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万历末年有道士歌于市
《明史·五行志》，专记各种妖孽、怪异、灾祸，其中“诗妖”一类有这样的记载：
万历末年，有道士歌于市曰：“委鬼当头坐，茄花遍地生。”北人读客为楷、茄又转音。为魏忠贤、客氏之兆。
“委鬼”当头，“茄花”遍地，前后只有七年的工夫，而流毒遍天下。从来由正入邪之速、之怪、之荒唐，无有逾于此者。
这七年正确的纪时是：泰昌元年九月初至天启七年十二月底，也就是熹宗在位的七年。熹宗其人，孟心史先生曾慨乎其言：“明之气运将尽，产此至愚极不肖之子孙。”诚然，熹宗至愚、极不肖，但平心而论，这不是熹宗本人的过失。“权力导致腐化，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以此法则推论，明太祖有这样一个至愚、极不肖的子孙，他本人首先应该负责。中国的政治制度，一向君权与相权对立，互为制衡，洪武十三年罢相，戒后世不得复设相位，从此君权成为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绝对权力，就传统文化的立场来批判，这是违反孔孟学说的“不道”的行为。秦始皇尚知尊重“廷议”，而明太祖大权独揽，其专制为历代所无。在此绝对的权力之下，发生偏差，很难纠正。明朝宫闱的腐化就是如此，早有迹象而苦于无所措手，难以着手。熹宗以前几代，就是这样一个腐化的环境，所以从他一生下地，所接触到的气味，无不是中人欲呕，但习焉不察，如圊厕之蛆，根本不知此外还有天地，则孟先生责以至愚、极不肖，似乎成了苛论。
就现有的史料来看，熹宗的资质并不坏，如果在现代，他很可能成为一个科学家，至少也可以造就为一名出色的工程师。同时他的秉性并不暴虐，比起东昏侯等人来，是好得太多了。他的至愚、极不肖，是因为从没有受过教育，不仅没有受过皇子教育，甚至也没有家庭教育，从小耳濡目染的是一切阴鄙秽恶的反教育；如是则非至愚、非极不肖不可得。
明朝宫闱的腐化，在正德以后就很严重了。我要先录一段野史，证明明朝的太监在生理上与以前各朝的太监不同。
2、魏忠贤与魏朝争客氏
《甲申朝事小记》有一条：
阉人割势，以便宫中役使，古今用之。岂有势既割去，尚能淫乱者乎？嘉靖中，宦者刘荣与宫人乱，事闻，黜役遣使。天启间，宦者赵进教、徐应元、魏忠贤三人，相为嫖友。又魏忠贤与宦者魏朝，共私客氏。《世法录》载：石允官河南佥事，民女被阉宦逼淫而死，问抵刑。合数事观之，宦者奸淫不虚矣。《通鉴世法》系儒生作，或不及详；《酌中志》乃宦者作，亦言及此，要不妄言也。
按：《酌中志》专记明朝禁宫的规制轶闻，是一个名叫刘若愚的太监所作。明末太监的“净身”确有问题，而问题之发生，在于太监太多，《甲申朝事小记》又一条：
净身男子，大约闽人居多，崇祯十七年中选三次，增万人，每岁月米增七万二千石，靴料增五万。其未选中者，散于皇城外有堂子之佛寺，俗称“无名白内官”。
此条亦可信。清圣祖曾听前明太监谈当时宫闱，说太监太多，散居各处，给饭不能遍及，致有活活饿死的；此见于《圣祖实录》，必不妄言。宫中太监以万数，自难保有不“净”的人混入，而且也不是绝无仅有之事，然则明朝中叶以后，宫闱的秽乱，可想而知。
客氏本为魏朝的禁脔，所以魏忠贤——本名李进忠，以后复姓为魏，更后赐名忠贤；移宫一案中首恶的李进忠，就此湮没逃避，为行文便利计，从此处起，称他为魏忠贤——勾搭客氏是瞒着魏朝的。及至魏忠贤得势，不必再畏魏朝，因而公开了这一段秘密关系，魏朝无可奈何，不能不承认魏忠贤亦有此“对食”的权利。
这一畸形的三角关系当然摆不平，争风的结果，魏朝落了下风。此事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王安对于魏朝与魏忠贤争客氏颇为不满，勒令魏朝退让。此虽见于正史，而实可怀疑，因为此一争也，明明是魏忠贤对魏朝无情无义，以王安的为人来说，似乎不会这样不明事理去袒护魏忠贤。比较之下，倒是第二种看来荒谬离奇的说法比较可信。
3、客魏阴谋得遂
另一个说法，见于《明史纪事本末·魏忠贤乱政》篇：
上（熹宗）即位数月，一夕，忠贤与朝争拥客氏于乾清宫晓阁，醉詈而嚣，声达御前。时上已寝，漏将丙夜，俱跪御榻前听上会。客氏久厌朝狷薄而喜忠贤憨猛，上逆加之，乃退朝而与忠贤。
这好像十分荒唐，而荒唐犹不止此。
明朝有两个皇帝有着极不正常的男女关系，一个是宪宗，《明史·后妃传》：
恭肃贵妃万氏，诸城人，四岁选入掖庭，为孙太后宫女，及长侍宪宗于东宫。宪宗年十六即位，妃已三十有五，机警善迎帝意，遂谗废皇后吴氏，六宫希得进御。帝每游幸，妃戎服前驱。成化二年正月，生产第一子，帝大喜，遣中使于诸山川，遂封贵妃。皇子未期薨，妃亦自是不复娠矣。
按：孙太后为宣宗皇后，是宪宗的祖母。“土木之变”，英宗兵败为也先扣留时，孙太后命立皇长子为太子，时年两岁。国本所寄，要防辅政的郕王加害，孙太后当然要加意护持。因此我们可以想像得到，万贵妃必是此时奉孙太后之命，照料东宫；这也就是说，万贵妃原是宪宗保姆。
这个保姆何时与宪宗发生了肉体关系，“宫闱事秘，莫之能闻”，所可断言的，她是宪宗初恋的情人，或者反过来说，宪宗是她初恋的情人，年龄相差十九岁，自是畸恋。宪宗一生受万贵妃挟制，几乎不能保其子；但在她成化二十二年“暴疾薨”后，宪宗为之辍朝七日，则恋情至死不减，可以想见。
熹宗的情形跟宪宗相仿，所不同者，宪宗与万贵妃的畸恋出于哪一方的主动，难以究诘；而熹宗与客氏的不正常关系，必是客氏的勾引，而又多半出于魏忠贤的阴谋。《甲申朝事小记》载：
道路传谓：上甫出幼，客先邀上隆宠矣。
所谓“出幼”者，意指贾宝玉与袭人“初试”之事。于此可见，在此以前，十六岁的熹宗或者只知饮食，不知男女，而开以此种知识的，就是客氏，时间当在熹宗登极入居乾清宫的几天以后，至迟不会超过半个月，因为半个月以后客氏即邀“隆宠”，是为客、魏阴谋得遂的明显迹象。
4、客氏住咸安宫仪制甚隆
《明史·熹宗本纪》记他在九月初六庚辰即位后，除了下诏改元大赦的例行公事以外，大书国政的第一件是：“辛卯逮辽东总兵官李如柏。”李如柏为李成梁次子，李氏父子自隆庆、万历年间起就是备边防满洲的大将，李如柏被逮，恰是显示了外患已深，他的兵败是在前一年，经略杨镐督师八万八千，号称二十万，分四路进攻，李如柏督兵鸦鹘关，张皇失措，而致大败。《明史本传》：
始成梁、如松为将，厚畜健儿，所向克捷。至是，父兄故部曲已无复存，而如柏暨诸弟放情酒色，亦无复少年英锐。特以李氏世将，起自废籍中，顾如柏心中情怯，唯左次避敌而已……杨镐四路出师，令如柏以一军出鸦鹘关，甫抵虎拦路，镐闻如松、马林两军已覆，急檄如柏还。大清哨兵二十人见之，登山鸣螺，作大军追击状，如柏军大惊，奔走相蹴，死者千余人。
为此，御史交章弹劾，此时逮捕到京。败得如此可耻可痛，如果是一个有知识的十六岁少年，亦当引以为深恨；但这件可以申明纪律的好事之下，立刻便是：“甲午荫太监魏进忠兄锦衣卫千户，封乳保客氏为奉圣夫人。”甲午为九月二十一，恰好是在熹宗登极半个月以后。至于他的嫡母和生母的尊谥“孝元贞皇后”和“孝和皇太后”，则是在两个月以后的事。
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后，住在咸安宫。这个宫在武英殿之西、西华门之东，清朝作为教习八旗大臣子弟的官学。取其出入方便，客氏舍弃大内许多好地方不住，愿意住到这个地方来，也就是为了出入方便，便于交通各方。
那时，客氏“自居于皇上八母之一”。按：光宗皇后郭氏、熹宗生母王才人，还有个刘淑女，以后也封为太后，就是思宗的生母，这是熹宗的已去世的“三母”；在世的有西李、东李，还有个赵选侍，也是“三母”；此外更有个“旧贵人”，当然也算“一母”，加起来共是“七母”，凑上乳母客氏，共是“八母”。
客氏住在咸安宫，每日清晨进乾清宫，仪从极其煊赫，“八母”死的死，在世的都不及此一母，亦为亘古未有之奇。
5、王安多病不能常见熹宗
客氏被奉为奉圣夫人，外朝大臣以及宫中的王安都未表示反对，这是因为：第一，熹宗的祖父神宗冲龄即位，封乳保为“戴圣夫人”，有先例可援；第二，熹宗生母去世，受托抚育的李选侍移宫，正需有个乳母在乾清宫照料起居，则封以尊号，酬谢她“奉圣”之劳，亦为人情之常。只是没有人能想到，客氏是这样子近乎乱伦地“照料”起居。当然，乾清宫已在魏忠贤一手控制之下，在最初那一段时期中，他一定会很严密地封锁消息，不要说是外廷，就是在内廷的王安，亦未见得知道有此丑闻。
王安对光宗、熹宗父子的保护之功，熹宗是知道的，所以很听他的话——熹宗这一点与他因生母受凌虐而痛恨西李，都是他本性不昧的一点灵光，亦可见他的资质并非“至愚、极不肖”。都因未得到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以致蔽塞聪明，做出蠢如鹿豕的事来。而王安对熹宗有这样“言无不纳”的影响力，竟未能发挥，真是只好归之于气数了。
《明史·王安传》说他“为人刚直而疏，又善病，不能数见帝”，此是王安不能发挥其影响力的原因。多病犹可，“疏”则必不可。从来君子与小人之争，君子理直气壮，初起必占上风，周旋到后，往往失败，症结就在小人密而君子疏。太监的本性则是密而又密，因为太监以生理的缺陷造成心理的自卑，几无不多疑，君子认为理所当然、无须考虑的事，太监会反复思考，推究至微，找出许多可利用的空隙漏洞来，特别在遇到切身利害关系时更是如此。我再举个现成的例子：杨涟为移宫一案，六天工夫，须发尽白，就因为以密对密，思虑太苦，如果稍微放松一步、忽略一刻，必不能成功。
因为王安不能“数见帝”，于是魏忠贤方得进用，王安对魏忠贤是很不坏的，此亦由于赋性疏略，所以知人不明。照史书上看，魏忠贤其人，恰如“捉放曹”中曹操的道白：“外貌忠厚，内藏奸诈”。他生得一副傻小子似的“憨”相，这种外形最易博得人的好感和信任，而且明朝的太监有“内书堂”可以读书，魏忠贤却是不识字的，越使人疏于防范。
6、内外交谏请逐客魏
魏忠贤得势后，第一件事就是剪除情敌。由于客氏的好恶、熹宗的无知，魏朝垮了下来，于是魏忠贤假传圣旨，把魏朝发往凤阳看守皇陵，魏朝一到那里就被勒毙了，自然是魏忠贤的指使。
第二个目标是王安。王安之死为客氏主谋，魏忠贤听了枕上之言，一手安排。这要从天启元年正月说起。
那时有一道诏令，说客氏保护有功，给土田二十顷为“护坟香火资”；魏忠贤侍卫有功，“待陵工告竣，并行叙录”。所谓“陵工”，是指光宗庆陵。陵工告竣，出力人员照例叙功，魏忠贤与陵工无关，并未出力，自然无功可叙，而居然有此一诏，很明显地，是魏忠贤为自己的升迁做准备。其时王安未死，魏忠贤的羽毛尚未丰满，所以不得不制造一个理由，到后来则杀人抄家“莫须有”罪名，加官晋爵更是予取予求，“莫须有”何功绩。
这时有个御史，苏州人王心一，上疏抗议，此为抨击客魏首先发难之举，他说：
陛下眷念二人，加给土田，明示优录，恐东征将士，闻而解体。况梓宫未殡，先念保姆之香火；陵工未成，强入阉侍之勤劳，于理为不顺，于情为失宜。
这几句话说得很平实，无可驳斥，因而此疏留中不报。但自此开始，客魏的动态益为人侧目。王安当然也发觉了，正好大婚期近，御史方震孺、刘兰、毕佐周等人纷纷上疏，请逐客氏；王安亦在此时劝熹宗惩处魏忠贤。熹宗不舍客氏，说皇后年轻，需要客氏保护，等大葬礼成后，遣之出宫；至于魏忠贤，则发交王安鞫问。而这些处置，出于客氏的进言，亦是可想而知的事。
如果王安这时候杀了魏忠贤，则客氏孤立，群阉丧胆，明朝的历史又是一个写法。不幸的是，王安又一次姑息了魏忠贤，训斥一顿，令其自新了事。正人君子当以权力伸直道时，以一念之私而有不忍之心，此最不可恕。所以严格地说，王安误己而又误国，不是什么可令人佩服的人。
7、王安具疏辞掌司礼监
到了四月里，熹宗大婚，册后张氏是河南祥符人、秀才的女儿，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人，品格、才具、容貌皆属第一流，在清初犹有人称之为“圣后”。明朝能多延十七年天下，此“圣后”之功不可没。可惜，她生不逢辰，所匹非偶。将来我当以专篇细谈其人。
天启元年五月，也就是大婚的第二个月，熹宗叫王安当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个职位之重要，无与伦比。我们知道，明朝有个皇帝私人的特务组织，名为“东厂”，权力驾乎一切司法组织而上。看过胡金铨导演的《龙门客栈》的，都知道“档头”的威风，其实档头还是小角色，而且也不是太监，是由掌管宫城警卫、銮仪的锦衣卫中挑“轻黜狷巧者拨充”，专管外勤办案。东厂最有权威的是提督东厂太监，属下有掌刑千户、理刑百户，亦都由锦衣卫调充。提督东厂太监为他的属下称作“督主”，而此“督主”要受“宗主”的管制，所谓“宗主”就是司礼监所属对其掌印太监的尊称。
《明史》称王安对此任命“以故事辞”，此“故事”为何，颇费索解，要细加考查才能明白。“以故事辞”者并非真辞，是照例有此一个过程，意在表示责任太重，恐惧不胜，先辞一辞，等皇帝再次慰勉，始奉诏就职。
这就是王安的疏略了，他应该想到客、魏环伺，机会难得，应免了那一套虚伪的手续，当仁不让；或者要奉行故事假客气一番，不妨当面辞一辞，算是应了景。王安不此图，而真个具疏辞谢，于是客氏劝熹宗准王安辞而不就，熹宗可能不明“故事”，也可能真的出于体恤，居然听了客氏的话。
何以谓之“体恤”？这是我设想的情况，但必在情理之中，因为熹宗既要用王安掌司礼监，则信任如故，客氏在此时不能、也不敢在熹宗面前进谗，她一定这样说：“王安体弱多病，在‘外邸’休养，皇上体恤老人，似不必责以烦剧，等他病好了再说吧。”这番话十分动听，熹宗是绝不会疑心她别有用意的。
如果王安就了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个职位，天启以后的局面，将会大不相同。
8、客魏密谋杀王安
如果说王安不是那样迂缓疏略，能够知机达变，毅然受命掌司礼监，那么，内有才德俱备的张皇后，外有刘一燝、韩、何宗彦、朱国祚、孙如游，以及复召而将到京的叶向高等等正人君子为辅臣，而以王安绾合其间，内外相维，则虽有客、魏，不成大患。
那时的魏忠贤，在宦官的职位中，不过是一个“惜薪司”的掌印太监，王安如果掌司礼监，权力足以充分控制其人。按：明朝宦官编制甚大，最早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号称“二十四衙门”，永乐年间恢复东厂，成化年间又设西厂，其后罢革，而东厂终明之世存在，与司礼监为宦官中最大的两个衙门。《明史·百官志》“宦官”类：
凡内官司礼监掌印，权如外廷元辅；掌东厂，权如总宪。
“总宪”就是“都御史”，为监察首长。又《明史》宦官《王体乾传》：
故事，司礼掌印者位东厂上，体乾避忠贤，独处其下，故忠贤一无所忌。
是故王安错失司礼掌印这个职务所造成的祸患，可分两方面来看：第一，内外相维的局势，以司礼掌印为枢纽，这个关键位置由客、魏所掌握，始得“挟天子以令诸侯”，黜正进邪，大坏朝政；第二，司礼必处东厂以上才可以制止刑罚的滥施、特务的横行，而因王安之失，以致制度改变，提督东厂太监不复能制，是则后此数年魏忠贤得能作威作福，流毒四海，推原论始，王安不得辞其咎。此非我持论特苛，不过要表明政治上的正人君子不易为，必须有当仁不让的勇气；高蹈归隐，洁身自保，并不是美德。
政治无情，应得势而不得势，就是失势。于是客氏与魏忠贤枕边密谋，要杀王安。魏忠贤受王安深恩，此时天良尚未尽泯，所以有“犹豫不忍”之意，只为客氏的几句话，把他最后的那一丝天良也淹没了。
客氏是这样说的：“你我今天的势力，难道还比得过当时的西李？你是不是要留个祸根在那里？”
西李势焰熏天，六天工夫被打入“养老院”，虽出于杨涟的旋乾转坤，但如无王安，事不能成，因此，魏忠贤被说动了。
9、魏忠贤教唆霍维华劾王安
在这时，有个管御膳房的太监叫王体乾，得到消息，认为机会不可错过，于是向客、魏钻营，想当司礼监掌印，结果做成了一笔交易，由客氏向熹宗力保，让王体乾补王安所辞的职位，而王体乾则配合客、魏的行动，杀王安以为报答。
杀王安的第一步，是告他一状。这个“告状”的人名叫霍维华，以进士出宰金坛，“征授”为兵科给事中。按：知县与科道品级相仿，而权势大不相同，所以必须知县当得好，才能内调为科道，这有个专门术语，称为“行取”，往往须由大臣保荐，特旨征授。于此可知，霍维华在金坛的政声应当是不坏的；不过，我手边虽无金坛县志，料想霍维华绝不会列入“名宦”，因为他是天启年间最早的“阉党”之一。
霍维华成为阉党，其来有自：第一，他籍隶东光，东光与肃宁都属于河间府，所以与魏忠贤早就认为同乡，且是至好；第二，霍维华的小舅子名叫陆荩臣，是个太监。通过这样的关系，霍维华便奏劾王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有人肯出面奏劾，魏忠贤便好在里面动手脚了。
在王安这个事件上，就可以看出司礼监掌印这个职位是如何重要。奏劾王安的折子如果能直达御前，则熹宗虽愚，必不准此奏；事实上此折子是到了司礼监王体乾手里，糊里糊涂便发了一道旨意，以王安“降充为南海子净军”——这是“矫旨”，但出自司礼监，无法究诘真伪。
南海子就是北平永定门外的南苑，周围一万八千六百余丈，当时是蓄养禽兽、种植蔬果之所，降到那里，也就等于充军。所谓“净军”，是太监中最低的等级，顾名思义可知只做些打扫的工作。
南海子亦归太监管理，魏忠贤派了王安的一个对头、名叫刘朝的“提督南海子”。这是借刀杀人的手法，在宋朝最通行，某官降谪某地，名为“安置”，其实是交县官看管；如果这个县官与被看管的人有仇，当然要想出各种花样来虐待，以至于死。明朝的太监学到了诀窍，常用这个杀人不见血的办法对付他们的同事，除了南海子以外，可以降充到凤阳的皇陵、南京的孝陵以及天寿山各陵为净军，天高皇帝远，死了不过照例报个“病故”而已。
10、王安被降罚做苦工
刘朝本来也是西李的心腹，西李移宫，境况甚惨，太监看她失势，将首饰衣服偷窃一空，西李自己抱着襁褓中的小女儿，即所谓“皇八妹”，自乾清宫走赴仁寿殿。在移宫一案纷扰未定时，刘朝等人以在乾清宫盗库事发下狱，那时能救他的只有一个王安，而王安公事公办，未加理会。至是，刘朝以魏忠贤的关系被赦出狱，调充提督南海子，以怨报直，为魏忠贤做了刽子手。
王安降充南海子净军，当然要罚做苦工。王安一到，刘朝就绝他的饮食，《明史本传》：
（刘朝）绝安食，安取篱落中芦菔啖之，三日犹不死，乃扑杀之。
“扑杀”者，用麻袋盛以泥土，压住身子，使其窒息气绝，是狱卒秘密处死犯人的一种很古老的方法。
王安一死，魏忠贤在宫里便肆无忌惮了，不久便自惜薪司掌印调充司礼监秉笔太监，并提督东厂。司礼监掌印自甘屈居其下，于是原来“宗主”的地位高于“督主”，此时变成“督主”高于“宗主”了。
照规矩，司礼秉笔太监非识字不可，而魏忠贤一字不识，因此，除了王体乾以外，另外起用一个犯了罪的太监叫李永贞，他是通州人，万历中因案下狱，被囚禁了十八年，光宗嗣立，才得释放。魏忠贤得势后，引用他的党羽诸栋等人为秉笔太监，而李永贞是诸栋的“幕客”，却与魏忠贤的另一名心腹刘荣为“死友”。诸栋一死，李永贞以刘荣的推荐，得以跟魏忠贤直接搭上关系，一月五迁，“由文书房升秉笔太监”。按：明朝宫中的文书房即等于清朝的养心殿，为皇帝日常披阅章奏、处理政务之处，值文书房的太监，相当于清朝“内奏事处”的职司，宣达诏谕，固可得闻机密，但究竟只是供奔走的差使，一当上了秉笔太监，好比随从副官升为机要秘书，地位权力自然大不相同。
那时魏忠贤集团的核心分子在宫内大概有四个人：王体乾、李永贞、涂文辅、石元雅，外廷章奏一到，这四个人先商量办法，然后由魏忠贤裁决。这四个人同恶相济，摧残正人君子的原则是一致的，但哪些人该杀、该贬，各人有各人的“秘本”，这个秘本由外廷的阉党所提供。
11、客氏出宫熹宗思念
当时朝有正臣，对魏忠贤的势力逐渐膨胀多感不安，但用人之权在皇帝手里，熹宗唯妇人之言是听，所以驱逐客氏为去邪的第一要着。在皇帝大婚前，言官请逐客氏，熹宗答应在光宗下葬后办理，原是客氏与魏忠贤的缓兵之计；到了九月，光宗庆陵告成，奉安事毕，大学士刘一燝奏申前请，熹宗迫不得已，只好让客氏出宫回家。按：在明朝，北平城内地名分为坊、铺、胡同与街，据《酌中志》，客氏家住正义街，不知在哪一坊，相传北平西城的丰盛胡同原名奉圣胡同，即以客氏而得名。
客氏一出宫，据《明史》记载：熹宗“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遂宣谕复入”。此事与唐明皇生杨贵妃的气，把她遣回娘家，结果食咽不下，非召杨贵妃入侍不可，其事如出一辙。星相书上有“墓库运”之说，杭州人称惑于女色而荒废正业者为“墓库”，晚年的唐明皇是“老墓库”，而熹宗是“小墓库”；老墓库不过失去皇位，小墓库则失掉皇朝——明朝最后一个可望延长国祚的机会，就在小墓库这一把眼泪鼻涕中断送掉了。
这话怎么说呢？因为熹宗如无客氏，脑筋还是相当清楚的。举个例说，他对刘一燝他们这班正色立朝的辅臣是相当敬重的，如无客氏的蛊惑，魏忠贤心存忌惮，还不敢过分胡作非为。而在外廷的正人君子要取得熹宗的信任，必先逐去客氏，把魏忠贤孤立起来，然后才可以裁抑他的势力。于今所谋落空，要制服魏忠贤就很难了。
客氏的出而复入，比一直不曾出宫还要坏。因为一直不出宫，究不知“圣意”如何，也许天威不测，有一天会生剧变，则客、魏不得不有所顾忌，不得不加收敛；但经过这一次的测验，熹宗的感情状态固已深切明了，而外廷群臣的正论毕竟不能对抗皇帝的权力，这一点亦已彰明较著，如是客、魏及其党羽便得到了一个有力的启示，也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只要维系住熹宗的感情，什么事都可做，不必怕！
当然，有人对此事要说话，第一个是给事中侯震旸，他说：“徘徊眷注，稍迟出入，犹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言也。幺麽里妇，何堪数昵至尊？”
12、熹宗性好为匠每自造屋
此外言官上疏论此事的，熹宗无不大怒，要加以严谴，大学士刘一燝亦为此不断力争，但所争的是为言官免罪或减罪，这一来，奏谏之词可行不可行，自然就不必谈了。
熹宗处理政务，大致也就是在这些地方表现了一点“天威”，此外则辽东丢完了他亦不问。他在做些什么呢？正史有解答，但不如《甲申朝事小记》来得详细：
熹宗性好为匠，在宫中每自造房，手操斧锯凿削，引绳度木，运斤成风，施设既竟，即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性又急躁，有所起，朝起夕即期成；成而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改毁，唯快一时之意。当其执器奏能，解衣盘礴，非素喜侍臣不得窥视。或有紧要本章，奏事者在侧，一边经营鄙事，一边倾耳且听之，毕即吩咐曰：“汝们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每营造得意，即膳饮亦忘，寒暑罔觉，其专意如此。
这段叙述相当生动，熹宗喜欢造房子，也喜欢拆房子，“不惜改毁”一语，纯为实录，我从史料中找到一些记载，可为佐证：
《明宫史》：乾祐阁，天启二年拆毁平之。
《图书集成·职方典》：天启二年建嘉乐殿。
《明宫史》：天启五年就乾祐阁为嘉乐殿。
排比上述三条史料，可知乾祐阁之殿，没有什么必要的原因，只是为拆而拆，而那座嘉乐殿，显然地，设计、监工、工头、工匠都是熹宗一身所兼。只是不知道它建了三年之久，还是建而又拆、拆而又建？
对于“熹宗性好为匠”，史书中都颇致不满；拿现代的观点来看，则将予以不同的评价。因为“经营鄙事”而将“紧要本章”委诸阉人，看起来是不肖，但试问，谁又教过他如何做皇帝？熹宗自己是看不懂“本章”的，都靠司礼监念给他听，听得懂听不懂又是一个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何能责他以朝乾夕惕、孜孜于章奏之中？照我看，他的“经营鄙事”，不失“博弈犹贤”之意，比武宗的荒嬉无度还好得太多。至于“性好为匠”，仔细分析起来，不但不应责备，而且应该同情他、可惜他。
13、木匠做了皇帝令人滑稽
因为熹宗在万历末年虽贵为皇长孙，却与贫家子弟失学无异。据当时朝臣的奏疏，得知熹宗九岁“尚未出就外传”，而光宗在东宫时，暗弱昏庸，自己都有朝不保夕之忧，寄情酒色以自晦，哪里顾得到长子的教育？而熹宗所亲近的魏忠贤，又是个不识字的，所以可以断言，熹宗幼时的光阴必是等闲抛却。
一个孩子总要有玩的地方，在哪里玩呢？在修建房屋的工地。宫中的营造，见于记载的，多为大工。万历年间，三大殿以及乾清、坤宁、慈宁三宫都曾被祝融之灾而重建，此外兴建较小的宫殿，以及修缮工程，终年不断。熹宗不上书房，四处游荡，耳濡目染，学得了一手木匠的好手艺。做皇长孙的时候，因为西李得宠，他是个“小可怜”，自然不可能给他一座不相干的宫殿拆了重造，一登九五，富有四海，始得大显身手。看他孜孜不倦，“膳饮亦忘”，可见其创造欲的旺盛；同时在他来说，亦是“学以致用”，只是学成木匠，做了皇帝，不免令人觉得滑稽而已。
至于客、魏之辈，为了要窃弄大权，有意转移熹宗的兴趣于营造，格外推波助澜，那亦是可想而知的事。
其时东林的势力极盛，但看法太主观，做法太激切，造成了一种不利的情势，就是本来并不坏、或者可善可恶的人，也被挤到了魏忠贤那一面。门户之见的造成，本诸春秋责备贤者之意，我们不能不批评东林。
赵翼《廿二史札记》论明朝“言路习气”：
万历末年，帝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以自标异，于是部党角立，另成一门户攻击之局，此言路之又一变也。高攀龙、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士大夫多附之，既而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共指为邪党。
追论“三案”是礼部尚书孙慎行挑起来的，目的在攻方从哲。方从哲固然不是辅臣之器，但亦不是巨奸大恶，而孙慎行天启元年四月还朝一疏，说方从哲的祸国之罪“不能悉数”，“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把光宗之死归罪于方从哲为元凶，这实在太过分了。
14、沈入阁与阉人勾结
孙慎行讨方从哲的奏疏一上，奉旨会议具奏，这原是一个正常的处置办法，谁知所得到的是聚讼纷纭、动荡不安的反效果。东林中激烈的一派，如魏大中等人，申援孙慎行之说；另外方从哲因为久居京师，独相多年，潜势力很雄厚，两派互攻，恰好给了魏忠贤从中取利的机会。因此，对实际政治有了解的人，对明末大局都有言官误国的感想，而推原论始，孙慎行不可恕也！
当“旧辅”方从哲的罪名未定之时，另一个新入阁的辅臣在暗中已为阉人所勾结，这个人就是沈。他早年当过南京礼部尚书；提起此人，熟悉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历史者，对他不会陌生。
在孙慎行的想法，今日之事大坏，坏在万历末年，而自万历四十二年叶向高辞官回里开始，方从哲几乎独相六年之久，因此内而三案、外而辽东的失地丧师，方从哲都应该负责。就史笔论是非，方从哲固难逃误国之罪，但就当时实际情形而言，孙慎行的放马后炮不但无益，而且亦有丧忠厚。因为误国为神宗自误，天下有亡国之君始有亡国之臣，神宗让方从哲独相，就是因为他能听话的缘故。其时神宗躲在深宫，沉涸烟霞，不但朝政不理，连家事都懒得过问，如皇五子常浩二十五岁尚未选婚，皇六子常润、皇七子常瀛亦都二十未婚，这可以说是宫闱中从未有过的不正常现象。然则试问：即令有安邦定国之才的臣子，又何可有所作为？至于说方从哲无能作为而贪位不去为无耻，这话也只可责君子，不必责小人，小人原只以禄位为重，谈不到什么责任感。
孙慎行尤其错误的一点是，方从哲事实上在上年年底已经被攻去位。老实说，在明朝中叶以后，像方从哲这样能在正论谴责之下引退，犹不失羞耻之心。同时那时候也不是是非分明的时代，有这样一个结果，得来非易，应该加以珍视护视，不可以把顺风旗扯得太足，激出不必要的纷争——好比久病虚弱的人那样，当有起色之时，需要培元固本，投以清和的滋补之剂；而孙慎行为逞其快意，加用一副全无必要的狼虎药，以致弱者愈弱，引起别样外感，终于搞成虚不受补的棘手局势。
15、熹宗在大内“开内操”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沈在署南京礼部尚书任内，得到方从哲的支持，尽逐天主教士，天主教视作“教难”。沈与方从哲都是湖州人，一隶德清，一隶乌程，自少交好，所以在万历末年会推辅臣时，孔老夫子岳家的后裔当时召谏齐、楚、浙三党中齐党的首脑亓诗教，希附他老师方从哲的旨意，提名沈，神宗已内定召用，朝旨未发而崩。光宗即位，大量补用辅臣，沈为其中之一，于天启元年夏天入京。
沈与当时的大珰有师生的关系——明朝宫内设“内书堂”教太监读书，史玄《旧京遗事》记：
内书堂，宣德中创建，以教内臣读书，选年十岁上下者充补。始自大学士陈山为之师，今以翰林词臣教习……每学生一名，各具白蜡、手帕、龙挂香以为束之敬。所读之书，故事给《百家姓》《千字文》及《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写字给刷印《千家诗》《神童诗》影本。盖略取识字，不甚于悖高皇之制，垂世守焉。
又《明史·沈传》：
故事，词臣教习内书堂，所教内竖执弟子礼。李进忠、刘朝皆弟子。李进忠者，魏忠贤始名也。
按：魏忠贤为沈弟子之说，似乎不实，因为魏忠贤不识字，且内书堂选十岁左右的小太监入学，而魏忠贤进宫是在成年以后。不过沈既在内书堂教过书，则与太监有特殊渊源，转相牵引，固不必一定要教过魏忠贤的书亦可与魏接纳。
其时清太祖努尔哈赤已收服扈伦四部，取沈阳、辽阳，攻西平堡，广宁巡抚王化贞大败而逃，经略熊廷弼退入关内，京师戒严。魏忠贤借此为名，仿照武宗异想天开的“内教场”的办法，请熹宗在大内“选武阉、练火器”，开“内操”，沈从中附和，以为结纳。
明武宗即民间所称的“正德皇帝”，他有四分之一的瑶人血统，生性好武，是个有名的顽童，所以虽设“内教场”，自己还能统驭。熹宗则不懂兵事，魏忠贤、刘朝等人“开内操”，加以锦衣卫及东厂也控制在他们手里，如是一旦要造起反来，扑灭相当麻烦，因而正人君子斥附和其事的沈为“肘腋之贼”，群起而攻。
16、刘一坚卧不起
户部尚书王纪则更指沈为北宋的奸臣蔡京。平心而论，沈没有蔡京那么奸，也没有蔡京的“本事”；但自沈入阁，为魏忠贤的势力渗入内阁之始，这一层关系甚大，因此论史者不能为沈恕。
天启元年六月，复起的叶向高入京为内阁首辅，当时的阁臣共六位，叶向高、刘一燝、韩、何宗彦、朱国祚、孙如游，清一色的正人君子，且除朱国祚以外，都有很出色的政绩，如果能够保持这个局面，足以匡君之失；抑制魏忠贤的扩张。但自沈于天启元年七月间入相，内阁内部从此多事，不久，刘一燝被攻，退出内阁。
当时言官交劾沈，沈疑心幕后是刘一燝的指使，其实正好相反，刘一燝一向不买言官的账，言路对他颇有怨言。但小人之心，猜疑必多，于是嗾使他所厚相结纳的给事中孙杰上疏力攻刘一燝。熹宗知道自己的皇位是怎么来的，对刘一燝素具好感，当然加以慰留。
这时就有件莫名其妙的事情来了，一向持正论的侯震旸忽然亦疏劾刘一燝，讥刺他结纳王安。任何一个正色立朝的大臣，最讨厌的就是说他不以正道进身，刘一燝把这一点看得很认真，连上四道奏章辩白，并且请求解职。魏忠贤从中顺水推舟，传旨准他致仕回乡。首辅叶向高说他“有翼卫功，不可去”，熹宗复加慰留，而刘一燝“坚卧不起”；天启二年正月，又上十二道奏章求去，坚决如此，只好让他用公家的交通工具回南昌。
刘一燝之所以非摔纱帽不可，实在是伤透了心，第一是为侯震旸所攻，不容于小人犹可说，君子亦不容，这份委曲何可言宣？第二是为吏部尚书张鹤鸣所排挤，而张鹤鸣受过刘一燝的提携，恩将仇报，自然亦让他寒心。宦途险巇，万念俱灰，唯有退隐田园，不问世事，这原是君子自处之道；但在君子与小人争得正紧张时，这方面从前线撤退了一员大将，局势自然大受影响。张鹤鸣平苗有功，而出任“本兵”，措施乖张，显得他并非大器，固无足论；独怪侯震旸无缘无故助纣为虐，不管他是别有用心也好，一时负气也好，像这样亲痛仇快的举动，实在令人痛恨！所以为言官者，不论他如何清操绝俗、侃侃能言，倘不能事事以大局为重，逞其私忿，操切行事，必误家国。
17、沈只好辞官归里
沈的行为，在大臣之中惹起了极大的反感。方从哲不过庸暗不知大体，屈服于来自宫内的压力之下，到底也还不敢彰明较著地阻挠大计、勾结内监，此所以移宫一案，正人君子得以放手做去，但就这样，已为言官攻击得体无完肤。然则相形之下，沈的甘为巨珰鹰犬，并且还有交通外戚驸马都尉王昺的情事，而所倡议者则又为足以引起大祸的“开内操”，凡此毫无心肝的恶行，自比方从哲更不可恕。
因此，刑部尚书借阉党徐大化弹劾给事中周朝端、惠世扬一事发牢骚说：
大化诚为朝廷击贼，则大臣中有交结权珰、诛锄正士如宋蔡京者，何不登弹文而与正人日寻水火？
这里的“大臣”就是指沈。阉党为沈张目，以王纪所劾“大臣无立名，请令指实”，于是王纪正面开火，直攻沈，说他与蔡京“虽生不同时，而事实相类”，把沈“结纳魏忠贤”比作蔡京的“契合童贯”，把“逐顾命元臣刘一燝、周嘉谟”比作蔡京排挤吕大防、苏轼。又说：
至于贿交妇寺，窃弄威权，中旨频传而上不悟，朝柄阴握而下不知，此又京迷国罔上，百世合符者。
这一段话中的“贿交妇寺”，当然是指客、魏而言，因此他们为“泣诉于帝前”，熹宗认为王纪太啰唆，申斥了一顿。
另一方面，沈不择手段报复，利用兵部尚书张鹤鸣在论辽东兵败一案中恶熊袒王的机会——辽东经略熊廷弼、巡抚王化贞，熊有胆略而王好大言。张鹤鸣与熊廷弼意见不合，所以唆使王化贞不受经略节制，以致经抚不和而有广宁之失，其时方在议罪。此为明亡清兴的一大关目，亦为当时使门户之争深刻化的一大公案——挑起冤狱，将王纪牵涉在内，因而“削籍为民”。朝野对沈越发侧目，他的内心很不安，极力求去，于是跟刘一燝一样，“命乘传归”——这一个结果，是辅臣叶向高和朱国祚力争得来的。
18、魏忠贤矫旨赵选侍赐死
当叶向高奉召而未到京前，方从哲曾屡次称刘一燝为“首辅”，这也许是方的谦虚，也许是讽刺，但不管如何，刘一燝并未以首辅自居。及至叶向高到京，就有人在他面前挑拨，意思是刘一燝想当首辅，忌叶向高的资望，一定会暗中争权。经过叶向高的观察，刘一燝并无此迹象，所以芥蒂涣然，曾极力支持刘一燝。以后王纪与沈相攻，王纪去位，叶向高便趁机替刘一燝抱不平，说：“纪交攻，均失大臣体，今以谳狱斥纪如公论何？”这就是表示，沈也该斥逐。朱国祚则以去就力争，大有羞与为伍之意。熹宗虽未听从，而沈自知得罪同僚，难安于位，因而极力求去。
沈回到湖州，过了一年病殁，“赠太保、谥文定”。于此，我有段题外之话，附带一谈：清末朝士有南北之分，对政局的影响甚大。南派最早的首领为沈桂芬，处事廉谨而气量甚狭，与荣禄结怨，因利用翁同龢与宝鋆加以打击，荣禄由九门提督降为副将，自此投闲置散十余年之久。此为光绪六年春天的事。当年除夕，沈桂芬病故，恤典甚优，谥“文定”。但据李慈铭日记：“内阁拟谥文清、文勤、文瑞、文恪，旨出：谥文定。”此特谥的原因何在？出于何人的建议？是否有人为荣禄不平，借以比拟为同为南方人、同为姓沈的沈？这是近代史上值得探索的一个有趣的课题。
沈虽去，内阁中又来了两名阉党，一个叫顾秉谦，一个叫魏广微，其时在天启三年正月。从此时开始，魏忠贤的恶势力已很难制，所以在天启三年这一年中，客、魏做了许多坏事。
先谈第一件，《明史纪事本末·魏忠贤乱政》篇：
光宗选侍赵氏与客、魏不协，矫旨赐死，选侍尽出光宗所赐珍玩列于庭，再拜投缳而绝。
光宗的选侍早已都打入仁寿殿“养老”，在凄凉寂寞的永巷中，过着为人遗忘了的日子，何致与客、魏不协？《明史纪事本末》的这段记载不是采访不实，就是有意为熹宗讳。我现在把他的真相揭发出来。
先看《明史·后妃传》：
选侍赵氏者，光宗时未有封号。熹宗即位，忠贤、客氏恶之，矫赐自尽。选侍以光宗赐物列案上，西向礼佛，痛哭自经死。
19、裕妃为客、魏幽禁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