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读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最大的问题是，这些新闻往往由新闻专业人员报道出来，这比起让他们去设计桥梁来说，效果确实要好一点，但也仅仅是好一点而已。对于广大的读者来说，确实有很多地方值得大家去怀疑。
在很多新闻报道当中，新闻事件可能是真实的，但记者的解读往往错得离谱。尤其是报道热点问题时，比如种族歧视和业务外包等歧视现象根深蒂固的领域。如果想了解事情的真相，运用些经济学分析的小技巧，会产生出乎意料的效果。
种族歧视
数年前，人们如果沿着马里兰州的i-95号高速公路一路驶来，很可能会被警察拦下来搜查毒品，尤其是黑人。黑人被拦下来搜查毒品的概率是白人的3.5倍。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一种理论认为警察主要检查黑人，是因为黑人携带毒品的可能性更大；第二种理论认为警察歧视黑人。
让我们检查下相关证据。被拦下的白人中，大约有0.33%的检查对象被发现携带毒品；被拦下的黑人中，这一比例几乎完全一样。啊哈！白人和黑人携带毒品的可能性是一样的，所以第二种理论正确，警察都是种族主义者，不是吗？
再思考一下。对黑人的检查力度比对白人的检查力度高3.5倍的情况下，敢携带毒品的黑人比例还和白人比例一样，想象一下，如果将对黑人的检查力度降到与对白人的检查力度一样的话，敢携带毒品的黑人该增长多少？
正确的结论是：在那个时间，在那个地点，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黑人携带毒品的倾向性确实要比白人高，这一倾向性只有通过严格的执法检查才会有所缓和（当然，只有当黑人清楚自己比白人更容易被拦住的情况下这一观点才成立，考虑到关于种族歧视的抱怨无处不在的实际情况，这一假设显然是成立的）。另一个正确的结论是：警察对黑人并没有特别的敌意。
原因如下：设想一下，假如警察一门心思地想最大限度地抓毒贩会发生什么？他们会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到最可能携带毒品的人群身上，也就是黑人身上。这样将使白人毒品携带者更容易成为漏网之鱼，而黑人毒品携带者更容易被抓。由于人们对激励措施一定会有所回应，所以，白人毒品携带者的数量会越来越多，而黑人毒品携带者的数量会逐渐萎缩。
这一过程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黑人与白人携带毒品的比例达到平衡。在那个阶段（1994年开始收集数据之前很久，应该已经达到这一阶段了）没有理由进一步打击黑人，但也没有理由放松对黑人的控制（任何暂时的宽松政策都会很快导致黑人和白人的定罪率差异，并最终回归到均衡状态）。
如果警察们确实对黑人心生敌意，我们应该能想到，他们就会严厉打击黑人毒品携带者，直到只有很少的黑人敢携带毒品。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看到的就是比白人定罪率更低的黑人定罪率了。但并没有那样，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相同的定罪率，说明警察确实集中精力拦截黑人了，但目的是将他们的定罪率提高到与白人相同，达到均衡之后就停止了，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敌意行为。 [1]
依据这一标准，真正有理由抱怨的不是黑人，而是西班牙裔人。被查出携带毒品的西班牙裔人的数量只是白人或黑人数量的1/3。警察们为什么要拦下一个只有0.11%的可能性携带毒品的西班牙裔人进行检查？为什么不改查黑人和白人？由此可以看出，警察们确实不太喜欢西班牙裔人。
站在西班牙裔的角度，可以这样看这个问题：确凿证据显示，警察之所以检查得如此严格是因为，他们想尽可能多地抓住毒贩并将它们绳之以法，这与种族无关。这种想法是不是很好？不！这种想法非常有害！确切地说，这种想法为什么有害取决于人们对缉毒战争的看法。
如果你和我一样，认为缉毒战不过是人们道德优越感的一种宣泄的话，就会发现，警察正在将毒品相关的定罪数量最大化，这一点令我很担忧。因为不喜欢司机的肤色就将司机拦下来进行搜查确实应该受到谴责，但这至少没有扰乱正常的经济活动。如果警察的目的就是每天骚扰12个司机，无论他们是黑人、白人或其他有代表性的人种，骚扰与肤色、人种无关，这也没关系；但如果他们的目标是毒贩，关系就大了，因此这种抑制毒品交易的措施会推高毒品的价格。我觉得这很糟，比种族歧视更糟！
当然，如果你和我不同，是一名坚定的缉毒斗士，你可能会认为抑制毒品交易是件好事。所以，作为一名缉毒斗士，应该为警察大力惩治毒品交易的行为点赞。但，请再思考一下，如果真的想抑制毒品交易的话，是不是应该加大威慑力度，而不是加大处罚力度？如果目标是加大威慑力度的话，就应该多搜查白人，因为有更多的白人需要被拦下来。
搜查更多的黑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确实可以搜查到更多毒品，但另一方面，它不利于抑制毒品交易。因为这样实际上是在为白人毒贩变相打广告，他们不用过多地担心被警察搜查，从而怂恿更多的白人去贩毒。由于白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是最高的，所以这一“鼓励”效应可能很大。毕竟，0.33%的白人比0.33%的黑人代表更多的司机，更多的司机意味着更多的毒品！
所以，我们是否还应该支持打这一场缉毒战争？我们已经具有合理理由像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一样，呼吁在警察盘查政策方面更为平衡地对待各个种族。这样会有更少的人被捕（吸引自由主义者的支持），产生更大的威慑力（获得禁酒主义者的青睐）。
当马里兰州的统计数据第一次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评论员都误读了它的重要意义。有的认为这是种族主义的结果，有的认为这是禁毒措施高效的表现，他们全都错了。种族主义的警察会拦截更多的黑人，在乎执法威慑力（反对重罚）的警察会拦截更多的白人。所以，经济学中有很多简单的推理技巧，哪怕稍微运用一些就会使每个人受益匪浅。
灾难救援
当看到电视画面中灾难受害者悲惨的遭遇时，如果真的想帮他们，并希望政府援助他们的话，这时候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腔热血，而是一颗冷静的心，尤其是受灾者都是穷人的情况下。
卡特里娜飓风摧毁新奥尔良州之后，联邦政府投入2000亿美元用于灾后重建和受灾人员的医疗援助。这一轻率的行为，导致全国各地的穷人生活更加艰难，他们本来已勉强度日。
原因如下：穷人远比富人更需要关注他们的预算情况。他们穿便宜的衣服，吃便宜的食物，住便宜的房子，艰难度日。他们甚至愿意住在洪水泛滥，随时可能遭受破坏的平原上，只要房子足够便宜。这就是为什么在新奥尔良州，遭受卡特里娜飓风破坏最严重的的都是穷人，因为他们住在海平面以下。
每个城市以及每个城市的每个社区都有不同的配套设施、不同的风险性，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房价。人们拥有选择权，他们可以选择便宜的小区，相应的风险也可能较高；他们也可以选择高档的小区，相对的可能更加安全些。（当然，风险只是影响房价的因素之一。就像旧金山，尽管它建立在一条不稳定的断裂带上，但由于配套设施堪称完美，房价仍然非常高。当然，如果它不是坐落在地震带的话，房价可能会高更多。整个城市中，最容易发生地震的地区也是房价最便宜的地区。）
但是，联邦政府的灾难援助政策往往会选择让每个人都分担洪水的风险，以使住房价格更加接近，从而消除对住宅地域的选择。如果政府准备在堪萨斯城提高税收以拯救新奥尔良，那么新奥尔良的房价会上涨，而堪萨斯城的房价会下跌。我们再也无法通过搬到堪萨斯城来逃避洪水的风险，同样也不能通过搬到新奥尔良州来获得承担全部风险的好处。无形中，我们的选择权被剥夺了。
这并没有明显地改善任何人的生活。那些愿意承担一些风险的人，现在被迫住在更贵的房子里；那些宁愿安全生活并愿意为之付出一定代价的人，现在被迫（通过税收系统）承担相同的风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同质化正是新奥尔良市一直反对的。拥有多元文化的城市是件好事，拥有不同艺术背景的城市也是件好事，同样，拥有不同风险特征的城市也是好事。没有差异性，我们如何为世界的多样性而欢呼？
由于灾难援助政策使便宜的住房变得更加昂贵，那些原本住在便宜住房中的人们需要在住房方面比原来付出更多的资金，因而遭受更大的损失。而住便宜住房的多数都是穷人，因而最终遭受更大损失的是穷人。如果你关心的是穷人一开始不应该那么贫穷，对此我只能回答：不必等到洪水来了才想起解决这个问题。与洪灾有关的政策问题是：对于贫困人口来说，当我们给他们提供灾难救济（这是好的），同时提高他们的住房成本（这是不好的）时，我们会使他们的境况变得更好还是更糟？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在我来看来就是一种对穷人实际利益漠不关心的表现。
有人可能会说，我们真正欠穷人的是灾难援助和经济适用房。也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应该给他们提供神奇的粉红独角兽，因为它们能提供无限的牛奶供应。在不影响其住房成本的情况下，对住在河漫滩上的人们提供援助是不可能的。不停下来问一问一个宠物项目对穷人来说是否弊大于利就宣布政府对穷人的承诺，毫无疑问是很不严肃的。
巴格达之劫
2003年，当整个巴格达陷入一片混乱时，劫掠者洗劫了国家博物馆。劫掠者逃离后留下上百个陶罐、雕像、石碑和大量其他无用的废旧物品。哦，对了，还有一个2600年历史的竖琴，我保证它的乐声远不如在万维网上免费下载的音乐那么美妙。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在《石板》杂志上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把打劫者的重要性降到最低限度，因为只要一罐花生酱就可以让他们做任何事情。之后便被潮水般的邮件淹没，大家都在询问:“那博物馆重要吗？”它重要吗？那个博物馆里有很多东西都是五千年前的，如果是在我的车库里，我早就把它们扫到路边了。
24小时之内，西方世界的每一篇社论都与古老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焚毁有关。饶了我吧！亚历山大图书馆确实是知识的宝库，而这些知识本身也曾经非常先进。阿基米德和无名英雄发明了水力学科学，埃拉托色尼 [2] 测量了地球的周长。古代世界最先进的医学、天文学和数学都来自亚历山大。但在巴格达的国家博物馆里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发现？要知道，现代科学技术都起源于普林斯顿、巴黎和莫斯科，而不是那些古代文明的发源地。
博物馆的藏品如果不是科学知识的重要来源，那么它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失去了一些伟大的艺术品吗？嗯，我相信大部分的艺术作品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时候是伟大的，但是艺术技巧从那时起就一直在进步。我也确信，博物馆里有一些藏品，如果能幸存下来，它们的辉煌、壮丽将令未来的游客震撼和敬畏——这一辉煌、壮丽现在是看不到了。但这还称不上是亚历山大式的悲剧，最多只能算是迪伦·托马斯式的悲剧。迪伦·托马斯在39岁时死亡，就在他完成他的巨著 In Country Heaven （乡村天堂）之前。换句话说，这是那种十年中会发生很多次，而不是两千年才发生一次的悲剧。如果是我的话，我更愿意让迪伦·托马斯回来再写20年有价值的诗歌，也不愿花一个下午的时间来研究古巴比伦人提供的最伟大的艺术作品。
此外，真正好的东西肯定还有照片。这些照片可能不如原件那么好，但它们能让世界上99.9%的人看到。亚历山大和巴格达之间还有一个区别：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许多知识连同原始手稿一起遗失了；在巴格达或现代世界其他地方储存的大部分知识都存储在硬盘中，可以通过点击鼠标方便获取。
什么是历史？关于文明的诞生，现在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知道的？或许还有，但那又怎样？我很喜欢历史，但是可以学习的历史有很多。如果劫掠意味着失去一本关于古代苏美尔的书，那我就换一本关于中世纪英格兰的书来读，我并不认为这种替换会使自己变得贫困潦倒。如果像我这样一个比世界上95%的人口更热爱历史的历史爱好者，都不太介意看到巴比伦艺术品消失的话，那其他的人又为什么要在乎呢？
过去的知识是极有价值的，但并不意味着过去的每一点额外知识都是极有价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物很像水。总的来说水是无价的，没有它我们就活不下去。但这并不意味着每次有人溅出一滴水，我们都要伤心地哭天抢地，我们有足够的水维持我们的生活。同样道理，文物总的来说在许多方面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每次有人抢劫博物馆时我们都要哭。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文物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
这样说吧：如果你认为你的生活确因巴格达的遭遇而变得更糟，那么你确实需要一个更好的生活。在天堂和地球上还有很多更有趣的东西值得你花时间去思考。当一个消失，你就选择换另一个。
对于文物最大的谬误在于相信它们，要么价值昂贵，要么不可替代，因而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这是错误的，原因多种多样。
首先，许多文物价值昂贵，仅仅是博物馆馆长们花着别人的钱进行文物拍卖的结果，试想一下，如果不是他们，一块5000年历史的石板，还能有什么市场？
其次，也更重要的是，没有太多理由认为艺术品的价格能反映其社会价值。这是因为艺术作品可以转移人们对彼此的注意力。丹·布朗写了一本书叫《达·芬奇密码》，售出750万册，他因此赚了2000多万美元。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他不写这本书，整个世界将因此损失2000万美元。如果《达·芬奇密码》没有被写出来，其他一些现在没有被人注意到的书可能就会取代它，成为当时的重磅炸弹，读者们读过之后也一样会很高兴。
写书和种橘子不同。如果你种植的是世界上最好的橘子，那次好的橘子仍然会被吃掉。但是，如果你写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书，那么第二好的书就会失去很多读者。所以，橘子的市场价格可以很好地反映其真正的社会价值，而艺术作品的价格则不能，丹·布朗的2000万美元只能证明，他能够很好地将其他作者的收入变成自己的收入。
换句话说，写书（或创作艺术品，或收藏文物）具有重要的溢出效应。通过写这本书，我可以把成本强加给另一个作家，就是“如果不读我的书你就会读他的书”的作家。但当我决定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这些成本。所以，写这一书很可能是种具有社会破坏性的行为。直白点说就是:如果我写的这本书对你来说价值20美元，而如果没有我的书你就要读的另一本书值18美元，那我的书就使你的人生增值了2美元——同时我获得向你收取20美元的权益！这意味着我的工资被高估了。同样道理，巴格达的财宝的价值可能也被高估了！
全球变暖与局部拥挤
还在因为自己的汽车对全球变暖的贡献而感到内疚吗？地球通行证公司让您不再内疚，登录网址http://www.terrapass.com，购买一份地球通行证，然后使用智能手机上的计算器来确定需要支付多少资金，这样做可以安慰你的良心。地球通行证公司的员工会用你支付的资金来资助清洁能源项目，抵消你的汽车排放的二氧化碳。
这是一个可爱的想法，我为它背后的情感点赞。但它完全忽略了几个要点。
第一，二氧化碳的排放肯定会产生溢出成本，所以肯定应该采取措施进行抑制，这是征收燃油税的好理由。但地球通行证公司的做法犯了两个错误：第一，它只对那些已经内疚到愿意够买一份地球通行证的人“征税”，说不定正是那些已经不再考虑环境后果而冲进购物中心疯狂购物的人。第二，与燃油税不同，地球通行证公司唯一做的就是提高额外行驶一英里路程的成本，但这其实正是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予以鼓励的行为。地球通行证公司的计算器告诉我，依据我的车型和制作工艺，如果我每年行驶里程不超过20000英里的话需要交纳49.95美元，如果超过20000英里的话应该交纳79.95美元。当我每年行驶的里程数从10000英里增加到12000英里，再增加到15000英里的时候，我不会增加任何额外的成本。但其实关键点应该是让我感受到我行驶的每一英里的溢出成本。
地球通行证公司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坚持为清洁能源项目融资，而不是将资金投资于可能产生最大社会价值的项目。我的49.95美元用于支持一个车库乐队，或投资于通用电气公司都有可能比支持清洁能源项目产生更大的社会价值。
理想情况下，我们应该对社会破坏性活动征税，并以我们能想象到的最具社会效益的方式利用这笔税收收入。像地球通行证这样的“伪税”也一样。没有理由认为，酒精税应该用于治疗酗酒，同样道理，地球通行证的收入也不一定必须用于环境清理。
但地球通行证最大的问题是，看到了一个相对较小的溢出成本，却忽略了一个更大的溢出成本。我开车的话，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造成大约50美元的损失；如果我不开车，车停在公共街道，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会带来更大的成本损失。
显然，直到2006年才有人注意到强制免费和低价停车的社会成本是多么巨大，隐含的补贴可以与我们花在医疗保险或国防上的资金相媲美。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唐纳德·肖普教授，他写了一本意义深刻的书，书名叫 The High Cost of Free Parking （免费停车的高成本）。
在城市街道上停车成本总是很低廉，这就是总是很难找到停车位的原因。许多情况下，不在街上设置停车位会更好，这样就可以腾出空间来建设更多的住宅、商店、咖啡馆或其他车道。当然，这样要找到一个停车位会更加困难，但可以促使更多人选择公共交通工具，这是好事。
污染空气和堵塞街道都应该感到内疚，厚此薄彼是不合适的。有人可能会说，全球变暖比城市拥堵问题更为严重，他可能是对的。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对全球变暖的贡献和对城市拥堵的贡献哪个更大。如果你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司机，你对后者的贡献可能会让前者相形见绌。
即便你从未开车进入城市，你（至少是间接地）仍然是问题的一部分。郊区的购物中心都被要求建立超大面积的停车场，而这些停车场从来都没有停满过。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你总是在附近的区域寻找停车位，而这些区域停车位总是满的。但偏僻区域的停车位却总是闲置着，使这些区域的土地不能得到充分运用，以获得社会价值。正是由于这些顾客开车来购物，才造成这些停车场被授权修建得如此之大。
关心自己的行为是否会破坏环境是一件好事，但是明白环境不仅仅是我们呼吸的空气，同样是一件好事。污染空气是环境问题，拥挤的人行道和空旷的停车场也是环境问题。建立类似于地球通行证的系统，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这些问题也许才是我们更应该做的！
或许更好的方法是，为停车制定合适的价格。正如肖普教授指出的那样，我们已经为停车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是以间接而不是直接的方式支付代价，在我们作为消费者、投资者、员工、居民和纳税人等角色的时候，已经把这些高昂的代价支付了。相反，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对汽车司机这个角色进行征税的话，人们就会有动力去保护那些潜在的稀缺资源，即停车位。当然，任何关心环境的人都会发现这个目标还很遥远！
我与巴诺书店的贸易逆差
巴诺书店的旗舰店终于落户纽约州的皮茨福德市，就在隔壁的布赖顿镇，距离我家仅一英里之遥，这一点令我欣喜不已。我每周都要去巴诺书店几次，主要是买书，有时是买磁带，偶尔买软件，但几乎每次都要喝一杯咖啡。
我和皮茨福德市之间的贸易赤字自从巴诺公司进驻之后就开始爆炸式增长。换句话说，我在皮茨福德市花的钱比以前多多了。贸易赤字指人们在特定地点的支出与在该特定地点获得的收入之间的差额。我在皮茨福德市没有任何收入，所以我的贸易赤字就等于我所花的钱。
我一直关注与贸易逆差相关的话题。今天早上拿起当地报纸，看到一篇关于美国与墨西哥贸易赤字的专栏文章。文章说，实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前，美国与墨西哥之间是贸易顺差，即美国人平均从墨西哥赚的钱要比在墨西哥花的钱多。今天的情况正好相反：美国与墨西哥之间是贸易逆差，而且赤字还在增长。
根据这篇专栏文章，如果没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人会过得更好。但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在没有巴诺书店的情况下我也应该过得更好。很显然，这个结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正好与“真相”相反。当人们可以利用新的机会购买他们想要的商品时，通常会让他们变得更加快乐。
事实是，在我们与墨西哥贸易地位之间的任何方向的变化，对，任何方向的变化，都是自由贸易有利于美国人的证据。比如，我的邻居在巴诺书店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对皮茨福德的贸易顺差就会增长，就像我自己的贸易逆差会增长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变化都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同样的类比也可以说明另一点：尽管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引起美国与墨西哥之间贸易地位的变化，但贸易逆差的数量水平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反而是我们的生活得到改善的证据。如果巴诺书店的新店是建立在彭菲尔德市，而不是皮茨福德市，我与彭菲尔德市的贸易逆差就会增加些，与皮茨福德市的贸易逆差就会减少些，但我的生活并不会发生什么改变。
更有趣的数字是我的总贸易赤字——我的总支出与总收入之间的差额。我昨天的总贸易赤字水平相当高：我买客厅的地毯花了600美元，但我的收入为0元（昨天是星期天，我不想工作）。我的总贸易逆差是600美元。
传统上，商业记者习惯于将贸易逆差的每一次增长都形容为“恶化”。依据这一观点，我昨天过得应该很糟糕。但实际上并不是，昨天我过得很开心，我喜欢我的新地毯，我认为若是等到挣够了钱再来买它会让生活很不方便。
当美国的整体贸易赤字增加时，这意味着美国人的平均支出比他们的平均收入要多。这可能是我们邻居的愚蠢行为造成的后果，也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忽然明智地意识到，有时花的比挣的多也是挺好的——当然，这样会导致我们储蓄的降低。
无论如何，愚蠢的过度贸易顺差比愚蠢的过度贸易逆差更危险。这是因为过度的贸易逆差可以自我限制：如果我们每年都有贸易赤字，破产的威胁最终会迫使我们停下。但过度的贸易顺差可能会永远持续下去。持久的贸易顺差往往意味着，要么我们工作太努力，要么我们消费太少，不管怎样，我们都没有得到足够的生活乐趣。
当读到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时，我们需要记住的最后一点是：国家不过是单个家庭的总和。我们需要关心其他的家庭，但对其他家庭的关心应该是有限度的。即便我们可以确信美国人平均花费太多，或者收入太少，或者支出太少，或者赚得太多，但不管什么结果，这些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只要维护好自己的家庭就够了，为邻居的消费习惯而烦恼，就像为他家客厅地毯的颜色而烦恼一样，多余而无聊。也许石灰绿是个错误的选择，但需要承担错误后果的是邻居。
外包寓言的寓意
曾经有人发明了一种新的、更便宜的方法来分析核磁共振数据，医疗费用得以下降，更多的人得到了更好的治疗。这项发明使一些放射科医生失去工作，但这些医生可以通过再培训，进入其他更能够展现其才智的专业领域。
我们的发明家被誉为民族英雄、新时代的托马斯·爱迪生，放射科医生却开始抱怨，但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没有这种“错位评价”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正如制蜡商曾经抱怨爱迪生的电灯泡一样，但其他人都称赞它。
很快，这位著名的发明家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核磁共振数据，并通过他那神奇的新型分析机器进行分析。这种机器的运作方式被盖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直到有一天，一位调查记者找到发明家心怀不满的前助理，才得知所谓的“大发明”只不过是一台能上网的笔记本电脑，而这种笔记本电脑市场价只有600美元。这位“大发明家”用这台能上网的电脑将数据发给亚洲的放射科医生进行分析。这些亚洲的放射科医生薪酬很低。他们将分析报告以邮件的形式发送回来，被“大发明家”以神奇机器输出的结果的名义再高价转卖。
整个国家被激怒了。这个人根本不是什么发明家，充其量只能算个外包商！之后，美国所有的放射科医生都失业了！纽约州的参议员查克·舒默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专栏文章，哀叹外包商的邪恶，并以放射科医生的命运作为他的主要例证。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选择忽略这样一个事实：核磁共振数据无论是被发送往亚洲，还是在发明者的台式机上进行分析，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外包的优势与神奇发明的优势完全相同。但在他们急于遏制外包的罪恶时，所有人都失去了这些优势。
当然，这只是一则寓言，由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詹姆斯·英格拉姆教授在很久以前写的一则寓言改编而来。但这个寓言并非全部出于虚构。比如，在不久的将来，亚洲的放射科医师的确能够以比目前成本低得多的价格分析互联网上的核磁共振数据；再如，舒默参议员最近确实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谴责发展这一事业的文章，因为这意味着美国将有更多的放射科医生失去工作。
除了一群如果还想保持对社会有用，必须进行再培训的高薪专家之外，还有谁能预想到一位民主党参议员会反对减少医疗费用这一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的行为？在同一篇文章中舒默参议员说，年薪15万美元的美国软件工程师，面临的亚洲竞争对手的年薪只有2万美元，而他们可以胜任完全相同的工作。可以肯定的是，消费者将受益于这种竞争，具体金额，平均而言远低于15万美元。参议员并没有替消费者们欢呼，而是站在少数高薪专业人士的立场，为维护他们的高薪而努力，尽管他们工作的领域已经不再需要他们的技能。
很显然，舒默参议员并不明白这则寓言的寓意。这则寓言的寓意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将工作外包出去与发明一项新技术完全一样。把问题送到国外，解决之后再送回来，与把问题输入一台新机器，解决方法就会自动输出来一样，都是极好的！新的贸易模式和新发明一样，都可能需要一些社会调整，但收益几乎总是大于成本。如果我们可以为进步而欢呼，那么我们就应该为贸易而雀跃！
新种族主义
在距今不算太久的美国历史上有一个时期，各政党的党纲宣言中曾包含这样的内容：“联邦政府的合同，只要有可能，应该优先提供给白人工人。”政客们还要求税收减免，以奖励雇用白人而非黑人的公司。同样是这一批政客还支持所谓“知情权”的立法，要求产品供应商在产品标签中提醒消费者，商品是否由“正确的”（白人）工人生产。他们的口号是“买白人生产的产品”！
当我说“不久前”这种事情还很常见时，我指的确实是“不久前”的事，距今没有多长时间。以上信息是我最近从约翰·克里的网站上得到的，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道德差异之外，一字不差。唯一的变化是我将克里口中的“美国人”替换成了“白人”。
在这里，我并不是要说只在克里参议员或民主党人身上存在这样的问题。两大政党以及主要小政党的内部，都爬满了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漂泊者，他们歧视不同国籍的人，这一点的恶毒程度丝毫不逊于戴维·杜克或者其他公开的种族主义者歧视不同肤色人群的行为。如果种族主义者在道德上令人厌恶，那么仇外心理令人生厌的原因也完全相同。
有人可能会说，等一下，美国政府不是应该由美国人选出来为美国人服务的吗？确实，政府存在的首要意义不就是表达本国公民的意愿吗？美国军队保护本国国土与保护其他国家国土相比肯定更投入、更积极。我们在地图定位方面对冰岛也采取了歧视性政策，相比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我们对美国州际公路的定位更详细、更准确，使用更方便。既然美国可以这样做，那么美国政府的政策为什么不能以牺牲外国人的利益为代价来造福本国工人呢？
当然，美国政府是由美国人选出来为美国人服务的。历史上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南方的许多州长说，他们是由白人公民选举出来的，应该为白人公民服务。历史是惊人的相似，但这并不意味着，侵犯其他人权利是可以的！
至于国防和州际高速公路，这些都是伟大的公共事业。我们通过交税来支付它们的成本。那些支付成本的人应该从中获益，是有道理的！美国军队保护美国人而不是秘鲁人，就像汉堡王的汉堡为汉堡王的顾客提供服务，而不是为麦当劳的顾客提供服务一样，这再合适不过了！
但劳动力市场与此完全不同！当通用汽车公司在美国雇用一个底特律人，或在华雷斯城雇用一个墨西哥人时，我们都没有为此买单。所以，这根本就不关我们的事，也不应该关我们什么事！
在我看来，这个真理不言而喻：底特律的陌生人并不比华雷斯城的陌生人更加值得关心。当然，两相比较，我们更关心与我们更亲近的人，就像关心家人胜过关心朋友，关心朋友胜过关心熟人一样。但如果谈论的都是完全陌生的人的话，应该将他们都置于相同的基础之上。曾经，我听到美国人说:“我更关心美国人，而不是墨西哥人，因为我和美国人有更多的共同点。”如果你碰巧是个白人，你也可以说你更关心白人陌生人，而不是黑人陌生人，因为你和白人有更多的共同点。但这些可以作为惩罚雇用黑人的公司的理由吗？
无论如何，保护主义难以行得通。法律旨在“保护”的美国人可能要求提高工资，但他们提高工资进而导致商品价格提高的后果，却由所有人共同承担，我们买他们生产的产品越多，我们的生活变得越糟。这一事实的证据（这的确是事实，而不仅仅是个经济学观点，与达尔文在生物学的范围内建立的进化论观点不同，它是严格的事实，而不是“猜想”）可以在任何中级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找到。关键在于认识到，发现新的贸易伙伴与找到新的技术一样，都可以使我们获利。我们的核磁共振成像数据由印度人在互联网上进行分析，与通过笔记本电脑上的新软件进行分析，并无本质区别。如果技术能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那么贸易也一定如此！
但那份旨在说明贸易保护主义同样可以使美国人受益的观测报告，与我这里的观点是完全契合的，因为，无论是克里版的贸易保护主义，还是纳德版的贸易保护主义，抑或是布坎南版的贸易保护主义，只要是以牺牲外国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改善美国人生活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如果你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是因为你认为这对你有好处，那么你可能学了“假经济学”。但如果你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是因为你认为这样对你的美国同胞有利，即便以牺牲外国人的利益为代价，那么在我看来，你的道德也是“假道德”。
当然，本书应该是本经济学方面的读物，而不是道德方面的，你的道德标准也可能与我的完全不同。但请让我暂时放纵一下，试想：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否定外国人获得生活的权利来丰富自己的生活，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通过侵略和平的国家，并攫取他们的资产来中饱私囊？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不仅仅是因为它可能会适得其反，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相信人类有人权，不管他们的肤色和他们住在哪里。窃取别人的资产是错的，窃取别人生活的权利同样是错的，无论受害者出生在哪里！
[1] 参阅附录，可以讨论这个论证中的一些微妙之处。
[2] 埃拉托色尼是公元前3世纪希腊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