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与糖果，火车与火花：
法庭上的经济学
弗雷德里克·霍雷肖·布里奇曼（Frederick Horatio Bridgman）是维多利亚时期杰出的伦敦公民——他获得王室授权，专为女王生产糖果。他享受的其他特权还包括可以在家中工作。他拥有两台巨型粉碎机和碾磨机，生产出的精致糖果提供给王室，略为次等的卖给普通市民。他与邻居相处得不错，其中包括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伦敦名医屋大维·斯特奇斯（Octavius Sturges）。
1879年，斯特奇斯在他家花园的尽头盖了一间新诊室，正好对着布里奇曼家的厨房。诊室刚建好，他就发现布里奇曼家的机器令环境变得十分嘈杂。有多嘈杂？按照斯特奇斯医生的说法，简直糟透了。每当他用听诊器为病人检查心脏时，根本无法听到对方的心跳声。
只要斯特奇斯开动那两台粉碎机和碾磨机，布里奇曼就没法在诊室工作。最后，布里奇曼提起诉讼，试图令斯特奇斯安静下来。
审理案子的法官在了解情况后认为，他的裁决不仅将影响布里奇曼和斯特奇斯，还将影响整个社区。如果他裁决斯特奇斯胜出，居民将多一间诊所，少一位糖果制造商；但如果他裁决布里奇曼胜出，结果恰恰相反。
然而，法官弄错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能力影响糖果厂和诊所谁能留下。不管他怎么裁决，留下的都是对全体市民更有价值的经营场所。
举个例子：假设布里奇曼认为糖果公司值200美元，斯特奇斯认为诊所值100美元。如果法官做出有利于布里奇曼的裁决，准许他随心所欲开动机器，他一定会十分愉快地继续制造糖果。但如果法官做出有利斯特奇斯的裁决，要求布里奇曼的工厂关门，那么——好吧，或许你认为斯特奇斯真的会让布里奇曼“消音”。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布里奇曼会忧心忡忡地奔向街角，敲响斯特奇斯家的门，提出——比如，付给他150美元，让法官的裁决见鬼去吧，这样他就能继续生产糖果了。不管采取哪种方式，布里奇曼都会继续经营自己的生意。 [1]
再举个例子：假设布里奇曼认为糖果公司值100美元，斯特奇斯认为诊所值200美元。如果法官做出有利斯特奇斯的裁决，让布里奇曼的工厂关门，他一定会迫使布里奇曼这么做，自己继续高高兴兴地看病。但如果法官做出有利布里奇曼的裁决，允许他随心所欲制造噪音，斯特奇斯就会提出——比如150美元，让他关掉见鬼的机器——同样，他也可以继续给人看病。
上述两个例子的共同之处在于：无论哪一种方式，法官的裁决都无法影响斯特奇斯行医，或者布里奇曼制造糖果。经济学家很乐意就此做出总结，认为法庭的裁决“无关紧要”。
或许布里奇曼和斯特奇斯不赞成这种措辞。他们认为，裁决十分重要。让法庭站在自己一边，比偷偷塞给别人150美元交换好处有趣多了。因此，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尽管斯特奇斯和布里奇曼认为法官的裁决很重要，却无法对两人起到约束作用。裁决无法改变资源分配，也无法影响该生产什么、停产什么。通常，经济学家更关心资源分配，而不是个体间收入的转移。当我们认为法庭意见“无关紧要”时，其实想表达的是考虑问题的先后顺序。
斯特奇斯与布里奇曼之间的分歧，归根结底是在资源控制上的分歧——也就是斯特奇斯办公室上方萦绕的气氛。斯特奇斯希望营造有利于思考的氛围，但布里奇曼则想将它当作噪音倾销地。法律可以将资源控制权判决给任何一方，而且可以使用各种方式确保判决执行。它可以将权力赋予斯特奇斯，命令布里奇曼的工厂关门。经济学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斯特奇斯受到了空气产权的保护。或者，法官也可以要求布里奇曼对斯特奇斯做出赔偿，弥补他的行医损失。经济学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斯特奇斯受到了责任规则 [2] （liability rule）的保护。如果法庭的裁决有利于布里奇曼，也可以使用相同的推导方式。
然而，不管谁控制资源，不管他受到怎样的保护，他一定会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做法，将资源效益发挥到最大，不管使用资源的是他自己还是他的邻居。法庭无法控制企业的获利方式，因此就无法控制资源的使用方式。 [3]
经过这样的分析，裁决的重要性一目了然。然而曾经，世界上最卓越的经济学家都对此一筹莫展。第一位深入考察它，但也是第一位将它弄错的经济学家是亚瑟·庇古（Arthur C. Pigou）。近一个世纪前，他在研究经济外部性 [4] （economics of externalitie）时思考了这个问题。（所谓外部性，是指强加在他人身上的成本，比如布里奇曼制造的噪音。）庇古认为，造成污染的人（包括噪音污染者布里奇曼）受到法律制裁后，一定会改变自己的做法。不知怎么回事，几十年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对此信以为真。直到一位名叫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法律教授出现，才为此正名。
50多年前的一天，当时在弗吉尼亚州教书的科斯要求拜访芝加哥大学。那里是研究法律与经济学关系的世界中心。他试图解释的正是为什么庇古（包括每一位当时健在的经济学家）弄错了。这远比听上去需要胆识。芝加哥经济论坛一向有争吵成风的名声，我就亲身经历过数次。一次，常春藤大学一位知名教授的研究在芝加哥论坛上饱受抨击，以致他最终含泪（真的眼泛泪光）退场。
科斯论坛已经成了经济学家中的传奇。当时，它吸引了绝顶聪明以及你所能想象到的绝不手下留情的观众。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在场的四位日后获得诺贝尔奖的得主之一形容，与会的理论家是“毫无疑问的超豪华”阵容，那场辩论是他平生经历过的智力大爆炸。对话开始前，首先进行了一轮投票。亚瑟·庇古获得了20票，罗纳德·科斯只有1票。斯蒂格勒在日后评论道：“如果罗纳德没有投票权，局势将完全一边倒。”
斯蒂格勒继续记录道：“与往常一样，大部分时候都是米尔顿·弗里德曼 [5] （Milton Friedman）在发言……我记得，罗纳德并没能说服我们，但面对我们的错误驳斥他又毫不让步。”
“米尔顿先从一个角度攻击他的观点，接着又变换角度攻击。接着，令我们感到万分惊恐的是，米尔顿没能驳倒他，却使他将枪口对准了我们。那天晚间，投票结果发生了改变。罗纳德获得了21票，庇古1票不剩。”很快，整个经济学界都改变了态度。最终，科斯获得了诺贝尔奖，将法律经济学引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为了向科斯致敬，他对裁决重要性的观察后来被称作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它应用在存在分歧的谈判中，各方讨价还价，并且知道存在交易的空间。
但是，显然有许多情况不适用于科斯定理。因为要么无法谈判，要么代价太高，比如，如果存在分歧的各方太过庞杂，就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举个例子，有时铺设铁路时会经过农田，火车经过时擦出的火花不时会点燃周围的农作物。农民蒙受了损失，于是向铁路公司提出索赔。做出有利于或者不利于农民的裁决将分别导致怎样的后果呢？不同的裁决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火车的运行车次、销往市场的农作物质量，或者该有多少土地用作农地呢？
如果整件事只有一位农夫牵扯其中，而且谈判没有遇到阻碍，科斯定理的答案是“没有”以及“不会”。如果法庭裁决禁止火车经过农田，铁路公司总能找到办法买通农夫；如果法庭裁决火车可以继续运行，但要对农夫做出补偿，铁路公司的做法可以是停开列车、减少车次、安装控制火花的设备、直接赔偿损失，或者付给农夫一笔钱，干脆让他去别的地方种地，永绝后患。如果法庭不承认农夫拥有唯一的资源支配权，农夫可以付钱让火车停开、减少车次、安装控制火花的设备，或者干脆认栽，换个地方种地。正如斯特奇斯与布里奇曼的例子，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任何有利于铁路公司的裁决，背后的机制都与有利于农夫的裁决一样，反之亦然。 [6] 法庭唯一可以决定的是，谁给谁付钱。
但是，如果受到影响的是许多农夫，而非一人，情况就会变得十分复杂。在100个个体间进行协商显然十分困难，还会出现后勤问题。即使合约将惠及每一位农夫，也可能出现有人拒绝签字的情况，直到他从每个人那儿都分到一点好处。如果几位农夫均采取此策略，问题就会陷入无法解决的僵局。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法庭裁决就是有效的。不管法庭裁决了什么，一定会被纳入之后的谈判。如果铁路公司必须对破坏农作物负责，它可能会决定减少车次或者安装控制火花的设备，但如果所有农夫都决定去别处种地，以上方法就多此一举了；而如果铁路公司不需负责，农夫可能会去别处种地，也可能不会集资购买控制火花的装备。
哪种责任规则将导致最有效率的后果？那场传奇的芝加哥论坛召开前，经济学家会齐声回答，“让铁路公司负责”。他们的理由如下：铁路制造了火花，火花导致了损失，因此铁路公司必须在每一次安排火车通过时为造成的损失负责。如果一趟车次可以为铁路公司带来100美元利润，对农作物造成200美元损失，安排这趟车次就是没有效率的。我们怎么才能说服铁路公司取消这趟车次呢？让它赔偿200美元。
科斯分析了以上论证过程，认为存在漏洞。它错就错在想当然地认为“火花导致了损失”。实际上，什么导致了损失呢？因为火花与农作物恰好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才导致了损失。这么一来，强调“火花导致了损失”比“农作物导致了损失”更严重，就失去了意义。如果火花与农作物之间能移走其一，问题就不会存在。
没错，每开一趟列车就会烧焦更多农作物。但是，每在铁路附近多种一株农作物同样会导致更多农作物被烧焦。庇古的观点没错，如果铁路公司无须负责，它们就不会少开几趟列车或者安装控制火花的装备——那很糟糕。但是，如果铁路公司负责，农夫的所有损失都会得到赔偿，于是他们就不会去别的地方种地或者开辟防火带。这也不是好事——如果移走农作物或者开辟防火带的成本比较低，而且还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最简便方案。它真的既便宜又简便吗？经济学理论是无法告诉你答案的。
于是，我们来到科斯定理的另一面，科斯向那群芝加哥经济学家扔下的第二颗重磅智力炸弹：如果现实情况不允许协商，权利很重要——包括责任规则、产权，等等。此外，经济学家以往看待效率的方式也从此失去了意义——之前他们认为，每个人必须为自己对他人造成的损失负责。它失去意义的原因在于，任何两种行为产生的冲突都是两者间产生的冲突。因此，没有意义将伤害全部归咎给其中一方或者另一方。
庇古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意识到，如果人们不必为自身行为负责，事情往往会变糟糕。工厂排放太多污染物，因为工厂老板自己不用呼吸毒气，受害的另有其人；铁路公司安排太多车次破坏农作物，因为农作物不归它们所有；农夫会饲养许多到处乱窜的兔子，如果他不在意隔壁住的是菜农。庇古认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应该是让人们意识到，他们必须为自身行为付出代价——形式可以是征税、罚款，或者对责任规则做出裁决。如果你造成价值1美元的损失，就要支付1美元。
科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意识到，庇古的分析在双方都说得通。如果我的工厂污染了你的空气，我可以将损失强加在你头上，但如果你设法限制我的行为，你就可以对我施加成本。毕竟，如果你住在其他地方，根本不会抱怨我排放废气，我也不用缴这么多税和罚款。如果我的铁路让你的农作物着火，我可以将损失强加在你头上，但如果你坚持要在铁轨附近种农作物（然后起诉我赔偿损失），那么你就对我施加了成本。
对养兔子的农夫而言——明知隔壁住了菜农还让兔子到处乱跑——庇古可能会坚持要他承担全部损失。但是，科斯的做法更公平。养兔子的农夫有许多解决问题的方法：将兔子关进笼子、锉平兔子的牙齿、养其他品种的兔子，或者干脆改养壁虎；菜农也有许多解决问题的方法：用篱笆将菜围起来、喷洒驱赶兔子的喷雾、搬家，或者干脆改种大麦。如果养兔子的农夫不用负法律责任，他就没有动力实践他的解决方法。但如果菜农总能得到赔偿，他也不会有动力实践自己的解决方法。哪种后果更糟糕？那取决于谁的解决方法更好。纯粹的理论无法告诉你答案。
2010年年中，整整三个月，海底的原油汩汩涌进墨西哥湾，最终几乎涌出500万桶原油，海湾的捕鱼业和旅游业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显然，由于受到了来自白宫的压力，BP（英国石油公司）设立了200亿美元规模的基金对受害者进行补偿。
记者与博客作者争先恐后解释，赔偿背后有经济学原理的支撑，因为BP与其他肇事方将在今后更加谨慎行事。如果过去50年间经济学理论没有得到任何发展，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它得出的结论——BP应该为造成的损失负责——可能也是正确的。但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事实未必如此，解决方法并非取决于理论怎么说，而在于事实是什么。
记者从亚瑟·庇古那儿学习到：决策者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往往能获得较好的结果。但他们忽略了罗纳德·科斯的教训：庇古的论证从两边都说得通。数以千计的捕虾船处于闲置状态，一方面由于BP在墨西哥湾钻油，但另一方面由于捕虾船选择在石油钻塔附近作业。赔偿使BP尝到了自身行为的苦果而捕虾船却可以肆意妄为。
经济学理论无法评估BP的动机正确，还是捕虾船的动机正确。那取决于石油价值、虾子的价值、BP改进钻油方式的成本，以及捕虾船改变作业地点或者干脆改行的成本。
那么，法庭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主要取决于法官的目的。如果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经济效率——比如他们关心公正、公平，或者其他抽象的法律标准——那么经济学分析的贡献就相当有限；但如果他们的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率，他们就可以从科斯定理以及由它发展出的学问中获得许多建议。法官往往会明确表达他们在意行为造成的经济后果，而经济学家也相信，类似的考虑应该在英美普通法系发展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位对此相当热心的法官，向经济学家寻求建议。
首先，我们会提供一剂预防针：如果双方同意协商，你的裁决根本无关紧要，而且无论你怎么裁决都不会出错。后续协商将使双方达成最有效的资源重新配置，那与你的决定本身完全无关。
其次，是一个提醒：做出裁决时不要只看谁错了。即使你认为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它并不意味这是导致最佳效率的裁决。损失的成本应该由较容易挽回损失的一方承担，而非常识中认定的“恶人”。
第三，是一声叹息：判断哪一方能够较容易挽回损失不是件容易的事。假设你在法庭宣布，铁路公司为火花造成的损害负责，除非农夫在挽回损失时支付的成本较低，否则你认为农夫真的会使用较便宜的方式来防止损害吗？当然不会，除非你既是农业专家，又是铁路专家，否则根本不知道该将担子放到谁的身上。
第四，是一则建议：尽可能让双方的协商顺利进行。如果他们可以协商，我们就能回到你怎么做都不会错的情况中。
让我用一个例子将问题拓展得更深入一些。这个例子并非包括现实世界中的一切重要因素，我只是用它来说明观点。
煤矿工人总是饱受工伤困扰，除非矿主安装安全设备，否则工伤的数量和严重程度就无法得到改善。根据科斯定理，是否安装上述设备与矿主是否该为矿工受伤负责是两回事。
如果安全设备价值5 000美元，它可以预防价值8 000美元的医疗费，将为医疗费买单的矿主就会安装设备。如果矿主不需要支付医疗费，他还是会安装设备，因为矿工会支付给他约7 000美元让他这么做（实际上，它的支付形式可能是员工愿意接受较低的薪水）。 [7]
因此，从安装设备的角度而言，无论法官如何裁决都不会出错。
然而，还有一种方法可以防止事故：矿工在井下作业时更加谨慎。如果他们要为自己的医疗费负责，就出现了谨慎行事的诱因。但如果付费的是矿主，而不是矿工呢？
一方面，你可能会认为如果矿主包办员工医疗费，矿工干活时就不会那么小心谨慎；另一方面，你可能还记得科斯定理：矿主可以提高矿工工资，让他们干活时小心点。矿工有多小心恰恰反映了他们该为自己所负的责任。
如果“安全奖励”存在可行性，问题就可以解决，但它会导致另一种矛盾：矿主每天多付给每位矿工10美元，要求他们在井下工作时多留意。矿工收了钱，下潜到矿主不可能身临其境的深井，照样马虎行事，就如谈判从没发生过。这么一来，吃亏的就是矿主。
在这个例子中，双方达成的共识不具备可行性，因为矿主不可能监督矿工的行为，于是科斯定理失效了。矿工的确改变了自己的行事方式——甚至更加铤而走险——因为有人会为他们的医疗费买单。
现在，让我们设身处地站到法官的位置。他不知道安全设备的支出成本是否合理，也不知道能预防多少事故，因为他没有采矿经历。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不知道安全操作所付出的成本是否合理（因为他无法估算矿工自我保护的金钱价值）。
然而，他并非一无所知：如果矿工自己支付医疗费，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如果谨慎操作是有效率的做法，他们会自愿这么做。不仅如此，如果安全设备有效，他们还可能付钱要求矿主安装。但如果医疗费由矿主承担，只能解决一半问题。如果安全设备有效，应该安装这些设备——这没有改变，但矿工不可能谨慎操作，因为它需要具备可行性合约的约束。后者需要矿主的监督，但矿主根本办不到。
这个简单例子的寓意在于，让矿工自行承担意外的代价，从而节约了所有规避意外的成本。它更深层次的寓意在于，法官应该在裁决时尽可能考虑怎样为后续协商创造最大空间。法官并非无所不能，他们应该做出有利于被双方谈判推翻的裁决，只有涉事者最清楚自身行为的代价与好处。
经济学家的建议是，法庭根本不需要计算成本与收益，因为私下谈判总会得到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法庭真正应该思考的是：将责任判给谁才会在最大程度上促成谈判的进行？或许我们并非总能知道什么是正确答案，但找到正确的提问方式往往是好的开始。
[1] 取决于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布里奇曼可能在离开时只需支付101美元，或者斯特奇斯将199美元收进自己的口袋。
[2] 虽然法庭判断一方拥有权利，但并未给予它全面保护。其他主体可以做出侵害该权利的行为，但必须向权利所有者做出相应赔偿。——译者注
[3] 考察问题的最佳方式或许是认识到，可以同时令糖果厂和诊室的共同利益最大化。毫无疑问，双方可以达成一致安排，再分享收益。不管我们为了利益分配怎么吵到天翻地覆，我们都同意大饼摊得越大越好。
[4] 社会经济活动中，一个经济主体（国家、企业或个人）的行为直接影响到另一个相应经济主体，却没有给予相应支付或者得到相应补偿，就出现了外部性。——译者注
[5] 米尔顿·弗里德曼，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6] 再强调一次，问题的关键是意识到存在共识，农民和铁路公司的共同利益可以最大化，这样他们就可以达成共识。
[7] 相反，如果上述设备只能预防价值4 000美元的医疗费，就不会有人愿意安装，不论该为此负责的是谁。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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