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出你的一切
摩西·迈蒙尼德，是中世纪时期最著名的犹太人哲学家。他以坚持匿名慈善著称，他认为，不让捐献者知晓谁是最终受赠者，慈善才更有价值。就像很多中世纪的想法一样，迈蒙尼德的分析也很让我吃惊，我简直忍不住要说，“这真是一种……愚蠢”。不让捐献者知晓谁是最终受赠者，受赠者可能是比尔·盖茨，也可能是萨达姆·侯赛因，也可能是其他的任何人。但我还是希望我捐出去的钱用于给饥肠辘辘的孩子购买食品，所以，请告诉我，我捐的钱给谁用了，谢谢！
随心所欲的善举当然很好，但“导演”的善举更好！当我“善心大发”，想要“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时，当然希望我的钱捐给更有价值的人使用，而不是随便送给大街上的路人甲，虽然我可能只捐了10元钱。
举个例子，CARE（美国援外合作署）就是一个值得捐赠的对象。CARE是一个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消灭饥饿的高尚组织，它需要你的支持！美国癌症协会也是一个值得捐赠的对象，它致力于与疾病做斗争，它也需要你的支持！两个组织都需要支持，但我的建议是：如果你希望你的善举更有价值，就不要同时支持两个组织。
任何慈善活动都需要一个明确的唯一的道德判断。当我们向CARE捐款100美元时，意味着我们认为捐给CARE比捐给癌症协会更有价值。如果捐献第一个100美元时，这是我们的“诚实判断”的话，那么，捐献第二个100美元时，这仍应该是我们的“诚实判断”。明天向癌症协会捐的100美元，意味着承认今天向CARE捐的100美元是错误的。
在考虑这些问题之前，请稍等一下，我们需要先考虑以下问题。如果我们无法判断哪个选择更优怎么办？如果我们能确定两个组织都很高尚，但无法确定哪个更高尚怎么办？如果我们不知道哪个组织能够更好地运用我们的捐款，或者，我们不觉得自己有能力判断癌症患者和饥饿儿童哪个应该优先得到帮助怎么办？对于捐赠者可能面临的这些困惑我深表同情，但这并不有助于捐赠者走出困境。我们对CARE的捐赠行动表明，以我们能掌握的信息（可能是不完整的），能做出的最正确的判断（可能是有缺陷的）就是：资助CARE比资助癌症协会更有价值。当然，我们的猜测可能是错的，但这仍然是我们最优的猜测。如果这是我们今天的最优猜测的话，这也应该是我们明天的最优猜测。
好了，下一组问题。如果我们连最佳的猜测都无法做出怎么办？或者说，以我们有限的判断能力来看，CARE与癌症协会同样完美无瑕，实在分不出哪个更好怎么办？这个时候，我的建议是扔一个硬币，让“天”来决定哪个更优，然后将所有的捐款都给这一家组织。因为，当两个选项同样优秀的情况下，无论把善款捐给谁都是一样的，把200美元捐给同一家组织，与给每一家组织各捐100美元也是一样，但这样可以节省我们一张明信片（译者注：国外捐赠是通过寄明信片的方式完成的）。
我很欣赏这一见解，因为它简单、令人惊奇、具有深刻的道德寓意，但又让多数人觉得是“忽悠”。这一结论似乎要挑战人们所有的常识，因为，我们通常不会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用于陪伴一个朋友，也不会把所有的娱乐时间都放在一个爱好上面，更不会把所有的投资用于购买一只股票。在牛排和炸鸡之间，如果今天选择了牛排，从明天开始就不能再选择炸鸡，这听上去太疯狂了！那么，慈善捐款又有何不同？为什么就应该这样？
我们来思考下，人们为什么会比较乐意与不同的朋友度过休闲时光？假设，我特别期待与乔的单独相处，但单独相处之后呢？或者说一次又一次的相处之后呢？我会发现，与乔在一起对我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至少是暂时不再那么有吸引力。“我思念乔、渴望乔”这个问题已经得到部分解决，那么就该转向下一个问题，比如“我思念格里、渴望格里”。
这时，极度的狂热者就会大声疾呼：“你背叛了自己的选择，昨天你选择与乔在一起，说明你认为与乔在一起是你最优的判断，今天又与格里在一起，就是对昨天最优判断的否定，你表里不一。”对于这样的狂热者，我已经找到完美的应对方法：对于今天来说，与乔在一起已经不像昨天那么有吸引力了，因为，我们已经待在一起一段时间了。
相同的答复可以用于回应上述“娱乐活动困境”和“投资组合困境”。将所有的娱乐时间都用于打高尔夫球是一个糟糕的选择，偶尔看看电影、划划船，或者与孩子们聊聊天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快乐。这是因为：（打）两个小时的高尔夫已经很好地解决了“渴望打高尔夫球”这个问题，是该关注下生活中其他值得注意的事情了。同样道理，买微软的股票已经很好地解决了“希望投资高科技企业”这个问题，应该多关注下其他投资目标了。
但慈善公益事业不同，无论我们向CARE捐多少钱都无法“很好地解决”饥饿儿童的问题，这个问题太大了，帮助完一个饥饿儿童之后还有另一个，他们应该得到同等的帮助。
CARE绝非一个浪得虚名的组织，我们捐赠的每一分钱都会用于资助饥饿儿童。尽管可能还有数百个，甚至数百万的儿童在忍受饥饿，但对每一个儿童的资助都是值得的。当我们第一次考虑是否向CARE捐款时，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是“我能养活几个孩子”，而不是“我要放弃多少个孩子”。所以，尽可能多地向你一开始认为值得捐赠的组织捐赠才是正确的选择。当我们决策是否向某组织继续捐赠时，应该将那些尚未得到资助的孩子放在首要位置考虑，尽管他们与我们一开始决策是否向该组织捐赠时完全不相关。
在我执教的大学，有一群富有热心的年轻人建立了一个组织，鼓励人们多关注慈善事业，他们的吉祥物是萨米海星，他们的宣传页这样解释：
一个小女孩漫步在海边，沙滩上满是被暴风雨卷上岸的海星，海星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边。她每走到一个海星跟前，就会弯腰将它捡起来，然后扔向大海。
她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这个简单动作，直到一个中年男人走到她的跟前。中年男人说：“小女孩，别白费力气了，你看看这片海滩，全是冲上岸的海星，你救不完的，你改变不了什么！”
小女孩很受打击，突然就泄气了。但很快，她又开始弯下腰，捡起海星，尽自己最大力量扔向大海。她看着那个中年男人，说：“我改变不了所有海星的命运，但，我可以改变那个海星的命运！”
为这个小女孩点赞！于千万只海星之中救一只海星，与救沙滩上的唯一一只海星同样伟大！如果你觉得救一只海星是值得的，那么，救这只海星就是值得的，做你力所能及的就是最好的！
萨米的故事如此令人印象深刻，教育意义如此突出有力，让我忍不住为她写了续集：
大约一小时后，那个中年男人回来问小女孩：“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沙滩的另一边有成堆成堆的海胆，它们也是被这一场暴风雨冲上岸的。”小女孩悲伤地点点头。
中年男人说：“你整个下午都在救这些海星，没人去救那些海胆，你难道不应该稍停停，去沙滩的另一头救救那些海胆吗？那些海胆不应该被救吗？”
小女孩回答说：“应该救，但这里还有很多海星需要被救！”
再一次为小女孩点赞！她不可能分身二处，同时救海星和海胆。但她已经在海胆和海星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尽管这一选择可能令人伤心，但却是必要的。改变她的选择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变化，所以她的选择是最优的！她已经救了很多海星，她的付出和努力就值了！最重要的问题——不计其数的海星和不计其数的海胆需要被营救——仍然无法解决，这一点令人伤心！但，只要基本的问题没有改变，解决之道也就无须改变！
当然，小女孩救下整个海滩的海星之后，就应该去救那些海胆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在海星之间的选择，无论以怎样的标准，比如更健康、更可爱，或更容易营救，在救完最有价值的海星之后就应该救其他海星了。简言之，一旦解决了某一问题，就应该转向下一个问题。
所以，“一旦选择，从一而终”的观点不适用于规模小的慈善事业。比如说，当地的剧院需要100美元购买服装，另外还需要100美元组织一次聚会，你可能只想为购买服装捐100美元，不想为办聚会捐钱，这也是可以的。部分解决了它们的问题之后，就可以重新调整自己的选择。
同样道理，如果有10个饥饿的儿童排在我们的家门口，我们有10个汉堡包可以分给他们，没有人会将所有的10个汉堡包都给排在第一位的孩子，我们会每人发一个。每一个汉堡包都可以部分解决一个儿童的饥饿问题，解决了一个就应该转向下一个。这就是为什么鸟妈妈会平均分给每一只幼鸟食物，而不是把所有的食物都分给叫得最响的幼鸟。
但如果有一万名饥饿儿童排在你家门前，前一千名儿童得了维生素C缺乏症，另外一千名儿童得了佝偻病，还有一千名儿童得了其他疾病，等等。如果先帮助得了维生素C缺乏症的儿童，就没有理由再帮助得佝偻病的儿童了；如果得维生素C缺乏症的儿童最先让你动恻隐之心，你就应该一直帮下去，即便后来可能感觉得佝偻病的儿童也挺可怜，但这也不能成为改变资助对象的理由。
于一万个儿童之中资助一个儿童，与资助10个儿童中的一个，或者资助单独的一个儿童，同样值得赞赏！但不同点是，资助单独的一个儿童，问题就全部解决了，资助一万个儿童中的一个，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所以也就没有合理的理由来改变资助对象。
人们总是忽视我的金玉良言，不断在美国心脏病协会、美国癌症协会、CARE等组织之间更换捐赠对象，有时这种改变就发生在同一天。他们似乎在想：“好了，心脏病问题已经被我完美解决了，该关注下癌症问题了。”当然，这种“伟大”的错觉很少发生，所以，人们不断地变更自己的捐赠对象肯定还有什么其他原因，这些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有的人捐赠在意的是自己的感受，有的人捐赠在意的是捐赠对象。如果我们在意的是捐赠对象的话，我们会集中所有力量捐赠给最值得捐赠的人；如果我们在意的是自己的感受的话，我们会尽量多地增加捐赠对象，这样我们就可以满意地说：“看，这些人都得到过我的捐赠！”
我们对CARE的捐赠可以部分解决“对捐赠的渴望”这一问题，但并没有解决“CARE需要得到更多捐赠”这一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在意的是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话，就会不断更换捐赠对象；如果在意的是被捐赠组织的问题的话，我们就不应该轻易做出改变。
追求自我满意度的动机无可厚非，也不是什么邪恶的事，如果能被正确引导，也是值得赞赏的，但这与慈善就不是一回事了！为了展示自我满意动机与慈善动机的区别，为了让大家看清楚随意地改变捐赠对象与纯粹的慈善动机是两码事，让我们进行这样一项思维实验：假设某人打算向CARE捐赠100美元，就在他寄出支票之前得知，另一人已经向CARE捐了100美元，这时他（她）会不会说：“既然已经有人向CARE捐钱，我就不给CARE捐了，还是捐给癌症协会吧。”我打赌不会！
既然第二个人向CARE捐的100美元不能让第一个人感觉应该捐款给癌症协会，那么为什么第一个人向CARE捐的100美元就可以让第二个人感觉应该给癌症协会捐款呢？同样的100美元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效果？这不科学！除非第一个人认为自己捐的100美元比其他人捐的100美元更加重要，或者更加高效。如果我们感觉自己捐的100美元比别人捐的100美元更加高效，说明我们已经陷入“美丽的幻觉”；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捐的100美元比别人捐的100美元更加重要，说明我们在不经意间已经暴露，在我们自己的内心中，自己的满足感比别人更重要，甚至比受赠者对食物的需求更重要。
关于这一部分内容相关的问题及解释：
问题一：对于风险厌恶者怎么办？假如我非常肯定在慈善组织A和慈善组织B之间，一定会有一个不能高效率地使用我的善款，但我不确定是哪一个，因此将捐赠分散开来，不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从而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这样考虑有错吗？
解答：这样考虑没有错，但有前提条件：选择错误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即“风险”真实存在。在捐赠这个情境中，这一条件通常不成立，不存在所谓真正的“风险”。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捐赠，通常仅仅是整个捐赠中很小的一部分，如果所有的人都将鸡蛋放在错误的篮子里确实是个灾难，但仅仅将一个捐赠者的一部分善款放在“错误”的篮子里，远远称不上是灾难。
这个“鸡蛋—篮子”的比喻非常引人注目，在一些情境中这种分析方法还非常精确。它有时适用，比如，将所有的投资资金用于购买一只股票，这种选择风险非常大，因为可能选择了错误的股票；但有时并不适用，比如将所有的善款捐给同一家慈善组织，即便这家慈善组织不符合某些标准的最优要求，这也称不上是大错。两种情景的不同点在于：在股票投资中我们是唯一的投资者，在慈善捐赠中我们仅仅是千万捐赠者中的一个。所以，我们个人的错误在投资情景中就代表全部错误，就会带来灾难性错误，在捐赠情景中仅仅是其中的一小点错误，不会有什么大影响。
问题二：如果所有人对慈善组织的偏好都一致，都更愿意向A组织捐赠，按照上述建议，就应该都将各自全部的善款捐给A组织，这样的话，整个社会的捐赠都会流向同一家慈善组织，这难道不是灾难？
解答：不可能出现某一组织得到所有善款的情况。人们在决策向哪个组织捐款时是相互独立的，不需要考虑别人的捐款对象。一旦某一组织得到足够善款，足以实现其主要目标，大量的捐赠者就会开始关注其他的慈善组织。
换句话说，人们在评估慈善组织是否值得支持时，不仅考虑该组织的慈善目标，还关注它已经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标。单个的个人无法解决某一慈善组织的问题，但大量的捐赠者集合起来就可以部分解决某一慈善组织的问题，一旦这一目标实现，人们就会开始关注其他慈善组织。所以，即便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单一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慈善组织的捐赠对象也是多样化的，正如它该有的模样。
问题三：既然应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是不是应该先解决那些比较好解决的问题，然后再解决比较难的问题，即应该先向资金需求量较小的慈善组织进行捐赠呢？
解答：当然不是。资金需求量仅是其中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还有很多重要方面需要考虑，比如说建立基金的目的。如果让我在需要2亿美元的癌症基金与仅需要10美元的“蚯蚓豪宅基金”（为蚯蚓建设“豪宅”的基金）之间做选择，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因为后者存在的意义不大。
严格来说，排除多元化的“单一慈善”理论在逻辑上还存在一些例外情况，但这些例外情况意义不大。
第一种是“小型慈善活动”，这种例外情况在之前讨论当地剧院组织的篇章中已经讨论过。如果我的邻居快要饿死了，我会请他吃饭；但他如果仅仅是饿了，我会告诉他照顾好自己。所以，对于这些资金需求量不大的“小型慈善活动”可以分类处理，情况紧急的优先处理，情况不紧急的自行处理。
第二种是捐赠时间，即做义工。与捐赠金钱不同，捐赠自己的时间从事某种对社会有意义的义务劳动有自己的特点，即当捐献者从事某项任务一段时间之后，这一任务会变得乏味无聊。所以，如果你已经在厨房里站着义务劳动两个小时了，你一定希望你捐献的下一小时能够坐着提供义务劳动。
第三种发生在有新信息出现时。比如，当我们获知一些关于癌症协会的具有正面意义的新闻时，很有可能就不再向CARE捐款，转而以癌症协会为捐赠对象。但这种例外情况不适用于那些通过5分钟的会谈就可以向三家不同的慈善组织捐款的人群。
第四种发生在这样一种情景中：如果我们个人的捐赠行为可以激励更多的人进行捐赠，那么，我们就应该选择尽量多的捐赠对象，以使我们能够带来的积极意义最大化，鼓励更多的人投身于慈善事业。就像一位读者曾指出的：如果我给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每家组织捐款50美元，在我和朋友聊起公共广播电台、人权、公民权利的提升等话题时，就可以提到我向这些组织捐赠的事，他们也有可能因此而向这些组织捐赠。
从逻辑上将这一例外情况推演到极致就是：将每一分钱都分为一万份，然后捐赠给一万个不同的慈善组织。这与之前“将所有的捐赠都赠给同一组织”的建议完全相反。这一策略会引起大家争相效仿吗？完全不会！因为这一行为传达的信息是，你对这些捐赠根本不在意，捐给谁都一样，所以没有人会以你为榜样。
当我们转变自己的捐赠对象时这一机制仍然起作用。向CARE捐100美元的行为传达给邻居的信息是，CARE值得得到这些捐赠；之后，将另外100美元捐赠给癌症协会，传达给邻居的信息是CARE不再值得得到那些捐赠。
所以，改变自己的捐赠对象对其他人行为的影响完全相反。另外，如果我们真的觉得自己的行为会对别人造成重大影响的话，我们可以在向别人传达信息时故意夸大我们实际的捐赠额（但是多数人不喜欢说谎）。
最后，如果有人愿意奖励我们的话，我们会更乐意变更捐赠对象，比如来自老板的奖励。或许，我们变更捐赠对象可以使老板的配套项目更好地进行。这一观点解决了一个问题，但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它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我们要改变捐赠对象，却没有解释老板为什么希望我们改变捐赠对象。推测起来，老板的动机应该不是出于单纯的慈善目的，想到这儿，或许我们都不会有一点点的惊讶！
确实，美国的公司基本与慈善绝缘。解释这一现象的合理而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公司的股东们不希望高管替他们选择捐赠对象。人们雇用裁缝的目的是让他们帮我们做衣服，雇用木匠的目的是让他们帮我们修理房顶，作为一名公司的股东，雇用高管的目的是让他们帮我们运营公司。裁缝、木匠、高管可能都非常胜任自己的本职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也很擅长帮我们把钱捐出去。
所以，多数情况下公司完全不涉及慈善领域。但为了维护良好的公共关系，又不得不屈从于“联合劝募会”的安排。
“联合劝募会”根本就不是慈善组织，它从事的活动基本与慈善无关。与接受联合劝募会资助的数十家代理处相比，基本不用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找到一家——以通常的价值观和信仰来看——可以更有效率地使用善款的代理处（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代理处的话，你就可以获得“世界最忽视他人需求奖”了）。让联合劝募会将我们宝贵的善款捐赠给数千家毫无意义的“慈善组织”，其实就是与慈善背道而驰。公司的公关部会非常开心地看到我们将善款捐给联合劝募会，甚至我们会因此而受到一些“礼遇”，但为了获得这样的“高看一眼”就转而不向最有价值的受赠者捐赠，这是不是慈善的悲哀？
社会学家通常将行为理论区分为描述性理论和规范性理论，描述性理论研究人们“是”怎样做的，规范性理论研究人们“应该”怎样做。经济学家们通常将自己严格地限制在描述性理论的范畴内，不敢越雷池半步。
所以这一章单纯地描述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方式：真正热心于慈善的人们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捐赠对象；但大多数人确实在不断变换自己的捐赠对象，这说明多数人并不是真的因为慈善而做慈善。
传统的经济学家分析到此一般就会停止。我们已经获得关于人性的有用信息，这一成就对于我们来说已经足够，我们的任务是了解人性，而不是改变人性。
但在这里，我想做一个尝试，背离先贤的金科玉律，想做一些“规范性”研究。因此提出以下建议：如果我们真的想支持慈善事业，就应该坚持资助同一个慈善组织，而不是不断地变换自己的捐赠对象。
这一理论为何与其他理论不同？部分是因为它的结论与人们的直觉完全相反，我相信很多人从来没有这样思考过这一问题。所以，当我发表这一观点时，我相信很多人会重新思考下自己的行为。
和其他人一样，当我在一次午餐闲聊时第一次听到这一观点时，我本能地抗拒它，换句话说，我不理解它，我寻找各种理由来反驳它，在花费大量时间之后发现，这些反驳都是错误的。即便在弄清它的内在逻辑之后，仍花费了大量时间才将它融入我的正常思维程序，改变了我旧有的思维习惯。所以我才斗胆提出这一“规范性”理论，希望以我“皈依者”的热情带动更多像我这样的人，真正热心于慈善。
以沾沾自喜为目的的给予也是给予，当然应该受到欢迎，但称之为慈善就过誉了。先贤曾告诉我们真正的慈善是不自夸，当然也不张扬。我们可以因收到一打慈善组织寄过来的感谢信而沾沾自喜，当然也可以集中自己的力量，全力支持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的慈善组织而真正做慈善！
附录：为纯理性辩护
当我在《石板》杂志上发表本章内容的精华版文章时，收到了潮水般的读者来信。当然，读者的水平良莠不齐，但整体而言我还是非常欣赏他们的来信。当然也有令人沮丧的情况存在，有的读者表现出对这一思想前景的敌意，让我无法接受。
举个例子，有的读者以这样一个问题来反驳这一观点：“难道人们不可以认为CARE和癌症协会同样值得捐赠，同样应得到大家的善款吗？”人们当然可以这样认为，我也这样认为，以及许多我非常乐意称为朋友的人也都这样认为。但问题是：既然我们认为两家组织都值得捐赠，我们是不是有义务，或者至少应该有意愿去思考如何将这一信念更好地转化为行动？
只有当恰好是那种极其罕见的、认为只有一个组织值得捐赠的人时，我们才能合理地避免这一两难境地。其余的人，包括《石板》的记者在内，都要不同程度地经历内心价值观的天人交战。当我们的价值追求相互矛盾时，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跟着感觉走，让本能引导我们；二是运用逻辑思维进行分析，看看哪一个价值追求更值得。我提倡大家选后者。
通常情况下，确定自己的想法是否符合逻辑的最优方法是：将自己的观点用数学的方式表述出来。21世纪初，杰出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向他的同事们提供了这一建议：当面对一个经济学难题时，首先将它转化为数学问题，然后解决，最后再转化成经济学语言，并将之前的数学忘掉。我是马歇尔的信徒，经常遵循他的建议行事。当然，也有读者想了解解决经济学问题的数学过程，好检测自己在哪个环节出错，为了满足这些读者的要求，我已经将相关的数学知识摘录到本书的附录中。
对逻辑的抵制通常表现为对数学的仇视。我的一些《石板》的读者甚至坚持认为，没有数学化表达的观点与道德困境真正相关。但“数学化表达”与“内部一致性”是一回事，所以很明显，这些读者认为除非我们打算自己反驳自己，否则就不应该用数学化的方法解决道德困境。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被数学学霸所左右，也不意味着应该被恰好我们不懂，但其实很平常的数学技巧所动摇。如果运用的数学方法不能很好地捕捉观点的真正含义，或者这一观点本身就有缺陷，对数学方法的运用并不能为我们的观点增色。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数学方法的运用，还是这一观点本身，都不具有多少意义。数学方法的运用只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诚实和防止微小的内在不一致。
如何在数学上区分“一阶收益”（比如救助快要饿死的孩子）和“二阶收益”（比如减少全世界饥饿儿童的数量）非常重要。一阶收益用于证明慈善捐赠，二阶收益用于证明慈善多样化。微积分恰好就是一种描述这种细微差异的方便语言，为什么会有人反对将这一精确语言引入道德讨论这种需要精确度的研究中来呢？
道德问题值得严肃对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讨论道德问题时，不能脱离开数学的伟大力量而草率地鉴别问题的本质和去除无关的干扰因素。当我们把所有在乎的因素都考虑进来，统一命名为“F”，并构建一个可能令人惊讶但非常重要的恒等式，这一恒等式不随F取值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我们推导出的结论不仅适用于自己，而且适用于所有人，甚至我们讨厌的人。这说明你已经掌握了深奥的道理。当我们梳理我们的道德义务时，深刻的道理是值得努力探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