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4

……

总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而生产同一物品所需要的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产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少，它的价值也越小；反之，劳动生产率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就越多，该产品的价值倒是越大了。（陶大镛：《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0页）

上述论述不仅难以和实际生活中的经验相吻合，而且也和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相冲突，是典型的"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费的时间越多"式的理论。

我们知道，在宏观上，人类的劳动生产力是不断提高的，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讨论与否都不会改变这种事实；但是在微观上，有些企业、有些国家领先于其它企业或者国家首先使用先进技术，因此，在实际生活中，特别是中国这种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更加有实际意义的、人们更加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劳动生产力横向比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落后国家的经济学家对本国人民奢谈宏观上的纵向比较，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会掩盖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微观上的横向比较，并且会产生一种误导："采用先进设备的先进企业和使用落后设备的落后企业创造的价值是相同的"，或者："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生产出来的价值没有什么增加"。我很难想象中国在这么一种经济思想的指导下能够走向现代化。

我认为，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多讲横向比较的情况，即："生产力高的人产量比较高，所以创造的价值总量大于劳动生产力较低的人。"

陶先生的书是根据他应邀四处讲座时的发言编撰而成的，时间已经过去十几年了。然而，就在最近（1998年），当我在因特网（internet）上发表有关论文后，质疑者在这个问题上仍然表现出极大的混乱，例如：

松子（质疑者）：

老马的价值生产理论的根本点是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如果因技术进步或生产管理组织的进步造成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单位产量增加），只能造成同一商品的单位价值减少，而不是总价值升高。（注意这与价格围绕价值的波动无关。）

以此来分析上面黄佶的例子。黄佶的论述中的本质错误在于"也承认同样的产品具有相同的价值"上。他忽略了只有"同样的产品"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变才有"具有相同的价值"。其错误在于无视当社会生产的结构改变（单独生产变成联合生产）时，虽然单位产量增加，但总的价值并不增加这一根本点。

我当时的回答是：

请注意，我要证明的是：工人参加共同劳动比他单独劳动有利。

我认为，这位先生所说的话："当社会生产的结构改变（单独生产变成联合生产）时，单位产量增加，但总的价值并不增加"，并没有错。

但是这同时意味着每件产品的平均价值下降了，因此，那些仍然单独劳动的工人必须增加劳动时间才能保持原来的生活水平。这只能再次说明工人参加共同劳动比较有利。

一般来说，使用因特网的人较年轻、接触现代科技较多，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混乱，充分说明的确有必要彻底理清这团乱麻。

1998年9月于上海

商品交换的本质动机是"节约劳动"，而非"互通有无"

关于商品交换，亚当．斯密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

在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一般地说，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么，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42页）

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这个例子。

我们假设有两个劳动者，一个是猎人，他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捕杀一头鹿；另外一个是渔夫，他可以用两天的时间捕捉一头海狸。

我用下图来表示他们的情况，其中虚线的长度代表劳动时间：

猎人捕杀两头鹿　　－－－－－－－－－－（2天）

渔夫捕杀一头海狸　－－－－－－－－－－（2天）

现在，猎人需要海狸，而渔夫需要鹿。他们为什么需要海狸或者鹿，不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他们各自的需求是什么，这对下面的分析是很重要的。

根据斯密的观点，他们按照劳动量相等的原则进行交换，所以渔夫可以用一头海狸，和猎人交换两头鹿。

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猎人需要海狸却不自己去捕杀海狸？渔夫需要鹿却不自己去捕杀鹿？

自己直接捕杀所需要的猎物有很多好处，例如质量比较有保证，不必担心猎物是被别人毒杀或病死的，还可以免去把猎物运到市场上、在市场上等待交换对象、讨价还价、交换之后再把所得猎物运回家等等麻烦。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们各自直接捕杀所需猎物的情况。根据他们花费时间的长短，我们分几种可能的情况讨论：

1，他们捕杀对方的猎物需要的时间比对方短。

例如，渔夫可以用半天的时间捕杀一头鹿，他捕杀两头鹿只需要一天；而猎人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捕杀一头海狸，同样用图表示（＊表示每个人实际需要的物品）：

猎人捕杀两头鹿　　－－－－－－－－－－（2天）

猎人捕杀一头海狸＊－－－－－　　　（1天）

渔夫捕杀一头海狸　－－－－－－－－－－（2天）

渔夫捕杀两头鹿　＊－－－－－　　　　　（1天）

显然，如果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话，他们之间将不会发生交换。因为猎人不会花费两天的时间去捕杀两头他根本不需要的鹿，然后运到市场上去交换他只需要一天时间就可以获得的海狸。同样，渔夫也不会花费两天时间去捕杀一头他完全不需要的海狸，然后去交换他只需要一天时间就能捕捉到的两头鹿。

2，他们捕杀对方的猎物需要的时间和对方一样长。

例如，渔夫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捕杀一头鹿；而猎人可以用两天的时间捕杀一头海狸，同样用图表示：

猎人捕杀两头鹿　　－－－－－－－－－－（2天）

猎人捕杀一头海狸＊－－－－－－－－－－（2天）

渔夫捕杀一头海狸　－－－－－－－－－－（2天）

渔夫捕杀两头鹿　＊－－－－－－－－－－（2天）

显然，他们之间也不会发生交换。因为猎人不会花费两天的时间去捕杀两头他不需要的鹿，然后运到市场上去，额外增加运输和交换的麻烦，换回他花费两天时间就可以得到的海狸。同样，渔夫也不会花费两天时间去捕杀一头他不需要的海狸，然后去交换他利用这段时间能够捕捉到的两头鹿。

3，他们捕杀对方的猎物需要的时间比对方长。

例如，渔夫去捕杀一头鹿的话可能要花费两天时间；而猎人捕杀一头海狸可能需要五天时间，同样用图表示：

猎人捕杀两头鹿　　－－－－－－－－－－（2天）

猎人捕杀一头海狸＊－－－－－－－－－－－－（5天）

渔夫捕杀一头海狸　－－－－－－－－－－（2天）

渔夫捕杀两头鹿　＊－－－－－－－－－－（4天）

显然，现在交换各自的猎物对他们产生吸引力了。

如果他们仍然按照两头鹿换一头海狸这一比例进行交换的话，猎人只需要花费两天的劳动，通过交换就能得到他本来需要五天时间才能得到的海狸；而渔夫只要花费两天时间，就能得到本来需要四天劳动才能得到的两头鹿。

通过交换，他们既可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又可以节约劳动。猎人可以节约三天劳动，而渔夫可以节约两天劳动（这里忽略了运输和交换所需要的劳动）。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见，人有我无不一定会导致商品交换的发生，因为我也有双手，我也可以制造所需要的物品；只有当交换可以节约劳动，或者说，只有当我无法用比别人更短的时间、或者我根本无法（等效于需时无限长）把自己需要的物品生产出来，商品交换才有可能发生。

因此，互通有无并非商品交换的本质动机。在上述第一和第二种情况，虽然对方手里有自己需要的物品，但是交换并没有发生。只有当交换能够节约各自的劳动时，交换才会发生，所以，节约劳动才是商品交换的本质动机。

我认为，理解这一点，对于进一步理解商品交换过程的性质，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1998年9月20日于上海

中国需要千百个亿万富翁

摘要：

应该关注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形成的历史。一些最初看起来不过是玩具的东西，给美国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创新和创业精神是一个国家力量的来源。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正在扼杀青少年的创新精神；而根深蒂固的均富思想和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的长期教育，使所谓"两极分化"在中国被视为大逆不道。其结果必然是限制财富的积累程度，进而扼杀人们的创业和冒险精神。不在这两方面有根本改变，中国是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甚至跻身二三流国家的行列也是困难的。

Wintel联盟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已经成为比原子弹更厉害的控制世界的武器（原子弹虽然可以杀人，但是不能随意使用，所以只能吓人）。

但是，Windows的主人比尔盖茨当年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Intel的创办人只是三个跳槽的工程师。

回顾历史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什么东西有价值，什么东西有战略意义。但是，当历史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形成时，很难做到这一点。盖茨编制的游戏程序，最初的半导体放大器，充其量不过是一些玩具，谁会想到它们会使美国这么一个超级大国焕发出新的生机？当杨致远啃着比萨饼编制网站目录时，谁会想到它会成为今天的网络巨人？

即使最富有的国家，也不可能资助每一个看上去像玩具一样、异想天开的装置。所以，新技术最初只能由"看不见的手"来抚育成长。

因此，新技术新产品的出现和成长需要两种精神：

1，创新精神

2，创业精神--可能的巨额回报使投资者（即资本家）甘冒巨大的风险，把钱投在这些只有一线希望的项目上。回顾西方先进国家的历史，电话、电视、汽车和飞机等等的发展，都能找到这两种精神产生的推动力。

如果用这两把尺子来衡量中国的话，其结论极其令人悲观。

1，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已经把青少年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消灭得差不多了；

2，中国传统的均富思想，加上1949年以来，长期系统而全面的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宣传和教育，使人们（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知识分子）对"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等等，极其反感、厌恶甚至仇视。但是，没有巨大的利润作诱饵，就无法推动人们冒巨大的风险、投入巨额资金去创业，去开辟新的领域。在一个没有差距、或者差距很小的中国，还能够有多少创业精神、创大业的精神，是令人怀疑的。

中国如果不在这两方面有根本的改变，是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面对其它具有强烈进取心的国家的竞争，中国能否获得并保持第二、三流国家的地位，也是值得怀疑的。

中国要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就必须改革教育，把青少年培养成生龙活虎、敢于思考、善于创新的的一代，而非在考大学时就只想着找一个好工作，安安稳稳坐一辈子办公室。

还必须彻底消除均富思想，经济学界应该宣传"生产者的利润来自消费者的报酬，因为前者节约了后者大量的劳动"，而不是"少量剥削是合理的，现阶段暂时允许剥削"。

CPShao先生和我在"青年经济论坛"有一场讨论，他提倡"整个社会的经济平等，是由社会中每个经济单位或部门的经济平等共同构成的。在单个经济单位或部门中，经济平等体现为：自有资本的增长率和人员工资收入增长率相等。"这一思想有两个问题：

1，没有考虑市场的风险。既然雇员在企业亏损时仍然领取工资，为什么在企业正常盈利时，自有资本的增长率只能和人员工资收入增长率"相等"？

2，没有考虑更大的创新和创业风险。

因此，这种思想在本质上还是均富思想，仍然受到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束缚。

中国人必须改变对富翁（仅指合法致富者）的传统看法。实际上，亿万富翁的存在对人民是有好处的。他们的致富来自承担了大批量生产必然具有的风险，来自发展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产业，这一切大大降低了商品的价格，或者提高了商品的性能，使普通大众可以享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商品。

当你一边看电视、一边嗑瓜子时，你想过没有那些只知道赚钱的人为了打败竞争对手，正在绞尽脑汁考虑如何降低成本或开发新产品？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富翁不过是大众的奴隶而已。大众买他们的东西是看得起他们，让他们赚钱是对他们的恩赐；只要大家都不买某个老板的东西，就能逼他跳楼。只是因为他们的主人数量众多，每人赏了几块钱给他们，他们的财富才会超过主人，成为百万、千万或者亿万富翁。

我们不能光羡慕和仇恨他们的财富，还要看到这些钱是怎么赚进来的。其过程之繁琐冗长、之单调枯燥、之费尽心机、之疲于奔命、之提心吊胆，只要参加过一些工商活动的人多少都会有一些体会。想必很多人了解内情后，宁肯继续在电视机前嗑瓜子，也不愿意去做什么百万富翁，除非跳过过程，直接中奖或者捡到一百万。

积极开发新技术、新产业的人，在自己发财致富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一个人在劳动生产力较高的社会，即使洗碗，也会有绝对值很高的收入。因此，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穷人的绝对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当然，存在出现相反情况的可能性，政府应该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但不是采用扼杀亿万富翁的方法。

我们的思路应该宽广一点，应该注意到在中国出现亿万富翁的同时，下岗工人月收入可能上升到两千元，一个普通的扫地工人可能会有一万元工资。一个没有固定单位的经济学家，每月胡乱写一篇文章，其稿费可能就足以维持不错的生活。因为那时你生活在中国，中国的劳动生产力已经大大提高，你只要和这架机器沾一点边，你就能沾很大的光。与此同时，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胡思乱想的人，可能会因为某项发明而一夜之间跻身百万富翁的行列。因为在一个发达的市场，商品的销售范围极其广泛，每件商品上抽取很小的比例，就会有惊人的总额。

人类的世界不是世外桃源，不是你想安安稳稳地生产就可以安安稳稳地搞生产。每一个国家或者政治实体都有扩张的本能，只有遇到了另一个扩张者，扩张才会由于力量的平衡而暂时停顿下来。这种平衡和停顿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和停顿，恰如拔河时的僵持阶段。一旦力量对比发生微小变化，力量稍大的一方就会缓缓推进。因此，中国人要想安安稳稳地生存，就必须拥有巨大的力量，巨大的能够体现自己意志的力量。这种力量具体体现为强大的军队和先进的武器，并且包括能够把这些力量投放到目标地点的运载力量。发展和维持这种力量，需要大量的高级人才以及科技开发和工业生产能力。只有中国的劳动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我们才可能把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从维持生活的生产劳动中转移到发展和维持这一股力量上来。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出现，也会为这股力量增添无限生机。因此，我们在考虑问题时，不能仅仅考虑劳资两个方面，还应该考虑所有其它因素。

我们作为学者，不应该感情用事。马克思是一个阶级感情压倒科学理智的典型。当然，他所处时代充满了弱肉强食的悲剧，影响了他的判断力，我们不应对他过分苛求。但是，现在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也使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一百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有了充分的了解，也就没有理由继续陷于感性的泥潭了。

结束语

作为政府，不应该限制人们的致富机会，不应该限制人们致富的程度，而是应该引导致富欲望激发起来的巨大力量，把它引向需要的地方。对于目前的中国，应该引向内地落后地区，引向农业，引向教育，引向生产低耗、低污染、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引向开发新技术和新产业；同时，阻止这股力量流向生产高耗、高污染产品，贪污腐败，走私，毒品买卖等等。另一方面，因为财富是一种力量，政府作为大众的代表，必须监督这种力量，以免被滥用，在保护人们创新和创业精神的同时，保护广大劳动者和消费者。

中国人喜欢讲一句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只有中国出现了千百个亿万富翁，才会大大激发中国人的创新和冒险精神，中国才有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

1998年10月17日于上海

订正一个两百年前的错误

"在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一般地说，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么，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

如果这是一个大学生毕业论文的一部分，他的成绩肯定是不及格。因为写第一句话时他还很不肯定，使用了"似乎是……"这种很犹豫的口气，但是未经任何证明，他就在紧接着的第二句话里给出极其肯定的结论："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

然而，两百多年来，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1776年初版）中的这段话（中文译文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42页），作为一个影响波及全人类、至今还在决定中国人命运的理论的基础，似乎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疑问。

如果一个渔夫捕杀一头海狸要花费两天时间，一个猎人捕杀一头鹿需要一天时间，在我们第三者看来，一头海狸交换两头鹿，两天劳动的成果交换两天劳动的成果，是最合理、最公平的方案。但是，如果我们深入思考一下，就会发现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渔夫用自己的劳动产品--海狸--去交换鹿，说明他需要鹿。那么他为什么不直接去捕杀鹿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研究一下：猎人可以用一天时间捕杀一头鹿，那么渔夫捕杀一只鹿需要多少时间？显然只有三种可能：

1）比猎人短，例如半天。这样渔夫用一天时间就可以猎到两头鹿。

这显然不可能。如果是这样，渔夫就没有必要花费两天劳动，捕杀一头自己并不需要的海狸，再去和猎人交换自己仅需一天就可以捉到的两头鹿。

2）和猎人一样，一天可以捕杀一头鹿。

也不可能。渔夫能够用两天时间捕杀两头鹿，就不会多此一举，先用两天时间捕一头海狸，再去交换两头鹿。

3）比猎人长。这是最后一种可能，实际情况也是这样。渔夫捕鹿，尽管是偶尔为之，但是也必须学习有关技术、准备特殊的工具，可能还必须长途跋涉，到远离渔村的深山里去。

假设渔夫捕杀一头鹿需要三天时间，捕杀两头鹿就需要六天劳动，他用两天劳动的成果：一头海狸，去交换两头鹿，就可以节约四天劳动。

显然，上述分析也完全适用于猎人，他去捕杀海狸，花费的时间要比渔夫多，用自己捕杀的鹿和渔夫交换自己所需的海狸，也可以节约劳动。

实际上，渔夫猎鹿花费的时间要比猎人多得多，猎人同样如此，因此，通过交换他们可以节约大量劳动。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你有我无"不是发生商品交换的根本原因，因为我还有其它选择：自己生产原来没有、却又需要的东西。只有在能够节约劳动的情况下，我才考虑和别人交换。对方同样如此。因此，"节约劳动"才是商品交换的根本动机。

在研究商品交换时，我们还必须考虑一个实际情况：谁也不知道对方商品在生产中实际花费了多少劳动时间（或者说"成本"）。渔夫并不知道猎人只需要一天就可以捕杀一头鹿，猎人也不知道渔夫只需两天就可以捕杀一头海狸。他们在讨价还价时只有一个判据：交换能否使自己节约劳动。

因此，即使一头海狸换一头鹿，即渔夫用两天劳动交换猎人一天劳动，渔夫也不会拒绝，因为他仍然可以节约一天劳动；如果猎人需要五天才能抓住一头海狸，他也不会拒绝用三头鹿换一头海狸。虽然他三天的劳动只换得了渔夫两天的劳动，但是交换可以使他节约两天劳动。显然，在一定范围内，任何交换比例都能够被双方同时接受。按照本文假设的双方劳动时间，这个范围是从3：2到1：5（海狸：鹿）。

看来，斯密先生的"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只是他想当然的结果，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那么最后到底是按照哪一个比例进行交换的呢？显然，劳动时间已经无法发挥作用，因为它只能决定交换比例的范围。而且，双方生产同一物品所需的劳动时间差异越大，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比例范围也越大。

因此，劳动时间不可能是交换比例的决定因素。最后的交换比例取决于各自需求的迫切程度、讨价还价的能力等因素。

在现代社会，工厂采用专业化、大规模的方式生产商品，把很多基础性的东西，例如开发技术的劳动、学习技术的时间、寻找和发掘矿藏的劳动、必不可少的大型设备、长途运输等等的成本分摊在大量的产品上，所以产品的成本远远低于消费者自己少量制作时耗费的成本。

因此，即使商品的价格高于其价值（生产中耗费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之和），消费者仍然不会拒绝购买。例如，一台价值为2000元的电视机不会因为价格是2200元而被消费者拒绝购买。假设一个普通清洁工人的月薪为400元，她用五个半月的劳动就可以交换得到自己十年也造不出来的电视机，当然不会拒绝。

一个工人被商品生产者赚走200元，和被自己的雇主剥削200元，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为了节约劳动、提前享受，是为了鼓励生产者发展技术、开发新产品、进一步降低成本，以便数年后同样用2200元可以买到屏幕更大、功能更多、性能更好的彩电；而且他作为消费者拥有选择权，让产品最好、服务最令他满意的生产者赚这200元；而被雇主剥削200元则对这个工人没有任何好处。

商品价格中高于价值的部分，可以理解为"消费者给生产者的酬谢"，因为后者节约了前者大量的劳动。由于工厂的生产成本总是远远低于消费者自己制造的成本，所以其产品的价格可以长期而稳定地高于价值，企业的利润可以来自"消费者酬谢"，而不必完全来自工人的剩余价值。

生产同样商品的其它企业的竞争可以迫使价格下降。如果竞争足够激烈，价格将被迫降低到接近甚至等于价值。但是，这种"等价交换"只能再次说明"等价"并非商品交换的天然属性，它的出现和存在需要特定的外部条件。

只有在商品价格降低到等于商品价值时，占有雇员的剩余价值才成为企业获取利润的唯一途径。如果采取强制措施（政府法令，劳动者联合斗争等），保证工人的工资等于其创造的全部价值，企业所有者在"等价交换"时就无利可图，因为既没有"消费者酬谢"，也没有剩余价值可供剥削，这将迫使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在市场价格降低到等于其产品的价值、它的"消费者酬谢"消失时退出竞争。这样，即使存在私有企业，也可以实现消灭剥削的理想。

本文的结论是：商品交换的根本动机是为了节约劳动；商品不必"等价交换"；剥削雇工的剩余价值不是一个企业获得利润的唯一途径；除了剩余价值，利润还可以来自"消费者酬谢"；发展私有经济和消灭剥削并不矛盾。

笔者认为，正确认识商品交换过程、全面认识利润来源，对于我们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以及"重建中国的经济学"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999年11月于上海

市场是无限的--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中缺陷

一，市场是无限的

黄焕金先生在"马克思的学说仍然是解决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最值得思考的思想"一文中说："'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命根，没有市场，则生产能力越强社会问题就越激化，但一有点市场，巨大的生产能力就会迅速将其填充。目前世界已一步步趋向经济全球化，因此市场的规模也已全球化，同时对市场的开发也即将到了尽头"。

笔者认为，"市场"不应该是一个空间概念，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不是在消费者站立的土地上，而是在消费者的心里。广告学称之为"心智"--这是一个很妙的术语：既有感性的成分（"心"），又包含了理性的成分（"智"）。

当全世界的人都有彩色电视机和冰箱的时候，人们会需要汽车和别墅，于是新的市场出现了；当美国人家家都有汽车以后，他们又想和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里的人聊天，于是，因特网出现并发展起来，信息产业在美国这块生产力最发达、因此市场也最饱和的土地上发展得最快，可以作为笔者上述观点的证据。

实际上，只要人的需求、人的欲望没有止境，人类没有失去梦想和幻想，市场就没有饱和的时候。市场，或者说消费者的需求，是可以无限开发下去的。只要你提供的产品价格足够低（要求你的成本足够低），就会激发起新的消费欲望、产生新的市场。笔者在此可以相当有把握的说，在信息产业的市场接近饱和或者饱和以后，在人们厌倦"虚拟世界"之后，一个新的市场将会出现--星际旅行，或曰"太空旅游业"。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有它的价值，笔者在拙作《资本异论》中指出："说《资本论》拯救了资本主义，可能有失绝对，但不是毫无道理。"

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有一个似乎不需要证明的基本假设：市场的规模存在一个饱和值。这一假设不言而喻的依据是人类的需求是有限的、需求的内容是已知的。然而，历史的发展证明这两个前提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人类刚刚进入"温饱"或者"小康"阶段，物质的需求刚刚能够得到满足，但是人类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以后，精神需求会浮出水面，而精神需求的内容实际上是无限的、或者说是不可预知的。

经济危机的确存在，但是其根源不是市场的有限性，而是人们对市场理解的偏差。别人生产服装，你也生产服装，当然会陷入危机。就在去年冬季人人抱怨市场疲软时，我亲眼看见客商们带着数十万现金，通宵等在某南极棉保暖内衣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里，等着提货。货物刚刚从外地加工厂运到公司大门口，就被客商提走了。

中国人穿着大棉袄度过了千百个寒冬腊月，为什么现在需要南极棉内衣了？因为他们现在富裕了，不愿意窝窝囊囊地裹着大棉猴了，他们要潇洒，他们要风度，他们要在大雪纷飞之下西装革履。这就是新浮出水面的"精神需求"。

因此，我们要改变一个观念：市场是土地、是客观的物质的三维空间，市场是有限的；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新的观念：市场在消费者心里，在生产者的头脑里，市场是无限维的主观世界，市场是无限的。

笔者在《资本异论》中提出，生产者的利润可以来自"消费者酬谢"，因为生产者大大减少了消费者获得某一使用价值所需耗费的劳动。例如上述南极棉内衣一套价格为200元左右，即使对于普通工人来说，也仅是一两个星期的工资。如果没有人生产南极棉内衣，消费者可能永远无法潇洒起来（作一套棉袄需要多少时间？）。即使南极棉内衣的价格略高于生产中消耗的"价值"，消费者也不会拒绝购买。价格中超过价值的部分可以理解为消费者从节约下来的大量劳动中抽取了一小部分，作为给生产者的酬谢，构成生产者的利润。

因此，开拓市场，就是研究、预测消费者需要什么，然后用比他自己制造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来、用他能够承受得起的价格，向他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

你用合理的成本作到了消费者原来作不到的事情（例如环球聊天、太空旅行），你帮消费者节约了劳动，消费者从节约下来的劳动中抽取一部分给你，你就有市场、有利润了。"商品交换的本质动机不是互通有无，而是节约劳动"，应该是一个客观真理。

在新的市场观中，开拓市场的主要手段将不再是传统的跑街和吆喝，而是研究和预测，大胆的前期投资和耐心地培育消费者。因此，要求生产者具有更开阔更长远的眼界，也要求普通劳动者具有更高的文化教育和科技水平。报载美国信息产业领域的劳动者供不应求，而传统制造业的工人却在WTO部长级会议门外抗议；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产业发展速度最快，等等，都是很说明问题的。

我们不能把制造业的危机理解为全人类的危机，不能把资本主义的危机作为拒绝向资本主义学习、拒绝"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黄焕金语）的理由，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存在发生危机、进而崩溃的可能，就不思进取，就容忍自己的缺点，饿着肚子等着看别人的笑话，如守株待兔的农夫。

对应新的市场观，我们的"生产观"也必须改变。生产者最重要的已经不是如何生产，而是生产什么。上述南极棉公司没有一个生产车间，产品全部在它没有产权的工厂里生产，它只通过合同控制质量。这不但没有妨碍它的产品畅销市场，反而因为优胜劣汰，增强了它的竞争力。

研究《资本论》、在《资本论》里面寻找指导我们前进的真理，是可以而且应该的，但是我们不能把《资本论》或马克思的经济学作为唯一的思想来源。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很自豪地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遇到难题时如何重视马克思，来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没有错误的证据。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是：邻居家的汽车抛锚了，向你借用自行车，你便觉得自己的自行车比汽车更伟大。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总是借鉴"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而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却不学习研究借鉴资产阶级经济学，反而把它们斥为"庸俗经济学"，不屑一顾，无产阶级不是太吃亏了吗？

笔者写《资本异论》等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挑错的书、文，最根本的目的是要改变很多中国人把马克思放在神的位置上这一错误做法，使马克思回到人民中间。

马克思为工人阶级、为无产阶级呐喊，将永载史册，但是他的理论推导出现错误，得出"劳动和资本交换，劳动者永远吃亏"这一结论（剩余价值理论：利润100%来自剥削），使人民错误地"不断继续革命"，进行"阶级斗争"，结果反而损害了人民自身的利益；他的"公有制"理论没有相应的"民主制"理论配套，结果"公有制"演化成"官有制"，劳动人民仍然没有彻底摆脱剥削。

二，商品价格降趋向于零时，生产设备的投资将趋向于无限大

黄焕金先生说："在那时（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工作已经成为人们精神的'第一需要'，而不再是谋生的手段，同时，直接参与工作的人已经不过是少数人了，因为生产流程已经实现了很高的科技化与全自动化（这种生产手段使得一个产品的成本极低，因而一个产品所包含的价值极低，甚至达到可'白送给人'的程度）。"

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过度简化。例如，在证明商业资本不能创造价值增殖时，假设A和B是商业资本家的上下家，然后把商业资本所处的环境简化成A可以直接把商品卖给B，而B可以直接把商品卖给A。

在分析产业资本增殖方式时，又简化掉了分工、合作、使用机器等具体细节，结果本来只能在农业生产中近似成立的"剩余价值理论"，在工业生产中也绝对成立了。

在近半个世纪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中国人唯一的经济学教材，因此他的学生们也形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理想化"。

生产过程"实现了很高的科技化与全自动化（这种生产手段使得一个产品的成本极低，因而一个产品所包含的价值极低，甚至达到可'白送给人'的程度）"，看上去完全正确，可是要达到这种水平，生产设备的价值将是一个天文数字、生产规模（产量）也必须非常大，因此，在我们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际，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无情的客观规律：

商品成本（或生产中耗费的价值）趋向于零时，生产过程所需的资源趋向于无限大

另一方面，"按需分配"中的"需"仍然是无限丰富、却又是不可预测的。如果共产主义社会的管理者在决定生产什么产品时发生了错误判断（这并非他们自身的过错，因为他们仍然是凡人，要求每一次都判断正确是过分的苛求），大量产品无人需要，"分配"不出去，或者反正不要钱，领回家再扔掉，必将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所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需要一个基本的物质基础：资源可以无限获取。

显然，这首先需要人类能够自由地进行星际旅行。

2000年1月6日于上海

致王则柯先生信

王则柯先生，您好：

你的"还得下决心重写政治经济学"一文，非常有意义。目前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的确需要重写。它不仅正如你所言，不能解释很多现实问题，而且就它作为一种理论而言，它也是不合格的，因为它里面有许多地方不是含糊其词就是自相矛盾。

它只是马克思先生个人（有些是继承前人的）一些观点（甚至未经仔细推敲）的集合，而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

例如，他说：商品的价格由商品的价值决定，商品的价值由劳动的价值决定，劳动的价值则由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但是，我们知道，生活资料也是商品，其价值也是由生产它们的劳动量决定的。这样，前面那段话就等于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的价值，而劳动的价值又取决于商品的价值。或者：商品的价值由商品的价值决定。

他还提出了一个基本概念：生产某种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对它的定义却非常含糊，也可以说根本没有作出定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社会中全体具体生产者各自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既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等于"最长必要劳动时间"，那么只有三种可能性：　1、"最短必要劳动时间"。这样的话，一个科学家刚发明了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即使仅仅是实验室规模，也会使这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大幅度下降。

　2、"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这样只要一个科学家或一个懒汉就能大幅度影响市场价格。

　3、"根据各个生产者的产量加权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如果是这样，那么商品价格就与商品的产量有关，而不仅仅取决于"劳动时间"。

但是，改写政治经济学不应简单地抛弃马克思的理论、用"微观经济学"填补留下的空位。

因为，每一种理论，要想站住脚，不仅要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还必须指出其它不同理论的错误之处，而不能"绕"过去。

微观经济学只指出马克思的结论（资本对利润没有贡献）是错的，而没有指出其错误根源，是不够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理论的主要意义不是它的"经济"方面的理论推导，而是在于它的"政治"结论。他提出"利润来自剥削"，指出了两极分化的原因。虽然理论上这一结论并不完全正确，但是贫穷的劳动者并不在乎什么文字上的含糊其词、逻辑上的自相矛盾等等。因为他们愿意相信这个结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原因即在此。现在，中国的劳动人民仍然在用马克思的观点看待新的贫富差距；在西方，马克思的理论至今还常被人提起，也因为他的政治结论在当今社会仍有现实意义。这都说明马克思的理论是不可能被无声无息、悄悄地"绕"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