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们除了工作，还要相夫教子。忙碌之间，也常想起儿时的伙伴。合肥那座城市我一直没有再回去过，也不知道三明和其他同学生活得怎样。
我保存的那张照片，虽被严加看管，但它从北京到延安，又从延安到西安，终于在一次搬家后不翼而飞，在我心中留下一份失落。
今年３月，突然接到一个会议通知，会址居然是合肥！立即给主办单位回执，那还有什么说的，去啊！就这样，在阔别４５年之后，我又回到日夜思念的古城合肥，回到我的梦中乐园安徽大学。
寻旧心情迫切。会议间隙，我从驻地皖能大厦赶到安大老校区，短短一段路，乘出租车只需９元，却让我盼得心焦。进入南门，一眼望见我们小时候常去玩的教学大楼，虽然落满沧桑，却是依旧巍然，“安徽大学”四个毛体大字潇洒遒劲。
三明的父亲也是安大建校初期的干部。我向一位老人打听（只有老人才知道老人），他遥指一片楼群，当年的老屋，已翻盖成新居。问了第二位老人，得知大概方位，第三位告诉我具体楼层，问到第四位时，只见她用手一指：那不是？你找的人来了。抬眼望去，一巍巍老者买菜归来，果真是老伯，当年形象依稀可辨。我忙自报家门，上前问好。老伯闻之，十分激动，拉我上楼，大呼阿姨倒茶。翻出三明的电话，终于听到久违的声音。得知是我，三明大喜过望。依旧是快人快语：“你住在哪里？等我安排一下，马上来看你。”
我和三明（２）
坐两个小时的汽车赶到合肥，当三明站在我面前时，好像时光倒流。觉得三明一点儿也没变，就像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
眼前的三明，不施脂粉，职业套装；谈吐温和，举止优雅。目光还像小时候一样清澈，声音还像小时候一样亲切。岁月在我们脸上留下重重的痕迹，却没有在我们心中划开一丝裂纹。
轻轻拥抱一下，心中好暖。三明说：“我调了５天休假，加上周末，天天陪你！”“好啊，正好让我多看看这里。”
朋友就是朋友，不管分别多久！谈谈工作，叙叙家常，女人和女人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三明拿出当年那张合影，看到旧时模样，给我一个意外惊喜。如今的三明沉稳干练，在市科技局负责农业科技项目管理，工作卓有成效。我们从照片说到现实，从过去说到现在，会也不想去开了，考察也不参加了，我们要拥有自己的时间。
会议结束，代表们奔了黄山。我和三明整装出发，就像当年去看南京长江大桥，我们一段一段地乘火车，换汽车。先到蚌埠，我在安徽生活过的另一个城市。
外祖父工作过的安徽商学院，现已更名安徽财经大学，据说在当地招生十分火爆。学校建了新校区，旧址变为成人教育学院和宿舍区。当年住过的小楼已被拆成废墟，问及一位老人，居然记得当年任院长的外祖父，说那是一位很好的老人。
离学校不及１公里，便是我国南北之界淮河，我小时候最喜欢玩的地方。２００６年建成的淮河大堤延展宽阔，堤内是花红柳绿的滨河公园，堤外是种了小麦的河滩。当年只有两条大马路的小城如今热闹繁华。
为了让我多看几个地方，三明把自助游安排得像８０天环游地球一样紧凑。观赏了巢湖风光，领略了银屏山美景，逛龙川，游婺源，从江淮之间到长江以南；从山清水秀的皖南到郁郁葱葱的赣北，江南春色尽收眼底。一路上，三明车票、门票全包，对我更是照顾有加。
最让我高兴的是，三明还联系到七、八位小学同学和一位班主任老师。还有从深圳赶回来的“同桌的你”，当年的小淘气俨然变为成功的企业家。虽然四十多年未见，但同学都是安大子弟，父母多为同事，诸多人、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家很快热聊起来，相约待到老师七十大寿时再聚会！
一周匆匆，分手时，三明把那张合影送给了我。她说：“我已经把它保存了四十五年，现在送给你，由你来继续保存。”
友谊是人类文明的需要。一个朋友代表着一段经历的见证。一生中能结交三明这样的朋友，我真的好幸运。
我为什么下乡（１）
前些日子，为了响应某个知青网站的征文，我开始反思当年主动报名下乡的动机。
然而，三十八年前经历的事情，已经和逝去的时光黏连在了一起，如果一定要回忆，就得像外科医生一样，用一把锋利的柳叶刀，将它一点一点、小心地从无痕的岁月中剥离出来。
以当代人的眼光审视发生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的上山下乡事件，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看作是一种痛苦，一场灾难，一次浩劫；它使成千上万个家庭的生活屋顶突然坍塌，使一代人的一部分神圣权利永远被剥夺，生命轨迹被无情改变。
但是，细想起来，当年我竟是自愿下乡的。那年冬天，西去列车启动的瞬间，我甚至感到一种如愿以偿的心悸。后来我不止一次地回忆，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心理，使我毫不犹豫地一次次地报名，急于把自己从北京发送出去呢？
答案有点犯傻——我想离开家。
在我年满十四岁以后，度过了独立意识渐渐凸显的青春断乳期，虽然没有学到什么文化，却有了某些“想法”，具体地说，就是滋生出一种对自由意志的最简单的追求。这种追求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膨胀，它的终极目标被我锁定为离家出走。
我渴望离开的那个家，其实是个很好的家。这个普通的、多子女的知识家庭，对一个当时正在成长的少年来说，该有的似乎都有：可以吃饱的一日三餐，补丁不太多的四季衣衫，不必发愁的学杂费，甚至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它温暖得像夏日午后令人昏昏欲睡的沉闷气息，没有任何的新鲜与刺激。也许是出于爱护，父母为我们制定了许多不成文的纪律，诸如放学按时回家、天冷要穿棉袄、不能躺着看书、吃饭不说话、别睡懒觉等好孩子天经地义应遵守的规矩。而我却与我亲爱的父母的意志背道而驰。这些纪律，在一个不安分的少年看来，无疑是一种束缚，它使我精心孕育的某些美妙计划——周六通宵达旦地读一本小说，周日昏天黑地地睡一天觉，偶尔到好朋友那里“刷”一天夜等等，不断地遭遇流产。
也曾经尝试过逃走，通常是在我和父母发生冲突之后。但身无分文、走投无路的窘况，使我不得不以无比沮丧的心情重归暖巢，继续实践那些亲切而坚固的家庭纪律。
我一直梦想着能有一个以冠冕堂皇的理由离开家庭、独立生活的契机。这个契机终于在公元１９６８年１２月以政治面目出现在我面前。上山下乡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与一个城市少年的想入非非相吻合，这恐怕是它的企划者们决不曾料到的。而在当年，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以我短浅的目光看来，它几乎是一个完美的机会！在我最想脱离家庭约束的时候，这个机会汹涌而至，令我眼前一亮。
由于性格所致，我从小具有多动倾向，运动状态——行走或者晃动，可以使我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我对以行走为载体的故事，如唐三藏西天取经、八十天环游地球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等充满热情，并由此而热爱旅行，乃至热爱从自行车、汽车、火车、轮船到飞机等一切交通工具，渴望经常处于一种运动状态中。这种渴望深至骨髓，以至于在我几十年的梦境里，反复出现飞来飞去的景象。
下乡使我获得了一个合法的长途旅行的机会，并实现独立生活的梦想，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求之不得。在等待出发的日子里，我怀着带有悬念的、新奇的、甚至有点迫不及待的兴奋，在母亲忧郁的目光中心安理得地为自己打点行装，一种长大成人、即将远走天涯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尽管我后来才知道，这次旅行充满艰险且代价惨重。虽然和那些对家庭充满依恋、死活不想下乡的同学相比，我的适应能力在农村迅速得到开发，但我还是遭到了报应——这种与亲人长期的“生离”，一直延续到我终于无法忍受的地步。
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和我相类似的情况。“离家出走”在当时还是一个生僻的词，几十年以后我才感悟到，尽管生活背景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不同时代的人类在相同年龄阶段有着惊人相似的个体觉醒，现在的孩子更加渴望独立和自由，更善于制造一个又一个不同凡响的出走事件。
我为什么下乡（２）
当然，下乡的动机其实是多元的，在我那个年龄，不可能不被打上时代的印痕。但我相信它的核心是对挣脱父母羽翼、争取独立自由的渴望，因此，我对“出门”的方式不加选择——本来我就是那种顾前不顾后、只看眼前不计后果的人。还有一个在当时不便示人的原因：由于父亲“出了问题”，本已被部队接兵干部看中的我惨遭淘汰，出于少年人的虚荣，我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不得不把对绿色军营的向往，转向了更加广阔的绿色原野。
我从小胸无大志，成年以后，给自己定的最高标准是做一个有品味的散淡闲人。而在现实生活中，则既无品位，也不得闲，只剩下一个“散”字。确切地说，它是一种经历过泥土尘染的散漫。
三十八年前的上山下乡，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剧烈的一次突变，少年时代追求的那种自由意志，其实是不存在的。尽管乡下的生活远非我所想象，我也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真正的自由。它带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绝不是一篇文章所能说清的，但乡下的日子打磨了我的筋骨，乡下的生活激活了我的思维，乡下的事开阔了我的眼界，乡下的人教会了我如何面对逆境。乡下使我了解到都市以外人群的生存状态，也敦促我多少改掉了一些娇气与矫情，虚伪与做作，怨气与浮躁，使自己更接近于一个纯粹的人。
这就是我所能够想得起来的我到底为什么下乡的主要原由。
西行的冬天（１）
我是在一个冬天踏上西去旅途的，从此开创了我独立的人生道路。
那一年的冬天非常冷。
当我提着简单的随身用品走出家门时，心情有些异样，因为这是一次和往常离家不一样的出门——尽管未满十七岁的我，由于从小喜欢旅行，从家里出发的事情已经经历过多次，包括和大人不打招呼大义凛然的离家出走。
这一次却不一样。大宗行李早已托运到车站，一只杂木箱子和一个行李卷——我下乡落户的全部家当。同行的是几千名年纪相仿的少年，启程仪式极为隆重地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广场冷峻而空旷。集合在可容纳上百万人的广场上，越发显得我们渺小。那天究竟在那里进行了什么仪式早就忘记了，记忆里只剩下刻骨铭心的寒冷。
仪式结束后出发，北京站人山人海，无数送行者已经在站台上等候。按规定，每名知青只能有一位亲属进站送行，送我的是母亲。当我在人流中看见医生出身、从不当人落泪的母亲竟然红肿了眼睛，就没敢再看她一眼。
车轮被蒸汽车头拉动的瞬间，车厢里、站台上原先还是沉闷的呜咽突然如同山洪爆发般响成一片，那惊天动地的哭喊声，盖过了火车的轰鸣。
那一刻我离开了窗口，怕看见站台上哭泣的人群，特别是怕看见母亲忧郁伤心的目光。
我居然没有落一滴眼泪。这是一个我记忆深刻的细节。一位送行的老师露出无比惊讶的表情，他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我这样一个看上去娇小柔弱的女孩，在被发配远乡的时候，怎会如此坚强？其实，沉默也是一种表达。在当兵不成、留北京无望的情况下，毅然选择下乡，是我唯一的出路，因为我知道，父亲正在难中，如果我不走，母亲将会被造反派搅得无一宁日。
就这样带着对未来的一无所知上路了，迷惘中，竟然隐约着一种渴望和憧憬。
不知道要去的地方究竟有多远，只有地图上的概念——那里被称作革命圣地。
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上边的号召是“扎根农村一辈子”。
然而，毕竟是一群不知愁滋味的少年，随着车轮的飞转，车厢里热闹起来，笑容重新回到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上。
火车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疾驰了一个昼夜，当新的黎明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了黄土高原。路还在铁轨下延伸，窗外景致已是别有洞天。车到西安，站台上挤满敲锣打鼓但显然是例行公事的欢迎人群，大家也是一副公事公办的回应。
从西安出发继续西行，几小时后，我们到达西北煤城铜川。
按行程，似乎应该在铜川住一夜，但实在想不起来那一夜究竟歇在哪了，记忆的引擎可以搜索到这一路经历的无数细节，唯独在这里留下一个空洞。
第二天一早，我们乘坐蓬了帆布的大货车，奔赴延安。刚下过雪，气温达到零下二十多度，厚厚的积雪被冻得硬邦邦的，为了防止打滑，车轮上绑着铁链。据说由于下雪，两次推迟了起程日期，但为了让我们到延安过一个“革命化春节”，不得不采取绑防滑链的办法能使我们及时出发，这就增添了这次西行的风险和悬念。
浩浩荡荡的车队逶迤千米，沿着盘山公路攀缘缓行，场面很是壮观。
我们几十个人挤在一辆车上，车一开动，冷风便从帆布蓬子的缝隙钻进来，过金锁关时，塞外的严寒更是令人难以忍受，风刮在脸上，刺骨般疼痛。冻得难忍，大家便在车厢里跺脚，凉气从脚趾向上蔓延，膝盖以下都是僵硬的，同伴们纷纷喊冷，我却又一次保持了沉默，我感觉我可能要被冻死了，是因怕喊冷而耗尽最后一点热量。渐渐地，脸被冻得麻木，寒风在早已没有知觉的皮肤上肆虐，终于不再感到疼痛。
经过一天的颠簸，我们到了延安县城，当晚宿在停课已久的延安大学。
然而，行进还没有停止，翌日清晨，我们继续出发。这次的前进方向是朝北，汽车沿着干涸的延河，在公路上蜿蜒徐行二十多华里，到达公社所在地河庄坪。部分知青算是到站了，我们的生产队还在五华里外，接着再向北。交通工具换成驴车，车上只能放下行李，剩下的路就需要步行了，用疲惫不堪的双脚走完最后的行程，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石窑。
西行的冬天（２）
石窑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村庄，因村口一个不知什么年代开凿的雕满佛像的石窑而得名。老人们说，它的年纪少说也有上千岁了。当时村里有四五十户人家、二百八十多口人，在河庄坪川道里算较大的村子，和山沟里比，条件还算是好的。来到我们将要安家的窑洞门口，许多同学哭着不肯进去——那里边看上去一片漆黑。而我再次表现出与年龄不相称的冷静与坚强，大步跨进那孔我们后来住过七百多个日日夜夜的土窑，跨越了我的一次人生转折。
就这样，那年冬天，十六名从北京来的男孩女孩，经过四天跋涉，到达了此次行程的终点，从此开始了令我们永生难忘的插队生活。
我至今还保存着三十多年前的乘车证——一张背面写着我的名字的淡蓝色纸片，乘车证上印有出发日期，朱红色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西城区招生分配就业领导小组安置就业办公室”——字数铺张的印章清晰可辨，我的座位是“第９车厢３７号”。
狭路遇狼
少年时，我胆子非常大，连男孩见了发怵的事也从不害怕。插队时仗着胆大，竟在一次与狼的遭遇中平安无事。
小时候听过很多关于狼的故事。小红帽，东郭先生和狼……故事里的狼虽然凶恶，却会说人话，我以为不过是些恶人而已。动物园的狼，整日蜷缩在笼子里，早就失了兽的威风，没有什么可怕的。老乡却告诉我，山里的狼很凶，捉鸡拖羊，还伤人，听说能把小孩的肚子掏空。山里人人谈狼变色。那时，正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年月，一次，县里命各村绘制“山区远景规划”图，当时正农忙，队里舍不得浪费劳力，念我身单力薄，队长就把这个踏遍青山、无需面朝黄土的“轻活”派给了我。
清晨，我带上卷尺和自制的画夹，装好干粮。房东大娘递上镢头和绳，对我说：“出门扛把老镢背捆绳，路上便当。”我便武装起来，独自踏上了通往后山的路。
离村七八里，便是荒无人烟的山野。据说，当时各村都调动了能写会画的知青，人人准备大显身手。我深知责任重大，一点也不敢怠慢。沿着崎岖的羊肠小径，靠老镢攀着灌木爬坡，拽着绳子下坡，忙不迭地勘地形、量距离，在方圆十几里的范围里足足迂回了一天，好不容易在画夹中绘出草图，我已是饥渴难忍、精疲力竭。
傍晚，沐浴着夕阳的残红，疲惫地踏上归途。绕过一道道沟壑，拐上一个山峁，忽然迎面奔来一只走兽。我想，荒山秃岭的，莫非是一只野狗？渐渐走近，停下脚步再一定睛，我惊呆了，眼前这个灰家伙尖耳瘦腮、耽目龇牙，拖着长长的尾巴，天啊，分明是一只狼，一只孤身离群的狼！
那畜生也站住了，乜起阴冷的狼眼看我，大概纳闷怎么冒出个人来！就这样，一人一兽，僵持在暮色霭霭的山脊上。我只觉得后背冒汗，浑身的肌肉都痉挛起来，脚底下纹丝不敢动，脑子却在飞速运转。头一个念头是逃。举目四望，窄窄一条山梁，左边是陡坡，右边是深沟，回首山更荒。心想，决不能后退逃跑，那畜生肯定比我跑得快。又一闪念，我手里攥着家伙，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跟它拼了。可是，奔波了一天，浑身的气力已经耗尽，而狼毕竟是狼，倘若它刚进过晚餐，空着肚子的我绝不是对手；倘若它也饥肠辘辘，我更有被当作美味佳肴的危险。眼看天色渐渐暗下来，逃不脱又打不过，怎么办？忐忑之间，突然瞥见那狼浑身的毛似乎在抖动，瘦骨嶙峋的四肢也仿佛在打颤。狼眼里闪动着幽幽绿光，分明也藏着一丝隐隐的恐惧。原来狼也怕人！我为自己的这个发现而惊喜。在这荒凉的山上，只有我和它，如果我不怕它，它却怕我，我就是强者！望着与我对恃的狼，不觉动了恻隐之心，决定不伤害它，但愿它也不要伤害我。
我咬咬牙、横下心来，大胆地向前跨了一步，再跨一步，狼竟然也迎着走过来。我不再看它，大步向前走，感觉狼也在步步逼近，眼看就要相遇。我尽量向右侧，沿着小路的边缘，心想，要是那狼不讲绅士风度，我便立刻反击，然后顺着坡滑下山沟。狼也朝左绕着我走，保持着距离，直到与我交错而过。我紧赶几步猛一回头，狼也正回头看我。踌躇片刻，它挺有涵养地长嚎一声，便于我背道而驰了。我如被释放一般撒丫子就跑，边跑边回头，那狼居然也边跑边回头，终于拐过一道山峁不见了踪影。
一口气跑回村里，天已擦黑。大伙正巴巴地盼我。听我说完这段奇遇，队长惊得张大嘴巴，半晌才说：“娃呀，哪有狼不吃人的？你怕是贵人吧？”不几日，以讹传讹，村里人认定我是有福之人。那一年出生的女孩子，竟有好几个随了我的名字叫，老乡说是沾沾光，讨个吉利。
不觉许多年过去了，至今想起来还好生奇怪，那狼为什么见我不跑？为什么没有伤害我？也许，因为我不犯它，它也守信而不犯我？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人与兽原来也是可以相安无事、和平共处啊！
窑洞随想
一位新近到过延安的同事，写文章谈到对窑洞的感受，读来虽有韵味，但又觉不尽其然。遂想，关于窑洞，我也该写点什么。不仅因为我曾经在陕北的窑洞里住过七百多个日日夜夜，也不仅因为三十年后还难以忘怀那一盘土炕在冬日里的温暖，更因为窑洞出自与我们肤色相同的黄土，只有在黄河臂弯里那一脉丰沃的土层中，才能被开凿出来。
人类居住洞穴的概念，我是从历史课上获得的。后来参观北京房山周口店，在“北京人”遗址前，才领略到穴居的实际含义。而想不到的是，距离“北京人”二十万年后，我也会作为“北京人”，住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洞穴。
然而，窑洞与先民们栖身的周口店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住的村子，所有村民的家宅都是窑洞，一排排依山而立，错落有致；一孔孔门严窗实，冬暖夏凉。
队长带我们认“新家”，那是老乡一孔弃之不用的土窑，窗上胡乱贴着一层纸，户外高原强烈的日光亮得晃眼，愈发显得低矮的门洞深邃阴黑。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世界上黄土层最厚的高原，千山万壑，纵横交错，最丰富的资源就是黄土。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在这里的人们，除了黄土，几乎一无所有。他们向黄土要吃、要穿、要住，不但死后净归黄土，就是活着，也从出生就栖息于黄土之中。
一次次目睹窑洞从开凿到完工的过程，我渐渐理解了窑洞与村民的关系。箍窑修宅院是庄户人一生的大事，须择一个土质好的阳坡，先剖开崖面，豁一个长方形的口子，挖进一两米后，再向四周开拓，修成椭圆形的洞，大体成型后，刮光崖面，抹上泥皮，用石灰浆刷白，待风干后再开窑口，安门窗。
入乡随俗，随遇而安。我们不得不融入洞穴，习惯了进门就脱鞋上炕，习惯了眼睛从明到暗的漫长适应，习惯了太阳还没落山就点燃煤油灯。恶劣的生存环境，创造了简陋而实用的洞穴建筑，窑洞是依土而生者无奈的选择。
居住窑洞的人，织造了窑洞文化。窑洞文化不同于城市的阁楼文化和四合院文化。窑洞文化单纯，它以黄土为本；窑洞文化深邃，它可进深数丈；窑洞文化温厚，它冷暖挂心、体贴入微；窑洞文化平和，它天拱地方，毫无棱角。但窑洞文化也有致命弱点，它毕竟失之畅通、亮堂、富丽和宽敞，无法摆脱人类童年洞穴文化的局限。
插队的第二年春天，听说远在百里之外的麻洞川出事了。那天大雨磅礴、山洪爆发，两名青年因抢救耕牛，被砸死在坍塌的窑洞里。“死的肯定是知青”，老乡们都说，“外头的娃咋知道，塌窑塌的是口，往里跑才能活命啊！”
噩耗传来，已经是两天以后。遇难者是我们学校的，一男一女；一个十八岁，一个十九岁。那几天队里一名男生情绪非常低沉，据说死去的女孩和他相好。
往日山峦般宽厚的窑洞，狰狞地吞噬了我们的兄弟姐妹。但是，似乎又不该怪罪窑洞。房不也一样会倒吗，楼不也一样会塌吗？土坟掩埋着早逝的青春，土窑也庇护着鲜活的生命。逝者如斯，英灵永恒。无论生死，我们都与黄土做伴。
新世纪初，我回到三十年前住过、已经容颜大变的村庄，只见散落数孔废窑的阳坡上，又凿了新窑。村民手里有了钱，家宅翻新，大多箍石窑，也有盖房的，建筑形式开始多元化，窑洞文化正在受到冲击。
有人说窑洞是最落后的原始住所，也有人说窑洞是最天然的环保民居。也许这是一个无法判断正误的命题。
不知道哪一天，窑洞才能成为建筑博物馆的珍藏，让人类永远告别穴居生活。
书韵琴声
长大的琴童（１）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值得怀恋的时代。
处在一个社会变革时期，很容易产生各种“热”潮，引人注目的学琴热就是一个兴起在那一时期并且一直持续到如今依然风头不减的现象。
这个现象的直接结果便是为音乐院校提供了大量优质生源，为各类综合学校输送了大批特长生，提升了年轻一代对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的接触程度，也为新闻媒介提供了持续近二十年的讨论不尽的话题。
目前，许多在国内外音乐院校就读或者已经毕业的学生，都是当年学琴热的第一代产物，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已经成为颇有名气的演奏家，比如郎朗、李云迪。
我的女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了学琴大军中的一个小小的琴童，并且经过曲折与艰难，走进了专业音乐学生的行列。
关于女儿学琴，我曾进行过无数次的反思，自己当时的决定究竟有多少跟风的成分？结果，我和丈夫都认为，在女儿学琴的问题上，我们似乎是一种慎重选择，而并非由于外界的诱惑，理由是，作为一个非艺术家庭，我们对音乐有着坚定而持久的热爱，这就足够了。
然而，这种选择，究竟是成就了女儿的前途还是制约了女儿的发展？我至今都没有得出一个圆满的答案。生活就是一条单行线，不能倒退，不能折返，永远没有对另一种选择进行检验的机会。
五岁半，女儿接受音乐启蒙，老师是音乐学院的一名大三学生，据说这位男生是该校第一个从事家教的学生，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交响乐团工作。
学琴第二年，女儿考入音乐学院课余音乐小学，师从一位刚从美国学成回国的少壮派老师，女儿当时的年纪，老师说从事演奏专业已经太“老”了。
学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练琴之苦，不亲自实践的人是无法体会的。尽管我家琴童已经成为音乐专业的研究生赴海外留学，但是，作为曾经的琴童家长，当年过五关斩六将比赛、考学的情景历历在目。当女儿终于考上音乐学院附中、在选择上附中还是上重点中学的时候，先生出差未归，报到时间在即，经过连续三晚的失眠后，我把决定权交给了女儿，并在女儿的坚决要求下，作出了艰难的选择。
进入音乐院校的琴童相对于庞大的学琴大军，数量是很少的。根据其家庭背景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子承父业”的世家子弟，另一类来自没有音乐背景的普通家庭。较知名的青年乐手，胡坤、王晓东、吕思清等都出身于音乐世家；郎朗、李云迪等则出身于普通人家。中国历来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职业承袭现象，特别是技巧性职业，比如著名的杂技之乡吴桥，“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人人会两手”。由于环境、遗传等因素，世家子弟从事音乐专业更得天独厚一些，普通家庭则要困难得多，那种在焦虑与期待、失落与向往、苦闷与快慰的交织中度过的漫长岁月，造就了一代不屈不挠的中国琴童的父母们。
演奏是一门实践艺术，熟能生巧，不勤学苦练绝对成不了气候，而若无点音乐天赋，即使再刻苦也无济于事。只有当技术娴熟到成为一种下意识的时候，才可能追求更高的音乐表现。琴童学习以进行音阶、练习曲等技术训练为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四五个小时，学了专业时间更长（考试或比赛前可练到十个小时），发烧也不休息，除非躺在床上起不来。一位朋友的儿子，脚被自行车夹伤（那时孩子多被父母驮在后座上去上课），打了石膏不能站立，学校的课可以不上，但琴课不能停。朋友把儿子背到琴房，让他靠墙根单腿立着，老师也不含糊，来了就得上课，一句怜惜的话都没有。便是练琴潦草的我家琴童，因生得单薄，玩这“体力活儿”有点力不从心，一年也只有年三十放一天假。“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点儿也不假。
由于专业学习必须开始的年龄，孩子还不懂事，根本不可能对自己进行未来“设计”，因此，他们学音乐基本上都是家长的意愿，这是一种职业的无奈。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演奏是最需要及早学习的行当之一，业余爱好可以大器晚成，若想搞专业（主要指演奏专业），绝等不到懂事了再学。我曾就此问过一些音乐学院学生，他们大都表示喜欢学音乐，有的还说：“幸亏小时候父母逼着学琴，否则就与音乐无缘了。”一位学工科、已工作了的女孩则遗憾地表示：“要是父母也喜欢音乐，让我从小学琴就好了，我现在特别羡慕搞音乐或者有音乐特长的人。”可她妈妈却说：“现在你说想学，当初真让你学你就不这么说了。”
长大的琴童（２）
几乎没有孩子喜欢练琴——上台表演除外。练琴不是演出，也不是自娱自乐，每天的功课，对儿童来说没有任何乐趣而言。如果在做作业和练琴之间作一个选择，绝大多数孩子宁愿做作业，甚至包括他们讨厌的作文。孩子练琴时，往往以喝水、上厕所等为借口，磨蹭、装病、自残，逃避枯燥无味的学习。一个学长号的男孩，他父亲要求他的练习时间以哈气在号管里的凝水达到杯子的某一个刻度为准。为了敷衍父亲，孩子常以自来水冒充，被父亲偶然发现，遭受皮肉之苦后，他便每每发誓：“爸，这回是‘真水’！”但奇怪的是，相当多的孩子，练琴时纵有一百个不乐意，但要说不学了，他们还不干。我见过一个学小提琴的女孩，每次她妈妈说“这么费劲，咱别学了”，她搂着琴像生离死别一样哭得异常伤心——最后又痛苦地学下去。还有一个孩子，小时候对父母千辛万苦攒钱买来的钢琴恨之入骨，勉强弹了几年，死活不肯再学。上了初中，偶见同门琴友已是身手不凡，顿时懊悔不已，抱怨父母没让她坚持下来。
孩子不爱练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无论怎样努力，都很难达到老师的要求，父母更是恨铁不成钢。没有成就感，自然难有兴趣，更谈不上热爱。孩子练琴时往往愁眉苦脸，像郎朗那样自觉苦练的琴童（据别人描述），我从未见过。一位母亲说，她就怕儿子因被逼练琴而痛恨音乐，为了让他对小提琴有兴趣，她不敢逼迫，不得不减少时间，儿子实在不想练就去干别的。保持了与音乐的缘分，代价也不言而喻，在儿子通过音乐学院附中入学考试后，经过若干个不眠之夜的思考，她最后还是选择了放弃，怕儿子“学不出来”——搞专业不能凭兴趣，儿子能始终保持学习热情吗？曾担任一所重点大学交响乐队首席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但这位彻头彻尾的爱乐者，始终为自己未能从事音乐专业而耿耿于怀。
家长让孩子学琴的动机可以说五花八门：有的从职业角度，希望孩子通过学习音乐将来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有的从“素质教育”的角度，希望提高孩子的艺术修养；有的因为自己爱好音乐，把陪孩子学琴当作一种乐趣；有的望子成龙，希望孩子将来成为天才的演奏家；还有的看别人的孩子学琴，担心自己的孩子将来会缺少竞争力。
于是，一批又一批的家长带着各种不同的目的，使自己的儿子或女儿变成琴童。
学琴能开发智力吗？学习音乐到底有什么好处？一位小提琴教授说“孩子能不能通过学琴而变聪明我不知道，但是不聪明的孩子绝对学不了琴这一点是肯定的”。我也有这种感觉，所接触过的琴童没有不聪明的（指能学到一定程度的孩子），他们文化课学起来都不吃力，差不多都是班干部、三好学生。不知他们是因为聪明而能学琴，还是因为学琴变得聪明的。八十年代中，我进修普通心理学专业时，曾参与对所在城市三所高校的一百多名学生进行人格因素测试，智力分数一项，得分最高的是音乐学院组，其次是理工科大学组，最后是医学院组。我的一位从事教育的朋友，曾用一种我不熟悉的评估方式，对艺术院校和非艺术院校的两组学生做过一个比较，认为艺术院校的学生更个性化、更具创造力，也就是说，他们的心灵更接近于自由，想象力更为丰富。由于样本小，结果也许不具必然性，但至少提示了教育环境对被教育者人格形成的影响：艺术教育可能比较注重个性，培养人格，益于智力开发。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重视艺术教育，可能也是基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考虑。
学琴需要环境。单枪匹马的学习和在一种氛围中学习，效果可能大不一样。据说郎朗年幼时在一个筒子楼走廊两边好几家的孩子都在学琴，你追我赶竞争十分激烈，成效显而易见。我原先所在一个几百人的小单位，职工适龄子女学音乐的居然有十几个（好像是同事间互相影响的），家属院里每日弹棉花锯木头的乐声不绝，大部分坚持下来了，每年都有考上音乐院校的，计有七八人选择了音乐专业，目前已有３位留学美国，以至于那个小单位的许多人以为学音乐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西安有一所普通中学，由于一位音乐学院老师的介入，使这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中学在前些年名声大噪——学校有一支出色的管乐队，学生从初一起学习演奏，音乐素养较高，她的学生后来被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清华、北航、北方交大和中央音乐学院，一时间，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到学校的音乐班，那位老师也被学生和家长所推崇。
长大的琴童（３）
我认识的琴童，算起来数量也不少——从小和家童一起拜师的琴友，以及亲友同事的孩子，无论学键盘、弦乐、管乐还是民乐，目前多已长大，他们的走向大致分两类：第一类为音乐专业，这里边又有分类，有的学演奏（或演唱）专业，尽管可以或者有可能成为演奏（唱）家的凤毛鳞角，但依然是众多琴童和他们家长的梦想；有的学理论——作曲、指挥、音乐学或音乐教育等，这类专业对演奏（唱）技能要求相对低一些，但对综合音乐及文化素质要求较高（有人认为音乐学院文化课、特别是理工科课程太少，是有道理的，主要是与专业课程时间安排相矛盾）。第二类为非音乐专业，也有两种情况，有的作为特长生成为学校乐队成员，或经常演练的超级乐迷；有的（多为半途而废的琴童）则不再摆弄乐器，或尚保留爱乐，或与常人无异，或走向极端——对音乐持抵触态度。
总之，父母对音乐的热爱与持之以恒、拜一位德艺双馨的好老师以及创造一个适宜的学习氛围应该是学习的基本条件。
其实音乐领域也像围城，里边的想出来，外边的想进来。这种现象在其他行业也存在，有报道说，马晓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从来没有热爱过围棋。”据说是因为从小看父亲哥哥下棋，学会后很快出了名，糊里糊涂成了专业棋手。国外一位著名网球运动员也有类似观点，大意是：“一项运动，一旦成为职业，成为谋生的手段，就无论如何不可能像初始时那样热爱了。”
有媒体报道，北京目前的琴童超过十万，这个数字大概不包括长大的琴童，他们应该也有数万人，无论是否从事音乐专业，无论在读、工作还是出国，对于大多数曾经有过刻骨铭心学琴经历的人来说，他们是当代爱乐人的中坚分子，音乐将陪伴他们一生。同时，新的琴童队伍也以稳定增长的趋势不断生成，随着学生课业负担的减轻，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行，学习音乐会越来越受到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关注。
空巢
女儿去美国读研究生，家里顿时空旷起来，三口之家变成二人世界，屋里空荡荡的，心里空落落的，真正成了。
不知社会学家怎样看待空巢现象。
一对留守爹娘，饱尝每天大眼瞪小眼的寂寞，一下子好像很难适应。女儿从小到大，离家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十五天——十六岁时随学校的少年交响乐团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巡回演出。此外无论小时候在幼儿园全托、还是上学后夏令营或者军训，包括大学期间住校，以及工作后出差，离家最多也就是一两周，我自己也没有出过半个月以上的长差。因此，习惯了和女儿厮守。女儿在家的日子，忙碌和快乐充满家里的每一寸空间。
当年，在我还没有准备好做母亲时，女儿就降生了。出生时她只有五斤多，重量还不及丈夫买来的一个西葫芦。抱着小小的女儿，我心里发誓，今生今世一定要好好疼她、爱她，多苦多累也要让她幸福、快乐。就这样心肝宝贝地养育了二十多年。
比起那些小留学生，女儿已经长大成人；在她这般年纪，我在外边闯荡好几年了。对于女儿的独立生活能力，我应该是放心的；对于女儿的学业，我应该是欣慰的。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其实更是一种牵肠挂肚的情感体验。我的一位也已空巢的朋友曾说：“你要明白，现在不是孩子需要你，而是你需要孩子。”
朋友说得对，在孩子长大以后，是我们更需要他们。因此，要尽快习惯空巢生活，趁着我们还不算太老。
空巢的日子其实也有好处。需要做家务的时间少了，不用早早起来预备早餐，睡懒觉的感觉很好。下班不用急急忙忙往家赶，我和先生一日两餐吃在单位，遵照营养学家晚餐少食的建议，厨房里的工作变得很简单。由于女儿有奖学金保证，我们也没有什么经济压力。
少了后顾之忧，我和先生成了真正的公家人，不知不觉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工作上，占用业余时间加个班之类的成了常事。想到如今很多用人单位，对三十五岁以上应聘者不予考虑，实在是失策。雇用空巢阶段的中年人，没有恋爱结婚的干扰，没有养育子女的拖累，没有繁重的家务负担；思想成熟，经验丰富，责任心强，吃苦耐劳，珍惜岗位，一个顶一个半，实在是很划算的。如果我掌管人事大权，一定要使员工年龄多元化，三比四比三的比例最好，三十岁以下三成，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四成，四十岁以上三成，特别青睐空巢女性。
空巢阶段时间可以再分配，业余看书上网时间增加，看望老人时间增加，出门旅行时间增加，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变化！
想得乐观一点，空巢也许是我们的第二个春天。
聆听
如果不是音乐学院黄圣音老师的一个电话，恐怕就真和罗斯特洛波维奇大师错过了，小泽征尔虽然来过，但两位合作，实属难逢。我想，总不至于到剧院门口守株待兔，任黄牛宰割吧？
那天中午１２点半，昏昏欲睡的午后，电话铃声突然大作。黄老师响亮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明天下午你有空吗？”一激灵反应过来，忙问：“您有票？”答是明天的排练。不知道怎样千恩万谢地放下电话，一心等待明天。
第二天中午乘公交、转地铁、换出租，千辛万苦前往世纪剧院。拿到票一看，差点乐晕：楼下５排１２座，我在“世纪”剧院还从未享用过这个等级的位置！待入坐后立即后悔不迭：没带照相机！由于是排练，因此允许拍照。旁边是记者席，摄象机、照相机，早有十来架口径不同的炮筒瞄准舞台——真该浑水摸鱼一把！
场内，音乐学院“青交”那些满脸稚气的乐手已经在台上就位，他们各顾各地吹、拉、弹拨着自己的乐器，各种声音杂乱交织，响成一片，直到排练开始。
小泽征尔在全场观众的注目下快步走上舞台。再睹大师风采，第一个感觉是他显老了，头发更加灰白，皱纹也更加深刻，脖子上挂的老花镜度数没准又长了，隔着单薄的上衣，甚至可以看到他微弯的脊梁和突出的胸椎。但他还是那样的精力充沛，他的并不强壮的身体充满活力，令台上台下为之一振。
当小泽张开手臂，点出《爱格蒙特》的第一个音符的时候，一种干净、和谐的声音立即旋荡在耳边，那些往常难免带着几分浮躁、优越和漫不经心的年轻乐手，居然表现出相当虔诚、真挚的情绪，连平日总是游移的目光也变得格外传神、动人。那一刻我竟有些瞠目结舌。听这样的《爱格蒙特》序曲，不难想象，大师花费了怎样的心血梳理了“青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