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价格是好东西：
斯密vs达尔文
我参加过一位相当杰出的物理学家举办的派对，那是他第四次举办相同主题的派对。聚会上，他将达尔文进化论与市场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做比较。前者认为，物种进化在生物学上遵循适者生存法则；后者认为，人类进步应该遵循经济学上使用最有效方式配置资源的法则。
我怀疑他不太懂生物学，但十分确信他不懂经济学。他提出的类比虽然听起来不陌生，却错得离谱。
生物学中根本不存在类似“看不见的手”的类比。适者生存完全是另一回事，进化论既无法保证也无法产生竞争市场中的惊人效率。
雄性极乐鸟拥有极长的尾羽。在进化观点而言，它们实在长得没有实际用处，甚至妨碍了行动。极乐鸟的身体消耗珍贵的资源来维持尾羽生长，这既提高了它们对食物的摄取要求，也增加了它们暴露在敌人面前的风险。
为什么这种特质能够在自然选择中得以保留呢？实际上，达尔文主义要求我们提出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这种特质为什么能够成为自然选择的结果？
生物学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实在令人叹服：雄鸟是为了吸引雌鸟。雌鸟总倾向选择有能力诞下健康雏鸟的伴侣，通过出众的尾羽，雄鸟展示了它们强健的身躯——它吃得很好，甚至在拖着那条荒唐的累赘尾巴时仍过得有声有色。而雌鸟正希望在传宗接代时保留这些特质，于是在挑选伴侣时会格外留意外貌。出众的尾羽具有生殖优势，因此在自然选择中保留了下来。
现在，让我们稍微发挥一下想象力：由于担心竞争升级，雄性极乐鸟召开了一场和平会议。一些身形较为孱弱的雄性极乐鸟提出了一套激进方案：开展一场“全球除毛运动”，所有雄鸟都必须同意立即并且永久剔除一切不必要的羽毛。这项提议的卖点在于可以摆脱狐狸的伏击，却忽略了雌鸟的感受。
现在登上讲台的是一只拥有华丽尾羽的雄雌极乐鸟（它甚至需要三位助手的帮忙才能跨上舞台）。他立刻驳回了激进方案，转而提出一套折中方案：“每个人都剪去自己一半长度的尾羽。这么一来，大家应该不会反对吧？尾羽最长的雄鸟依旧拥有最长的尾羽，现在最有魅力的雄鸟将来依旧能够得到最多雌鸟的青睐。同时，大家也减轻了负担，不再需要摄入更多食物，身体变得更加轻盈，还能降低暴露在我们‘朋友’面前的机会——比如狐狸。”
以上方案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不仅有利于极乐鸟这个物种，还惠及了每一只极乐鸟。与体形单薄的极乐鸟提出的方案相比，这套方案虽然不完美，但存在讨论的余地。所谓折中方案，就是让各方都获得一些好处——除了狐狸，它们可能无法同意。
很可惜，对极乐鸟而言，这种方案永远无法实施。接下来的日子里，方案得到了进一步推动，经过修订，最终被采纳，但总有些“耍流氓”的雄性极乐鸟（毕竟事关重大，哪只雄鸟不想“耍流氓”）想方设法地逃避大剪子。只要有雄鸟怀疑大家存在作假的可能，它就会逃避，以免输给对手。即使不怀疑同类的动机，它也可能作假，以期在其他诚实的同类中“脱颖而出”。
经济学认为，这样的结果缺乏效率。因为改变并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生物学进化常常如此，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没有这种需求。经济活动的结果也可能缺乏效率，但不难找到效率卓著的案例，从而得以延续我们的神话。
观察竞争市场能够带来显著效率的最佳方法，是先让我们考察几宗缺乏效率的案例。比如，我们悲观地认为学生根本无法从大学学到任何东西。然而，公司还是倾向于雇用大学毕业生，因为平均而言，他们比没有念过大学的人聪明一些。念大学并不能让他们变得更聪明，但因为他们足够聪明才能顺利完成学业。如果公司没有其他方法辨别哪些人更聪明，他们就愿意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支付更高薪水。
上述案例中，学生就像雄性极乐鸟，公司就像雌性极乐鸟，接受大学教育就像华丽的尾羽：你为看似无用的东西付出了极大代价，因为它们能够彰显你的内在价值。假如所有学生都同意只完成目前学业的一半：那些念4年大学的人现在念两年；那些花8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人现在花4年拿个学士学位。如果方法奏效，公司评估学生的方式并不会发生改变，但每个学生都能省下一半学费（还可以提早进入就业市场）。每个学生都能从中受益，没有人会蒙受损失。
但是，大学生就像雄性极乐鸟，经常“耍流氓”。共识破裂，每个人都想方设法违约，从而获得额外优势。这样的结果缺乏效率，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
动物世界和人类活动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一群在保护区吃草的牛，如果它们都同意今年少吃一点，草皮就能得到更好的休养，将来就有更多草吃。也许每头奶牛和公牛都赞同这种策略，但每头牲口都偷偷作弊，吃的草比配给的多那么一点，而且自以为多吃的部分对第二年的影响微乎其微。唉，牛群数量庞大。将微不足道的后果相加，到第二年每头牛都会挨饿。
理性行为并不能对缺乏效率产生免疫。我给出的每个例子，其中每一方的行为都是理性的——拥有华丽尾羽的雄鸟、延长学业时间的学生、多吃那么一点草的牛群。如果理性都无法拯救我们，我们还能依靠什么呢？
实在令人叹服——实在令人惊讶——实在令人叫好——人们竟然可以为这个问题找到答案：一般情况下，在自由竞争市场中，人们按照市场价生产与交易商品就能产生最有效的经济后果。经济学家提及“看不见的手”时，脑袋里惦记的就是这一点。
18世纪，亚当·斯密（Adam Smith）形容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在“只顾自身利益”时，“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往往能够“实现他预料的结局”。这样的“结局”能够惠及社会，也就是经济学家所称的效率。比喻就这么流传下来，其间遭到过的误解不计其数。有一种说法认为，斯密表达的是一种宗教情操，坚信上帝正在监督我们的一举一动。还有一种更流行的说法，与我的物理学家朋友的观点类似：斯密表达的是个人理性。将理性作为前提，再加上无情的自然选择压力（市场竞争如是，生物学界亦如是），一定能够造福社会，并最终达到物种进化的目的。
然而，如果斯密真的如此认为，他就错了。任何一只极乐鸟都可以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真正想表达的更为微妙、卓越：个人理性加上竞争与价格的元素，才可以实现最有效率的后果。也就是说，在没有浪费机会成本的情况下，就可以造福每一个人。这是个平衡公式，如果只有个人理性和竞争，但没有价格，就无法达到期待的效果。
“看不见的手”并非是让人一目了然的原理，但它的正确性毋庸置疑。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吉拉德·德布鲁（Gerard Debreu）与莱昂内尔·麦肯齐（Lionel McKenzie）分头工作，均成功地将它转化为纯粹的数学公式，并使用十分严谨的方式予以证明。他们取得的成就共同开启了现代经济学的序幕。
通过现代的公式，“看不见的手”有了新的名字。如今，它被称为“福利经济学第一原理”——竞争市场能够有效分配资源；以及“福利经济学第二原理”——存在许多不同有效分配资源的方式。福利经济学第二原理认为：无论你想实现多少次有效分配，都可以从第一次合理的重新分配入手，接着让竞争市场自由调节。
公式中的关键元素以及对原理的证明都提到了市场价格。如果没有价格，就不可能期待产生有效的后果。物种进化中，不存在价格因素，因此认为生物学与经济学市场存在相似之处只是浮于表面的观察。
我也许很难完全解释清楚为什么“看不见的手”原理一定正确，但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说明价格的重要作用。接下来的几段可能比这章剩下的内容难懂一些，但如果能多花些心思，我想你不难理解它们。你的回报，将是对人类最伟大智慧成就的惊鸿一瞥。
现在让我们假设，美国农业都由你说了算。今年美国决定生产1 000蒲式耳 [1] 小麦，你的工作就是尽量压低小麦的生产价格。你会怎么做呢？
你应该避免：一位农夫花10美元生产1蒲式耳小麦，但另一位农夫可以花——比如4美元，就生产1蒲式耳小麦。这会导致国家的小麦供应比合理价格高出6美元。
首先，你需要展开调查，确认每位农夫生产小麦的成本。这比听起来要复杂得多，因为即使在同一片农地，每蒲式耳的成本也可能不同。我的朋友米兰达拥有一片农地。她发现生产两蒲式耳小麦的价格是生产1蒲式耳小麦价格的两倍。因此，你需要收集的信息不仅是全部蒲式耳小麦的生产成本——比如米兰达地里100蒲式耳小麦的成本价，而是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再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又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并以此类推。你还需要了解生产第101蒲式耳、第102蒲式耳、第103蒲式耳小麦的成本约为多少，即使它们还没有被生产出来。 [2]
好吧，假设你已经收集到了所有信息。该如何运用它们呢？
这么说吧，假设米兰达可以生产100蒲式耳小麦，你决定她的第100蒲式耳小麦的成本是10美元。同时，她的邻居南森也生产了100蒲式耳小麦，但你发现他生产第10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竟然只有——比方说4美元。现在，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命令米兰达少生产1蒲式耳小麦，南森多生产1蒲式耳小麦，从而使全国小麦的生产成本降低到6美元。
事情看起来进展不错，也许你还将继续使用这种方法。但问题是，如果数字发生了改变呢？米兰达生产99蒲式耳小麦，而不是100蒲式耳，那么你就需要知道第99蒲式耳小麦的成本——比如为9美元。如果这时南森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比如为5美元，那么你的方法能够继续奏效，可以省下4美元。
最终，你会来到一个临界点，每多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在两人的农地上趋于一致。那时候，你的方法就不管用了。但是，你不能撒手不管。恰恰相反，你需要重新开始，找出另一对农夫。除非每多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在所有农田都一样，否则你的工作就永远不会结束。
你的工作就是不停重复：为了尽可能压低成本，你必须确保每多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在各块农田上是一致的。 [3]
原理能告诉我们的，只有这些，但在实际操作时，难度堪比登天。你不仅需要知道每块农田里生产每蒲式耳小麦的成本，还要留意每次天气变化或者原料价格波动、拖拉机是否发生故障或者是否有农夫生病、卡车每次运货是否存在闲置空间（因为小麦的运输成本也是生产成本）。
那么，这里有一种更好的方案：为小麦确定一个固定价格。（不管怎样，现在是由你说了算。）如果你宣布成本价为6美元，那么每位农夫都会将他的生产成本控制在6美元之内——一旦成本超出6美元，他们肯定不干。如果米兰达的第100蒲式耳小麦的成本为10美元，南森的为4美元，你根本不需要告诉米兰达少生产1蒲式耳，南森多生产1蒲式耳。出于价格驱动，他们都会采取最有利于自身的方式。他们和其他农夫不断调整，直到大家每增产1蒲式耳小麦的价格都维持在6美元。每增产1蒲式耳小麦的价格竟然达成了一致！这正好尽可能压低了小麦的全国供应成本。
需要注意的是，没有农夫在意控制小麦的全国供应成本——这“并非出于个人意愿，却具有殊途同归的效果”。正如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将他和她都带到了这一步。
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正是市场价格。如果不同农夫面对不同价格，整套体系就不复存在了。如果米兰达的1蒲式耳小麦可以卖12美元，而南森的只能卖2美元，那么米兰达就会生产10美元1蒲式耳的小麦，但南森根本没办法生产4美元1蒲式耳的小麦。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就会蒙受节约6美元成本的损失。
在完全发挥效用的价格体系中，每个人面对的都是相同的价格。价格体系运作良好，就能够将小麦的生产成本降到最低。而且，它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出于前述你已经了解的理由，它还能确保我们获得的小麦总量：既不会过多（我们本可以将资源用于其他生产活动），也不会太少（我们本可以收获更多小麦而不是其他农作物。）
让我们再进一步。一个经济体中不仅只存在单一的小麦市场，经济活动也远比生产行为复杂得多。这就是两条福利经济学原理的主旨：即使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完整的经济体，包含各种商品、各式活动，而且它们以错综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但是竞争市场和市场价格能够保证产生最有效的后果。 [4]
世界上充满缺乏效率的浪费，人们如果没有相关经济学背景，就会将它们视作“恶性竞争”或者“市场胡作非为”。但是，“看不见的手”原理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追溯缺乏效率的源头，就应该寻找没有被发现的市场，而不是已经存在的市场；我们应该寻找没有被标价的商品——通常而言，就是还没有主人的商品。
以污染为例。一家工厂排放出有毒气体，引起邻里间的不适。这可能是有效率的体现，也可能是没有效率的体现。工厂对一些人有好处（它的老板、客户，或许还有一些没有与它发生直接关系的人），但也伤害了一些人（它的邻居）。原则上，我们可以使用金钱来转化所有利和弊（比如询问邻居，你愿意为工厂搬离此地付多少钱？或者工厂不搬走，它应该付给你多少钱？）。总体而言，工厂的利可能大于弊。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存在就是有效的，即使它会造成污染和其他问题。但也可能它的弊大于利。这么一来，它的存在就是无效的。
无效性的最终源头是什么？有些人可能认为是市场过度资本化以及盲目追求利润造成的后果。实际上，它恰恰是市场资本化不足导致的后果：因为根本不存在空气市场。
假如有人拥有工厂附近空气的使用权并且可以对它收费：工厂需要为污染付费，居民需要为自由呼吸的权力付费，就为工厂的污染提供了一种强大的抑制因素。即使周围的空气属于工厂老板，它同样是抑制因素。因为如果空气被污染，老板就会失去将干净空气卖给邻居的机会！不管谁拥有空气——工厂的老板、邻居中的某些人，或者看不见的“空气地主”——工厂都可能停止污染行为。实际上，除非存在这种有效后果，否则工厂一定会继续污染空气。
这并非说管理空气或者维系空气市场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者它是处理污染问题的可行方式。我想表达的是：缺乏效率是由市场缺失导致的。如果存在缺乏效率的现象，很可能在某处潜伏着一个缺失的市场。
人们极度觊觎非洲象的象牙，几乎将这些美丽的动物推向了灭亡的绝境。我尽管无法为此找到简单的解决方式，却很容易指出其中的原因：因为这些非洲象没有主人。只要它们有主人——无论是谁——都会确保大象尽可能存活下来，这样他才能继续做生意。人们对牛的需求远超过对象牙的需求，但牛群从未面临灭绝的威胁。关键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牛有主人。
同样，造纸公司完全有理由保护他们拥有的森林，因此这些森林不会消失。忧心忡忡的环保主义者总在提倡回收纸张，这样我们就不会砍伐更多森林。但讽刺的是，造纸公司减少对树木消耗的方式就是保护规模较小的森林。还在指望靠回收纸张保护森林的世界，树木的数量一定会减少。 [5]
科罗拉多州前州长罗伊·罗默（Roy Romer）（也是一位杰出经济学家的父亲）曾讲过一个故事。一个秋日，他外出散步时发觉丹佛的每个家庭都将自己门前的落叶吹到邻居的院子里。他认为，这里一定存在许多市场，如果没人买吹叶机，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或许他的儿子应该告诉他，问题恰恰在于缺乏市场：如果可以对邻居将你的院子当作垃圾场收费，问题很快就会消失。
但这位州长的确指出了某些关键：缺乏两种市场好过缺乏单一市场。亚当·斯密告诉我们，最好每种商品都可以找到属于它的市场。不过，鉴于根本不存在“将后院当作垃圾场”的市场，最好也人为消除扫落叶的市场。
然而，州长的说法并不能说服我。在我生活的街区，人们不会将自家的落叶吹到邻居的草地上。这么做，并不是为对方做好事，就像你不在家时有人为你代收邮件。实际上，这与市场的运作十分相似，如果你违反了大家心照不宣的规矩，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即使没有正式组织，市场还是会协调运作，因为它是改善每个人福利的最有效工具。
当今，我们总被提醒必须呵护脆弱的自然生态平衡，每样物种都恰到好处地存在于它的生态位上，而每个生态位又构成了错综复杂的整体。但我们不妨省点心，根本不用太过担心市场的脆弱程度，因为它总在不停地自我修复，这是自然界永远无法比拟的。
[1] 蒲式耳，容量单位。蒲式耳与公斤的转换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农产品之间均有区别。在美国，1蒲式耳小麦约为27.216公斤。——译者注
[2] 一般说来，数字在到达某个点前会不断上升。因此可以推测，第103蒲式耳小麦的成本高于第102蒲式耳小麦的成本，而后者又比第10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高。
[3] 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术语，经济学家将在一块小麦地里每增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称为“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
[4] 也需要一些其他情况的配合。比如，当不同人获取的信息不同，“看不见的手”就无法发挥作用。前述大学生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证明，他们比雇主更了解自己的能力。
[5] 北卡罗来纳林业协会（North Carolina Forestry Association）的问答页面上，提出了以下问题：“砍掉树木造纸会导致森林过度砍伐吗？”答案是：“不……提供森林制品的公司不仅会让树木重新长出来，甚至还会在非林地种植树木、照料植被，直到它们慢慢长成新的林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