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世界上最美的人
19世纪末，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在《致美丽青春》中写道：“我知道美丽的外表带来的回报。”现代计量经济学家对美丽的价值了解得更准确。排除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的影响，漂亮的人——那些被面试者从一摞照片中找出来并被认定为“漂亮”的人，比我们这些相貌平平的芸芸众生平均多赚5%的工资。
正如漂亮可以获得奖励一样，丑陋就要受到“惩罚”。“丑女”比普通人的收入低5%左右，“丑男”比普通人的收入低10%左右。没错，职场对缺少吸引力的男性的惩罚更为严厉。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丑女”往往已经被排除在职场之外，没有被统计在内。实际上，最丑的那一部分（被认定为颜值最低的6%的人群）已婚女性比其他女性获得工作机会的可能性低8%，这样的影响是重大的，但也只能部分地解释工资的性别差异。
男性的外表在其职场生涯的各个阶段均具有重要影响。帅气的男性无论在获得工作机会、起薪，还是加薪方面，均比其他男性有优势；漂亮的女性在加薪方面有优势，但在获得工作机会和起薪方面表现平平。
样貌欠佳的女性在职场中受的伤害可能比样貌欠佳的男性稍少，但她们在婚恋市场上受的伤害要多得多，最丑的女性只能配最次的丈夫（无论受教育程度还是发展潜力都是最次的）。但样貌的影响是非对称的，最漂亮的女性在婚恋市场上的表现并不怎么样，还达不到平均水平。对男性来说，样貌对婚恋前景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职场中，样貌欠佳的男性比样貌欠佳的女性受伤更多，但对于女性，尤其是对白人女性来说，肥胖，是其受伤的重要原因。体重超标65磅往往意味着收入降低7%，换句话说，如果你确实是一个超重的白人女性，减肥65磅意味着省出了大学留级一年的费用，或者增加了三年的工作经验。对于男性和黑人女性来说，没有观测到体重对收入有任何影响。
以上并不足以证明外表的吸引力或苗条的身材可以导致成功，我们可能还需要寻找其他的路。高收入者可以负担较好的化妆品、更好的医疗保健条件，还可能借助整形手术；同时，他们也具有更高的自信心，可能因此而具有良好的生活起居习惯。
但这些因素对成功的影响都非常小，原因有两个。首先，即便你长得再帅，长得再漂亮，客户、上级对你再信任，都是有限度的，化妆品的作用可不是万能的。其次，收入与颜值的相关性在年轻组的统计关系中表现得较为显著，但年老组的数据显示，良好的保健和整容等维护颜值的方法对收入的影响甚微。
即便以上分析都成立，也不足以推出魅力导致成功的结论。也许还有第三个原因：良好的基因或良好的教养，或二者兼具。但即便我们忽略被调查者的家庭背景，成功与颜值的相关性依然存在，所以，这样的分析还不够。
谜底可能是，漂亮的外表也许真的可以导致成功。一些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某些高薪职业只向最漂亮的人群开放，比如时尚模特和偶像剧主演。但这不能解释为什么漂亮的汽车修理工比样貌平平的修理工也挣得多，同样不能解释，为什么漂亮的教师比样貌平平的教师也挣得多。
老板们愿意向长得漂亮的员工支付额外的奖金，可能是因为他们让自己看着舒服。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漂亮的“宝宝们”应该可以在各个行业中均能“大杀四方”，但实际情况不是，他们只集中在像消费品零售这样需要与客户有大量接触和交流的行业。到你们当地的家居连锁店看看，比较下收银员和仓库工人的平均颜值你就会明白；或者，到当地的超市看看，超市的女收银员如此漂亮，我的一个同事戏称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超市老板叫这个工作岗位“收银台”，原来全靠她们吸引顾客以“收银”。很明显，老板们雇用漂亮的员工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嗜好，而是为了迎合顾客的需求。
长相甜美固然重要，长得高更重要。如果你身高达到6英尺，那么，你每年可以比隔壁同等资质但身高只有5英尺6英寸的“矮子”多赚6000美元。通常来说，排除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的影响，身高每增加1英寸，年收入增加1000美元。身高和种族、性别一样，都是工资收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身高对女性的影响和男性一样重要，即便对于一对长相一模一样（但身高差超出你预期）的双胞胎姐妹来说，高个的收入水平要显著高于矮个的。
身高不仅影响工资收入，而且影响晋升机会。我曾在一家中型公司的董事会任职，一次去参观下属工厂，发现自己只能看到前面的一半景色，就是因为自己太矮，被前面的同事挡住了。这些比我高的同事都是商界的“大佬”，非常成功。在美国历任的前43位总统中，只有5位的身高略低于平均身高，多数总统的身高要比他们时代的平均值高上几英寸。这43位总统中，身高最高的5位总统分别是亚布拉罕·林肯、林登·约翰逊、比尔·克林顿、托马斯·杰斐逊、富兰克林·罗斯福。顺便说一下，结合这些总统任期内的作为会发现，身高不仅有利于选举获胜，而且意味着破坏或修改宪法的倾向性更高。通过一项专门统计异常现象的工作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宪法的大部分篇章都出自身高最低的詹姆斯·麦迪逊之手，而这些内容几乎被比他高许多的后来者们破坏殆尽。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他的畅销书《引爆点》（一本不可思议的书）中说：“当我们看到一个高大的人，我们为之倾倒。”换言之，身材较高的人赚得较多是因为我们歧视身材矮的人。这是完全错误的，歧视其实与身高无关。
读者可能会觉得我们永远不可能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经济学家团队的研究成果，或多或少帮我们揭开了神秘的面纱：高中时个儿矮现在个儿高的人群，收入与矮个儿一样低；高中时个儿高现在个儿矮的人群，收入与高个儿一样高。
这一研究成果将“歧视”这一因素排除在工资差异原因的分析之外，很难想象雇主们怎样或为何要歧视员工过去的身高。少年时个头高，但在成年前就停止长个儿的矮个儿员工（成年后个头儿属于较低行列的）也会发展成为高薪员工，说明他们身上一定有雇主认为有价值的其他特性，比如说自信。高中时个儿高的少年往往把自己视作领袖，即便他们的身高已经停止生长，这一认知习惯也会一直存续下去。
青少年时期的自信心为何如此重要？部分的原因可能是，自信心一旦习得将伴随终身；也可能是自信的少年更乐于加入各种团队、俱乐部和社交组织，从而学会与人沟通交流的技能。这种参与精神难能可贵。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家的报告指出：排除年龄、身高、地区和家庭背景的影响，积极参加竞技体育项目的员工相较其他员工可以多获得11.4%的工资收入，参加各种俱乐部唯独不参加竞技体育项目的员工可以多获得5.1%的工资收入。这些因素的影响可以部分解释少年时个头儿高将来会获得高工资的原因。
或者，这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本就是相反的：也许不是自信心导致少年们乐于参加国际象棋俱乐部，而是在俱乐部中的成功激发了少年的自信心。但不论到底谁是因，谁是果，矮个儿的孩子一般不愿参加课外活动是我们都清楚的，而这些课外活动的参与对孩子将来的成功至关重要。
林肯敢于解放黑奴，克林顿敢于欺骗大陪审团，是因为他们在少年时习得可以通过他们的身高掌控全局吗？或许吧！但与个儿高相伴而生的不仅仅是自信，还有智商！
高个儿更为聪明（当然指平均水平）。通过多项覆盖所有年龄段的研究，我们已深知这一点多年，即便是学龄前儿童的标准化测试，高个儿的分数也比他们的同学高。只要这一标准化考试不是问很多只有高个儿的同学才知道的问题，诸如“你在独立日游行中能够看到什么”，测试结果就是客观公正的。普林斯顿两位非常聪明的经济学家（个头儿相当高）提出：高个儿与矮个儿智力上的差异可以完全解释身高与收入的相互关系。
如果完全是智力上的差异导致收入不同的话，为什么青少年时的身高可以比成年后的身高更好地预测收入？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这样解释：青少年时期的身高比成年后的身高能够更好地预测智力的发展。聪明的人不仅个儿高，他们个头儿“疯长”得更早。如果你16岁时5英尺4英寸，30岁时长到6英尺，一定没有16岁时就6英尺高，然后停止长个儿的人聪明。这似乎就是我们挣得比别人少的全部原因。
拥有美丽外表的人得到最好的工作，觅得最好的伴侣，获得最多的关注，只留下“渣渣”给我们，想想都让人心寒。但话说回来，长得好看的人就是好看。所以，当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人进入我们的视线时，我们会有一种特别矛盾的心理，说到底，别人的貌美如花既可能成为我们的福音，也可能成为我们的诅咒！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根本不会感到矛盾。当维罗妮卡盛装出现在舞会上美翻全场时，阿尔奇可能十分高兴，而贝蒂可能略有失落，唯独没有人会感到矛盾！
捋清维罗妮卡的美给阿尔奇带来的“收益”和给贝蒂带来的“成本”之后，我们就可以判断维罗妮卡的美到底是“清洁”了我们的社交圈，还是“污染”了我们的社交圈。如果是前者的话，你可能会建议给美丽以补贴。可以是直接补贴，比如在广场上给样貌最英俊的人发放现金；也可以是间接补贴，比如对化妆品和整形手术进行税收优惠。但如果是后者的话，我们也许应该通过重税来抑制美丽或对美丽有积极作用的产品。
到底应该补贴还是应该课以重税？答案部分取决于男性在意什么，部分取决于女性在意什么，部分取决于女性的外表与本来面目之间存在多大的差异。 [1] 下面是一个思想实验（虚拟的实验）：假设女性在意自己的外表仅仅是因为男性在意，男性会娶最漂亮的女性为妻。那么，没有希望在拼颜值的竞争中获胜的女性就只能放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贝蒂明明知道维罗妮卡在舞会上会让她黯然失色，她还是在美发店花费一整天的时间？
既然贝蒂已经承认颜值拼不过维罗妮卡，维罗妮卡就没有动力再打扮自己了。这对我们“外貌协会”的人来说不是好事，所以，我们也许应该对努力“美丽”的女性给予补贴，以使她们获得充分的激励，努力“美化”这个世界。 [2]
但如果女性都认为自己有机会超越对方的话，我们将面临另一种类型的问题。贝蒂的发型胜过维罗妮卡，维罗妮卡在美甲上更胜一筹，贝蒂比维罗妮卡的脸蛋更精致，维罗妮卡通过“抽脂”身材上扳回一城……最终，她们两个之中只有一个能在这场“美丽竞赛”中获胜，但在整个过程中，大量的资源都被浪费了。
自始至终，她们俩的竞争都使阿尔奇获益，构成溢出收益；使对方受损，构成溢出成本。把收益和成本进行对比，观察其净效益，可以得出“美丽”到底是太多还是太少的结论，进而成为建议对之进行补贴或课以重税的有力证据。
我们还可以将问题进一步深化，当阿尔奇选择了维罗妮卡之后，他是希望贝蒂变得更漂亮还是变得更丑？这一点非常重要：有很多漂亮女孩可以欣赏，与明白自己已经选择了最漂亮的女孩，哪个更重要？
贝蒂的变美之旅使与之竞争的女孩受损，让可以一睹她的芳容的男孩受益，也可能让急于炫耀自己女友的男孩受损。总之，很难说清楚美丽到底给社会带来的收益多还是损失多，所以，也很难说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才合适。
如果美丽可以引发一场破坏性巨大的美丽竞赛，那么财富更是可以再次掀起一场江湖的“腥风血雨”。这一现象古已有之。如果我们每个人的目标就是比隔壁老王更富有，那么我和你（就像拼颜值的贝蒂和维罗妮卡）可能因此而拼了老命地疯狂工作直至瘦骨嶙峋，在相互造成一万点的伤害之后，成为收入排行榜上的常客。
真的会这样吗？这取决于人们真正在意的是什么，是变得富有，还是变得比邻居更富有？如果人们仅仅因为个人原因追求财富的话，不会产生公共河流的溢出问题：我们各自决定工作的努力程度，并承担其结果。但如果人们追求的是财富排行榜上的排名，你和我的努力就可能相互抵消，就像前文中的吹落叶的故事一样，吹来吹去都白忙活了。
同时，我们也应该对“财富大比拼”的对立面——“比穷”抱以同样的关注。我希望做财富排行榜上最穷的人，我的邻居越富有，就会举办越豪华的聚会，说不定还会带我去拉斯韦加斯度假；邻居们越炫富，越不用担心小偷光顾我的家。
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遵循这样的传统假设：绝对财富，绝对重要；相对地位，相对不重要，只有绝对的财富量才是有意义的。这一点饱受非经济学人士的质疑和讥笑。质疑者们喜欢用中世纪的贵族和现在的注册会计师们举例子进行反驳，他们认为中世纪的贵族一定比现在的注册会计师更快乐，即便注册会计师们的收入高得上天，与贵族们的财富差不多。但古人云：如果你觉得一件事很容易想得明白，那是因为你想得不够细致。这里也不例外，非经济学家们可能忽略了一些细节，比如中世纪的疾病、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以及生活的单调等。
孰对孰错？让我们对比一下两个时代的物价，也许可以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两组价格：亨利·都铎购买英国王位的价格和赫鲁晓夫购买苏联总书记的价格。从相对价格的角度看，这两组价格应该是相近的，都是为了成为高度分化社会中的老大；从绝对价格看，差别很大，赫鲁晓夫的出价要高得多：即便最悲观的估算，苏联经济的产出也远高于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如果相对收入假说正确的话，两个帝国的价值应该是相近的；如果绝对收入假说正确的话，赫鲁晓夫应该支付了更高的价格（可能以冒更大风险的方式进行支付），这是竞争使然。
很难说亨利与赫鲁晓夫谁冒的风险更大，所以二者的比较十分复杂。一个是：预期寿命35岁，但有30%的可能在战争中死去；另一个是：预期寿命65岁，但有20%的可能在古拉格集中营中死去。哪个风险更大？考虑到亨利与赫鲁晓夫的非典型性，这样的对比可能毫无意义。很难现在就得出可靠的结论，但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开始。
也许以现代的政治家为例更为合适，因为他们的看家本领就是迎合大众在意的事情（因而更具时代典型性），这一点我想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在任的政客都喜欢吹嘘当前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大概是因为选民们都希望自己能赶上经济腾飞的浪潮，即便这些浪潮可能打翻很多人的船。
换句话说：如果选民们更在意的是相对财富的话，为什么政客们要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吹嘘自己为绝对财富的增加做出了重大努力？
确实是这样的，如果人们更在意相对财富，在任的政客们都可以到处宣扬“请选我，我在任的四年时局维艰”。选民们当然不会选举使自己的生活变差的政客，但会选使别人的生活变得更差的政客。说到这儿你大概已经明白：你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比别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不然的话，政客可以通过宣扬自己能使所有人的生活变得更差，从而使你的生活变得相对更好，赢得你的支持。没有政客实施这样竞选策略的事实说明，相对地位并非那么重要。 [3]
质疑相对财富重要性的证据还有：没人会相信“相对休闲”或“相对风险”之类的理论。你是在意自己假期的长度，还是更在意假期是否比邻居的长？你是在意自己车上安全气囊的工作性能，还是更在意气囊是否是朋友当中最好的？答案通常都是前者。如果我们是这样看待“休闲”和“风险”的，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财富？
康奈尔大学的罗伯特·弗兰克是持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之一，他认为相对财富很重要，并且写了一本书《奢侈病》来诠释他的观点。我拜读完他的大作后觉得非常不值得信服，并且写了一篇长评解释我的观点。但书中有许多精彩的经济学推理值得推崇，比如我非常欣赏弗兰克教授细致入微的观察。他注意到，在工作场合，如果人们更在意自己相对地位的话，高效率员工应该把低效率员工看作自己的“福音”，而低效率员工应该把高效率员工看作自己的“诅咒”，因此，效率最低的员工应该得到奖励（否则他就没有动力再坚持下去了），效率最高的员工应该被扣掉部分工资（因为部分工资已经以“地位”的方式发放过了）。
我欣赏这一观察推理是因为它思路清晰、逻辑性强、令人信服，在细致阐述假设的基础上推导出令人惊讶的结论。但他的错误也是不言而喻的，至少在我的经验中，决定是否雇用一个新职员通常是看“雇用他是否会提高我们的平均业绩”，从来没有听说过是看“雇用他是否可以衬托出其他员工更加优秀”。
鉴于此，很多研究者就此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也写出了许多思路清晰、逻辑性强、令人信服的好论文，但结论与罗伯特·弗兰克的完全不同。我最欣赏的一篇论文由哈罗德·科尔、乔治·迈尔斯和安德鲁·普斯特怀特三人（下文中统一简称为“科迈普”三人组）共同完成。
和弗兰克教授一样，“科迈普”三人组也假设人们在意相对地位，但比之更好的是，他们推理出更加完整的理论，用于解释为什么人们在意，因为更高的相对地位可以获得更好的伴侣。之后，他们用细致缜密的逻辑，推导出在此假设基础之上，世界应该是怎样运行的。他们得出的结论之一是：社会成员之间为了获得更好伴侣的竞争导致多数人储蓄过度（而不是储蓄不足，这一点与弗兰克教授的结论不同）。年轻人过度储蓄是为了改善他们的预期前景，老人过度储蓄是为了改善他们孩子的预期前景。如果我们能够就停止过度储蓄行为达成一致意见，所有人将从中受益：在不改变伴侣竞争格局的基础上，增加我们所有人可用于消费的货币。当然，这种过度储蓄行为会增加当代人的成本，但会使后代人受益。
当人们通过储蓄来进行竞争时，富人们往往具有先发优势，所以，“科迈普”三人组的理论认为社会收入不均的问题将会愈演愈烈。但当收入差距大到穷人们失去改变自己相对低位的所有希望时，过度储蓄的动力就会消失，这时，收入差距开始缩小。
我们对“科迈普”三人组的假设条件进行微调，该理论会变得更加有趣。假设有这样一位贵族，他潜在的伴侣不仅在意财富，而且在意继承地位。注意，这样的贵族是很难持续存在下去的：够富有但地位低的男人只能娶不够富有但地位高的女人，不够富有但地位高的男人只能娶够富有但地位低的女人。换句话说，如果寻找伴侣退化成特罗洛普小说里的情景（按各自条件进行配对），那么整个社会的基本框架将会最终崩塌。不够富有地位又低的家庭可以通过几代人的“疯狂储蓄”，使家族跻身贵族之列，但整个社会还是难逃最终崩溃的局面。
“幸运”的是，“科迈普”三人组已经为这样的贵族找到使其永远存续下去的方法。如果“混合”婚姻（高低配的婚姻，违反条件相当才能配对的原则）的孩子将被降级为最低等的贵族，那么，这样的婚姻将被有效阻止。如果一个地位低下的男人想打破社会阶层的牢笼，改善自己及孩子社会地位的话，就需要疯狂储蓄。“科迈普”三人组已经证明这是可能成功的，但需要这样的社会“叛逆者”保持高得离谱的储蓄率才行。不管怎样，这样的贵族还是可以延续下去的。
妙处就在这里：假设有两个完全一样的社会体系，姑且称之为“上水村”和“下水村”，它们的人口数量一样、技术一样，人们对所有事的选择权也一样，经济学家们一般认为这些前提条件很重要。但有一点不同，上水村靠财富吸引伴侣，下水村靠世袭的地位吸引伴侣。这两个传统都可以保证各自的社会体系永续下去，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两个村的生活水准将有天壤之别，原因就在于两村村民储蓄的动力千差万别，而储蓄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另一个引擎是技术，我们已经假设技术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上水村将越来越富有，而下水村将继续贫困。
这个理论的精髓，在于说明社会文化的标准将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当然，除了经济学家们还不知道这一点，其他人早就清楚这一点了。“科迈普”三人组的研究成果令我们耳目一新：即便沿用经济学家们关于人类行为的所有简化假设，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文化标准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影响。
我们可以将这个理论继续深化。假设存在这样的社会体系：身份地位不是按照血统传递的，而是按照学识、身体素质、肤色的暗度、身高或者颜值传递，结果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显而易见的是，每个社会体系都会沿着完全不同的轨迹进化演变。
但是，这些社会体系最初的差异是怎样产生的？按照“科迈普”三人组的说法，部分答案是文化标准一旦形成便具有“自续”功能，即便这些文化标准的出现单纯是由随机因素造成的。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希望有这样一系列的纯随机因素产生，但我不确定是否有人能够告诉我们，这样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
[1] 在这个地方必须指定性别才能继续讨论下去，如果你不喜欢我的选择，可以把下文中的“男性”和“女性”进行互换，效果是一样的。
[2] 也可以不对美丽进行补贴，而对丑陋进行惩罚。1970年我进入芝加哥大学时，曾在书上看到一条“法律”：禁止难看的或恶心的人出现在公共场所。在那些日子里，对这一“法律”的严格执行比在图书馆天天泡着更毁芝加哥大学学生的身体。
[3] 有一个微妙的区别需要提一下：即便你更在意相对地位，你也会支持未来的经济进步，因为变得更富有的快乐会超过看到所有人也变得更富有而带来的痛苦。如果依旧认为相对地位更重要，你会因为看到过去的进步而沮丧，因为不仅仅是你享受了过去的进步，其他人也享受了过去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