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生活以后，我先是插队，后来工作，所结识的同事，多已三、四十岁，有的年龄超过我一倍以上。我十九岁时，在经过一年医学基础知识培训后，被送到当时的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进修。由于大学停办，连续几年没有医学院和护校的毕业生，医院青黄不接，进修学员便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
我就是在那里，结识了一批在当地临床医学领域颇具影响力的长者，并在一段时间里与他们保持着经常的交往。他们以自己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阅历，为我上了走向社会的重要一课。
蔡澄教授是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陕西扶风人，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相貌相当英俊，长得有点像欧洲人。他正式场合说标准的普通话，聊天时则操一口地道的关中方言。我轮转到外科后，很快把他看成可以信赖的大朋友，连我学说陕西话都带了扶风口音。
那时候，医院原本严格的管理体系遭到破坏，医护责任不分，专家也值一线夜班。每当蔡澄上夜班，我们就一起去吃夜宵，二院食堂的馄饨味道好极了。平时，有美食家之称的蔡澄也常邀我们“下馆子”改善生活。医院附近最著名的是“厕所食堂”，一间门脸不大的小饭铺。据说那原来是一个厕所，后来填了茅坑，盖成食堂。听了这段历史，我们都不愿意去那儿吃饭。蔡澄却说，咱们学医的，“进出口”都一样，分那么清干什么？菜好吃就行。还别说，“厕所食堂”的饭菜真不错。后来，只要蔡教授去，我们享用所有的菜肴都由他买单。进修回来后，我吃胖了不少，这是题外话。
蔡澄医术精湛，他在心肺、纵膈等心胸外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造诣很深，是西安医大体外循环心脏外科手术的奠基者之一，手术极其漂亮。那时候看手术是我们的一项重要活动，我经常在下夜班后泡在手术室里，胸外、脑外、普外，骨科，一台接一台地观看。而看他的手术最为享受。我有一位同事，体检时发现胸部病变，我拿着Ｘ光片找蔡澄，他一看就判定：“中心性肺癌，早期，需要及时手术。” 病理报告证明了蔡澄的诊断，经手术患者渐渐康复，至今还健康地生活着。
蔡澄十分爱好文艺，当时我们单位有一支水平不错的业余演出队，我进修前就是那里的成员。有一次，演出队参加调演，我邀请蔡澄前往助兴。那天门禁森严，以前每次都对我放行的看门老头居然不肯通融，弄了个扫兴而归，觉得非常对不住蔡教授。他却安慰我说，没关系，全当出来散散步，这不是挺好吗？
后来领导知道了这件事，一个劲抱怨我为什么不直接找他，觉得怠慢了这位大牌专家，很过意不去，特地让我请了他一次。当时快过年了，领导还专门拨了一批年货，苹果、花生、瓜子什么的，让西医二院的职工享受和我们一样的“福利”。那时候副食品非常匮乏，我的一次失误，换来皆大欢喜。以后，我们系统的患者，无论转院、会诊还是找专家看病，只要我出面，全能搞定，由此赚了个“外交部长”的美誉。
蔡澄教授后来成为西安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当年有一次上夜班时，他曾亲手抄写过一张歌片送我，是当时正流行的西哈努克亲王谱写的一首歌：“敬爱的中国啊，我的心没有变，它永远把你怀念。”字迹非常工整、漂亮，那张歌片我至今保存完好。
我在西医二院结识的另一位长者是病理教研室的陈金典教授。他是河南人，身材不高，举止儒雅，眼镜片后面闪烁着睿智的目光，一见面就愉快地对我们微笑，听他说话别提多有意思了。
少时识长者老来交小辈（２）
我的第一堂解剖课，就是陈教授上的。他的第一句话是：“同学们，请大家肃静、向遗体捐献者行注目礼，以表达我们对他的尊敬。”站在阶梯上的一排排学生，一下子安静下来，从此，我再也没有在解剖课上说话或做小动作。而我上其他课，从来都是一心二用的。
白被单下覆盖着不知名的遗体捐献者。随着课程的进展，白被单被掀开，露出死者的遗体。从头颅、躯干到内脏，陈金典一边解剖，一边用低沉的声音从容不迫地讲述，被单始终遮盖着死者的耻骨联合部位，给他留下最后的尊严。
讲到取肺叶组织标本时，陈金典一句话就说明了原则：“上小下大，左三右四。”就凭这八个字，即使到现在，只要看一眼大小不等，被切成三角或四方形的肺组织标本，我就能准确无误地辨认它来自哪一片肺叶。由于景仰陈金典的缘故，我非常重视这门课，晚上经常一个人在解剖室观看各种标本。一次，放射科杨荫清教授读片回来，路过病理科，看见灯光下只有我一个人，面对泡在福尔马林中的人体器官研读，大为惊讶。从此我与杨教授交往渐多，进放射科也如履平地了。
再说陈金典。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堂“爱情课”，也是他讲授的，当然不是公开课。一位上海医学院毕业、在某县地段医院工作的进修医生，看上了一位也在进修的北京姑娘，我的好朋友。这位姓项的医生害上单相思以后，不知怎么被陈金典知道了，他鼓励说：“追，一定要追！”他的理论是，爱情就像做学问，穷追不舍才能成功！据说陈夫人郭真教授就是他当年千辛万苦、不屈不挠地追到手的。名师出高徒，尽管开局不利，那时候几乎全中国的女孩都不爱上海人，我的朋友很是犹豫。但好事多磨，项医生展开猛烈攻势，坚持不懈，到底追上了自己心仪的姑娘。后来他考取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研究生，又到美国读博士，现已成为一位知名的病理学专家，在加拿大一所大学医学中心任终身教授。对于项医生来说，陈金典不仅是他专业上的导师，也是成就他美满婚姻的教父。
尽管我当时还不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但陈氏爱情理论让我懂得，凡能执著追求爱情的男人，也能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成功。等到我自己“遭遇”爱情的时候，也着实被后来成了我先生的人狠狠地追了一把。几十年的生活实践，检验了陈氏理论的货真价实！
孙浩远是我们医院的医务部主任，内科医生。他身板笔直，表情威严，看上去更像一个骑兵团长。那时他四十岁，恰是一个男人雄风正健的年龄，虽然他是军人出身，却十分爱整洁，夫人大约是很为他的长相骄傲，天天从里到外，把他的每一件行头都熨烫得平平整整，出来进去的，格外精神。要是再穿上警服，那才叫一个威武。
和他交往，你会知道什么是坦诚正直。有一次我问他：你兵当得好好的，怎么学医了呢？原来，他出身贫苦，解放战争时期，一支队伍从他家乡经过，他瞒了年龄去当兵，为的是能吃口饱饭。部队一路南下，所向披靡。他回忆说“：三大战役之后，部队都打疯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有时候整团整师地缴枪，当了三年兵，一路上光受降了。”不久，全国解放，首长一问，才知道他刚十六岁，就说：“仗打完了，你还这么小，念书去吧。”于是他上卫校，成了一名军医，后来转业到我们医院。
据说他有八两到一斤的酒量。有一次过节，我们三位女将以水代酒，轮番出击，他对我们的捣鬼全无戒备，三下五除二就被灌倒了。不过，平时他还是很有两下子的。
别看他小时候没念过几天书，学历不高，但是人绝顶聪明，医术相当高明。他的原则是调整人体自身的抵抗力，能不打针就不打针，能不吃药就不吃药。特别是对诊治一种叫做克山病的地方病，很有一套。西安著名的心内科专家王世臣教授不止一次地对他的学生说，诊断和治疗克山病，新安医院的孙浩远医生有着令人钦佩的丰富经验和独到见解。
少时识长者老来交小辈（３）
有一年陕北发洪水，医院组建了一支医疗队，他任队长。那次医疗队本来没有我，但我钻了一个空子，由于院长惧内，我搬来夫人说情，顺利地站在了整装待发的队伍里。那次行动非常艰苦，我们开始乘车，路被洪水冲断，于是步行，走了一百多华里才到达灾区。路上，驮着药品、医疗器械的马陷到泥潭里，正在众人不知所措的时候，只见孙浩远大吼一声，跳将起来猛拉缰绳，硬是把马拉了上来，大家一片欢呼。我们在灾区巡回医疗的十多天里，孙浩远带领大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积极救治伤病员，出色完成了医疗任务，表现出超强的坚忍和定力。
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友好而单纯，在我成长时期，还结识了秦兆寅教授、毛履真教授、叶明刚教授、上官存民教授等名医，他们对我学习专业知识和学习人生经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时候他们正当年，而如今，他们中最年轻的也已年愈古稀。
我衷心祝愿这些令人尊敬的长者健康长寿，晚年幸福！
小辈篇
渐渐进入中年，我也到了长者们当时的年龄，开始有了小辈朋友。也许，由于当今是一个后喻文化时代，也就是老辈应该向小辈学习的时代。小辈朋友能教我年轻、教我时尚，教我更加适应社会的变革。
交往时间最长的小友，是我曾经的同事李源，一位比我年轻十五岁的白领丽人。我们认识的时候，她刚从医科大学毕业分配到我们医院妇产科。据她后来说，报到时，发现科里尽是老职工，很是失望。路过当时我所在的理疗科，看见我正激情四射地与人讨论问题，近视眼却不肯戴眼镜的李源朦胧望去，错把我当成同龄人，旋即加入谈话。等到看出我足可当阿姨时，我们已经相见恨晚，聊得热火朝天。后来，李源成了我最投缘的聊友。
那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感到适应社会发展的速度有些力不从心，而年轻的李源带着通身的活力和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她的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和生活态度不时感染着我，看外国大片、听流行音乐、读武侠小说，时尚文化元素的充值， 打破了我的固有娱乐方式，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内经济开始崛起，外企如雨后春笋，人们开始面对更多选择。虽然在一般人眼里，能进我们这种吃皇粮的单位，应该心满意足了。但我看出李源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李源思想活跃，意识超前，言行率真，聪明但不够有耐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医生”。也许她应该尝试不同的生活？我知道她英语非常好，拿过学校演讲比赛第一名，于是建议她应聘杨森，或者史克，辞掉公职。“那种环境可能更适合你。”我鼓动说。为了提高成功率，我悉心研究了当时手头仅有的资料，尽可能地了解外企的用人原则，为她量身定做了一套应聘方案，并客串人力资源主管，模拟招聘。
正像我所期待的，李源顺利地进入外企，后来又考上ＭＢＡ。目前，她已在新加坡定居，从事卫生标准化管理工作，业绩突出。可以说，李源是我最早的小字辈“导师”，也是我在个人职业发展规划方面成功“培训”的第一位学员。
小友毛宏，最初是我的病人。这位当过武警，活泼好动的小伙子十分讨人喜欢。那年他因小臂骨折，复位后到理疗科接受康复治疗，于是，小毛、我的同事、针灸医生殷凤琳和我，渐渐成为聊友。我们的“锵锵三人行”热烈而持久，每天一次，什么都聊，但好像主要是互相说服对方，各自喜欢的东西最好。
现在看来，这种无意识的互通有无，使我获益匪浅。如我仅有的足球、武术、兵器等方面的常识，就是小毛给灌输的。我也经常动员小毛听音乐、读小说、看展览。有一次我和老殷带小毛听了一场俞丽拿、李坚母子的音乐会，善于在球场上折腾的小毛在音乐厅像一个受气包，整场一声没吭。出得门来大喊一声，妈也，可把我憋坏了。
少时识长者老来交小辈（４）
手臂功能康复后，虽然不再理疗，但小毛只要来医院办事，就会到我这里坐坐。他工作的机械厂，离医院仅一墙之隔。有一次，小毛突然跑来，神秘地说，我在韩森寨发现了一个“炸弹”！所谓“炸弹”，就是漂亮姑娘。这个年龄的小伙子，正是迷恋“炸弹”的时候。还有一次，小毛正眉飞色舞给我们讲述他在球场上的壮举，门突然大开，一个身体壮硕、表情严肃的男人站在我们面前。刚还倍儿欢实的小毛突然蔫头耷脑，溜墙根站得笔直。我定睛一看，“毛局长！”局长没应声，喝斥小毛：“一大早不赶紧上班，在这胡谝什么？”吓得小毛头都没抬，一溜小跑不见了人影。我一看表，还没到上班时间。
原来小毛是老毛的公子！其实毛局对下属相当平易近人，只有小毛见了他像耗子见猫。得知我和小毛有交往，老毛特地嘱咐：“多帮帮他，这孩子不爱念书。”
小毛至少小我十三四岁，但不知道为什么那样谈得来。这种“乱弹”持续了好几年，直到小毛结婚，生了一个像他小时候一样淘气的儿子。那时我也开始办理调离手续，和初为人父的小毛就很少见面了。
闵燕是我调回北京后结识的第一位小友，和我相差十岁左右，当时刚及而立之年。她是一位优秀的眼科博士，学识渊博，手术尤其精湛。我们是书友、文友兼艺友。每当有喜欢的书，闵燕总是积极地推荐给我，并且热烈等待我看完后和她讨论。记得她借给我的第一本书是南怀瑾先生的《谈历史与人生》。
一开始，她并不知道我有“借书不还”的不良习惯——不是我想占小便宜，只是喜欢的书舍不得还，一般情况下，我会在自己买到这本书时再还。闵燕性急，见我老不还书，又不好意思催，只好自己再买一本。其实爱书的人都有点毛病，别人向我借书也一样，一般情况下我不会借，如果对方真是爱书人，我宁可买一本赠送。
后来，我们两人之间再借书，就有了“不许看到眼睛里拔不出来；不许一天到晚老看不还”的“契约”。
我们热衷于文字游戏。开始是汉显寻呼机，后来是电子邮件，再后来是手机短信，互发自创的段子、诗词或者对联。有一次，我从崇文门上地铁，车至宣武门，忽然觉得北京有很多地名极妙，就想了一副对联：天坛地坛日月坛，崇文宣武。遂发给闵燕，她反应真快，马上传来下联：白班夜班轮转班，费心劳神。接着又一条：内斜外斜垂直斜，瞄左膘右。原来是她的小友田蓓所作（闵燕在交我这个“老友”的同时，也交着自己的“小友”）。我看后大惊，后生可畏！还没完，过了两天，闵燕发来绝对“烟锁池塘柳”，求“炮镇海城楼”之外的下联。细看，真绝了！五个字偏旁包括“金木水火土”，明知数百年来多少人为它绞尽脑汁，还是忍不住进入又一轮的苦思冥想。
闵燕的专业是眼整形，这是一个“用血肉之躯重塑美”（闵燕语）的行当，需要良好的艺术感觉。出于对美术的兴趣，我们的游戏还包括摄影和电脑绘画。我曾为她的几十幅摄影作品写过短文，她也为我的文章配过电脑制作的彩图。我们还计划出一本“看图说话”，部分稿件送出版社已经好几年，可惜由于太忙，至今没有腾出时间补充稿件出版这本我们自己的书。
还有一位小友，是年龄小我一轮的蒋芫苇，她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广播电台记者编辑兼主持人。开始我们只是工作关系，合作一挡健康节目，她主持，我做嘉宾统筹。大约在七、八年前，我们一起去香港考察一个健康教育项目，随之熟悉起来。后来节目调整，不再有工作关系，成为纯粹的朋友。
我们之间的交往很特殊，平时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不打电话也不见面。差不多过个一年半载，必有一次长谈。由于平时都很忙，见面只为一个目的，彼此需要。
十多岁的年龄差距，并没有形成代沟，我们有太多相似的感觉，太多一样的爱好。有时候积攒的想法多了，就打电话相约去喝茶，八大处、紫竹院，都是我们的据点。不聊则已，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满脑子的想法被茶水浸润，变得像开水沸腾，喷薄欲出。经常一起来的还有小蒋的同事小隋，他常常一言不发地听我们热侃，不但充当忠实听众，还兢兢业业地兼职开车，负责买单。就像是一个奇迹，我们每次神聊后，都会获得灵感，建立一个良好的状态，我相信，不久前的那次长聊，将使我和小蒋的精神面貌面临新的提升，为下一次见面酝酿出精彩话题。
少时识长者老来交小辈（５）
一年又一年，在生理年龄渐渐老去的时候，感谢小友们带给我无限的活力，使我在生命过半的时候，心理尚未衰老。
有意思的是，在女儿长大以后，我的一些小友渐渐变成了她的“老友”。除了几位记者朋友，还有李源。他们之间的交往，已经达到不需要我牵线搭桥的程度。为此，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是季羡林大师的一本散文集。我手里的这本书，是季老赠与我的同事柴洁医生的。书中收录了季老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所写的近六十篇散文。封面上，睿智的老人在一叶苍绿中向我们微笑；扉页里，有他亲笔题写的一行遒劲大字：感谢柴大夫，季羡林，２０００年５月。
这本属于柴洁的书，我已经珍藏了几年，使我有充裕的时间品味其中的每一篇文章。“谁的心都是一面镜子”，季老这样告诉我们。读书时便有了“我心如镜”的感觉，它照出光明，也照出阴郁；照出崇高，也照出世俗。而放下这本书，更觉得此时我的心像一条被某种思绪编织的带子，并且是一条漂浮不定、两头没有着落的带子。
柴洁医生与季羡林教授的关系是一种偶然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医患关系。２０００年，季老因患白内障住院，作为著名眼科专家施玉英的助手，柴洁在季老手术期间，极尽一名医生的职责，给季老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季老尊重这位年龄只及他三分之一多的年轻医生，为了表示感激，意将这部散文集签名赠送。不巧，柴洁医生出国深造，于是季老请我转送，季老说：“施教授我已当面致谢，送柴大夫这本书就拜托你了。”这是来自一位耄耋老人的诚挚谢意，使我在接过这本书并答应转呈的时候，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在以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始终没有得到柴洁的消息。每当拉开抽屉，就看见这本书，一次又一次地翻阅，像对着一面镜子，它时时提醒我，君子诚信，一诺千金。
答应的事就一定要办到，虽然只是转送一本书。现代信息社会，无数方式可以畅通人们物质和精神的传递。但令我不安的是，隔着城市和乡村，隔着大陆和海洋，我无法判断在日行八万里的地球上，柴洁目前的确切位置，我不知道该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才能将大洋这边世纪老人的嘱托传递到大洋那边年轻医生的手里。我的心也是一面镜子，这无法应兑的允诺像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给我温暖，让我领略世上最珍贵的人间暖情；另一方面使我不安，使我为无法圆满实现自己的承诺而踌躇。
心的丝带在天上飘，《我的心是一面镜子》还在抽屉中被收藏。牵着那条饱含温暖与牵挂的带子，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链接它两边的终端，一边是带着殷殷谢意的季老；一边是对此一无所知的柴洁。
我希望通过讲述这个平常的故事，完成一段需要在万里之间进行的心灵传递。
邂逅季老（１）
人与人相识，需要的是缘分。
如果喜欢或者景仰一个人——那种倾心的喜欢与景仰，既不必追星，也不必性急，就那么隐约地在心里牵挂着，也许他会在你生活的某一个路口，等着和你邂逅，只要你和他有缘——我一向这样认为。
于是有一天，我认识了季羡林先生。
遥望季老，从读他的散文开始。学术泰斗的博大精深，我自无法领略，但我觉得，他是一棵大树，他散文中蕴涵着的平淡和悠远，使人读起来就像在树下乘凉，就像和他在聊天。
其实，原可以早点走近他。前几年，我从医务部的报表中得知，他患白内障住院，想到近在咫尺，有一段期许等在那里，忍不住怂恿院办主任：“咱们去看看季老吧！”主任踟蹰半日说：“恐怕探望的人多，就别打扰了。”
只好作罢。天天注意报表，直到他出院。
后来认识一位朋友——文化名人肖像摄影师魏德运。小魏赠我一幅作品，画面是端坐书桌前的季老，肩上攀着一只白猫。有人评价，那是一幅能在国际大赛获奖的佳作。见我喜欢，小魏仗义地说：“季老和我熟，如果你想认识他，我可以引见。”“谢谢，不必了。”我想，有珍藏照片的缘分，足矣。
缘分可遇而不可求。一天，我的另一位朋友，作家周明突然来电话：“季羡林教授要看病，请你帮忙联系一下好么？”原来季老又染眼疾，人吃五谷杂粮总要生病的，幸而只是白内障。
一而再、再而三，我真的相信和季老有缘分在那里了。第二天不巧要外出，提前挂好著名白内障专家施玉英教授的号。周明一再叮咛，季老高龄，千万别让他久等。待我回来，季老已先到，虽然他视力很差，但一见我便点头微笑，认定是他要等的人。陪同季老的李玉洁老师说：“说好今天来看病，季老总惦记着，一宿没睡好，六点就起来了。”
周明无意牵线，却印证了我的理论——相识不在刻意，只要有缘。
眼前的大师与照片无异，谦和、睿智；更令我惊诧与感动的，是他脸上浮现的竟是孩童般纯真的笑容。
据说那天季老刚下车，就被门卫认出——那位师傅正在读《牛棚杂忆》，只见神往已久的大师突现眼前，大为惊喜，捧着书过来相见；季老显然也颇感意外，此乃又一段缘分。
住院手术，施玉英教授妙手回春。很多白内障患者都认定，她是“京城第一刀”。疗效正如季老所言，“大放光明”。那日小魏探访，刚坐定，书法家欧阳中石也来了，两人握手，原来认识。世界真是太小了，随处可能遇上熟人或熟人的熟人——欧阳中石是我们老院长赵相印教授的同学，我对闻讯而来的赵院长说，闹了半天就我一个生人。
不见大师，不知道什么是虚怀若谷；未识季老，不知道什么叫学无止境。和他在一起，就像和自己的长辈，用不着客套，用不着拘束，想到哪就说到哪。
“您快九十岁了，身体健康，头脑又这么清楚，有什么秘诀吗？”我问。
季老笑答：“我的长生之道是三不：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所谓不锻炼，是不刻意锻炼，但要多活动。”他穿着亦朴素，一件半旧藏蓝的卡中山装便是出门‘礼服’。他说：“去日本，去台湾，都穿它。家常衣服，比这件就不如了。”
一个没有课的下午，正上大学的女儿来到病房，相差七十岁年龄，现代女孩也和世纪老人有缘。见到“小朋友”，季老格外高兴，取出一本《留德十年》，不顾刚复明的眼睛还有些红，伏案提笔写道：“热爱祖国，孝顺父母，尊重师长，同伴和睦，珍视生命，挚爱自然，勤奋学习，永不间断——在病房中聊缀几句，与小友共勉。”女儿捧书逐字念罢，季老细细解释：“一个人，心里首先要有祖国；孝敬长辈，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生命宝贵，大自然美妙，要好好珍爱；希望你一辈子勤奋学习，不管是到了我这个年龄，还是再大十岁，永远都不要间断。”女儿点头，突然搂住老人：“季爷爷，我记住了！”季老轻抚女儿肩头，连声说：“好孩子，好孩子！”那情，那景，让我想起季老的名篇《三个小女孩》。李老师感慨，在一旁说，此番住院，季老感想颇多，出院后肯定有好文章。
邂逅季老（２）
手抚季老亲赠的四卷散文集，一边期待这位耄耋老人的新作，一边想：与大师相识，乃三生有幸。我以何德何能，修得此缘在世间呢？
一个人的故事（１）
一直想把这个人的故事讲给别人听——一位我认识多年的音乐人。
他是一个赤着脚在乡间田埂上长大的孩子，祖籍陕西长安，一个有着悠久、厚重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地方。
他成长在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但人们对精神的追逐却并没有因为贫穷而倦怠。（当时村里最盛行的娱乐活动是鼓乐——由一位鼓手率一群打击乐手表演的节奏音乐）。每逢农闲时节，乐手们便聚在村头演练，招惹得村民，特别是孩子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逢年过节或遇婚丧嫁娶，更是他们抛头露脸、尽情表现的时机。我在十几年前看过一场长安农民鼓乐队的演出，曲目有《秦王破阵》、《鸭子拌嘴》等，整场节目诙谐热烈，气势磅礴，十分令人难忘。
他小时候聪慧、敏感，沉默寡言，带有一点腼腆和忧郁。他的志向是做一名最好的鼓手。那时，成为鼓手是一种荣耀，村里最受尊重的老人往往是鼓打得最好的，鼓打得好的没有不精明能干的，他们都是十里八村的能人。因此，学打鼓便成了孩子们的向往。出色的鼓手总是愿意把技术传授给最聪明的后生。然而，这种依靠口传心授，代代相传的艺术，在他的父辈手里出现了断层，差一点失传。偌大一个大村子，几百名青年居然找不到一个能学会复杂鼓点、充当首席鼓手的人。这时候领衔的老鼓手已经快打不动了，如果再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就只能从孙辈里物色了。
于是，他幸运地被选中。他一开始学艺就是兴致勃勃的。鼓点很难，拍子也是极其复杂，那是连专业音乐工作者都难以记住的乐谱，口传心授的学习，要求学习者有良好的记忆。令师傅吃惊的是，无论多难的节奏，他几乎听一遍就能跟着往下打，几遍下来就能一气呵成，而且打得有滋有味。师傅挂锤后，他坐了鼓乐队的头把交椅，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带领一帮成年乐手在各种喜庆场合把鼓点敲得热火朝天，成了当地一景。后来他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拉二胡，每有闲暇，就坐在院子里开弓自娱，抑扬顿挫、婉转动人的琴声听得大人孩子流连忘返，村里人都叹道：这孩子，实在灵醒。
当年，在一个有八九个子女的农民家庭里，父母根本没精力为一个穿哥哥旧衣服长大的孩子考虑前程，更不可能为他的教育投什么资。如果不是他凑巧有一个在城里工作的哥哥，如果不是哥哥萌发了一个英明决策——建议他报考音乐学院附中，也许他至今还率领着村里的鼓乐队农闲时穿梭于红白喜事之间。
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考试。关中平原浑黄的泥土培养了他独特的气质，长安鼓乐的艺术精髓唤醒了他非凡的灵气。从来没有见过钢琴，更没学过视唱练耳，他却天生耳聪目明，具有分辨绝对音高的天赋，听音和模唱轻而易举得了优秀。更绝的是，他觉得考试模拟的节奏比他经常打的鼓点简单多了，听一遍搞定，竟考了个罕见的满分。
演奏考的是二胡。拉了两首自己练会的曲子，基本功不怎么样，但乐感好极了，表情非常到位。考官们被他超俗的艺术气质深深打动，更让老师惊讶的是，小小年纪，一双手掌竟和成年人一般宽大，手指少见得整齐，小指和无名指相差无几，十指修长而富有弹性，指尖肌肉圆润丰满——真是天生的演奏家的条件。他们觉得他是一个可以造就之才，应该学习最难驾御的乐器皇后——小提琴。
乡下孩子不知道音乐学院都有什么专业，老师说让学小提琴就学小提琴。但他决没有想到，第一次拿到那把形态优雅、腰枝纤细的琴，就爱上了这件西方古典乐器，而且这种热爱忠贞持久，始终不渝，贯穿在了他的整整一生中——此为后话。
十二岁学琴，被西方小提琴教育家认定已是专业学习不可救药的年龄。好在他练琴有一种永动力，与其说他勤奋刻苦，不如说是因为热爱。他练琴全力以赴，废寝忘食，冬天只穿一件绒衣，在没有暖气的琴房里狂练；夏天骄阳似火，他把双脚泡在盛着凉水的盆里猛拉，绝没有他后来教的独生子女琴童们的懈怠与厌倦。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成绩优异，深得老师喜爱。艺术院校淘汰率很高。高考时，他们这一届有的因专业跟不上落选，有的因文化课不及格复读，小提琴专业只剩下他一名学生。
一个人的故事（２）
大学期间，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陈又新教授应邀来西安讲学。校长说：给我们派一、两名优秀毕业生吧，否则教学水平跟不上。陈教授在给他上课后说：还要我们派高材生么？你们自己的学生就很好啊，他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小提琴教师。名家的鼓励大长了他的志气，从此更加努力，琴艺进一步提高。
一个意外事件中断了他的学业，那就是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校园变成了恐怖的“红海洋”，许多同学突然当上“红卫兵”。他对造反不感兴趣，一心只想拉琴，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后来形势严峻，校园里连一个可供练琴的角落都找不到。无可奈何中，他想到陈又新教授。上海肯定也停课了，如果陈教授赋闲在家，不是正好可以跟他学琴吗？主意已定，他背着心爱的琴登上东去的列车。正是“革命大串联”期间，学生上火车不买票，使这位发愁路费的穷学生喜出望外。车厢里挤得如同沙丁鱼罐头，铁路边到处武斗，一派混乱，火车走走停停，总算到了上海。他迫不及待地赶到汾阳路上海音乐学院，不曾想这里的火药味比西安更浓，当他找到管弦系办公室，向人打听陈教授的时候，人家像看外星人一样盯着他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陈又新自杀了！”天啊！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结果会这样。这消息犹如当头一棒，他一下子无力地瘫坐在楼前的台阶上。
带着失望和痛苦回到西安，他决定自己当自己的老师，每天照样读书，练琴。好在别人或热衷“革命”，或趁机逍遥，很少有人管他的闲事。为了怕被人批判为“封资修”，他在宿舍里挂上厚厚的帘子，为小提琴加上弱音器，行踪谨慎地偷偷练琴，直到毕业分配。
从接受“再教育”的农场回到学校，他被分配到歌舞剧院乐队。后来他和一位附中的小校友、全音乐学院容貌最美丽、身材最窈窕、嗓音最甜润的女同学结了婚，妻子当时是歌舞剧院的报幕员兼合唱队员。
那时候舞台上只有八个“样板戏”，乐队除了伴奏没有任何演出。他舍不得丢掉好不容易练成的功夫，就利用没有演出的时间玩命练琴，同时也借以宣泄心中的苦闷。他们住的是筒子楼，白天他要照顾患乳腺炎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女儿；晚上怕影响邻居休息，根本无法练琴，他便发明了一种方法，右手不运弓，左手在琴上做手指练习和换把练习。每当夜幕降临，整个筒子楼寂静无声，他便守着熟睡的妻女，半夜、半夜地无声苦练。后来练就了炉火纯青的左手技术，这也是他左手始终比右手技术更好的原因。
随着环境的逐渐宽松，乐队除了为舞台剧伴奏，也逐渐上演一些曲目。他十分珍惜作为独奏演员的一切演出机会。他演奏的曲目非常广泛，几乎包括了当时国内音乐会上可以上演的所有的小提琴乐曲。
音乐学院恢复招生后，由于师资奇缺，他被校长动员回母校任教。小提琴被公认是世界上最难学的乐器，而他给学生上课，从来不说一个“难”字。他对小提琴的热爱几乎达到偏执的地步，他认为从事音乐是人生最好的选择，小提琴是世界上最绝妙的乐器。他还坚信，能学会小提琴的人可以问鼎世界上任何复杂的学问和技能，非聪明过人者绝学不成小提琴。他熟悉从附中、大学到研究生阶段的所有课程，他上课有一绝，无论哪个年级的学生，无论演奏什么乐曲，无论从哪一句开始，他拿起琴就示范，从来不看谱子，弓法、指法准确无误，表情记号烂熟心中。
作为青年教师，他被特邀为学生交响乐队首席，为了教学需要，他和几位年轻教师组成了一个四重奏团。正是这个四重奏团，使他获得一个极好的留学机会。
八十年代以来，学校经常邀请国外音乐家访问、讲学。１９８４年，美国密歇根州大学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瓦特。福得尔教授率领一个三重奏团来到西安。一个偶然的机会，教授听了他们的四重奏排练，这位金发碧眼的美国人怎么也没想到，在遥远的中国西北，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内陆城市，在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居然有一群献身艺术的年轻人，兢兢业业地学习和传授西方古典音乐，挚爱并以此为生；尤其令他惊讶的是，这些从来没有到过西方国家的青年竟有着让人不可思议的才华和演奏水平。教授大为感动，决定为他们争取一个机会，邀请他们作为访问学者赴美进修、演出。就这样，他在接近不惑之年的时候，飞越大洋来到美国北部城市兰辛。
一个人的故事（３）
在美期间，他们的四重奏团每月参加两个乐队四场音乐会的排练和演出，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兰辛日报》发表了题为“罗斯特洛波维奇和四个西安人”的文章（当时恰好老罗也在兰辛演出），热情赞扬他们演奏的贝多芬、海顿、塞缪尔和巴伯的作品，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密执安州立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高度评价说：“西安四重奏团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才华出众，使我们各个乐队大为增色；他们在各场音乐会上的精彩表演使他们名声大振，为我们学院赢得了极大的荣誉。”与此同时，正在兰辛访问的“米利亚”四重奏团的演奏大师也对他们精湛的演奏技巧和良好的音乐素养大为赞赏，并且极感兴趣地主动提出免费为他们上几次课，交流音乐感受。
在兰辛生活的两年，是他终生难忘的两年，也是他在艺术上迅速发展成熟的两年。回国汇报演出时，中央音乐学院一位资深教授看中他的能力，建议他报考研究生。而母校教师队伍青黄不接，更急切地盼望他回来顶梁。他再次选择了母校，继续从事小提琴教育。为了选择好苗子，他不辞辛劳地在几所小学办小提琴班，招收了一批五六岁的儿童，从数百名孩子中筛选出二十多个作为重点培养，为附中筹备了后备力量。
人往高处走，学艺术的更是如此。当时学院仅在西北五省区招生，优秀生源本来就凤毛鳞角，天赋高点的还要考北京、上海，或出国深造，包括他自己的女儿。心疼归心疼，但他还是含辛茹苦地教，依依不舍地送。他教的学生路子对头，训练科学，基本功好，具有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基础，有的还在国内外比赛中获奖，尽管他们大多成为其他院校的学生。河南有一位天赋较高的男孩，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小时，张世祥教授认为资质不错，但方法有问题，毛病已经根深蒂固，恐怕很难有发展了。家长不死心，到西安找他想办法，他制定了一套方案，训练了一年。再度报考时，张教授惊奇地说问：你最近在跟谁学？不简单，毛病基本上改了！孩子如愿考上附小并在全国小提琴比赛中获奖。后来，张世祥教授特地将自己的最新译作题赠他，对他的教学方法给予肯定。
他教的都是那些留下来的、才能平平常常的学生。教天才学生难，难的是点铁成金；教平常的孩子更难，那需要炼石成铁，再点铁成金啊。令他欣慰的是，近年来艺术教育在不断地延伸、拓展，艺术教育的价值也在不断被重新评估。除了培养出合格的专业演奏人才，他还培养了一大批不但能欣赏，还会演奏的爱乐人。他的学生不再单打一的以演奏为职业。业余学生中有的学文史，有的学理工，全国许多综合大学的交响乐队里都有他的弟子，不少人还担任了乐队首席。十几年兼作小提琴业余教育，他和他的同行为普及古典音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是我女儿的第一位专业老师，我们因为音乐的机缘而认识。在他从美国回来后的六七年间，一直有着经常的交往，女儿上课之余，我们谈音乐，谈文化，或者没有话题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有时候一聊就是几小时。最难忘的是我调回北京前，和他们夫妇的一次彻夜畅谈。我们打开一瓶性烈如陕西汉子的西凤酒，从傍晚时分一直喝到第二天天亮。记得没什么好菜，酒一口一口地细水长流，使我们有了一夜的话题。那天大家都有点喝高了，凌晨４点来钟才宴罢。我送他们回音乐学院的宿舍，十分钟的“步程”边走边说竟用了近一小时，好一刻难忘时光！
如今，他还在那片黄土地上播种音乐。九十年代初我离开西安，直到２００６年女儿赴美留学，回国休假时才再次见面。桃李满天下是老师最大的幸福，他业已桃李海内外，想必无怨无悔。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几乎忘了怎么用笔写字，唯一保持书信联系的朋友就是他们夫妇（虽然一年只有一两封信）。
这就是我女儿的老师，一个才华横溢却鲜为人知的乐坛耕拓者——西安音乐学院管弦系小提琴教研室主任赵一永教授。
一瞬千古（１）
不预约，不敲门，神不知鬼不觉地就站在你面前了；坐下便开侃，不停地接电话，空隙间说自己特别忙。用这种方式拜访我的人，只有摄影家魏德运。
一年四季一样的装束：上红下白，永远是白裤子，冬天外套加红毛衣，夏天红Ｔ恤，走近你，像一团火。这红与白就是魏德运的符号。
几年前的一天，摄影师魏德运提着他新换的尼康相机，风风火火地赶到我办公室，抄起照相机说：“现在光线不错，给你拍几张照片吧？”
“那可是求之不得啊！”我说。我和小魏是半个老乡，所以不用客气。
天色已不十分明亮，借着窗外西斜的阳光，我拉了一把椅子坐在窗前，穿着医院的白大衣，摆开了照相的架势。
我是在一次聚会时认识小魏的，那是文化界的朋友为祝贺陕西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而举行的。只见一个带着一卷照片和一架国产海鸥相机的敦实汉子，与人炫耀自家作品，说到某件如何，眉飞色舞，比之沉默一旁的陈忠实，颇有喧宾夺主之嫌。趁众人聊得热火朝天，我越过两张餐桌去看那些照片。所有的人物肖像都被放得很大，散乱地摊在地毯上，我蹲下去一张张地翻看，就被震住了。
第一张是一位端坐书案前的鹤发老人。一只白猫攀在他肩上，画面自然和谐，充满生命相依的意味；第二张也是一位老人，半侧面头像，从镜片后射出的目光从容而睿智，像是穿越时光研读历史；又一张还是老人，背景是一片虚化的绿叶，老人紧闭双唇凝神远望，无限的情思凝固在快门按下的瞬间……
他们是大名鼎鼎的学者季羡林、张岱年和金克木！后来我有幸读到其中两位老人为自己的照片题写的文字。季羡林这样描述：“在中国，手工技术、美术等行当，一向有‘匠’与‘家’之分。匠，不管他技术多么高，只能做到‘形似’，而‘家’，则能做到‘神似’。魏德运是一个真正的摄影家。”张岱年在文章中写道：“摄影是一种艺术，正如绘画是一种艺术一样，绘画的最高境界是气韵生动，摄影也要传神，把一个人的内心境界表现出来。但是摄影能做到传神是很不易的。魏德运的摄影能做到传神了。”
翻来覆去地展读那些神态各异的人物肖像，像是欣赏一幅幅油画。最让我惊叹的是，摄影师如此钟情于髦耋老人：除前边的三位，还有师哲、钟敬文、李德伦、洪学智……他们的年龄都在八九十岁，表情或坚韧、或慈祥、或倔强、或含蓄，鲜明的个性跃然画面，栩栩如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