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向高一去，等于作战丧失了最重要的一个桥头堡，阉党很快地攻陷了东林的根本重地。《明史·朱国祚传》：
向高密奏（按：即请熹宗放魏忠贤归私第一疏），忤忠贤，决计去，谓国祚曰：“我去，蒲州更非其敌，公亦当早归。”
“蒲州”是指韩。叶向高既去，韩为首辅。《明史本传》：
向高罢，为首辅，每事持正，为善类所倚。然向高有智术笼络群阉，唯廉直自恃，势不能敌，而同官魏广微又深结忠贤，遍引邪党。其后，忠贤假会推事，逐赵南星、高攀龙，急率朱国祚等上言：“陛下一日去两大臣，臣民失望……”
结果不但逐去赵南星、高攀龙，而且又逐杨涟、左光斗、陈于庭，最后连韩自己也回了老家。
这时内阁中朱国祚成了首辅。照传统，辅臣虽有数人，但大权由首辅独掌。当韩还在位时，魏广微想分首辅之权，特由魏忠贤传旨，故意责备魏广微不可吃饭不做事，韩即因此抗疏而去。等朱国祚成了首辅，魏广微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这年冬天遂亦被攻去位。
因此，我们可以大书一笔：自天启四年十二月始，政府言路尽为阉党之天下。顾秉谦当首辅，对魏忠贤唯命是听；魏广微向魏忠贤报告枢务的函件，封面标明为“内阁家报”，直视大明为魏家天下了。
于是不久而再起汪文言之狱，正人君子不得保其首领；同时又修《三朝要典》，企图篡改历史。在那三年之中，一方面正气发扬，一方面戾气所聚，形成两个极端。
38、魏忠贤哭诉御前
在此以前有个插曲，也可能是剪除魏忠贤的最好的一个机会，可惜未成事实。天启年间，关于对抗满洲入侵，曾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得力于以辅臣督师的孙承宗。此人是个奇男子，史书形容他“貌奇伟，须髯戟张，与人言，声殷墙壁”。他早年以教读为生，往来燕晋边关，每到一地，喜欢跟戍守的老兵谈关塞险要，因而熟悉备边的军事。万历三十二年榜眼及第，一直在翰林院、詹事府供职。熹宗即位，充“日讲官”，为皇帝讲书。孙承宗的声音洪亮，善于辞令，兼以早年教读的经验，懂得深入浅出的方法，所以在经筵上庄谐并陈，头头是道，熹宗每听他进讲，总说“开心”，眷注特殷。
当杨涟、赵南星等人被逐时，孙承宗刚在蓟州、昌平一带视察防务，觉得魏忠贤太不像话，决定上书弹劾，但怕熹宗未必能看得到，恰好万寿节近，便上疏“以贺圣寿，入朝面奏机宜”为名，拜疏以后，随即进京。
哪知道魏广微得到了消息，造夜奔告魏忠贤，他说：“孙承宗拥兵数万，将清君侧，朝内有兵部侍郎李邦华跟他联络。等孙承宗一到京城，立刻便有粉身碎骨之祸。”
魏忠贤一听这话，吓得魂飞天外。熹宗已经归寝，他进寝殿去把熹宗喊醒了，“绕御床哭”。熹宗一念不忍，会内阁拟旨，阻止孙承宗到京。
这时的首辅是韩，魏忠贤自然不会去请教他，由次辅顾秉谦拟旨，奋笔直书，以统兵将帅无旨擅离防区，法所不许，违者不赦。拟好上谕，半夜里开禁门，召兵部尚书进宫，把上谕分缮了三通，交兵部以飞骑分道投递。魏忠贤又矫旨守城门的太监，如果孙承宗一到，立刻将他逮捕，捆送进宫。
兵部的专差行到通州，遇到了孙承宗。既有上谕，孙承宗不能不遵。魏忠贤还不放心，派人去侦察，孙承宗只带了一名随从，哪里有领兵数万入清君侧的话？这一番虚惊，也让魏忠贤看透了规行矩步的正人君子干不出什么石破天惊的大事，所以放手大杀东林，指使阉党梁梦环再度挑起汪文言之狱。
39、许显纯用苛刑逼供
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等人的血海冤狱，是历史上有名的事件，明末清初的笔记中，谈此案者不知凡几。左光斗识拔史可法的故事，在战前曾被选入初中国文读本（按：出于顾公燮《消夏闲记摘钞》）。然而，试问一句：杀杨、左五忠烈的真正凶手是谁？恐未见得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依我的研究，本案真正的凶手是冯铨。此人既是阉党，又是汉奸，双料无耻，合当遗臭万年！在未细谈全案以前，我先指出四点：
第一，汪文言第一次被捕，魏忠贤就想兴大狱，只以镇抚司刘侨接受了黄尊素的忠告，魏忠贤未能如愿。但《明史》上好几处都说，杨涟参魏二十四大罪，魏忠贤深为恐惧；然则何以不久便态度大变，不但不惧，而且想尽杀正人？此即出于冯铨的教唆。《清史列传·贰臣传》：
魏忠贤进香涿州，（冯）铨跪谒道左，泣诉父为东林党陷害（按：冯铨的父亲名冯盛明，官河南左布政，被劾回籍），忠贤怜之，起故官（按：复冯铨的官为翰林院检讨），洊升少詹事，充讲官、副都御史。杨涟劾忠贤二十四罪，忠贤惧，求助外廷，铨具书于忠贤侄良卿，言“外廷不足虑”，且教之行廷杖、兴大狱。
罪名重主谋，这就是冯铨主谋的证据。
第二，汪文言之狱再起，魏忠贤的干儿子、广东顺德的梁梦环为第一只猫脚爪，而梁为冯铨所引荐。而第一次汪文言之狱的发难者傅櫆，亦为冯铨所荐。
第三，二次汪文言之狱，牵涉到熊廷弼，此为冯铨的绾合，因为冯与熊有仇，必欲杀之而后快。
第四，冯铨要一网打尽善类始有入阁的希望，因为他的资望太浅，会推辅臣，无论如何轮不到他。
当时梁梦环受指使重新挑起已结之案，汪文言被捕到镇抚司，许显纯用苛刑逼供，要他招认杨涟等人贪赃受贿，这是出于阉党徐大化的献议：“彼但坐移宫罪，则无赃可指，不如坐纳杨镐、熊廷弼贿，则封疆事重，杀之有名。”但徐大化作此献议，则系“承要人指”，早就力诋熊廷弼了，这“要人”就是冯铨。
40、杨涟等被捕到京
当然，这“要人”中还有一个兵部尚书张鹤鸣，但劝魏忠贤兴大狱者是冯铨，必欲杀熊廷弼者是冯铨，为坐实熊廷弼行贿，必须绾合杨、左，诬其受贿；是则冯铨虽无杀杨、左之名，而杨、左在冯铨如此用心之下，不死不可得，所以说冯铨为杀杨、左真正的凶手。
熊廷弼行贿之事并非空穴来风，只是行贿的对象不是杨、左。那么是谁呢？试看《明史·熊廷弼传》：
廷弼论死。后当行刑，廷弼令汪文言贿内廷四万金祈缓，既而背之。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
这件事汪文言做得大错，与他后来的被冤，自有因果关系。君子立身处世，于此等处真是不可不慎。
当汪文言被捕送镇抚司后，许显纯交下来一纸名单，要汪文言诬供。汪不肯，受刑大呼：“世间岂有贪赃的杨大洪？”大洪即是杨涟的号。然而汪文言的“不合作”难不倒许显纯，他略通文墨，撕掉了汪文言的供词，自己伪造一份，东林中人“无所不牵引，而以涟、光斗、大中、化中、朝瑞、大章为受杨镐、熊廷弼贿”。于是魏忠贤矫旨逮捕。
这六个人一半已罢斥为民，由锦衣卫派番役持“驾帖”，从他们的家乡逮捕到京，当时的情形是：
杨涟：坐“受赃”银二万两。被捕时“士民数万人拥道攀号，所历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涟生还”。
左光斗：坐“受赃”银二万两。被逮时“父老子弟拥为首，号哭声震原野，缇骑亦为雪涕”。
魏大中：坐“受赃”银三千两。被逮时“乡人号泣送者数千人”。
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则犹居官，在京被捕，一齐下镇抚司监狱，许显纯苛刑拷问，血肉狼藉。用刑之惨，如《消夏闲记摘钞》中“左光斗识史阁部”条所记，可见一斑：
史（可法）公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使更敝衣草屦，伪为除不洁者，引至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
在刑讯中途，杨涟等人又犯了一个错误，以致贻累子孙，这个插曲不可不叙。
41、许显纯改篡杨、左供词
杨涟、左光斗等人被捕受审，最初都否认受赃，但不屈则必用苛刑逼供。也许是他们自己的主意，也许是狱外的设谋，姑且先承认下来，可以不吃眼前亏，也可以说保住了一条命，这样全案就会移送刑部，那时再来翻供洗刷。谁知承认了正好，许显纯改篡口供，加重罪名，一奏报上去，魏忠贤矫旨仍由镇抚司追赃，五天一追比，追不出来就打，不但诬服，而且苦头吃得更多，此时大悔失计，可是已来不及了。
这时又有个奇士叫孙奇逢，也就是清初的理学大儒夏峰先生，他与参赞孙承宗军事的鹿善继是好朋友，孙承宗在上年十一月间准备入觐面攻魏忠贤，即由于间接受了孙奇逢的影响。此时见镇抚司“追赃”，孙奇逢便联络鹿善继的父亲鹿正，还有一个新城人张果中，发起募捐，为左光斗缴纳“赃款”。左光斗当过巡城御史，曾捕治吏部鱼肉乡民的不法书吏，破获过一桩伪造假印案，被捕的假官有一百余人之多，同时又曾有效地改善畿辅水利，第一次让河北人知道如何种稻子。老百姓对左光斗有极深的感情，所以“范阳三烈士”登高一呼，很快地就募集了数千两银子。
阉党一看这情形不妙，“赃款”一缴足，必须把左光斗放出去，但已打得不成人形，在如此激昂的民气之下，看见那种惨状，一定激出民变，后果不堪设想，至少限度要杀几个阉党才能平息民愤，也说不定孙承宗真的会带兵入清君侧。这就是所谓“擒虎容易纵虎难”，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指使狱卒，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在狱中秘密处决。其时为天启五年七月二十六深夜。
同案被害的还有周朝瑞和袁化中，但不知是与杨、左、魏同夕毕命，还是前后有参差。只知道魏大中与杨、左虽同时就义，而狱卒故迟数日呈报“病毙”，天气太热，以致魏大中的尸体腐烂，不可辨识。
这时未死的还有一个顾大章。阉党自己也知道“潜毙五人于狱”这件事无以向天下交代，为遮人耳目计，把未死的顾大章，移送刑部讯办。杨涟等人在镇抚司监狱如何受刑、如何被害，就是由顾大章透露了，始为外人所知。
42、左光斗等家人凄惨
顾大章移送刑部后，重新开审，但并不能替他带来昭雪的机会。刑部尚书李养正，就镇抚司的原案，将已死的五烈和顾大章都判成死罪；魏忠贤则根据刑部的判决，矫诏布告四方，杨涟等人的死变成“罪有应得”。顾大章则仍移镇抚司，他不肯再回此“秘狱”，与他孪生的弟弟大韶诀别，饮药酒不死，投缳而卒。
当杨涟等被捕时，镇抚司监狱忽现祥瑞，生黄芝一朵，光彩辉映，等他们六个人入狱，黄芝亦正好生成六瓣。芝为瑞物，而生于暗无天日的“秘狱”，顾大章认为这是他们六个人终将不免的征兆，结果不幸而言中。
人死官司没有完，魏忠贤令地方官在各人原籍“追赃”，杨涟家产入官，不到一千两银子，母亲和妻子无处容身，住在鼓楼上，两个儿子沦为乞儿，而“赃”犹不能不完，由地方上募捐代纳，“下至卖菜佣亦为输助”。
左光斗家属的境遇亦很惨，长兄光霁被累，忧急而死；老母哭子，不久亦弃世；仆从十四人被逮。后来由于孙奇逢在京师募捐代缴，左光斗的灵柩，始得运回桐城。
魏大中有两个儿子，长子学洢是个秀才，当魏大中在家乡浙江嘉善被捕时，魏学洢就要跟着父亲一起入狱，魏大中不许，认为“父子俱碎无为也”。于是魏学洢易装秘密随行，暗中留心父亲的起居。到了京城里，阉党为防忠义之士有所活动，搜查极严，魏学洢化名住在旅馆里，昼伏夜出，四处告贷，为父“完赃”。及至魏大中被害，魏学洢扶柩还乡，晨夕号哭，以致神经有些失常，结果竟致哭死。
至于汪文言，早在杨涟等被捕之先就已死于狱中。此人是一条硬汉，至死不肯诬攀杨涟等。《明史》叙此案还有段微近因果报应之说的文字，赘于《魏大中传》后，不可不读：
始，熊廷弼论死久，帝以孙承宗请，有诏待以不死。刑部尚书乔允升等遂欲因朝审宽其罪，大中力持不可。及忠贤杀大中，乃坐以纳廷弼贿云。
此有微责魏大中过苛之意，衡情度法，熊廷弼的死是有点冤枉的。
43、东厂尉到苏州抓人被揍
汪文言之狱以后，又有周起元案。魏忠贤的黑名单上，第二批要杀之而后快的，一共有七个人：周起元、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黄尊素、李应升、周宗建。在此以前，京里派出一个驻苏州的织造太监，名叫李实，既贪且横，私自增加供应皇家丝织品的定额，苛求无厌。周起元为苏、松十府的巡抚，裁抑李实，双方互攻。李实有魏忠贤的后台，因而周起元被削职，闲居家乡福建海澄。当双方互攻时，李实这方面根本是由阉党假其名义以行，所以李实有许多盖了“苏州织造太监”关防的空白奏疏存在京里，此时便为魏忠贤用作杀人的工具，取一张空白奏疏，倒填年月，诬劾周起元当巡抚时，干没公款十余万，同时将高攀龙等人牵扯在内，然后根据这道“奏疏”，交东厂派出番役去抓人。
东厂的鹰犬到了苏州，犯了众怒，被揍得不死即伤。吴人的刚烈之气，随金圣叹之死以俱尽，在此以前，固不似清朝康熙以后的文弱驯顺。虎丘山塘的“五人墓”，实为苏州最难得的光荣纪录。
《明史·周顺昌传》：
周顺昌，字景文，吴县人……天启中，历文选员外郎，署选事。力杜请寄，抑侥幸，清操皭然。乞假归。顺昌为人刚方贞介，疾恶如仇。巡抚周起元忤魏忠贤削籍，顺昌为文送之，指斥无所讳；魏大中被逮，道吴门，顺昌出饯，与同卧起者三日，许以女聘大中孙。旂尉屡趣行，顺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间有不畏死男子耶？归语忠贤，我故吏部郎周顺昌也。”因戟手呼忠贤名，骂不绝口。
这样的人物，自然不容于魏忠贤。天启六年二月，便在追论周起元案中，诬指他“请嘱，有所干没”。周顺昌居乡，热心地方公益，“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辄为所司陈说，以故士民德顺昌甚”。《本传》又记：
及闻逮者至，众咸愤怒，号冤者塞道。至开读日，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咸执香为周吏部乞命。诸生文震亨等，前谒（巡抚毛）一鹭及巡按御史徐吉，请以民情上闻。
民情如此激昂，而东厂的旂尉不识风色，以致自取其辱。
44、颜佩韦等五人从容赴义
《明史》修于康熙开“博学鸿词”科以后，史馆诸臣，生于明末，见闻甚确，所以《周顺昌传》叙东厂旂尉被殴，极其生动：
旂尉万声骂曰：“东厂逮人，鼠辈敢尔！”大呼：“囚安在？”手掷锒铛于地，声琅然。众益愤，曰：“吾始以为天子命，乃东厂耶！”蜂拥大呼，势如山崩，旂尉东西窜，众纵横殴击，毙一人，余负重伤，逾垣走。一鹭、吉不能语，知府寇慎、知县陈文瑞素得民，曲为解喻，众始散。顺昌乃自诣吏。又三日北行，一鹭飞章告变，东厂刺事者言吴人尽反，谋断水道，劫漕舟，忠贤大惧。已而一鹭言缚得倡乱者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等，乱已定，忠贤乃安。然自是缇骑不出国门矣。
颜佩韦等五人都是“市人”，周文元则是周顺昌的轿夫，结果：
论大辟。临刑，五人延颈就刃，语寇慎曰：“公好官。知我等好义，非乱也。”监司张孝流涕而斩之。吴人感其义，合葬之虎丘旁，题曰“五人之墓”。其地即一鹭所建忠贤普惠祠址也。
至于周顺昌，被逮后，硬汉作风如方孝孺。
顺昌至京师，下诏狱。许显纯锻炼，坐赃三千，五日一酷掠，每掠治，必大骂忠贤。显纯椎落其齿，自起问曰：“复能骂魏上公否？”顺昌噀血唾其面，骂益厉。遂于夜中潜毙之。时六年六月十有七日也。
当东厂旂尉到苏州时，无锡亦有行动，《高攀龙传》：
遣缇骑往逮，攀龙晨谒宋儒杨龟山祠（按：应即为东林书院，或在东林书院内），以文告之。归与二门生一弟饮后园池上，闻周顺昌已就逮，笑曰：“吾视死如归，今果然矣。”入与夫人语，如平时。出，书二纸告二孙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遣之出，扃户。移时，诸子排户入，一灯荧然，则已衣冠自沉于池矣。发所封纸，乃遗表也。云：“臣虽削夺，旧为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谨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
45、黄尊素的儿子就是黄梨洲
不上吊而投水，是高攀龙以屈原自拟，连寻死的方法都有讲究，可见他赴义的从容。《明史本传》谈他的学养说：
初，海内学者率宗王守仁，攀龙心非之，与顾宪成同讲学东林书院，以静为主，操履笃实，粹然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之宗。海内士大夫，识与不识，称高、顾无异词。
按：心非阳明，必为程、朱。阳明一死，以媚世宗起家的“大礼议”主角桂萼，首攻阳明，于是复以程、朱为正学，心性空疏、无裨经世致用之学复昌。东林君子，遇见小人，一筹莫展，弄到头来，不过成了为天地留正气的烈士，苛刻而论，无非独善其身。如果东林君子不薄阳明，重视“致良知”之说，使吾心与外物贯通，理论与实际一致，如照阳明应付许泰、张忠的办法来对付魏忠贤，换句话说，多能像黄尊素那样，局面必不如此之糟。
黄曾素是王阳明的同乡，他有个儿子，名气甚大，就是黄宗羲，字梨洲。黄梨洲从父遗命，学于刘宗周，刘出程、朱，入阳明，著有《阳明传信录》。黄家父子受阳明的影响，行事就大不相同了。
《明史本传》说“尊素謇谔敢言，尤有深识远虑”，可惜东林有此智囊而不能用。他的见事之明，据正史可以提出下列数点：
第一，他以徐克启为例，劝邹元标说：“都门非讲学地。”果然，邹的首善书院奉旨拆毁。
第二，杨涟严劾魏忠贤，他跟魏大中说：“清君侧者必有内援，杨公有之乎？”杨涟没有，如有王安在，黄尊素就不会说这话。
第三，魏大中为细故劾魏广微，此是打草惊蛇。黄尊素劝魏，魏不听。
第四，东林内部有以地域分的派系，黄尊素尽力设法团结弥缝，而魏大中一意孤行，因而有汪文言之狱。
第五，汪文言之狱初起，由于黄尊素向刘侨进言，釜底抽薪，始得免于扩大，魏忠贤及阉党即因黄“多智虑”，必欲杀他。
第六，黄尊素曾准备以正德年间杨一清利用太监张永诛刘瑾这以毒攻毒的办法，策动李实杀魏忠贤，事不成被害。
46、抓黄尊素的尉也挨了打
杨一清当时授张永的秘计是：当面在武宗那里告发刘瑾，请即诛捕。话要有条理，委曲尽致，如果武宗不信，即顿首请死；等到奏准，须立即行动，不能稍缓顷刻，否则必致泄漏，祸不旋踵。
据《明史纪事本末》载，张永完全照杨一清的话行事，他征宁夏回朝：
上迎之东华门赐宴。比夜，瑾先退。夜半，永出疏怀中，谓瑾激变宁夏，心不自安、阴谋不轨状。永党张雄、张锐亦助之。上曰：“罢矣！且饮酒。”永曰：“离此一步，臣不复见陛下也。”上曰：“瑾且何为？”永曰：“取天下。”上曰：“天下任彼取之。”永曰：“置陛下何地？”上悟，允其奏。当夜即命禁兵逮瑾，永等劝上亲至瑾第观变。时漏下三鼓，瑾方熟寝，禁兵排闼入，瑾惊问曰：“上安在？”对曰：“在豹房。”瑾披衣起，谓家人曰：“事可疑矣！”趋出户，被执就内狱。……永之献俘也，瑾使以乙未入；永知，即以甲午入，以故得先发。
刘瑾被诛，要诀在“迅雷不及掩耳”，其间不能有丝毫空隙。黄尊素最明白这一层道理，虽然他如何向李实策动未见有何记载，但策动这回事一定是有的，最明显的一个证据是：黄尊素此刻是在苏州。削籍回里，照例交地方官管束或监视，黄尊素不可能公然离乡出游，所以他到苏州的行踪是秘密的，住在城外，但魏忠贤的耳目密布，所以仍旧逃不脱掌握。
当城里抓周顺昌的旂尉为颜佩韦等痛殴时，城外抓黄尊素的旂尉也挨了打，一打把“驾帖”打得丢掉了，因而不敢去抓黄尊素。“驾帖”这个名字，可能有许多人知道，因为胡金铨所导演的《龙门客栈》中曾介绍过，影片放映后我与金铨曾研究过这玩意儿。“驾帖”的作用，大致相当于如今检察官所签发的拘票或“执行命令”，由镇抚司所发。这个制度到清朝还存在，但已纳入刑部的办事程序，执行死刑，须有“驾帖”，大致是由刑部“提牢厅”的司官所签发。提牢厅主管狱政，刑部监狱有二，称“南所”、“北所”，北所即明朝镇抚司原址。
47、上苍垂怜孤忠之报
其实东厂旂尉、番役如狼似虎，他们失去了“驾帖”，并不如现在法警失去了拘票便不能执行任务。当时的老百姓，一看穿白靴的厂卫人员，便已吓得魂飞天外，哪里还敢问一声：“把驾帖拿出来看看！”只是此时苏州正闹打狗腿子的风潮，旂尉已经挨了揍，倘或没有驾帖去抓人，更得吃苦头，所以不敢找黄尊素。
黄尊素心里有数，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自己在余姚有一大家子人，倘或潜逃，必定祸延妻儿，所以自己穿了囚服到旂尉那里去报到。在京城镇抚司监狱，一样为许显纯“搒掠备至”，后来预知狱卒将加谋害，“叩首谢君父，赋诗一章”而死，年四十三岁。明朝末代的皇帝，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自毁人才，不亡不可得也！
黄尊素有三个好儿子，有“东浙三黄”之称，老大黄宗羲享名更盛，他是古今学人中第一流人物。他看不起程、朱那一派捧着一本“语录”当金科玉律的陋儒，务为博学，兼通经史，又精天算历学，早在康熙朝的梅文鼎之前，就已发古籍中天文的奥秘。这都不去说它，且谈一谈他为父报仇。
据《清史稿·遗逸传》，思宗即位，黄宗羲进京为父讼冤，做了好几件大快人心的事。第一件是与许显纯对质，他预先藏了一把锥子在身上，在公堂上“修理”许显纯，流血被体，又把崔应元揍了一顿，拔了他的须子回家祭父。
第二是追杀狱卒叶咨、显文仲，因为黄尊素就是死在他们两个人手里的。
第三，原任苏州织造太监李实上疏自辩，说参劾黄尊素的原疏不是他自己所上，乃是他人冒用他的空白疏文；同时送黄宗羲三千两银子，希望他不要追究。黄宗羲立刻具疏奏报，说李实在今日之下犹敢行贿，则其所辩能否采信，不言可知。
等这个宪狱平反，黄宗羲率领被害诸家的子弟，在镇抚司狱门设祭，哭声竟达禁中，连思宗亦为之长叹说：“忠臣孤子，甚恻朕怀。”这些被害诸家的子弟，就是有名的所谓“东林孤儿”，学问事功，各有所显，也算是上苍垂怜孤忠之报。
48、各地纷纷为魏忠贤建生祠
当黄尊素被杀之时，正当魏忠贤逆焰熏天之际。时为天启六年六月，忽有为魏忠贤建生祠之举，其事起于杭州，而贻杭州这番羞辱者，为下城的机户——机户者，织造衙门所属的工匠。按：明朝织造太监分驻江宁、苏州、杭州，清仍其旧，但归内务府管辖。江宁、苏州如何，我不知道，杭州的机户，实为各城之累，因为这些机户成了流氓地痞，杭州人称之为“机坊鬼儿”——与杜月笙齐名而居心、行事有天渊之别的张啸林就是“机坊鬼儿”出身。
据《明史》三百六《阉党传》：
生祠之建，始于潘汝桢。汝桢巡抚浙江，徇机户请，建祠西湖。六年六月疏闻于朝，诏赐名“普德”，自是诸方效尤，几遍天下。其年十月，孝陵卫指挥李之才建于南京……
尤其荒唐的是，甚至京师国子监亦准备建魏忠贤生祠：
监生陆万龄至谓：“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
至于建祠的靡费：
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开封之建祠也，至毁民舍二千余间，创宫殿九楹，仪如帝者……建祠南昌，毁周、程三贤祠，益其地，鬻澹台灭明祠，曳其像碎之。
生祠的规制，大致如宫殿，每一祠皆有题名，不外德、惠、恩、泽等等字样。祠中塑魏忠贤的金像，用冕旒，拟于王者。凡疏词揄扬，一如颂圣，称以“尧天舜日”，而内阁则以典雅富丽的骈文褒答。又每一生祠皆勒石为记，碑文多为张瑞图所写，张瑞图是闽南人，做过一年九个月的大学士，他的字写得很好，但不值钱，就自己把笔墨弄臭了的缘故。
对外如此，对皇帝则称“厂臣”而不名，《明史·魏忠贤传》：
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票旨，亦必曰“朕与厂臣”，无敢名忠贤者。山东产麒麟，巡抚李精白图象以闻，立极等票旨云：“厂臣修德，故仁兽至。”
49、客氏进出宫清尘除道
称厂臣不名以外，魏忠贤的官爵，称为“上公”。亲族封侯伯，荫官职为都督者无数，一个侄子叫魏良栋，一个从孙叫魏翼鹏，分别封为东安侯加太子太保、安平伯加少师，而此二人都还在襁褓之中，其他可想而知。
魏忠贤没有儿子，有个侄子叫魏良卿，最受宠信。魏良卿甚至“代天子飨南北郊”。南郊祭天，北郊祭地，是最隆重的大典，由于魏忠贤命魏良卿代行，隐然表示以“天命有归”，所以“天下皆疑忠贤窃神器矣”。事实上，熹宗的性命早就在魏忠贤掌握中，但弑君容易，得天下则甚难，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魏忠贤还未抓到兵权，所以不敢走向最后一步。但如熹宗享国稍久，会出现怎样的局面，那就谁也不知道了。
至于客氏，与魏忠贤相为表里，在宫中的身份像太后又像皇后，《甲申朝事小记》叙客氏的煊赫相当详尽，转录如下：
出宫入宫，必传特旨，清尘除道，仪仗大约与皇后同。内臣皆蟒袍玉带，步行摆队，客氏盛服靓妆，乘锦玉辇，从宫婢数百，前提御炉，焚爇沈香龙涎，氤氛如雾。纱灯角灯，红蜡黄炬，亮子数千，黎明耀如白昼。呼殿之声，远迎数里，清远悠长，拟于警跸。从者数千，皆车如流水，马若游龙。客氏张青盖羽幢，俨然神仙在上。
客氏的亲属不多，一子侯国兴封伯爵，一弟客光先官拜都督。这样威风到天启七年八月，出了大事——熹宗一命呜呼了！
手头没有实录，不知记熹宗死因若何，《明史本纪》则仅有简单的记载：
（天启七年）秋七月乙丑朔，帝不豫……八月乙巳召见阁部科道诸臣于乾清宫，谕以魏忠贤、王体乾忠贞可计大事……甲寅大渐，乙卯崩于乾清宫，年二十三。
科道诸臣有所谕示，又十天病势恶化而崩。以他的年龄及天气和得病的时间来看，不是急性的心脏病、高血压，也不是慢性的肺结核，大概是伤寒、湿温之类的险症。
50、熹宗曾有覆舟之事
谈到熹宗的死，就其过程而言，与武宗颇有相似之处。武宗是一个有名的顽童，他的得病不起，出于一种偶然的因素，《明史本纪》：
（正德）十五年，九月己巳渔于积水池，舟覆救免，遂不豫。
又《明武宗外纪》对此记载较详：
还至清江，复幸太监张杨第。逾三日，自泛小舟渔于积水池，舟覆溺焉。左右大恐，争入水掖之出，自是遂不豫。
按：此时武宗系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寿”这个怪衔名，亲统各镇边兵征宸濠，事实上宸濠早为王守仁所平，武宗不过借此戏嬉一番而已。及至凯旋还京，为“不豫”后的三个月，即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告捷于太庙，第四月大祀天地于南郊，呕血于地，竟至不能终礼，延至第二年三月崩逝。以呕血不能终礼的情况看，似乎是生活不正常所导致的胃出血，而致疾之由，则为落水受惊受寒。
熹宗亦有覆舟之事，《甲申朝事小记》：
熹庙五年五月十八日，祭方泽坛回，即幸西苑，与客氏乘舟，饮酒乐甚。上身自刺船，二内臣佐之，随波荡漾，方相顾欢笑，拟若登仙，倏忽大风陡作，舟覆，上与二内臣俱坠水底。两岸惊呼，从者俱无人色。内官谈敬急奔入水，负帝以内。二臣已毙于水，船上金宝酒器，并湮没无存。
此是否熹宗所以得病的原因，已无从推断，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武宗与熹宗之死，皆未得尽其天年，是起居无节、纵欲自伐的必然结果。
还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熹宗之死，是魏忠贤的大不幸，因为客、魏相为表里，难得有熹宗这样一个傀儡。魏忠贤以兵权尚未归入掌握，虽有篡位之想，却还不敢动手，熹宗在位，便得一最好的庇护，可以逐渐培养势力。不想羽毛尚未丰满至能够“振翅高飞”的地步，骤失靠山，无怪乎他会哭得“目尽赤肿”。当然，这副眼泪中或亦有感情的成分在内，但无论如何不及利害关系的深刻严重。
51、熹宗崩逝信王入承大统
《明史纪事本末·魏忠贤乱政》篇有一条记事，颇值得留意，说霍维华的内弟陆荩臣为管理午门的太监，曾进仙方“灵露饮”：
其法杂取糯诸米淘净入木甑蒸之，甑中底安长颈大口空银瓶一，米渐添渐熟，水渐熟渐易，不数易而瓶中之露满矣，乃米谷之精也。上饮而甘之，以余沥分赐近侍，及上不豫，忠贤归罪于此。
由这条记载，可以推想到：第一，“灵露饮”非“红丸”之类，服用不致引起病症，但唯有伤寒对饮食须特别注意，或者此条记载有疏漏，陆荩臣是在熹宗得病以后进“灵露饮”，引起症状的反复；第二，魏忠贤对熹宗的病势顿为关心，而且其变化似乎出于魏忠贤的意料，所以并无应变的准备。
熹宗死在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病危时由于张皇后的安排，召皇五弟信王入，谕以“当为尧舜之君”，再以“善事中宫”为托，旋即崩逝。此亦为危疑震撼的一刻，当时朝臣惴惴不安，多以为魏忠贤将有非常的逆谋，朝中会发生变乱，所以整夜在寓观变，到第二天才上朝，因为内中主持无人，情况甚乱。据《明史纪事本末》载：
厥明，至殿门，宦者持门不得入，告以宜用丧服。既改服，又言未成服，宜如常，群臣奔走出入者三，气喘且不续，哀诉宦者乃得入。既哭大行皇帝，司礼太监王体乾及忠贤在丧次，独体乾语礼部备丧礼。忠贤目且肿，无所言。群臣出，少顷独呼兵部尚书崔呈秀入，屏人语移时，秘不与闻，或曰忠贤欲自篡，而呈秀以时未可止之。
又有一说，魏忠贤拟迎立福王。不论如何，“时未可”三字是魏忠贤的致命伤。从上引的记载来看，魏忠贤在宫内是有绝对的控制力，毫无疑问；而宫门之外的天下，纵令生祠遍地皆是，却不能为所欲为，此亦是连他们自己都深切明了的。所以然者，一方面是兵权不在手中,另一方面则以皇帝的权威根深蒂固，挟天子以令诸侯固无奈其何，如果想天下自为，就会遭遇到普遍而强烈的反抗。
52、信王入宫表现沉着
既不能取而代之，就得有积极的表现。大致历史上热衷利禄，或处于政治斗争尖端的人物，都有见风使舵的本领，倘不能篡位，就得成拥立之功，所以魏忠贤亲自把信王迎入宫中，先做了拥立的姿态再说。
此时宫中，群情惶惶，而都在观望之中，情势则非常暧昧，谁也不知道魏忠贤及其党羽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信王当然亦深具戒心，受到忠告，甚至不敢食宫中之食。不过，他在宫中的第一夜表现得非常好：
上（按：指熹宗）崩，忠贤自出请王入。王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大官庖也。当是时，群臣无得见王者，王秉烛独坐。久之，见一阉携剑过，取视之，留置几上，许给以赏。闻巡逻声，劳苦之；问左右，欲给以饮食，安从取乎？侍者以宜问之光禄寺。传令旨给取之，欢声如雷。次日，即皇帝位于中极殿，受百官朝，毋贺。（《明史纪事本末》）
按：熹宗崩于天启七年八月乙卯，信王即皇位于丁巳，则入宫之日当为丙辰，且在下午，中间有好几个时辰的“无主”状态。以传统来说，储位早定，则先帝一崩，首迎储君。因此，从时间上来推论，说魏忠贤曾想自篡或改立，确为事实。
信王即位，是为思宗。这是个被人谈得很多、引起争议也多的皇帝，他后期的作为不在本文所谈的范围之内，论他即位之初的表现，却相当沉着。当其时也，魏忠贤及其阉党自知冰山已倒，大祸将临，各人都亟亟乎求自保，而手法不一。魏忠贤最初采取一种蛊惑的手法。据说，有一天晚上，思宗方在读书，忽闻异香一缕，令人心荡不已，思宗找太监来查问，太监答奏，说是照例爇燃此香，思宗长叹说：“皇父皇兄，皆误于此。”立命撤走。由此可以想见，太监是用一种“催春”的香味来引诱皇帝惑于女色，如果思宗上钩，立刻便像郑贵妃为光宗进美一般，有绝色宫人准备在那里，非导帝于荒淫一路不可。
蛊惑之技既无所施，魏忠贤只好请辞东厂，思宗故意不许，并有其他的安抚表示，作用都在稳定局面，待时而发。
53、客氏叩辞熹宗梓宫
安抚的行动，见于史书记载者有二：
一、国子监司业朱之俊，奏劾监生陆万龄请在国学为魏忠贤建生祠。陆万龄虽被捕下狱，但魏忠贤奏请停止建祠，却蒙“优答”，凡以前魏忠贤生祠御赐的匾额，照旧可以悬挂。
二、赐太师宁国公魏良卿、少师安平伯魏翼鹏铁券。按：铁券起于五代，明太祖得天下，拟仿制以赐功臣，不知制式。当时吴越钱武肃王的后裔家藏有此，明太祖遣使取来，照式仿制。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并赐铁券，共分七等，形式如瓦，高六寸五分至一尺不等，广一尺二寸五分至一尺六寸不等，用嵌金的字记明受赐者的履历、功绩，以及犯罪时免刑减禄的数量。券分左右两半，左颁功臣，右藏内府，仿兵符的办法，用到时能够符合，始为有效。以后除永乐初靖难功臣有受赐者外，一直到天启六年，魏良卿始又以肃宁侯晋封为宁国公，加赐铁券。此时当属改赐较高等级的一种。魏翼鹏这时只有两岁，亦受赐铁券，由此可以推想。魏翼鹏为魏良卿之子，魏忠贤的亲属，以魏良卿最有势力，为防止他蠢动，所以思宗赐其父子铁券。
在魏忠贤请辞东厂的同时，客氏出居宫外，临行之前，叩辞熹宗的梓宫，取出一个绣龙的黄包袱，内中包着熹宗的指甲、牙齿等等，焚化灵前，痛哭而去。
至此，客、魏的命运已非自己所能掌握，虽未盖棺，亦可论定，而阉党也到了结算生平的时刻。
阉党除了王体乾等太监以外，外廷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称，其中巨擘，首推“五虎”之魁的崔呈秀。
崔呈秀是蓟州人，天启初当淮扬巡按御史，声名狼藉，任满还朝，作为都察院“召长”的都御史高攀龙检举他贪污不法，吏部尚书赵南星议罪要充他的军，崔呈秀夜投魏忠贤哭诉，愿为干儿，因而成为魏的第一号心腹，无日不见，每见必屏人密语，倾陷善类，为之一空，而“暮夜乞怜者，莫不缘呈秀以进，蝇集蚁附，其门如市”。无耻朝士，多拜在其门下。崔呈秀心狠手辣，连他的同党亦都怕他。
54、魏忠贤毕命，崔呈秀自缢
像客、魏一样，崔呈秀的亲属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据《明史本传》载：
（崔呈秀）子铎不能文，属考官孙之獬，获乡荐。用其弟凝秀为浙江总兵官，女夫张元芳为吏部主事，妾弟优人萧唯中为密云参将，所司皆不敢违。
上述人物中，孙之獬值得顺便提出来“介绍”一下，他是蒲松龄的同乡，山东淄川人，降清擢为礼部右侍郎。当时服饰并无定制，连满洲的官服，都是孝庄太后的一个宫女匆匆设计而成。降清的明臣，束发戴加贤冠，长袖大服，与拖着辫子用马蹄袖的满臣大异其趣。殿阶之间，亦分满汉两班，各不相涉。
哪知，无耻的孙之獬有一天突然改穿满人装束，想列入满班，满班以其汉人，不受；再回入汉班，又因为服饰不同，亦不受。孙之獬进退失据，大为狼狈，于是恼羞成怒，疏言：“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多尔衮大为赞赏这几句话，因而有“薙发”之令，汉人以衣冠沦亡，痛心无比，不从薙发令而死者无算，都是孙之獬造的孽。到了顺治三年，山东布衣谢迁起义兵抗清，攻入淄川，首先就找孙之獬，被报复甚惨，而咎由自取，诚可谓“可怜不足惜”。
当思宗即位后，阉党都知魏忠贤必败，有人便以“自相残杀”作为效忠新君的表示，杨维恒和贾继春就以崔呈秀为目标，上疏力攻。崔呈秀请求解职，思宗犹以温谕慰留，三请而后得回乡。不久，魏忠贤毕命，崔呈秀自知不免，决心自杀，死前还有一个很可恶的动作，《明史本传》：
时忠贤已死，呈秀知不免，列姬妾，罗诸奇珍异宝，呼酒痛饮，尽一卮即掷坏之，饮已，自缢。
以后“定逆案”，阉党以崔呈秀为首，开棺戮尸。当魏忠贤盛时，崔呈秀上疏称颂，有“臣非行媚中官者，目前千讥万骂，臣固甘之”的话，传到外边，朝野哄笑。而与崔呈秀同样恬不知耻者，则有曹钦程，他是江西德化人，先谄事汪文言，汪败后由其座主冯铨的引荐，拜魏忠贤为义父，成为“十狗”之一。
55、曹钦程尤为无耻
曹钦程在群小中尤无耻，日夜奔走魏忠贤之门，摇尾乞怜的卑谄之态穷凶极恶，因此阉党亦羞于有此同类。吹、拍原是做官这一行的大学问，拍马尤贵在“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曹钦程肉麻得过了分，连魏忠贤都觉得吃不消，因而有点讨厌他，加以阉党说他的坏话，所以魏忠贤责以“败群”。天启六年正月，为人所参劾，魏忠贤毫无顾惜地摘了他的纱帽。动身回江西以前，他向魏忠贤去辞行，说是“君臣之义已绝，父子之恩难忘”，又哭了半天才走。
等魏忠贤一死，思宗“定逆案”，曹钦程在“首等”，论死，但不是斩立决，关在监狱里许久。他的家人与刘志选的家人差不多，先还常常送牢饭，到后来就不管他了，曹钦程便在监狱中“掠他囚余食，日醉饱”。逆案后来有翻覆，论死者多未死，曹钦程就在刑部大狱中关了十几年，到李自成入京师，曹钦程“破狱出降”。等到吴三桂请清兵入关，李自成败走山西一带，曹钦程跟在一起，不知所终。
大致“十狗”者专以谄媚为能事，除曹钦程以外，为首的“狗头”是周应秋，他是江苏金坛人，当到左都御史。此人的拍马方式又与众不同，家厨绝妙，尤善于烹制猪蹄，魏良卿常到他家去做客，非此味不欢，因而得了个外号叫做“煨蹄总宪”。总宪者，都御史的别称。
天启六年七月，周应秋调任吏部尚书。明朝六部权重，吏、兵两部尤甚。周应秋获得了这个要缺，学严嵩的样，勾结文选司郎中公然卖缺分赃，而清流未尽者，周应秋随便找个借口，拿他们或降或调，无日无之。杨涟、左光斗死在狱中，周应秋半夜得到消息，敲开他门客的卧室，说是：“天眼开！杨涟、左光斗死了！”小人陷害君子，有些心知为非，而利害所迫，不能不出以辣手；亦有些确实以为正人君子该死，如周应秋以及清末的徐桐等等，都是这类丧心病狂的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