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化解产能过剩将是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首，这其中涉及“僵尸企业”合理有序地退出市场。由于国企重组、僵尸企业退出市场等因素，势必会对我国就业形势产生很大压力。
分享经济的发展能够提供多样化的就业渠道和机会，身份的崛起，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注意，这里提的是，就业机会，而非就业岗位。就业机会是临时性的，双方可以不签协议，体现为一种“职业身份”;而就业岗位是相对固定的，有老板和雇员的角色分别，一般需要签署雇用协议。
美国人对此最有感触，他们表现出了一种更为激进的乐观态度。美国知名风投基金经理詹姆斯·阿尔托奇是个有趣的例子，他有很多“职业身份”,除了写书、写文章，还是一个创业者，创办以及联合创办了20多家公司，同时还是一名活跃在Podcast上的播客玩家。
詹姆斯在最近发表的文章《2016年，你需要辞职的10个理由》中给上班族们敲了一记醒钟：拿着固定工资的白领，是时候摆脱掉朝九晚五，转而在互联网上实现职业自由人的蜕变了。文章提到，“过剩能力”经济只会发展得越来越庞大，这其中有很多平台可供选择，不仅仅是Aibnb和Uber,还有阿里巴巴、eBay、Etsy、Infusionsoft等一系列公司。所以，为了提前在未来赢得先机，那么你现在就应该环顾四周，检视自身，看有哪些富裕的东西可以拿出来当作商品放到市场上去交易。之所以说检视自身，是因为你智力上的“富裕”也是一种资源，千万不要小看你的脑力。我们生活在“想法经济”时代，随时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创意工作者。
下一个大事件
硅谷两位著名天使投资人罗恩·康威(Ron Conway)和艾瑟·戴森(Esther Dyson)以及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John Hennessy)早在2014年彭博社举办的“下一个大事件峰会”(The Next Big Thing Conference)上便讨论了分享经济对员工和创业者们的影响。康威和戴森相信，Uber和Airbnb等公司正在创造就业，分享经济具有改变游戏规则的潜力，在被机器人接管之前，有些工作仍然需要由人来完成。
而早在2013年12月，波士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对778名受访者进行调查之后，发现这些人在闲暇之余从“非正式工作”赚取的收入平均占到他们正式工作收入的4.4%。如果剔除人们出售物品或出租房屋的收入，该比例依然达到1.8%。
我们在之前提到，分享经济有时候也被称为“零工经济”(gig economy),美国行动论坛的研究报告《独立承包商与新兴零工经济》显示，2002~2014年，美国从事零工经济的人口增长了8.8%~14.4%,相较之下，同期美国总体就业仅增长了7.2%。其中，网络分享经济增长迅速，特别是Uber、空中食宿所代表的交通、住宿领域。比如，2009~2013年，交通共享行业为美国做出了5.19亿美元的贡献，创造了22 000个就业岗位。
显然，分享经济催生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分工方式，改变了传统的雇佣模式和就业模式，人们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和技能，灵活选择工作机会，以自雇型劳动者的身份参与到经济活动中，而无须依托于相关企业，催生了更多自由人的诞生，就业机会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
从众包物流来看，截至2015年7月底，人人快递网全国平台上的会员已达1 200万，自由快递员将近1 000万，每日产生几万个订单。达达目前已经覆盖了北京、上海、广州等40多个城市，服务超过15万家商户，日订单量达100万。2015年12月31日，达达又完成了D轮融资，融资额度在3亿美元左右，平台估值超10亿美元，成为新一家独角兽。
根据猪八戒网提供的数据，目前该平台上聚集了300万家微型企业和1 100万创意设计、营销策划、技术开发等文化创意人才和商务服务、装修服务、生活服务等服务人才。而另一家兼职类服务平台“微客”也拥有超过800万技术人才。
在拼车市场，根据易观国际发布的《2015年第三季度拼车市场监测报告》,滴滴顺风车、嘀嗒拼车、天天用车、51用车这四家企业目前占据市场份额的98.2%;滴滴顺风车接入司机数量达到550万人，占据市场份额约为69.0%。嘀嗒拼车认证车主数量为150万，其市场份额为20.9%。据此，我们估计拼车市场从业人数约为800万人。
分享经济能够吸纳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大量冗余人力资源，无论是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无须很高的就业门槛，也无须烦琐的流程步骤，在网络分享平台上，动动手指，就能将闲置资源在全社会分享，并获得合理的收入。
同时，分享经济下，职业自由人、个人、个体商户通过各类平台进行兼职或是服务外包，劳动合同不再成为就业过程中的必需品，短暂的劳务关系成为新兴就业市场中的主流。
2015年6月的麦肯锡报告也显示，全世界有超过2亿拥有各种才能的人可以从自由职业平台上获得更多的工时和收入，大规模业余化成为潮流。
自雇和产销者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自雇型经济(self-employed economy)与分享经济(sharing economy)有很多重合的地方，只不过前者侧重于劳动关系的考察，后者侧重于商业模式的描述，两者有很大的交集。
在我国，存在着庞大的自雇阶层。社科院在《中国的阶层结构与收入不平等》一文中提到，我国自雇阶层人口约占全社会就业人口总数的11.51%,月收入占全社会收入的比重为13.89%,被视为“老中产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按就业人口总数约为7.6亿计算，自雇阶层人口达到了8 700万人。该文中的自雇阶层，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产生的新名词，主要指从乡村或城市底层分化出来的阶层。他们往往技术水平不高，因此无法通过进入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方式获得收入，很多人目前经营个体生意或家庭式作坊，是拥有一点资本的低层经营人员，以及无法或不愿进入企业上班的家庭经营者。
Self-employed,内地一般翻译为自由职业者。《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有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自由职业人员，一般是指那些靠个人的知识技能独立为生的医生、教师、律师、新闻记者、著作家、艺术家等。现在，一般所说的自由职业人员，是指那些不与用人单位建立正式劳动关系，又区别于个体、私营企业主，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专业知识技能并为社会提供合法的服务性劳动，从而获取劳动报酬的劳动者。”
产消者指的是生产者(Producer)和消费者(Consumer)的结合，在分享经济下，消费者在参与类似Uber和Airbnb这样的分享经济平台时，很容易集供方和需方角色于一身，因此，自雇型劳动者与产销者密不可分。
在美国，自雇型经济的爆发源于经济低迷。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很多企业日子难过，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大企业，关门的关门，裁员的裁员，失业率一度高达10%,奥巴马政府为此焦头烂额。但与此相反的是，自雇人员数量却迅速增长。《中国证券报》曾报道，现在美国每3个工作者中就有1人从事自由职业，从软件工程师、艺术从业者到销售人员，遍布各个行业，总数已经达到4 200万人，比2005年增长了3倍。《福布斯》中文网曾惊呼“美国正走向职业自由人时代”。招募机构MBO Partners预计，在2020年之前，美国职业自由人和独立工作者的人数将攀升至6 500万人。职业自由人，一个过去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如今正日益成为美国经济生活中不容忽视的存在，甚至有人把职业自由人经济称为这个时代的工业革命。
在日本，社会老龄化促进了自雇型经济的发展。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日本年轻劳动力人口当中，职业自由人所占比例达到6.8%,创历史新高，以打工等形式工作的职业自由人人数为182万人。日本相关人士分析，日本社会的老龄化趋势加剧，再加上年轻人生育观念的转变，年轻人口的数量急剧下降。很多年轻人没有寻找正式稳定的工作，而是选择短期兼职或临时打工的方式，这一比例的年轻人数量处于高位，从而推动了自由职业者比例的升高。
中国经济发展已然进入新常态，GDP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参考发达国家，未来还可能进一步降低。并且伴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年轻人的就业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网络职业自由人的数量越来越多，这种倾向会越来越明显。
目前在自由职业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有美国的Upwork和澳大利亚的Freelancer.com,两者都已经完成了多轮融资。Freelancer.com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自由职业众包平台，覆盖247个国家，有1 700万职业自由人用户和800多万职位信息，整个公司的估值达28亿美元。2014年，Freelancer.com的净收入为2 600万澳元，同比增长39%。Upwork由成立于1999年的Elance和成立于2002年的ODesk于2014年合并而成，并在2015年更名。目前，Upwork的平台商有900万注册职业自由人用户和400万注册包发商，每年公布300万职位，估值在10亿美元，已融资1.688亿美元。
Upwork董事法比奥·罗萨蒂(Fabio Rosati)说：“目前世界上有大约2.3亿知识工作者，未来全球的自由职业市场规模将达2万亿~3万亿美元。”职业社交平台LinkedIn也开始利用本身的平台和资源优势，试图切分“分享经济”这块蛋糕，把更多自由职业者和工作机会相连。
现实意义
“互联网+自雇”对中国经济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促进就业。
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的改革使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力也使得城市就业机会面临寒冬，掀起了超过1 200万的农民工“返乡潮”。;近年来，部分钢铁、煤炭等行业面临过剩的问题，存在一些减员现象；科技的飞速进步推动了机器人的发展，部分机械性工作被机器人代替。近日，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认为，由于国企重组等因素影响，我国要准备迎接第二轮下岗潮。对此，央企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发布的2015年第三季度聘用指数为–0.79%,同比大幅萎缩。
针对媒体报道企业裁员事件时，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表示：企业未形成“大规模裁员潮”。同时他也坦言，劳动力总量仍在高位运行。一方面招工难，另一方面就业难。由于服务业一线岗位劳动强度大、工资收入低，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去，造成招工难。同时，每年700万以上的大学毕业生造成了就业难的问题。预计十三五期间每年就业人数2 500万，就业总量压力很大。
对社会而言，自雇型经济的意义在于，可以缓解就业压力，激活传统行业创新活力。能够自我雇用也是对就业市场的一个贡献，如果大批人都愿意这样做，那会大大缓解中国的就业压力。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是决定就业的风向标。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的严峻考验，GDP增长逐步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回落，而全国潜在就业人数则有增无减，增速的放缓对于就业增长带来了一定压力。
自雇型经济为创新创业从另一个角度做了有力的诠释。人们发现，传统行业供需不平衡的现象竟然消失了，无论是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在网络分享平台上，动动手指，就能将闲置资源，在全社会分享，并获得合理的收入。
据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专项调研显示，滴滴出行通过出租车叫车服务，已直接或间接创造超过20.06万就业岗位。
通过网络分享平台，自雇型劳动者实现了隐性就业，对显性的传统雇佣关系形成了有效补充。在经济下行压力下，自雇型经济无疑为就业稳定打了一剂强心剂。
第二，行业创新。
从行业竞争角度来看，“互联网+自雇”还有助于焕发传统行业的活力。
传统行业面临一个困境，日益僵化的市场系统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比如城市交通出行，按照既有的供给规模和行政管理模式，远远不能满足庞大的消费需求，甚至于衍生出一些灰色地带——规模庞大的黑车市场。
自雇型经济有助于推动这种矛盾的解决。分享平台企业通过使自雇型劳动者和消费者直接对接，打破既有行业和企业禁锢，充分协调潜在的社会闲置生产力，以近似于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创新活力，在为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化、便利化和经济性福利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传统行业的变革和升级，涌现出出租车行业改革、传统汽车厂商以租代买等新的气象。
Uber号称全球最大出租车公司，但是没有一辆车。酒店巨头希尔顿成立近百年的历史，全球只有71.5万间房间，而Airbnb于2008年成立，短短7年时间，注册分享的房间数已经达到100万间。
这种创新优势体现在：一方面，分享平台企业以轻资产运营，协调供方不受成本限制，来源广更易满足用户的多元化需求，从而快速获得规模化发展。另一方面，尤为重要的是，平台企业只需为自雇型劳动者实际提供的服务买单，而无须为其承担其他额外的保险和福利支出，显然比同业务领域的重资产企业获得更好的投入产出，因而这种模式在资本市场获得高度认可。据统计显示，在全球10亿美元规模的创业公司中，Uber和Airbnb均位居前三。
第三，虚拟企业。
从自雇型经济的角度来看，传统的“全员雇佣，场地办公”模式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企业组织更加弹性化：企业可以突破地域、行业或专业等因素限制，更加自由灵活地获取所需专业人才，向着虚拟企业的运作模式转变。
在这样的条件下，企业的人力资源将变得更加丰富。如果借助于外包和众包等模式，企业能够更加高效地匹配市场高峰和低谷的供需，构建更合理的企业劳动力结构。例如Wonolo,面向零售商，提供临时搬货工的按需服务，帮助零售商灵活配置与调遣搬运人力。类似的还有Zaaly平台，面向企业提供临时人力服务。
为企业服务的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受雇员工，还可以有很多顾问型的“外脑”。吸纳更多外脑智慧，能够帮助企业获取更多优质资源，尤其在文化创意服务领域更为明显，例如各类威客平台就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专业服务交易。
两个挑战
自雇型经济给社会带来了一些挑战，其中最受争议的，集中表现为两点：一是自雇模式引发的社会保障系统风险，二是分享平台的信任问题。
第一，脱离社会保障安全网，自由的背后暗藏成本危机。
自雇型经济下，分享平台与接入的供方为独立承包人的关系，平台免于履行雇主义务，独立承包人为自我雇用，不享受传统雇佣模式下的各类社会保障，例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退休金、加班费、产假等福利。当劳动争议发生时，例如工伤，难以维权获得保障。如果在缺乏社会保障机制的条件下大规模发展，甚至有可能造成维护社会安全网的社会保障系统失灵的风险。
对于赚外快的兼职人员，本职工作和兼职工作之间的劳工纠纷难以清晰界定。而对于全职利用平台生活的自雇型劳动者，逐步意识到工作和报酬的不相符，例如平台虽然身为中介，但是仍对自雇者提出诸多管理要求，进而引发了大量该领域的诉讼。例如出行行业的Uber、Lyft,家政服务业的Homejoy,众包物流行业的Instacart等都惹上官司。据数据统计，一旦自雇模式被否定，对于创业期的分享平台而言，自雇型劳动者所带来的社会保障成本将增加30%以上，这对于创业型公司的扩张无疑带来重负。
除了面临着对与平台直接关联的供应方的权益保障的挑战，来自消费者的权益诉求也是自雇型经济平台目前正着力思考的问题之一。据媒体报道，2016年1月，南京一名大学生小陈搭乘“专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以车辆擅自变更使用性质为由拒赔。原来，该乘客小陈喜欢打“滴滴专车”,当事车主刘某在承载小陈途中因避让车辆与另一辆车发生碰擦，小陈也被碰伤。二人希望从保险公司处获得赔偿，然而保险公司在得知事故发生在“专车”运营过程中，认为刘某车辆是按照私家车投保的，而他擅自变更车辆使用性质，造成车辆风险增加，于是拒绝赔偿。车主刘某试图找滴滴公司，却也碰了壁。
这一事件最终经民警协调，乘客和车主双方达成赔偿协议。但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没有获得保险理赔，无论是刘某的私家车险抑或是滴滴专车方面的相关保险。这只是自雇型经济在员工权益保障和用户权益保障上存在漏洞的众多案例之一，类似事件在自雇型经济产生之初就不断出现，在全球各地陆续上演，随着社会对于自雇型经济的关注热度不断高涨，社会对身处其中的自雇型经济平台和公司无疑提出了更多质疑和要求，是亟须找到妥善解决方式的议题。
第二，管理模式松散，引发信任问题，影响分享平台长远发展。
分享平台将分享从强关系圈子拓展到弱关系的陌生人之间，信任是分享行为产生的前提，信任保障体系决定着信任的程度，进而影响分享的活跃度和平台的发展。分享平台的供方为自雇型劳动者，与平台之间是松散的管理模式，自雇型劳动者一方面约束力差、不稳定，同时来源广、素质参差不齐。对于平台而言，在急速扩张的同时难以保证面向客户的服务质量，带来各种信任问题，例如安全保障问题和不良的体验问题，平台因此需要投入较大成本进行补贴来维持供需方的黏性，并通过事后的一系列管理规则来规避和补救。
在本书的其他部分分析了分享经济发展中信任的重要性，信任问题也是分享经济当下面临的几大重要课题之一，虽然越来越多的分享平台进行了多种尝试，推进了信任保障体系的建成和完善，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仍是一条漫长的道路，需要分享平台联合法律监管以及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