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中央银行
对我来说，曾经有两个问题可以称之为宇宙的终极谜团，分别是：“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万事万物，而不是一无所有”以及“人们为什么会紧锁自家冰箱的门而进行节食”。在以前，虽不情愿，但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也许本来就没有什么道理。现在，受益于物理学、哲学和经济学等领域卓越新观点的发展，终于可以重新审视这些问题。
我们需要新观点，因为没有观点可以不过时。上帝为什么会想起来制造世间的万事万物？理性的人为什么会抵抗本能的需求去节食？对于这些问题，每个时代的智者都会有不同的解释，但这些解释都难逃过时的命运。以节食的原因为例，在我们看来，理性的人会在自己与夜宵之间建立起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吗？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晚上吃夜宵既有成本又有收益。成本一般以摄入人体的卡路里和脂肪含量来衡量；至于收益，晚上吃夜宵一定有好处，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抵制不住夜宵的诱惑了。当人们认为收益大于成本时就会选择吃夜宵，换句话说，当人们认为吃夜宵整体而言是件好事时就会选择吃夜宵，并且，这是人们做出的最优判断。既然是好事，是什么使这件好事变得这么困难？
但人们确实锁上了自家冰箱的门，开始节食；戒烟的人越来越多；将储蓄投资于定期的账户，不能随意取现花钱；采用精心设计但难免滑稽的方案强迫自己去锻炼身体……就像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为了抵制海妖塞壬的诱惑，将自己绑在大船的桅杆之上一样，人们为了与自己面临的诱惑做斗争，付出了重大代价。就连我，也曾为了防止自己一整天都泡在互联网上而命令秘书将电脑锁在抽屉里，并将钥匙藏好。
人们为什么要虐待自己？这一切似乎都没有道理。如果人们宁愿放弃一下午的工作时间也要去上网，说明在人们心中，上网是值得牺牲掉工作时间的。既然是值得的，人们为什么要阻止自己上网？当人们对巧克力圣代的需求足以胜过对卡路里的厌恶时，就会选择吃巧克力圣代。如果现在人们对巧克力圣代的需求确实胜过对卡路里的厌恶而去吃巧克力圣代的话，为什么又要阻止自己呢？
一个随意的回答是：圣代的美味其实不值得因此而过多摄入卡路里从而对体形与健康带来危害（抽烟带来的快感也不值得对健康造成的危害，海妖塞壬的诱惑不足以克服对海难的恐惧，等等），但当时头脑一热，人们就会变得不够理性，做出错误的决策。我的好朋友戴维·弗里德曼，是我所知最敏锐也是最坚韧的经济学思想家，他对这一回答非常认可。他执教于圣塔克拉拉大学，为了迫使自己坚持骑自行车上班，没有办理学校的停车许可证。当别人批评他太草率时（毕竟，理性的人会考虑到下雨或其他无法骑自行车的情况下，停车许可证还是有用的，所以应该办理，并在适当的情况下骑自行车上班），他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说，人有两种行为模式：理性和非理性模式。当需要利用经济学原理预测别人的行为时，他只专注于别人行为的理性部分，因为非理性部分本身就具有不可预测性。当需要预测自己的行为时，他认为他对自己独具特色的非理性行为有一些特别的见解，所以他很坦然地承认自己的非理性行为，并计划就这样执行下去。
换句话说，这可能是弗里德曼职场生涯中唯一一次未经“战斗”就同意别人的观点。当解释人类行为时，“非理性”应该是经济学家绝望之后可用的最后手段。并不是因为人们总是理性的，而是因为寻找理性角度解释的尝试更具有启发意义。如果别人的行为我们无法理解，既可以将其划入非理性之列，也可以尝试着去查明对方的真实目的，所不同的是，前者会给我们带来自鸣得意的优越感，而后者或许给我们带来的是一次学习新事物的机会。
所以与弗里德曼不同，我选择假设人们吃圣代、抽烟、骑自行车等行为都是理性的（尽管可能是无意识的），都是经过精确衡量得失之后做出的最优选择。我需要回答的问题是：限制自己做出理性选择的行为是理性的吗？
回答这一问题最简单也最不起眼的答案是假设，这是人们对自我控制的一种尝试。如果锁上自家冰箱这一行为带给当事人的快乐，比吃巧克力圣代带给当事人的快乐还要多，我们就可以说，对紧锁自家冰箱这种行为的尝试是完全理性的。但一旦假设允许对天底下所有行为进行尝试的话，关于这些问题的所有卓有成效的探索就都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任何行为的发生都可以归结为人们正在对这一行为进行尝试。我的经济学启蒙老师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曾经警告我们不要落入这种空洞的胜利中，“人们为什么喝机油？因为人们只是在尝试”。如果一个答案可以用于解释所有问题，那么这个答案很可能什么也不能解释。
在《心智探奇》一书中，认知学专家史蒂芬·平克认为，我们可以假设人们尝试自我控制，并不意味着也需要假设人们可以尝试所有事情，包括喝机油。原因是：与喝机油的尝试不同，尝试自我控制可以带来可复制的优势。
当晚上吃夜宵时，我们自己得到绝大多数好处，多数成本却由我们的配偶承担。所以这种对自我控制的尝试更加有利于我们的婚姻生活，因此，对于人们紧锁自家冰箱的行为我们不应该过于惊讶，因为这可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越有利于人们婚姻生活的行为越容易保留下来。
换句话说，紧锁自家冰箱的行为可以起到“美女（帅哥）收割机”的作用。但仅仅节食是不够的，因为无论你现在多瘦，足够聪明的美女（帅哥）们都会怀疑，一旦她（他）昏了头嫁给（娶了）你，你就可能恢复以前暴饮暴食的本性。你可能很精明，试图通过在婚前承诺书中承诺，结婚后每天最多吃两个甜甜圈来解决这一问题，但真正执行起来这简直就是噩梦，美女（帅哥）们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这一企图基本不会管用。但如果美女（帅哥）看到你有尝试约束自己的习惯，她（他）们对你的行为和承诺会更加放心，说不定就会给你一个机会。
戒烟的道理也一样。通过仔细权衡抽烟带来的愉悦心情，以及因此而可能带来的患肺部疾病的风险，假设你的决策是前者更重要，因此你选择抽烟，抽烟就是你的最优选择。但这往往会使你很难找到一个愿意与你患难与共的伴侣。所以，如果你本能地表现出对戒烟的自我约束能力的话，你将更容易找到满意的伴侣，尽管就你个人而言，抽烟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戴维·弗里德曼拒绝申请停车许可证的道理也一样。对于一些人来说，天天开车上班可能是最优决策，尽管可能带来少量身体的不适（比如肩周炎等久坐疾病），戴维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这种身体的不适可能造成戴维的妻子贝蒂不开心，所以我的看法是，为了让贝蒂相信他，为了让她更开心，戴维宁愿放弃自己的最优选择——开车，不申请停车许可证，转而天天骑车上班。这一决策可以使戴维成为一个“完美丈夫”，贝蒂因此而更加善待他。
有的人可能会反驳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一直寻找伴侣。确实是，但每个人都有父母，他们的父母都曾在某一个时间段寻找伴侣，并且寻找成功了。这种能帮助上一代成功繁殖后代的行为一般都会遗传给下一代，从这个角度看，对自我控制的尝试并不比对性的尝试更神秘。
美国有个经典的游戏叫“斗鸡”，在这个游戏中，两个白痴驾车向对方冲去，直到其中一个转向，谁先转向谁输。赢得这一游戏的关键是让对方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会转向，所以要想赢得这一游戏，最好当着对手的面将方向盘拆除。 [1] 这一游戏告诉我们，自由并不总是好的，转向的自由就是失败的自由，摒弃这种自由，你会更容易获得成功。
如果名下有抵押贷款需要偿还，每个月都需要向银行支付一定金额欠款的话，实际就相当于放弃了一部分自由，为这一自由的失去欢呼吧！这一牺牲是值得的，没有对这一自由的放弃就换不来贷款的批准。实际上，就凭这一点点牺牲其实并不足以与银行签贷款合同，只有让信贷审批员相信你会严肃对待这笔贷款，你的贷款申请才会被批准。要达到这一目的的关键是让信贷审批员确信，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会违约。因此，赢得这场博弈胜利的策略就是做出令人信服的承诺，承诺一旦违反你就会切腹自尽。但空口无凭，令人信服的承诺需要令人信服的执行者作保。因此，政府如果真的想帮首套房购买者顺利从银行贷到款，就应该对延迟还款的贷款人给以严厉的经济处罚。
政府也有自己的信誉问题。比如，各国政府往往向投资者承诺投进来的钱会稳定增长，并且这种增长是可预测的。政府做出这种承诺的目的是吸引投资和促进经济繁荣。不幸的是，政府总是忍不住通过操控货币供给政策来实现短期目标，进而破坏这一承诺的有效性。投资者们都很精明，他们早已预测到政府会这么做，因而更加怀疑政府的承诺。为了解决政府的这一信誉问题，多数西方政府故意设立独立的中央银行，来限制政府在货币供给方面的自由，独立的中央银行不需要向政府部门直接负责。
设立独立的中央银行，与签订抵押贷款合同、拆除方向盘一样，都是一种主动作为的政策，目的是通过主动限制自己的自由让对方更相信我们承诺的可靠性。相反，将自家冰箱锁起来和把香烟藏起来的尝试都是一种被动而为的驱使，其成果不是主动设计的结果，而是自然选择产生的随机突变结果，因此它的目的是隐藏真实的自我。将冰箱锁起来怎么看也不像求偶策略，但这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毕竟，我们对新鲜水果和铁板牛排的热情并非纯粹为了获取基本营养物质。不管怎么说，这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因为历史上一定有一个时期，活下来的都是喜欢食物的人。再说一个私密的话题，成年男女休闲之余做爱带来的愉悦也不是为了繁殖后代，但这也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因为历史上也一定有一个时期，能产生后代的都是那些“性趣盎然”的人。
原则上来说，大自然本可以按照与现在完全不同的轨迹运行。比如，与其让食物和性变得如此诱人，不如让人类拥有足够的脑力认识到食物和性是生存下去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与其让牛排看起来很可口，不如让人们认为自己体内氨基酸含量有些低了，应该补充些氨基酸了；与其让人们觉得新搬来的邻居很漂亮（帅气），不如让人们认识到，新搬来的邻居具有很多有益于繁衍后代的特征，是时候让自然界的DNA变得更丰富些了。自然界有很多条路可以选择，有些选择的效率可能更高，比如，我们可能会不再吃不利于健康的食物，不再浪费时间和精力去谈一场柏拉图式的恋爱（不以产生后代为目的的恋爱）。为了获得这种高效，自然界需要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加聪明，以能够精确地计算什么时候该吃，什么时候该找配偶。自然界可能觉得让我们变得更加聪明需要付出的成本与这一效率的提高带来的好处可以相抵，所以就没有做出改变。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们在无意识本能方面进化得更多。所以，当我们有一种奇怪的冲动想把自家的冰箱锁起来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会使自己更容易找到伴侣，进而繁衍后代，也许这就是无意识本能进化的结果。
实际上，与选择食物和做爱对象不同，紧锁冰箱大门进行节食完全是自然规律运转下的人类无意识本能活动。如果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求偶策略的话，可以预测，一旦求偶成功人们就会放弃这一行为。只有与人类意识控制无关、完全出于本能的行为才能使潜在的伴侣确信，即便婚礼结束你的节食行为也不会结束。
做出承诺很简单，并且意义不大，如何将承诺变成不得不执行的义务才更有意义，也更难。所以无论是出于主观意愿，还是遵循自然的召唤，还是本身就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等原因，人类一直在努力设计执行机制。人类发明了中央银行，大自然发明了本能。本能是一种很好的执行机制，因为我们总是不约而同地遵循它的召唤。
举个例子，报复就是一种本能。复仇被称为是一种总是能迅速得到回报的债务。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报复也是一种完全出于自愿的债务。不及时还款会收到银行的传票，对别人的攻击和侮辱置若罔闻也会使大家远离你。
自愿偿还债务也可能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15世纪晚期，伟大的兰开斯特和约克王朝在旋风般的复仇中被摧毁，而这股复仇潮流席卷整个英格兰地区。400多年后，一连串哈特菲尔德和麦科伊家族的成员被杀，因为他们在传奇性的阿巴拉契亚仇杀中拥有杀死竞争对手的特权，血债血偿！为什么他们不能和平相处？
都铎王朝，建立在兰开斯特和约克王朝的骨灰之上，有一个仆人叫弗朗西斯·培根，对于为什么应该让过去的就这么过去，他这样解释：
逝者已去，往者不可追。聪明人眼前的事和未来的事就够忙的了，哪有心情去处理过去的事……一个总想着复仇的人，自己的伤口也一直在流血，相反，放下仇恨，就会得到痊愈。
作为一名作家，我是怀着无比失望的心情记下这段话的，尽管培根的箴言简洁、深刻、无可辩驳，已过去多年仍言犹在耳。他的箴言虽已付梓300多年，但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却微乎其微。
为什么一种总是导致自我毁灭的本能能够在变幻莫测的自然选择中幸存下来？政治学家早已认识到，虽然复仇本身成本高昂、毫无意义，但复仇带来的威胁感是一种有效的威慑力量。但对于冷血、绝对理性的人来说，没有执行力的威胁就是一句空话。所以，想让这种威慑力真正起到威慑作用，就应该让纯粹的本能来驱动它，换句话说，如果想吓退你的敌人，就应该有复仇的“嗜好”，让复仇融入骨子里面。
史蒂芬·平克的文章如此迷人，让我产生将整篇文章剽窃过来的冲动。他在文章中写道，人类通常通过肌肉的收缩来传达自己的愤怒情绪，并且这种肌肉的收缩无法自主控制，所以应该告诉邻居，我们的情感表达是真实的，对情绪的控制力是有限的。就像政府通过放弃对中央银行的控制权来提高自己承诺的执行力一样，我们也可以通过放弃对情绪的控制，展现真性情，来提高别人对我们承诺的信任。政府有自己的中央银行，那灵魂呢？灵魂的“中央银行”是什么，或许对复仇的热情就是灵魂的“中央银行”吧！
生活中我们经常面临这样的困境，由于大家都知道将来你一定会放弃某一行为，而导致现在无法将相关事情处理好，经济学家将之命名为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之所以需要向别人做出某种承诺，是因为这些承诺可以影响你和别人的关系。如果不需要与任何人打交道，就不会面临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产生于矛盾冲突。
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人毫无疑问是将来的自己。处理好现在的自己与将来的自己之间关系的关键是保持高度的利他主义；我们需要牺牲当前的利益，以获得将来的收益。那么，我们需要执行怎样的利他主义？是那种以完全杜绝冲突为目的的纯粹利他主义？还是那种会导致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的不完全利他主义？
当我的好朋友拉尔夫·科恩兴奋地宣布他要当爸爸的消息时，我问他：“你希望孩子将来打棒球时打哪个位置？”“都可以，”拉尔夫不假思索道，“只要他开心，我就开心。”又停了一会儿，经过短暂的思考之后，他补充道：“我个人更希望他打游击手的位置。但如果他愿意，其他位置我也可以接受。”又停了一会儿，这回停的时间稍长，拉尔夫忍不住又补充道：“只要在内场就好。”
这就是纯粹利他主义与不完全利他主义的区别，前者情况下我们关心别人是否幸福（尽管不如关心自己的幸福那般迫切），后者情况下我们保留关心别人如何获得幸福的权利。
当处理现在的自己与将来的自己之间的关系时，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人们是纯粹的利己主义者，尽管不如对当前的快乐那般渴望，但还是希望未来的自己能够快乐。哈佛大学的戴维·莱布森教授是少数几个不同意这一观点、主张打破传统权威的经济学家之一。当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时，没有人怀疑人们是不完全利他主义者，但当处理与将来的自己之间的关系时，莱布森依然主张人们是不完全利他主义者，因为人们在乎的不是将来的幸福，而是如何获得这种幸福。就像处理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时不完全利他主义会导致家庭内的矛盾一样，在处理与将来的自己之间的关系时，不完全利他主义依然会导致个人内心的矛盾。
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不切实际的高消费会给未来的生活带来大麻烦。但如果你是一个不完全利己主义者，对不切实际的高消费的期待就足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大麻烦，而且带来麻烦的方式也很有趣。假设你此生最大的快乐就是畅想明天的奢侈生活，那么问题来了，明天是一个移动的目标。周一时畅想着周二来一场盛大的聚会，周二时又由着自己的性子，期待着将聚会推迟到周三……如此周而复始，不断往后推，直到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发生：人死了，钱没花完！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悲剧，不是因为钱没花完，而是因为压根儿没有期待把钱花出去，因为足够聪明的你早在整个事件铺开前，已经预测到整个事件的结局。如果你喜爱的是期待聚会的那种感觉，并且也知道自己只是喜欢这种期待的感觉，那么你就不会真正期待任何一场聚会（也许这就是德国抒情诗人和戏剧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所说的“我的生活被我的天分所毁灭”的真正含义）。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答案就是：策划一场不可推迟的聚会，如果可以做到的话。比如，提前向聚会承办方支付定金，并且选择对取消订单的行为采取重罚措施的饭店承办聚会。
我也在承受着这种痛苦，虽然还很微弱，但在不断变强：我不希望看到真正的好书，因为这样会使我失去期待好书的那种快乐。当然，由于我很清楚喜欢的只是这种期待的感觉，所以实际上并没有对什么书特别期待。乘飞机旅行帮了我一个大忙：为了迫使自己读些好书，上飞机时我只带这些好书，闲来无事，不得不读。当然能够做到这些的前提是航空公司提供的读物实在惨不忍睹，丝毫没有令人阅读的欲望。所以，一旦航空公司提升读物质量的话，或许我的这一读好书的计划也就只能泡汤了。
我的好朋友雷·海特曼正经历着另一种麻烦：与期待奢华生活的人不同，他希望自己未来变得更加节俭。他特别希望自己在达到“一定年龄”之后，能够痛下决心，放弃花费更多资源来延长自己寿命的做法，他觉得这很酷，可以给他带来快乐。但他也很清楚，这个“一定年龄”会不断地被重新定义，以能够总是对之充满期待。想到这一点，他就不自觉地有些痛苦。因此，他在寻找方法以限制自己对未来选择的自由。
如果说雷只在乎他未来的快乐（换句话说就是，在处理现在的自己与未来的自己的关系时，雷是纯粹的利他主义者）的话，人们一定会指责雷前后不一：限制选择并不会使雷更加快乐。但如果说雷更在乎如何得到这种快乐的话，他就不会前后不一了，换句话说，雷是一个不完全利他主义者。如果人们是不完全利他主义者，就可能放弃未来的快乐（比如为未来的自己放弃一场聚会，或者读一本好书，或者放弃昂贵的医疗资源，抑或开始省钱或戒烟以达到节省昂贵医疗资源的目的），以获得现在的快乐，尽管人们知道未来的自己可能不希望这样。
当多萝西·帕克哀叹“我讨厌写作，但我热爱我已写好的作品”时，她表达的就是个人在当前成本与未来收益之间进行常规权衡时的复杂心情，这种权衡非常符合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莱布森的不完全利他主义理论面临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在他的理论中，人们不是在权衡自己的收益与成本，而是在与未来的自己进行博弈，以获得优胜策略。
这就启发我，也许最开始的问题“人们为什么紧锁冰箱进行节食”有了新的、不同的答案。在本章中，我花费大量篇幅用于讨论节食可以解决个人（任何相信巧克力圣代值得那些卡路里的人）与其伴侣，或其潜在伴侣（与他观点不一致的人）之间的矛盾，但按照莱布森的理论，这并不是在解决个人与其伴侣之间的矛盾，而是在解决现在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之间的矛盾。
无论哪种理论更加正确，都有一件事可以确定：除非人们与某人之间存在矛盾，否则冰箱门的紧锁依然令人费解。如果人们的全部追求就是让未来的自己更加快乐，并且如果不会有第三场聚会牵扯进来的话，对未来选择权的限制就是没有道理的。
莱布森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信？不深入探讨其影响我们就无法真正得知。皮尔·克鲁尔和安东尼·史密斯教授已经在这条探索的道路上走出很远。他们以观察在莱布森所描述的世界中人们的储蓄行为作为开始这一进程的起点。正统经济学认为，如果两个不同的个体具有相同的偏好，面临相同的机遇，就会形成相同的储蓄习惯。但克鲁尔和史密斯发现，在莱布森描述的世界中，这一切都不成立。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如下：假设有两个不完全利他主义者——阿尔伯特和阿尔文，他们都希望将来的自己不仅快乐而且勤俭节约。阿尔伯特是个悲观主义者，总想着自己将来一定是个败家子，挥霍无度；阿尔文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觉得自己将来一定是个非常善于约束自我的人，所以他很开心。阿尔伯特为了防止自己的钱都被将来的自己——就是他认为的“败家子”挥霍掉，所以决定现在就把所有的钱都花掉；与此不同，阿尔文由于预期会将自己的钱都交给将来那个“完美”的自己，所以心情振奋，在积极努力地存钱。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年一年过去，阿尔伯特和阿尔文的这种行为特点愈演愈烈。他们拥有相同的偏好，面临相同的机遇，但最后结果却不同，一个死时一贫如洗，一个死在钱堆里。
另一种影响可能更奇怪：假设爱丽丝也是一个不完全利他主义者，但与阿尔伯特和阿尔文不同，她希望自己将来能够过上奢靡无度的生活，她很享受这种对未来奢靡生活的畅想。最初，爱丽丝非常乐观，觉得自己将来一定能过上奢侈的生活，所以现在就开始存钱，以后好举办一场盛大的聚会。但一旦开始存钱，爱丽丝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储蓄者”，这不符合她对自己奢侈度日的定位，觉得应该现在就把钱花掉，可一旦开始花钱又意识到，现在把钱都花完了以后就没钱花了，于是又开始储蓄……如此周而复始，她对自己的预期以及由此决定的行为就这样永远剧烈地波动下去。
探索影响是检测莱布森理论正确与否的方式之一。另一方式是在开始时对莱布森式的偏好假设的可信度进行检测：关于不完全利他主义的假设是否过于轻率和简单，比如尝试机油味道的假设？又或者，它是否可以通过诉诸自然选择的结果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比如关于复仇的嗜好？
这里有个大胆的猜测：或许莱布森式的偏好会导致人们可见的自我控制尝试，这种可见的自我控制尝试有利于吸引潜在的伴侣，因此自然选择的结果会支持这一理论。如果这一猜测可以通过某些合理性检测的话（比如说，以计算机模拟的形式展现个体在偏好进化的情况下资源竞争的结果），两种关于人们为什么要紧锁冰箱进行节食（自我控制）的理论就可以合二为一了。
下面讨论宇宙的起源问题。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我更喜欢，即“物质从何而来”。我相信：宇宙由纯数学模式构建而成，这里所说的模式不是任何形式的模式，而是模式本身。这一模式不需要来自任何地方，它们就这样存在着。构成宇宙的这一特殊模式恰巧包含许多子模式，这些子模式非常复杂，能够以正确的方式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就是人类。
在我的观念中，这是绝对正确的，尽管我的朋友中有一半认为这很明显是错误的，另一半简直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但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上述观点就变得很容易。史蒂芬·平克认为理解宇宙起源的原理并不是一项很实用的技能，它无助于我们寻找伴侣、繁衍后代，所以大自然也就没让我们进化出适当的脑力去思考这一问题。大自然是一个精明的经济人，不会草率地赋予我们任何多余的能力。与此不同，理解人类行为模式的能力对于我们这种社会性动物——现代智人来说具有明确的回报效应，所以，预期我们能够发展出一套关于紧锁冰箱原因的详细而令人信服的理论并不是一种奢望。
[1] 竞争对手的最佳应对策略是绝不向你看一眼，这样无论出于什么考虑，你都不得不保持方向盘完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