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际投资者的这种坚定和热情，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中国市场巨大，劳动力成本低廉，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对外资的强劲吸引力依然存在。而《远东经济评论》发表的文章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原材料和廉价技术工人这些吸引各国公司的因素，要比SARS的影响更持久。国际投资如不进入中国市场所带来的损失，才是他们所无法承受的。
第四，中国政府的果敢面对。
突如其来爆发的SARS疫情，可以说是对我国新一届政府的一次严峻考验。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政府为遏止疫情发展、稳定市场、拉动经济，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和政策，在“非常时期”表现出了异常果断、总揽全局的风采与魄力，赢得了全世界的肯定与赞赏。
美国商会执委会主席史提夫•温安洛于2003年5月指出，美国企业界非常满意地看到中国政府面对这场罕见的疫情所表现出来的负责态度。中国政府迅速、果断的措施为贸易伙伴、雇主及投资人树立了信心。
《欧洲时报》也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在本次的抗SARS战役中，中国人从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同时表现出了自己的优势与劣势。中国人如果能扬长避短，锐意改革，SARS必将成为推进中国新一轮发展的宝贵契机。
更有不少著名的国际学者指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奋起应付危机，反映出他们崭新而独立的领导能力。而这些因素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在战略上极具重要性。中国新领导层对SARS初期危急局面的处理手法，反映出中国政府具有惊人的应变能力。
法国《欧洲时报》发表的评论代表了很多国际舆论的共同声音。这篇评论指出：这次SARS危机表明，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公共卫生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卫生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它不再是某些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的问题。SARS危机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这一方面已经显示出大刀阔斧的决心。抗击SARS，将使中国人更加深邃地融入世界。
打破“崩溃论”
“中国崩溃论”的论据是中国经济中存在着许多问题，有的还是严重问题。的确，中国经济中是有很多问题，而且，问题还特别的复杂，因为中国不是有一套问题，而是有两大套问题。
首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像东南亚和拉美等落后国家一样，面临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如“三农”问题、贫困问题、失业问题、收入差距问题、法制不健全问题、市场不健全问题以及腐败问题等。
还有另一类问题，即转轨经济问题。这类问题与其他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相似，有国有企业、国有银行、计划控制、政府审批、政府体制和法律结构等问题。
由此可知，我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与转轨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互相制约，更加复杂。再加上有13亿人口，地域宽广，所以在中国的许多问题很容易就会被世界所瞩目。如坏账、失业和等待就业人口、国企下岗人员、收入差距问题等。
认识到问题的难度，就可以明白中国问题不是短期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很长时间来解决。我国已经进行了20年的改革，如果能再用50年解决这些问题，比起美国和欧洲用三四百年时间建立起一个市场经济，仍然算得上一个伟大的成就。
有了长期的观念，我们就可以比较冷静地看待这些问题，并进行冷静的分析：中国的机遇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中国可以实现比较平稳的改革和增长？对于世界来说：中国有这么多的严重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却没有崩溃，恐怕在可预见的将来也肯定不会，反而仍在持续高增长？更重要的是，中国解决问题的出路是什么？
其实，中国两套问题——发展中国家问题与转轨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特殊性，既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中国之所以能相对平稳地进行改革和保持增长的原因。
俄罗斯和东欧等转轨国家，在改革之初已经是经济高度工业化、高度国有化的经济，90%以上的人口都是国有企业职工，100%的人都享受社会福利。而中国与这些国家不同。改革之初，我国有80%的农业人口，因此基本上还是农业社会。当时中国人均GDP只有100美元左右，享受社会福利的人在我国超不过20%。按这个标准计算，中国从来就没有超过80%的社会主义，农村人口也从来没有享受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福利。
然而，由于我国不是一个高度工业、高度国有化的经济，改起来也就相对容易，比较容易实现收入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实现在发展过程中的体制改革。加上政府政策的作用，不断推进改革，中国就能够实现“带着问题增长，在增长中解决问题”。
问题之一：关于收入差距
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在扩大，存在的社会贫困化问题导致了一些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社会犯罪率也在提高。现在真正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绝对贫困化”的问题。在经济学逻辑上，只要一个社会里绝大多数群体的绝对收入水平能够不断有所提高，不发生大面积的绝对贫困化情况，这个社会就会维持基本稳定。这里是指扣除了其他因素——腐败、公正，完全根据经济因素来推断的——加上其他因素问题则会更复杂。
目前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农民是最苦、最穷的人群，但是，农民却不一定是绝对收入水平下降的人群。由于农业价格的下降，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是降低了，纯粹农民的收入在最近两年出现了绝对下降。但对于许多农户，只要其家庭当中有外出打工者，非农收入的增长，总收入还是会增长的。
中国过去几年有25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再加上集体企业下岗职工，下岗职工总数至少有4000万人。但是，中国没有因为下岗发生大的动乱，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得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重新获得了就业，政府也实施了一定的社会保障措施；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人感觉到的绝对贫困化程度，不一定像他们收入变化所显示的那么大。
因此，我国现在不是不存在绝对贫困化，而是规模不是很大，社会反感还没有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社会在改革进行到现在，虽然有如此大规模的下岗职工，仍然相对来讲还能保持稳定。但是，政府必须看到潜在的问题，积极采取措施防止大规模的人群发生绝对贫困化。
问题之二：关于城乡差距
城乡差距的问题体现在我们说了多年的“三农”问题——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上。“三农”问题的根本性难题在于，中国在有限的土地上聚集了太多的人口，而其中大部分又为农业人口。
我国只有7%的耕地，利用现代化的农业技术，是使用不了多少劳动力的，从发展的角度看，根本无法承受如此数量的农民在这些土地上生产。中国农业现在不能用集约化生产，也并不是缺乏技术，而是因为过剩的人口没有出去，这些土地还在支撑着庞大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
在我国加入WTO以后，靠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已不现实，因此，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不再成为农民。这是中国几千年的问题，现在面临着一次解决的机会。农民之所以在过去两年中收入仍然在增长，也正是因为农民在不断地转变出来，在非农产业里获得了新的就业岗位。
问题之三：关于地区差距
中国的地区差距很严重，但是，地区差距也不会成为中国经济崩溃的原因。
首先，目前我国并不存在分裂的倾向，而且可以说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最愿意统一的时期。因为落后地区想利用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和市场，而先进地区想利用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和市场。在市场的作用下，各个地区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地寻求市场的一体化。两年前，香港对于与大陆合作建设经济开发区没有多大兴趣，现在则积极性很高，就可以看做一个例子。
此外，我国内陆与沿海地区之间人口的移动可以缩小地区差距。如果未来中国地区差距缩小了，也必然是人口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沿海地区目前的经济，如果扣除外来民工创造的（这一部分流向了内地），剩下的GNP（本地居民产值）规模一定会比其GDP少，而内陆地区加上这一块（等于从沿海地区流入的），GNP必然会增加。
在开发西部问题上，对于政府投入我们也应当有正确的认识。当前，即使有政府的投入，内陆地区比如青海、甘肃等省份的经济仍然不可能达到与沿海地区一样的规模，仍然会存在差距。但是，这种差距并不是我们真正能消灭的差距。地区差距只有在一个意义上可以消灭，就是人均收入的差异。更多的人去分享经济发达地区较大的GDP，更少的人去分享落后地区较小的GDP，人均收入就会实现均等。没有一个大陆国家能实现所有地区经济规模或绝对发展水平的均等。
问题之四：金融问题
国际上讨论的中国金融问题，主要是指中国的银行坏账，其次还有政府债务。
根据最新公布的数字，我国国有银行的坏账与GDP比率差不多在25%左右，如果加上从银行转到资产管理公司的1000多亿元资产，坏账总额大概占GDP的35%～40%。可以说在银行的坏账方面，中国算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比如日本——我们常常称之为深受银行坏账困扰的国家，日本经济学家争论的是银行坏账比例究竟是6%，还是10%、11%。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坏账，中国的银行仍然在运作，老百姓没有挤兑，反而还在往银行里存款。根据最新的数据，我国的银行存款已经超过8万亿元人民币，而且仍然保持经济增长7%～8%，没有出现金融危机。因此，对于中国的金融问题，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宽的角度来看。
中国的银行坏账一定意义上属于国债。因为它是国有银行给国有企业的债务。在这个意义上，这属于“准国债”。所以，这最后都要由国债清理，由国家来承担责任。
在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看，中国的政府债务则可以说是属于最低的之一。实施了五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每年发行1500亿特殊国债，到现在为止，中国的政府国债占GDP的比重也不过是16%左右。16%在世界上几乎是最低的。根据《马斯特里赫条约》规定，欧盟国家加入欧元区的标准是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不超过60%。而意大利的政府债务占GDP达到90%，日本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了140%。
因此，银行坏账加上国债，相对来讲，我国并不算太高。如果再加上另一块——外债（通过亚洲金融危机可以看到，外债过高——韩国短期外债占GDP的比率当初将近40%、泰国近30%——是导致一国金融危机的主要缘由），中国的外债是比较低的，占中国GDP的比重是15%，其中短期商业外债只占到GDP的1%。银行坏账、政府债务以及外债，都是属于国家债务，最终需要全社会来偿还。这三者累计起来，占中国GDP的60%～70%。如果不算长期外债，则只有57%～58%。这样的比例是在警戒线以内，也是处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即使有很高的银行坏账，但是却没有那么大的金融风险——还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说中国有金融危机的话，也不是类似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外部风险，而是在于内部，即银行坏账太多导致的信贷萎缩问题。
至于外在金融风险（对外支付危机）方面，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中国甚至是过度保险的。中国出口顺差每年超过200亿美元，经常账户保持盈余，资本账户上外国直接投资不断增长，并且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目前已达到3600亿美元左右。从经济学角度上讲，一个发展中国家是缺资金的国家，拥有如此数量的外汇储备并不合理，更多的是起到金融保险的作用。
综上所述，由于问题长期存在，不可能一夜之间解决，危险也就经常会存在；而在问题不断地解决过程中，中国经济却又在持续地增长。因此，总体上看，中国总有问题，但又总不崩溃，崩溃论也就总会有市场。然而，我们的任务，则是不断地去推进改革，确保中国永不崩溃。
六、社会形势：阶层结构的裂变与整合
深刻变化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
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正发生着并已经产生了重大改变。这种改变所带来的是阵痛与希望并存，是一种裂变与整合，但也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必然产物。然而，备受全社会关注的是，在全面建设中国小康社会之际，这种改变应该顺应社会进步的潮流，各阶层之间应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以及进一步的整合。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这些迹象表明，社会经济变迁已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并且，这种结构正在趋于稳定。与1978年以前的阶层结构相比，这一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在基本构成成分、结构形态、等级秩序、关系类型和分化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将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正在进行的小康社会建设。
1.我国十个社会阶层的界定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这是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具体包括：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直辖市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处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各省、市、地区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乡科级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目前，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决定了这一阶层在趋于等级分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居于最高或较高的地位等级，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这一阶层的社会态度、利益及行动取向和品质特性，对于正在发生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将要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的主要特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在改革的最初十年，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改革的推动者，但却处于政治与社会经济地位不一致的状态，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在改革的后十年，他们仍是改革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并且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较大获益者之一。另外，由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执政党和政府意志的代表和体现，所以，各社会阶层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之间的关系——与他们的合作或冲突，经常转而表现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支持或不满。目前，这一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约为2.1%；在城市中的比例为1%～5%；在城乡合一的县行政区域中比例大约为0.5%。
（2）经理人员阶层。
这是指大中型企业中非业主身份的高中层管理人员。这一阶层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干部）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之间的区分界线还没有完全明晰化，其阶层内部不同来源的成员，在社会政治态度和利益认同方面还有明显差异。这一阶层的社会来源主要是三部分人。第一部分是原来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干部。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这一部分企业干部逐渐从行政干部系列中脱离出来，成为职业经理人。第二部分来自较大规模的私营企业或高新科技产业领域中的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开始出现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趋势，一些企业主聘用职业经理人来为自己经营管理企业；另一些业主则通过企业股份化而使自己从业主型的创业者转变为职业经理人。第三部分人是“三资”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经理人员阶层是市场化改革的最积极推进者和制度创新者，他们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现代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这一阶层的成员支配着大量的经济资源，他们都有较高的学历和专业知识水平，同时，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也较高，被称为“老总”。许多大中型企业处于国有或产权不清的状态，实际上是经理人员在支配这些企业的生产资料和经济资源。同时，这一阶层的主导成分与国家权力和海外资本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种状况决定了经理人员阶层在当前的社会阶层结构中也是主导阶层之一，他们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领域中的影响力特别是对政府经济决策的影响力，甚至要大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还在继续扩大。这个阶层还在发展之中，在目前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约为1.5%，但在地区之间的分布极不平衡。这一阶层的成员多数集中在大中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城市。据调查，在深圳市这类经济中心城市，经理人员阶层所占比例高达9%，远远超过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所占比例；但在经济不发达的贵州省等地，经理人员就非常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经理人员阶层所占比例以及这一阶层的经济回报率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
（3）私营企业主阶层。
这是指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并进行投资以获取利润的人，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即包括所有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的业主。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他们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之一，而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实践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织者，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在二十几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员最初主要来自于乡村和城镇社会的较低阶层，但在1992年以后，具有文化专业知识的原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机关干部开始大量加入这一阶层，使这一阶层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有了极大提高。但是，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阻碍，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地位一直无法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他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受到很大局限。私营企业主阶层内部拥有资本规模大小不同，他们自身的政治文化素质也有很大差异，因而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声望是很不相同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社会上对他们的评价也会有很大的争议。
在人数上，中小企业主构成了这一阶层的主体。就全国而言，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0.6%，但地区差异比较大。在私营经济较发达地区，这一比例可达3%左右；而在私营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该比例在0.3%以下。
（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这是指在各种经济成分的机构（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全民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事业单位和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他们大多经过中高等专业知识及专门职业技术培训，并具有适应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专业分工要求的专业知识及专门技术。
专业技术人员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中等阶层的主干群体，他们既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之一，也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者之一。而且，他们还是社会主导价值体系及意识形态的创新者和传播者，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激励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当代中国社会，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和市场经济理念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目前，专业技术人员在中国的阶层结构以及社会中间层中所占比例还比较低，他们主要集中于城镇。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随着教育、科技和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展，这一阶层将日益壮大。目前，专业技术人员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5.1%，但城乡差异很大，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差异也很大。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所占比例为10%～20%,而在城乡合一的县(市),其比例仅为1.5%～3%。
（5）办事人员阶层。
是指协助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专职办公人员，主要由党政机关中的中低层公务员、各种所有制企事业单位中的基层管理人员和非专业性办事人员等组成。这一阶层是社会阶层流动链中的重要一环，其成员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后备军，同时，工人和农民也可以通过这一阶层实现上升流动。这一阶层也是现代社会的社会中间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目前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大约为4.8%。在城市中，其比例约为10%～15%；而在城乡合一的县（市）中，其比例在2%～6%之间，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将会有大量的体力劳动者上升流动进入这一阶层，在未来十几年中，这一阶层的人员比例将会有明显提高。
（6）个体工商户阶层。
是指拥有较少量私人资本（包括不动产）并投入生产、流通、服务业等经营活动或金融债券市场而且以此为生的人。如小业主或个体工商户（有足够资本雇佣少数他人劳动但自己也直接参与劳动和生产经营的人）、自我雇佣者或个体劳动者（有足够资本可以自己开业经营但不雇佣其他劳动者）以及小股民、小股东、出租少量房屋者等。
个体工商户阶层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主要获益阶层之一。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一些城市搞所谓的形象工程，大拆大建，把许多较为简易的商业设施拆掉了，把马路市场取缔了，致使不少个体工商户因失去经营场地和经营条件而歇业。另外，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对这一阶层的管理变得日益严厉，向他们征收的税费也有所增加，他们所能分享的利益相对减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20世纪80年代，其经济地位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也有所下降，所以他们的不满情绪较多。目前，个体工商户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为4.2%，这一比例是根据国家工商部门的登记数计算出来的，但该阶层的实际人数比登记人数多得多。
（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
是指在商业和服务行业中从事非专业性的、非体力的和体力的工作人员。由于中国目前的商业服务业还不发达，而且产业层次较低，这一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产业工人阶层较为类似。但在一些大城市中，在与国际较为接轨的商业服务业部门中，商业服务业人员的社会经济状况较接近办事人员阶层。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一阶层的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
目前，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12%，但城乡之间的差异极大，因为这一阶层与城市化的关系最为密切。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够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因为中国目前的服务业发育程度较低，尚停留在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领域。可以预计，随着旅游业、体育事业、科技教育事业、文化娱乐业以及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这个阶层会迅速发展起来。
（8）产业工人阶层。
是指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建筑业工人及相关人员。产业工人阶层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随着中国工业化、社会化的继续发展，这个阶层将会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政治、科技、文化素质，其劳动技能也将不断提高，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产业工人阶层内部一直存在着企业所有制和户籍身份制所导致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收入、福利、社会地位、劳动保障等多个方面。近几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深化，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人之间的差异相对缩小，但户口因素的影响仍然很强。“农民工”应该是产业工人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却成了这个阶层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做的是与城市工人相同的工作，但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农民，所以在工资、劳保和福利等方面的待遇明显不如城市工人。
除了户籍因素导致的差异之外，单位部门因素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产业工人阶层内部的分化。福利和劳动保障较好的正规部门的工人与缺乏福利和劳动保障的非正规部门的工人，经济效益低的传统部门的工人与经济效益好的新兴产业和国家垄断部门的工人，在社会经济状况方面有着明显差异。
经济改革以来，产业工人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显下降，这使产业工人阶层的人员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工人阶层中一部分成员通过接受成人教育和技术培训离开了工人队伍，进入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其他社会阶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工矿企业改革，实行减员增效等政策，导致大批工人下岗，从而在事实上改变了原来那种终身雇佣格局。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在“铁饭碗”被打破以后，处于就业无保障的状况。这使他们在心理上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应当指出，这种变化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好的一面是，促使大多数工人有了学习技术和专业技能并做好本职工作的积极性；不好的一面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阶层长期没有就业压力，因而没有竞争意识，一旦他们的这种既得利益状况被改变，且一时又不能适应这种改变，他们便难免会有牢骚和不满。与此同时，进城的农民大批涌入产业工人阶层，他们成为产业工人阶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整个产业工人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则为22.6%左右，其中农民工占产业工人的30%左右。当然，这一比例在城乡之间差异极大，不同经济结构的城市之间，不同发展水平的乡村之间，差异也都很明显。
（9）农业劳动者阶层(这里之所以用“农业劳动者”，主要是为了区别于身份制下的农民概念，西方国家的农民就是农业劳动者，没有身份制含义。)。
该阶层是指承包集体所有的耕地，以农（林、牧、渔）业为惟一或主要的职业，并以农（林、牧、渔）业为惟一收入来源或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这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一个阶层。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农业劳动者阶层曾经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真正突破者，是农村经济体制的率先改革者，是市场经济的最早实践者和推动者。而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尤其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民得到了自主和实惠，解放了生产力，农业连年获得丰收，不仅在较短时间内一举解决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推动了中国整个体制的改革。另外，这个阶层还是通过分化而产生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产业工人等阶层的母体阶层。
尽管如此，由于这个阶层几乎不拥有组织资源，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往往也低于上述所有阶层，所以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比较低。本来，按照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要求，这个阶层的规模理应进一步分化并大规模缩小，但在目前，这种分化和缩小受到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制度与政策（如户籍制度等）的阻滞。当然，不可否认，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农民阶层的规模已经有了显著的缩小，纯粹的农业劳动者和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民在劳动人口中所占比例，已经从1978年的70%以上减少为1999年的44%左右。但是，农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也从1978年的28.1%下降为1999年的17.3%，两种比例仍然是很不相称的，在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这种不相称状况更为明显。这种状况决定了农民阶层的较低收入水平和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
尤其严重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农业劳动者阶层是改革和发展的受益阶层，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这个阶层便逐渐成为利益受损的阶层了。特别是在1997年以后，由于大宗农产品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销售困难，价格显著下降，乡镇企业不景气，进城做工变得更加困难，以农业为惟一收入来源和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民的收入，实际上是减少的，而各种税费负担却没有减轻，不少地方反而在不断加重。所以，这个阶层利益受损的状况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是很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
（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这是指无固定职业的劳动年龄人群（排除在校学生）。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导致一批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就业机会不足使许多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劳动力长期待业。城市大量征用农用地，则使大批农民无地可种，而这些农民在城镇一时还找不到合适的职业。另外，还有不少城乡居民因残障或长期卧病的困扰而不能就业，他们多数也陷入贫困境地。目前，这几部分人的数量还在继续增加。
任何社会都会存在部分的失业者，但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构成一个阶层，却是中国目前这一特殊历史过渡阶段的产物。一方面，无业、失业、半失业人群数量比较庞大；另一方面，这些人具有类似的社会经济背景，比如大多是原国有、集体企业工人及其子女。以及无法依靠农业维持生计的中青年农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阶层中，相当部分人的失业、半失业状态持续数年之久，给他们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失业、半失业人群的这些特征使他们构成一个过渡性的特殊阶层，这一阶层的许多成员处于贫困状态。目前，这一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3.1%。
2.我国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雏形形成
（1）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在逐步缩小。
1)农业劳动者不断地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农业劳动者阶层正在逐渐缩小。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缩小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在发达国家，农业劳动者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阶层，一般都仅占其总人口的15%以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者数量在大量减少，他们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67.4%下降到1999年的44%。在未来的十几年中，农业劳动者的数量还将继续下降，但下降的速度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速度。
农业劳动者阶层所占比例下降，对于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从金字塔型结构向橄榄型结构过渡是极为重要的。但是，与西方现代化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劳动者所占比重还是过大，甚至还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
2)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阶层在分化。伴随着农业劳动者的逐渐减少，整个社会结构的中下层（或底层）部分也在逐步缩小。当然，社会结构的中下层部分不仅包括农业劳动者，通常还包括传统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商业服务业员工与产业工人。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商业服务业劳动者的数量有所上升。与此同时，产业工人的数量及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工业化高潮中也有明显上升。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与产业工人阶层规模的扩大，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将会继续发展下去，这种变化将与农业劳动者的减少一起，正在并将继续为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中下层部分逐步缩小做出贡献。
(2)社会中间层已经出现，并且正在不断壮大。
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以社会中间层为主体，社会阶层结构形态不再是金字塔型，而是橄榄型，社会大部分成员处在中等和中上层地位，只有少数人处于高层和较高层，而处于最低阶层的人也是少数。社会中间层不是某个阶层的代称，而是几个具有相近或相似特征特别是收入处于中等或接近中等以上水平的阶层的合称。按照国际学术界的分类，社会中间层主要由两大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所谓老社会中间层，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另一部分是所谓新社会中间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和技术工人等，他们不但在收入上处于中等及中等以上水平，而且在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声望上也处于中等或中等以上水平。
1978年以来，我国的社会中间层规模有了非常快的扩张，可以说是扩张最快的阶层结构部分（见下页表）。比如，从1978年到1999年，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所占比重从0%上升为0.6%，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经理人员阶层所占比重也分别从0.03%和0.23%增加到4.2%和1.5%，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则从2.2%左右增加到12%左右，都翻了几番。这样，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便开始从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
（3）掌握或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
在中国社会结构较上层的部分或者说居于优势地位的社会阶层中，掌握或直接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在这类阶层中，除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外，还有私营企业主与经理人员。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私营企业主阶层从无到有，经理人员从干部队伍和企业主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这两个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比例都在逐年稳步上升，而且还将继续上升，尤其是经理人员阶层的比例将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形式的发展，企业主的数量将稳定在一定水平或者相对减少，而企业经理人员的数量将会明显增加。不过，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规模增长还未达到顶峰，在未来几十年中，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还会有所上升。
（4）现代化社会阶层的基本构成成分已经具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不再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原来的阶层发生分化，新阶层已经形成和壮大，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间层和企业家阶层。与发达国家相比，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成分在中国已经具备，凡是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社会阶层，都已经在中国出现，有的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见上表），只是各个阶层规模有大小区别而已。当前中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员工等属于中间层的阶层规模过小，还没有达到1950年美国和1975年日本的规模，而农业劳动者阶层还过于庞大。当然，尽管中国的中上阶层规模过小，但是已占有一定的比例。今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在构成成分上还会有大的变化，可能变化的主要是各个阶层的规模，其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会大大地扩张，这是与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变化趋势。
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社会阶层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是相匹配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阶层结构的发达程度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第三产业将会越来越发达，会使各个职业的比重出现比较大的变化，从而影响和改变各阶层的比例。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来说，阶层比例的变化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社会中间层的规模会大大扩张，农民阶层和贫困阶层的规模会大大缩小，一些过渡性群体（比如农民工群体）会逐渐融合在其所属的阶层之中。如果中国社会阶层比例没有出现这样的变化，那就意味着中国现代化还没有实现。
（5）现代化的社会阶层位序已经确立。
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雏形还体现在社会阶层位序的确立上。所谓社会阶层位序指各个阶层在社会地位等级中的排列次序。阶层位序取决于各个阶层拥有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与组织资源数量，拥有三种资源数量越多的阶层，其阶层位序就越高，反之越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阶层拥有的资源量不可能是绝对均等的，其差别将长期存在。在现代化社会，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企业主和经理人员阶层，由于他们拥有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最多，所以一直处于最高或较高阶层的位序，农业劳动者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由于拥有资源量有限或比较少，所以阶层位序就比较低。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基本上呈现出这样的位序，表现在他们之间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上。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经理等阶层不论在收入上还是受教育水平上都属于比较高或最高的。只是这些阶层之间的位序在各地有所不同。例如，在深圳，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教育和收入方面都是最高的；而在合肥，他们的教育水平是最高，但收入水平并不是最高的。这是因为，虽然合肥科技人员创办的民营科技企业较多，但这些企业都是新办不久，所以他们的收入还不是很高。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不合理性
1.现代化的国家需要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建设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继续发展完善之中，社会阶层结构同样还处在不断变迁的过程中。那么，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演变呢？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呢？这不仅是一些理论问题，更是一些亟待回答的现实问题。
（1）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
历史经验表明，如果一个社会的社会中间层规模小，并且占人口比例很小的上层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占人口多数的下层则处于贫困状态，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稳定，就有可能发生社会动荡甚至战争和革命。相反，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经济社会分配差距比较小，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从事体面的职业，获得比较丰足的经济收入，生活比较安定。这样的社会中间层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他们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利益一致，他们同时也是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型消费群体，他们还是社会变迁中缓冲社会矛盾的稳定力量。无疑，在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中，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很大，或者不会那么尖锐，大多数社会成员很少对社会感到不满。这样的社会是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的。
国际社会的实践经验表明，在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的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现代化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仅有经济的现代化还不够，还必须在经济结构现代化的基础上，形成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这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不形成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那么，经济现代化是不巩固的、不稳定的，仍有倒退的危险。这样的例证已经不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要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就要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这一点更为重要，也更为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