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为什么存在弊端：
效率的逻辑
税收存在什么问题？显而易见的答案是，缴税实在令人提不起劲；但另一种不言而喻的答案是，征税很有意思。由于付出的每一美元等于收到的每一美元钱，你肯定会赞同：利与弊相互抵消了。
收税者从你这里获得一美元钱，将它作为社会保险开支给了我母亲，你如果会为此抱怨几句，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我（作为本人，当然更在意自己的母亲而不是你）会用更积极的眼光看待这件事。经济学研究无法评判究竟是你，还是我的母亲更应该得到这一块钱，对没有利害关系的旁观者亦如此。金钱转移的过程本身没有好坏。
税收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我们必须付钱，而是我们总想方设法避开它。避税要付出代价，而且不会产生抵销收益。
用购买凉鞋打个比方。比如，它在网络上卖40美元。尽管如果它卖50美元，我也很乐意付钱。我花40美元买到这双凉鞋，就像凭空赚到了10美元。更妙的是，没有人因为我的收获蒙受任何损失。因此对整个世界而言，它的价值增加了10美元。这增加的10美元——我愿意支付的价格与我实际支付的价值之间的差价——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
现在，如果对那些凉鞋征收6美元消费税，我还是会买它。我的财富会比现在减少6美元，但有人会因此得到6美元。可是，如果对凉鞋征收12美元消费税，我就会因为不想付消费税而干脆不买这双凉鞋。这样，我就失去了10美元消费者剩余，而且没有人能从中获得好处。毫无疑问，这是个坏结果。
即使征收非常小额的消费税，都可能影响一部分人购买凉鞋的意愿。他们损失的消费者剩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也被称为净损失）,因为它不会产生抵销收益。
征税的弊总是大过利。为了得到一美元，就必须从某人那里拿走一美元。这个过程中，势必会影响某人不再多买一双凉鞋、修建一座房屋，或者加班工作。当政策的弊大于利——即产生无谓损失——我们就认为它没有效率，会反对它继续执行。
唯一可以完全避免无谓损失的税种是人头税（head tax）。它是每个人都必须支付的定额税种，与收入、资产、购买力或者任何纳税人可控的能力均没有关系。理论上，经济学家十分推崇人头税；但在实践中，我们意识到它在解决效率低下的问题时总是显得十分极端。
因此，不管我们需要怎样的政府，如果我们不想因为人头税而面对十分极端的财务状况，就要承担一些无谓损失。但是，一种税收制度导致的无谓损失可能比另一种要严重得多。当某种政策导致了格外庞大的无谓损失，经济学家就会开始寻找替代方法。
分析的关键在于衡量个人收益与损失。比如，什么是关税对进口汽车的影响？没有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政策分析者也许会评估它对汽车行业就业的影响、通用汽车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甚至政府的贸易与财政预算赤字。那不过是个开始，而且这种分析方法完全偏离了重点。它没能提供权衡得失的标准。（汽车工人就业率下跌3%与汽车价格下调3%之间如何比较？贸易逆差减少10亿美元意味什么？）它甚至没能提供确定何为利弊的标准。（国内汽车制造的增长如果需要伴随巨大的能源消耗，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经济学家通过观察政策如何影响个体来处理这些问题。（当然，个体会受到汽车行业利润与政府财政赤字的影响，因此我们还是要将它们纳入考量——但只是作为中间步骤。）作为处于经济活动中的个体，我们要问：关税令他获得了收益，还是蒙受了损失？获得多少益处，蒙受多少损失？这些收益与损失包含在消费者剩余的变化、生产者利润的变化、关税收入产生的支付成本，以及其他一切对个人存在价值的因素中。我们将赢家获得的收益相加，输家蒙受的损失相加。如果赢家的收益超过输家的损失，我们就倾向认为政策可取。如果输家的损失超过赢家的收益，我们就宣布存在无谓损失，政策没有效率，再视无谓损失的规模来判断政策存在问题的严重程度。
必须指出一点，不要犯非经济学家常犯的错误，总是过分强调纯粹物质化的因素。当我说将一切对个人存在价值的因素纳入考量时，我一定说到做到。
假设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Mobli Corporation）在偏远地区获得一项石油开采许可，而且人们普遍认为开采对环境的影响微不足道。但一群主张矿权的激进分子却声称，得知油矿将被从它们自然存储的地方挪走，对他们的个人平静造成了巨大威胁。因此，他们提起一项诉讼，试图阻止埃克森美孚的进一步行动。以经济学效率的冷血逻辑分析，哪一方应该获胜呢？
在冷血的经济学效率逻辑中，我们并不具备回答问题的足够信息。如果埃克森美孚继续行动，赢家将是埃克森美孚的股东、员工、供应商和客户。输家将是主张矿权的激进分子。效率标准告诉我们，衡量收益与损失的依据是支付意愿，随后将两者的总量进行比较。 [1]
一位能够从项目获益50美元的股东可能愿意支付50美元支持埃克森美孚获胜。这等同于为开采石油投下50票。一位坚定的反对者也许愿意支付3 000美元令己方获胜。这等同于为禁止开采石油投下3 000票。
一位当地失业者可能会支持开采石油。如果胜诉，他也许能在艾克森美孚找到一份年薪3万美元的工作，但他不会投下3万票。他乐意付出一些代价获得那份工作，但一定不愿为了一份工作倾其所有。假设他愿意支付1万美元获得工作（这等同于他对年薪的最低预期是两万美元，不能再少了）。因此，同意开采石油的一方可以再加上1万张选票。
原则上，关心结果的每个人都可以按其支付意愿贡献一定数量选票。按照定义，最有效率的决定来自得票最多的一方。
埃克森美孚公司与它的反对者之间的抗争，涉及的正是经济学家反对没有效率的核心。一个没有效率的决定常常无法令每个人都开心。假如人们愿意为了支持石油开采支付1 000万美元，为了反对石油开采支付500万美元，但法官最后决定反对开采，就是没有效率的做法。其实，有一种方法能够令双方都收益：批准开采，但支持开采的人们需要向反对开采的人们支付750万美元补偿他们的失望情绪。
这项裁决中，支持开采的人们获得了价值1 000万美元的收益，但只支付了750万美元；反对开采的人们得到了750万美元来补偿500万美元损失。实际上，通过精心安排征收和分配补偿，（至少在理论上）可以确保每个支持开采的人恰好支出所获收益的75%；每个反对开采的人恰好获得对损失150%的补偿。如果举行一场公投，需要在上述方式与法官的实际裁决间做出选择，投票者肯定会一致同意推翻法官的裁决。
在双向选举中，如果有提案连一票都无法获得，它一定存在严重缺陷。在经济学上认为没有效率的提案往往会在双向选举中输给设计合理的提案。
没有效率就是不好这种观点，并非等同于有效率就是好。但由于有效率是没有效率的唯一替代，经济学家还是倾向有效率的方案。
如果在投票中，我们并非将支付意愿作为依据，上述说法就无法成立。我们不妨一试：假设石油开采获得批准，支持开采的人们得到1 000万个“幸福单位”（不用在意它的含义），反对开采的人们失去500万个“幸福单位”，但法官的决定是反对开采。我认为裁决十分糟糕，因为我可以想到令两者都更开心的裁决。然而，我的论证根本行不通。说来说去，我的论证究竟是什么呢？批准开采，但将750个“幸福单位”从同意开采石油的人们那儿转移到反对开采的人们那儿？这项提议完全没有意义，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如何转移“幸福单位”。论据之所以无法成立，就是这个原因。
然而，我很清楚如何转移金钱。有效率就是好的论证只适用于该效率能够用金钱衡量的情况 [2] 。
这种论证方式（至少）存在两种显而易见的缺陷。其中一种完全偏离了讨论，但另一种值得拿出来讨论一番。它的第一种缺陷是，有人认为法官并不拥有神通广大的能力，无法猜测工人的支付意愿，更别提让他评估主张矿权的激进分子为保留油田的支付意愿。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但与我们的讨论毫不相关 [3] 。法官的确有力所不及的时候，但他至少应该具备甄别能力。问题不是“政策是否应该总是有效”，而是“我们是否应该尽我所能地设计有效率的政策以及利用已知的信息”。
第二种缺陷更值得讨论。一位候选人可能在选举中败给另一位甚至不存在的候选人，但他犯的不一定是致命性错误。在我所举的例子中，法官必须在支持或者反对开采中做出裁决。他不太可能既赞成开采，又制订一套复杂的补偿方案。反对开采的立场因为不及另一种立场，就该遭到一票否决吗？如果遭到一票否决是因为没有效率，又如何论证胜出一方的效率呢？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些问题很棘手。因此，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不太情愿将效率视为通向终极之善的唯一途径。但我认为，大部分经济学家大致同意在制定社会政策时，效率应该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效率的逻辑告诉我们，经济学家看待普通问题时往往采用非同寻常的视角。比如，我们一向热衷于辩论军事人力成本问题。美国上一次执行义务兵役制是在40年前， [4] 但总有人认为应该尽早恢复。最近一次出现在2010年。美国国会讨论了一项法案，每个美国成年人都要以某种军事或非军事形式为国家服务。
评论人士总是认为，义务兵役制尽管有弊端，但至少比募兵制省钱。这种说法完全没有根据。士兵的薪水来自纳税人和公司的裤袋，现在到了募兵制士兵的口袋里。那笔钱并没有消失，只是从社会的一部分人手里转移到了另一部分人手里。正如经济学家指出的，转移过程本身并不是净支出。
维持一支军队的支出与年轻人逃避兵役付出的机会成本相当。这种机会成本 [5] 可以用年轻人加入军队的支付意愿来衡量。技工、学生，或者冲浪运动员加入军队，他们就失去了修理汽车、继续学业，或者追逐更富激情事业的机会。这些机会成本当真消失了：世界上，良好运行的汽车数量减少了、成熟学者的数量减少了，生活的乐趣也减少了。 [6] 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失去的机会成本就是代价。经济学家认为，它们也是唯一的成本。
假设一位年轻女性愿意为3万美元报酬成为士兵，如果她被征召入伍，没有任何回报，她就失去了价值3万美元的自由；如果她被征召入伍，获得1.8万美元回报，她就失去了1.2万美元，而支付她报酬的纳税人失去了1.8万美元。社会的总支出成本依旧是3万美元。如果我们将同一位女性征召入伍，支付给她3万美元报酬，正好满足了她的期待，但纳税人就要为此支付3万美元。社会的总支出成本还是3万美元。提高或者降低报酬可以转移负担，但负担的总量并不会发生改变。
驳斥义务兵役制成本低这种荒谬观点的最好方式，是假设从这位女性身上征收3万美元税金，再将它作为服役的报酬。这种做法，与将她征召入伍但不付给她报酬没有任何区别。如果你使用的计算方式告诉你，向士兵支付报酬比通过募兵制将他们征召入伍的成本更高，这个例子应该足够说服你是时候换一种新的计算方式了。
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其他反复出现的争论：比如，增加国会支出。支出增加将出现两种后果。首先，它通过重新分配收入，将纳税人的钱转移到了国会议员那里；其次，它将在未来吸引到更优秀的人才参选议员。 [7] 非经济学家的观点通常认为前者不利、后者有利。但如果我们认真用效率的方法评估，必须承认第一种结果可能是中立的，第二种结果可能是不利的。
就第一种结果而言，效率的逻辑告诉我们，应该对纯粹的金钱转移保持中立，即使得到好处的是国会议员；就第二种结果而言，要记住，我们的下一位新议员可能更优秀，但同时失去了他为其他行业服务的机会。因此，如果我们的官员素质精干，法官、律师、医生或者经济学家就可能是资质平平之辈。一位优秀议员的真正成本不是他的薪水，而是他在其他行业施展卓越技能的机会。值得吗？我不太清楚。
效率的逻辑令经济学家十分厌恶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对支取名义收入（nominal income） [8] 的人是一种损失，但它的确有不少好处——而且恰恰等同于——前者的损失。意料之外的通货膨胀对贷款人有利，他们还款时支付的是价值膨胀的美元。但同时，它也是一种诅咒——而且恰恰等同于——债主的损失。两种后果相互抵消，在效率上恰好形成零和效应（zero effect） [9] 。
通货膨胀产生的真正经济成本，正如税收产生的经济成本，是人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去避免的。因为通货膨胀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通货膨胀时期，人们减少携带的现金，因为就算把钱放在口袋它也会不停贬值。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也减少使用支票账户 [10] 。这为你一时兴起想吃热狗、倾盆大雨时想叫出租车，或者一整天都不想去ATM制造了麻烦；零售商店的收银机减少了现金储备，常常找不出零钱；大公司不再在手头存放大笔现金应付各种意外。如果出现意外，他们必须支付昂贵的金融交易手续费。这些都是无谓损失——它们没有产生任何收益。也许听起来微不足道，但美国一年3%的通胀水平所造成的无谓损失可高达180亿美元，或者说人均60美元——虽然称不上灾难，但也绝不算微不足道。
高通胀时期，无谓损失的体量可以十分庞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每个月的商品价格都几乎呈指数级增长。这意味在1月1日时一杯10美分的咖啡，在2月1日时要10美元，在3月1日时要1 000美元，在4月1日时要10万美元，在5月1日时要1 000万美元，在6月1日时要10亿美元，在7月1日时要1 000亿美元，在8月1日时要10万亿美元……工人每天领三次薪水，他们的妻子每天都在工厂与银行之间奔走，想尽一切办法在钱变得更加一文不值前将它们存进银行。这些都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是无谓损失的经典案例——而且没有任何人从中获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留意到，经常光顾酒吧的人们常在刚入夜时就叫上好几杯啤酒——为了赶在价格上涨前。喝变热的啤酒也成了通胀的隐形成本。
好莱坞编剧与大学讲坛上的常客不时就会重新发现烧钱引发的戏剧化效果。通常，引燃火苗时，伴随的是一场激情昂扬的讲话——1美元简直连张废纸都不如。如果在电影屏幕上，它必然出自悲情角色之口；如果在大学的体育馆，它必然出自上了年纪的文化偶像之口。1美元，你不能吃它，不能喝它，也不能跟它做爱。它的消失不会对世界造成任何影响。
有些涵养的听众也许会对上述言论感到不适，认为一定有什么地方搞错了，却无法指出其中的致命缺陷。实际上，出错的恰恰是被他们夸大了的自我感受。讲台和银幕上的人们没有说错。你花了一晚上烧钱，整个世界还与原先一样富有。
我猜，观众的错觉可能来自好像少了些什么。他们意识到，夜晚结束，烧钱的人一定比夜幕降临时穷了几分——事实正是如此。如果他穷了几分，但他又是世界的一部分，那么世界作为一个整体难道不应该也穷了几分吗？
答案毫无疑问，不是。世界没有变穷，因为没有任何价值就此消失。如果烧钱的人少了1美元，肯定有人多出了1美元。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出那个人。
解开谜题的核心，在于认识到金钱供应大致决定了价格水平。金钱的供应量增加，价格就上涨；供应量减少，价格就下跌。1美元烧成灰，金钱的供应量减少了微不足道的一点，因此价格也下跌一点。如果只烧掉1美元，价格的下跌虽然十分微小，但依旧是下跌。那场仪式的受益者是现场持有现金的人们。当价格下跌了一点，他们口袋里的钱就增加了一点价值。
价格出现不易察觉的微量下跌，数以百万计口袋里揣着现金的人，财富都增加了微不足道的一点。如果将数以百万计的微量财富聚拢到一起，就会变得相当可观。以上案例中，它们的价值加起来刚好是1美元。总而言之，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真实物品的总价值没有发生改变，也知道讲台上的人失去了1美元，因此得出结论，这1美元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古往今来，总有些古怪的慷慨人士决定将自己的资产捐给美国财政部。作为结果，我们现在或未来一定可以少缴一些税。 [11] 数百万美国人都是受益者，每个人的税务负担都会减少一点点。但我们并不是平等享受到其中好处的，税级 [12] （tax bracket）较高的人——大体上，就是最富裕的美国人——获得的收益最高。
慷慨人士其实可以这么做，将他们的资产全部兑换成现金。这一次，不是将它们捐赠给财政部，而是举办一场篝火晚会，达到的效果是同样的。千百万美国人都能够得到一丁点儿好处（这一次是通过降低物价而不是少缴税）。人们获得的好处总和刚好等同于慷慨人士的乐善好施。获得最大好处的还是有钱人，方式却更隐蔽了。因此，如果你在遗嘱里惦记着财政部，但又算是个平等主义者的话，不妨考虑一下篝火晚会。 [13]
新奥尔良的一个刮风天，我手里捏着的1美元被风吹走了。当它快掉进下水道时，我试图将它紧紧抓牢。大卫·费德曼（David Friedman）——我的同伴、经济学家，那一刻，我灵魂的守卫者——挡在了我的面前。我刚与他讨论过，经济效率不仅对制定政策有益，还能够提升个人操守。以此作为标准，大卫的插手将我从不道德的做法中解救了出来。
如果我挥挥手，与这张1美元纸币吻别，其中的成本收益 [14] 计算如下：我失去了1美元，全世界因为价格下跌，获得了1美元。与先前的世界相比，既没有富裕一点，也没有贫穷一点。因此，经济效率得出的结论是——徒劳一场。
但如果我抓住这张1美元，大约会使出价值3美分的力气。（3美分的意思如下：如果大卫出手帮我追回这1美元，而我不必亲自动手，我愿意支付给他3美分）这么一来，成本收益计算就成了：我支付了3美分，但世界既没有获益，也没有损失。而世界（包括我）作为一个整体，财富减少了3美分。因此，经济效率得出的结论是——价值3美分的无谓损失。 [15] 经济效率的逻辑告诉我：就让它随风而逝吧。
真的如此吗？让我来甄别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一，解决公共政策问题时，经济效率应该作为一种重要的考量；其二，修炼个人操守时，经济效率也应该作为一种重要的考量。但是，经济学家只会捍卫第一种观点。与大部分人一样，经济学家在批评政府时总喊得很大声，但在批评同僚时总显得忸怩作态。
效率标准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平等的。成本就是成本，不论承担它的对象是谁。制定政策时，这一点十分具有吸引力。但在处理个人事务时，考虑与自己毫不相干的陌生人就十分奇怪。
有过数次——正如新奥尔良的那个刮风天——我认为效率在引导我该怎么做时成了彻底的败笔。但也有一些时候，它的确非常有用。比如，我家花园的野草长势过于“喜人”，以致引来邻居的不满。于是我问自己，是不是该做些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会考虑除草的费用以及邻居不耐烦的程度。如果要花30美元消除邻居只值20美元的烦心，我大可以为自己倒一杯柠檬水，将烦恼抛诸脑后；如果我认为花30美元能消除邻居价值50美元的烦心，除非我将草坪修剪整齐，不然就会视自己为浑蛋。
不可否认，这是一种效率计算，而且它得出了令我感觉正确的结论。但我的行动并非总能保持一致。我在购买汽车时会考虑它靠内燃机还是喷雾罐发动，的确会在意空气质量对他人造成的影响。但我必须强调，我并不在意会对他人（那些采用道德批判方式看待我以上选择的人）造成心灵伤害。我很难为自己的选择找到合理的道德评判基础。我开心会令你不开心，其实与我开心地开车令你不开心是两回事。但严谨的效率逻辑告诉我，如果我选择待在家，而不是对你的肺造成10美元伤害，那么我就该选择待在家，而不是对你的道德情感造成10美元伤害。
我猜，自己大概并非伦理道德上的完人，而是效率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最近前往波士顿的一趟旅行动摇了我的信念。
我的太太和我从丹佛启程，两人的往返机票总价不到2 500美元。我向报销费用的出版商提供了另一种方案，但他还是坚持要我们搭飞机去。尽管如此，如果要自己付钱，我一定会取消这趟行程。
这令我陷入了道德上进退两难的境地：假如往返波士顿要付300美元，航空公司的成本是200美元，但出于某种极端垄断势力，航空公司要价1 000美元。这张机票，你还应该买吗？
如果你只考虑效率，当然应该买。你买下这张机票，你的财富减少了700美元（你支付的价格与旅行的价值之间的差价），航空公司获得了800美元（机票的价格与飞行成本之间的差价），净收益为100美元。效率标准就此宣布，这趟旅行是件好事。
但我很确信不会买那张机票（因此飞行不会搅乱我的睡眠）。无论航空公司将获得多少收益，无论我的损失多么微不足道，我都不想买。因此，尽管我坚信效率总能在政策制定上发挥有益作用，也常常能正确引导个人行为，但在认识什么是真正的“有益”时，我们还需要更加精细的标准。我相信，有时我们应该以高效为行事准则，有时则不必，我们只是还没弄清楚什么时候该采用什么标准。
我还是设法追回了那张1美元，完全没有顾及它将对总体价格造成的影响。我有些内疚，尽管说不清楚究竟是因为什么。
[1] 你也许会反对，认为支付意愿并非用来衡量某人对结果关心程度的唯一标准。这种质疑十分合理，我保证将在之后几个段落中讨论它。
[2] 这并非否认“幸福单位”的标准没有应用性，但它的确证明了这种特定论证无法用来捍卫上述标准。
[3] 说它并非全无道理，是因为经济学家已经设计出一些十分天才的机制来揭露人们被问及支付意愿时他们的真实答案。比如，第3章结尾，我和我的太太发现，为了获得挑选电影的权利我们可以为它定价。
[4] 到2017年是第44年。1973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Melvin Laird）表示，募集的志愿兵已经满足军队需求，因此没有必要再征兵，从此开启了募兵制时代，并实行至今。——译者注
[5] 为了获得某种东西所放弃另一些东西的最大价值。——译者注
[6] 新的技工或许可以填补空缺，但世界就失去了他生产其他产品的另外一种可能。
[7] 实际上，第二种后果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提高薪水能够确保对职位的竞争更加激烈，而投身激烈选战的成本可能会完全抵消高薪带来的好处。总体而言，它既可能吸引，也可能无法吸引高素质的候选人。但如果只是纯粹讨论，我会认为高薪的确可以吸引到高素质的候选人。
[8] 货币量衡量的收入。——译者注
[9] 一方的收益恰好是另一方的损失。——译者注
[10] 支票账户（checking account），可以免费多次存取现金，但没有利息的账户。——译者注
[11] 最容易混淆视听的说法是，财政部因此减少贷款，于是它将来的债务（obligation）和赋税都得到了减轻。无论基于哪种假设，除非捐款令政府对开支预算做出修订，否则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减少税收。
[12] 税级也称为“个税级次”，是将收入划分为几个层级，每一层级适用统一税率。——译者注
[13]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你对所有拥有金钱的人都施舍了好处，最大赢家可能来自提着装满几百万美元现金行李箱到处旅行的人。
[14] 指以货币单位为基础，对投入与产出进行估算和衡量的方法。——译者注
[15]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快掉进下水道的是我的iPod，效率逻辑会告诉我，快点接住它。如果我挽回价值200美元iPod的努力只值3美分，对所有人都是好事。因为iPod不仅对我而言价值200美元，对整个世界（包括我）而言，具有同样价值。反而言之，200美元现金将在全世界产生零和效应。如果它丢了，我的财富将减少200美元，其他人的财富将增加200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