗答应第二年春天举行。到时候却又失信了。
17、郑贵妃为福王争田庄
万历四十一年正月，礼部奏请东宫开讲、福王就国，神宗不报。四月间兵部尚书王象乾复行奏请，神宗的答复是：“亲王之国，祖制在春，今逾期矣。其明年春举行。”这算是比较充分的理由，但也到了拖无可拖的地步。
于是福王提出要求，也是条件，请拨巨额庄田。明初亲王除岁禄外，偶尔也拨给土地，大多为属于国有，仅堪畜牧的草场牧地至多不及一千顷，而吏、户两部亦可斟酌实际情形表示异议。到了嘉靖四十年，世宗第四子景王载圳就藩湖北德安，屡请拨给庄田，部议照准，因而开了个恶例。及至神宗同母弟潞王翊镠，在卫辉亦常请拨庄田，并请发“盐引”，自西淮、河东运盐行销，无不如愿，福王即援以为例，要四万顷庄田。
景王、潞王当初的所求多遂，一方面固由于皇帝优容，另一方面也因为有官田可给。尤其是潞王就藩，正当张居正抄家之后，籍没田地，本是额外收入，户部不必为难，所以一请即准。但在福王提出要求的时候，情况已大不相同。宰相叶向高据理力争，说：“各直省田土，大郡方有四万亩，少者止一二万。祖宗以来，封国不少，使亲王各割一大郡，天下田土已尽，非但百姓无田，朝廷亦无田矣。”又说：“如田顷足而后行，则之国何日？圣谕明春举行，亦宁可必哉？福王奏称祖制，谓祖训有之乎？会典有之乎？略朝之功令有之乎？”又说：“自古开国承家，必循理安分为可久。郑庄爱太叔段，为请大邑；汉窦后爱梁孝王，封以大国，皆及身而败。”引用郑庄公、汉文帝时代的故事，其言警切，郑贵妃颇为不满。
据《表忠记》载，郑贵妃遣太监去看叶向高，说：“先生全力为东朝，愿分少许，惠顾福王。”叶向高正色答道：“此正是全力为王处。趁此宠眷时启行，资赠倍厚，宫中如山之积，唯意所欲；若时移势改，常额外丝毫难得。况积年语言可畏，王一之国，百口冰解，更得贤声。老臣为王，何所不至耶？”这是提出警告，要福王知趣，万一宫中“出大事”，皇太子即位，那时会发生怎么样的事就很难说了。
18、请淮盐一千三百引
太监回到宫里，据实回报郑贵妃。叶向高说的是老实话，郑贵妃深有所感，决定遣爱子就国，但仍旧提出很苛刻的条件：
第一，庄田四万顷减半，仍须两万顷，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的良田凑足。
第二，籍没张居正的财业，尚存官的拨归福府。
第三，从扬州到安徽太平，沿江各种杂税拨归福府。
第四，四川盐井的一部分收益划归福府。
第五，请淮盐一千三百引。
以上五项，尤以最后一项影响国计民生、及于边防军饷，后果异常严重。按：明朝的盐法是如此：沿海产盐人家称为“灶户”，政府自灶户收买的盐称为官盐。招商运销有特定的地界和数目，这类商人称为“引商”，运销的地界称为“引界”。“引”有好几种意思，可以解释为“运销官盐的许可证”，亦可以解释为“盐的重量计算单位”。
盐的收买方法是：各盐场定出每年生产的数目，由公家收买，称为“正盐”，支给工本。正盐每引四百斤，支给米一石。洪武十七年以后，改米给钞，两淮两浙每引两千五百文钱，其余各处两千。
官盐的运销，招商承办，以引为单位，每引纳米若干，收米入仓后，发给盐引，注明数量、取盐地点、运销区域。贩卖完毕，五日内应将盐引缴销，以防一引两用。
在正盐中又分“官盐”与“客盐”两种：运至官仓，以供政府正用的，称为官盐；由引商凭引支取，合法运销的，称为客盐。此外便都是私盐。客商贩盐，盐不离引；否则亦作私盐论，处罚甚重，贩卖者处绞刑，买私盐食用的，罪减一等，也要充军。
明初定制，以盐课收入充当边境军饷及水旱饥馑救灾之用；情况与需求常有变动，因而有“开中”及“计口配盐”两种方法。福王得淮盐一千三百引，以致边饷不足，就因为与“开中法”发生了严重抵触的缘故。他所得的盐引，自然照官盐算，每引四百斤，合计便有五十二万斤，而事实上远不止此数。
19、福王运淮盐与民争利
所谓“开中”，简单地说，只如《明史·食货志》上的一句话：“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边境军粮，如由内地运去，费用甚巨，现在叫贩盐的商人在边境粮仓缴粮，给予盐引，赴指定地区运销，则公私两便，所以说“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但至正德初年，盐法已大坏；此不在本文范围内，只谈福王开盐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