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个人分享的再创新第二十七章 企业端分享新风向第二十八章 公共分享萌芽第二十九章 打造分享型城市
附录 分享经济国别政策报告
韩国分享经济政策报告
日本分享经济政策报告
英国分享经济政策报告
法国分享经济政策报告
欧盟分享经济政策报告
美国分享经济政策报告
推荐序一
分享经济浪潮下，一个实践者的梦想
在我接到写序邀请的时候，恰逢2016年全国“两会”闭幕，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两次提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支持分享经济发展”,从之前中央文件中的“发展分享经济”到现在的促进与支持，足以看到分享经济在中国整体经济格局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分享经济的特征是大众参与，资源高效配置，用户体验更好。这种“不求拥有，但求所用”的新经济模式既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又满足了消费者的潜在需求，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股新动能。幸运的是，滴滴在意义非凡的分享经济大潮中扮演了先行者和实践者的角色。
三年前，我们通过信息匹配，完成了出租车与乘客的连接。后来我们发现即使80%的出租车司机已经加入了滴滴，很多乘客高峰期依然叫不到车，因此我们推出了专车、快车。
但很快我们发现不管有多少职业司机在平台上，高峰期依然不能满足所有的需求，所以我们把B2C和C2C结合起来，把那些非专职司机的空余时间、闲置资源分享出来。通过“人人帮助人人”的分享经济模式，才有可能把高峰期和平峰期的问题完美解决。所以我们推出了快车产品之后，又推出了快车拼车、顺风车、跨城顺风车。
现在，我们用90%以上的应答率和60%的拼成率，解决了打车难问题，同时将分享经济的模式与理念带到了中国400多个城市，让2.5亿中国百姓切实感受到了分享经济带来的便利与舒适。
滴滴关于出行的梦想，就是用互联网把所有的交通工具都连接到互联网上，用越来越强大的交通云，用越来越智能的引擎去调度一切，导航一切，提升整个城市的出行效率，提升每一个用户的出行体验；用分享经济的模式，让这个城市不再增加一辆私家车。我们的使命一直没有变过——“让出行变得更美好”。我们的愿望是成为全球最大的一站式出行平台。
最近半年，伴随着滴滴的快速发展，我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分享经济在互联网时代突然火了？为什么是在出行行业？为什么滴滴成了分享经济的代表？分享经济在中国发展前景如何？我想大概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回答这些问题。
第一，工业时代晚期的资源紧缺是分享经济出现的大背景。
在工业时代，物权的私有化是所有权的概念。由于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商品极大的丰富，让拥有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但是直到工业时代晚期，也就是最近十年，很多领域开始出现了资源紧缺。人们发现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够拥有这么多的东西，因为空气、交通等很多领域，包括能源都有瓶颈，资源并不支持每个人欲望无限的索取，这是第一个大背景。
第二，在资源最紧缺的领域，孕育出了最先锋的分享经济。
这是因为交通资源、路面资源是中国交通发展最大的瓶颈。过去的十几年，中国汽车的保有量在快速发展，但是道路的发展跟不上车的发展。中国的车到底是不是很多？答案是：并不多。实际上中国只有1.5亿辆民用汽车，8亿的城镇人口，大概18%左右的人均汽车拥有量，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但如果我们把汽车的数量从1.5亿辆提高到5亿辆，从现有的道路资源来看，完全不现实。因此，替代性的方案应运而生：在不增加汽车总量的情况下，通过更好的分享提高汽车的使用率。
第三，互联网平台是分享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
没有互联网平台，分享经济是没有条件发展的。所有的分享都是互联网组织的。在互联网产生之前，拼车只能是邻里互助或者在路上举牌子，交易成本非常高，并没有可行的平台和组织方案。正是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智能匹配供需，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加上交通行业存在的瓶颈，才使得整个分享经济开始在这个领域快速发展。
第四，中国将是分享经济发展最快、发展最大的市场之一。
中国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买车非常贵，但是打车相对便宜；美国买车很便宜，开起来也很方便，但是打车非常贵。因此美国的穷人都是自己开车，有钱人天天在打车；中国恰恰相反，刚刚毕业的白领才会打车，一旦有钱就要去买一辆车。因为成本和性价比有优势，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和车流向像滴滴这种共享出行的平台。分享经济和拥有经济的性价比的差异，使得用户更快地迁移过来，我相信中国有可能是分享经济发展最快、发展最大的市场之一。
此外，2016年，中国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资本、人才越来越成熟，创业门槛更低，将有越来越多的创业企业会加入分享经济的实践中来。庞大的用户需求、节俭的文化传统以及先期成功的实践，都预示着分享经济在中国将有无限的发展空间。
今天，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有很多已经领跑世界，这是分享经济时代中国人创新创业的力量，更是民族产业发展的骄傲。未来，以市场和技术创新为主导，以用户利益为根本，构建一个企业、政府“互通互联，共享共治”的“命运共同体”,让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插上互联网技术的翅膀，成为真正世界一流的互联网强国，这是我们共同的期望。
分享经济的时代已经来了，抓住时代的机遇，迎接世界的挑战，是每一个互联网企业的责任。
程维
滴滴出行创始人兼CEO
推荐序二
分享经济：破解经济剩余的秘密
西方经济理论需要发生一场革命。自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利己主义”后，“理性经济人”就成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理性经济人，被看作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化身，把利己看作人的天性，是只顾自己利益而不顾别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代表。
但在分享经济这个催化剂的作用下，这个利己主义的假设发生了变化。在新兴的互联网平台上，人们不再把所有权看作获得产品的最佳方式，不再注重购买、拥有产品或服务，反而更多地采取一种合作分享的思维方式，更倾向于暂时获得产品或服务，或与他人分享产品或服务。使用但不占有，是分享经济最简洁的表述。但这远远不是分享经济的全部。
我们看到的是，供应和需求，这一对经济学矛盾，在分享经济这个催化剂的作用下，也在按照一种不同以往的模式实现大规模的连接——这是一个新情况。与传统经济不同的是，这种连接基于经济剩余。经济剩余在企业层面表现为闲置库存和闲置产能，在个人层面表现为闲置资金、闲置物品以及闲置时间，通俗地说也就是闲钱、闲物、闲工夫。
激活经济剩余，是社会财富增长的一个新途径。
过去，经济剩余的存在是碎片化的，零零散散地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整合成本极高，社会价值很低。现在，借助于分享经济的各种创新模式，大量的经济剩余被整合起来，在全社会范围内重新对接供需，于是就产生了新的经济效益。
由此，实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宏观经济的发展也具备了新动能。
分享经济何至于个人资源的分享？腾讯众创空间正在实践一种面向创业企业的模式——产业生态资源分享。具体来看，众创空间以企业为核心，为之分享网络平台流量、技术、产品、办公环境、软硬件设备、投资、传媒等适合企业成长的各种要素，使创业者可以集中精力专注于产品研发和运营等核心事务，大大改善了过去创业服务资源闲散化的问题。
不光是企业端可以有分享经济，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也可以引入分享经济。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都认识到分享经济对于资源高效分配的重要价值，高度重视发展分享经济，许多国家确立分享经济的战略性地位，出台鼓励政策促进分享经济发展。例如，英国政府2014年制订分享经济计划，旨在打造分享经济的全球中心；韩国政府也提出发展分享经济“示范城市”;欧盟拟出台分享经济发展指南等。
分享经济是一场深刻的经济革命。在去中心化的价值传承下，合作分享的思维方式成为商业发展的主旋律，这对于整个社会的资源重构、组织重构、供需重塑，甚至治理模式都带来巨大影响。正如罗宾·蔡斯所言，“人人共享正在推动这个工业化社会转型为分享经济社会”。
尽管分享经济在中国发展得如火如荼，但分享经济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发挥出价值。当下的中国，持续扩大有效内需与加快供给侧改革正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两项重要手段，分享经济也在重新构建更有效率、更具持续性的新型供给关系上展示出巨大潜能。
首先，分享经济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到供给侧改革这一历史进程中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智能手机和高速无线网络的普及使得个体自主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是一个信息汇聚中心和传播主体，每个人都是雇主和雇员。新兴的分享经济企业不再生产商品，而是提供信息和交易平台。
其次，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共享，将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随着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深度融合，一批创新型分享经济平台正脱颖而出，得到消费者和市场的广泛认可。据粗略估算，2015年，分享经济在我国市场总体规模约为1万多亿元。分享经济正从交通出行和住宿领域，拓展到个人消费的各个领域，同时企业端市场也正在逐渐成形。
可以预见，这场已经影响了数亿人的分享经济风潮，将重新构建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商家、商家与商家之间的连接，提升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效率，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加快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构建一个更富有人文情怀的社会。
郭凯天
腾讯研究院院长
前言
分享经济：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
2015年，中国经济社会实现了历史性的“双过半”:服务业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首次超过一半，达到50.5%;中国社会互联网渗透率首次超过一半，达到50.3%。这标志着消费取代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同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逐渐占据主流消费市场。
2015年也是“互联网+”开局之年，社会各界积极拥抱互联网，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为基础的创新创业浪潮风起云涌，在推动“双过半”的过程中起到临门一脚的作用。
2015年“两会”,我曾提出《关于以“互联网+”为驱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议》,希望能够利用互联网的平台、信息通信技术把互联网和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结合起来，从而在新领域创造一种新生态。2016年“两会”,我提交的五份议案之一是《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建议》。应该说，分享经济与“互联网+”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是“互联网+”在各行各业应用和普及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新模式，具有打破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经过一年时间，“互联网+”铺摊子、打基础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未来将在教育、医疗、交通这些规模大、痛点多的垂直行业领域纵深发展。而分享经济很可能成为“互联网+”与这些传统行业结合的主要业态和模式。
也许目前分享经济还不足以成为定义一个时代的大词，但它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机遇。一方面，这两年来围绕着出行、租赁等领域集中出现了一批新公司，创造了大批就业岗位。它们虽然分属不同行业，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围绕着包括人、服务、商品等社会剩余资源的供需关系再匹配，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经济模式。另一方面，发展分享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从2016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到“十三五”规划纲要，到英国、法国、韩国等多个国家政府都提到要积极发展分享经济。
分享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当前O2O(线上到线下)产业、互联网行业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在新常态转折背景下催生的一种新模式。分享经济虽然破土萌芽未久，却已表现出强大的爆发力和生命力，迅速地促进万事万物的互联互通。
移动互联网发展的硕果
就在过去两三年里，以Airbnb(空中食宿)、滴滴为代表的一批分享经济公司迅速崛起。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分享经济在全球的市场交易规模约为8 100亿美元，在中国，分享经济的市场规模也达到1万多亿元人民币。从一个停留在纸面上的观念到转化为席卷全球的经济和社会潮流，分享经济在全球取得爆发式发展的背后，主要得益于其自身的三大特性。
首先，分享经济是对闲置资源的社会化再利用。 许多人可同时分享时间、空间、物品等资源，提高了闲置资源的使用效率，创造了更大的市场价值，使消费者获得了优惠和便利，使拥有者获得了额外的收入。分享经济企业整合了社会大量的闲置资源，实现了三赢的局面。
其次，分享经济把熟人之间的分享关系扩大到了陌生人群体，提升了社会成员的互信水平。 分享经济是基于熟人关系催生出的商业形态，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熟人信任开始过渡到商业化信任。在这一新型的商业模式下，人们发挥分享的精神，借助互联网带来的便利，依靠团体协作的方式，让社会资源重新流动起来，从而实现按需分配的社会资源再分配，真正实现“使用而无须占有”的美好愿景。
再次，促进了生产方式由大规模单一中心转向去中心化的个性化定制。 相比前两次工业革命塑造的以“单一中心、大规模、统一标准”为主要特征的模式，分享经济去中心化的价值网络更加注重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个人既是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大大激发了创业创新活力，赋能予人，实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总体来看，分享经济也是当今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移动互联网发展以及智能终端的普及实现了参与者的广泛互联，移动支付和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LBS)让分享变得简单快捷。网络与大数据分析技术实现了资源供需双方的精准高效匹配，极大地降低了个体之间碎片化交易的成本。社交网络及信用评价机制日渐成熟，培育了新的信任关系。分享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一个超级连接网络的形成，通过对社会闲置资源的再利用，强化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连接。
加速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人口结构也开始迈向老龄化，消费对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但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现象依然存在。如今，分享经济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到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都提到了要发展分享经济。
2015年11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并发表题为“创新增长路径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讲话，提到“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创造历史性机遇”,并将分享经济作为推动改革创新的重要创新案例。 [1]
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致辞中也肯定了分享经济。他指出：“目前全球分享经济呈快速发展态势，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子，通过分享、协作方式搞创业创新，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这有利于拓展我国分享经济的新领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2]
从实际情况看，分享经济在推动经济转型、新旧动能转化上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首先，分享经济有助于化解当前国内一些地区和一些产业存在的经济剩余问题。 以国内房地产市场为例。据国家信息中心统计，国内待售商品房面积已经从2010年底的2.16亿平方米增加到2015年11月的6.86亿平方米以上，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0%以上，房地产市场“去库存”的形势仍然较为严峻。按照分享经济思维，至少有两种做法可以较为快速地去库存：一是分享经济平台与开发商合作，批量签约来销售库存房源，这为开发商提供了增值服务，将促进有管家、带租约和可交换的房产出售；二是分享经济平台发展以租代售，通过连接开发商、业主和消费者，满足各类租房需求，迂回地盘活长期闲置的地产库存。
其次，分享经济也可以作为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有力抓手，为服务业增长提供新动能，实质性地推动结构调整。 一是分享经济通过互联网社会化平台，能将社会闲置的库存资源变成新供给。比如个人的房屋、车辆、资金和知识、经验、技能等资源，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大规模地实现供需匹配，同时还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二是能有效地扩大消费需求。一些餐饮类分享平台以分享个人经历等方式吸引有兴趣的人前去消费，促成了很多体验型、尝鲜型消费，提升了人们对服务的购买意愿。
再次，分享经济可以有效扩大就业，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加居民收入。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一批新兴在线雇用、众包快递等平台，已经提供了超过3 000万个全职和兼职就业机会。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在2015年6月所做的一项调研显示，滴滴平台旗下的出租车、专车、快车、代驾、试驾等服务，一共创造了近300万个就业岗位。
当前，我国的分享经济正从交通出行和住宿领域，拓展到个人消费的多个细分领域，同时企业端市场也正在逐渐成形，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条件。可以预见，这场已经影响了数亿人的分享经济风潮，将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一股强大的新动能，有助于中国经济实现动力转换，把服务业变成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一个更加互联互通的时代即将到来
尽管发展势头蓬勃，但分享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如监管、供给、利益调整等多方面的制约和挑战。
相关监管还有待进一步与时俱进。 当前国内产业监管思路倾向于区域与条块等管理方式，注重事前审批和准入。但在分享经济时代，融合性新业态大量出现，突破了传统的细分式管理模式，导致多数分享经济模式都有“违法”嫌疑，面临随时都可能被叫停的风险。因此，面对分享经济新型商业模式、经营方式等与传统产业的不同，监管部门不能削足适履，强迫新事物符合旧的监管框架，应因地制宜地调整监管策略，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及时清理阻碍发展的不合理规章制度，促进分享经济发展。
创新引发的利益调整加大了统筹协调难度。 比较典型的是在出行、住宿行业，分享经济拥有突出的成本优势和全新的商业模式，使得相关领域的传统企业面临一定的压力，不可避免地使分享经济遭到了一些质疑和阻挠。但是分享经济与传统企业也有很多相互融合的例子，比如林肯汽车与CustomMade(一个设计师在线沟通平台)制造商合作，共同设计高端汽车珠宝，Walgreens(沃尔格林)与TaskRabbit(一个任务发布和认领社区网站)合作将处方药送到家，Home Depot(家得宝)使用Uber(优步)快递圣诞树。未来，分享经济和传统企业融合发展的例子会越来越多。
基础设施能力不足限制了更多民众参与进来。 分享经济是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产物，其需求广泛存在于我国城乡各地。然而，国内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首先，中国仍然有一半人口尚未直接使用互联网，他们之中有相当多的是残障人士、老年人、老少边穷地区居民，我们应该让他们有机会融入移动互联网世界，享受分享经济带来的红利。其次，移动宽带4G/3G(第四代/第三代移动互联网)还需要在老少边穷地区加速普及。再次，上网的资费依然偏高，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
从长远看，分享经济仍然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的阶段性成果。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观念的变化、商业模式的迭代，未来必然还会推陈出新，涌现出新的模式。万事万物可能还会以当下无法想象的方式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对于未知的探索和孜孜以求的实践正是人类社会生息延绵的魅力所在。
[1] 延展阅读：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16/c_1117147101.htm。
[2] 延展阅读：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09/10/c_128215895.htm。
引子 分享经济不是分享经济
分享经济的起源是什么？当我们面对一个新生事物的时候，总会想要追根溯源。我们发现，现在处于全球热议中的分享经济，原来不是过去学院派眼里的分享经济。这是什么情况？
作为一个名词的提出，分享经济的研究渊源可追溯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经济学家李炳炎教授在《社会主义成本范畴初探》(1981)和《劳动报酬不构成产品成本的内容》(1982)两篇文章中，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1984年，美国经济学家马丁·劳伦斯·威茨曼(Martin Lawrence Weitzman)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是《分享经济》,他在书中提出了分享经济理论。
两位学者分享经济理论的关注点都是基于微观的企业行为，在分配领域中探寻经济动力不足背后的因素，倡导建立一种新的利益分享制度和财税政策，以建立新的经济刺激结构和机制，消除传统的利益矛盾，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不足问题。说穿了，核心是研究工人与资本家如何分享企业收益的问题。
显然，当下红遍全球的分享经济，并非以上两位经济学家研究的分享经济。它是一种新兴的经济现象，是一种结合了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技术的社会化的商业范式。
既然它是基于社会化的分享，那是不是等同于基于社会化大生产的信息共享呢？2002年，哈佛法学院教授、世界著名网络研究中心——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主任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在《网络财富》(The Wealth of Networks )一书中提出“共同对等生产”(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的概念来重点描述其社会化生产思想。在他看来，利用网络技术进行社会化生产，可以解决资源合理利用的问题，而在信息时代，由个人及或松散或紧密的合作者进行的非市场化、非专有化的生产所发挥的作用将日益加大。
听起来似乎很有“分享”的精神。但遗憾的是，本科勒教授的观点着眼于解释维基百科、开源软件和博客圈这样的例子，这些模式恰恰不是分享经济研究的典型。换言之，它们仅仅是“分享”,而不是“分享经济”。
那么，分享经济究竟是什么呢？
至此，我们需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协同消费”(或协作消费)。
所谓协同消费，从字面理解，这是一种群体消费模式，许多消费者抱团消费，比个人消费更有议价优势。这个名词源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库斯·费尔逊(Marcus Felson)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乔·L. 斯佩思(Joe L. Spaeth)。这两位教授在1978年发表了一篇论文《社区结构与协同消费：一种日常活动的方法》(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当时协同消费也被称为“合作式消费”。
2007年，Oxygen Consulting公司的管理咨询师雷·阿尔格(Ray Algar)将“协同消费”这个词语引入自己标题即为《协同消费》(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的文章中。他发现协同消费是一种席卷全球的现象，消费者通过在线eBay(易贝)和Gumtree(英国最大的分类信息网站)等网站，交换商品和服务，通过Trip Advisor(猫途鹰，全球知名的旅行社区)分享住宿经验，以及通过集体购买力共享(所有权)高价值资产，如汽车、房地产和飞机等。他的这篇文章强调了“分享”的因素。
后来，协同消费又演变出更丰富的含义，例如百度百科里提到：协同消费，指消费者利用线上、线下的社区(团、群)、沙龙、培训等工具进行“连接”,实现合作或互利消费的一种经济模式，包括在拥有、租赁、使用或互相交换物品与服务、集中采购等方面的合作。
再后来，2011年，《时代》周刊将“协同消费”列入改变世界的十大观念之一。
2013—2014年，《经济学人》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报道美国的分享经济发展状态，突出报道了Airbnb、Uber等公司在分享经济商业模式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机遇。
许多政府也开始推波助澜。其中，英国显得很有雄心壮志。英国政府于2015年提出构想，希望推动英国成为世界上最适合创业、投资和发展的目的地。为此，英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推动分享经济的发展，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追根溯源的本意不在于咬文嚼字，而在于通过对历史的梳理，追寻本真，把握未来。我们不难看出，协同消费之于分享经济，几乎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分享经济传播范围更为广阔，它超越了东西方地域，超越了社会形态，作为一次由互联网技术应用引发的革命，引导了全球经济体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把我们每一个人带入了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