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骗局：
我们需要更多文盲吗？
经济学家的最大热情不在于改变世界，而在于理解世界，尽管人类心中都暗藏改善身边境况的愿景。随意拦下一位经济学家，你就会发现一位改革派。
经济学家认为，政策是钳制，却不乏美妙之处，我们埋首其中，正如你沉溺于热巧克力奶油圣代或者粗俗的风流韵事。你难以抵挡它们的诱惑，在畸形的乐趣中难以自拔，却对落入相同陷阱的同伴嗤之以鼻；而我们总认为不值得在政策上浪费注意力，却在强调此观点时已经花费了大把精力。
经济学家无论对问题持有什么立场，你总能找到他们的一些相似之处。我们总是强调诱因的重要性、交易的好处，以及产权得到法律保护是一种良性的力量。我们认为，完美运行的市场能获得最有效的产出，以及会本能地通过完善市场来调节更有效的产出。
听闻国家将补贴航空业，因为研发的设备可以运用到军事上，经济学家往往对此持保留态度。通常而言，企业家如同政府官员，都能十分准确地预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如果未来5年中有三成机会爆发战争，就有三成机会值得拥有一家能够生产战斗机的工厂。为什么它不能提供足够的诱因令工厂继续运作呢？
当然，如果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有五成而非三成，就会有更多生产武器的工厂。如果政府足够明智，也应该采取相似的态度，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不高，就不必投入太多防卫资源。
然而，如果投资者认为政府会依循历史先例，在战时施行价格管制，上述诱因就无法发挥作用。 [1] 我们关心军事装备，问题并非出于对市场干预过少（比如以补贴的形式），而是干预过多（比如以管制的方式）。完善军事装备的最佳方式或许是通过修宪确保不施行价格管制。 [2]
暂且不论对错，每当有学者抱怨美国汽车的质量，经济学家往往不明白他们在烦恼什么。不管怎样，一个国家总需要生产低端汽车的工厂。为什么美国不可以呢？
在价格—质量谱系中，市场对汽车的需求大相径庭。成功占领高端市场并不光荣，成功占领低端市场也不丢人。作为个人，我更倾向于经营像沃尔玛一样的连锁超市，而非经营一家精品服装店。
质量无须与利润挂钩，提高质量，就需要投入巨大成本。有些消费者愿意多付钱买质量高的产品——制造成本相对较高；有些消费者不愿意多付钱，产品质量一般就可以满足——制造成本也相对较低。不论你满足了哪个市场的需求，都值得骄傲。
美国汽车的质量也许高于或不及它的国外竞争者，但背后必定存在合理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在同一个地方，各种产品都能挖掘到利润空间。至于产品各自在哪里生产根本不重要。出于一些历史上的原因，美国孕育出一批生产低端汽车的工厂；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美国人设计低端汽车是因为整个国家最聪明的头脑将精力花在了其他更具生产力的地方——美国的汽车质量糟糕是因为美国的生物工程技术世界领先；第三个原因可能是，底特律的汽车工人普遍比他们的国外同行富裕。大家都只是为了一份工作，于是，他们就不愿付出更多努力了。通过钱袋子来调整你的优先选项很常见，也不是见不得人的事。
通过观察，人们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牺牲质量压低成本是个明智的决定。然而，美国的制造业牺牲了质量却没能降低成本：生产一辆美国豪华汽车花费的时间相当于生产一辆豪华日本汽车，但后者的质量更有保障。因此，我可以给出两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其一，工作时间不是衡量成本的最好标准。如果底特律的汽车工人1小时的生产量不如他的东京同行，可能因为底特律明智地减少了工人培训时间，或者各道工序采用的设计方法不同。
其二，所谓的工作时长并不能真正反映一心一意投入工作的时间。如果底特律的汽车工人每小时花15分钟喝咖啡，那么他制造一辆美国汽车的时间其实为45分钟，工作时长并未能反映出真实情况。 [3]
经济学家与普通人不同，不会轻易陷入绝望，因为他们总能从交易中发现好处。一种产品在底特律生产，另一种产品在东京生产。不论你买福特嘉年华还是雷克萨斯460，汽车的产地并不重要。通过交易，我们不再需要将消费选择与生产选择捆绑在一起。我们可以制造廉价汽车但驾驶豪华汽车，只要我们制造的廉价汽车能够带来利润。
ABC世界新闻（ABC World News）播出“文盲问题”系列片时，经济学家的第一个反应是：“问题出在哪里呢？”当然，有文盲很难说是好事，但不意味我们的社会文盲太多。培养读写能力需要花费巨大成本，对人口中不情愿接受教育的人花费的成本更高。我们应该好好思考，对读写项目的额外投入是否可以用在更好的地方？
你也许会想，总在唉声叹气的学者有义务指出适当的文盲率意味着什么——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但ABC世界新闻的评论者没有一位意识到他们的这种义务。如果他们指出“适当的文盲率”意味着什么，就可以继续解释为什么他们认为我们国家的文盲太多而不是太少。
如果是经济学家，他可能会选择采用效率的标准：
我们应该鼓励培养读写能力，直到额外成本超出额外收益。如果记者不认同这种标准，没有问题，但他至少应该提出自己的那套。
如果效率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基础，也许应该假设现在的文盲率正符合市场需求。具有读写能力的成年人能够获得很多好处，比如更高的报酬，或者高于查尔斯·吉布森与戴安·索耶 [4] 的自我修养。那些好处足以提供丰富的诱因，令你投资成本合理的自我提升项目。
现在，我们就很容易使用不同方式驳斥以下观点。你可以认为，受过教育的公民投票时更明智（尽管就我所知没有任何研究得出相关结论）；你可以认为，利他精神比自私自利更高贵；你也可以认为，同事的高学历能够提升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等等。事实究竟如何？它们正是当前经济学研究中最活跃、最重要的议题。但迄今为止，结果参差不齐。可能没有文化的人——出于他们的无知，无法看到生活的各种可能性，于是做出了不明智的决定，而精心规划的读写教育能够有效改变这种状况；也可能人们不愿接受教育，恰恰因为社会福利能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为了调查我们国家是否面临读写能力不足的问题，ABC世界新闻首先应该问，是否存在任何证据表明我们必须干扰市场自身达到的有效平衡？如果存在，我们就需要采取非市场主导的补救方法，这才进入整个问题面临的难题：
我们如何得知补救方法是否过度？我们如何衡量读写能力的好处？如何衡量培养这种能力的投入？如何判定当下状况是不足还是过度？这才是核心问题。但是，ABC新闻对此只字不提。如果这些新闻工作者是文化人，念那么多书究竟有什么用？
每4年一次的总统大选中，总会争论我们是否应该设立更多免费电视台。经济学家认为，人们错误地混淆了两个议题：其一，电视台是否应该制作更多与政治有关的报道；其二，应该加重电视台的税赋。
如果目标是为候选人争取更多出现在电视的时间，这些时间可以通过个人所得税、特殊税种，或者从电视台缴纳的税收中“购买”。当总统候选人占去一集《名人学徒》 [5] （ Celebrity Apprentice ）的播出时间，它的社会成本就是放弃一集《名人学徒》。这项成本不管由公众、特殊税种支付者，或者电视台老板承担，道理都是一样的。
问题之一：“我们应该为了一小时竞选广告放弃唐纳德·特朗普 [6] （Donald Trump）的表演吗？”问题之二：“应该由谁承担成本呢？”我们应该分开讨论。
当得知联邦政府为了维持高价，减缓出售10亿立方尺存量的国家氦储备时，经济学家十分困惑 [7] 。政府的确从民间获得了较多资金，它也从不缺少从民间获得资本的方式。为什么要采取一种全新机制，而它的主要作用仅是闲置宝贵资源呢？
经济学家对诱因导致的后果十分敏感。如果新的公民权利法案要求雇用25人或以上的公司支付更高成本，我们期待见到许多公司将员工规模控制在24人之内。我们对问题的对称性也十分敏感。为什么我在招聘员工时公民权利法案禁止种族歧视，而员工在选择雇主时却根本不遵循同样的法案？如果我拒绝一份工作，是否应该证明我的动机并非出自歧视呢？我们对演绎推理十分敏感。为什么我在选择伴侣时可以考虑种族因素，但招聘私人助理就不可以呢？ [8]
经济学家对自愿交易获得的好处十分敏感。从前，航空公司由于超售机票总会“利诱”一部分乘客下机，正是经济学家建议他们如此做的。
经济学家对所有权十分敏感。非洲象濒临灭绝，正是一群经济学家（与其他专业人士）构想出“篝火计划”（CAMPFIRE program），令村民拥有了非洲象的所有权，创造了保护它们的诱因。计划实行10年后，非洲象的数量增加了一倍。
如果人们无法从劳动中获得应有的回报，立刻会引起经济学家的警觉。你可以花费数年时间用于技术创新，再看着竞争对手对它稍作改进，瞬间夺去你的市场。这么一来，你可能在一开始就不愿投入时间。作为结果，你既不会创新，也不会改进。讽刺的是，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能是补贴原创者，如果技术被人拿走，你能够得到一些补偿；也可能是向原创者征税，这样你就可以少一些虎视眈眈的竞争者。
付出努力却得不到回报的例子不胜枚举。我对电影结局的市场反应十分好奇。看电影的人对结局有两大诉求：他们希望结局大圆满，以及结局在情理之中。如果时机恰到好处，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悲剧。然而，以悲剧作结的电影在市场上实在太少了。
拍摄悲剧电影的导演需要承担短期损失的风险，人们对电影的评价可能“很失望”，但长远而言一定有好处，因为观众对未来的电影卸下了防备。不幸的是，这些好处常令其他导演沾光，因为观众只记得谋杀犯有时真的会在地下室手刃英雄，却不记得这个情节具体出自哪位导演的电影。也许出于这种原因，没有导演愿意自我牺牲，成全同行。
作为解决方法，导演可以十分显眼地打出自己的名号，这样观众就可能记得哪部电影的结局出人意料。但是，每当这位导演的名字出现，观众可能会不自觉地蒙上眼睛——或许，政府就应该补贴悲剧电影！
我有一位同事认为，不管你在网上买什么东西，都存在过度包装的问题，因为卖家根本不考虑回收成本。于是，我的同事试图通过向包装材料征税解决问题。我的第一反应是，至少由私人承包的垃圾搬运工（正如我生活社区的工人）根本不将它视作问题：垃圾搬运工可以凭喜好按重量或者体积向我收费，这么一来，我就会选择简易包装的产品，从而最终影响到我对卖家的选择。我的同事好心提醒，实际上，垃圾并不是按重量或者体积收费的。不管我的垃圾箱是空的还是满的，我每个月都支付固定的卫生费。这可能是因为根据每月垃圾量制定收费标准太费事。我的回应如下：如果这真的是个关键问题，垃圾搬运工一定会拿出解决方法——比如，每年花三天抽查我家的垃圾量，从而制定我每年的垃圾收费标准。我的同事又担心垃圾搬运工可能骗人，他可以抽查6次，但只汇报3次垃圾最多时的数据。
这位同事与我在包装材料征税问题上得出了不同结论，正如我们共进午餐时，几乎在所有问题上的观点都大相径庭。然而，我们还是分享了许多共通之处。我们都认为，过度包装是问题，包装太过简易也是问题，不管哪种情况，都会造成浪费；我们都认为，运行良好的市场一定会导致最佳产出，而我们定义“最佳”的标准都是效率；我们都认为，如果有一方刻意隐藏信息或者合约未能履行，均会导致市场失灵。我的同事与我从不投票给相同的候选人，但我十分确信在最关键的问题上，我与他的观点比其他99%跟我投出一样选票的选民更接近。
我们都以经济学家的方式理解世界，我们的身上也具有身为经济学家的性格缺陷——有时甚至对此沾沾自喜——总是不可避免地从纯粹的科学研究转向政策分析。政策制定过程总是充满诱惑与危险的骗局，经济学家如果真的醉心其中，很容易成为它的牺牲品。每天午餐时间，我与我的同事们都沉迷于构想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我们是一群冷淡寡情的专业人士，绝大多数主意在甜点还没端上桌时就已被彻底抛弃，仅有少数得以幸存。下一章中，我将与大家分享几个中肯的提议。
[1] “二战”期间，美国物价管理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负责制定了价格管制措施。我参加过几次相关讨论，试图评估将对同盟国造成何种程度的危害，衡量的标准是德国装甲师的数量。我们得出的结果十分庞大。
[2] 这并非针对问题的全盘分析。比如，投资者对风险的态度很可能与社会上对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态度不同。我不确定是否找到了十分贴切的案例，但本章的讨论一定代表了经济学家刚开始思考问题时的典型的切入点。
[3] 经济学家根本不属于反驳这种观点，认为工人喝咖啡是浪费时间，我们自己也喝很多咖啡。我想不出任何理由认为高质量的汽车比舒适的工作环境更重要。
[4] 查尔斯·吉布森（Charles Gibson）和戴安·索耶（Diana Sawyer），两人为ABC世界新闻的主持人。——译者注
[5] 《名人学徒》是由美国NBC公司制作的真人秀节目，被称为“终极工作面试”。现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曾参与节目制作。——译者注
[6] 写到这里时，作者大概并未料到，有一天，他不必为了一小时竞选广告放弃特朗普的表演，因特朗普于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编者注
[7] 这绝对不是个笑话。美国的确有个国家氦储备公司（National Helium Reserves）。
[8] 当然，提出问题并不意味一定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它只意味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