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要》要求，合理使用、节约和保护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综合利用水平。建立重要资源安全供应体系和战略资源储备制度，最大限度地保证国民经济建设对资源的需要。
（1）水资源优化配置、合理利用、有效保护与安全供给。
健全水资源开发、管理与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实施更严格的水资源管理政策；实施水资源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明确水权，实施流域与区域水资源总量的分配制度，合理调配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重大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度，促进水资源利用与人口、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建立合理的价格机制和激励机制，实施计划用水与定额用水相结合的综合管理措施，推行用水审计，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利用；鼓励发展节水农业、节水工业，建设节水型城市和节水型社会，全面节约用水，提高水的利用率；实施水功能区划管理制度，有效保护水资源；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改善水资源的宏观布局；大力提倡污水再生利用等非传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在沿海地区积极开发利用海水资源，推广应用海水淡化技术，补充陆地淡水不足。
（2）土地合理利用。
贯彻执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坚持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加强土地资源调查、评价和监测，科学编制和严格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加强耕地保护和基本农田建设，防止耕地质量退化，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加强林地保护和森林资源建设，确保国土生态安全；合理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加强建设用地管理，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促进农民居住向城镇集中、工业向工业园区集中，保障经济建设必需的土地；积极开展土地整理和复垦，适度开发土地后备资源；加强土地资产管理，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大力推进土地使用权市场建设，完善地价管理制度和土地税费体系，引导集约高效利用土地资源；完善土地产权制度，保障农户承包经营权；改革征地制度；深入开展土地科技的研究与应用，扩大土地遥感监测，逐步完善土地利用管理信息系统；加强土地法制建设，完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健全土地执法体制，加大土地执法力度。
（3）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
大力发展天然气、水电、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等清洁能源，发展清洁燃料公共汽车和电动公共汽车，积极利用国外油气资源，努力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大力发展清洁利用煤炭和热电联产集中供热技术，强化能源节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在适宜地区大力发展沼气、节能灶、太阳能、风能等，改善农村能源结构；实施“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重大工程，改善能源布局。
（4）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加大森林资源保护、管理、监督和执法力度，制止乱砍滥伐林木、毁林开垦等行为，提高全民保护森林资源的意识；积极落实森林资源管护经营责任制，明确“责、权、利”关系，理顺森林资源管理体制；深化林业的分类经营改革；调整和完善不适应的林业政策，切实减轻林业税费负担；提高科技含量，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淘汰落后生产方式，加快发展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和林业产业；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全面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等林业重点工程建设。
（5）草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加强草原管理机构建设，强化管理职能，加大执法力度；积极落实草原承包制，明确草原使用的“责、权、利”关系；提高科技含量，改变草原资源利用方式，变传统的粗放数量型为质量效益型；加大以人工种草、飞播种草、围栏封育、草场改良、划区轮牧和草地鼠虫害防治等为主要内容的天然草原保护建设实施力度，防止超载过牧，强化“三化”草地治理，恢复天然草场植被。
（6）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进一步健全矿产资源法律法规体系；科学编制和严格实施矿产资源规划，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宏观调控，促进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利用的合理布局。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和勘查工作，提高矿产资源保证程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实行保护性开采。健全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依靠科技进步和科学管理，促进矿产资源利用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充分利用国内外资金、资源和市场，建立大型矿产资源基地和海外矿产资源基地。加强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和保护。
（7）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制定合理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发展规划；严格执行海洋功能区划，强化海域使用管理，加强海域使用审批，全面推行海域有偿使用制度；加强海洋监测、执法管理系统建设；开展全国性海洋生态环境调查与研究；大力发展海洋高新技术，积极开发利用深海和大洋资源。
（8）气候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进一步增强全民的气候资源意识；建立和健全气候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制定气候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规划；及时修订、更新气候资源区划；采用先进的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和遥感技术，加强对气候资源的监测与评估；建立气候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试验示范基地。重点做好农业气候资源、风能、太阳能的监测、区划、规划和试验示范工作。
（9）矿产资源战略储备。
建立战略矿产资源储备制度，完善相关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建立战略矿产资源安全供应的预警系统，在大城市实行多水源供给的水资源战略储备制度；采用国家储备与社会储备相结合的方式，实施石油等重要矿产资源战略储备。
4.生态保护和建设
在生态保护和建设方面，《纲要》提出：建立科学、完善的生态环境监测、管理体系，形成类型齐全、分布合理、面积适宜的自然保护区，建立沙漠化防治体系，强化重点水土流失区的治理，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加强城市绿地建设，逐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1）生态环境监测及安全评价。
建立完善的生态环境监测与安全评估技术和标准体系，形成国家级、区域级、保护区等多层次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采用遥感和地面监测等现代技术手段对森林、草地、湿地、农田、自然保护区、沙漠、水土保持、农业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大型生态建设工程、重点资源开发区及土地利用变化等进行有效监测与管理，对严重突发污染事件和海上赤潮、石油污染、沙尘暴等灾害进行应急跟踪监测；建立生态环境安全评价及预警预报系统。
（2）建设林业重点生态工程。
重点保护长江上游、黄河中上游和东北国有林区天然林资源，治理水土流失，减少风沙危害，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建立速生丰产林基地，逐步满足人们对生态环境和林副产品的需求。加快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等重点防护林建设、野生动植物及自然保护区建设、重点地区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六大林业生态工程。
（3）建立自然保护区。
加强现有森林生态系统、珍稀野生动物、荒漠生态系统、内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等类型自然保护区建设，强化现有草原与草甸生态系统、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野生植物、地质遗迹、古生物遗迹等类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在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源头区域及青藏高原的重要天然湿地，西南、东北以及西北荒漠地区等生物多样性丰富、原生生态系统保存较好且生态敏感区域以及珍稀濒危物种的栖息地，有计划地建立一批质量高、有实效的自然保护区。合理空间布局，加强生物走廊带建设。
（4）建立生态功能保护区。
加强现有生态功能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在江河源区，长江、黄河和松花江等流域重要湿地（湖泊），塔里木河、黑河等内陆河流域，南方红壤丘陵区、黄土高原、北方土石山区，农牧交错区、干旱草原地区，近海重要渔业水域建立生态功能保护区；调整生态功能保护区内的产业结构，发展生态“友好型”的产业，最大限度地减轻人为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坚持“封育为主，宜治则治，宜荒则荒”的原则，尽快恢复与重建生态功能。
（5）防治土地沙化。
制定适合土地沙化地区经济发展的经营机制和政策，研究、推广防治土地沙化的适应耕作制度；形成防、治、用有机结合的土地沙化防治体系；干旱沙漠边缘及绿洲类型区以保护现有植被为主，在绿洲外围建立综合防护体系；半干旱沙地类型区主要是保护和恢复林草植被；高原高寒沙化土地类型区主要是在做好现有植被保护的前提下，对人类经济活动集中地区的沙化土地进行治理；黄淮海平原半湿润、湿润沙地类型区应全面治理沙化土地并适度开发利用，南方湿润沙地类型区应对沙化土地进行综合治理和开发。对不具备治理条件和不宜开发利用的连片沙化土地，采取措施，严禁开发。
（6）加强水土保持。
完善水土保持政策，落实国家对退耕还林、还草的各项政策，加强基本农田和草原水利建设；坚持水资源保护与开发相结合，水土流失治理与群众脱贫致富、发展地方经济相结合的原则，实施以大流域为骨干、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防止大规模开发建设过程中造成新的人为水土流失；建立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耕作措施相结合的综合防治体系；研究、开发和推广水土保持实用技术，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引进和推广先进技术、优良品种、管理方法和手段。
（7）发展生态农业。
加大对农业野生生物资源保护的监督管理力度，抢救性收集重点地区农业野生生物资源，建立农业野生生物原生地保护示范区或保护点；大力开展保护性耕作，继续开展旱作农业示范县和生态农业示范县建设；制定有效的政策及管理机制，研究、推广生态农业关键技术和模式，鼓励农民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开展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态系统；健全无公害农产品法律法规、标准、检测体系，完善农业生态环境检测、评价及预警系统；强化农产品生产基地及产品安全管理，创建各类特色的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及品牌。
（8）加强风景名胜区保护。
按照“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原则，编制风景名胜区规划，并严格实施。风景名胜区规划中要划定核心保护区（包括生态保护区、自然景观区和史迹保护区）保护范围，制定专项保护规划，确定保护重点和保护措施。核心保护区禁止与资源保护无关的工程建设。风景名胜区规划要与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协调一致。
（9）重视城市生态环境建设。
合理规划城市建设用地，建立并严格实施城市“绿线”管制制度。按现代化城市的标准，确保一定比例的公共绿地和较大面积的城市周边生态保护区域。加大城市绿化建设力度，提高城市大气环境质量。大力推动园林城市创建活动，减轻“城市热岛效应”。加强城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及市容环境管理，减少扬尘和噪音。
5.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
《纲要》同时在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方面提出要求：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开展流域水质污染防治，强化重点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加强重点海域的环境综合整治。加强环境保护法规建设和监督执法，修改完善环境保护技术标准，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和环保产业发展。积极参与区域和全球环境合作，在改善我国环境质量的同时，为保护全球环境做出贡献。
（1）流域水污染防治。
加大重点河流和湖泊水污染防治力度，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富营养化湖泊治理、河源污染控制；推行清洁生产，进一步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实行流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提高污水处理率，在一些行业推行污水零排放；继续加大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力度；优化产业、产品结构，发展环保高技术，加快研发和推广适合国情的重污染行业污染治理技术工艺，提升我国整体产业水平和水污染治理水平。
（2）海洋污染防治。
完善全国海洋环境监测网络，强化海洋污染及生态环境监测；逐步减少陆源污染物向海洋排放和各种海洋生产、开发活动对海洋造成的污染，实施污染物入海总量控制制度；开展重点海域的环境综合整治，加大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力度。
（3）大气污染防治。
控制致酸物质、有毒有害工业气体排放，防治酸雨、可吸入颗粒物、光化学烟雾和室内空气污染。
（4）城市交通管理。
整合城市交通结构，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特大城市要注重发展轨道交通，建立公共交通优先的路网系统，控制城市机动车尾气污染和噪声污染。
（5）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逐步实行垃圾分类收集，实现垃圾的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提高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综合利用率；进一步提高固体废弃物中可利用物质的综合利用率，加强矿山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治理；加强危险废物的安全处置。
（6）环保产业发展。
规范环保产业市场，优化环保产业结构，通过推进污染治理市场化、企业化、产业化，构筑面向市场的环保技术服务体系和良好的市场运行机制；制定引导环保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加强环境保护关键技术和工艺设备的研究开发，提高高效实用环保设备的生产能力，促进重大环保设备的成套化、系列化和标准化；通过环境标准、技术政策、示范工程和重点实用技术等引导环保产业发展；实施ＩＳＯ１４０００环境管理体系、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制度，大力加强环保中介、环保技术和工程服务。
6.能力建设
在能力建设方面，《纲要》提出：建立完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法律制度，加强执法力度，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教育媒体，全面提高全民可持续发展意识，建立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与监测评价系统，建立面向政府咨询、社会大众、科学研究的信息共享体系。
（1）可持续发展的立法与实施。
加强可持续发展立法，完善有关法律制度；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制定和完善人口、资源、生态环境、自然灾害防治以及信息资源共享和利用等方面的法规；根据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世贸组织的规则，修订相应的法规。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实施保障体系，严格依法行政，加强执法监督，切实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各项法律制度得以实施。
（2）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与监测评价。
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多层次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和监测评价系统，开展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监测评价，定期发布监测评价报告。
（3）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共享。
建立公共基础数据、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生态、环境和灾害等信息库，实现基于高速网络基础上的、面向社会各界的、具有数据分析与处理能力的信息共享和信息服务体系；建立适应于政府决策的信息共享网络。
六项保障措施
面对新世纪的国际国内环境，为了实现本《纲要》中提出的各项目标，必须采取行政、经济、科技、法律等手段，从加强部门协调、拓宽融资渠道、依靠科教支撑、健全法规制度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保障措施。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为此，《纲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保障措施。
1.运用行政手段，提高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决策水平
（1）加强领导，抓好管理。
各级政府都要认真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将《纲要》所确定的有关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任务纳入日常工作议程。继续坚持和认真落实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的制度，逐级建立和完善严格的责任制。由政府负责，协调部门制定政策、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督促检查，做到责任、措施和投入“三到位”。不断提高政府统筹规划和政策协调以及规范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2）强化监督，狠抓落实。
结合完善规范、科学的公务员政绩考核和奖惩制度，使各级政府主要领导关心和重视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各级政府应当确保将可持续发展工作纳入相关的战略、规划和计划，并且贯穿到计划实施的全过程。逐步将领导干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评估结果和最后验收结果作为定量考核和评估其工作实绩的主要依据。
（3）统一协调，综合决策。
建立和完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统一协调机制与综合决策激励机制；制定有利于综合考核地区和企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试行将资源环境成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重大项目和重大决策的可持续发展影响评价制度，建立公众参与综合决策的渠道，提高政府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水平。
2.运用经济手段，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投入机制
一是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相对稳定的资金投入筹措机制。逐步加大各级政府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必要投入，引导非国有资金甚至国外资金投入可持续发展领域，大幅度提高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资金保障程度和稳定性，提高对投入可持续发展资金使用的管理水平和投入资金的经济效益。
二是建立有利于引导各类利益主体参与可持续发展的价格调节机制。通过价格调节，引导各类相关利益主体的法人强化节约资源，严格保护城乡生态环境，真正发挥价格机制在资源的市场供求和可持续利用等方面的调节功能。
3.运用科教手段，为推进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1)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通过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逐步形成既顺应市场经济要求，又符合科技发展自身规律的科技体制。优化科技资源配置，进一步加强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科学研究体系、技术开发体系、科技服务体系建设，调动科技人员从事可持续发展领域研究和产业化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依靠科技，大力开发、推广和应用先进适用的生态“友好型”实用技术。
集中力量研究开发一批对可持续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关键技术，提高可持续发展技术水平和能力；在加快企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推行清洁生产，并与企业技术进步、节能降耗、资源综合利用和加强企业管理结合起来，加快各类企业环境污染由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的根本转变。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开展清洁生产为重点的工业污染综合防治模式，鼓励和支持企业采用高新技术，使用新型能源，走低能耗、物耗、少排污的清洁生产发展道路；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或企业，扶持建立若干生态和环保研发中心，组织开展技术和装备攻关，提高环保设备成套化、系列化水平。
（3）积极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提高全民可持续发展意识。
强化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文化素质。在基础教育以及高等教育教材中增加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在中小学开设“科学”课程，在部分高等学校建立一批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园（区）。政府有关部门要在经费投入和工作安排上加大面向全社会宣传、普及、推广、应用等软环境建设的力度。科研机构定期向社会开放。利用大众传媒和网络广泛开展国民素质教育和科学普及。加快培育一大批熟悉优生优育、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绿色消费等方面基本知识和技能的科研人员、公务员和志愿者。积极鼓励与支持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参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各项活动。
4.运用法律手段，提高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法制化水平
（1）继续加强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立法工作。
研究、制定一些新的法律法规，加快修改完善现有法律法规，形成基本完善的可持续发展法律制度。各地区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一些地方性法规，以促进发展各具特色的区域性可持续发展模式和道路。
（2）做好相应的配套制度建设和标准制定工作。
建立健全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各项管理制度，包括现行的各项环境管理制度、自然资源权属管理制度、有偿使用制度和使用权（产权）流转制度、流动人口综合管理制度等，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管理制度体系。
（3）大力提高全社会的公共监督和法制化管理水平。
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加大执法力度，注意发挥新闻单位、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督作用，切实保障各级政府和执法部门依法行使管理职能；注重人口资源环境有关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普及和教育，尽快提高社会大众的可持续发展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5.运用示范手段，做好重点区域和领域的试点示范工作
加强可持续发展的试点示范工作，总结经验，逐步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通过开展试点示范工作，建立一批可持续发展基地，形成集技术、管理、政策、机制于一体的综合示范；围绕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重大问题，开展政策、战略和关键技术研究。通过典型区域和领域的试点示范，解决地方普遍遇到的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方面的问题，形成不同类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并向周围其他地区辐射推广。
6.加强国际合作，为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积极参与全球环境合作，就参与各类环境条约问题制定对策，认真履行参加的各类国际条约，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等相关国际会议达成的决议和决定；重视并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利用各种渠道促进国内环境保护，维护我国利益，为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逐步建立和完善以绿色产品、技术、服务为主导的投资贸易政策体系，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三、正视中国客观的社会形势
冷静面对良好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展望新的世纪，世界科技、经济和政治发展将经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将日趋复杂；同时，中国国内改革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将面临一系列更为复杂的矛盾，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既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和有利条件，也会面临更多重大挑战和不利因素。
如美国国防部1997年5月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随后几年的《国防报告》不厌其烦地叫嚣：“到2015年前后，可能出现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全球性对手，中国和俄罗斯都具有这种潜力。”美国必须抓住2015年前的“战略机遇期”，竭力遏制中国变成强国和俄罗斯东山再起。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在《预防性防御》一书中就把21世纪的头一二十年称为“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提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提出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依据。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客观存在的良好机遇，认真应对各种迎面而来的严峻挑战，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奋斗。
进入新的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和有利条件，这就是：
1.执政党强大的政治凝聚力和丰富的现代化建设领导经验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证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形成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把“三个代表”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这就产生了强大的政治凝聚力，能有效保持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并且积累了领导现代化建设的丰富经验，对跨世纪发展作出了切实可行的战略部署，完全能够从容地驾驭宏观经济和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及时果断地处理各种新的问题。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本的政治保证。
2.长时期的积累和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20余年的快速发展之后，积累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并仍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基础。
物质基础的薄弱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但经过20年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不断加强和发展，物质基础薄弱的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目前，我国经济总体规模和粮食、棉花、煤炭、钢铁、电力、石油等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稳居世界前列。对外开放成效显著，国际经济地位大大提高，已经跻身于世界贸易大国的行列。科技教育发展迅速，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能源、交通、通信等“瓶颈”制约状况大为缓解。这些都为21世纪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我国经济仍然可以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这是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条件。
3.持续深入的改革和开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全面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在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历经20年高速发展之后，将继续发挥强大的体制驱动作用，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动力所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以来，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全面改革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总体而言，前一时期的体制改革，主要是破除旧体制，最大限度地挖掘改革开放前所积累的增长潜力，释放被旧体制所压抑的发展动力，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进入小康社会，体制改革的重点主要是建立和完善新体制，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和法律体系，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这将是新世纪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尚待完成的改革任务。所以，中国还需要进行改革的最后冲刺，而改革的成功，将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为经济增长创造新的活力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使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获得持久的、内在的推动力。
另外，香港、澳门的回归和海峡两岸关系的加强，乃至未来祖国的完全统一，将加强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和港澳地区在内的整体经济实力和国家的整体竞争，为建设小康社会创造有利的条件。
4.在可预见的将来，国际环境较为有利
新世纪国际经济、政治和科技、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利的外部条件。
当今世界正处于历史变动的时期，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总体上仍然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尽管天下仍很不太平，世界部分地区战乱不断并有增多的趋势，和平与发展受到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极大挑战，不排除进入新世纪后发生大规模局部冲突的可能，但在较长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
从国际政治格局发展的趋向看，美国仍将致力于形成和维持单极世界格局，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长期过程，但这一历史方向不可逆转。从21世纪中国的周边环境看，中国与周边国家在许多方面的利益冲突将进一步凸显，不稳定因素会不断增加，但只要处理稳妥，仍可继续维持和平与稳定的发展环境。所以，我们完全有可能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继续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从未来国际经济发展的总趋势看，虽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仍将主宰全球化进程，但是，全球化、区域集团化的总体趋势不会逆转。近年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集团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十分迅猛。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框架，全球经济正在迅速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目前，世界上有大小不等、形式各异的区域性经济集团24个，参加的国家和地区达140多个。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将会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进一步融合，为我们进入世界市场、扩大出口、引进技术和资金提供更多的机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科技进步突飞猛进，知识化潮流加速发展，科技经济一体化、国际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强，同时，世界文化发展潮流也将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向，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双重趋势并存。这都将为我们全面扩大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直面诸多不利因素和重大挑战
眺望新世纪，希望是诱人的，但困难却是客观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当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更将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和不利因素。
1.改革、发展与社会稳定的矛盾将进一步复杂化
进入小康社会，我国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社会转型处于加速状态，体制改革、社会转型、意识形态矛盾和文化冲突都将带来不稳定因素，改革、发展与社会稳定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世界银行的专家指出：“中国正处于两个历史性转变的转型过程之中：即从乡村型农业社会，向城市型的工业社会的转型；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两种转型的合力，产生了强大的旋涡和逆流，它们是可能破坏稳定的潜在因素，而且总是难以预测。”(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从第一个转型来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进入小康社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攻坚战，以往未曾触及的一些高风险的改革领域已无法回避。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不仅过去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会显现出来，而且还会出现新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
从第二个转型来看，小康社会也是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和社会结构将经历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在富裕的工业国家中，这一转型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而在中国，这一进程被缩短到一代人或两代人的时间。”(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其风险是相当大的。这一发展阶段是产业结构变动剧烈的时期，结构调整加快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企业淘汰、破产增加；这一发展阶段是城市化进程扩展的时期，城乡格局迅速变化会引发城市化过程中的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就农村问题来看，能否有效转移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关系到农村发展的全局和城市的稳定。这一发展阶段也是社会结构快速转换阶段，收入差距、地区差距持续扩大，腐败现象进一步滋生蔓延，社会治安不同程度地恶化和政府管理能力的下降，等等，都蕴含着不稳定的社会因素，构成了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现实威胁。
综合起来看，进入小康社会，我国经济发展的体制条件要优于前十余年，而社会条件则趋于复杂，面临更多的社会矛盾。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以改革促发展，在发展中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在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实现发展，是我们面临的关系小康社会建设全局的重大挑战。
2.科技、教育发展滞后与知识经济时代兴起提出的新挑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发展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科技教育文化落后，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而21世纪将是知识经济进一步兴起并将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因此，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面临全球知识经济兴起所提出的严峻挑战。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科技、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而且，我国的科技和教育体制也不能适应当代科技发展的要求，旧体制下存在的科技与经济相对脱节、研究工作与市场机制缺乏紧密联系的局面并未根本转变，远未走上产学研相结合的良性发展的轨道。
更为严峻的是，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又面临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重大压力。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初现端倪”。知识经济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那种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时代已接近尾声，正在步入一个智力资源为主要依托的知识经济时代。
按照普遍的定义，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消费）为最重要要素的经济形态”。这是一种全新形态的经济，而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区别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时代的全新的时代。知识经济所引发的经济革命，实现了物质生产能力开发手段的进步，将是重塑全球经济的决定力量。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和金融资本推动生产发展、促进生产力水平提高不同，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将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因素和生产要素。
知识经济的崛起，源自以信息技术等高技术及其产业迅猛发展为标志的科技革命；知识经济的发展，又给这场科技革命注入了强大活力。21世纪，知识经济将逐步占据国际经济的主导地位。据国际经济学界预测，21世纪的前二十年高科技产业的产值将逐步超过传统产业，传统产业的高科技成分也将逐步超过传统技术；在21世纪30～40年代，改变世界面貌和人类生活的高科技产业化将全面实现，产业结构中的高科技产业和传统产业中注入的高科技成分，均将接近或达到70%以上；人类将在21世纪下半叶进一步提高高科技产业化程度，全面步入知识经济时代。
根据我国“三步走”发展战略，我国将通过建设小康社会，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显然，这个目标是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的动态目标。根据目前发达国家知识经济发展的趋向，小康社会将面临国际社会知识经济蓬勃发展并逐步成为经济主体的时代潮流。因此，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加快工业化和追赶知识经济的双重任务。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知识经济对于发展中国家不仅意味着我们在某些领域或某些发展阶段有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是一种机遇；另一方面，知识经济对发展中国家也是一种挑战，甚至存在某种威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本质上是知识的差距。世界银行《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分析认为：“缩小知识差距不是轻易就能完成的。由于高收入工业国永远在不断扩展知识的疆界，因而发展中国家所追赶的是变动着的目标。”“比知识差距更大的差距是创建知识的能力上的差距。与收入上的差异相比，穷国与富国在知识创建方面用某些重要标准来衡量的差异要大得多。”(世界银行：《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该报告还分析指出：“如果知识差距扩大，那么世界将进一步分化，不仅在资本和其他资源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且在知识差距上会进一步扩大。资本和其他资源流向那些有比较巩固的知识基础的国家，从而进一步加剧不平等。”(同上书，第14页。)可见，如果我们不能迎头赶上知识经济的潮流，将会再一次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种差距就像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的差距一样，不是量的差距，而是质的差距。这是一场决定着我们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新的国际竞争。因此，在我国工业化还远远没有完成，农业经济所占比例还较大，科技、教育发展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促进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梯次推进，就成为我们必须解决的战略课题。
3.农业和农村发展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面临更加突出的问题
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农业和农村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基础是否巩固，农村经济是否繁荣，农民生活是否富裕，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关系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战略的全局。所以，必须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继续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问题来看待。
从长远看，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农业和农村发展将面临如下严峻挑战：
（1）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矛盾。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还比较落后，呈现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农村基础设施脆弱，抗灾能力低，旱涝成灾，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天吃饭。按《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我国1994～1996年的农业生产率（每个农业工人创造的农业附加值）为193美元，不到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97美元的一半，与印度（404美元）、巴西（2384美元）、日本（16712美元）、美国（17719美元）和荷兰（41245美元）相比，差距依次更加巨大。农业的这种落后状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2）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严重失衡。
农业不同于工业，既受市场风险制约，又受自然风险制约，是国民经济中社会效益高而自身效益低的产业，无论在商品市场的竞争中，还是在经济资源的竞争中，常常处于比较软弱和不利的地位。因此，农业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中是需要加以保护的产业。但长期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过于向工业倾斜，农业投入不足，发展滞后。工农业发展速度之比由1979～1984年的1.25∶1扩大到1986～1990年的2.09∶1，进而又扩大到1991～1998年的3.68∶1，大大超过2.5∶1的经验值。与此相连的是，城乡差距较大，且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农村自身发展在地区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平衡性。
（3）社会不断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同日益严重的农业资源短缺间的矛盾。
进入小康社会以后，随着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进行，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将有很大的提高，对农产品需求的数量和质量都会迅速增加。但是，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危机，耕地资源减少、水资源不足、草原退化、沙化严重、水土流失、农田污染等问题十分严重。这说明，资源约束与农业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农产品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将会在较长时期内存在。
在预测中国21世纪的发展前景时，许多经济学家都对中国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的需求和供给产生忧虑。其中，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谁来养活中国》的报告把问题提得最为尖锐。他在报告中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居民收入的空前提高、粮食消费的大幅度增加，同时，耕地又大量减少、水资源严重不足、环境污染和单产难以迅速提高等因素作了综合分析，尔后得出结论说，到2030年，中国粮食需求将比1990年至少增加41%，即由1990年的3.35亿吨增加到2030年的4.79亿吨；而这一期间，由于迅速工业化，耕地大规模减少，粮食的产量至少下降20%。供求之间将出现2.16亿吨的缺口，超过1993年全世界2亿吨的出口量。在非洲、印度次大陆、拉丁美洲等地区粮食供求也出现巨额短缺的情况下，即使中国有能力进口，世界上谁也不能供应中国如此巨额的粮食。一旦中国在不断扩展基础上转向世界市场，中国的粮食短缺将成为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短缺，中国的耕地和水的短缺将成为世界短缺，如果中国失去对人口的控制将立即影响全球。尖锐的食物短缺和伴随而来的政治不稳定，可能使中国的经济奇迹中途夭折。(［美］莱斯特•布朗：《谁来养活中国》，刊载于《世界观察》1994年9/10月期。译文见《中国农村经济》199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