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不安的事
很久以前，一位名叫兰德尔·赖特的经济学教授从康奈尔大学辞去了工作，开着他的装有涡轮增压发动机的道奇代托纳来到费城，就职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当赖特教授了解到在费城上汽车保险需要花多少钱（对于已婚，超过25岁的男性来说，通常为每年3600美元或更多）之后，他果断地放弃了开车。
如果住在费城，你的汽车保险费用大概是住在密尔沃基的三倍，是住在西雅图的两倍多。费城保险行业历来薪水比较高，比在巴尔的摩、芝加哥、克利夫兰等城市的都高，尽管这些城市的盗窃率要高得多。这让赖特教授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并最终在著名的《美国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费城汽车保险如此昂贵之谜》。
一个合理的猜想是：答案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毫无关系，而与国家监管机构的行为有很大关系。但事实并不支持这一猜测。匹兹堡和费城属于同一个州管辖，监管机构的行为差别不大，但匹兹堡的汽车保险价格不到费城的一半，尽管匹兹堡的盗窃率是费城的两倍多。其他州的情况也提供了同样惊人的对比：圣何塞市比周边的旧金山便宜得多；杰克逊维尔比迈阿密便宜得多；堪萨斯城比圣路易斯便宜得多。
当赖特教授对这些差异感到困惑时，一位名叫埃里克·史密斯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生卷入了一场车祸。是对方司机的错造成了这场事故，但对方没有什么资产，也没上保险，所以史密斯不得不从自己的保险公司那里理赔。这一不愉快的经历激发史密斯和赖特发展出一种新的保险定价理论。
简而言之，该理论的主要观点包括：部分司机不上保险会导致保费增高；高保费会导致部分司机不上保险。具体细节是这样的：大量不上保险的司机增加了我们遇到像史密斯先生这样遭遇的概率，即便我们没有过错，可能也得从自己的保险公司那里理赔；保险公司为了弥补这种风险，只能收取更高的保费。但提高保费又会导致更多的司机选择不买保险，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一旦城市进入这个恶性循环，就很难逃脱。
换句话说，保险费率由自我实现的预言驱动。即：如果大家都预期会有很多司机不上保险，那么保费就会很高，进而真的会有很多司机不上保险。相反，如果大家都预期司机们会上保险，那么保费就不会高，进而司机们真的都会去上保险。两种结果都存在自我强化效应。城市一旦陷入这两种循环（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会无限期存在下去。
所以，现代费城人遭受的保费过高的遭遇可能是他们祖父母一时悲观情绪的爆发造成的结果。如果这一短暂爆发的情绪是相反的，即过去的费城人相信保费率会降下来、他们的邻居们都会去上保险，单单这一信念就足以真的让保费降下来，大家都去上保险。之后，费城的保险市场可能就会像密尔沃基市的保险市场一样，并永远一样。
情况也可能不同：如果费城拥有足够多的“核心保险”，即便保费率与密尔沃基的一样，费城人也不愿意为自己投保。“史密斯–赖特理论”预计，部分城市，并不是所有的城市，具有长期保持低保费的潜质。
看到具有此类潜质的城市把潜力变成现实是一大幸事。强制执行《强制保险法》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方法之一。（美国的绝大多数州都已经颁布了《强制保险法》，但执行情况堪忧，即便执行的州，最低责任限制也设定得太低，低到不足以产生什么影响。）
从理论上讲，强制保险可以让每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包括那些目前没有意愿上保险的人。不愿意以3500美元的价格上保险的费城人，都希望能有以500美元的价格购买保险的机会。所以，如果强制保险能够让保费大幅下降的话，无论是先前投保的人，还是后来新投保的人都能从中受益。（实际上，可能会有一小部分人，应该是处于收入分配低端的那部分人，即便保费降到500美元他们也不愿意买。但基于收入水平的保险补贴制度，甚至可以使最穷的那部分人也能分享到更低保险费的好处。）
对于在意识形态上追求自由市场信念的人（比如我）来说，理解史密斯和赖特的理论有些困难。我们习惯于将自由市场作为自由和繁荣的担保人来捍卫，但在这里，自由和繁荣是矛盾的：政府通过强迫人们放弃短期利益，让每个人获得更多长期利益。（尽管一些自由主义者会反对说，这种繁荣是一种幻觉，因为那些被赋权的政府将不可避免地滥用权力，从而损害我们的利益。）
为更便宜的汽车保险牺牲一点点自由值得吗？我倾向于相信肯定的答案，但这个问题让我有点不安。
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需要在自由和繁荣之间做出选择，因为二者是齐头并进的。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联手世界各地的几十个智库，对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自由度从1到10进行打分。高评级的国家和地区具有的特征包括有限政府 [1] 、税收低、执行力强的财产权、运转良好的市场和自由贸易等。目前，中国香港排名第一，其次是新加坡，然后是新西兰、瑞士和美国中的一个，缅甸排名靠后。
当然，这并不能证明经济自由与人均收入的因果关系，但很有启发性，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支持这一建议。
顺便说一句，如果以政治自由进行同样的实验，包括定期选举、强大的反对党、言论自由和宗教等等，将这些因素作为横轴进行绘图，会发现所有的点看起来几乎都是随机的。在我看来，政治自由虽然是件好事，但与经济自由不同，它与繁荣似乎没有任何联系。
对于我们这些同时关心自由和繁荣的人来说，如果目标之间是和谐一致的，实在是好运气。很大程度上，自由可以促进繁荣，但不总是这样。费城的汽车保险市场就是这样一个例外。事实上，这本书主要就是关于例外情况的。成本效益分析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一夜情还是太少（至少在最不乱交的人们之间是这样），人口还是太少，漂亮的人既太多又太少（因为看漂亮的人很有乐趣，所以漂亮的人太少；又因为漂亮的人会转移别人的注意力，使希望被别人注意到的人无法被人注意到，因而又太多），发明创新太少，出版的书籍太多。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税收和补贴来解决，但需要以牺牲一点点经济自由为代价。这些权衡让我不安。
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提出了这一权衡更明显的版本：假设有些人（“保守”）珍惜他们的宗教自由，同时更珍惜对色情的禁令；另外一些人（“好色”）珍惜自己阅读色情杂志的权利，同时更珍惜对宗教的一般禁令。如果同时禁止色情和宗教，会让每个人都更快乐，同时也让每个人都更不自由。这算是一件好事吗？
森的困境在实践中不太可能出现，因为总有一些人会因“禁书令”而被冒犯，所以禁令不可能让每个人更快乐。但在实践中，我们不需要通过关注政策获得人们支持的情况来判断政策的好坏，相反，我们采用更灵活的标准，如成本—收益原则：当政策的收益超过其成本时，政策是好的，其收益（或成本）通过支持者（或反对者）愿意为制定（或废止）这项政策而支付的金额来衡量。
遗憾的是，这对避免陷入森的困境没有任何帮助，因为森的困境本身就建立在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之上。假设我愿意花20美元去读保罗·克鲁格曼的颠覆之作，而你愿意付40美元来阻止我。严格的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是，应该禁止克鲁格曼的颠覆之作。
这样的结论会令多数人反感，所以禁止这样的事发生将是大功一件。跳出这一旋涡的简单方法是不考虑精神成本。人们不希望自己的鼻子被打一拳，将人们的这种情绪考虑到成本收益分析中，促使我们制定法律抑制殴打别人鼻子的行为，这种对情绪的考虑是应当的。但因为有人不希望我看克鲁格曼的书就要颁布相关禁令就不合适了，那是他自己的问题。
这一立场听起来很有吸引力，但不具有连贯性。如果我读克鲁格曼书的习惯，和我打别人鼻子的习惯对某人造成的痛苦是一样的，为什么公共政策应该阻止其中一个而不是另一个？
解决这一问题的其中一个答案是：心理成本不应该计入，因为它们太容易被夸大。任何人都可以声称自己遭受了价值100万美元的精神损失，但我们无法知道哪些说法是捏造出来的，哪些是真实的。另一个答案是：一旦我们开始计算心理伤害，人们就会开始训练自己去感受它。
这两种答案都无法令我们满意。不过，直觉告诉我，不应该将心理伤害计算在内。但另一方面，同样的直觉又告诉我，应该继续前进找到另一块巧克力蛋糕。所以我不确定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相信直觉。
精神成本的镜像是精神收益。当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对掘开位于华盛顿东部的蛇河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时，他们提出了一些被他们称之为“存在价值”的东西，用来代表人们从获知河流狂奔向前中得到的精神益处。
原则上说，“存在价值”这一概念很有意义。如果你的艾格尼丝阿姨无法忍受人们在蛇河上修筑大坝，她的痛苦确实是维持大坝的成本之一；同样道理，如果艾格尼丝阿姨也无法忍受人们阅读《纽约时报》，她的痛苦也确实是新闻自由的成本之一。如果我们在智力上保持一致水平的话，我们对这二者应该要么都迎合，要么都拒绝。
但是，为什么要优先考虑成本收益呢？一个快速而客观的答案是，人们更关心的是成本和收益，所以，对这二者的精心计算是改善人们状况的最直接途径。我喜欢成本效益分析对每个人的一视同仁：成本按成本计算，不管是谁承担它；收益按收益计算，不管是谁获得它。
相反，我的学生经常反对这一点，因为这样会给富人更多的影响力。假如我最喜欢爬的树恰好挡住了比尔·盖茨起居室的视线，我可能愿意花100美元来保护那棵树，而比尔则愿意花50万美元来砍掉它。砍树会给我带来100美元的成本，同时会给比尔带来50万美元的收益。因此，如果我们是真正的成本效益信徒的话，就应该把那棵树砍掉。富人赢了！
以下几点可以反驳这一观点。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争论的对象是商业资产而不是树的话，比尔的财富多寡将无关紧要。如果一项商业资产能给他带来1000美元的收益，那么这就是他愿意为之付出的代价，这与他的贫穷或富有无关。
其次，在上述树的例子中，比尔·盖茨的财富确实是个巨大的优势。在很多种情况下，财富都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以房地产市场为例。比尔·盖茨的房子比我的大得多，原因与我们的相对收入无关。或许我们同样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结果，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吃的牛肉是不符合成本效益标准的，这是财富分配的结果。我们可以相信财富分配是不公平的，但仍然相信成本效益分析，正如我们相信财富分配不公平，但仍然认为房子应该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一样。
第三，住更大的房子与允许处理这棵树的权利之间，至少存在一个重大区别：比尔·盖茨为他的房子付钱，意味着其在未来交易中的财富和影响力的减少，尽管减少的程度很低；但在树的例子中，他获得的胜利似乎更令人生厌。这种区别是合理的。但同样，在不放弃成本效益哲学的前提下，这个问题也可以解决：如果比尔·盖茨真的认为他的视线值50万美元，那么就让他付给我30万美元，以换取砍树的特权。这样，他和我都会更快乐。事实上，如果这棵树属于我，这样的事就会发生。
如果想研究成本效益分析方面的真正难题的话，不妨试试这个——第七巡回上诉法院理查德·波斯纳法官的案例。假设我愿意花10万美元用带刺的铁丝网把你包起来，然后用牛角顶你，而你能接受的价格是不少于5万美元。这项“交易”对我来说价值10万美元，而对你来说成本是5万美元，所以所有优秀的成本效益分析师都应该同意，我被允许用带刺的铁丝网把你包裹起来，然后用牛角来顶你。事实上，只要你和我能坐下来协商一下，确定一个价格，比方说我向你支付7.5万美元，这样的事就真可能发生。你，我，以及成本效益分析师都会乐于看到这笔“交易”成交。
但是，让我们给这笔“交易”加上一个恶魔般的限制条件：我的快乐建立在你“不同意”的基础之上。看到你拿了钱开开心心地离开，完全破坏了我的“消费”体验，这是我不想看到的，现在怎么办？
依据纯粹的成本收益分析，我仍然应该折磨你，但不向你支付报酬。所以，按照严格的成本效益标准，富有的施虐狂可以折磨任何他们想要折磨的人。这比让比尔·盖茨砍掉一棵树更令人不安，而且我从未遇到过任何一个人，认为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我的结论是，没有人——或者我没见过这样的人——相信成本效益分析是政策评估的全部和最终结果。当然，这是件好事，但这确实意味着我们需要做一些权衡，尽管这些权衡可能让我们不舒服。
对于成本收益分析人员来说，另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是：都需要算谁的成本？
答案当然是“每个人”，但这仍留有很大的争议空间。胎儿属于“每个人”的一部分吗？如果我们将成本效益分析应用到堕胎相关的辩论中，这个答案肯定很重要。需要考虑胎儿的成本吗？还有这个问题，牛属于“每个人”的一部分吗？如果我们讨论素食主义的伦理问题，这个答案肯定很重要。
为了实施成本效益分析，我们首先需要确定胎儿是否算作成熟的人，但一旦这个问题确定，成本效益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多余的。如果一般的成本效益原则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对待未出生的人，那么它们肯定也不会告诉我们如何对待“还是个卵”的人（尚未成功受孕）。我们是否有道义上的义务去维护数以万亿计的“潜在的人”的利益？这些人，除非我们愿意“怀上”他们，否则将永远没有机会活着。
两种可能的答案——“是”和“否”——对我来说显然都是错误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在道德上有义务生养大量的孩子；如果这些未孕育的“孩子”拥有道德上的地位，那么他们就像被囚禁在地狱边缘的囚犯，单靠自己无法进入活人的世界，我们当然有义务帮助他们中的一些逃脱（在第2章中，我们已经论述过，为了帮助已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应该生养更多的孩子。但如果认可这一观点的话，就应该生养更多的孩子来为这些孩子自己的利益服务）。我觉得这些都是错的。
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假设尚未孕育的人没有道德上的地位，那么肯定不应该有人从道德上反对我们把整个地球毁灭到后代无法生存的地步（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把地球像垃圾一样扔掉，一些出于自私的理由也可以促使我们保护地球。或者说，如果我们曾经想要糟践地球的话，那在道德上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不怀孕，也就不会有后代，并且尚未被孕育的人不被视为道德上的实体，那么我们的罪行（污染环境、破坏地球等）就没有受害者，这些罪行自然也就不是真正的罪行。
所以，如果尚未被孕育的人拥有权利，我们会得到一组令人不安的结论，如果他们没有权利，我们同样会得到一组令人不安的结论，区别只是不是同一组而已。也许有第三种方法，那就是承认我们无法在逻辑上严谨地对待那些涉及尚未被孕育的人的问题。下面我提供些证据给大家看。
这样的夫妻肯定为大家所熟知：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还没有决定是否要第三个孩子。他们思前想后，左右摇摆，权衡利弊，还是无法决定。最后他们决定继续生。从第三个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开始，父母就深深地爱着他，为了保护他的生命愿意牺牲一切。
这一行为与人们购买家用电器、家具或光盘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通常，让我们犹豫的产品并不是我们最珍惜的。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有时一张普普通通的CD带回家后却发现出人意料的好，但总的原则是，如果我们不确定想要它，通常是不会珍惜的。那么，孩子为什么如此不同呢？
我的一个同事认为这里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他说，把婴儿比作微波炉的等价物是错误的；相反，应该把婴儿看作一种能让人上瘾的药物。人们在尝试海洛因时会犹豫，但一旦试了，就会上瘾，而且很难戒除，就像对孩子一样。
但我认为这是个更糟糕的类比，因为海洛因成瘾者往往是那些一开始相信自己能摆脱毒瘾的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很愚蠢，也可能因为他们是爱冒险的赌徒，但这正是他们所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会听到很多瘾君子讲述他们的经历是这句话：“要是早知道……”）。这与父母的真实情况不同，父母事先就知道，他们一定会对自己的孩子“上瘾”。他们选择令自己上瘾的对象时眼睛睁得很大，就像顾客选择微波炉时一样。
此外，父母和海洛因成瘾者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父母事先知道他们会上瘾，而且基本可以确定，他们没有打算戒除这一“毒瘾”。如果你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母，在摇摆是否要第三个孩子，这时你对成为父母已经有了较好的认知，你已经知道，你不会像瘾君子一样藐视他的毒瘾，你会珍惜你的孩子。当人们知道自己最终会爱上某样东西时，又为什么在开始时犹豫呢？
作为独生子女的父母，我可以证实人们确实有这样的行为。我知道我处于未受孕状态的孩子最终会成为我最宝贵的“财产”，如果我将他们生出来的话。但这并不影响我选择让他们永远处于未受孕状态。有没有可能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逻辑可言？
如果认为整个讨论占据了你难得的周日空闲时间，也耽误了你准备化学期末考试的时间，最后却没有得到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结论，对此我不敢苟同。每当我们讨论关键的现实世界政策问题，比如改革社会保障体系时，我们都在含蓄地谈论我们对后代的义务，尽管这些“人”还处于未受孕状态。在尚未弄清楚这些义务本质的情况下，对这些义务进行理智的讨论是不可能的。
当然，很多关于社会保障的争论都开始于众所周知的胡说八道，各方华丽的修辞被没有任何意义的参考体系搞得乱七八糟，这些参考包括保险箱、信托基金及其他与潜在的经济学理论不相干的会计技巧。
经济的基本面是：在2050年，既会有年轻人，也会有老年人。依据人们工作的努力程度，会得到一定数量的商品和服务分配。2050年的人们将面临四个问题：年轻人应该多努力工作？老年人应该多努力工作？年轻人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比例是多少？老年人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比例是多少？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在2050年的立法机构中得到解决，很大程度上不会考虑我们今天通过的任何法律。因此，如果我们真想帮助未来的公民，那么现在的会计准则和其他的金融诡计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们所能做的，即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就是减少消费，以增加未来的剩余。我们给他们留下更多更好的工厂，他们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以我们无法控制的方式分配这些产品。
因此，关于社会保障，只有两个有意义的问题。首先，我们是否愿意减少消费，以让我们的子孙可以消费更多？其次，如果愿意，我们怎样才能让自己去做？
通过优惠的税收政策鼓励储蓄可以作为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之一。或者通过逐步取消社会保障来鼓励储蓄，这至少可以鼓励一部分人存更多的钱。这些改革的代价是我们必须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储蓄越多意味着消费越少。逐步取消社会保障金意味着面对大量暴躁的75岁老人。
是否愿意做出这些牺牲取决于我们在乎的是谁。如果我们愿意压榨当前70岁、80岁这几代人的利益，明天就可以关闭社会保障系统，这将使以后的各代人受益，并直至永远。原因是人们会立即开始存更多的钱，因为储蓄比支付社会保障税要好受得多。持续的储蓄不断补充着更多的投资，进而建立更多的工厂和更大的生产能力。结果就是：今天毁灭数百万老人，未来造福无数潜在的人。
从严格的成本效益角度来说，这是一笔不错的交易，前提是我们把所有潜在的后代，看得与我们现在这些人一样重（是的，我知道这对目前的老人不公平，所以我用了“压榨”这个词。关键是这样的好处比坏处多）。支持这一论点的论据是：不管人们什么时候出生，人都是人，所以应该把所有的人都公平地考虑在内。反对这一观点的论据是：我们没有生育这些“人”的道德义务；如果我们都不需要给这些“人”生命，当然就更不需要给他们财富了。
两个观点都很有道理，结论却完全相反。不好意思，我又内心不安了。
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或废除）应该能够吸引那些关心未来几代人的人，也就是支持环境保护的那批人。保护环境和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都是将当代人的利益向后代人转移。所以总体上说，我相信支持其中一个制度的人对另一个制度也不会反对。
如果你正努力决定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你可能还要记住，未来的人可能比现在的我们更富有——本书的第2章中计算过，仅仅400年之后，我们的后代每天的收入可能超过100万美元。因此，如果我们反对社会保障，或者赞成保护环境，实际上是将财富从相对贫穷的人，即你和我，转移到相对富裕的人，即我们有钱的后辈身上。既支持上述观点，又支持建立旨在将收入从富人转移到穷人的大型福利国家，在思维上是矛盾的。
因此，作为第一个近似答案，我希望一部分人（更关心穷人，因而更关心当代人的人）能支持福利计划和持续的社会保障、减少环保投入；而另一部分人（更关心富人，因而更关心后代的人）则提倡减少福利和社会保障、保护环境。
当然，对于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还有更多的路要走，但我相信，对于任何我们能想象到的一揽子政策计划，都会有连贯的思维基础。但总有些计划比其他计划不协调的地方要多些，这些不协调会使我内心不安。
我不确定应该如何对待尚未出生的、尚未成功受孕的，以及可能永远不会出生的人，所以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活着的人身上。那么，死者的偏好应该得到关注吗？
当然不用，因为死者没有偏好，这是死亡的一部分。那么，他们曾经的偏好需要关注吗？比如，不要在我死后把我的器官移植走，我脑死亡后不想在呼吸机下苟延残喘，我想把我的骨灰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游客画廊里撒出去，等等。这些偏好应该得到关注吗？
有时我们尊重死者的喜好，是因为我们认为死者通常是非比寻常的智者，或者是因为“让死者决定”是不流血解决冲突的好办法。这就是我们遵循美国宪法指导的原因，但在这里似乎并不特别相关。我们尊重死者意愿可以通过强制执行他们的遗嘱来体现，也可以通过改变他们生前的行为来体现。比如，如果有人向我保证，我的遗产将全部留给我的女儿，而不是其他某个陌生人，我将会更努力地工作，更少地消费，这意味着其他每个人都可以少工作，多消费（毕竟，我多生产的和我减少消费留下的商品都可以提供给别人，并且可以立刻提供给别人，不必等到我死后才提供给别人）。这是向人们承诺强制执行死者遗嘱的很好理由，并且这种承诺意义重大，因为其他人也会相信自己未来的遗嘱会被尊重。
另一方面，我认为没有非常坚实的理由来支持我自己支配自己遗体的诉求。我对这一点的偏好可能很强烈，但人一旦死了，这些偏好就不再具有相关性了。在我还活着时，你保证会按照我的偏好执行我的遗嘱，并不会以任何对社会有意义的方式改变我的意愿。
托马斯·杰斐逊（逝去的智者之一，我们需要向这些智者寻求指引）告诫我们，地球属于活着的人。他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忽略掉死者的偏好。一旦人已逝去，关心他们的偏好就不再具有意义。
幸存者的偏好需要关注吗？举个例子：特丽·夏沃，一个依靠呼吸机活着的女人，医生认定她将永久性地处于无意识状态，相当于死亡，因为丈夫和父母无法就是否拔掉她的呼吸机插头达成一致意见而成为全美国关注的焦点。 [2]
“夏沃争论”的本质是对资源的控制，也就是夏沃的身体，因此在经济学分析的范围内。夏沃的丈夫迈克尔想要停掉她的呼吸机，她的父母想就这样维持下去。于是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有人决定处置掉某一资源，我们是否应该阻止其他人回收该资源？比如，如果我决定扔掉我的烤面包机，有人想从我的垃圾中回收它，并获得一个净经济收益，这样有问题吗？在夏沃的案例中，迈克尔·夏沃要停掉他妻子的呼吸机，即“处置”掉夏沃，而她的父母想要“回收”她，有什么理由阻止她父母的行为？
除了迈克尔·夏沃想要阻止他们这一事实之外，成本收益分析的规则要求我们假定，所有人的愿望都应该得到尊重，对此，我并不十分确定。
在审查制度方面我遇到过一个例外情况，这个例外情况也同样适用于这个案例。我认为，只是为了阻止别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对别人施加阻拦的偏好，不是我们应该迎合的。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会导致各种难以划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多数都很难回答。但另一种选择，在我看来无异于支持清教徒的暴政。
在我看来，现在的迈克尔·夏沃就像坐在清教徒的位置上一样。但实际上，除了埋葬他的妻子之外，他从未想过要用她的身体做任何事情。这与他所认为的一个死去的女人应该有的愿望相一致，但这一愿望本该随着她的死去而不再被考虑。迈克尔·夏沃唯一的愿望就是阻止别人维持他妻子的生命，在我看来，这与阻止别人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没什么区别。
唯一的区别是，我非常能理解人们为什么愿意读劳伦斯的书，却很难理解人们为什么要维持实际上已经死亡的亲人的生命。如果有人想要利用别人来维持他们实际上已死亡的亲人的生命，比如，通过医疗保险的方式，我想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忽略掉他们的这一偏好。但如果他们（特丽·夏沃的父母）愿意自己承担这些成本，我推断这是他们非常想要的，那么，不应该有什么理由阻止他们。
事实上，迈克尔·夏沃也表达了同样强烈的想要埋葬他妻子的愿望（拒绝了别人对他捐赠的100万美元，有的报道说是1000万美元），但我认为这两种愿望之间有本质区别。想要维持特丽生命的愿望与想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愿望一样，或者更准确地说，与读一些我认为没有什么文学价值的书的愿望一样。想要阻止别人维持特丽身体的愿望与审查别人的愿望一样，即便严格的成本效益分析支持这一审查，我也会反对。
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政策制定哲学和经济学观点充斥在许多教科书中，我不想把这本书也变成这种观点的总结。我要说的是，尽管研究过这些观点的人，没有人（据我所知）发现他们普遍的令人信服，但只要他们中的多数人认为他们具有广泛的说服力就够了。问题是应用这些观点的边界在哪里？
我倾向于在偏好的某个方向上画一条线来约束其他人的行为。如果网络上的色情片、阿拉斯加的石油开采，或者垃圾桶里的拾荒者冒犯到某些人，我会欣然承认这种冒犯是一种真正的成本，但我在进行政策分析时不会将它考虑进去。
做出这样的选择之所以有些恐惧，是因为我没有明确的原则判定我到底应该在哪里画这条界线。如果有人反对在自己计划去的地方开采石油，我倾向于考虑这一诉求；但如果有人反对在自己白日梦中梦到的地方开采石油，我则倾向于选择忽略。我认为我已经有许多很好的理由来解释这些选择，但我希望我能有更好的理由解释这一切。
当被迫思考如何为后代着想的时候，我也感到同样的恐惧。但面临市场失灵时，这种恐惧来得尤为强烈。就像在费城的情况一样，政府的行动可以明显缓解这一问题，但需要限制人们的一些自由作为代价。
如果我们对每一项溢出成本征税，并补贴每一项溢出收益，那么原则上说，我们的公共河流会变得更加干净清洁。但是干预过度的政府也是一种污染，或许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一点。
[1] 有限政府指政府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受到法律和社会的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编者注
[2] 关于夏沃的实际情况，一直以来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由于缺乏相关专业知识，所以我无法就这一争议发表有见地的意见。为了讨论的方便，这里认为夏沃不可恢复。
附录
下文将列述一些进一步阅读的资料和建议，以及一些其他观点。
前言 我不知道是谁第一次说“常识告诉我们地球是平的”，但如果感兴趣，可以在我最喜欢的智慧宝库里找到它，网址是http://www.nancybuttons.com。
再举个可能会帮助大家的例子：
通用汽车建立一个新的工厂，世界上会有更多更好的汽车，但成本包括：由于本来可能成为挤奶工、电缆工及面包师的工人都去制造汽车了，所以，肯定会有些地方的人需要少喝牛奶，有些地方的人需要多等一个星期才能铺好电缆，有些地方的人需要早起15分钟为自己准备午餐。工厂占用的土地可能原本会成为面包房或艺术工作室，所以世界上的面包和艺术画作都会减少。
幸运的是，所有这些成本和收益都由通用汽车公司自己承担。它为土地和工人支付的价格反映了它在其他用途上的价值；其出售汽车的价格反映了其为消费者创造的价值。如果收益超过了成本，它就会建造新的工厂；如果相反，它就不会建新厂，就像事情原本应该的那样。
但是，如果工厂注定要污染公共河流（或者生产污染空气的汽车），那么这个成本收益就得重新计算。污染是一种真正的社会成本（会对其他人造成伤害的另一种奇特说法），但通用汽车公司可能并没有承担这一成本。从这一角度考虑，通用汽车建造的工厂数可能过多了，就像大家共同买单时会点更多甜点一样。
第1章 迈克尔·克雷默关于艾滋病的研究刊登在《经济学季刊》上，标题是《艾滋病流行病学模型与行为选择模型联合研究》。
第2章 迈克尔·克雷默关于人口增长的研究刊登在《经济学季刊》上，标题是《人口增长和技术变革:公元前100万年到1990年》。关于经济发展停滞千年及工业革命产生的原因，请参阅诺贝尔奖得主小罗伯特·E.卢卡斯的《工业革命:过去与未来》，由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出版。关于经济增长对普通家庭主妇生活的影响研究，请参阅杰里米·格林伍德、南·瑟哈德里和穆罕默德·尤库古卢共同发表的《解放的引擎》，刊登在《经济研究评论》上。澳大利亚父母产假的影响效应分析，请参阅苏黎世大学教授拉斐尔·莱韦林和约瑟夫·兹韦姆格勒的文章，标题是《育儿假会影响生育和返工吗？——来自“真正自然实验”的证据》，该论文在本书写作时尚未发表。
第4章 颜值对工资的影响效应分析，请参阅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丹尼尔·哈默梅什教授和密歇根州的杰夫·比德尔教授的文章，文章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肥胖对工资的影响效应分析，请参阅约翰·考利教授（康奈尔大学）在《人力资源杂志》上的文章。宾夕法尼亚大学优秀的经济学家尼古拉·佩西科、安德鲁·普斯特怀特和丹·西尔弗曼研究了身高与成功的关系，西尔弗曼现在执教于密歇根大学。身高与智商都很高的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克里斯汀·帕克森则研究了身高/工资与智力差异的相关性，其论文题目是《身高决定地位：身高与能力在劳动力市场的不同表现》，该文章在本书完成时也尚未发表。“科迈普”三人组的理论见于《政治经济杂志》，标题为“社会规范、储蓄行为与经济增长”。
第5章 收入的增长逐渐让第三世界的儿童退出劳动市场。这一观点由康纳尔大学的考什克·巴舒教授提出。随后，世界银行的研究员泽弗里斯·桑纳托斯发表了一篇深刻而重要的文章，题目是《全球童工问题：我们知道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文章已在《世界银行经济评论》上发表。
第6章和第7章 这两章中的许多想法都是午餐聊天时产生和逐步成熟的。许多同事都参与了这些讨论，但最好和最发人深省的想法几乎都来自马克·比尔斯。
第7章 关于贝叶斯牧师的生平事迹和在坦布里奇韦尔斯的生活，我要感谢D.R.贝尔豪斯在《统计科学》的文章，题目是《贝叶斯牧师和贝叶斯法则：庆祝他诞辰三百周年的传记》。关于死刑的威慑作用，请参阅艾萨克·埃利希和刘志强最近在《法律和经济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题目为《威慑假说的敏感性分析：计量经济学角度的分析》。更多文章请参阅埃利希和刘志强编辑的三卷书《犯罪经济学》，该书于2006年由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出版。
本章集中讨论了改进现存司法系统的措施。圣塔克拉拉大学的法学教授戴维·弗里德曼主张进行更为彻底的改革：彻底废弃整个系统，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私有化的法律体系，而政府负责提供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人们选择自己想要的法律法规，并与提供它的政府签约。依据弗里德曼的观点，这样的体系在历史上曾经运行得很好，比如中世纪时的冰岛，最引人注目的几个世纪执行的就是这样的体系。在弗里德曼式的世界里，人们只需要遵守自己选择的法律，特定法律的改变只会影响到自愿遵守的人，从而将溢出效应降到最低。
第8章 迈克尔·克雷默关于专利的论文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标题是《专利收购：鼓励创新的机制》。列维特和艾尔斯关于寻回系统的报告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标题为《对无法观测的受害者预防措施正外部性的衡量：对寻回系统的实证分析》。约翰·洛特和戴维·马斯塔德关于手枪控制的研究，发表在《法律研究杂志》（1997）上，在洛特的专著《更多的枪，更少的犯罪》中也能看到该研究。缩短排队长度的想法来自特拉维夫大学教授瑞法尔·海森在《计量经济学》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先到后服务的最佳排序》。耶鲁大学的拜瑞·内勒巴夫教授最早在解决饮水机排队的问题上应用了海森教授的观点，该文章发表在《经济学展望杂志》的专栏“谜”中。后来，在一次午餐聊天时了解到这篇文章，但当时不知其出处，于是我在《石板》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相同标题的专栏文章。
第三部分 关于使用铅笔影响工资的研究出自迪纳多和皮施克之手，文章发表于《经济学季刊》上，题目是《再次审视使用计算机的回报：使用铅笔也能改变工资结构？》。波士顿大学的凯文·朗最近发表的一篇题为“铅笔和计算机”的论文，提供了证据，证明电脑使用确实能提高生产率。
第9章 哈夫曼和沃尔夫关于搬家的研究结果在他们的书中有报告，书名是《成功的后代:投资孩子的效应分析》。
第10章 达尔教授现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执教，莫雷蒂教授在伯克利大学，他们的论文《对儿子的需求》尚未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