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庭、社会和自身的因素中，自身因素——内因固然重要，但是，怎么估计家庭背景的重要性都不过分。虽然并非所有家庭不幸的孩子都会犯罪，但是，几乎所有犯罪的孩子都有或多或少的家庭缺陷。
周易里的“家人”卦，就包含着这个道理，“人”如果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肯定会出问题，只是不一定什么时候，或出什么样的事。
五
若干年前，当人类被他们自己人为制造的新旧“世纪”更迭激动万分的时候，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毫无例外地站在了二十一世纪明媚的阳光下。
和世纪末阴霾的沉寂相比，新世纪一开始就向人类示威：９。１１事件、韩国地铁纵火案、美伊战争……
人类到底怎么了？
突发事件降临的时候，一些职业群体的人性表现往往会被放大。
１９９８年抗洪救灾中，数十名中国军人殉职；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三名中国记者牺牲；２００３年春天，在中国遭遇ＳＡＲＳ的危难时刻，数万名医生、护士因为职业的选择，义无返顾地奔赴一线，近千名医务人员病倒在自己的岗位上，有的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根据近几年的社会调查，医疗服务业并不令人满意，很多地区的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对医务界的满意度往往排在倒数一、二名。就是这样一个不尽人意的行业，就是这样一群职业状态感觉不佳的人群，就是这样一个社会评价不高的群体，在２００３年春天给世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当危险来临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上去，另一个人跟了上去，其他人也一定会冲上去。我听到我的同事最实在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一定得去一线，要不然过几年儿子长大了，问我那时候你干嘛来着？我怎么跟他说？”
我相信这就是“场”的作用。
危难过后回过头来反思，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人性？
我非常感谢那位十几年没见过面的管教科长，他调走以后，我的事渐渐多起来，再没有时间撂下自家的地，给人家拓荒了。后来，我也离开了那所被圈在高墙里的陈旧简陋、发展缓慢的二级医院，再没有机会阅读那些令我灵魂出壳的案卷。
有过长期和服刑人员打交道的经历，面对那些杀人、抢劫、盗窃、强奸、贩毒、贪污、受贿、渎职等案件的当事人，我已经变得很难对他们产生单纯的憎恨、厌恶或者不屑，而更多的是对这些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空间的同类人格特征和人性表现出的探询。
叩问人性（５）
经久地阅读、提炼、抄录对各类犯罪进行不同角度描述的文字，改变了我对人性善恶的态度；纠正了我在法律与道德认识上的误区；使我在人际交往中，遵循着对事物或人物的认识尽可能理性与客观的原则。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我的人际意识反而变得越来越纯粹和简单。
其实，每个人都可能产生一过性的潜在的犯罪念头，但绝大多数人会让它们悄悄熄灭在意识的萌芽中，只有人格存在某些缺陷的人才会在出现一些诱因的时候，把这种意识付诸行动。因此，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一成不变的好人或坏人；我不相信仇恨可以解决任何问题；我不相信人性中的善不会被唤醒；我不相信人类能完全丧失良知。
虽然没有充分的信心期待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来改善国民人性的品质，但我相信，就像医生治疗体无完肤的烧伤病人一样，只要将一小块、一小块健康皮肤种植在溃烂的肌肤上，就可能奇迹般地扩展成一片。
社会也是一样。每一个单元——个人或家庭——都可以自律，说直白点叫“从我做起”，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经过风雨、读过一点书、有了一些年纪、又不甘心堕落的匹夫们，更应该像那些植在病体上的小块健肤，冷静而又坚决地一点点吞噬和覆盖血腥的创伤，将战果连成一片，等待和催化社会人性的康复。
这可能是我们唯一能够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去做的事。
来自乡下（１）
城里人似乎多半都不喜欢乡下人。这些年，成千上万的乡下人涌进城里打工，把本来就拥挤不堪得城市搞得更加乱糟糟，让人看着心烦。于是城里人就抱怨：瞧这城市让乡下人给闹的，要是他们在老家呆着，城里还不干净、清静多了？
我差不多也是这样地嫌弃过乡下人。
但是，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世上原本有城吗？哪一个城里人的祖先在城里呢？那些自以为优越的城里人来自何方？其实，很多城里人是忘了本，我们的根都在乡下啊！
我当然也来自乡下，而且差点就是一个乡下人。乡下离我之近，不仅仅因为从祖父以上，我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乡下，父亲不过偶然走进城门，并相遇母亲使我出生在城里，而母亲的城里人身份，是在外祖父那一代才确定的；也不仅仅是因为我嫁了农民出身的丈夫，直接就成了乡下人的儿媳妇；有一个时期，我自己也住在乡下，而且是在那种远离城市的纯粹意义上的乡下，靠挣工分养活自己。
我是以“知识青年”的身份离开城市到乡下去的。当时我初中毕业，十六七岁，既无知识又非青年，实在是亵渎了“知青”这个时髦名词。那时候，我对“安家落户”的理解由一知半解到刻骨铭心，以为注定要扎根在插队的陕北农村了，以至于很认真把村里的小伙子挨个捋了一遍，煞费苦心地考虑哪一个是可以依靠过一辈子的。每想到这里，心中便生出悲凉。然而更悲凉的是，我发现庄稼人讲究实惠，娶媳妇是为过日子，以他们的标准，我非常有滞销的可能。在我为自己有可能下嫁而痛心疾首的时候，却忽略了一个事实，我的这种牺牲精神竟是一相情愿，哪里会有一个小伙子愿意为社会排忧解难，养活良莠不分、毫无缚鸡之力的我呢？
幸亏后来的情况没有想象的那样糟。在我还没有呆到老得必须把自己嫁出去的时候，就被招工离开乡下重新敲开了城门——我去的是一个城墙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大城市。
告别乡下，这一走就是三十年！当我重新把自己投入到城市的滚滚人流中之后，有一个时期，似乎是忘记了乡下。和所有城里人一样，或成家或立业，日日为生计、为前程奔波，天天说自己“忙”，于是在忙碌中遗失了青春，在忙碌中变得越发世俗。如今我们的子女已长到了比我们下乡时还大的年龄，看着他们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年轻躁动的身影，渐渐地就又想起了乡下。
说起来乡下这地方也奇怪，住在那里时一天都不想多呆，多少人为了招工上学，不惜一切代价，才终于如愿以尝重新做了城里人；但离开多年之后，想起乡下，又多了牵挂。只要聚会，说的全是乡下的故事。有时候，乡下的日子像一个虚幻之境，闯进我梦里，令我反复回味；也有时候，像祥林嫂一样总说想念乡下，要回去看看，不管别人是不是觉得言不由衷。离开陕北的日子越久，就越是一天比一天地怀恋当初一刻也不愿意多呆的那片黄土地，我不知道我的这种心态是不是有点虚伪？
言不由衷也罢，虚伪也罢，我却是真的惦记乡下的那片土地，惦记着当年帮我打过柴、担过水的小伙子，惦记着给我剪过窗花、纳过鞋垫的姑娘们，惦记着教我唱过信天游、给我讲过西北风情的老人们。不知和我一样年愈中年的伙伴们，日子过得好起来没有？也不知待我像儿女一样的老人，如今是否还健在？
前些年，在我们插队三十周年的时候，当年的插友张罗着过了一个“三十年祭”，也呼朋唤友的，商量着促成一次陕北之行。２００１年，当我终于回到陕北，披着初春的暮色，又一次站在延河畔的时候，我眼中的乡亲们和乡亲们眼中的我都已是面目皆非。去年，几位老乡在他们向往了三十多年后，第一次来到北京，还千里迢迢地为我们捎来小米和红枣。对于知青上山下乡那段历史，学者们见智见仁，众说纷纭。亲身经历了那段生活，我不大同意一些史学家在书斋里的研究成果。中国是由一片一片的乡下和一座一座的城市连接而成的，只知道城市而没去过乡下，就永远不会了解中国。无论当年在乡下的体验怎样肤浅，也无论如今怎样远离乡下，我都在过去的日子里实实在在地触摸到了中国乡下的泥土——我们生命的根。
来自乡下（２）
回首几十年生命历程，我不知道是应该诅咒，还是应该庆幸有那样一段不算长，却真正品嚼了的乡下的日子？
行走的生命
有一则字谜，谜面是“天有，地无；夫有，妇无；你有，我无。”谜底是汉字的“人”字，一撇一捺，就像一个分开两腿的人，它使我想起罗丹的一尊无头无臂，迈着大步向前走的青铜雕塑——《行走的人》。
人类天生长腿，自然要迈开来四处行走。我在美术馆看到罗丹这件从巴黎万里迢迢运来的作品时，在它面前驻足良久，被它所传递的执着而朴素的思想感动不已。
走路是人之初必须学习的生存技能之一，一旦学会，就可以怀揣梦想迈开双腿大步流星走遍天下了。虽然天下之大，不能走遍，但走就是希望。
人类好像时刻保持着一种开步走的姿态，如雨果所说：“我前去，我前去，我并不知道要到哪里，但是我前去。”《行走的人》所要表达的，大约就是这样一种昂然前行、义无返顾的精神。
同样是人在旅途，有人走得轰轰烈烈，步步不同凡响；有人走得默默无闻，几乎不留什么踪迹。无论伟人的惊天动地还是凡人的平淡无奇，人生无不始于足下。
世界军事史上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可能是人类最为悲壮、最为惨烈的行走之一。其实长征远不似我们想象得那样波澜壮阔，它实际上是被围追堵截的红军的一次死里逃生。据说，这支被迫北上的队伍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正应了雨果那句“我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但是我前去。”而无论选择长征在当时是怎样的无奈，事实上，这一走，不但使红军免遭灭顶之灾，还确定了它的最后胜利，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一个经典案例。因此，人们后来得出结论，无论遭到怎样的劫难，千万不要停步，只要一直走下去，就能绝路逢生。
不同凡响的行走，是一种境界；未留踪迹的行走，也是一种境界。
我少年时代有过一次壮举，是从北京走到白洋淀。那时学校停课，徒步“串联”之风正兴。我们少不更事，十几个人一串通，就背起行囊瞒着家长上路了。千辛万苦走到白洋淀，顶多四百多里，却留下许多可供三十年回味的故事。
在外地工作时，有一年参加赴陕北抗洪赈灾医疗队，队长是一位年近半百的内科医生。当载着队员和药品的汽车离灾区还有一百多华里时，公路被山洪摧毁。队长在坍塌的路基上一挥手，说了一句“走！”当地向导牵着马，马驮着药品，我们跟在马后。第一天沿着坑坑洼洼的路基走了六十多华里，人人脚上起泡，一沾地就钻心地痛。第二天水涨路尽，我们绕道上山，沿着羊肠小径攀越，一天只爬了三十里。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眼前出现一片沼泽，马累跨了，陷进淤泥，人也精疲力竭，幸亏队长跃身从泥潭里拉出疲马。没有了退路，我们就背上药箱，在没膝的泥水中一步一陷，艰难跋涉，每挪动一尺都会消耗极大的体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终于在第三天，我们涉过十八里沼泽，如期到达灾区。这是在我没有什么色彩的一生中，最艰苦卓绝的一次行动，至今想起来，心中还会荡起涟漪。
后来就很少走长路了，连乘公交车都觉得辛苦，更不肯多行一站。但是感觉比过去活得更累，绝少再有探寻白洋淀的盎然兴致和挑战水灾的英雄气概。
其实，人类从学会走路那天起，就在不停地行走，生命是一行行脚步的连接。我们走路是面朝前的，似有目的，又似无目的，或者说走本身就是目的。如同那尊无头无臂大步行走的雕塑，并不知自己要去哪里。中国古代逐日的夸父，不就是这样一直地朝着太阳奔走、直至耗尽生命吗？
永远不要停下脚步，也许就是人类生存的意义！
图片：医疗队行进途中
梦里情怀
过大年
我最难忘的一次“大年”，是当年插队时，在陕北一个叫做石窑的小村子里过的。我们从北京出发的日子是岁末，冒着大雪赶在年根儿去延安，据说是让我们与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春节”。我们村的十六个知青，大部分不满十七岁，许多人第一次离家，更没在外边过过年。
陕北乡下过年，一进腊月就忙活起来，扫房、蒸馍、杀猪、磨豆腐，连前带后差不多得折腾一个多月。大年三十，家家户户挂对联贴窗花，喜气洋洋、红红火火。队里照顾知青，过年不用开灶，从除夕夜到正月初五，我们分散在老乡家吃饭。陕北人好客，尤其是那些家境稍殷实，又有巧妇做炊的农户，都愿意请人到自己窑里做客。谁想请哪位知青，便打发碎娃（小孩）前去接人，我们候在窑洞里，像农贸市场上等着买主的大白菜，让人家挑了往家领。有时几家争一个，还得村干部调解。
陕北的冬天，天寒地冻，来了贵客要坐热炕头。村民待客，男人才上炕，女人是要站在下面伺候的，以示对客人的尊敬。有时候客人相邀，实在推不过，女人才侧着身儿，半个臀款款儿地跨在炕沿上，但与人相视，便红了粉面，羞怯怯的。那份柔媚，那份文静，令我们这些大地方来的女知青相形见绌。
我们远道而来，被看作贵客，自然要坐炕头。可惜大家多不会盘腿，无缘坐首席，我仗着腿脚灵便，占据了炕上最温暖的好地段，受用主人布菜添饭，心安理得。
村民过年喝的多是自家酿制的米酒，那酒稠稠的，呈淡琥珀色，一口抿在嘴里，酸唧唧、甜丝丝的，那醇香绵长的美味，喝一口就忘不了。老乡说这酒不能多喝，若是醉了，比老白干还厉害。我不听劝，过年那几天，一家家地串门子，一碗碗地喝下去，喝得半醒半醉，就品出了各家婆姨的巧与拙。米酒酿得好的，油馍必炸得好，扁食（饺子）也必捏得好。这样的婆姨，模样多半儿俊俏可人。
那时我们知青不分男女，一律蓝制服，黑棉鞋，往那儿一站，像个粮食桩子，上下一边儿粗，没有任何美妙而言。而陕北女子却亮丽得多，虽说生活贫困，但女孩总有一件见人的衣裳，她们穿红着绿，剪裁精巧的中式小袄，把个窈窕的小腰身勾勒得曲线玲珑，俏丽无比，走在崎岖的小路上，越发显得袅袅婷婷，美不胜收。
说到陕北女子，自古有口皆碑。米脂桃花水养育的女儿自不必说，单是延安，也是美女如云。常年劳作的辛苦掩盖不住青春的活力，村里的未婚女子和年轻婆姨，一样的黛眉粉面，一样的明眸顾盼，一样的娇憨妩媚，一样的婀娜多情。她们那来自天地之间的灵秀和来自山水田园的淳朴，是一种绝非城市水泥院墙里制造得出来的美丽。
那时候陕北还很穷，村里人一年里总要有几个月吃糠咽菜。然而，贫困似乎不能泯灭人们生活的希望，也没有压抑人们过年的情致，当地人讲究过“富”年，过一个年穷半年也情愿。
三十晚上，全村人聚集在场院上，敲起锣鼓，响起鞭炮。村里那位远近闻名的“伞头”，带着一群青年男女踩着越敲越紧的锣鼓点，走起了“场子”。复杂的队形和流畅的行进令我们叹为观止，老乡拉我们加入，队伍立刻被搅得乱了阵脚，不知谁踩了谁的脚，谁撞了谁的腰。就这样和老乡一起整整闹腾了一宿。那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的一夜，使我们忘记了寒冷，忘记了烦恼，忘记了对亲人的思念，心中只有一个想头，欢欢喜喜过个年！
其实那个年并没有过出什么“革命”味儿，却是我经历的最难忘的大年。以至于在几十年后想起来，觉得喧腾的锣鼓依然余音萦绕，醇厚的米酒依然余香诱人！
那是一个我今生今世再也无缘亲历的真正意义上的过大年！
回延安（１）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贺敬之诗中的意境，徘徊心中已久，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延安的向往与思念，一天比一天深切。
十八岁离开延安被招工到西安，一别就是三十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我搭上落实政策的末班车，回到北京时，已经年届不惑。
临行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回延安看看。结果转户口、订集装箱、打包行李，恨不能多生出两只手，哪有故地重游的闲暇？
动身那天细雨霏霏，离别之情油然而生。送行的都是异乡结交的挚友，隔着朦胧的车窗，看不出他们脸上流的是雨还是泪。
客居西北二十四年，回北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城市已经抛弃了我。
首先是没有工作，偌大的京城，竟找不到一只可端的饭碗；换句话说，没有哪个单位愿意把职位提供给我这个既无像样文凭，又无技术专长的“大龄青年”——据说联合国卫生组织把青年的界限划定在四十五周岁以下；其次，观念和习惯已和当代北京人相去甚远：不会过马路，不会逛超市，甚至连公交车都不会乘，如在某站下车，不明白为什么找不到返程站——毫无单行线的概念。最要命的是口音也发生了变化，打个车师傅也要问：“您是北京人吗？”
终于被某单位当时的老板招至麾下。在听完我表白自己能够成为优秀员工的种种理由之后，他以入木三分的眼光看着我说：“你这样从小在外闯荡的人，肯定特能吃苦。”于是，我幸运地有了一个吃苦的地方。其实老板不知道，工作对我们来说，像游戏一样毫无负担并且快乐。感谢知青身份，使我们永远年轻有朝气，哪怕六十岁、八十岁、一百岁！
人过中年容易怀旧。转眼就到了想不怀旧都不能的年纪。所有的旧情旧事，最让我魂牵梦萦的就是延安。回北京后，没少联络当年同窑洞住的“炕友”，商量着回村看看，却各自忙碌，凑在一起着实不易，事情一拖再拖，就到了２０００年春末夏初。
那是天上掉下来的一趟差事。我因参加中央电视台一个节目的撰稿和宣传策划，陪几家媒体的记者访问延安。其实那种匆匆地来去，根本不是我所渴望的回首寻根。架不住导演和制片人撺掇，只好受命，顺道回访阔别三十年的故园。
出发在５月的一个艳阳天。大巴载着我们在首都机场停机坪绕来绕去，才找到将要搭乘的国产“运７”。和体形硕大、神气活现的波音７６７、空中客车相比，“运７”就像老母鸡翅膀下一只底气不足的雏鸡。狭长的机舱只有四十八个座位，我们一干人马占了近半，央视两个摄制组，加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和《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足有二十多人。
“运７”飞起来动静极大，两个发动机高一声低一声此起彼伏，在强烈的气流中颠簸的飞机就像被疾风抛上抛下的风筝，搞得乘客格外紧张，不时有女士发出惊恐的尖叫，连我这样久经考验的老出门客也不安起来，心想这飞机要是出点麻烦，中国新闻战线可就损失惨重了。
经过三小时飞行，终于抵达黄土高原上空。透过密封不严的机窗，不但看见满目的浓黄，还嗅到了干燥的泥土味。就在心跳加快的当口儿，空姐娇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女士们、先生们，延安机场因沙尘暴关闭，飞机将改降咸阳机场。”猛跳的心，就像紧急刹车的发动机，一下子被卡在了喉头，一路上酝酿成熟的感情也没有了用武之地。
当掉头南飞的“运７”小心翼翼地降落在咸阳机场时，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有惊无险，心有余悸，大家争执起来，有的要改乘火车，有的坚持仍乘飞机。巧的是，报社记者个个惜命，电视台的多为亡命徒，央视勇士云集，惟有一位资深美工反对“天上动”，最后扛摄像机的大胜耍笔杆子的。我本来是主张“地上动”的，也只得将身家性命交与“运七”。特意看了一眼那位美工，表情视死如归。
回延安（２）
咸阳一宿无话。
第二天早上阳光灿烂。在疾劲的西北晨风中，我们鱼贯登上“运７”。昨天的紧张心情随着沙尘暴的平息而消散，心情变得和阳光一样灿烂起来。经过几十分钟平稳的飞行，再次俯瞰脚下的一片黄土，只见峰峦叠嶂、沟壑纵横、梯田层层，绿云掩映，机上别人尚可，美工已两眼发直，口中念道：“悲壮，悲壮！”我的心也再一次开始狂跳。
延安机场位于市郊一片平川上。走下旋梯，情不自禁地感情再次迸发，两行清泪水到渠成。有位好事的同行透露了我的知青身份，引起主人的热情与好奇。茫然地随大家上车，凝望窗外，两眼已不够用。农田、市场、教堂、街道疾速掠过眼前，宝塔山也终于落入视线。
咸阳耽搁半天，日程变得很紧。午饭后先到凤凰山勘察直播现场，接着参观枣园、杨家岭和四八烈士陵园。记者们大部分没来过延安，大家印象最深的是枣园。春光下的园子草地翠绿、土窑苍黄，一对父子正为游人表演歌舞，父亲四十多岁，儿子二十出头，都是典型的陕北汉子：一样的高鼻梁，深眼窝；一样的宽肩膀，高身材。父亲看起来更酷，要是在张艺谋的片子里饰个角色，肯定能一炮走红。他们唱一曲信天游，舞一段安塞腰鼓，尽情投入，旁若无人。一行人看呆了，鼓掌叫好喊“再来一个”。看我们真心喜欢，父子俩来了精神，一直到我们上车，还追在后面载歌载舞，送出好远。我问陪同：“点一次歌舞多少钱？”陪同回答：“给也演，不给也演。老子是下岗工人，儿子是无业青年，天天来这里，挣多少算多少，说是给个工作都不换，他们爱的就是这号！”我听了心中一动，又有泪水想往出涌。
晚上当地政府为我们接风。席间宾主相互敬酒，我却早已心不在焉，对昨天耽误的时间耿耿于怀——本来打算请记者们跟我回村吃婆姨们做的陕北饭，因还要去富县和志丹县，这个节目只得被忍痛删除。善解人意的市卫生局司机小马问我：“你是不是真想回村？”我说“当然！”他推开碗碟，一腔丈义：“那咱走，我送你！”
我插队的石窑村距延安二十五华里。山路似乎还是原来的山路，川道却已变得认不出来了，汽车沿着延河蜿蜒北上，途经当年公社所在地河庄坪，昔日千倾田川已经变成长庆油田的一个福利区，一条整齐的街道，一栋栋漂亮的住宅楼，猛一看竟以为是都市。有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山乡巨变，河流改道，好容易才找到看上去面目皆非的村口。
正是晚饭后，一群吃饱喝足的后生蹲在村头的树下抽烟闲聊（陕北少年多早沾烟草），见了生人，脸上堆着好奇。我走上去挨个问：“你大（爸）是谁？你妈是谁？”听见熟悉的名字，赶紧说：“快叫他们，就说北京来人了！”后生们即刻跑得没了踪影，我在一个系红领巾的女孩引导下，攀上半山腰，寻到当年的大队书记杜修明家。
远远看见杜修明的婆姨颤巍巍地在窑洞门口簸粮食，她居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苍老了许多。我上前叫了声大嫂，那婆姨愣了一下，盯着我像看外星人。我忙自报家门，说：“不认识了？”她辨认半晌，才一把拉住我，眼里流下泪来，头一句话就说：“你咋老成这号了！”杜修明寻声出来，脸上表情惊愕，慌得把我往窑里让，一家子儿子、闺女、媳妇、孙子，围了半屋子。大嫂二话不说，从衣柜里捧出一个衣衫褴褛、胳膊用铁丝栓着，鞋只剩一只，脸脏兮兮的塑料娃娃，说：“你看，这还是你给我们女子买的！”那一瞬间我吃惊之极，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杜家女儿小时候极漂亮，很招人喜欢。我工作不久，一次杜修明来西安，一个月只有十八块津贴的我买了一个廉价的塑料娃娃托他回去带给他女儿，一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将一个玩具娃娃保存到现在，那得要怎样的上心啊！现在杜家女儿也有了一个漂亮女儿，我想，应该再买一个娃娃带来，要最时尚的那种，送给她的女儿！
回延安（３）
忙着春种的男人们陆续收工，当年的玩伴来娃、喜明、大莲和娃儿等闻讯赶来。彼此相认，大家十分激动。陕北有早婚的习俗，三十年前的小兄弟小姐妹，如今都当了爷爷奶奶，个个孙男弟女绕膝，关心地问我“有孙子了没有”。我说：“惭愧，哪有你们人丁兴旺！”当年响应晚婚号召，仅生小女一人，还在念书。平时以为自己还不老，谁知已到了该抱孙子的年龄。一一问起惦记着的老乡，闻知有的过得还好，有的年龄不大竟然已经故去！来娃说老村已经没有几户人家了，大部分人搬到了几里外的新村，因为不知道我来的消息，所以就通知了老村的几个人。没能见到更多的乡亲，是我这次回村最大的遗憾。
第二天从富县回延安，来娃竟在宾馆门口等我，要请我吃饭。他说庄稼已经种上了，他比别人动手早，否则大家就都来了。“节气不等人，你咋不多住些日子？”来娃真心地挽留。我说公务在身，以后一定再来。来娃告诉我，现在粮食吃不完，手上也有了活钱，家用电器基本置办齐了，还安了电话，“请你在延安最好的饭店吃饭都吃得起！”他得意地说。“算了，吃什么也不如请我吃‘肉夹馍’！”我回答。来娃还说，他和喜明、娃儿商量了，“等什么时候闲了，相跟上逛趟北京，看你们去！”那口气，再不是当年那个填不饱肚子、因营养不良不肯长个儿的大嘴后生。分手时他给我留了家里的电话，居然是国内直播。
短短几天，去了延安、富县和志丹县，汽车在绕着山峦沟壑的盘山公路上奔驰，那山，那水，那人，无不令人心动，也感慨多多。虽然日子比从前好过了，但当地百姓依然贫困。
说句题外话，今年５月同事带团访问延安，接待单位恰好去年接待过我们，还讲起“某老知青” 寻访延安的故事在当地留下一段佳话，也是我与延安不解的缘分。
回北京后给来娃打过一次电话，是他儿子接的。我说：“告诉你大，照片洗出来就给他寄去。”用傻瓜机拍的照片谈不上艺术，只证明了到此一游。把它拿给同事和朋友看，说起回延安的感想，不管人家爱不爱听。特别是跟前两年回过村的炕友聊起来，更是没完没了，絮絮叨叨的像祥林嫂，觉得留下了无数遗憾：遗憾没有来得及去新村见更多的老乡；遗憾没有重游远近闻名雕有佛像的“石窑”——我们村就是以它而得名的；遗憾没有再爬我们当年劳动必经的“大高坡”……
三十年难以割舍的知青情结，就这样又被重重地勾起来，我比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这种情结对于我心灵的震撼。有遗憾就会有向往，有向往就会有行动。
还想再回延安——也许明年，也许后年，也许再过几年！
后记：这是一篇旧作。自２０００年回过一次延安，又是好几年了。前年，当年村里的几位后生——现在已经做了爷爷，真的相跟着逛了一趟北京，还千里迢迢地给我们带了小米和红枣。我们请老乡在便宜坊吃了一顿北京烤鸭，着着实实地热闹了一晚。这篇文字，聊表春节前我对乡亲们的怀念之情。
我的鹰击长空（１）
如果回忆往事像咀嚼一个放得发硬的果味面包，那么怀念“鹰击长空”的日子就像品味其中的果仁。前些年，我刚刚学会上网的时候，曾在网易社区寻亲访友布告栏里发了个启示：寻找“鹰击长空”队友白洁凌。
我所怀念的，是一支叫做“鹰击长空”的文艺宣传队。宣传队是中国某一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它对于我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十四五岁时，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痛并快乐”的时光，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我要寻找的白洁凌，奔儿头，圆脸，有一个和她长相贴切的外号：白猫。她是我在“鹰击长空”最早熟识的朋友，一个相当活跃的人物，因此我坚信，只要找到她，就能找到所有的人，好比长白山上的桔梗，只要找到一两颗，就能挖出一大箩。
那年我刚从外地调回北京不久，每当走到当年宣传队活动地点少年科技站附近时，就会想：不知白洁凌和那些队友们在哪儿？
发布网上信息后，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拿起话筒，对方让我猜猜他是谁，我猜不出来，但知道肯定是老朋友。
“我是林东啊！还记得吗？”电话那头的声音似乎很遥远。
“林东？记得，当然记得！”我大喜过望，在办公室里旁若无人地喊道。原来，这位当年宣传队的重要人物之一，现在是一所外国语学校的教师。很巧，我的一位中学同学是他的学生家长，一次闲谈中，无意夹带出我，于是接上了关系。
我想，因特网还不如人网，网上寻人，我只收到一封来路不明的邮件，莫名其妙地说“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天知道是谁，又在哪里等我！而茫茫人海中，不知怎么就能碰上熟人或熟人的熟人。销声匿迹多年、我以为再也无处寻觅的林东就这样忽然从天而降，应了那句“踏破铁鞋无觅处，来得全不费工夫”的老话。
为什么我们当年有幸相识？如今又再度邂逅？大千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能编织出怎样的人际关系网，全凭一个缘字啊！
“文革”期间，我是因为背了家庭出身的包袱，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又不甘心寂寞才参加宣传队的。在我印象中，“鹰击长空”就像一个铁打的营盘，队员们像流水的兵，在它存在的两年中，始终保持着一支三十至四十人的队伍，成员大的二十上下，小的十四五岁，全是在校中学生，后来被称做老三届的那一茬人。
当年，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学校、不同年级、不同家庭的不同性别、不同秉性的少年，在队里朝夕相处，尽管许多人家被抄、父母被关押，但我们咽下痛苦和烦恼，每日排练、演出，闲时打闹嬉戏，总算有了一个安身之处。
那时候我们最喜欢互赐外号，拉手风琴的郑国安被称为“兔子”，这本与我无干，却一直代她受过。附近的小孩不知为何认我为“兔”，每当宣传队外出，一群小人儿便冲我大喊：“小白兔，咧咧咧，前边打鼓是你爹……”。我蒙冤受屈倒也罢了，带累老爹不明不白遭株连，真兔子倒逍遥法外，令我耿耿于怀。这件“冤”案后来还成了历史遗留问题，我插队多年后，一次回北京，偶尔路过宣传队驻地西城少年科技站，被两个小伙子认出，交头接耳议论：“这不是小白兔吗？”鹰击长空“的！”难为他们已经长得人高马大，竟还记得我。
林东外号“猪头”，虽说不雅，但他宰相肚里能撑船，既然大伙儿盛情赠予，也就笑纳了。而我则小肚鸡肠，对蔑称坚决抵制。这里又有一桩“冤案”。老大哥刘百操由于练过击剑，腿脚敏捷号称“鸡腿儿”，兼名“土鳖”。一次开玩笑，被他设了一个套装进去，不留神得名“小土”，此乃刘兄智慧，也该着我搬起石头砸自家脚。
宣传队几十名队员，从初一到高三都有，皆是各校文艺精英，几乎人人都有绝活儿，课余时间大多在少年宫或者少年体校操练过，总体趋势阳胜阴衰。最有趣的是队干部们每人一段号谱，叫谁就吹谁的谱，招之即来，绝对高效的通讯手段。鼎盛时期，另有一支游击军加盟，两路人马会师，实力大增，不久又被“首都中学红代会”招安，那段时间新节目层出不穷，演出频繁；使得“鹰击长空”声名鹊起，很是辉煌了些日子。
我的鹰击长空（２）
我进队大约在１９６７年春天，一次我跟同学高建华、赵淑琴到科技站去玩，对宣传队一见钟情，经二人引荐加盟。不久她俩不知何故淡出，我因喜欢那种张弛无序，半军事化半散漫的生活，便独自留下。其实我并不会，也不喜欢表演，只是练过体操，能翻高而飘的跟头，很能唬人，虽然我在队里大有滥竽之嫌，人缘却混得不错。
“鹰击长空”是我的学校。在我以初中一年级文化程度失学后，无时无刻不从王明、王仪宁和刘百操等令我景仰和羡慕的高中生身上，学习、模仿和汲取文华营养。那段不长的岁月，胜读书十年，使我获益终生。
热爱音乐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们拥有一支出色的乐队，节目大多自己编写，曲子自己作，器乐自己配。最引人注目的是赵蓓、张建生和范汝幸三把小提琴，看他们犹如金童玉女，听那乐声悠扬，令我如痴如醉，由此迷上西方古典音乐，经常为了寻找一张喜爱的唱片煞费苦心，还蛮练过多日小提琴但终不得窍。想不到的是，多年后女儿为我圆梦，考入音乐学院附中学习小提琴，使音乐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种永恒。
热爱文学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虽然我小学时就喜欢吞读各种文字，热衷于涂抹，但比起高中队友便小巫见大巫了。受他们影响，到处搜寻“禁书”和名著，常常在枕上读到深夜。有空就听他们高谈阔论，私下里练习写作，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填词谱曲，最终怕被笑话，没敢拿出来。最初的创作尝试，无疑为我后来获得生存技能奠定了基础。
胡思乱想的习惯也是那时候养成的。我就读的学校男女生分班，交际范围有限，而宣传队人才济济，经常与比我年长的高中生、特别是与异性交往，满足了青春期身心躁动的需要，锻炼了理性思维能力，也增长了知识，丰富了人生经历。那段时间，我还写了大量颇具少年激情的笔记，可惜没能保存到今天。
宣传队最后的结局是无疾而终。
１９６８年春天，老三届开始毕业分配。由于六六届离队，“鹰击长空”痛失主力，小字辈则渐成气候，乘机领衔担纲，上台呼风唤雨，唯独我不思进取，甘当龙套，因而从未显山露水，直至军训开始，改换门庭为学校宣传队效力，才渐次显示出激情澎湃的编创才能。最辉煌的时候曾经率领两支宣传队，此为后话。
分配高潮到来后，形势骤变，大家人心惶惶。在宣传队最后的日子里，队里的空气忽然暧昧起来，但见师哥师姐行踪鬼鬼祟祟，纷纷投石探路或苦心设计，把一支支丘比特箭射得眼花缭乱，“鹰击长空”俨然进入恋爱季节。我和王爱莲人小鬼大，窃笑别人溺水爱河，直到日后谈婚论嫁，才笃然生出沮丧：怎么我的花季就毫无魅力，竟未使一位男孩眼亮？幸亏后来遇上成人之美的我家先生，解除了老母的后顾之忧，否则岂不老朽闺中？这是后话。
令人费解的是，一对对众人看好的爱情纷纷落果，万箭齐发，却只有一箭中的——管家魏兆麟生擒了老转儿解文琦，成就了“鹰击长空”唯一一对美满姻缘。
那年岁末，我们终于飞鸟各投林。当兵的有原国华、国红、周津丽；留北京有幼师的三位大姐和林东、孙威；蜂拥兵团的最多，白洁凌、王仪宁、刘百操、魏兆麟、解文琦、张建生等；我则跟本校一帮散兵游勇去陕北插队，此后各奔东西、相距遥远，仅与林东、王爱莲、高建华和周浩通过信，后来联系渐少，直至缈无音讯。
我至今还保存着当年那些冲洗技术不佳的黑白照片，回首往事，更生出无尽的怀恋。
那天，我和林东在电话里聊了很久，最后叮嘱他：“以后再聚会，一定要通知我啊！”放下电话，想起几年前校庆，相会分别多年的老师同学，临出门，女儿看着我忽然说：“老妈，你该穿得鲜亮点儿，化化淡妆！”女儿用心之良苦，让我顿生“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感叹。尽管红颜尽褪，面目皆非，但毕竟是曾经沧海，不怕愧对当年兄弟姐妹，我准备无所畏惧地赴一回约。
我的鹰击长空（３）
然而，青春不再，情义绵长。当年周营耕作田间，宣化有惊无险，南口军营体验的往事历历在目，更有薛伯雄天津取经困卧桥头、范汝幸含辛茹苦擦车奉贼等令人捧腹的典故韵味还浓。有一段时间，我曾打算把这些故事写成小说，无数次雄心勃勃地开篇，又无数次地偃旗息鼓，终于没有将小说进行到底，只好随便对付一篇，聊慰思恋之情。
文章在电脑上敲出来，先生看后评论说：“题材不错！不过你把能做西服套装的材料，裁成了一件背心，可惜了！”
我和三明（１）
三明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六岁认识，十岁分别，这一别就是遥遥千里，漫漫数十年。
十岁那年，外祖父调动工作，去另一所大学任职，我尊父母之命，从合肥转学到北京，以便“接受更好的教育”。此前，我一直和外祖父母住在一起，外祖父是安徽大学重建时的元老之一，老人早已百年，而他主持建造的教学大楼至今依然屹立。
我和三明同学４年，由于在班上年龄小，个子矮，同坐前排，我俩最能玩在一起。虽然偶尔也吵架，却不妨碍我们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当时我家住１０４楼６号，三明家住１０５楼８号，我家的后门对着她家的阳台。想约她玩，只要冲着阳台喊一声，就见三明伸出头上扎着蝴蝶结的小脑袋答应一声，旋即飞奔下楼。那时候小学生作业很少，我们经常玩得昏天黑地，实在累了，三明就睡在我家，也不把自己当外人。
三明的爸爸妈妈是安大著名的“花匠”，育有７个子女，除了唯一的男丁四明，余者从大明到三明，从五明到七明，六朵金花争奇斗艳，一个比一个漂亮。
转学前，小小的我们就已经懂得友谊，并且意识到别时容易见时难，特意和另一位同学到城里的照相馆拍了张合影。可笑的是，想送班主任老师一张，居然让他自己拿了底片去洗。当年只有二十岁、刚从师范毕业的宋道韧老师将放大的照片给我们看时，大家都很高兴。
依依惜别，我和三明约定互相写信。小学五年级，自认为已有相当的文字表达能力，这信一通就是十几年，直到三明从部队转业。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初，正值文革时期，三明到北京串联，住在通县的一所学校。人生地不熟，三明辗转找到我家，分别四年惊喜相见。我留三明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餐，接着一同去学校看大字报，然后匆匆分手。那是革命年代，不能沉湎于小布尔乔雅的缠绵友情。
两年后，上山下乡浪潮席卷，三明去了安徽滁县，我去了陕西延安，都成了插队知青。１９６９年冬，我专程到滁县看望三明，一起去南京游览新建的长江大桥，相聚一天一夜，再叙友情。
又过两年，三明当兵入伍，我进入司法部门，在当时，这几乎是最好的归宿，我们由衷地为自己、也为对方庆幸。
转眼到了七十年代末，三明从部队转业，花样年华、美丽善良，被一位插队时认识的男生追了个死去活来。为了忠贞的爱情，三明放弃了回合肥的机会，来到小城滁州。
几乎同年，我和三明相继成家，过起了为人妻、为人母的琐碎日子。后来地址几经变更，从此更互无音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