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工
戴维·利文斯通博士，一位非洲开拓者，医生传教士，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雄之一。10岁时他便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当地一家棉纺厂，每周工作84小时。这在当时很常见，也就是说，在19世纪20年代，这是典型的英国孩子成长的方式。
我们可以预见，利文斯通博士看到今天的大学生，一定会非常困惑。他们手持电子记事簿，身携苹果随身听，每年交20000美元的学费，就来上几节课，整日无聊地聚集在校园里玩玩飞碟，在每年春季抗议第三世界国家使用童工的仪式上大声呐喊着。
学生抗议者们能对处在饥饿边缘的非洲儿童说的就是：克制、放松，让生活轻松点。这就是抗议者要求签署贸易协定的内容，通过限制非洲童工们工作的时间，改善童工们的工作环境来“保护”他们。戴维·利文斯通童年时就通过劳动供自己念完医学课程，他是真的关心非洲儿童的福祉，但他对抗议者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建议。
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非常贫困，就像19世纪中叶的英国和美国一样。贫困意味着需要做出艰难的抉择，比如是多干活儿，还是少吃饭。没有哪个选项是真正轻松的，谁做出的抉择都高明不到哪儿去。那些妄图建议让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层“帮助”非洲和亚洲的家庭做出决策，并由其承担后果的示威者，不是只有一点点的自大，简直就是狂妄至极。
实际上，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正在做出的选择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曾经做出的选择一样明智。回到我们还很穷的19世纪，我们也对环境漠不关心，我们也无暇顾及家庭和亲人，就像现在他们做的。他们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苦、工作环境差，都是为了赚取足够的食物，他们让自己还是儿童的孩子出来工作，就像我们的先辈曾经做的一样。在1860年的英国，大约37%的10~14岁男孩被界定为雇用他们是“有利可图的”，在那个年代，想达到“雇用有利可图”必须让儿童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在当前的非洲，这一童工比例在30%以下，在印度还不到非洲的一半。所以，当前的童工比例已经比历史水平低出许多。
随着生活的好转，童工逐渐退出劳动大军。1890—1930年的美国，人均收入上涨75%，童工占比也以相同的速度下降。无独有偶，在第三世界国家，童工占比自1950年以来已呈稳定下降趋势，这部分得益于收入的上涨，即便收入水平还相当低。
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的父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去艰苦的地方工作，以赚取微薄的工资？是他们屈服于发达国家公司或其他外界力量的压力吗？当然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没有外国公司，孩子们依旧出来工作。很显然，童工是人类社会对贫困的自然反应。
孩子们是被关心他们的父母送去当童工的，这对于没有经历过极度贫困、享受着特权的西方人来说过于残忍。历史告诉我们，不是外来者，正是孩子的父母把孩子变成童工。
下面的问题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父母是否真的把孩子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在发展中国家的多项研究显示，大部分父母会在条件允许时尽快让孩子们脱离童工。这似乎证明第三世界国家的父母一样关心他们的孩子（事实证明，他们以父母应该关心的程度关心自己的孩子）。
当疼爱孩子的父母做出送孩子去工作的决定时，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去谴责什么，因为结果都由他们自己承担。尤其是，那些没有经历过任何类似痛苦境遇的人，对这些父母的谴责是毫无道理的。每一个生活在19世纪40年代、经历过类似境遇、具有同情心的美国人，都会为某些人否定非洲和亚洲人民选择权的想法感到震惊。
如果说西方国家历史上曾经的经历与现代第三世界国家的境况有什么根本区别的话，那就是：当我们也很贫困的时候，没有富有的国家，因而没有人可以对我们施以援手。现在印度和非洲依旧贫困，但我们有能力提供帮助。有人认为我们施以援手是理所当然的，但也有人不认同。不管你赞成哪种观点，都不应该主张：既目睹第三世界国家深陷贫困之中，又否决他们做出的合理应对机制。
美国和欧洲国家是否有道义上的责任去消除全世界的贫困？如果有的话，我们是否应该满载装满现金的箱子送到各个第三世界国家？就这一问题开展全国性的、深入的大讨论非常具有教育意义，但别错误地把反血汗工厂运动作为重要贡献纳入该讨论中。关闭血汗工厂不会减少国外的贫困（有时会要求部分美国人做出实实在在的牺牲），相反，这是外国投资者对改善第三世界贫穷状况的直接回应，是一个艰难的抉择。这一回应受到反血汗工厂人士的认可，做到了克制、放松、爱护环境，人们不用过分担心下一顿饭没有着落。这同时再一次证明，全世界穷人的日子都不好过，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地方。
禁止强迫劳动和制定环保标准可以阻人耳舌，却不利于减轻人们的贫困。相反，这样会强迫穷人“购买”很多只有富人才会享有的商品，比如清洁的空气、干净的饮用水和闲暇的时间。如果你并不觉得清洁的空气和闲暇的时间是奢侈品，那是因为我们国家已经足够富裕，即便最穷的人都已经忘记什么才是真正的贫穷。有机会的话问问你的曾曾祖父，他会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贫穷：当你负担不起清洁的空气时，你就是个真正的穷人。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没有人关注环境是否被污染，就是因为贫困。
如果你认为可以既让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摆脱贫困，又让他们按照发达国家的方式安排劳动和对待环境，二者可以兼得的话，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要求他们也都人手一台索尼游戏机呢？毕竟，游戏机可以给人们带来快乐。原因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负担得起，但他们不能，无论是游戏机还是对待劳动和环境的方式。反血汗工厂运动的人无视这些，却沉浸在自己的傲慢当中。
第二部分
搞定一切
上次碰到飞机超员是什么时候？预订了机票却发现没有座位，是不是很尴尬？在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想出那个“疯狂”的办法之前，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西蒙的办法是什么？其实很简单，通过“贿赂”，让一部分乘客自愿放弃机票，问题就解决了。从此，依靠运气才能赶上女儿婚礼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在那段同样悲惨的日子里，非洲大象几乎被屠杀殆尽！在津巴布韦政府想出同样“疯狂”的主意之前，禁猎令并没有有效阻止坚定的偷猎者的偷猎行为，反而使他们愈加猖獗。津巴布韦政府的想法多“疯狂”？让老百姓保护大象。没错，通过将大象“送”给当地的村民，大象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偷猎者通常在一个地方偷猎，偷猎完大象就会离开，而当地村民不一样，他们会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所以，他们明白，只要保护好大象，这些大象就永远属于他们。有人会问村民不会猎杀大象吗？会，但他们明白这些大象属于他们，今天杀完了明天就没有了，所以他们不像偷猎者一样，要把大象赶尽杀绝，而是只猎杀一定的比例，以使大象可以休养生息。并且，村民们自觉把保护大象、驱赶偷猎者当作自己的职责，结果人与大象和谐共处，不仅大象的“象口”数量飙升，当地的乡村经济也变得繁荣起来。
但猛犸象和美洲水牛就没有这样的运气。由于当时没有人想出这么“疯狂”的办法保护它们，在偷猎者的枪口之下，猛犸象彻底灭绝，美洲水牛几近灭绝。但肉牛（生来供人食用的牛）却幸免于此，并且“牛口”数量稳定增长，族群发展良好。几乎没有任何自保能力的它们为何得以幸存？原因与津巴布韦的大象一样：它们有自己的主人。
上述办法可以归结为一点：当人们能够切身感受到自己行为的成本时，很多问题就会得到缓解。坐了我的航班就意味着放弃一笔潜在的“贿赂”；今天多杀一头大象，明天就得少杀好几头大象；“牛口”数量太少，早晚你得破产。
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们为可口可乐公司推出新的售卖机喝彩的原因。这种售卖机可以监控天气，并在特别炎热的午后自动给可乐提价。我们为这家公司找到了一个可以使更渴的人得到更多可乐的新方法喝彩。自动售卖机生意很好，在炎热的天气生意会更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在机器中留更多的可乐给更渴的人，这一新型售卖机就是解决方法之一。如果你要拿走“我的”可乐，就要承担与这瓶可乐需求程度相匹配的价格，也就是要付出比平时价格更多的钱。
但普通大众不这么看这个问题，可口可乐公司最终取消了这种新型机器。很明显，放弃预订的机票得到“贿金”受到大众欢迎是因为，大家感觉航空公司“补偿”了他们；热天以高价销售可乐受到大家抵制是因为，大家感觉自己“补偿”了可乐公司。但到底谁吃亏谁占便宜，可能仅取决于你看问题的方式。消费者可以说“热天里可乐涨价了”，可口可乐公司也可以说“天凉快时可乐在打折销售”。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述方式，对我们思考很多新问题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工程师研究如何利用自然界的力量，经济学家研究如何利用激励措施的力量，人类社会的繁荣进步需要二者的共同努力。我们可以一时兴起就从纽约飞到东京，部分是因为工程师制造出飞机使飞行成为可能，部分是因为经济学家设计出合理流程使这一可能性变为现实。计算机可以按照你的意图整理文档，部分是因为工程师不辞辛劳设计软件程序，部分是因为经济学家灵活运用资本融资，以支持科研人员的研发活动。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设计出各种功能的软件程序，迈克尔·米尔肯的金融公司推出数以千计的债券和股票，哪个公司对社会的贡献更重要？如果以获利能力作为衡量贡献的粗略标准的话，答案似乎很明显：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产业革命的前夕，微软公司的年度净利润达到6亿美元，相当于米尔肯公司当年的全部营业额。
起初，人们认为允许销售垃圾债券，与将大象送给村民一样疯狂，但回顾历史会发现，每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想法在被普通大众习以为常之前，都被人们认为是疯狂的。沿着这一思路，我想我也有一些想法需要与大家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