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里，想起又是好久没见倪老师了，总说忙，电话都很少打，偶尔写一封信，谈得最多的也是自己。于是匆匆挂通一个电话，方知倪老师依然在忙，他正应一家杂志之约撰写关于素质教育的文章，听到是我，格外高兴。我知道他最愿意听到学生的消息。记起他曾在一封信中说到某位做了名人的学生，小时候也是花了他许多心血的，如今成了气候，似乎业已不记得自己的老师。那封信写得很伤感，字里行间流露出些许失望。
师生如父子（女）。老师于学生，只有付出，而不求回报。如果学生有了名气，便可以不屑他的老师，还不如宁做无名之辈。但愿天下做学生的，不管功成名就还是碌碌无为，都不要忘记毕生教书育人、盼望学生前程锦绣，自己却嗅一辈子粉笔沫的老师。
尽管少年时代的理想已经褪色，但我如今依然在奋力拚搏，哪怕仅仅是为了回报恩师。
隔席看人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周明来电话，邀请我和先生参加一个陕西乡党的聚会，祝贺陈忠实的《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地点在西单六部口附近的一家饺子馆，老板也是陕西人。
我不是陕西人，可我在陕西呆的时间比许多正宗陕西人还长。正因如此，使我很难摆脱那种黄土情结，就把自己当成老陕了。我们到时，包间已被占据了“半壁江山”。不知道闯京城的陕西老乡究竟有多少，总觉得那片黄土地上养育的人很容易成为文化精英。放眼打量，见过的少，不认识的多，两位漂亮女士正像发牌一样散着名片。我没有名片，又有滥竽充数之嫌，便找一个角落坐下，正好看人。
来宾中最熟的，是与我们为邻多年的郑欣淼，故宫博物院院长。当年在西安时住同一座筒子楼里，斜对门儿；来北京后居方庄，隔街相望；最近搬到南城，又是近邻。郑先生身为官员，兼做学问，著有《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批判》等书，对鲁迅很有研究。
引人注目的陈忠实不引人注目地坐在一旁与人交谈，声音低低的，目光幽深，脸上挂着沉思，丝毫看不出获奖后的喜悦与倨傲。他给我的印象就像那部回肠荡气的《白鹿原》，很厚、很纯。
人将到齐时，周明夫妇姗姗来迟。周先生和我们最熟，他古道热肠，人缘极好，是一位文坛大侠。我因业余时间喜弄文墨，经常向他讨教，故以“老师”呼之。每次见面，他总是提醒和鼓励我多写，也使我常为自己眼高手低、光说不练而汗颜。
中国作协副主席张锲先生也专程到场，向陈忠实表示祝贺。以前读张锲作品，总感觉一种浩然之气在文字间激荡，人如其文，张先生身材伟岸，仪表堂堂。据说由于他长相酷似毛泽东，某次出国访问，竟被当地商场职员围着要求合影。
席间很活跃的白描，也是一位不断在文坛上弄出响声的陕西籍作家。他的《苍凉青春》和《遭遇昨天》，以旁观者的身份，近距离审视了当年在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流露出一种令人感动的人文关注。可惜我没有读过他更多的作品。
因《骚土》和《僚人》走出关中的老村也在座。话不多，口音极重。他似乎是一位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怪人。他的书我只读过一部，绝对的黄土味。
隔席相望的，还有北京出版社的资深编辑田珍颖。田大姐是我早就知晓，一直想认识的人，可惜当时竟不知是她，没有请人引见，错过机会。
文人之外，还有一位活跃人物，专事文化名人摄影的年轻摄影师魏德运。小魏人虽狂了点，口口声声说要拿作品说话，但片子的确也拍得漂亮。他善于捕捉人物的瞬间仪态，特别会用光，角度也极美。我最喜欢的一张，是季羡林先生的肖像。画面上季老端坐书桌前，一只白猫从他肩上跃下，一动一静，一明一暗，镜头语言精湛。而摄影家用的武器，竟是一架国产旧“海鸥”。当场就有一位发烧友说，你用这种机子都能拍出好照片，我们真该跳楼了。
一个晚上的看人、听侃，眼睛耳朵都不得闲。其实我一向也是好为人师的，但在人皆为师的场合，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沉默。遗憾的是，另一次聚会认识的两位陕西“帮兄”，作家阎纲和诗人雷抒雁未到场，否则可看、可听的更多。
最后举杯时，老村说，《白鹿原》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梁晓声印象（１）
“从车站往北二十米左拐弯，第四根电线杆对着的那座楼就是，门牌号码……”梁晓声在电话里告诉我去他家的路线，想必找他的人很多，他总是这样告诉别人。
左拐弯、数电杆、爬楼梯，听见楼道里门响。梁晓声披了一件外衣迎出来：“我怕你找不到，出来接一接。”
随主人进门。屋里没铺地毯，太好了，不用换鞋！
落座，接茶，环顾四周：一排沙发依墙而设，靠窗的小圆桌上摆着馒头、小菜和汤。梁晓声说：“我母亲看电视看得入迷，还没有顾上吃午饭。”屋里陈设简朴，挺明亮的，漾着一种暖暖的过日子的味道。
好一个寻常人家。
我与梁晓声不过半面之识，那是在一次关于独生子女教育的座谈会上，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和独生子女家长，梁晓声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受一家杂志社之托，想写一特意拿篇关于关注民生的访谈，于是拨通了他的电话。
去他家那天，是一个冬日融融的周末。因带着任务，心中不免有些不踏实。进得客厅开门见山，拧开笔帽，又扬了扬录音机问：“可以吗？”
“当然可以。”梁作家欣然应允。
一边按照采访计划说着那些挺累的话，一边想着怎样能走近他一些。我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就这样连接茬带打岔地聊了起来。
我不喜欢言必称师，特别是对同代人，便直呼“晓声”。我问：“有人说您是平民作家，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梁晓声笑了：“这样说没有什么不好，本来我就是大杂院里长大的，就是穷孩子。”
微录机的磁带沙沙地转动着，忠于职守。
谈话总被打断，先是从开了一个缝的窗外飞进一只苍蝇，梁晓声随手从窗台上拿起一个包了一圈红布条的铁纱拍子向飞行物拍去——那种苍蝇拍如今城市里已经绝少见到。不一会，他又离座去接电话，放下话筒，唤了一声“小芳。”——他家的小保姆。不由得想起那句熟悉的歌词：“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接着，有人敲门，来了一个女孩，和小芳说说笑笑进了里屋。梁晓声说，是楼下看门民工的女儿，来找小芳玩的。
继续拾起刚才的话头。谈到作品，梁晓声问我是否看过左拉的《娜娜》。“我不怎么喜欢佐拉，很遗憾，没有看过。”我回答。梁晓声说：“以前我也不喜欢佐拉的作品，觉得他有自然主义的倾向。但是最近重读《娜娜》，却发现许多东西需要重新理解。”
正谈着，又有人敲门。原来是一家出版社来人索要作家的“近照”。梁晓声捧出一纸盒还没有整理的照片，放在茶几上供挑选。出版社那位小姑娘一边翻看一遍开玩笑地说：“梁老师您不会笑一笑吗？您所有的照片几乎都锁着眉，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梁晓声只好说：“我不会照相，没有好照片。”
我趁机提出要一张照片以便在杂志上刊登，见他应允，又得寸进尺地掏出照相机问：“再拍一张可以吗？”“可以，当然可以。”梁晓声回答，不拒绝我的任何要求。
采访结束时，我说：“稿子写成后，一定送来先请您过目。”
“不必，不必，你就全权处理吧。”说着，他取出自己的散文集《万千说法》签名送我，不动声色地满足了我一个碍于面子没好意思启齿的愿望。望着作家浓眉下坦诚的目光，我在心里说：梁晓声真是太善解人意了！
很多人都以为，名人自有名人的气象，他们必定都是令人高山仰止的。而我所见到的梁晓声却不需要仰视。我竟不知，名人做人也可以做得这样平常。
穿好大衣准备告辞。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冒出想见见他母亲的念头。我想知道，养育了这位平民作家的，是一位怎样的母亲，但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想到老人家看电视投入得连午饭都不曾顾上吃，我又何必打扰她的兴致呢？
在《万千说法》中，梁晓声自称他是生活在好人边上的。一个思想深邃、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在别人眼里功成名就的作家，无论他有怎样的成就和名声，我觉得梁晓声他首先是一个好人。
梁晓声印象（２）
好人梁晓声，这就是他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握手道别时，我心里最想说的一句话是：好人一生平安。
我的特区朋友
心仪深圳很久，直到１９９９年才得以成行。
５月里，与一位深圳朋友在惠州的一个会议上意外重逢。他打招呼时，我竟怔在那里，一时没叫上他的名字。“怎么连老朋友都忘了？”他笑着问。“哪能忘啊！”我说，“只是没有想到在这儿碰面罢了。”
我与这位朋友只有一面之交，却很“瓷”。几年前，在安徽参加一次中日精神紧张研究学术会，会后同游黄山，那天细雨霏霏，氤氲濛濛，登山队伍渐渐稀拉，到得天都峰脚下，只剩下三男三女。常言道“不到天都峰，等于一场空”，我们决定冒雨突击顶峰。那是一次令人终生难忘的游历，我和他都是六勇士之一。在千姿百态的黄山，我们不但领略了“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自然景观，也体验了一段风雨中并肩登攀的友情。
他说：“你难得来广东，顺便去深圳看看吧，我可以当导游兼摄影师，好好尽一下地主之谊。”盛情难却，我答应了。后来才知道，他的母校在惠州，十几年没有来过了，这次原准备和老同学聚一聚的。
第二天乘大巴出发。蓝天、碧海、绿树、黄沙，一派北方见不到的亚热带风光。我凭窗翘望，大惊小怪，他在一旁微笑：“深圳很好玩，细看至少要一个星期，可惜你只有一天。不过，我会尽量让你少留遗憾。”
旅游观光巴士沿深南大道行驶，途经地王大厦，国贸大厦，直到蛇口工业区，我一路上谈兴盎然。但不知为什么，隐隐觉得他虽然诚心诚意陪我玩，心情却不好。
终于得知，不久前他夫人患了一场重病，尚未痊愈。于是边游览，边和他聊天：回忆黄山，感受深圳，再就是从他夫人的病，谈到人生。我想，能帮他散散心也好啊！
“去年我们全家去北京旅游，老婆可高兴了。她去的地方不多。我工作太忙，有时候出差到外面，顶多和朋友玩玩，很少顾到她和儿子。”他自责地说。
“以后机会还多，只要高兴，一家人什么时候出去玩不行呢？”我宽慰他。
“要是老婆没有病多好！我宁愿什么都没有，没有钱，也没有房子，只要她有一个好身体。你不知道，她手术后疼得睡不着，就那样一夜夜地靠在我肩上，我真想替替她啊！”他叹了一口气。
我们穿过椰林，走近码头，迎着温润的海风，侧身看他时，就感到了他眼中的晶莹。我心中一动，多重的一份情义啊！
“她会好的。”我由衷地说，“你也要当心身体，一个家，总要有一个人撑着。”
“是啊！去年老婆手术，儿子总是担心，功课也误了。儿子心重，他学习一直很好。”
“他肯定能赶上，心重的孩子都聪明。”我说。
“但愿如此。”
午后走马锦绣中华、世界之窗，然后直奔小梅沙。那马不停蹄的速度，真有点“八十天环游地球”的感觉。当我们面对碧蓝的大海时，我察觉他心情好多了。
“时间太短，否则该玩得从容一些。”他遗憾地说：“只好你喜欢哪里，我们多停一停。”
“这样挺好。我喜欢匆忙的节奏，喜欢走马观花！”我说。
“只要你高兴，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出租车载着我们沿着蜿蜒的葵涌公路，驶向一处尚未开发的海岸。美丽的金海滩沙如碎玉，绿荫繁茂，已是夕阳西下，余辉绚烂，四周十分幽静，除我们外几乎没有一个游人。
“这么美的景致，你也拍几张照吧！”我说。他却坚持为我选景，自己不肯拍：“你这么远来一次，别把胶卷浪费了。”
最后一站是沙头角，观光已经意义不同的中英街。当我们在预计的时间刚好坐上回惠州的末班车时，他竟然连快餐也递到了我手里，我又一次感到了他的真诚与细心。令人欣慰的是，终于看见他露出的笑容。
特区之行，又是一次难忘的游历，又有一段真诚的友情。“好人一生平安”，我在心里为他祝福。
他叫刘植鸿，深圳妇幼保健院医生，全国健康教育先进工作者。
悠悠同窗情
当年我就读的中学，男女生分班，各在楼上楼下。那时候的中学生男女之间界限森严，我们几乎不和男生说话。
多年后，如果不是一次校庆，如果不是大会之后的一个小聚，也许我们谁也不会意识到，那种我们也曾有过的、埋藏心底的同窗情谊和浪漫情结。
校庆的日子是在一个难忘的金秋周末。
早早来到学校，远远望见晓薇也在其中，我们依然像当年一样，喜欢结伴行动。
晓薇是我中学时代最好的朋友。她个头儿和我差不多，那时我们喜欢穿同式样的衣服，戴同颜色的围巾，梳同样的发式，又几乎形影不离，刻意制造出的许多相似，使许多老师和同学产生错觉分不清我俩，甚至有一次晓薇迈进我家院门，连母亲都差点弄错。
晓薇认识的人比我多，不断向外班同学打招呼。在熙熙攘攘的校园里，我们和名字似曾熟悉而面貌却不熟悉的老同学彼此辨认着重新相识，心想，他怎么变成这样了？有的已无印象，递上名片问一句：“我们过去认识吗？”答曰：“倒是想认识！可那时候哪敢认识你们？”
其实我们也知道，男女分班，隔不断楼上楼下的凭栏相望，指指点点、互送绰号，谁心里没藏过一缕对异性同学的兴趣和好奇？
言犹未尽。不知谁的建议，当年“楼下”的几位约我们一起吃饭。小巷深处，大家找到一家新开张的小店，轻松随意地坐在一起，心情仿佛回到十六七岁的花季，只是没有了当年森严的界限。
几杯酒下肚，话多起来，每人一段故事，娓娓道来，如泣如诉。一位在电影厂做美工的同学首先发话：“我毕业后当兵去了，刚从部队复员回北京感到很孤独，一心想念老同学，可惜大家谁也不知谁的下落。”一位评剧名角的后人告诉我们：“内蒙古草原上那段插队生活令我终生难忘。尽管看了那么多描写知青的电影、电视和小说，还是觉得没有表达出我们这一代人复杂曲折的心态。”坐在我旁边一直沉默无语的工程师，也开口讲述了一段经历。
“那年我出差南下，飞机起飞不久就出了故障，巨大的机身在云海中颠簸，死亡的恐惧撕拽着每一个人的心。空中小姐要求大家系好安全带，不要惊慌，并说可以给亲属留下遗墨。恐惧和绝望之后，心中忽然异常宁静，思绪缥缥渺渺地升华，脑海中渐渐出现一片轻柔的空白。”他停了一下问我：“你知道我那时候想到了什么？”
我猜不出他想的是什么。
“我突然想到了你和晓薇，想到你们当年在校园里形影不离的样子。和你们仅有的交往，是我中学时代最美好的珍藏。幻觉中和你们在一起，好像并不是走向幽深莫测的死亡，使我顿时有了一种视死如归的超然。后来，飞机迫降成功，我又回到了现实中。说实话，如果不是今天见面，如果不是喝了酒，也许我永远不会说出这件事。其实，我没有别的想法，心里是很纯的，你们相信么？”
相信，我当然相信！这个故事好让我动情！不知晓薇是不是和我的感觉一样。
同样有过九死一生的经历，我一下子就悟出了这个故事的真谛。当我们带着身上和心上的累累伤痕，从农村、从兵团、从军营回到已经陌生的都市的时候，我们不再年轻。淹没在茫茫人海中的，是一群历经磨难而又不甘堕落的男人和女人。
我们渴望交际，又容易怀旧。只有同学聚会，才是真正没人人平等。想起心灵一隅还存有少年时代暖热了的一丝温情，想起芸芸众生中还有许多同年龄同命运的朋友，就能不断慰藉心中的苍凉与孤寂。
分手时我们相约，不管是不是年年校庆，我们都要年年聚会。
同学小周（１）
小周其实早就该是老周了，他属龙，已过知天命之年。从年轻时候叫过来，小周被叫顺了，管他是不是胡子拉碴的，大家还叫他小周。
小周是我们一拨去陕北插队的知青中，最后一个回北京的。我们队阴盛阳衰，十一位娘子军，多半体格健硕，只有七位男生，其中两位还是后来的，个个瘦小单薄。
三十多年过去，我们村一干人挣扎了半辈子，没出一个“人物”，在无数生活轨迹各异，境遇也不尽相同的老知青中，小周无疑是最普通的一个。
小周个儿不高，身体瘦弱，眼睛近视但不肯戴眼镜，见了熟人快碰上鼻子才认得，说话有点口吃，走路外八字。但他动作敏捷，脑子灵活，干活儿不惜力，心眼儿极好，且热情外向，很得我们那帮厉害的女知青的称赞。
我们插队的那个村子叫“石窑”，和史铁生笔下“遥远的清平弯”差不多。
石窑的知青都是老初一、初二的，没什么文化。刚下乡时知青关系有点像当时的国际形势，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男生频生战事，女生时有口角，男女生之间持续冷战，偶尔还与当地知青或外村知青引发争端，后来这种局面因小周的缘故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下乡不久，小周收到父亲病危的电报，匆匆请假赶赴北京，回来的时候臂上戴了黑纱。他简单地告诉我们，父亲患得是脑溢血，眼看快脱离危险期了，病情却突然恶化。万幸的是，他总算见上了父亲最后一面。
小周是搭队里进城的毛驴车回村的，只见车上大包小包装得满满的。“这小子，把西单商场都驮回来了！”我们闻讯涌进男生住的窑洞，看小周就像一个脚夫，把千辛万苦从北京背回来的手提包一一打开，将我们亲爱的父母托他捎来的东西挨个送到大家手上，十几个知青人人有份。
那天是我们插队以来最盛大的一个节日。在食品极其匮乏的年代，插队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人人都像饿死鬼。当时有知青的家庭，父母都会把那些平时舍不得买或凭票供应的稀罕吃的攒着，如芝麻酱、肉松、糖果和酱菜等，千方百计带给他们正长身体却在乡下什么也吃不上的孩子。
我记得那次母亲给我带的是白糖和月饼，货真价实的一大包，很有些分量。
据说小周在办完父亲的丧事后，跑遍城郊走访了全组十四个家庭（知青中有一对兄妹和一对姐妹，还有的家已不在北京），见到了每一位惦记着远行儿女的父母。父母们最担心的是我们能否吃得饱，农活累不累，会不会被人欺负，甚至能想象家长见了小周就像见到自己孩子一样的心情，恨不得倾尽所有，多给我们带些吃的。小周强忍丧父的悲痛，详细描述了我们在陕北的生活，走进十四家，同样的汇报就得说十四遍，同样的嘱咐就得听十四回。就这样带着十四家亲人的牵挂和重托，小周把装得瓷瓷实实的五六个大手提包用绳子系牢，前两后三地搭在少年人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单薄消瘦的肩上，踉踉跄跄地上了西去的列车。从北京坐硬座到西安，从西安乘“闷罐”到铜川，从铜川再乘长途汽车到延安，最后才坐上队里的毛驴车。一路上他历尽艰辛，每次转车都咬着牙背着沉重的行李进站、出站，不但没有人给他搭把手，还要时刻提防东西被人偷或抢了，连个盹也不敢打。实在走不动了，他就解开绳子，把沉重的包倒腾着一步步往前挪。后来我想，家长们当时也是昏了头，只顾心疼自己的孩子，怎么就让一个十七岁的瘦弱男孩几千里路带这么多东西，也没有想想他怎么拿得了？
牢牢地记着长辈嘱托的小周回到村里，自觉地成了村里的维和部队，他闪光的品格就在那次探家后逐渐显示出来，只要是知青集体的事，无论担水、打柴、种自留地还是进城买粮，他都主动承担，谁要是和别人有了过节结儿，他都苦口婆心地劝解。我们从此再也没有发生大战，直到最后一名知青离村，始终是一个充满友爱的集体。那种兄弟姐妹般的情谊，一直保持到现在。那时，我们连家里捎带来的吃的都要拿出来共享，更没分过灶，这在当时的知青小组中是很少见的。１９７０年招工开始后，大家陆续各奔前程，有的参军，有的当工人，有的上大学，有的病退回北京，先走的人若赶上夏收、秋收，分什么东西都不拿，全部留给队友。
同学小周（２）
陕北土地贫瘠，普遍广种薄收。劳动地点通常离村很远，有时候要走出７、８里地。为了不耽误工夫，天不亮就要下地，两顿饭都在地里吃，由半大后生回村“寻饭”。知青“寻饭”的任务常由小周承担。知青不会做饭，特别是不会伺弄拉风箱的柴火灶，往往是人家的饭都担到地头了，我们的火还没点着；当老乡捧着黑瓦罐狼吞虎咽吃完饭心满意足地抽烟袋时，肚子已饿瘪的知青才远远看见小周担着两个明晃晃的白洋铁桶，摇摇摆摆地爬上山梁。
两年后招工开始了，我走得最早不知是否算是幸运，以后的故事就是陆续从大伙口中凑出来的了。
有少男少女的地方，本当有风花雪夜的故事，但不知为什么，我们遥远的石窑，十几个情窦初开、朝夕相处的知青在一口大锅里搅和了好几年，愣没撞出点火花来。后来才听说，小周有一段目光游移的时间，眼睛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追随着小Ｗ，可能是有点意思。小Ｗ和小周住街坊，是个很温和善良的女孩。他们从小就认识，小Ｗ对小周印象也很好。我对这个道听途说的故事很感兴趣，而且坚持认为，如果小周适时有所表示，故事肯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但直到小Ｗ招工离开延安，小周始终没有表明心迹。几年后，被分配到煤矿的小Ｗ嫁给了一位外地青年。
小周走得晚，在大部分同伴离开石窑以后，他终于等到一个机会：延安饮食服务公司要招工。工作虽不理想，但他已经等不起了，不能再让年迈的母亲为他担心，好歹是国家正式职工，月月有工资，小周觉得也就知足了。
小周就这样当了学徒，他干的活是将下水制成熟肉。小周手脚勤快、虚心好学，人又有心，很得师傅喜爱，不久手艺就大有提高，做出的卤肉肥而不腻，味道醇美，许多延安市民都知道饭店来了个好师傅，单位也很庆幸招来一个好知青，他的故事还上过当时的《陕西日报》，登了很大的一篇。我曾经把文章剪下来给同事看，无比骄傲地对人说“这是我同学”时，。
男大当婚，长大了的小周在别人撮合下，娶了一个泼辣能干的陕北姑娘，成了延安人的好女婿。岳父家里负担重，老人的伤病，花去了小周的大部分工资，也耗费了他相当的精力。结婚十几年，他毫无怨言地瞻养老人，帮衬小姨子、小舅子，成了这个家庭的顶梁柱。一直到九十年代初，延安已经没有多少北京知青了，政策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为了满足妻儿对北京多年的仰慕与向往，也为了自己能叶落归根，小周终于下决心辞掉工作，举家迁回北京。
北京城早已旧貌换新颜，家里的老房子拆迁，小周户口不在没有份，一家三口无立锥之地。从北京到延安，又从延安回北京，少年时代就出门闯天下的小周，三十年后依然两手空空。靠亲友帮助，他找到一个需要昼夜看守的小工厂，成了那里的看门人，就在门房安了家。后来厂子搬迁，工作又几经变动，幸亏普通话说得比他还地道的媳妇找到一份临时工。最后，小周在东郊租到两间平房，虽然房子不宽敞，却是一个小小的独门独院，他很满意，几次邀请我们去玩，都没能履约，直到前几年他得一场大病做了心脏手术，我们才相约了去看他。久病初愈的小周面色苍白、满脸疲惫，但是笑容依旧明朗。我们几员女将驾到，海阔天空地神侃，席间还有小周当年心仪的小Ｗ，差点把小屋的房顶掀起来。那天他的陕北婆姨为我们包饺子，做家乡菜，大家吃着、喝着、玩得十分尽兴。像当年一样，小周微笑地看着我们折腾，脸上带着令人心悦的热情、坦诚和满足。
和小周在一起，你心里无论如何产生不出同情和怜悯，有的只能是敬意。
他不是一个窝囊人，其实很聪明，做什么事都让你觉得是那么回事，无论庄稼活儿，家务活儿还是技术活儿，即使玩牌，他也总是赢家。
他不是不思进取的人，在队里时是劳动骨干，在单位时是先进工作者，在知青圈子里是大家信赖的朋友，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近乎于平和的积极心态。
同学小周（３）
他不是逆来顺受的人，有很强的独立观念，不轻易妥协，不会被困难压趴下，当年就是知青、特别是男生中的主心骨。
他更不是一个懒惰的人，他吃苦耐劳，肯卖力气，什么时候都闲不住，人也总是收拾得干净利落。
可能是从小生活在多子女家庭，上有兄长，下有弟妹，他本能地学会了包容，学会了放弃，学会了拱手相让。他的弱点是过于善良，太顾及他人；过于谦让，太与世无争；过于宽容，太随遇而安。在利益面前，他从来不会和别人争抢，而当今社会，如不竞争，失去的必然是利益。
我不能判断选择放弃是否适宜，但我敬重小周的品格——乐观豁达，淡泊功利，坦然处世，直面人生；对于现实生活，他从不回避，从不攀比，从不抱怨，从不仇视。每次聚会他都会很有兴致地参加，从不会因“没混好”而自卑，羞于见人。无论什么时候见面，都能感觉到他的表里如一，和一些被利欲困扰的人相比，境遇最差的他看上去心情最明朗。比他耿耿于怀的，比他愤世嫉俗的，其实都比他活得滋润。但是，他有他的准则，理想与现实固然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小人物也没有能力改变现状，但心情的开关掌握在自己手里，没有必要整天对着别人哀叹和抱怨。命运对人是公正的，有汽车、别墅不一定有快乐；有权力、权威不一定有亲情。小周觉得人最该有的亲情、友情、爱情，他都拥有。
人的生存环境里一定有一种“场”，在什么样的“场”中，人的群体心态就会是什么样。影响“场”的性质的是一些闪烁着人性光泽的人物。小周就是这样的人物，是始终影响着我们这个小团体的“场”。每次见到他，我总有一种心灵被净化的感觉。我不知道他有怎样坚韧的承受能力，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力量造就了他的精神，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岗工人，哪里来的这份磊落的襟怀和博大的气度？
小周是小人物，但他是中国知青的脊梁。
好人好报。小周有一个和美的家庭。他与小他五六岁的媳妇十分恩爱，他患病住院期间，多亏媳妇疼他，无微不至地照料他，使他得以很快的康复；可能是继承了北方游牧民族的遗传基因，其貌不扬的小周有一个生得白白净净，长得结结实实的漂亮儿子，当时正读高职，成绩优秀。难得儿子小小年纪，见了人举止大方、又有礼貌，实在招人喜欢。
我相信那孩子将来的生活一定会比父辈好，我也衷心希望小周幸福。
惜缘
下班前接到一个个电话，话筒里传来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唤我少年时的外号，心中猛的一热，是我的中学老师樊济文！
离开学校几十年了，一直没有忘记老师和同学。怀着一种惴惴不安的喜悦赴约，推开樊老师的房门，一下子愣住。客厅里齐刷刷坐着七八条胡子拉碴的大汉，依稀可辨的面貌中，显出一股雄浑的力度。当年的翩翩少年，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唯有樊老师风度依旧，帅如当年。
酒过三巡，话题渐多。大家忆起师生间的段段情缘，万分感慨。
古人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之训，而樊老师却是我们的朋友和兄长。动乱岁月，父亲不幸蒙冤。一夜之间，学校不再是我的乐园。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只好穿起母亲的旧军装自恃清高，小心翼翼维护着自己被命运揉得皱皱巴巴的尊严。那时，惟恐别人问“你是什么出身”，父亲一生的荣辱功过都已变色，其中的苦涩岂是我能说清的？
樊老师却从来不问什么。也许，他早就看出了我的难言之苦。在他的举荐下，军宣队和工宣队终于同意把我安排进宣传队，负责所有节目的编排。那时，宣传队是一片乐土，队里的女孩哪一个不引人注目？那是一湾温暖的避风港，不知可以免遭多少冷落和白眼，还可以参加很多在当时令人羡慕的庆祝活动。载歌载舞，在忙碌中忘却一切烦恼，我又渐渐恢复了自信。
人在最痛苦的时候，往往只需要一丝温暖。而樊老师却给了我一片宽厚的关爱。
不久，我们下乡插队。远离城市，远离亲人，我们十几个未成年人，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劳作却不能自食其力，说不出来是苦闷还是绝望。
第二年，樊老师随北京慰问团来到我们住的小山村。一见面，队里年纪最小的男同学就趴在他肩上哭了。望着他把那男生紧紧搂在怀里，我却欲哭无泪。从那一刻起，只比我们年长七、八岁的老师似乎更掂出身上的责任，开始了他陕北之行的艰苦跋涉。
慰问团来的日子，是我们的节日，从此知青的生活有了许多改善。为了我们，血气方刚的樊老师和军代表一起，用铁拳教训了一个欺辱女知青的恶棍，还一个名额、一个名额地为符合条件的同学争取“病退”和“困退”。老师带来的希望和快乐，慰籍着我们的心灵。
慰问团终于要走了。合影留念时，我再一次忍住了泪水。别离之际，樊老师的目光里似乎含着复杂的情感。他心事重重欲言又止的神色，使我至今难忘。看得出，他深为无力把我们全部带回北京、交给我们的父母而遗憾，也为我们的前途而忧虑。最后，他对我说：“以后要自己照顾自己，别忘了给我寄张照片来，我在影集里给你留一个地方。”
樊老师走了。他奔波在山间小路上的身影，却久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为了那张没有寄出的照片，我向樊老师敬一杯斟满的酒。时代在变，而人们渴望友情的本能却没有变。珍视每一段缘份，善待每一位朋友，是我在心灵历经磨砺的不惑之年收获的生活感悟。
现如今，樊老师家庭美满、事业有成，他的学生业已走进自己的人生坐标。重新续起的师生缘，还会像昨天那样心灵相慰、意笃情深么？我想，一定会！不知樊老师的影集里是不是还给我留着那块地方？如果留着，我一定好好选一张照片送他。
后记：十多年前，这篇文章在《北京日报》副刊发表那天，正好是樊老师的５１岁生日。以后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在他家不大的客厅里相聚。２００７年，永远没有了那样的聚会，因为樊老师走了，在他生病一年以后。病重的樊老师依然那样坚强、乐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没有为他送行，是因为我的软弱与怯懦。仅以此文怀念我的老师和兄长樊济文教授。
落日从容（１）
人事代谢，风云莫测。
一切都发生得那样不可思议。我的一位交往密切的朋友，突然间失踪了，整整一年，没有任何音讯。这一年里，我多次向熟识的同事或朋友打听消息，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下落。
我始终不能相信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有名有姓、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竟然在一夜之间，消失在他所有的亲友面前，不留任何踪迹。
然而，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现实，我不得不怀着无法释然的疑惑去面对——我知道他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是他自己精心导演了他的失踪。
一年以后，终于辗转得知一个令人心悸的消息：他走了——在经过与命运痛苦的抗争之后，他从容不迫地去天国与亲人团聚了，那里有他亲爱的爸爸、妈妈和姐姐，他们已经等候他很久。
没有人在他离去前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不知道是他掩饰得太好，还是朋友们太粗心。他其实是用心地向所有他认为需要告别的人告别过了，冷静地安排了自己的后事，像一轮辉煌已尽的寒日，从容陨落，留下满天残血。
那一年，我是在５月一个闷热的日子里接到他最后一个电话的。像往常一样，话筒那头依然是谈笑风生：“我要出一趟长差，最近就不能和你联系了。”
“去哪儿？多久？”我问。经常奔波的朋友，不会使人感觉到任何反常。
“上海，半年或者更长时间。你托的事我已经交代给同事，你就放心吧。如果我回来，一定给你打电话。”
“一路平安，多保重啊。”我叮咛了一句，当时正忙，无暇多聊，很快就挂机了。
若知他永无来日，我怎能这样漫不经心？我一向自诩看人处事入木三分，竟然未察觉到任何异样；他分明是在向我告别，我如何就没有丝毫预感？
半年过去了，几次向认识他的朋友打听，都说不知去向，突然就觉得凶多吉少。我不禁作了很多猜测：下海？出国？还是遭遇了什么不测？
又过了几个月，终于有消息从不同渠道传来，断断续续地，我以零散的信息加之联想，大致拼接出了这一年里发生的故事。
去年开春，他被查出晚期肝癌，知道来日不多，他不愿拖累别人，决定一个人把不幸咽下。住院前，他先和相知六年的女友断交，表现出一种义无反顾的绝情，使她相信他不再爱她；接着把姐姐的骨血“小东西”交给她爷爷奶奶，再将唯一的亲人——清华毕业的妹妹送到美国，不知不觉就到了５月。
最后和上司长谈。他表示“这里挣钱太少”，说要到南方打拼。递辞呈，交车钥匙，还ＢＰ机，大步走出工作了十年的单位，然后从容不迫地打回一个传呼：“我于今夜１２点离开北京。如果回来，还会在此效力……”曾花了三个多小时苦口劝留的上司突然惊出一身汗，再打电话过去，已经没有人接听。
该安排的都安排了，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他觉得自己可以放心地走了，便带着剩余的积蓄住进医院。后来，朋友们在病历上查到他两次手术的记录，据说他经过与病魔的殊死搏斗，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
他就这样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消失得令人难以置信。
他对所有的人都说“如果我回来”，他是抱着生的希望走的。
大家都说他太刚强。其实他刚强，也脆弱。一个人吞下所有的痛苦，他是那样刚强；不忍心让别人为他难过，他又是那样脆弱。
他好像从来就是为别人而生的，很小就知道什么是负重。十六岁那年，当飞行员的父亲死于空难，他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以后，母亲和姐姐相继死于癌症，他为她们支起生命中最后一片天空；然后抚养姐姐的遗孤，照顾上学的妹妹，他年过三十，依旧孑然一身。
现在轮到他自己面对死亡，就像一只蜜蜂，在自己无法酿造生活的时候，他愿意悄悄死在外面，不给别人添任何麻烦。
他把不幸深埋在心底，一个人扛起全部苦难，就是这样一个凛然而残酷的抉择，连女友都被瞒得死死的，让她对他失去信心，以为爱情是那样不堪一击。
落日从容（２）
因工作关系，我认识他六七年了。他玉树临风、剑眉星目，是一个俊朗的小兄弟；他性情随和，极有人缘，是一个讲义气的好朋友。每当单位有事，呼之即来；工作之外，交往也多起来，渐渐地成为朋友，托他办事尽管放心。
一次，我求他为一位好友做月老，他多次牵线搭桥，一心玉成，对方略有迟疑，竟然不依不饶，他的古道热肠，令我感动不已。还有一次，大家结伴出游，驾车数十公里，一路侃下来，游玩的情景历历在目，在金海湖边和小贩讨价还价，在卡拉ＯＫ厅狂歌劲舞，天南海北地聊到夜深人静，妙语连珠，兴致酣然。
那次还拍了很多照片，可惜其中竟没有一张见他的照片，因为他始终把照相机镜头对着别人。
不知他怎样挨过生命中最后的日子。我希望他不是孤独的，而是有人相扶，我想象，他有一位非一般意义的朋友，和他一样侠肝义胆，一样铁骨柔肠。我相信他是在他面前发了誓的，为了朋友的重托披肝沥胆，守口如瓶。
如果他真有这样一位挚友，我愿向那位义士遥遥致以崇高的敬意。
直到今天，我还心存幻想，但愿所有的传闻都不是真的，有一天他会突然回来，再一起合作，一起聊天，一起郊游。他的名片还在我的名片夹里，只是那个早就烂熟于心的呼机号码，我已是百呼不应。
即使真的与他是天上人间，我想我也不应该悲伤，我的好兄弟，他原本是不希望朋友们悲悯，才悄然离去，他不想干扰大家的生活。
为了他最后的心愿，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珍惜生命，好好地活着。
“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
谨以此文纪念好友陈明先生
后记：这篇短文大约写于六七年前，本以为它已经为朋友的故事画上句号。没想到事隔多年，当往事渐渐被淡忘的时候，这个令人伤感的故事有了结局：２００６年一个夏日的早上，上班后接到的第一个电话竟是关于他——他的遗骨在他居住的大院地下室被发现，公安局的结论是自杀。
不难想象，八年前，在被病痛折磨、求生无门的绝望中，他选择了轻生，以求一了百了。
作为他的生前好友，我们最后能为他做的，是让他入土为安。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９日，几位朋友相约，在北京昌平的德陵公墓为他举行了一个简朴的葬礼，愿他的灵魂在青山松柏中安息。
逝者如斯，生者苟且。朋友的故事告诉我们，越是热爱生命，越是不能承受生命之轻！
少时识长者老来交小辈（１）
我是在一个弥漫着民主气氛的家庭中长大的，童年是随外祖父母在安徽大学校园里度过的。那时家里来了客人，只要不谈公事，小孩子就可以不回避。最难得的是，大人说话，孩子可以插嘴，这就养成了我日后话多的毛病。所以小时候，听大人谈话就成了我的一门功课。六十年代中期，我回到北京父母身边，国事、家事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家长和访客脸上常常沉着阴云，适合我旁听的话题越来越少，外面的世界开始吸引我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