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哗与骚动：
媒体的虚假智慧
我的叔叔莫里斯喜欢收藏肉品，他将它们冷冻在冰柜，在地下室一字排开。每次有人拜访，他都会十分骄傲地带客人参观自己的收藏，介绍这是1975年的烤肉，那是他度蜜月时购买的上等肋排。
我，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喜欢收藏糟糕的经济学论证。我在网上浏览那些愚昧无知的文章，专门为它们建了个文件夹，标题就叫作“喧哗与骚动” [1] 。这一方面是因为我看到人们犯下显而易见的错误时往往怒气冲冲，但另一方面，我知道写下那些文章的人并非彻头彻尾的白痴，他们不过是一时糊涂（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候）。
与我的其他爱好不同，这个爱好偶尔会换来些回报。我有时会将它们设计成考试时的选择题，题干往往如下：“在以下文章中找出不可救药的错误，以此证明你的头脑比《纽约时报》（或《福布斯》杂志或《华尔街日报》）的编辑灵光。”
现在，让我简单向你展示下我的收藏。
《纽约时报》头版文章（2010年6月7日）——
纽约保姆与工人有望享受同等权利
纽约州很可能将成为第一个为保姆提供就业保护的联邦州。
本周，州议会通过一项家政工人权利法案，相关措施将要求雇主为纽约大约20万家政工人提供带薪假期、加班费和病假。
该法案的支持者认为，这将减轻数以千计的女性——包括一些男性的负担。他们照料富人的孩子，除了工资高于联邦最低标准外，目前尚无法享受其他工作场所的合法权利。
而一位持反对观点的记者可能这么写：
纽约州最新的劳工条件限制恐对纽约保姆造成影响
纽约州或将成为第一个减少保姆就业机会的联邦州。
本周，州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将禁止全州约20万家政工人接受不提供带薪假期、加班费和病假的工作。
反对者认为，这种做法将增加数以千计的女性——包括一些男性的负担，因为只要满足工资必须高于联邦最低标准，整个市场都应该自由运作。
一位更加中立的观察者可能会意识到，如果法案通过，将惠及一些保住工作的保姆，同时对丢掉工作的保姆造成损害。对倾向于用薪水换假期的保姆而言，这也不是好事。但毫无疑问，美国家庭用人联盟（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主席蒲艾真（Ai-jen Poo）一定认为这是好事。她代表所有赢家，完全忽视了那些将遭到变故的受害者。相反，媒体引用蒲女士的说法——显然不是为了讽刺——声称这项举措“令家政工人在遭受了漫长的区别对待后，终于迈出了巨大一步”。
这里的错误在于混淆了立法初衷与它造成的后果。如果工人对雇主的价值降低，雇主就不会请这么多人。于是，工人就需要在市场中竞争数量大幅缩水的职位，最后很可能导致降薪。
有时，人们觉得这难以置信，因为他们认识的许多人不会为了多付一些加班工资就辞退自己的保姆。他们忽略了：第一，以你周围人的情况来揣测总体情况往往存在风险；第二，更加根本的理由在于，总有人正处在要开除他们的保姆的边缘，如果不存在这些人，保姆间的竞争就会更加激烈，从而提高他们的工资，将人们推向这个边缘（这是劳动经济学 [2] 的主要观点之一）；第三，只要有保姆遭到解雇，就会引发整个行业的串联效应（cascades effect）。
我的收藏中有一系列的相关故事，它们标榜一些职场上的法案对某些特定群体而言是“巨大的胜利”，但他们不过是最大的受害者。《家庭与医疗休假法案》 [3] （ Family leave legislation ）要求雇主提供一定天数的产假，于是被视为女性员工的一大胜利。然而，对遭到解雇的女性而言，它实在很难跟“胜利”二字沾上边。应聘者甚至不能自愿放弃这项权利，从而令自己更具有竞争力或者获得更高薪水。因此，法案的最大好处最终落到了男性员工身上（他们同样适用该法案，却很少主张自己的相关权利）。在我的一个名为“讽刺”（Irony）的子文件夹中，保存了一份阿尔·戈尔（Al Gore）在过往总统竞选辩论上的发言。他刚赞美完小布什第一个任期内《家庭与医疗休假法案》中的堕胎自由，立刻就对它火力大开（“你打算强制执行它吗？为什么你不强制执行它？”）。
同样，法院做出有利代孕母亲的裁决，认为她们有权违背合约留下自己的孩子，报纸上涌现了大量评论，将这称为“代孕母亲的巨大胜利”——但这种“胜利”也付出了代价，好不容易花费数年通过的代孕合约几乎被废止。（此后，各州的法律制定状况各有不同。）如果法庭裁决此后房东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接受贷款，类似评论还会欢呼这是购房者的一大胜利吗？他们是否会意识到法庭裁决可能导致根本没人买得起房了呢？
作为类似错误的一种，《纽约时报》报道了机票代理公司员工哈里特·特尼普斯德的老板会监视她工作时在电脑前的一举一动的新闻，如果她稍有放松，老板就会立刻知道。
《纽约时报》想当然地以为，如果上司不用时刻盯住特尼普斯德小姐，她就会好过一些，但严格的监视并非只让老板留意到员工偷懒，同时也会令他知道谁工作最卖力——并且对其做出奖励。了解员工工作效率并且不吝嘉奖的上司，往往愿意支付更多薪水。
如果你对此心存疑虑，不妨考虑另一种极端状况。想象你的老板完全不清楚你的工作表现，甚至不知道你是否每天上班，除非你的主观能动性极强，否则一定不会在这份工作上多花心思。得知此事，你的老板当然也不愿意向你支付高薪。显然，员工受到一定程度的监督对他们而言是好事。如果某种程度的监督有好处，接下来应该是在实证研究中讨论多大程度的监督合适。
2011年3月是三角内衣工厂火灾100周年，这是纽约历史上最为惨重的工业事故，146名工人在火灾中丧生，绝大部分是年轻女性。悲剧的根源在于，为了防止员工平时顺手牵羊，逃生路线上的大门被锁上了。火灾后，纽约州立法机构通过了近30条新的职业健康及安全法律条文，此后所有工作场所必须清楚标示（并且不得关闭）逃生路线。
不管是1911年的报道，还是2011年百年悼念时的封面文章，均清晰指出新通过的安全条例是工人的胜利。或许是吧。但或许，不是。我从未发现任何记者在给出这个结论前做过相关调查。
对1911年的制衣厂工人而言，大门畅通意味更好的安全保障。因为安全很宝贵，所以那是一件好事。但大门畅通同时意味着更频繁的偷窃行为，这降低了工人价值，从而压低了他们的薪水。有意思的问题是，1911年时，如果有制衣厂工人掌握全面信息，他将做出什么选择呢？
我不知道答案。但这里有一些相关信息：首先，对工厂老板与工人而言，制衣业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十分激烈。那时，纽约有数百家制衣厂，有些工厂正位于与三角内衣工厂类似的大厦中。（火灾只发生在三角内衣工厂的三层工作区内。）它们吸引了居住在下东区拥挤公寓中的人们争相做工，或者成为独立承包商。
其次，在充满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供需关系确保工人按照他们的边际产量 [4] 获得薪水。（关于这点，有大量理论与证据支撑，在经济学界不存在任何争议。）这意味，一位每周给工厂贡献6美元利润的女工可以获得6美元周薪（依据历史上相当精确的工资水平得出）。
现在，让我带大家看看事情的另一面。假设一位普通工人每周偷两件女式衬衫，每件价值60美分——60美分的价格是我根据西尔斯邮购目录 [5] 推测的，每件衬衫的零售价略高于1美元；但每周偷两件，完全来自我的假设，欢迎你按照自己认为更加实际的方法对之后的计算进行调整——于是，这位工人的边际产量下降了1.2美元，市场竞争压力继而令她的周薪下降了1.2美元，那意味她的工资被砍去了20%。尽管换来一整个衣柜的衣服，以及可能为她带来一些利润的副业——比如以半价出售偷来的衬衫，总体而言，她的损失大约为10%。 [6]
于是，问题变成：工人是否普遍认为损失10%的收入交换逃生路线是一种胜利？再说一次，我不知道答案。我不认为自己会为了一条消防通道自愿降薪10%，但这无法说明任何问题，因为在塞满布料与织物的工厂里日夜劳作的那个人不是我。此外，我的生活比1911年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制衣工人好太多。因此，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依旧无法判断工人会做出怎样的决定。
还有什么其他证据吗？
另一方面，发生火灾前，没有任何记录表明工人愿意放弃一部分薪水交换更安全的工作环境，或者相关工厂愿意放弃一部分利润增设防火安全门。我不否认存在各式各样的劳资纠纷，但据我所知，它们都与薪资和工作时长有关，几乎不涉及安全。说得更直接一些，工人情愿获得更高的薪水，而不是更安全的工作环境。但毫无疑问，另一种说法可以是工人完全没有意识到火灾隐患。
我还可以再给出一个例子。火灾发生后，许多工人对新出台的安全管理条例拍手叫好，虽然这在实际上压低了他们的薪水。说得更直接一些，工人情愿获得更安全的工作环境，而不是更高的薪水。但毫无疑问，另一种说法可以是工人完全没有意识到相关条例将怎样影响他们的收入。第三种说法呢？从一开始，小偷小摸就不是大问题，所以它对薪水的影响微乎其微（很难直接衡量这种行为的后果，因为影响薪水的因素很多）。
为了理清上述情况，或许要将它交给研究经济活动的历史学家，他也许能写出一篇极其漂亮的博士论文。我当然不可能要求报纸上的文章达到博士论文水平，但如果作者最少能够承认这些因素存在，而非直接对职业场所法令给出天真的结论——即使是19世纪早期下东区充满安全隐患的工厂，也总能找到对工人的有利之处。
2010年5月，波士顿自来水主管道爆炸，导致之后几天的自来水无法饮用（即使烧开也不可以）。波士顿电视台（WHDH）受此启发，制作了饱含深情的影片，揭示了两种悲情的副效应——根据波士顿电视台那群家伙的表述，所谓的副效应根本驴唇不对马嘴。
第一条报道直指价格敲诈，镜头对准的是一位正在抽泣的女人——她竟然真的在抽泣！——因为她的儿子买1瓶水花了1美元，而如果在平时，同样的水3.99美元可以买到24瓶。故事想表达商店老板抬价，将情况弄得更糟了。
第二条报道关注了满脸沮丧的顾客。他们为买一些瓶装水要么奔波了四五家商店，要么排了很久的队。显然，没有任何一位波士顿电视台的员工想过，如果不涨价，队伍将排得多长。
实际上，价格浮动完全是根据市场情况调节的。而且，这是一件好事。甚至，拒绝发“灾难财”的好心商店老板更应该抬高纯净水价格，再将赚到的钱捐给慈善机构，而不是任由最早赶到店里的人抢走全部纯净水。
“喧哗与骚动”文件夹中，专门收集了一些无视价格作用的案例。比如，几乎所有对本地食品运动 [7] 的报道总是一味将目光集中在运输中节省的能耗。
《纽约时报》的安德鲁·马丁（Andrew Martin）报道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几位研究者的项目，主旨为《保守的本地食品倡导者所面临的挑战》。如果将水果从加利福尼亚运到芝加哥消耗的能源低于农夫将蔬果运到个人集市，怎么办？如果将加利福尼亚的西红柿运到纽约消耗的能源低于在休斯敦的温室培植相同的西红柿，怎么办？包装消耗的能源呢？消费者每周跑好几次本地集市而非集中在超市采购而增加的耗能呢？
以此类推，我们便掉进了马丁先生口中令人眼花缭乱的伦理陷阱：你每次选择一颗西红柿，都必须考虑它产生的全部能耗。
这并非多此一举。你也应该仔细考虑自己的饮食习惯造成的其他成本：那里本来该是一片葡萄园，现在却改种了西红柿；纽约人本来可以住在市中心，但为了迁就建造温室不得不迁到郊外，从而增加了每天的通勤时间；加利福尼亚人与纽约人本来可以开出租车、教书、投身艺术或者做调酒师，现在必须改行种西红柿；肥料与农具本来可以有其他用途——进一步说来，生产肥料与农具的资源本来可以有其他用途。
保守的本地食品倡导者忽视了其中99%的重要问题。马丁先生和戴维斯分校的研究者也没好到哪里去，他们忽视了98.5%的重要问题。两者的错误在于他们只关心改善环境，而忘了我们的房屋、学校、工作和休闲都是环境的一部分。因此，计算成本时只关心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显然十分荒唐可笑。
不幸的是，列出消费一颗纽约的西红柿，或者加利福尼亚的西红柿所需的成本极为困难。但幸运的是，我们并不需要这么做。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且易于观察的数字就可以权衡其中所有的利弊。那个数字，就是西红柿的价格。
如果纽约需要一块新的土地开发房地产或者兴建剧院，纽约的土地价格会上升，西红柿价格也会随之上涨；如果加利福尼亚的工人需要建一座水族馆或者扑灭一场森林大火，加州劳动力的价格会上涨，西红柿价格也会随之上涨。
市场并非完美。因此，西红柿的价格无法100%准确反映获得西红柿的所有社会成本，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已经十分接近，而且肯定比你在《纽约时报》上找到的由晦涩计算方式得出的结果接近得多 [8] 。
好吧，也许有本地食品死忠派提出十分合理的观点，认为价格并不能反应所有重要成本。比如，温室加热设备产生的碳排放从而导致的环境成本。虽然那些成本的最佳计算方式未必直观反映在价格上，我们还是应该从价格本身入手，做出调整，但通常得到的结果与最初的不会相差太多。 [9]
价格的另一大魔力在于，它不仅反映出绝大多数成本，还提供了值得关注它的理由。当然，它不是直截了当的反应，而是通过间接的方式，但依旧是好事——极少有购买西红柿的消费者会停下思考，为了手中这颗西红柿牺牲了一座葡萄园。葡萄的价值越高，购买西红柿就要付越多钱，直到令你停下思考，为了这颗西红柿究竟值不值得？
马丁先生在“喧哗与骚动”文件夹中不仅保有一席之地，还为自己“争”到了两席：其一，他犯了只考虑能源成本而将其他因素完全排除在外的错误；其二，他犯了无视社会价值已经被可靠地反映在了价格中的错误。
2010年3月，《纽约客》发表了一篇伊丽莎白·科尔伯特 [10] 的文章。她十分认同流传的一组数据：“现代人感受到的幸福，或者所谓主观幸福感，与19世纪50年代的人们基本保持同等水平，而那时的人均收入仅为现在的一半。”科尔伯特认为主观幸福感能够反映真实幸福度，继而思考了它所指向的政策含义。她还引用了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的观点为自己背书：
如果提高收入不能使美国人比50年前更幸福，人们为什么还要加班加点工作，以及冒着危害环境的风险确保国内生产总值不断翻番？
且慢。尽管收入增长了，过去50年来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却基本没变。换句话说，虽然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大幅改善，过去50年来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还只是基本持平。（1965年前后，美国人每周的平均休息时间为6小时。全年相加，每年的休息时间为7周。）博克与科尔伯特为什么不问，这么一来，我们为什么还要下班、休假，以及净化空气与水质呢？
你要么选择认真对待这项幸福度研究，要么就选择对它付之一笑。如果你想认真对待它，不能只强调你希望它反映的政策含义的那一面。如果这些数字表明，收入增长不能令我们更幸福，它们同时表明减少工作时间不能令我们更幸福。
得知整整50年来，无论社会取得怎样的进步——人们的平均寿命几乎增长了10岁，婴儿死亡率几乎下降了75%，增加了6周休息时间，空气与水质得到了改善，信息获得更为便捷，娱乐方式更为多样，沟通途径更为丰富——但美国人竟然在幸福感上毫无长进，这实在太令人沮丧了。
幸好，我们可以列出许多理由质疑主观幸福感并不能反映真实幸福度。比如，马萨诸塞州的萨默维尔市每年都会向市民发放问卷，以1分到10分作为评分依据，“你现在觉得多幸福”问题设计的瑕疵在于，当人们回答“你现在觉得多幸福”时，其实更接近于回答“你觉得比一般人更加幸福吗”或者“你觉得比你的朋友更加幸福吗”。无论你实际多幸福，超过半数人的答案仍然是“不”。
现代美国人的平均身高比100年前增加了2英寸，但你可能从未碰到调查会问你：“你高吗？”那是因为100年前，身高5英尺9英寸（约合175厘米）的人可能回答“是”，而现在却可能是“不”。同样，现代人可能比100年前的人更幸福，但你也许永远无法从“你幸福吗”或者“你有多幸福”的问卷中获得以上感受。
人均年收入1 400美元的尼日利亚人声称他们与日本人一样幸福，后者的收入是他们的25倍。科尔伯特与公共政策教授卡罗尔·格雷厄姆（Carol Graham）贡献了几个可能的理由（也许尼日利亚人自带“幸福基因”；也许日本人因为不满现状而更加努力工作；也许人们会自我调整，只需花几美元就能享受每一天），但这些无一触及核心：也许只赚1 400美元、人均寿命48岁，以及婴儿死亡率雄踞世界第一的尼日利亚可怜人，之所以觉得幸福是因为他们从未看过真正的幸福。也许提高收入可以帮助他们意识到这一点。
记者伊丽莎白·莱斯莉·史蒂文斯（Elizabeth Lesley Stevens）报道过市值8 400万美元的西勒奇制锁公司继承人查尔斯·肯德里克（Charles Kendrick）的生活。他十分古怪，整天无所事事，轮换驾驶4台汽车在旧金山游手好闲，并热衷于将它们从一个停车场转移到另一个停车场。 [11] 史蒂文斯女士提议，对富裕的遗产继承者（比如肯德里克先生）征收重税补贴政府，将是件有意义的事。实际上，她想说整天游手好闲，到处找停车场的人是在浪费他的财富，为什么不从8 400万美元中贡献出一些，在伯克利建一栋教学楼呢？
问题在于，教学楼不是用钱建成的，它使用了玻璃和钢材，还需要土地和劳动力。换句话说，它需要的是资源。你不可能从肯德里克先生那儿获得实质性资源，因为（如果他真的每天无所事事，不停找停车位）他从未囤积资源，也从未消耗任何资源。
不管建教学楼的计划是否具有建设性，都需要向其中投入一大笔钱。如果要花这么多钱，一定需要有人买单。而买单的人能够消费的资源一定会减少，所以伯克利才可以拥有更多资源。那么，他们究竟是谁呢？
这取决于你向肯德里克先生征税时，他将财富储存在哪里。如果他将钱存在银行，需要提款缴税，就会导致银行贷款缩水，从而提高利率、建筑工地停工，或者迫使某人打消买一辆新车的想法。在伯克利建一座新教学楼的资源，正是从上述连锁反应中“挤”出来的。
如果肯德里克先生将大把钱塞在抱枕里，需要将钱抠出来缴税，他就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塞在抱枕里的钱没有流通，因此不算数）。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抬高了物价。由于涨价，导致建筑工地停工，或者迫使某人打消买一辆新车的想法。殊途同归。
我还可以列举许多其他假设，但无一将负担真正转移到肯德里克先生身上。如果他本人不接过重担，必定有其他人接过这个烫手的山芋。
最重要的教训是，如果你想弄清楚税收的负担最终落到谁头上，要追踪商品，而非追着钱跑。追踪慈善捐款的负担也是同样的道理。假设比尔·盖茨或者沃伦·巴菲特向教学楼捐赠8 400万美元，并且比尔或者沃伦认为这完全不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因此这完全没有对他们的资源消费产生影响。于是，建造教学楼的资源一定来自其他地方，但那个人既不是比尔，也不是沃伦。如果比尔从银行账户中取出8 400万美元，他会不断抬高利率，直到有人分享捐赠造成的负担；如果沃伦从他的抱枕里掏出8 400万美元，会造成相同的后果，但不是反映在价格上，而是反映在利率上。
这不意味着征税或者捐款是坏事。如果为了建一栋教学楼，只是让人少去几次滚轴溜冰场，当然很值得，但我们不该否认那几个人的存在。总而言之，我们不该歪曲事实。我们始终需要关注的不是金钱本身，而是这些钱花在了哪里。
2010年12月10日，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我的“喧哗与骚动”文件夹里占到了一席之地。他在参议院抱怨，过去5年，GE的收益高达260亿美元，竟然没有缴一分钱税！
该从哪里入手呢？首先，GE是一个抽象整体，因此它本身并不能缴税，只能作为征税的一种媒介。最终，所有税款均来自具体个人的口袋。
也许我们的参议员是想说，GE的股东总共获得了260亿美元收益，却没有缴税，平均到每位股东身上大约是数百美元。 [12] [13]
我想，参议员桑德斯援引的260亿美元（而不是说大约“每人200美元”）是为了制造一种GE的股东十分富有的印象。但同样很容易发现，这5年间，美国的门卫总共获得了超过2 500亿美元收入，但根据联邦收入税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需要缴税（因为大部分门卫的收入没有达到纳税标准）。数字之所以看起来极为庞大，不是因为门卫富有，而是门卫的数量很多。
无论如何，桑德斯参议员声称GE从未缴税是错的。实际上，这些财富以分红或者资本收益 [14] 的形式发放，可以说，每一分、每一厘都缴了税。
更有意思的是，每一分薪水在它被放进某人口袋前，就被征了税。现在，让我来好好解释一番。
假设你挣到1美元，用它购买GE的股票，你的余生中每年都能获得6美分分红。且慢，让我们倒退回去，将事情说得更明白些：假设你挣到1美元，将其中的一半缴了收入税，剩下的一半购买半股GE的股票，你的余生中每年都能获得3美分分红。 [15]
如你所见，一次性提前付清税款等于直接将分红收益减半。于是，你一次性提前付清税款就等于分红要被征收50%税款。同时，得到你一半收入的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用那0.5美元投资GE，再从你另外0.5美元中征收股息收益 [16] 。
因此，通过向你薪水的一半征税，政府实质上也征收了另外一半分红的税（以及/或者资本收益）。如果分红本身还要另外缴税（事实如此），它实际缴了两次税。桑德斯参议员抱怨的实际是，它竟然没有被第三次征税！
必须向某些人群提高征税标准的观点无可厚非。如果参议员的目的在此，其实有许多解决方式：第一，向企业征更多税；第二，提高分红以及资本收益税，其实都能达到同样目的，但参议员的眼睛好像只会死死盯着前者。
不管你有什么目的，都不该为弄错事实寻找借口。虽然GE完全避缴了企业所得税，但它的收入本身已经（至少）被征了两次税，而不是桑德斯参议员所认为的没有缴税。
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是我十分欣赏的一位记者，他供职于《石板》（ Slate ）（多年前，他邀请我为《石板》撰稿，我至今感激不尽）。金斯利对资本收益非常执迷，认为应该像对工资征税一样对它征资本所得税 [17] ，我十分赞赏他的执着。金斯利在各大杂志、报纸专栏发表了无数（好吧，反正我没法计算清楚）文章，观点大致如下：
A.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应该对所有东西按照相同税率征税；
B. 论证完毕。
步骤A毋庸置疑。经济学原理的确告诉我们，通常而言，如果我们按照相同标准对所有东西征税，结果较好。如果对苹果征税10%，对橘子征税30%，一些喜欢橘子的人会为了省钱而买苹果。最好的方式是向两者都征税20%，大家就可以各取所需。
正是在从步骤A推导到步骤B的过程中，金斯利掉进了知识的陷阱。他错在误解了“所有东西”。他的观点适用苹果与橘子、百事可乐与可口可乐、红色的球鞋与蓝色的球鞋，也同样适用于今天吃的苹果与明天吃的苹果。如果今天向苹果征税10%，明天向苹果征税30%，就会有人在今天吃很多苹果，而明天为了省钱不吃苹果。最好的方式是不管今天还是明天都征税20%，这样大家随时都可以吃喜欢的水果。
然而，不同于苹果与橘子、红色的球鞋与蓝色的球鞋，“工资所得”与“资本所得”并非人们消费的商品，因此不适用以上观点。
问题其实更加严重。如果你真的相信金斯利的观点——打算向今天的苹果与将来的苹果按相同税率征税——你就必须以0税率征收所有资本所得税（包括利率、分红和资本收益所得）。
为了方便解释，不妨想象你有这么一位朋友——爱丽丝。
爱丽丝每天挣1美元，她可以用1美元买苹果，也可以将它存入产生利息的账户，直到它翻番，于是就可以买两个苹果了。 [18]
如果我们每天以50%的税率向爱丽丝的工资征税，她每天拿回家的工资为50美分。她可以用50美分买半个苹果，也可以将它存入产生利息的账户，直到它翻番，于是就可以买一整个苹果了。无论采用哪种方式，爱丽丝的购买力都被减半了。如果她不用为收入纳税，我们可能会增设消费税，从而将苹果的价格提高一倍。
换句话说，向爱丽丝的收入征税就如同向她现在以及将来购买的苹果征税——使用的是相同的税率。
现在我们来到迈克尔·金斯利的抱怨——爱丽丝没有为利息所得缴税。于是，我们改进征税方案，加入利息税率50%的条款。
爱丽丝交完收入税，每天拿回家的工资为50美分。她可以用50美分买半个苹果，也可以将它存入产生利息的账户，直到它翻番，缴纳25%的利息税，用剩下的75美分购买四分之三个苹果。
金斯利给出的纳税方案中（同时征收收入税与资本所得税），爱丽丝今天的购买力降低了一半（从买一个苹果变成买半个苹果），但她将来的购买力下降了不止一半（从买两个苹果变成买四分之三个苹果）。我们在今天向苹果征收消费税，并在将来不断提高它，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换句话说，同时征收收入税与资本所得税就是以某税率向今天的苹果征税，但以另一种税率向明天的苹果征税。
再换句话说，金斯利的纳税方案恰恰与他的坚持相反——对“所有东西”以相同税率征税。对将来的苹果征更高的消费税意味着，爱丽丝今天会吃更多苹果，以后少吃苹果，即使她的本意并非如此。
如果你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消化上述案例，别灰心，经济学家同样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理解它。（就我个人而言，第一次听闻这种观点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相信它，需要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解释才弄明白——我希望现在的解释比我当初听过的简洁清楚些。）克里斯多夫·切米利（Christophe Chamley）（当时供职于哈佛大学）与肯·贾德（Ken Judd）（当时供职于斯坦福大学）于20世纪80年代对上述观点的细节进行了研究。切米利和贾德的成果，如今已是公共财政原理（theory of public finance）的支柱。
因此，迈克尔·金斯利认为应该向资本收益征收高额税款——如果理解正确，实际上是不仅向资本收益征税，还包括分红与利息。
不是说我们永远不要征收资本所得税，这只是一种反对它的观点。这种观点可能在与其他观点的交锋中胜出或败下阵来，但如果不能理解它，就无法将它作为论据。我欣赏迈克尔·金斯利，因为他十分看重逻辑（在我认识他很久以前就是），但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直觉出错了。
《华尔街日报》华盛顿站站长、普利策奖得主杰拉德·塞布（Gerald Seib）十分担心为国家债务偿付的利息“如同癌细胞从内吞噬了我们的预算，从而不断榨干美国人的财富，将原本是我们的财富都输送到了海外”。 [19] 他的理由如下：
政府为穷人与老人支付医疗保险是有利于社会的好事。当美国人拿到社会福利的支票，这笔钱大体上都在美国的经济活动中流通。
然而，支付利息不是这么回事。这些钱从私人经济活动中拨出，却流通到持有美国国债，但不为美国人服务的外国投资者手中。
一位受过教育的美国人竟然认为我们没能从“债主”那里获得任何好处，简直令人匪夷所思。不知塞布先生是否买过房子，是否想过办住房抵押贷款给他的人“从未给过他好处”。
塞布先生认为，社会保险支出回到了美国人手中，而债务的利息却流向了海外——我不反对，但这并不能说明谁是利息的真正受益者。实际上，美国政府支付的每一美元利息最终都回到了美国纳税人手中，如同支付社保费用。
美国政府为债务支付的每一美元利息，都为了确保在维持正常开支的情况下暂时不加税。延期加税令美国纳税者——请看清楚，美国纳税者！——继续将钱存在银行，从而获得更多利息。因此，为债务支付的每一美元利息都意味着美国人口袋里多出的一美元，不管政府将这笔利息付给了美国人、中国人，还是火星人。
塞布先生认为，加税是我们控制支付利息的唯一方法，榨干美国纳税人账户中的每一分钱——我们每避免一美元流向海外，美国人就少赚一美元。 [20]
这并不是在说政府的债务不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而是那种后果与杰拉德·塞布声称的完全无关。
塞布先生似乎相信，外国人正通过贷款给美国政府来榨干美国人的财富。但如果他们不借钱给美国政府，也会将钱用在别处——比如将钱借给挣扎在高税赋时期的美国纳税人。
每当我遇到喜欢的裤子，总是一口气买许多条。真的是——许多条，也许这与遗传有关。我的叔叔莫里斯收藏肉品，我收集裤子。我这么做，因为裤子是消耗品。
这难道是服装公司诱惑我们不停消费的阴谋吗？有些人真的如此以为。在“喧哗与骚动”文件夹中，我找到一篇安·兰德斯（Ann Landers）早年（1982年9月20日）发表的专栏文章，认为连裤袜公司故意生产穿一周就破而非耐穿一年的产品，因为“穿不破的尼龙袜将抑制女性消费——但他们其实掌握了耐穿技术”。安总结道，她与她的读者“对（公司）出于私利的阴谋展现出了（她们的）宽宏大量”。
也许有人会问，安口中“出于私利”的那个人是谁？当然，不是连裤袜公司。如果自私自利的公司掌握了成本合理的技术，它们一定会将穿一周就破的产品从价值1美元，升级到耐穿但卖52美元的产品。受惠的是消费者（她们每年购买尼龙袜的预算并未改变，却可以少去几次商场），同时保障了公司收入，以及大幅削减了成本——因为可以少生产98%的尼龙袜。
我的文件夹里还有一些值得分享的案例。
我收集了一篇《芝加哥太阳报》（ Chicago Sun-times ）的专栏文章，认为艺术家应该在作品再版时获得额外版税。（类似规定已经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州以及不少欧洲国家。）这位作者忽略了它将如何影响作者的原版版税。让我来为他算笔账。如果原始买家愿意在作品再版时支付给作者100美元版税，那么他在第一次支付版税时可能 [21] 就会少付100美元。作品再版时艺术家获得的版税，都在作品初次问世时被提早扣除了。
实际上，情况更加糟糕。有些艺术家的事业中途败落，他们只在作品首次出版时收到一笔寒酸的版税，作品却没有机会再版。另外一些艺术家的事业蒸蒸日上，他们的再版版税远高过初版版税。因此大体上，这位专栏作家的方案是，让失败的艺术家一直贫困潦倒，让成功的艺术家赚得盆满钵满。 [22]
我还收集了一封刊登在报纸的读者来信，认为应该直接通过控制原油价格来影响汽油价格，但如果法律规定了原油价格，加油站的汽油价格一定会上涨，而非下跌。大规模价格管制会令原油精炼者减少供应，供应量下滑则将导致价格上涨。
几年前，佛罗里达州遭遇霜冻，导致橘子卖得非常贵，农夫的收入远高于往年。有评论人士因此在“喧哗与骚动”文件夹里占到一个“坑”，认为大幅涨价表明农夫具有垄断市场的能力。实际上恰恰相反：意外其实表明农夫可以通过大规模歉收抬高价格。但如果他们真的具有这种能力，根本不用等到遭遇霜冻的时候。
每当中东局势出现动荡，“喧哗与骚动”文件夹都会急速膨胀。石油价格波动总会引发一系列社论与读者来信，夸夸其谈美国的石油公司如何通过垄断抬高价格，从而获利。如果一个行业中，同时存在埃克森美孚、荷兰皇家壳牌（Royal Dutch Shell）、英国石油（BP）、雪佛龙（Chevron）、美国康菲（ConocoPhillips）与其他几十家石油公司，怎么垄断呢？这个问题已经喋喋不休地纠缠了许多年，暂且不谈。如果控制供应就能提高利润，一家具有垄断能力的石油公司绝不会等到政治局势动荡才控制供应。你可以说，由于出现政治危机，那些公司有了更大利润空间，或者你可以说，他们串通一气形成垄断，但你不能混淆这两种说法。
每年感恩节，我都可以找到许多文章好心忠告美国人别吃太多肉，这样会危及其他食品供应商。事实是——哎，比这复杂多了。人们减少肉类消费，农场收益下滑，畜牧业整体收缩。至少看起来，原本喂给牲口的谷物粮食现在可以端上人类的餐桌了，是吗？当然不是。耕种业也会整体收缩。 [23]
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的痴人并非只会发出喧哗与骚动，不断为我的文件夹“做贡献”的人们大多经过深思熟虑才提供了他们的观点，尽管它们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也许经济学家对这些错误在媒体上广为传播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作者从未因此受到严格的惩罚。大部分读者上网或者看评论，只是为了找乐子而非寻求启发，如果作者的动机只是为了取悦读者，那我们也就不用对此大惊小怪。
[1] 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曾出版同名作品《喧哗与骚动》（ The Sound and the Fury ）。书名出自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 Macbeth ）第五幕第五场的著名台词：“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Life is tale told by an idiot, full of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 ）——译者注
[2] 劳动经济学（labor economics），研究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各自影响因素以及相互作用关系的经济学分支。——译者注
[3] 1993年8月5日起生效的联邦法律，雇员可以为照顾婴儿或者生病的家人获得假期。——译者注
[4] 边际产量（marginal product），指增加一单位生产要素所增加的产量。——译者注
[5] 西尔斯公司曾是美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私人零售企业。1911年，三角内衣工厂火灾发生时，西尔斯在美国零售业销售额排行榜上位居第一。——译者注
[6] 这个数字针对的是工人的平均水平，诚实工人的周薪则完全被砍去20%。
[7] 本地食品运动指一种支持本地生产食品的环保运动。——译者注
[8] 《纽约时报》犯错绝非偶然。它还刊发过历史学家史蒂夫·布迪安斯基（Stephen Budiansky）的文章。布迪安斯基自称“是个性乖戾的自由派”，他从马丁的观点入手，在半途经过自我修正，结论认为土地、适宜的气候、劳动力等珍贵资源的最佳使用方式，是将作物种植在最有利生长的地方，再耗费相对低的能源将它们运往市场。经济学家认为，所谓“最有利生长”的说法等同于“已经考虑过所有替代方案”。我95%确信，布迪安斯基先生与我想的一样。
[9] 当然，一旦你着手调整影响因素，没有理由只考虑碳排放。同样，你应该注意到加州的赋税较高，因此加州的西红柿价格远远超出了生产它的社会成本。（这不同于修建一座水族馆所需的土地成本，税收无法反映社会成本，因为还需要考虑人力成本。）修正模式启动，你会发现存在太多相关因素，从而得出没有特定理由必须选择本地种植的西红柿的结论。
[10] 伊丽莎白·科尔伯特（Elizabeth Kollbert），《纽约客》记者，2015年凭借作品《大灭绝时代：一部反常的自然史》（ The Sixth Extinction: An Unnatural History ）获得普利策“非虚构类”作品奖。——译者注
[11] 可参见2011年4月16日《纽约时报》刊载的《游手好闲的富人理应回馈社会：向他们征税吧》（ The Idle Rich Should Give Something Back: Taxes ）。
[12] GE采用的是员工持股模式。——译者注
[13] 我很难给出更加精确的数字，因为它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共同基金，无法得知具体股东数量。
[14] 资本收益（capital gain）是投资收益的一种形式。——译者注
[15] 我在此处使用50%税率只是为了简便，任何税率说的都是同一回事。
[16] 股息收益（dividend stream）即为分红收益。——译者注
[17] 向资本收益征的税为资本所得税（capital gains tax）。常见的资本收益如买卖股票、债券、贵金属和房地产等获得的收益，并非所有国家都征收资本所得税。——译者注
[18] 假设爱丽丝恰好住在苹果卖1美元的地方。
[19] 可参见《华尔街日报》于2008年3月8日刊载的《预算案鏖战正欢，癌细胞正蔓延扩散》（ As Budget Battle Rages On, a Quiet Cancer Grows ）。
[20] 有一些美国人没有储蓄习惯，可能因为他们将钱花在了更有价值的地方。如果向这些钱征税，同样对他们没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