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在沙滩上奔跑，脚下如飞，耳边生风，双手捧着一把被湖水浸透的好心情，一直跑得精疲力竭；渴望用最放松的姿势仰面朝天地躺在草地上，看白云悠悠，嗅绿草芳香。
如果依然在都市，在你想跑起来的时候，有一片可供你自由奔跑的土地么？在你想仰面的时候，你的心能朝天么？你只能朝着水泥，抑或是朝着吊了顶的天花板。
逍遥自在地躺在玉龙湖畔的草地上，就可以仰面而朝天了。天很高，厚厚的云层却拉近了它与人类的距离。延展于天地之间，心灵仿佛得到沉淀和净化。也许，世界原本就应如此简约，人类原本就应如此单纯。
此时，这里没有院长，没有专家，只有坦荡纯真而又微不足道的自然之子。处在无人之境的人是真实的。平时沉默稳重的周院长开怀大笑，脸上泛着兴奋的光泽；早上还腹痛难忍、向人讨要吗叮林的眼科医生小马，此时心爽病除，快乐得像个孩子；几位年愈半百的老专家，更像是年轻人一般兴致勃勃。其实，每个人都有某种与生俱来的品质，如果说宠辱不惊是一种经过长期修养达到的睿智练达，那么宠辱皆无则是一种处于自然状态下的返朴归真。
秋日西斜，辞岸登舟。依依回首，却见光洁细腻的沙丘上赫然留下一行行人迹。
上车前，小胡递过来一个工艺雕塑，小小巧巧的，竟是一只玉龙！“你刚才说你属龙，我寻思到了玉龙湖，得留个纪念。”他说着，便把那只龙雕连同一份沉甸甸的祝福摁在我手心里了。实在感激小胡的细心和善解人意。“谢谢！”我说，“我要穿一条丝带，挂在身上作吉祥物。”
美丽动人而又自由自在的玉龙湖，是我最应该来的地方。
医苑随想
春之祭（１）
历史有时会以惊人相似的形式重演。
北京的春天一向短促。来自气象部门的权威消息称，二００四年是北京有史以来最短暂的春天之一。在这个转眼即逝的季节里，我和摄像师李楠滨废寝忘食地埋头于一项工作，连五一节都泡在狭小的机房里苦思冥想。承担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项目——专题片《生命》的制作，使我们在整个春天都在温故一年前的ＳＡＲＳ。
四月二十二日，我们正在编辑第五集——《苦难与幸福〉。看着显示器上地坛医院ＩＣＵ主任郭利民身着隔离服的画面，听着回旋在耳边稍嫌嘈杂的同期声，李楠滨突然脱口而出：今年不会再有ＳＡＲＳ了吧？
“闭上你的乌鸦嘴！”我一边盯着屏幕上的郭利民，一边心说楠滨这家伙真是太不甘寂寞、太善于想象了。
晚上快９点才到家。突然，我的搭档王玲发来短信：“看电视新闻。”我赶紧抓过遥控器，豁然听见女播音员字正腔圆地宣布：“北京发现一例非典疑似病例”。此时方知，这条新闻在一个小时前已家喻户晓。
又是非典！又是北京！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一年前……
也是四月二十二日，北京的非典疫情已经十分严重。那天，我的第一篇关于抗击非典的文章在《健康报》刊登。午夜，中国青年报记者袁晓路通过网友找到我，要求转载发在网上的《中午十二点四十分出发》。这篇记录医疗队出征的短文，翌日发在《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后来获得北京市抗击非典好新闻一等奖。
二００三年春天，原本和往年没什么两样。三月三日，我们在料峭的春风中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爱耳日；随后开始关注两会医疗服务；三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八日，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栏目一连五天的系列直播节目在业界激起涟漪；四月八日，筹备已久的“青藏高原光明行动”启动仪式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二００三年，我们这所百年老院日夜兼程，在史册上镌刻着新一圈的年轮。
就在不知不觉中，凶险的ＳＡＲＳ悄悄推开了中国首善之都的大门。４月中下旬，北京形势急转直下。
一年前的那些日子让我记忆犹新。大约四月二十三日，晚上总值班，我接到眼科张风教授的一个电话，她说：“我想和你聊聊，提供点素材，这几天我总是被感动。”
第二天，风云突变，我们没能挤出谈话时间。由于发现本院职工感染ＳＡＲＳ，眼科、急诊科相继被整体隔离。开完早交班会，我在电梯前挡住张风，就在等电梯的几分钟里，听到医疗队员们伟大的母亲的故事，并由此而记住了她们的儿女：丁宁、陆燕、刘月明——那些我不熟识的年轻人。
五月初，传出正在隔离的同事集体发烧的消息，使本来就严峻的形势雪上加霜。那天晚上，多日顾不上回家的工会主席滕秀琴走进我办公室，突然抑制不住掩面失声：“这么多人发烧，要是再有人感染怎么办？”
我压抑着内心的焦虑，把手轻轻放在她肩上，鼓励她，也鼓励自己：“别人可以脆弱，我们不行！越是在这个时候，越得坚强！”那一刻，突然想起《国际歌》中的词：“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在年轻的同事们拼搏一线时，我只能更加奋勇地敲击键盘，留下一段段纪实，刻出一道道印痕，把我们的内部报纸当作《挺进报》来办。
一篇篇来自隔离病区的报导，需要迅速录入电脑，才能赶得上两三天出一期的院报。正在焦急，心理科医生赵晓琳主动助战，她在交来自己稿件的同时，一个周末就为我们录入数万字的文稿。
一份份连夜编校，匆匆印刷的院报，带着我们饱满的激情，带着我们的殷切的企盼，带着油墨的芬芳被送到隔离病区，送到医疗队驻地，祝愿战友一路平安。
编完最后一组ＳＡＲＳ主题的来稿，已经是盛夏。笼罩心头两个多月的阴云终于散尽。和阳光明媚的春天一样，二００三年，我们迎来的是一个格外美好的爽夏。
春之祭（２）
春天过去是夏天，秋逝冬临，就又是一个新年。
我们以为一切都成为历史了，我们以为已经和“非典”说再见了。不承想，连一年都不满，ＳＡＲＳ就迫不及待地卷土重来。
二００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几乎是去年的同一天、同一时，在同一会场，我们再一次聆听防治ＳＡＲＳ动员报告。而和去年的焦虑与惶恐相比，经过砺炼的同事们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冷静与信心。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非典”疫情只是我们每天所接收的无数信息中的一个，它已经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只会让我们感觉到防控工作的重大责任。
从四月二十二日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例，到最后一名“非典”患者出院，北京七名“非典”确诊病例无一例死亡，医护人员无一人受到感染。
六月一日，北京市ＳＡＲＳ医疗救治指挥中心撤消，卫生部停止零报告，我们也完成了《生命》最后一集的初稿。作为这部专题片的总编导，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送走又一个春天，夏天的北京一年比一年更好。
此处不胜寒
其实，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与疾病斗争的历史。在人类征服疾病的道路上，我们的先驱早已饱尝了的孤独。
这些天特别忙，下班晚走了一会儿，突然接到一位报社朋友的电话。她说，“心里特别扭，想和你聊聊。”原来，朋友从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采访回来，同事见了她，有意无意地躲着，像遇上瘟神，连吃饭都没人肯和她坐一桌。
“平时关系都挺好的，关键时刻，人情竟这样不堪一击。”她觉得很寒心。
当时我正赶着摘编张积慧的日记，准备用在自己的《院讯》上。那篇日记令人感动不已，一边摘，一边在心里积攒起一腔悲壮。
其实，那几天我心里也挺别扭的。
自四月份以来，“非典”肆虐，全世界的人都怕沾染这种恶性病毒。一位同事说，老公单位最近不让他上班了。我问为什么，她说，“人家规定，爱人在医院的，要‘隔离’，怕给别人传染。”另一位同事，孩子学校的老师说：“你妈在医院上班吧？那你明天就别来学校了。”弄得孩子十分伤心，做母亲的有苦难言。
“别人躲医院，我们往哪躲呢？”我想。
既然朋友心里有结，索性放下手里的活儿，从“萨斯”到萨达姆，从防治“非典”到美伊战争，海阔天空，我们在电话里聊了近一个小时。
我对朋友说，医院里风声一天比一天紧，已经有几十位熟悉或不熟悉的同事被抽调防治“非典”了。比起在隔离区工作的医生、护士，我们离病毒毕竟还远。他们并非不害怕，而是想怕也顾不上。对于医护人员来说，有病人、有疫情、有灾害就得上，长期训练出来的职业反应，容不得他们有半点的犹豫和退缩。
他们才更能体会到此处不胜寒啊。如果这场人类与病毒的战争，变成白衣天使的孤军奋战，我们还有希望获胜吗？
危难时，最能显露人的本性。每当看见那些可亲可爱的同事，我都难以抑制地激起想写他们几笔的冲动。
护理部主任这几天眼圈总是红红的，一线需要大量护士，派谁去她都心疼，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她们，不能让一个姐妹在工作中被感染病毒；一位科主任提起年轻医生的家长们，感动地说：“那些父母让人肃然起敬，医疗队员不能没有家人的支持，每次和他们通着电话，我就想流泪。”
一位七十多岁的内科专家袁申元教授表示：“虽然我年纪大了，不能去一线，但是抢救多器官衰竭的重危病人，我还有一些经验的。只要还穿着白大衣，就要随时作好准备，医院需要的时候，我会随时赶来。”
其实，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与疾病斗争的历史。在人类征服疾病的道路上，我们的先驱早已饱尝了此处不胜寒的孤独。
虽然如此，我还是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非典”——放下电话时我说。鼓励朋友，更是鼓励自己。
今年除夕不值班
我在目前岗位上的十几年里，好像只有两个除夕没有值班，一次是犯胃病住院，一次是脚踝骨折。其余十来年都毫无例外地在医院里度过，有时是总值班，有时是加班。吃年夜饭时我总是缺位，家里已经习以为常。
今年除夕不值班。领导顾念我老矣，配了年轻搭档。
说是不值班，年三十还是忙了一整天，等到诸事皆处理完毕，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解除禁令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第二年的北京，炮声阵阵、烟花纷纷；车行长街，万人空巷。在浓烈的火药味中，好像有一点小时候过年的感觉。
十多年来，第一次和老母亲一起过除夕，第一次和家人相厮守夜，第一次看“春晚”不用等重播，第一次吃自己包的饺子过年……陪母亲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听老公在厨房奏响锅碗瓢勺交响曲，这样的场景真是久违了！
今年除夕不值班，但我忘不了往年值班的日子，目睹过的那些本不该发生的事情。十余个除夕夜，累计上千人被烟花爆竹炸伤，其中大部分是青少年，为了一时的欢乐而付出惨痛代价，有人从此失去光明甚至生命。为此，每到春节，我都会一遍又一遍地告诫亲朋好友，燃放烟花爆竹，安全这根弦一定要绷紧！啰里啰唆的，有时候觉得自己就像祥林嫂。
今年除夕不值班，吃饺子，看电视，聊大天……可是听着窗外一阵紧过一阵的爆竹声，我这心里还是撂不下。节前组织医院的专家又是新闻发布、又是进行健康教育；广播、电视、报刊连篇累牍，反复提醒市民、特别是青少年，一定不要购买非销售网点的劣质烟花爆竹；一定不要酒后燃放或者标新立异燃放鞭炮；一定不要擅自燃放大型礼花弹……过了初一还有十五，不知那些忙着过年、准备好好欢乐的年轻人听进去没有？
真是杞人忧天。这十几年，我觉得自己的除夕情结已经被异化。
在这个不值班的除夕，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大年夜；我希望除夕被鞭炮炸伤不再是大年初一各家媒体争相报道的一条不和谐的新闻。
如果那样，我的搭档就不会像我似的，每年春节都要在医院里守着了。
图片：父亲走了，母亲老了，格外珍惜陪母亲守岁的时光。
让快乐从"心"开始（１）
学会测量心情、管理心情、营造良好的内心环境，无疑会提升你的精神生活质量。那把开启快乐之门的钥匙，其实就在你自己手中。
今天你开怀大笑了吗？今天你感到快乐了吗？如果你经常以否定来作答，那么你的心情就需要好好呵护了。
心情是什么？体温可以用温度计测量，体重可以用磅秤测量，血压、肺活量也可以用仪器测量。那么，人的"心情"可以测量吗？
房间脏了可以打扫，东西乱了可以收拾，而心情呢？如果你最近心情不好，有没有办法把它好好整理一下？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关于"心情".为自己画一个"心情谱".说到"心情"，人们都认为那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一个人什么时候拥有什么样的"心情"，恐怕只有你自己知道。
然而，你怎样才能对自己的"心情"有具体的了解、以便好好地管理它呢？别急，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种办法。
借助物理的光谱、波谱以及色谱的概念，我们假设人类的心情也有这样一条"谱"，并且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加以研究。
好，我们马上就开始行动。请准备一张白纸和一支铅笔，测一测你的心情。
首先，用铅笔在白纸上画一条直线，像我们小时候画过的"数轴".然后从左到右在直线上平均画出１０个刻度，分别写上１至１０的数字。
接着，把你认为的坏心情用我们熟悉的词汇描述一下：痛苦、忧伤、悲哀、愤懑、沮丧、烦躁、或者郁闷？再用同样的方法表达心情一般的时候：麻木、索然无味、平淡、还是宁静？最后，让我们满怀憧憬，想象一下你所期待的好心情：欣慰、满足、愉悦、感恩、激动、兴奋，乃至幸福？
请从这些词汇或者你认为更合适的词汇中挑选１０个，以你的理解，按照心情的不同程度由低向高排列，并标注在相应的数字刻度下。如图：
（用直线图表示）
１。痛苦；２。沮丧；３。郁闷；４。索然；５。平淡；６。宁静；７。欣慰；８。愉悦；９。兴奋；１０。幸福评价一下你现在的心情，请在"心情谱"上选择与你心情相对应的词汇：比如刚刚遭遇不幸，非常痛苦，你的心情指数就是１；若是觉得"没劲"，情趣索然，你的心情指数就是４；假如衣食无忧、家庭和睦，心情介于宁静与欣慰之间，你的心情指数就是６。５；而要是刚买了车，加了薪水，或者孩子考上重点中学，比较兴奋，你的心情指数就是９。由于人们的感受不同，所以即使遇到同样的事，心情程度也是不同的，比如同样新婚燕尔或金榜题名，有的人可能感觉非常幸福，也有的人仅仅感到愉悦而已。
除了可以测量心情指数，你还可以通过这条"谱"了解自己心情的特点。
如果你的心情指数波动不大，比如从平淡、宁静到欣慰，或者在郁闷、索然到平淡之间徘徊，维持在３个数级内，说明你的心情谱较窄，情绪相当稳定；也许你的心情指数经常在４到６个数级之间波动，说明你的心情谱相对宽泛，心情感受较为丰富；而你的心情指数若是超过６个数级，跳跃幅度较大，比如可以感受到深深的痛苦，也能够体验到莫大的幸福；或者忽而沮丧，忽而兴奋，那就表明你的心情谱相当宽，并且细腻、敏感，但是情绪不够稳定。你还可以通过这条"心情谱"了解自己的心情背景：如果心情谱偏右，指数经常在５以上，表明你的心情背景较为明朗；如果心情谱偏左，指数经常低于５，那就显示你的心情背景比较阴郁。
总之，"心情谱"是一个"概念"，它可以帮助你把抽象、无形的心情变得具象，有形，可视，可量，便于对它进行了解和管理。
为自己营造一个好心情。
当我们测量了"心情"，了解了自己的心情特点，就可以有的放矢地为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有益于健康的内心环境了。比如，已知你的心情谱较窄，心情指数经常徘徊在１到３之间，内心不能摆脱痛苦、沮丧和郁闷，生活总被负面情绪所笼罩，这个时候，就需要对自己进行心情管理了。
让快乐从"心"开始（２）
那么，怎样才能消除不良情绪，使自己经常保持一个好心情呢？
１。每日"入静"五分钟人的心情，用白岩松说法是"幸福和悲伤占了５%，剩下的就是平淡。"能够经常保持平淡的心情，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人生在世，经常会碰到不如意的事，而且这种不如意往往不能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怎么办呢？最有效的办法是调整和适应。
每当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不是说想平静就可以平静的。改善心情的途径固然很多，但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我们不妨试试一种简单的"心情保健操"，每天只需要五分钟。
时间：无论何时；地点：无论何地；方法：无论站姿、坐姿还是卧姿，但最好独处一隅，选择一个你认为最舒适的体位，将身体展开，完全放松；平心静气、闭目安神、自然呼吸、万念皆抛，把五分钟化整为零，一秒钟一秒钟地静静品觉，进入一种恍兮惚兮的状态，仿佛天地间只有你自己。五分钟结束，接着做你想做或者应该做的任何一件事，尽可能地全身心投入。
感觉一下，心情是不是好多了？
２。你微笑，世界也微笑一位在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杂志社任主编的朋友，名片上除了姓名和联系方式，没有任何头衔，只印有一行字：你微笑，世界也微笑。每当他递出名片的时候，都能看到对方会心的微笑，他便快乐地大笑。
微笑，是人类传达亲和态度的表情，在心情好的时候，人们才会经常微笑；只有会微笑的人，才能在人际交往中更受欢迎。
建议你每天多微笑几次，对亲人、对朋友、对同事，也可以对陌生人；这样，你就必然经常收获人们友好的笑容。人类微笑的时候样子很好看，不信你对着镜子照照看！当你对别人微笑时，人们也对你微笑；当你由衷地微笑时，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在微笑。
３。寻找快乐之门的钥匙古罗马哲学家厄匹特泰斯认为："有人要是不快乐，那一定是他自己的过错，因为上天是要让所有的人快乐。"而另一位大师尼古拉申富特则说："快乐不是容易的事，在我们自身之中很难找到，在别处更不可能找到。"让自己快乐，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尽管我们每个人都不会跟自己过不去，但是，实际上人们的许多坏心情都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的。
有人可能会说："心情不好，不是我的错，而是受到客观事物的影响。比如上班乘公交车，有人不排队、加塞，引起我的不满；单位领导行事不公平，想提意见又怕被报复，所以不愉快。"总之，自己心情不好都是由于他人的行为所致。
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在日常生活中，烦恼也罢、失望也罢、不平衡也罢，几乎所有的"刺激源"都来自外界，所以，每当我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总是习惯于从外界找原因，很少冷静下来从自身找找原因；我们在强调外因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忽略了自身存在的问题。
比如，你有没有认真分析一下自己：期望值是不是过高？希望是不是不切实际？所了解的信息是否不够全面、准确？与对方是否缺少必要的沟通？或者沟通的技巧是否不够艺术？也许自身的问题解决了，导致负面情绪的原因就消散了，你的心情也就晴朗了。
学会测量心情、管理心情、营造良好的内心环境，无疑会提升你的精神生活质量。那把开启快乐之门的钥匙，其实就在你自己手中。幸福生活从"心"开始，祝你天天都有好心情。
团结起来到明天
２００３年春光明媚的３月，北京和一种叫做ＳＡＲＳ的疫病遭遇。
从两位数向四位数迅速攀升的确诊和疑似病例，为这个姹紫嫣红的季节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云。
谈“非典”变色，人们纷纷把嘴脸藏在口罩后面，惶恐万分地在生人面前屏住呼吸，远离医院，躲开医生，视所有的“非典”为当前大敌。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北京十六万医务工作者，责无旁贷地站到了与ＳＡＲＳ决战的前沿。
而就在ＳＡＲＳ爆发前一个时期，整个医务行业正面对着从来没有过的社会公愤，强烈的舆论抨击给这群被诅咒为“白狼”的人们身上留下累累伤痕，揭一下伤口淌血，触一下心灵刺痛。
灾难临头，当ＳＡＲＳ向世界露出狰狞面孔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那些身穿白衣的身影——曾经被刻意或不经意伤害过的人，正勇敢地扑向灾难。
临危履职，责无旁贷。只要人类的健康受到威胁，我们依然会轻而易举地被感动、被激励、被召唤！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倍受珍宠；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暖至心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直面危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知神圣。
平时，我们需要的其实很少；只要些许理解，只要些许尊重，只要些许鼓励；给一滴雨露就滋润，给一缕阳光就灿烂，给一片绿叶就葱茏，给一袭轻风就扬帆。
得到的曾经那样吝啬，付出的却如此昂贵：除了血汗、劳累和健康，有时候还可能是生命！不知道熬到夏天——当气温升高的时候，“非典”会不会烟消云散，归还我们从前的生活瘟疫是自然对人类的惩罚。
自从过上与“ＳＡＲＳ”相持的“非典”生活，大家都以是否被“非典”占领来衡量一个医院的硬度。
两天前同事们还为自己人没有发生感染而庆幸，现在人人脸上都罩了阴云。五名医护人员感染非典，七十多人接受医学观察，住进隔离区。
过去每天四五千人的门诊量，现在已经不足五分之一；那些专靠倒专家号生财的号贩子也不知哪里去了。人们好像就剩下了一件事——对付“非典”。
一个多月来，全院上下就像打仗，凡执业医师和执业护士，５０岁以下都要进入“预备役”；所有人员必须参加防治“非典”的培训，随时准备奔赴一线；现在已有四支队伍，近百人进入防治非典定点医院，而医疗队还在继续组建。
院长发下话来：每个人上班来的时候都要做好回不去的准备，带着必须的生活用品。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你就得去一线，或者被“隔离”。
昨天又走了五十多人。送行场面十分悲壮，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会被这种气氛感染。车队开往定点医院的路上，市民们隔窗看见里面人的白衣、鲜花，纷纷用食指和中指做出象征胜利的Ｖ字，令医疗队员大为感动。
我虽然不用像年轻人那样上一线，但是一样加班，一样劳累，一样过着度日如年、令人心焦的非典型生活。
医者父母心，善待每一个生命。无论面对“典型”还是“非典型”，我们一如既往地热爱我们的专业，始终不渝地恪守我们的誓言。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有话直说
这篇文章写于几年前，是我为自己的中篇小说《洗手》写的后记，曾在一个网站上发表过，激起一层小小的涟漪。
偶尔写小说，纯粹是发烧。就像喜欢吼两嗓子京戏的票友和蹲在胡同口摆棋阵的老头，水平如何单说，好的就是这口儿。
在《洗手》之前，我没想起过要写点医院的什么故事，尽管我连胎教都是被消毒水浸泡过的，母亲身上医生特有的气息更是伴随我的成长。也许是对它太熟悉了，熟悉到说什么都多余的地步。
讲述“白色系列”的念头萌生在数年前一个寒冷的周末。那天早晨下夜班，披着刚冲过的湿漉漉的头发，回到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想起一夜的辛苦和不被理解，突然就有要流泪的感觉。那些我熟悉的医生、护士和管理者，好像在我眼前沉默无语，又呼之欲出。站在他们中间，我想，难道我不该为他们，或者说为自己写几句话吗？
讲医院的故事好像不难，于是，我在一张打印作废的Ａ４纸背面，一连写下三个题目：《洗手》、《大光明》、《期前收缩》，命名为"白色系列"，《洗手》是第一篇。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服务行业名声最差的好像是公交系统，司售人员甩站、恶语伤人、用门夹乘客的恶劣行径，不断遭到公众的口诛笔伐。但是声讨的结果是公交服务每况愈下，直到作家刘心武挺身而出，一篇《公共汽车咏叹调》，道出他们不为人知的苦衷，才唤起舆论的同情。
理解万岁。感谢这句深入人心的口号。
世纪之交，比起当年的公交业，卫生界面临着的似乎是来自社会更加一致的同仇敌忾，几乎成了“街鼠”。曾求助过一位我所认识的知名作家，希望他扮演一下当年刘心武的角色，对比当年公交更加"臭名昭著"的卫生业给予某些人性关注。我相信“一两条鱼病了是鱼的问题，一池塘鱼都病了是水的问题”这一理论。可惜愿望至今未遂。
还回到总值班那天。一夜“仰、卧、起、坐”，我和我的搭档马不停蹄地处理各种问题：协调跨科抢救、接待投诉、调解纠纷、为欠费病人签字、接听一个接一个的咨询电话；一趟趟楼上楼下地穿梭，一遍遍口干舌燥地唠叨；我觉得我已经耗尽了最后一点体力和耐心。
其实那只是一个很平常的晚上，当时，每个月我们都会轮上一两个这样的不眠之夜。
打开电脑敲第一个字，我就预感到这个中篇必定失败。我虽不才，鉴赏还是懂一点的。借人物而直抒胸臆，是写作大忌。但说到自己的行当，说到医者的困惑，我无法控制手指敲击键盘的轨迹，无法纠正那种因无奈、无助、无望而迫不及待的表达。
我承认我写这篇东西有点情绪化。想要说的话太多，它使我失去了想要追求的淡泊平实、从容不迫和尽可不露声色的写作状态。
有句时髦话叫做“动什么也别动感情”，不幸的是，对于医疗行业，对于我的单位，我的同事，我千不该万不该的动了感情，而一旦包含了感情在里边，你就无论如何不能心平气和地任人评说。
虽然无论是解释，还是表白，都显得苍白无力，但我还是在无暇喘息的忙碌中，完成了《洗手》这个有点乏味却记录现实的中篇。其实我想说的话只有一个意思：时代前进的步伐是均衡的，换句话说，任何行业的道德水准，都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相同步。如果非要认定某个行业堕落了，那么责任一定不在于行业本身——我们不会忘记，公交形象的最终转变，靠的是机制改革。
提升行业的公众评价，不仅仅是为行业自身的利益，最大的获益者，其实是它所服务的对象——广大病患。那么我们渴望的那种理想的医患关系、医疗环境和服务模式，什么时候才会来临呢？
我们和广大患者一起等待！
源于平凡的感动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人人能写书的世纪”，同样，二十一世纪也是一个人人能写散文的世纪。我想，无论是散文大家，还是普通作者，写作都是一种有感而发，好的散文应该能够贴近读者的心灵。真正打动读者的，是那种来自生命的觉悟。
——在中国首届西柏坡散文节上的发言
清明时节，想起四年前在抗击非典期间殉职的医务人员。如今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他们了。那年春天，我们医院不幸沦陷，五名同事感染非典。虽然他们最终战胜了死神，但是他们的生活却从此发生了变化。那年１０月，我的一篇散文在中国西柏坡散文节获奖，大会主办方要求我做一个发言，内容是“今年我所读到的散文”。于是我以如下发言，纪念我的英雄的同事们，也希望从此忘却那次灾难给我们带来的痛苦。
作为一名读者，我这一年读书很少，肯定遗漏了太多的精华。
因为２００３年对我们医务界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由于职业的关系，我阅读的大部分是关于非典的文字。
其中最让我感动是一篇散文——《生日》。
作者是我的同行，一位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的急诊外科医生。他几乎从来没有写过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散文。
今年４月下旬，这位医生在岗位上感染非典，经过两个多月与死神的殊死搏斗，终于活着走出了北京地坛医院那间狭小的病房。
休养一段时间后，他满怀喜悦，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但是，上班刚两周，就出现全身关节疼痛的症状，诊断为股骨头坏死，同时伴有双肩、双膝关节的损伤。这是由于大量使用激素导致的后遗症。这种病被称为“不死的癌症”，它使数以百计的非典患者在战胜死亡后，坐上了轮椅。
当人们渐渐忘记ＳＡＲＳ的时候，这位医生不得不回到病床上，开始了与病魔的又一轮抗争。
他叫岳春河，今年三十二岁。
一篇二千多字的文章，记录了他三十二岁生日这天的生活：治疗、锻炼、读书、写日记、与家人交流…… ……
文中有这样一句话：“苍天在人们前行的路上，用单向透明玻璃将幸福的人与苦难的人分隔开。人们向生命的尽头走着，幸福的人虽然很快乐，但他们只能欣赏人生的一部分，因为单向透明的玻璃阻碍他们看见对面的风景。痛苦的人虽步履艰难，但他们不仅能品尝人生的痛苦，也能看到快乐是什么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幸的人的人生更加丰富。”
这是我今年所读到的最让我感动的一篇文章。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人人能写书的世纪”，同样，二十一世纪也是一个人人能写散文的世纪。我想，无论是散文大家，还是普通作者，写作都是一种有感而发，好的散文应该能够贴近读者的心灵。真正打动读者的，是那种来自生命的觉悟。
我在阅读《生日》的时候，感受到了这种觉悟。我为作者在经历了又一次绝望之后，立志挑战命运的精神而感动。除了感动，我更大的心愿是希望他早一天站起来，重新拿起为人们驱病消灾的柳叶刀。
约稿人语（１）
岁月倥偬，时如潮涌。
时潮中总有一些落寞，落寞中总有一些收获。当我把《同仁眼科手术笔记》的全部稿件送交责任编辑赵秀娥手中的时候，终于松了一口气。
三年前，赵编辑带着协和医院郎景和教授的新作《妇科手术笔记》来到我办公室，表示希望从眼科和耳鼻咽喉科专家手中约到同样质量的稿件，当时，我丝毫没有预料到做这件事的难度。在策划眼科手术笔记时，经过认真考虑，我建议由四名作者共同完成，理由是可以增加专业厚度，提高实用性。于是，推荐施玉英、张舒心、魏文彬和闵燕四名中、青年专家执笔，并承诺代为约稿。
一诺千金。我向责任心极强的赵编辑信誓旦旦地保证：没问题，他们医术精湛，在各自领域独树一帜，既有实践经验，又有文字功底，我非常看好书稿的质量。话一出口，对这部书稿的期待也就成了我个人职责和信誉的一部分。
然而，我绝没想到，这种期待持续了差不多两年；在这段时间里，它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我的信誉也面临危机——我必须时刻准备在赵编辑来电话催稿时，怎样适宜回答。
在这之后，我们度过了难忘的抗击“非典”的日日夜夜，走过了从事医学职业以来最为壮怀激烈的岁月，终于盼到云开疫散，稿件也总算尘埃落定。
拨开云雾见太阳：施玉英
白内障复明手术，犹如为患者拨开眼前的云雾，施玉英主要从事的，就是这样一项让患者重见光明的医术。
施玉英的名气，除了业内人士知晓，在患者中也叫得响亮。这一点从学术泰斗季羡林老人的文章“大放光明”中可见一斑：“有病必须求医，这是常识，而求医的首选当然依然是同仁医院，是施玉英大夫。可惜施大夫因事离京，我等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心中耐不住，奔走了几个著名的大医院。为我检查眼睛的几个著名的眼科专家，看到我动过手术的右眼，无不同声赞赏施玉英大夫手术之精妙。但当我请他们给我治疗时，又无不同声劝我，还是等施大夫。这样我只好耐着性子等候了。”
名人写施玉英的文章，我还拜读过画坛巨匠吴冠中大师的“送盲”。“一树梅前一放翁”，牢记恩师“白内自内障，不许染丹青”教诲的吴先生也是施玉英的病人，他在文中这样叙述自己患眼疾后对光明的期盼：“在灰暗中我构想一个天堂，那就是同仁医院，我心目中有一个上帝，那就是施玉英大夫！”
施玉英１９７６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曾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城眼科白内障中心两度进修。在国外研习期间，她经常通宵达旦地练习手术技巧，阅读文献，与美国同行切磋技艺，她超人的才能和勤学苦练的精神受到美国同行的高度赞扬。学习期满回国后，她努力创造条件积极开展工作，每年大约实施白内障手术千余例，是我国最早熟练掌握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手术的眼科医生之一，也是国内完成白内障手术最多的医生之一。由于经验丰富、技术精湛，她手术的病人９５%以上可获得良好的视力。美国“世界白内障人工晶体基金会”特此向她颁发了奖状，表彰她在白内障复明手术方面取得的卓越成绩，她还连续多年被北京市残联评为白内障工作先进分子。
也许人们不知道，施玉英还主持过电视节目。２００１年初，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策划《情系西藏—光明行》，当编导征寻专家主持人选的时候，我首先想到她。但是一台现场直播节目的成败，主持人决定一半命运，大家担心，一个平时低调的眼科专家，会接受这样一个挑战吗？
这种担心最后被事实证明是多余的。节目直播那天，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施玉英端庄秀丽，从容不迫，与央视主持人撒贝宁、经蓓出色合作，为节目增添了光彩。
就这样一位在白内障专业经验独到的领军人物，由于病人太多，工作十分繁忙，似乎总没有时间坐下来写作，稿子几乎是我硬着头皮催出来的。当终于拿到那张图文并茂的光盘时，我竟感觉肩上的担子轻了一半。
约稿人语（２）
因势引流疏导：张舒心
隔着一排排绿色的餐桌，我听见吧台呼叫张舒心。只见她脚步匆匆地去接电话，头发依然是短短的，黑而浓密；脚步依然是轻盈的，富有弹性，认识她十多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那个电话打得很漫长，我焦急地等着。在一个单位工作，却经常好久不见面，如果不抓住她催一下，还不知何时再碰上。听说她要出差，我得提醒她带着笔记本电脑——交稿的期限已经迫近。
追到吧台去拍她肩膀的时候，我就像一个讨债鬼。而张舒心却一如既往地对我微笑，不介意我的围追堵截，还特意留下家里的电话：“我一定快点写，不过你可得经常提醒我。”尽管电话一次也没有打过，我还是为她的配合深深感动。
在眼科，也许从事青光眼专业最“吃力不讨好”。但是，善于“因势引导”的张舒心，却把青光眼手术看作是一项艺术：指尖芭蕾。
张舒心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１９７６年始在同仁医院工作，在青光眼诊疗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特别是擅长难治性青光眼的手术治疗。她娴熟地掌握各类联合手术技巧，对手术意外及术后并发症的处理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她设计的“眼内植入物引流术联合前部玻璃体切除术”或同时人工晶体睫状沟植入术，以及“青光眼巩膜下蓄水池成型术”、“激光小梁成型术”等新型手术，大大提高了许多疑难症的临床治愈率。
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张舒心最深刻的体会就是治病要“用心”。她经常对学生说，一个优秀的医生，治病不但要会用脑，还要会用心。她自己就是一个对病人极其用心的医生。
我认识许多她的病人，他们传诵着许多她妙手回春的故事。一位在我国诗坛颇有影响的诗人，突发眼病住进医院，眼睛和头部的剧烈疼痛，诗人被折磨得夜不能眠。经检查确诊为严重的恶性青光眼，需立即手术，否则将导致失明。第二天，张舒心放弃周末休息专程到医院为病人手术，诗人很快康复出院。还有一位四川籍老教师，眼睛几近失明，多方医治无效。在北京工作的儿子为了孝敬母亲，一定请她来北京治疗，经张舒心精心手术，居然视力恢复良好，母子高兴得难以言表。
对病人用心的人，做事也用心。前两年为了写《青光眼治疗学》，张舒心废寝忘食，夜以继日；赶上丈夫出差，没人监督她休息，累得几乎虚脱。后来说起那段经历，她说，我觉得当时好像快要累死了。向这样玩命工作的人约稿，应该是最放心的。在经历了耐心的等待后，我读到的正是我所期盼的精品。
在黑暗中修炼光明：魏文彬
面容清矍，一脸倦意，魏文斌脚步匆匆地从我身边走过，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只好叫住他，不留情面地问：“你什么时候交稿？”
约魏文斌的稿子，非常“费劲”。那段时间他似乎有意躲避我，见面从不打招呼。我嘴上不客气，心里却清楚，他一定是太忙了。
那天他态度谦和，笑着坦白还没动笔，手上正在写的教科书，出版社催得很紧。我不为他的笑容打动，强调说：“你得赶紧给我写。”说完忽然觉得这句话有问题，怎么是给我写？明明是他自己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