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子多孙，多福多寿
泰德·巴克斯特是美国老牌电视节目《玛丽·泰勒·摩尔秀》的一位新闻节目主持人，计划生养6个子女，希望其中一个能解决全球的人口问题。泰德不只是一名新闻节目主持人，更是一位自然经济学家。他的基本观点是：问题由人解决，所以，人越多被解决的问题就越多。
回顾历史会发现，一代人比一代人更富裕，我们比我们的爷爷富裕，我们的孙子也将比我们更富裕，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下代人搭了上代人创造力的便车。30年前，我们的父辈只能看两三个频道的电视节目，画面是黑白的，也不能录下来以备下次观看；他们使用电动打字机，带“删除”键的就是最新型号，并被吹嘘为不可思议的伟大发明，这一“伟大发明”也只能让你删除最近录入的一个字符，如果恰巧需要删除之前录入的字符，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我们应该感谢有线电视的发明者，应该感谢录像机的发明者，应该感谢电脑的发明者，是他们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如此舒适，但在此之前，我们更应该感谢他们的父母，庆幸他们的父母不是“人口零增长”组织的成员，他们生下这些发明家，这些发明家才有机会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经济增长的引擎是技术，技术进步的引擎是人口。好的主意出自人的头脑，人口越多，奇思妙想就越多；奇思妙想越多，我们的世界就越精彩！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教授，对人类历史数百万年的资料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与上述观点一致：人口增长促进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推动经济繁荣，经济繁荣又反过来促进人口增长（因为富足的社会可以抚养更多的儿童），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克雷默教授的研究引用了泰德·巴克斯特的成果，并得到了他的认可。
克雷默教授的观点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之上：如果世界的人口数量增长一倍，出生的天才数量也将增长一倍。就像学生人数最多的高中，校队实力也往往最强一样，较大的人口基数可以孕育出更好的科学技术。并且，一个伟大的四分卫也仅仅是“一个”四分卫，而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可以使“所有人”变得更具生产力。同时，四分卫一毕业，他对球队的贡献也会停止，而发明家对人类的贡献永远不会消失。
实际情况还远不仅如此，有两个原因可能导致人口的规模效益超过克雷默教授最乐观的估计。首先，天才之间往往惺惺相惜，可以碰撞出智慧的火花，2000个天才能想出的奇思妙想数量要远高于1000个天才能想出的奇思妙想数量的两倍，这就是1+1>2。其次，人口众多意味着市场更大，天才们的发明有更大的用武之地，从而激励他们更努力地发明创造。所以，人口的自然增长不仅使天才的数量得以增加，而且激励着更多资质平凡如你我的普通人去不断挑战自己，不断提高自己，从而创造出更多“后天”的天才。
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曾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一篇联合署名文章，认为只有当世界市场的规模大到足以让更多的企业创新能够获得合理回报的时候，工业革命和经济的大规模持续稳定增长才能够被触发。
现代意义上的人类最早出现在距今10万年前，在接下来的99800年中，几乎所有人都在贫困线附近挣扎，勉强可以维持温饱，他们的生活水平相当于现在美国家庭年收入400~600美元的标准。不排除个别地方、个别年代的收入水平略高于此，但最高不会超过此标准的两倍。当然，还有少量贵族，生活水平确实远高于此，但那毕竟是极少数，在数量统计上不具有意义。如果你出生于18世纪末之前的任何年代，你的生活水平极可能相当于现在年收入1000美元的水平，你的父母、祖父母是这个水平，你的儿子、孙子也不会与此相差太多。
然后到了18世纪末，距今也就数百年的工夫，改变出现了。人们开始变得富裕，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富裕……至少在西方是这样，人们的年均收入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年化增长率达到0.75%，数十年后，同样的情况在全球其他地方纷纷上演。人类的生活水平在经历了数万年的停滞不前之后，终于实现了年复一年的稳定增长和持续改善，不久之后，人们对这种改善就习以为常了。今天，我们期待着自己的汽车、电脑、药品，以及自己的娱乐系统能够给自己一些新鲜感，以使自己平淡的生活有些新意！但在工业革命之前不是这样的，人们的生活水平一直停滞不前，收入水平忽然有了0.75%的年化增长率，人们都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
随后，增长率有了更大的提高。到了20世纪上半叶，排除通货膨胀影响的人均年实际收入实现了1.5%的增长；到了60年代，这一数字达到2.3%，距今已经维持了50年左右的时间。光看数字很抽象，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说明一下这一数字代表的意义。
以美国家庭为例：如果你是一个美国中产，年收入5万美元左右，希望你的孩子成年后还能像你一样拥有适当的经济地位。假设从现在开始，收入保持2.3%的年增长率，25年后他的年收入可以达到89000美元。依此类推，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孙子，再过25年后年收入可以达到158000美元。如果还能继续保持2.3%的年增长率，在400年之后，他们的后代每天的收入可以达到100万美元。这个收入虽然比比尔·盖茨目前的收入水平稍低点，但已经很不错了。我要强调一下，以上计算的所有金额都是扣除通货膨胀影响后的真金白银，它们与今天的美元具有相同的购买力。
如果这一数字令你惊讶，让你不敢相信我们可以创造如此天量财富的话，下面的分析可能让你更加吃惊：以上计算结果仅是对过去数百年发展趋势相对保守的估计，即假定年度增长率一直维持在2.3%的水平；但实际上，这一数字两百多年来一直在慢慢变大。还要记住一个事实，历史上任何一次巨大进步，在它真正变为现实之前，人们都不敢相信它会出现。公元1世纪弗朗提努斯就曾说：所有的发明创造已被穷尽，我看不到一点能够更进一步的希望。但事实呢？现在看来这句话是多么好笑。
与整个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大背景相比，短期内经济周期的起伏不定就像是一部大剧中的小插曲，微不足道。20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大萧条，人们的收入水平降到了20年前的水平。在那些年里，人们的生活水准与他们父辈的生活水准相当，而这在他们看来是不可忍受的。人们生活应该越来越好、生活水平应该越来越高成为一种社会共识，这种共识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当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这实际上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是一个新现象，人类第一次对自己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此自信，没有一个18世纪的政治家会问老百姓：“你的生活比四年前过得更好了吗？”人们会以为他在做梦，因为没有人会相信现在的生活应该比四年前更好。
收入增长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我们不仅变得越来越富裕，而且工作时间越来越短，使用的产品质量越来越高。一百多年前，美国工人每周的平均劳动时间在60小时以上，今天，这一数字降到了35小时以下；一百多年前，只有6%的制造业工人可以享受到休假，今天，这一数字是90%；一百多年前，人们普遍10岁多点就得参加全职劳动，今天，童工已被完全禁止；一百多年前，只有26%的女性劳动者可以在65岁时退休，今天，超过80%的女性劳动者在65岁时已经退休了；一百多年前，家庭主妇们每天需要花费12个小时才能完成诸如洗衣、做饭、清洁、缝纫的家务活儿，今天，我们只需要3个小时就能完成。
1900年家庭主妇的“大洗之日”是这样度过的：首先，把盛满水的水壶放到炉子上，用木材或煤块给水加热；然后，开始洗衣服，纯手洗，冲洗干净了再用手或借助一种特殊的机械把衣服上的水拧干；之后是晒，晒干之后就是最麻烦的熨衣服，熨衣服用的烙铁需要在火炉里不断加热，直到能够熨衣服为止。整个洗衣过程大概需要花费八个半小时，家庭主妇们在这个过程中要走超过1英里（约1.6公里）的路程。我们能够对此如此清楚是因为，美国政府曾经专门雇用研究人员针对家庭主妇们洗衣服的过程进行跟踪研究，并详细地记录下来。
做家务不仅仅是洗衣服，20世纪初，多数家庭没有自来水，也没有集中供暖，所以家庭主妇的日常工作还包括打水和运煤。据测算，家庭主妇们每年要靠手推肩扛运送7吨煤和9000加仑（1加仑约为3.78立方米）的水。
到了1945年，洗衣机被发明出来，有些“女英雄”可以使用洗衣机洗衣服了。那时用洗衣机洗衣服，家庭主妇们的劳动量已经显著下降，所需的时间从八个半小时降到两个半小时，这个过程中家庭主妇们只需要走大约200米，而不是之前的1英里。如今的洗衣机功能更加强大，家庭主妇甚至不需要浪费一点时间在洗衣服上，你都不用看它一眼，洗衣机就帮你把衣服洗好了。购买洗衣机也很方便，定制的洗衣机制造好后会直接送到你的家中。
今天，美国最穷的家庭（年收入低于15000美元的家庭）之中，99%的家庭拥有冰箱，64%的家庭拥有空调，97%的家庭拥有彩电（其中超过2/3安装了有线电视），60%的家庭拥有洗衣机和烘干机，超过一半的家庭拥有个人电脑（其中绝大多数都可以接入互联网）。
我们能买到的产品质量在不断提高。试着列一张2001年时的电子产品清单，看看那些产品的技术参数，你一定会惊讶于这十几年来我们所用产品质量的飞速提高！那年我的一个好友花费600美元买了一部130万像素的数码相机，没错，是130万像素，还不及现在的手机，但那时我们还兴奋于这部相机只有一磅半（约为0.68千克）重，却能存储相当于一个软盘的容量。
如果你还不信的话，我们再举个例子——医疗保健。你是愿意以今天的价格享受今天的医疗服务，还是愿意以1970年的价格享受1970年的医疗服务？我相信只要没有与世隔绝的人，都不会选择后者。近年来，医疗保健行业尽管经常因炒作而被普通大众诟病，但不得不说，现在的医疗保健服务比起以前，质量提高了很多，价格也降了很多。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寿命也更长了，这都得益于医疗保健行业的发展。同样是20岁的年轻人，100多年前，他的母亲可能已经离他而去，而现在，20岁的年轻人，他的祖母可能还天天陪着他。
可测量收入的增长——即便是最近200年来的显著增长也不能完全反映我们经济状况的改善。美国中产阶层的平均可测量收入比中世纪时欧洲君主的收入稍微低一点，但这丝毫不影响美国中产比欧洲君主过着更加“奢侈”的生活。我猜想，如果亨利八世在世的话，一定愿意用他的半个王国来换取青霉素的终身供应以及登录互联网。
这一增长趋势会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日子会不会越变越好？没有人知道，就像没有人知道地球会不会在10年内被小行星摧毁一样。但我们可以对这一问题做出有理有据的猜测，我们确实看到在过去的两百年间经济一直在持续增长（尽管会有小的波动，但不影响大趋势），并且增长速度一直在提高，丝毫未见势头减弱的迹象；我们也确实看到所有的经济增长都是由技术进步所驱动，是技术进步在促使经济稳定健康增长。为什么我们没有因为技术枯竭而陷入经济停滞？为什么技术在不断进步？我们可以合理推测，这是因为技术进步具有“自助补充能力”：原有技术可以诱发新技术的出现，新技术的出现又诱发更新技术的出现，周而复始。再考虑到克雷默教授的观点——“增长的财富可以养活更多的人，更多的人反过来又以更多的方法创造更多的财富”，我们对未来持有谨慎乐观的态度是十分合理的。
怀疑论者很容易就能发难：为什么有的国家人口很多，经济发展状况却很差？这其实也很正常，有些国家人口的自然优势非常明显——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能工巧匠以及更多的交易对象，但这一优势被政府的不当政策所削弱，这些政策限制人们依靠自己的天赋获得合理报酬，限制人们之间的自由交易等。当人口增长的优势都被消除后，剩下的就只能是人口增长的负面效应了。 [1]
继续说人口多的优势。较大的人口规模不仅可以带给我们经济上的繁荣，还可以带给我们情感上的慰藉。我们对邻居好不仅是因为他可能成为我们潜在的交易对象，而且因为他可能成为我们潜在的朋友、潜在的恋人。我们对孩子们好也一样，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强的赚钱能力，而是心甘情愿地对他们好。比起僻静的蒙大拿，人们更喜欢生活在热闹的纽约；比起周围的乡村，人们更喜欢生活在喧嚣的加尔各答。人是社会性动物，哪里人多，哪里优势就多。
人越多，世界越丰富多彩。室内乐、帆伞运动、埃塞俄比亚餐馆等小众活动之所以能幸存下来，是因为人口规模足够大，大到有足够多的顾客养活这些运动的从业者。人口规模大，因而有各种特殊偏好的人也多，各种小众活动的参与人才足够多。要不是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喜欢这本书的奇葩就不会多到足以出版它。
生活在曼哈顿和底特律的朋友总是抱怨城市的拥挤与喧嚣，但只要他们还没搬离，我们就不必对他们的抱怨认真对待。美国有大量人少且安静的地方可以自由迁入，但至今都鲜有人问津！当被问及为什么生活在纽约时，曼哈顿人会告诉你，因为这里有剧院，这里有交响乐团，这里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这里有……其实他是在说：这里很拥挤。
人口增长可以带来若干好处，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好处都具有溢出效应。当我决定生个孩子的时候，你也可以从中受益。判断全球到底是人口过多还是不足，我们需要衡量溢出收益与溢出成本孰高孰低。
在那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不带溢出效应的成本与收益。我女儿的出生使我家的人均收入降低了1/3（原来收入分两份，现在需要分三份），如果不算收益（女儿出生带给全家人的快乐）的话，女儿出生那天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差的一天，但如果考虑到这一好处，那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天。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经济学家彼得·鲍尔曾指出：如果以人均收入作为衡量人们幸福指数唯一标准的话，家里的牲口下个崽儿都比自己的老婆生个孩子强。
多数情况下，不具有外溢性的私人成本和收益，与人口的数量问题决策无关，人们在考虑生几个孩子的时候，已经对这些成本和收益做出了充分且适当的考虑。事实情况也是这样，家庭规模与经济状况的改变密切相关。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发现，教育产业的经济回报率越高的地区，家庭规模也越小，这样，人们才能承受孩子教育费用的增加。这一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19世纪时的家庭一般都有七八个孩子，而现在却很少有这样的大家庭。在世界各地还可以发现，儿童死亡率的下降与生育率的下降密切相关，换句话说，生的孩子越少，孩子被抚养成人的比例越高，如果你的所有孩子都顺利长大了，这得益于孩子生得少了。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多数孩子都是“选择”的结果，而不是“随机”的结果。
澳大利亚政府最近在小范围内实施了一个严谨的对比实验。按照澳大利亚法律，第一次生孩子的新妈妈可以享受一年的育婴假，其间政府还会按月发放一笔补贴，这一福利仅限于第一次生孩子的新妈妈享受。1990年，这一规定放宽了，生完第一胎后两年内生育第二胎的妈妈可以继续享受这一福利待遇。
新政策来得很突然。第一胎出生于1990年6月的“六月妈”适用旧政策，出生于7月的“七月妈”适用新政策。这一政策意向从1989年11月被提上议程，到次年7月开始实施，中间只有8个月左右的时间，而怀胎需要10个月左右的时间，因此从理论上分析，人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自己的生育计划，以选择自己是适用新政策还是适用旧政策，因此可以推定，作为一个“实验的参与者”，人们的行为是客观独立的，未受主观因素的干扰。
实验的结果是：相较于两年后要二胎的“六月妈”数量，“七月妈”的数量有15%的显著增长，继续跟踪10年后的状况，结果一致。
换句话说，人们的生育行为对外界的激励做出了积极反应，即便这一激励相对较小（澳大利亚政府的补贴仅相当于每月350美元）。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人们的心中都有一本账，计算着自己的所得和所失。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现实情况。我说我想要一个女儿，意思是说无论生养她的成本多高我都愿意承受，我都认为她“值”。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你的父母，他们也是这么看待你的，否则你就不会出现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人类不理性吗？不是。说明生养孩子除了具有很多显性的、相对易计算的、由当事人自己承担的成本和收益外，还有大量隐性的、难以计算的溢出成本和收益，这些成本和收益都被“当事人”以外的他人、大众或整个社会承担和享用。你，像我的女儿一样（其实所有人都是），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给亲人带来宝贵的爱，甚至给世界带来新的发明创造。但这意味着整个世界应该为我生了女儿、为你的父母生了你而鼓掌吗？当然不是，除了这些溢出收益外，我们还有很多溢出成本需要承担。
但是要注意，哪些成本、收益可以溢出，哪些不可以溢出，二者很容易混淆。以资源消耗为例：只要生活，人们就需要从社会中索取食物、石油、土地等资源，你可能会想，你索取了资源，其他人能索取的就少了，你“占用”了他人的资源，虽然占用得不多，但还是占用了，你索取资源的成本溢出到了其他社会成员身上。这看似很有道理，其实是错的。因为，是否存在溢出，关键是看你如何“索取”这些资源。如果这些资源由你自己生产（比如种苹果），这显然不会占用任何人的资源。如果这些资源来自你与别人的公平交易，这显然也不会占用任何人的资源。（通过交易，虽然你从我这儿得到苹果、汽油或土地，但我从你那儿得到了我认为更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当继承财产时你才真正“占用”了“他人”的资源，但这种“占用”也不会涉及其他社会大众，“他人”指的不是别人，而是你的兄弟姐妹。
这个特例是个临界点，经常被人误解。当人们谈论人口过多时经常说，如果少出生一个人，其他人分到的蛋糕就可以大一点。实际上，少出生一个人只会使他（她）的兄弟姐妹在分配他们的妈妈做的蛋糕时分得稍大点，其他人的蛋糕不会受到影响。
这一简单现象意味着每个家庭都可以自由地确定自己家庭的人口增长率，而不用考虑其他。大部分情况下，不会有家庭会因为其他家庭人口增长率的高低而受损，除非他们自愿受损。假如我和你各拥有1000英亩（1英亩约为4047平方米）的土地，我的家庭人数每代都增加一倍，而你的家庭规模保持稳定不变，用不了十代人的时间，我的后代每人只能拥有不到1英亩的土地，而你的后代还是独自拥有着1000英亩的土地。可见，我的家庭高生育率的成本代价并没有溢出到你的家庭。
当然也有例外。如果我的家族过于庞大，无法养活新增人口，只能诉诸战争，以夺取你的土地，那样的话，溢出成本就真的出现了，你需要认真对待。同样，如果我是一个贼、一个污染大王或是政府的警卫，我的出生也会增加社会的溢出成本。并且不幸的是，通过掠夺、盗窃、政府征用等方式获得资源的人往往只有效利用了这些资源的极少部分，大部分资源都被浪费掉了。所以，除非少数特殊的人，多数社会成员的资源消耗不会带来社会的溢出成本。
有的家庭希望子女更加富裕，有的家庭则希望子女多多益善，无论哪种期望都无可厚非。只要彼此之间没有碰撞冲突，就不构成政策制定的难点，我们应该为世界的多样性而喝彩。
托马斯·马尔萨斯——史上“最可怜”的科学家之一，因主张控制人口增长而闻名于19世纪——曾悲观地预测人口增长的失控将导致无情的大饥荒，人们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看来是多么可笑。那么他的推测错在哪里？实际上，对其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会发现，他有两点错误：既错误计算了人口增长的成本，又错误计算了人口增长的收益。
在计算收益时，马尔萨斯没有预料到由人口增长驱动的技术进步可以使粮食的产量以几何倍数飞速增长，并且持续增长，这一点令他十分惊讶。在计算成本时，马尔萨斯没有认识到每个家庭都可以自由地决定生几个孩子。无论食物供应状况如何，每个家庭都可以主动调整家庭成员的数量，在食物短缺时缩减人口，在食物丰富时增加人口，不用担心会有家庭因为人口过多而挨饿，如果真有，那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
人们可能将“过度拥挤”看作人口增长的溢出成本，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果你感到拥挤，可以选择离开，如果你没有离开，说明“拥挤”完全是你的自愿，没有人要求你必须生活在“拥挤”的地方。你可以选择生活在弗吉尼亚的乡村，享受那份宁静与宽松，也可以选择生活在纽约，阅尽人世间的繁华！抛开“拥挤”只谈“繁华”是痴人说梦，不谈“荒凉”只谈“宁静”也是镜中花、水中月。
芝加哥人可以自由地搬到内布拉斯加州去住，加尔各答人也可以自由地搬到附近的乡村去住。为什么他们没有搬去？原因正是他们现在正在抱怨的，实际上，他们是喜欢拥挤的。为什么曼哈顿附近的房租高得上天，正是大家削尖了脑袋往这里挤造成的，人们更喜欢住在拥挤的地方。
纽约人会承认这一点，他们的行为已经承认。针对纽约市民的一次调查显示，37%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会搬离纽约。可实际情况是没有人搬离。他们当然拥有搬离的自由，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纽约人嘴上欺骗了调查人员，他们的行为却暴露了他们的真实想法。
“拥挤”不应该被看作是个问题，因为，如果你不乐意，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知道，这个世界看上去人确实太多了，但早有人指出，如果用正确的方法把人叠起来，世界上所有的人也只能填满科罗拉多大峡谷。如果你觉得这样做太极端，不人道，也可以这样：把得克萨斯州分成若干5000平方英尺（1平方英尺约为0.09平方米）的小块儿，每一小块儿上建一所房子，每一间房子中住一个四口之家，这样，全世界人民的住房问题就解决了。
许多很明显的溢出成本其实也是假的。比如说，当我出更高的价格购买你中意的一辆车，或者竞聘你心仪的工作岗位时，你可能会觉得我的行为损害了你的利益，构成了溢出成本。其实不是。因为这些成本都用于抵消其他收益了：当车价因为我的竞拍而提高，卖方得到了买方的损失，当事实证明我比你更适合那一工作岗位时，你的损失就是雇佣方（及其顾客）的收益。
“专业”的杞人忧天者总是思考些荒唐的问题。比如说他们会问：地球到底能养活多少人口？这其实不是一个适当的问题，因为地球也不知道它能养活多少人口，这不是地球能决定的。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思考地球可以养活多少人，我们只需要思考在地球能养活的这些人中，你能够养活几口人，并据此决定生养几个孩子。如果有人想要挑战自己，多生几个孩子，这也与他人无关，唯一可以合理“抗议”的是他不堪重负的身体。
杞人忧天者还会问：人口这么多，把石油都用完了怎么办？（或其他不可再生资源都用完了怎么办？）这是另一个典型的“错误”问题，因为它暗含了这样的假设：邻居没有石油可用是因为我们在使用，我们使用石油增加的不是自己的成本而是邻居的，如果世界上只剩他一个人，这个问题似乎就解决了。《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从来不会过多使用他的汽油，他只后悔自己没有多带点，考虑到他总共拥有的汽油量，他会尽其所能地精准决策现在使用多少、给未来留下多少。作为现实中的人类也会做这样合理的安排，所以，不用担心石油用完了怎么办，只需要担心自己能买得起多少就够了。
假设鲁滨逊会有孩子，也会有孙子，情况还是一样，他同样会做出精准的安排。他现在每多使用一加仑的汽油，他的孙子们就要少使用一加仑，当他做出用或不用的决策时，他已经把所有的问题都考虑清楚了。
假设岛上还有其他家庭怎么办？鲁滨逊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大家还行吗？依然没有问题。鲁滨逊家族拥有汽油以及其他资产，别的家族也拥有各自的资产，他们可以选择交换或不交换，以及以何价格交换各自的资产。每个家庭会依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交换出去多少石油，保留多少石油（或其他资产）。大家各自做决策，互不干扰。
如果你担心自家的石油不够用，可以适当削减家族的规模；如果你觉得别人都生活在醉生梦死之中，全然不顾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的话，你可以洗洗睡了，那不是你应该考虑的问题。这也许是个商机，你可以买更多的石油储存起来，你的孙子或许因此而变得更加富有。如果确有家庭不计后果、荒唐可笑，那也与你没有一毛钱的关系，生活会教给他们一切，让他们为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
让我们思考下应该思考的问题：你、我，以及所有人，我们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上天的恩赐，还是地狱的诅咒？
试图通过记录“功德簿”的方法解决这一难题是不现实的。你可以在“功德簿”上详细记录你对整个世界的“索取”以及“贡献”，但你一定会在不经意间忽略掉某些重要的东西。炎热的夏天，被堵在路上一个晚上，困得受不了，你一定记得在你前面的家伙增加了你的成本，却忽视了发明空调的哥们儿也给你带来一缕清凉，这也是一种收益。你会记得拿着优惠券拖慢整个结账队伍的笨拙身影，却不一定记得冬天晚上的寒风中帮你换轮胎的好心人。纽约人总不忘抱怨纽约的拥挤，却不曾想不再拥挤的纽约和锡达拉皮兹市又有什么分别。
所以，与其记录一本漏洞百出的“功德簿”，不如换一个思路解决这一问题。一个适当的方法是重构父母的决策机制，看看他们是如何决策是否要一个孩子的。在这一决策过程中，他们是否带有某种偏见？他们是更倾向于少计成本还是少计收益？
父母一般不会忽略生养孩子的成本，因为这些成本一般都集中在各自家庭的内部：你的出生将引起你家庭资源的重新配置，包括有形资源如土地、无形资源如父母的关爱，你会将这样的一部分资源从你兄弟姐妹的手中“转移”走，仅此而已。换句话说，资源转移只发生在家庭内部，不会外溢，在这一过程中不存在外溢成本。就像过度拥挤不存在外溢成本一样，生孩子也一样，因为都是他们自愿的。
再来说说收益。每个人的存在都丰富了世界的多样性，给世界带来了更多的爱、友谊、新奇的想法以及其他，具有更大的发散性，因而更容易外溢。比如说，正在读这本书的你在我看来就给这个世界带来大量的外溢收益（如果是付费阅读就更好了）。如果你善于制作精良的捕鼠器，考虑到老鼠的巨大危害，你可称得上是功德无量。即便你只会对他人微笑，你也可以照亮整个世界无数个日夜！我们难以一一描述如此多的溢出收益，可以确定的是，这确实使世界上的芸芸众生受益匪浅。当然，你的父母不一定会考虑这么多。
所以，当父母考虑是否要生孩子时，实际上考虑了更多的成本和更少的收益，但他们仍然生下了我们——他们爱我们。从更广的社会视角看待这一现象：社会承担了所有的成本和收益，而我们个人在承担所有成本的同时却只享受了部分收益，我们确实是“亏本”了。
这一分析适用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除非他们把成本溢出到家庭之外，成为小偷、抢劫犯或“播音员”。
当决策者考虑更多的成本而考虑较少的收益时，往往变得过于保守，也就是说，父母生养孩子的数量要比社会所期望的数量少，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人口的增长速度还是太慢了。
人口增长的问题正好与环境污染的问题相反。污染环境的钢铁厂老板获得了生产钢铁的全部收益（即利润），却只负担了部分成本（他承担了生产钢铁的成本，却没有为损害人们的健康而负责），所以他会过度生产。生儿育女的父母承担了养育孩子的所有（至少是最多的）成本，却只获得了部分收益（他们可以获得自己对孩子的爱，却得不到别人对他们孩子的爱），所以他们“生产”不足。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一问题。如果他人生养了更多的孩子，那将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新出生的孩子可能使你的生活更加丰富，而抚养他长大成人的所有工作均由他人承担。因此，我们应该考虑对人们的生育行为给予补贴。正是由于缺少这种补贴，我们实际上是生育不足的。同样，由于没有适当的罚款或税收，我们的环境被过度污染了。
在某个地方有一位好姑娘，由于我不愿生个儿子，所以没办法提供一个儿子与她一起坠入爱河，因而她无法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如果我像心疼自己的女儿一样心疼她，就应该把儿子生下来，让儿子与她结成连理。可是我没有，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孩子比别人的更重要，所以我过早地停止了生育。
换句话说，限制家庭规模是一种自私的表现。我可以理解个人自私的行为，却无法理解鼓励他人自私的行为，“人口零增长组织”（现更名为人口联合组织）不正在做这样的事吗？与此相比，寻找更多的方法补贴人们的生育行为意义更大。更多的人口不仅仅意味着更加繁荣，而且意味着更多志趣相投的朋友、更多陌生人之间的点滴温暖，甚至更容易找到生命中的真爱，这才是我们应该留给孩子的世界。
[1] 也有观点认为个别国家的人口数量不是本研究的相关变量，由于发明创造很容易从一个地方复制到另一个地方，从而传遍全球，所以全球人口才是合适的相关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