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是环保主义者：
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vs生态学作为一种信仰
这章内容写于20年前，首次发表在《扶手椅上的经济学家》（The Armchair Economist）第一版。之后，它被广泛引用，尽管人们有时并非为了表达认同。此次再版，我只对它做了几处微小改动。
尽管文章的标题气势汹汹，我本人——当然在许多方面而言，都是一位环保主义者，和你一样，我也很在意生活环境的质量。我想呼吸清洁的空气，饮用干净的水，所生活的环境美丽迷人。但同时，我想提高电脑运作速度，驾驶的汽车舒适称心，淋浴喷头的水势强劲。以上一切，都是我生活环境的一部分。作为经济学家，我当然明白增加对一种事物的需求必定会减少对另一种事物的关照。尽管如此，我还是什么都想要。
和你一样，我认为我们应该关心（至少表现得关心）对其他地球人造成的影响。通常情况下，这意味着不乱扔垃圾，将自家草坪修得规整漂亮，以及关心你产生的碳足迹。正如你，我知道人们并非总以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是，如果政府的政策足够明智，有时可以改善人们的行为——尽管在具体案例上还存在巨大的讨论空间。
以上提到的所有情况中，我都是一名环保主义者。但是，我决不是那种环保主义者——只关心清洁的空气，但对追求汽车速度的需求不屑一顾。不同的人优先考虑的事情不同，有时我们会在优先顺序上发生冲突，这意味着出现了问题需要解决，但绝没必要掀起一场优先顺序上的彻底改造，如同发动一场正义与邪恶之战。它当然属于经济学的一课，因而适合出现在本书中。
我在这一章中提及“环保主义者”一词时，特指那些没有学习过这一课的环保主义者，或许更应该将他们称为“环保理想主义者”（ideological environmentalists），并将这一章改名为“我为什么不是一位环保理想主义者”。但既然人们已经熟悉它原来的标题（更抓人眼球），我就不再“画蛇添足”，相信细心的读者一定不会误解我的本意。
我的女儿4岁时，获得了她的第二张毕业证书。她两岁时，以最高荣誉从科罗拉多州的一所托儿所毕业。两年后，她从纽约州一个犹太社区中心开办的幼儿园学前班毕业。那时，她已经随我们迁居到罗切斯特 [1] ，准备在那里就读小学。
毕业典礼上，我在一场名为“地球之友”（ Friends of the Earth ）的讲演中听一群四五岁的孩子告诉我安全能源、大众交通与回收利用的重要性。演讲中，孩子不停对“拥有特权就要承担责任”高唱颂歌。他们这么说：拥有在这个星球生活的特权就要承担爱护它的责任。毫无疑问，托马斯·杰斐逊 [2] 认为，与享有特权相比，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是不可剥夺的权利，但他可从来没有念过学前班。
从前，我就从女儿那里听到过类似的说法，已经习惯了时不时要对她“洗洗脑”。但是，当我听到尚未具备阅读能力的孩子不停地死记硬背这套脱胎于政治语术的宣传话语，我认为是时候和老师谈谈了。那位老师想知道究竟哪一部分说法引起了我的反感，我拒绝对此做出回答。在这个州 [3] ，当环保主义日渐成为一种具有侵入性的信仰，我们这些离经叛道者正不断地为一些不正常的建议承担着棘手的苦果。
我女儿在学前班所学的环保主义极为幼稚，类似一种大杂烩式的强行灌输。它混杂了神话、迷信，还有一些与最声名狼藉的极端学说拥有不少共同点的仪式。邪恶信仰的解药是科学正义，占星术的解药是科学方法，“天真创世说” [4] 的解药是生物进化学，而经济学正是幼稚环保主义的解药。
经济学是不同偏好间相互竞争的学科。环保主义一旦将偏好问题上升到道德问题，它就不再是科学了。一项提议认为应该毁掉林地建造停车场，就在保留林地倾向与方便停车倾向的人们之间制造了一种冲突。接下来的拉锯中，双方会试图通过操纵政治与经济资源来强调自己的立场。因为有人会赢，就必定有人落败，对峙成了一场拉锯战，有时还甚为艰辛。所有这一切，都在预期之内。
然而，自40多年前第一个世界地球日（Earth Day）起，对峙中开始出现一种恶劣的因素，以定罪的方式评判有些偏好是正确的，而有些偏好是错误的。经济学研究中，刻意回避摆出道德姿态，但环保主义信仰却热烈地拥抱了它。
经济学研究要求我们保持基本的对称性，冲突出现是因为双方想以不同方式使用同一种资源。杰克想要林地，牺牲的就是吉尔的方便停车；吉尔想要方便停车，牺牲的就是杰克的林地。这种表述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它应该作为一种警告，避免我们将杰克或者吉尔推上道德高地。
这种对称性还具有更为深刻的含义。环保主义者声称，应该选择保留林地是因为毁掉它的决定“不可逆转”。他们的说法当然没错，却忽略了一个事实：不毁掉林地的选择同样“不可逆转”。除非我们今天就行动，否则就失去了明天停车的机会，如同明天本身，它同样不可逆转。未来将车停到更远的地方可能无法弥补失去的这个机会。
环保主义存在一种变形，声称我们不是为了自己保留林地，而是为了将来的世世代代。但是，我们真的可以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表明将来的世代究竟想继承林地，还是想继承从停车场获得的利润？科学探究如果足够坦诚，它都将是第一个浮上水面的问题。 [5]
不管怎样，如果如环保主义者所言，他们对保护将来世代的资源充满热情，我更期待看到他们反对向资本收益征税、反对社会保险、反对鼓励当今的人们过度消费的其他政策。环保主义者在上述议题中的缺席正反映了他们“为了将来世代”的姿态不过是一种华丽的辞藻。他们的行为并非出于原则，而是出于便利。
环保主义的另一种变形是声称停车场开发商受到了利益驱使，因此不应该将它视为偏好。关于这种说法，我有两条回应：首先，开发商的利益来自客户的偏好，最终的冲突不在开发商，而在想方便停车的人们；其次，它暗示了利润在某种程度上不及保护林地重要，而设计讨论时恰恰应该力图避免这种姿态。
对我而言，“不可逆转”“为了世世代代”，以及“利润并非优先选项”的说法都基于错误的区分。我们一旦展开坦诚的审视，它们就不堪一击，但有些环保主义者为什么依旧不断重复类似论调呢？或许因为坦诚的审视从来不存在于他们的议程之中。许多情况下，他们一开始就摆出一副道德上的高傲姿态，将此视作理所当然。他们认为自己有权散布在知识上不够坦诚的宣传术语，只要它的目的尊贵崇高，人们就该为这项事业鞠躬尽瘁。
通过论证获得符合逻辑的结论是科学研究的显著特征，但是，信仰的显著特征却是狡猾地利用逻辑，如果结论不合他们心意便仓皇收声。环保主义者总是引用大量数据说明树木的重要性，然后直接跳至结论认为回收纸张是个好主意。但是，相反的结论同样说得通。我相信，如果可以找到回收牛肉的方式，牛群数量将会下降而非上升。如果你想农场主饲养许多牛，就应该吃许多牛肉。回收纸张令造纸公司失去了种植更多树木的诱因，从而可能导致森林面积萎缩。如果你想要许多森林，最好的策略应该是尽可能浪费纸张——或者游说补贴伐木业。如果你对环保主义者这么说，我的个人经验告诉我，你将很可能得到一个类似充满祝福的微笑，就如挨家挨户传福音的人突然被问到棘手的难题，他们只是报以微笑，用神的旨意作为自己的掩护。
这表明环保主义者——至少我遇到的这位——并非真正关心保持树木的数量。如果关心，他们就会认真研究回收将造成的长期影响。我怀疑他们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回收这个“仪式”本身，而非它将导致的后果。因此，他们口中的牺牲和唆使他人牺牲，不过来自一种本能冲动。
环保主义者呼吁禁止使用致癌的杀虫剂。他们选择性地忽视了这样的事实，杀虫剂一旦被禁，水果与蔬菜的价格就会上升，人们少吃水果与蔬菜，于是癌症发病率呈现了上升趋势。 [6] 如果他们真的关心降低癌症发病率，就会将这种后果纳入考量。
环保主义存在胡乱预测的倾向。我们经常听到物种灭绝将带来完全不可预测的后果，因此人们要为物种灭绝承担极大的后果。但是，不可预测的说法并不可靠。经济学的教训之一在于，如果我们知道的很少，就更应该积极投身实验。如果我们完全不知道物种灭绝的后果，就可以从彻底摧毁一些物种导致的后果中获得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我怀疑，科学家在该领域的确一无所知，但我感兴趣的是环保主义者竟然将这种无知当作自己的借口，只要它符合他们的目的。然而，他们的观点一旦面临挑战，他们又会立刻全身而退。
2009年6月，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宣布在亚马孙雨林发现了一种体形小巧的猴子，于是将此鼓吹为必须保护雨林的极佳例证。我的个人回应完全相反。我大半辈子都不知道这些猴子存在的事实告诉我，如果他们灭绝，我也不太可能会“想念”它们。它们的确是十分可爱的小猴子，我很乐意在YouTube（视频网站）上欣赏它们的影片，但除此之外，它们对我的生活实在没有太大影响。
这些猴子可能会为世界做出许多贡献，不管现在还是将来，但是，关于这一点我并不确认。与此同时，这些猴子可能会给世界造成许多伤害，不管现在还是将来，我同样不知道。有些物种灭绝对我们而言绝对有好处，比如疟原虫 [7] 。
我更在意一些其他物种，可能因为我去动物园的经历或者在童年的故事书上对它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比如狮子。如果狮子灭绝，我一定会十分伤心，因此我愿意捐50美元保护它们，但我认为不可能再出更高的价格。那么，你呢？如果狮子对你的重要性不及对我的重要性，我接受我们的差异，而且不会谴责你是个罪人；如果它们对你的重要性高过对我的重要性，我希望你也能表现出相同的好意。
当下的政治气氛中弥漫着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将美国人的福利放在首位；同时，人们普遍同意空气污染无论在哪里都是坏事。如果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建议将所有重污染行业都转移至第三世界国家，你很可能会听到一片赞同声。对大部分经济学家而言，这种反应并不奇怪，因为它不仅对美国人有好处，而且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富裕国家的人们可以承担一些收入损失来换取清洁的空气；而贫穷国家的人们也许会乐意用清洁的空气来交换改善收入的机会。可一旦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将这种观点泄露给媒体，几乎整个环保界都震怒不已。对它们而言，污染是一种罪。它们追求的不是改善生活，而是拯救我们的灵魂。
这当中存在一种模式。针对环保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不会令环保主义者侧目，除非你的解决方法同时可以满足他们的道德优越感。补贴伐木业、使用杀虫剂、有预谋的物种灭绝、将污染输出到墨西哥，都不会出现在传统教育中；而补贴公共交通、使用催化转化剂、规划节能标准、向太平洋西北地区实现产业输出，都是绝对可靠的教条。某种解决方式不合适并非因为它的实际效用，而是它是否能够符合环保主义教条。
老布什总统连任竞选的最后几周签署了一项法案，对消费者购买的淋浴喷头做出了规定。他竞选时宣扬将打造一个减少干预的小政府，但在签署法案时却一副洋洋自得的模样。美国民权同盟（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简称为ACLU）没有做出任何表态。我猜测，如果这项法案规定了信徒应该购买祈祷书而非淋浴喷头，即便老练如布什先生，下笔前也会三思而后行——如果他没有，我们一定会看到ACLU采取行动。但以经济学眼光看，圣公会祈祷书与淋浴喷头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恰恰相反：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待问题时正要求我们意识到其中不存在本质区别。
淋浴喷头法案的支持者认为，立法禁止奢华的淋浴喷头就如同立法禁止乱扔垃圾，但不同于立法禁止信仰少数宗教：它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个人自私对他人造成的实际成本。如果正是这一点打动了布什先生，那么——绝不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他就落入了黑暗经济学的陷阱。
我们可以为禁止乱扔垃圾找到极好的经济学理由，但也可以列出它造成的负担。（尽管这有些画蛇添足。当你走进一家拥挤的超市，对所有购物者都会造成负担，但很少有人认为我们就不该去超市了。）但是，在美国许多地方，用水不是一种负担。原因很简单，你付了水费。没错，你那奢华的淋浴喷头伤害了其他消费者，因为用水过度推高了水价，但你的淋浴喷头也使销售人员获得了高提成——这也没有错。而且利润与损失完全等价。只有在仅关心消费者，但置销售人员不顾的情况下，才会希望限制用水——这个例子可以用来解释所有限制消费的行为，包括节能淋浴喷头。
正如其他强制性意识形态者，极端环保主义者总将儿童作为他们的目标。我的女儿上完幼儿园学前班，正式入读幼儿园后，老师教她使用完一次性水杯后可以冲洗干净，而不是直接扔掉。我向她解释，时间同样十分宝贵，扔掉一些纸杯交换一些时间可能是值得的牺牲。老师教她公共交通好，因为节约能源。我向她解释，浪费一些能源交换舒适的私家车体验可能是值得的牺牲。老师教她回收纸张，于是林地就不会沦为垃圾填埋场。我向她解释，填平一些林地交换不用分类垃圾的奢侈可能是值得的牺牲。不论哪个案例，她5岁的脑袋都可以毫不费劲地抓住重点，但是我担心再被灌输几年，她会变得与老师一样顽固不化。
对孩子头脑的侵蚀中，最应该遭到谴责的是极端环保主义者惯常使用的伎俩，将所有对他们信条的挑战都视为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星期六早晨的卡通片描摹了邪恶的污染分子，他们为了污染而污染，从不指出污染可能是从事某些有益活动产生的副产品。这都是些该死的谎言。美国政治传统中，对抹黑竞争对手的做法从不手软，这种做法应该同样适用于将儿童作为目标受众的所有行为。直到最后一刻，环保主义者还能保住他们的体面吗？
狭义而言，经济学是避谈价值观的科学，但经济学也是一种思考方式。经济活动中的所有参与者都具备影响力，这甚至超过了形式逻辑（formal logic）。经济学研究不同人的不同利益诉求。作为一门学科，它是孕育包容与多样性的肥沃土壤。
在我的经验中，经济学家对不同偏好、生活方式和观点都抱有极为宽容的开放态度。那些审判式的陈词滥调——比如“职业道德”与“节俭的美德”对经济学家来说十分陌生。我们的工作是理解人们的行为，而理解本身就是一种尊重。
毕业典礼上的冲突后，我给女儿的老师写了一封信，解释为什么我拒绝她的邀请，与她进行一场“神学”上的辩论。信中的一些观点相当私人，谈不上专业，但这封信本身是对包容性的一种请求。而包容，正是经济学家给予他人的馈赠，也是他们期待得到的回报。因此在这里，我容许自己公开这封信的内容，将它作为一个例子，阐述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如何塑造了经济学家的想法。
亲爱的瑞贝卡：
我们在科罗拉多州生活时，凯莉是班上唯一的犹太孩子。班里也有几个穆斯林孩子。有时——尤其每逢圣诞节，老师经常忘记孩子间的差异，说出一些只适合基督教孩子听的话。这些话平时很少出现，因此在家中只消简单解释几句，不同的人拥有不同信仰，孩子就会明白。因此一开始，我们选择了沉默。直到有一次，我们听到一位老师告诉一群孩子，如果圣诞老人不来你家就说明你是个坏孩子，我们才放弃了原本的打算。当时，穆斯林孩子一定听到了这番话，而圣诞老人根本不可能去他们的家。那一刻，我们决定向老师分享一些担忧。那位说错话的老师立刻道歉，于是并没有酿成任何事端。我绝对相信那位老师是个好人，一个诚实的人，本无意对孩子灌输教条，只是敝国惯常采取的天真教育方式使然。
或许，同样的天真也存在于我们今年在JCC（Jewish Community Center，犹太社区中心）的遭遇。正如凯莉在科罗拉多的老师只是不记得班上的孩子拥有不同信仰，JCC的老师可能只是不记得政治上也存在多样性。
现在，就让我来谈谈这种多样性。我们不是环保主义者。我们是热切的反极端环保主义者。我们认为极端环保主义是一种集体发疯，与邪教或者毒品战争没有分别。我们不回收。我们教导自己的女儿不要回收。我们教育她，如果有人尝试说服她回收或者有人强迫她回收，都是在侵犯她的权利。
接下来的段落将说明，我们的目的与当时向凯莉科罗拉多的老师表明我们不是基督徒如出一辙。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前从未意识到有些学生不是基督徒，但很快就做出了调整。
一旦科罗拉多的老师理解，我们和其他一些家庭以及他们的信仰不同，他们直接道歉并且不再提起类似说法。从没有人问过我究竟不赞同基督教的哪些教义，他们只是意识到不可能改变我们的信仰，也没有必要尝试改变我们的信仰，因此不必花精力用那种方式教导我们的孩子。
学前班的毕业典礼上，我对你的质疑保持了克制。你想知道我究竟不同意哪些你教孩子的内容。我拒绝你提出上述问题的权利。极端环保主义的整个项目就如基督教教义，与我们完全无关。我从不准备与凯莉的科罗拉多老师就神学展开辩论，我想他们也不会有胆量质问我其中的原因。我只是让他们别再提起那个话题，他们意识到这个要求十分合理，事情从此偃旗息鼓。
我认为现在碰到的情况比我们在科罗拉多的遭遇更为严峻，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我们在科罗拉多面对的只是极少数言论，而在JCC，我们面对的是系统性灌输，几乎让孩子们有样学样；第二，我们不认为你具备足够的知识，可以理解世界上存在与你观点不同的人；第三，坦白说，相比于担心我的女儿成为基督徒，我更担心她成为极端环保分子；第四，目前不存在暴君逼迫我们必须皈依基督教，极端环保主义者同样不可能。我的祖国从未尝试给我寄《新约全书》（New Testament），但的确给我寄了可收回垃圾箱。
尽管我发过誓，不会与你就此问题展开任何讨论，但允许我回应一个你似乎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我是否认同拥有特权就必须承担责任？答案是，不。我认为除非人们自愿承担责任，否则它就不能成立。我同样认为，在缺乏明确契约的情况下，如果有人试图教导其他人“负责任”往往没有好下场。我告诉我的女儿要万分警惕这样的人——即使他们是学前班的老师，即使他们已经赢得了许多人的爱戴。
真诚的，
史蒂文·兰兹伯格
[1] 罗切斯特，纽约州西部安大略湖岸工业城市。——译者注
[2] 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也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权力越大，责任越大”（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是他的名言。——译者注
[3] “这个州”指纽约州。——译者注
[4] “天真创世说”（creationism）认为人类和世界的起源都是上帝创造的。——译者注
[5] 一个相关问题：大体上，人们认同财富最好从富人那里转移到穷人那里，而不是反其道行之。虽然听起来有些古怪，但这就像让今天的美国人为将来世代的福祉做出牺牲，但我们的后代无疑将比我们更加富裕。
[6] 再次感谢杰出的生物学家布鲁斯·艾姆斯（Bruce Ames）为此观点做出的贡献。
[7] 疟原虫，疟疾的病原体。——译者注
附录
关于资料来源的说明
这本书使用了许多我从别处学来、借来、“偷来”的想法与论据。我的记忆不够准确，可能无法一一指出它们的出处。在附录中，我将尽力而为。
此外，我还将补充几种想法。它们实在微不足道，不足以纳入正文的讨论，但在此处不妨一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