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因的力量：
安全带如何成了罪魁祸首
大部分经济学现象都可以用以下几个字概括：“人们会对诱因做出反应” [1] 。剩下的，都是对这句话的解释说明。
“人们会对诱因做出反应”听起来没什么特别，几乎所有人都认可，它就如普遍原理，人们对它的正确性毫不怀疑。然而经济学家不同于众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无时无刻不恪守原理。
我记得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美国政府实行价格管制，常常要排半小时队才能加满一整箱汽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如果油价可以自由浮动，人们就会少买汽油。然而不懂经济学的人不这么认为。事实证明经济学家是正确的：管制解除后，排长队加油的现象消失了。
或许每一代人都要重新学习这一课。2008年夏，油价再次飙升，记者们估计严重依赖汽油的美国人会不计代价地维持旧习。然而经济学家却相当笃定，认为人们会减少汽油消费。这一次，经济学家又说对了。到2008年8月，汽油消费已经减少了8.5%（并非出于偶然），正好与此前经济学家的预测一致。
经济学家坚信诱因的力量，并从中获益良多。在探索未知的领域时，他们总将它作为自己的“向导”。安全带（或者安全气囊、防抱死刹车）刚被引入市场时，所有经济学家都预计到其中的一个后果：车祸数量的上升。人们小心开车很大程度是因为车祸可能导致死亡，但司机有了安全带或安全气囊，原来的威胁就减少了。诱因改变，人们依此调整了自己的行为，开车不那么当心了。结果就是，车祸反而增加。
在油价上涨方面，政府的原则正是基于相似可预测的行为。汽油价格下跌，人们会购买更多汽油；不需为事故付出太多代价（比如降低死亡或者收到医疗账单的概率），人们会“选择”更多车祸。
你或许会反对，认为车祸不像汽油，不论怎样都称不上是人们会争着抢着去买的“好东西”，但对于追求速度而不顾一切的人而言，它的确是个好东西。选择将车开得快一点，或者更风风火火一些，其实相当于选择了更多事故，至少在概率上如此。
还有个有意思的问题：哪种后果更严重呢？安全带等安全设备究竟增加了多少交通事故？我们可以使用以下一目了然的方式看待它：安全带增加了事故中的幸存概率，也就是降低了司机的死亡率；但安全带在纵容放肆行为上却增加了司机的死亡率。哪一种效果更明显？是增加死亡人数的净效应，还是减少死亡人数的净效应呢？
这个问题无法用纯逻辑回答。你必须知道具体数字。第一位研究它的是芝加哥大学的萨姆·佩兹曼（Sam Peltzman）。他的结论是，两者的后果几乎相当，因此就相互抵消了。安全带（以及填充式仪表盘和折叠式转向管柱）引入市场时，车祸的数量增加了，但每起事故中的死亡人数降低了。不过总体而言，司机的死亡人数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行人的死亡数量反而上升了——这也难怪，行人可没有自带填充式仪表盘。随后的研究表明，安全气囊和防抱死刹车的效果也与此相似。
我发现，每次与外行人谈及佩兹曼的研究，他们都无法相信仅仅因为汽车变得更安全，司机就会变得粗心大意。不过，深知诱因导致人们行为改变的经济学家从来不会对此放松警惕。
如果你很难相信这点，不妨这么想，当汽车存在更多隐患时，人们总会在驾驶时更加小心翼翼。当然，这不过是换一种方式讲同一件事，但使用这样的方式人们似乎更容易理解：如果我从你的车上卸下安全带，你开车时会更加小心吗？要是我将车门都卸了呢？
将这种逻辑推到极致，如果每辆新车的方向盘上都伸出一根长矛，直抵司机的心脏位置，车祸的发生率恐怕会急剧降低。我估计，连追尾事故也一定会大大减少。
另外一个极端案例是纳斯卡车赛（NASCAR） [2] 的车手。他们的座驾十分安全，就算以高速撞上水泥墙，车手也能安然无恙地走下车。车手如何看待这种安全性呢？引用经济学家罗素·索贝尔（Russell Sobel）和托德·内斯比特（Todd Nesbit）的话：“他们以200英里 [3] 的时速在环形赛道上彼此追逐，与身旁赛车的距离仅隔几英寸 [4] ——且事故层出不穷。”当赛车本身足够安全时，车手制造的事故反而更多。纳斯卡车赛每年都会更新数百条与安全有关的规定，这些都反复验证了索贝尔和内斯比特的论断。
2001年的戴通纳500（Daytona 500）赛事上，导致老戴尔·恩哈特（Dale Earnhardt Sr.）死亡悲剧的车祸引发了赛车规则上的一项重大变化。如今，车手必须穿戴保护头部与颈部的汉斯装置（HANS device）。车祸发生时，该装置会为车手提供全面保护。经济学家亚当·波普（Adam Pope）和罗伯特·托利森（Robert Tollison）认为，汉斯装置几乎使车祸发生率提高了两个百分点。车手死亡和受伤的情况减少了，但后勤保障团队的受伤比例却增加了。
由于系了安全带，开起车来就甘愿冒更多风险，听起来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人们会为不顾死活地驾驶付出代价，但也要看到它的好处。你去哪儿都更快了，在路上还常常有了更多乐趣。所谓“不顾死活”其实有许多形式：可以是在危险的情况下驾驶，也可以是在驾驶时头脑放空或者玩iPad（苹果平板电脑）。不管哪种做法，都会为你的旅途增加乐趣，但与此同时，也可能提高事故发生的概率。因此，认为安全带根本一无是处的说法其实并不正确。它当然对驾驶者有好处，只不过不一定在你以为的方面而已。
有时，人们想当然地以为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甘冒死亡的风险——至少不包括我以上列出的任何事项。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想法尤其令人沮丧，因为不管提出它的人还是其他人都不会信以为真。每一天，所有人都为微不足道的甜头冒着死亡风险。去星巴克买摩卡星冰乐当然有风险，肯定不如待在家里安全，可人们照样开车去星巴克。我们要问的不是凡此种种小乐趣是否值得冒险。答案毫无疑问，当然值得。正确的提问方法应该是为了一星半点的乐趣值得冒多大风险。我可以很理性地说：“如果开车时玩iPad的死亡率只有百万分之一，我会想玩；但如果概率提高到千分之一，那我就不玩了。”很多人会在车速25英里而不是70英里时玩iPad，正是这个道理。
佩兹曼的观察表明，随着驾驶环境的改变，司机的行为会发生很大改变。有些司机的行为还可能会影响其他人。《辛普森一家》（ The Simpson ） [5] 的粉丝或许记得，霍默和玛姬有一次在他们汽车的后挡风玻璃上贴了一张“车内有婴儿”的贴纸。这么一来，其他司机就会格外留意，避免发生剐蹭事故。现实中，人们也是这么做的。我知道，有些司机认为这些贴纸简直是在侮辱人，它们的潜在含义其实是别人开车不够上心。但经济学家才不会在意他们的感受，因为他们知道司机不可能时刻保持警惕（你每次去杂货店时都会踩刹车吗？）。不仅如此，他们还知道大多数司机的警惕性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关系。一般来说，所有司机都不想伤害其他汽车里的乘客，如果车里坐的是孩子，许多司机更不愿发生悲剧。那些人看到婴儿贴纸时会格外小心驾驶，也很乐意自己得到了提醒。
这个发现意外引发了一项有趣的研究。研究旨在观察有贴纸或没有贴纸的情况下发生车祸，司机的谨慎程度有何差别。经济学家提出假设，许多司机看到“车内有婴儿”的贴纸后开车会更加小心。但不幸的是，车祸发生率可能存在偏差，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因导致了这种偏差。第一，贴了贴纸的父母开车时可能格外小心。他们较少碰上车祸只是因为他们自己是小心驾驶的司机，而不是贴纸影响到其他司机的行为。第二（它起到了“反作用”），贴了贴纸的父母认为这会引起其他司机的注意，所以自己开车时反而掉以轻心了。这会导致他们更有可能遭遇车祸，部分抵消了其他司机小心开车带来的好处。第三，如果“车内有婴儿”的贴纸真的管用，你根本无法阻止没有孩子的伴侣往自己的车上贴同样的贴纸。如果司机知道很多人都在撒谎，就不会再做出反应了。
这意味，车祸发生的原始数据其实无法反映司机对“车内有婴儿”贴纸的态度。现在的问题是找出一种高明的统计方法揭示其中必要的关联性。我并不想罗列问题的解决方法，只是用这个案例说明实证经济学研究 [6] 面临的典型困境。许多经济学研究就此提出了各式富有创见的解决方案。
好吧，关于实证研究所面临挑战的讨论有些跑题，现在让我们回到主要话题：诱因的力量。经济学家的第二天性就是对这种力量做出解释。更安全的避孕技术会减少意外怀孕吗？不一定。新技术减少的是性行为付出的“代价”（意外怀孕只是代价的一种），因此人们更沉溺性爱。性行为导致怀孕的概率降低，但性行为的次数却增加了，所以意外怀孕可能减少，也可能增加。节能汽车会降低我们对汽油的消耗吗？不一定。节能汽车降低了驾驶成本，所以人们会更频繁地开车。他汀类药物（Statin），比如立普妥（Lipitor）降低了“沙发土豆” [7] 所付出的代价，但可能提高心脏病发病率。正如低焦油香烟可能提高肺癌发病率，优质橄榄球头盔可能导致更多伤害，低卡路里合成脂肪可能是导致肥胖症的罪魁祸首。
刑法是研究人们对诱因做出反应的关键领域。严厉的惩罚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犯罪活动呢？其中，死刑引起了研究者的特别关注。大大小小政府设立的委员会与不计其数的学者从各个方面研究过死刑产生的威慑效应。通常，他们的研究总是仔细检视执行死刑与豁免死刑的美国各州间谋杀率的比较。由于这些研究经常忽视决定谋杀率的其他重要因素，所以常常受到经济学家的严厉批评。（比如，他们经常未能将执行死刑的宽严尺度纳入考量，而谁都明白各州之间的情况其实大相径庭。）
另外一方面，以精密统计技术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可以用于衡量诱因的力量。因此，计量经济学很自然地就被运用到了对死刑效果的检视中。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的艾萨克·埃利希（Isaac Ehrlich）是相关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他领衔的先锋性研究得出了一项惊人的结论：20世纪6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暂时中止死刑前的十几年） [8] ，每宗死刑大约可以预防8起谋杀。1976年死刑恢复后，后续研究获得了相同的数据。
埃利希采用的研究方法受到了其他经济学家的广泛批评。但我认为，这未免有些太过苛刻。大部分批评都十分晦涩难懂，针对的主要是统计方法上的技术问题。类似质疑十分必要，但在经济学界，人们其实已经普遍接受埃利希使用的实证研究能够揭示死刑效果的重要真相。 [9]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爱德华·利默（Edward Leamer）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别再将计量经济学视作众矢之的》（ Let ’s Take the Con Out of Econometrics ）的有趣文章。他警告，影响研究结果的其实是研究者的偏见。他列举了一个简单的计量经济学实验。如果研究者倾向支持死刑，他得出的结论可以是每执行一次死刑会预防13起谋杀。同样的实验，如果研究者倾向反对死刑，他得出的结论可以是每次死刑实际上只能遏制3起谋杀。尽管如此，除非有人对死刑抱有极大偏见，绝大多数计量经济学研究均认为，死刑的确具备威慑效果。谋杀犯会受到诱因的影响。
结果怎么会是这样呢？多数谋杀犯难道不是激情杀人或者采取了非理性行为吗？上述怀疑或许没错，但我至少可以指出其中的两处缺陷。首先，埃利希的研究表明，每一宗死刑可以遏制8起谋杀，但他并没有明确指出是8起怎样的谋杀。只要有谋杀犯收手，死刑就具有威慑力；其次，为什么我们想当然地以为激情谋杀犯没有受到诱因影响呢？我们想象一位对妻子恨之入骨的丈夫，通常情况下，如果他知道自己有90%的机会能够逃脱死刑的惩罚，说不定就会杀了妻子；在某个暴怒的瞬间，他完全丧失了理智，尽管得知他只有20%的机会能够免受死刑，或许他还会杀了她。人即使处于盛怒之中，依旧会考虑自己受到惩罚的概率究竟是15%还是25%。
（我也顺便提一下上述怀疑的第三种缺陷。“8”这个数字不是埃利希凭空捏造的，而是通过对数据十分复杂的分析得出的。拥有质疑精神没错，但严肃的怀疑主义应该同时对研究抱持开放态度，再逐一指出究竟对哪一部分论证存在怀疑。）
有证据表明，即使我们认为人们的行为应该经过深思熟虑，甚至是理性的，他们依旧会受到诱因的影响。心理学家发现，如果你递给人们一杯很烫的咖啡，如果他们认为杯子不值钱，就会“失手”打碎杯子；如果他们认为杯子价值连城，就会设法坚持一阵。
因为关节炎（我的头往右转时很不舒服）和其他不负责任做法的关系，多年来我倒车时，车的右侧后方总会撞上灯柱、树或者其他静止的障碍物。由于这样的事总是发生，修车厂老板开玩笑说应该给我打折。每修一次保险杠要花180美元，我已经渐渐地将它视作一项必要开支。2002年，我买了一辆新车，保险杠使用的是玻璃纤维。后来我撞到一棵树，发现维修这种保险杠竟然要花500美元。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撞上任何东西。如此看来，连经济学家都会对诱因做出反应。
实际上，对诱因做出反应就如其他下意识的举动。得克萨斯A&M大学进行过一系列实验，研究者让老鼠和鸽子通过推动不同杠杆来“购买”各种食物和饮品。每一件商品都明码标价。比如推3下杠杆可以得到一滴根汁汽水 [10] ，或者推10下可以得到一块奶酪。动物们每天都会得到推动杠杆的机会，类似它们的“收入”。收入用完，杠杆就不可以被推动。有些版本的实验中，动物完成不同任务可以得到额外“收入”。它们每完成一项任务，就会得到相应的“固定工资”——也就是推动杠杆的机会。
研究者发现，老鼠和鸽子对价格、收入变化和工资变化，会做出相应的行为调节。如果根汁汽水涨价，它们就少喝根汁汽水；如果加工资，它们就更卖力工作——如果它们已经有足够多的收入，那么就会选择休息。这些反应与经济学家观察到的人类行为完全一致。
诱因很重要。经济学文献中数以千万计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却没能提出任何一个有力的反驳。经济学家不断对它进行验证（或许他们暗暗盼望通过找到一个反例来令自己名声大振），扩大它的适用范围。我们以前只意识到顾客会对肉类价格做出反应，后来意识到司机对安全带的反应，谋杀犯对死刑的反应，老鼠和鸽子对工资、收入和价格变化的反应。经济学家还研究人们如何选择婚姻伴侣和家庭规模，应该在多大程度投身宗教活动，以及是否要做出残忍不仁的举动。［这股风气实在太过盛行，以至《经济政治学期刊》（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发表过一篇充满讽刺意味的文章，旨在研究刷牙产生的经济效应。基于牙齿清洁度将影响收入，它“预测”人们愿意花上一半的清醒时间来刷牙。作者吹嘘，“没有任何社会学模型能够得到如此精确的结论”。］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诱因很重要。
[1] 原文为“people respond to incentives”，也有人译作“人们会对激励做出改变”。——译者注
[2] NASCAR全称为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tock Car Auto Racing，是在美国流行的汽车赛事，每年有超过1.5亿人次到现场观看比赛，有人称它为美国人的F1。——译者注
[3] 1英里≈ 1.609公里。——编者注
[4] 1英寸≈ 2.54厘米。——编者注
[5] 《辛普森一家》是美国福克斯广播公司出品的动画情景喜剧，霍默和玛姬均是其中的主角。——译者注
[6] 实证经济学是指描述、解释、预测经济行为的经济理论研究。——译者注
[7] “沙发土豆”指那些拿着遥控器蜷缩在沙发里，只会跟随着电视节目转来转去的人，这个词形象地描绘了电视对人们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编者注
[8] 1972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死刑违反宪法，后又于1976年推翻了这项裁决。——译者注
[9] 课堂上，我通过这些研究来表达几个观点。至少，我们可以在政策层面上存在分歧这一点达成共识。艾萨克·埃利希在说服经济学界接受死刑对谋杀具有威慑效应的同时，他本人一直竭力主张废除死刑。
[10] 根汁汽水用姜和其他植物的根制成，不含酒精，在美国很流行。——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