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水资源缺乏，污染严重
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7%，居世界前列，但是人均水资源量为2304立方米/人，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1%，属于水资源紧缺的国家。目前全国总用水量约525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量占73%左右，全国人均用水量只有450立方米。根据用水现状分析，全国总缺水量在30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缺水占80%）以上，不少地区过度开采地下水已造成地下水位逐年下降，地表下沉。(数据来源：魏昕主编《WTO与中国经济安全管理干部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总体上，我国水资源面临的态势是水多、水少、水脏、水浑和水生态失衡。水多是指洪涝灾害和水资源时空分布与经济发展的布局和要求不匹配；水少指水量型和水质型缺水；水脏是指水环境遭到破坏，使水源达不到生活和工农业用水的要求；水浑指水土流失，使水资源难以对土壤、草原和森林等资源起保证作用；水生态失衡指江河断流、湖泊萎缩、湿地干涸、土壤沙化、森林草原退化导致土地荒漠化等一系列主要由水引起的生态蜕变。
2.土地荒漠化发展迅速，耕地资源不足
我国1996年10月底统计的耕地面积为19.51亿亩，约13003.92万公顷，经过近两年的退耕还林和退耕还草，实际现有面积要少于该数字。从人均耕地看，全国人均耕地面积0.106公顷（1.59亩），不到世界人均的一半，且地区分布很不平衡。与此同时，我国的土地污染状况令人堪忧。全国遭受工业“三废”污染的耕地达3亿亩，遭受化肥和农药污染的耕地也有2亿多亩，二者占全国耕地总量的20%强。
我国土地荒漠化发展也十分迅速，形势严峻。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大、分布广、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1999年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262.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国土总面积的27.3%，并且每年还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遍及13个省（区）、市，近4亿人口深受其危害。
综上所述，我国人口多，人均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这是我国国情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珍惜并合理利用土地、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实现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是我们执行基本国策的重要措施和目标。
3.森林面积急剧减少，覆盖率过低，水土流失面积进一步加剧
1998年的长江、松花江洪涝灾害，使国人惊醒：森林植被人为的破坏已十分严重，并威胁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国家的经济安全发展。据测算，1999年，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为13.92%，人均森林面积居世界第119位。如按人均占有林地面积算，则列为第121位。我国森林总蓄积量97.89亿立方米，占世界森林总蓄积量的2.55%。我国人均森林蓄积量是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世界人均拥有森林蓄积量为71.8立方米，我国人均森林蓄积量仅为8.6立方米。森林植被贫乏造成了水土流失严重和土地状况恶化，这是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核心所在，也是水旱灾害不断加剧的总根源。
我国的干旱半干旱地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52.5%，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38%，主要分布在昆仑山—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广大地区，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较差，农业基础薄弱，经济落后，主要原因就是天然降水不足，干旱缺水。这也是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先天不足的一个根本原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国山地农业经营方式对水土流失的影响，每年土壤流失量约占全国土壤流失总量的60%。由于土壤流失严重，需要不断弃耕，另开辟新地补充，人口增加也需要扩大耕地，这是水土流失面积扩大的重要原因，也是南方石灰岩地区石漠化加速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这部分耕地只种草本的五谷杂粮，又加重了流失程度和弃耕速度。只有解决我国山地农业的改造问题，实行草本和木本作物并举的农林复合型经营，才能解决水土流失和富民的问题。
4.治理大气污染迫在眉睫
目前，我国的主要能源仍以煤为主，每年向大气中排放污染物4300万吨，其中粉尘约2000万吨，二氧化硫约1200万～1500万吨，氮氧化物约400多万吨。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污染物排放大国之一。根据我国历年的资料估算，燃烧过程产生的大气污染物约占大气污染物总量的70%，其中燃煤排放量则占整个燃烧排放量的96%。燃煤产生的有害物质占排放于大气中同类有害物质的很大比重，烟尘占总排放量的60%，二氧化硫占总排放量的87%，氮氧化物占总排放量的67%。可见，我国的大气污染是典型的以排放烟尘和二氧化硫为特征的煤烟型污染。
以我国目前大气污染的状况与发达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数据相比较，我国几个重要城市的降尘已经超过这些国家几个有代表性城市的数值，颗粒物也都超过发达国家一些城市的水准，二氧化硫接近或稍低。
5.酸雨的危害严重
我国是世界上受酸雨危害严重的地区之一，仅次于欧洲和北美。仅江苏、浙江等7省因酸雨造成农田减产年经济损失达37亿元，森林受害面积128.1万平方公里，木材损失6亿元，森林生态效益损失约54亿元。广东省酸雨控制区面积12.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71.6%，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40亿元左右。陕西省以西安市为中心，包括铜川、商州和略阳，秦岭林区均为酸雨侵蚀区。目前，我国酸雨区已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西南局部地区发展到西南、华中、华南、华北地区，超过了国土面积的40%。1997年我国二氧化硫的排放量达到了2346万吨，62%的城市大气中二氧化硫的日平均浓度超过国家三级标准，而我国能源结构仍然是以高硫燃煤为主，如果不改变我国的能源结构，酸雨问题将是长期困扰我国的环境问题。
6.生物安全问题
首先，保持生物多样性是生态安全的重要方面。保持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生态安全的重要方面。据估计地球上有500万至3000万种生物，包括了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人类只是这群生物中的一员而已，当然是一个智慧最高和影响力最大的成员。地球上的生物，相互制约、相互依存，构成了一个有机共生体，人类也是靠自然界的生物群落而生存和发展起来的。人类食物的90%来自20多种动植物，衣物也来自生物，就是医药也主要来自生物，只是到了近代出现了人工合成药以后才减少了这种依赖，但是一大半的药品原料仍来自自然界的生物。今天，世界人口正在不断增长，粮食的需求和其他方面的需求愈来愈多。这些需求向哪里索取？还是要向自然界索取，主要的还是要向生物界索取。生物多样性是物质资源的巨大宝库，对于这座宝库，人类只不过利用了其中的微小一部分，大大小小加起来也不过200种左右的生物，还有大量的生物有待人类去认识和利用，来为人类谋福利。
但是，人类在开发利用大自然中，不顾后果，进行掠夺式的开发，造成了森林被毁、草原破坏、水源污染、环境被毒化，庞大的生物群落因失去了适宜的环境而急剧消亡。
在我国，据估计在3万种的高等生物中有3000种处于濒危灭绝境地，中国政府颁布的第一批《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共389种。中国被列入世界濒危动物“红皮书”的种数共有123种，列为国家保护名录中的一二级保护动物有277种。中国是生物多样性比较丰富的国家。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野生动植物的滥捕滥猎，加剧了生物消亡的速度，因此保护我国的动植物资源迫在眉睫。
其次，转基因生物技术和生物体潜伏着极大风险。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转基因西红柿在美国面世，如今转基因大豆、玉米、油菜等已开始大面积播种。美国55%的大豆、50%的棉花和30%的玉米都是转基因品种。美国市场上已有各种转基因食品4000种。加拿大60%的食品包含了转基因成分。我国也开发出了一批转基因作物，转基因抗虫棉已开始大面积播种。现在转基因农作物已在很多国家推开，生物技术和农业的结合，正在创造一个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
然而，转基因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利益的同时，也潜伏着极大风险。全球已有许多事例和众多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转基因食品可能潜伏危险。科学家指出，“基因污染”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从长远看对农业生产是不利的。另外，人们还对基因种子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基因污染”而忧虑，一些基因种子公司在世界各国不断注册基因专利，目的是实现种子垄断，进而实现对一些国家农业和食品的垄断，操纵一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如1999年美国孟山都公司生物技术和基因种子销售额达到51亿美元。全球前10名大种子公司则控制了世界种子商业贸易的1/3。
九、人民生活：客观评价中国小康的实现程度
我国小康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程度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具体部署，要在2020年全面建设中国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10年是新三步的第一步，这是承上启下的阶段，也是现代化建设的新起点。为加快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设计了一套指标体系，初步制订了201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并以2001年各省市区实际达到的水平进行了实现程度的综合分析。(指标体系确定的原则就是根据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内涵，参考了英格尔斯提出的10个现代化指标，并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增加了社会发展、知识化和科技创新、生活质量和环保、法制等28个指标组成指标体系，共分五个子系统。它能全面反映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的特点，突出反映了“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为加强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广泛征求了30多位专家的意见，确定了指标体系和权重。2001年的统计数字主要是根据《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向各部委收集的。2010年的发展目标是参考了近五年的发展速度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推算出来的。)
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所订目标对于发达地区可能偏低，而对中西部地区可能偏高，但只有用同一目标来衡量，才能有可比性，才能从比较中看到本地区的进步和差距，了解本地区处于哪个发展阶段。以下即是2001年各省市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程度的综合评价和分析。
根据28个指标计算的综合指数为68.7%，也即到2001年已实现了2/3多，从五个子系统看，社会结构实现78.8%，经济与科技发展实现61.5%，人口素质实现72.0%，生活质量实现62.5%，法制与治安实现71.0%。
分地区看，实现程度综合指数在70%以上的有10个省市，它们是：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广东、江苏、辽宁、福建、山东、黑龙江；实现68%～60%的是吉林、湖北、陕西、河北、山西、海南、重庆、内蒙古、湖南、青海；实现59%～51%的是：四川、宁夏、新疆、安徽、云南、甘肃、广西、江西、河南、贵州、西藏。
1.关于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的优化是实现小康和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由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等五项指标组成，反映了社会化、城市化、非农化、外向型经济和智力投资。全国平均结构实现指数为78.8%，实现程度较高的是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辽宁、江苏、福建、吉林九省市，在95%～81%之间（各指标如超过100%的均按100%已达标计算，实际达标率京、沪已达110%和105%，以下同），实现不足60%的是云南、河南、西藏。
从主要指标看，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全国平均为27.7%，实现目标79.1%，比重最高的地区，除京、沪、津三市达55%～41%已超标外，比重在30%以上，达标在85%以上的还有辽宁、江西、湖北、广东、浙江、吉林、内蒙古、海南、重庆九省区，比重较低的是河南和云南，不足20%；城镇人口比重，反映了城市化水平，2001年全国总体已达37.7%，已实现目标45%的83.8%，沪、京、津已达88%～72%，超标的还有广东、辽宁、黑龙江，在55%～52%之间，在40%以上的还有吉林、浙江、内蒙古、福建、江苏、湖北、海南，城市化水平较低的是甘肃、贵州、云南、西藏，只有24%～19%；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只有2.3%，实现目标4%的57.5%，比重最高的是西藏，为6.5%；其次是北京，为6.2%，比重较高的还有西北五省区和云南、贵州，在3.8%～3%之间；吉林、上海、山西、内蒙古、广西、重庆在2.9%～2.3%之间；比重较低的是浙江、山东、江苏、河北，在1.7%～1.5%之间。
2.关于经济与科技发展
经济与科技发展是实现小康和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和知识创新手段，由人均GDP等七项指标组成，反映了综合经济的投入产出率、就业率、知识创新投入和发明创造能力。由于这些指标发展速度较快，制定的目标相对较高，所以实现程度就较低，只有61.5%，实现程度较高的均是东部地区，有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在95%～72%之间，在40%以下的是广西、甘肃、江西和贵州。
从主要指标看，人均GDP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成果。2010年的目标是1.28万元，2001年已实现7543元，实现58.9%，最高是上海，达3.74万元，京、津分别为2.55万元和2.02万元，超标和接近目标的，在万元以上的还有：浙江1.47万元，广东1.37万元，江苏1.29万元，福建1.24万元，辽宁1.20万元，山东1.05万元，不足0.5万元的是云南、广西、甘肃、贵州，贵州只有2895元；研究发展经费占GDP比重，全国平均为1%，实现目标1.3%的76.9%，比重最高为北京，达6.3%，陕西3.0%，超标的还有上海、天津，分别达1.6%和1.5%，除广东、四川达1.1%外，其他地区均不足1%，内蒙古、新疆、西藏只有0.2%；每万人口专利受理量平均为1.3件，实现目标3.5件的37.1%，最高的是北京，达8.8件，上海7.8件，广东、天津为3.4件和3.1件，不足0.3件的是甘肃、贵州和西藏。
3.关于人口素质
文化科技素质的高低是对实现目标起决定作用的，它由人口自然增长率、专业技术人员等六项指标组成。全国平均实现72.0%，沪、京、津超标较多，在98%以上，达标80%以上的还有辽、吉、黑、陕、苏，不足60%的是云南、西藏、贵州。
从主要指标看，全国每万名职工拥有专业技术人员平均为2829人，实现目标4500人的62.9%，在3000人以上的有广西、云南、四川、北京、湖南、浙江、贵州、陕西、青海、河北、江西，较低的是海南，只有2154人；大专以上程度占六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全国平均为3.8%，仅实现7%目标的54.3%，北京最高，达17.5%，上海11.4%、天津9.4%，在5%以上的还有辽、吉、黑和新疆，比重较低，在2%左右的是贵、云、藏。
4.关于生活质量和环保
生活质量和环保是反映生活现代化和电气化的，由恩格尔系数等六项指标组成，全国平均实现62.5%，生活质量较高的均为沿海地区，除京、沪、津三市已实现90%以上外，在75%以上的还有浙江、广东、福建、江苏，西部地区均较低，云南、青海、宁夏、甘肃、江西、贵州、西藏均实现50%以下。
从主要指标看，恩格尔系数是反映消费结构优化的指标，一般认为40%～50%为小康型，降至40%以下即为宽裕型。2001年全国城镇为37.9%，农村为47.7%，城乡加权平均为44.2%，总体水平仍为小康型，按逆指标计算，全国平均已实现目标33%的74.7%，北京最低为36%，在40%以下的有天津，河北、浙江、山东、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在50%以上的有四川、云南、海南、贵州、西藏；人均生活用电量是反映家电普及的综合指标，平均为140千瓦小时（简称度），实现目标320度的43.6%，最高为上海、北京、广东，均在300度以上，在200度以上的还有天津、浙江、福建、黑龙江，而江西、青海、西藏在56～20度之间。工业三废处理率全国平均为76.1%，实现目标85%的89.5%，三废处理率在90%以上的是津、沪、京、山东、江苏五省市，较低的是西藏、宁夏，只达45%和40%。
5.关于法制与治安
法制与治安是现代化建设的稳定机制。由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律师数和交通事故死亡率四项指标组成。按逆指标计算，全国平均实现71%，实现程度在80%以上的是海南、山西、陕西、湖南、内蒙古、青海六省区，而发达地区均较低，如上海、北京、广东、浙江，均不足60%。
从主要指标看，每万人口刑事案件立案率，全国平均为35件，已实现目标22件的62.7%，浙江、上海、广东、北京、天津都在66～56件之间，西藏、山西、甘肃、海南较低，在17～13件之间；每万人口律师数全国平均为0.96人，实现目标1.1人的87.3%，最高的是北京，达6人，上海3.9人、天津2.1人，在1人以上的还有广东、重庆、浙江、宁夏、海南、辽宁、新疆，最低是贵州、西藏，只有0.3人和0.2人。
小康中国必须关注的几大关系
由温饱向小康的转变，由低水平小康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转变，包含着社会各界对发展的理解的深化和必然由此产生的需求的多样化，如何处理好以下关系，从而确保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社会各阶层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并进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城乡关系的协调，是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处理好发展、改革、稳定、公正的关系的关键。
首先，怎样在体制和结构层面上既鼓励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辛勤劳动与合法经营的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的行业和职工居民，特别是使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缓解失业压力并逐步改善生活条件；怎样具体落实在再分配过程中确保社会公平原则，切实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规范分配秩序，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其次，如何从制度、法律、政策以及舆论上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有序转移，以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严峻制约，同时又在广大农村地区探索可持续发展、使农村社区形成人际关系协调、老有所养、病有所治的格局，从而缓解贫困，减轻仍然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的负担、保护他们的基本权益。
第三，如何从人才、资金、技术、政策和体制上避免或减缓东南地区高速增长的同时，中西部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被甩在后面的不平衡发展局面；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避免社会道德沦落、犯罪腐败猖獗的“社会病”、“城市病”。
第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后，各地都在积极响应、贯彻，但是，如何防止一些地区和单位以此为由又搞新一轮不切实际的贪大求快？在经济、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如何根据具体情况探索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路子？
第五，在民主决策和政务公开方面，怎样建立和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民主化和政务公开制度，确保各级决策按规则、程序和制度（包括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社会听证制、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等），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上确保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包括舆论监督），从源头和体制上预防和解决腐败，从而实现以经济—政治—文化统合与高度的社会凝聚为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最后，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领域，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怎样相辅相成，从而平衡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原则与传统伦理中的互谅互让美德，个人欲望、私人利益与公民义务、职业道德之间的张力。
十六大报告提出：“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了做到这一点，除了继续保持比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之外，合理调节收入分配、逐步缩小城乡与地区差异、维护和保证社会公正，既是基本的前提，也是今后开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新局面工作的重点、要点和难点所在。为此，要积极稳重地开好局。
十、居民心态：一幅社会的晴雨表
我国城乡居民的社会心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步入21世纪的中国变化越来越大。为了解与把握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趋势及城乡居民的目前状况与未来预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社会意识与社会流动课题组”于2002年3～8月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抽样问卷调查（抽样框的设计采用了区分城乡两个区域的概率成比例方法）。调查样本覆盖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发放问卷3780份，回收有效问卷3183份。(调查样本的基本构成情况为：城乡构成：城镇户口居民54.9%，农村户口居民44.9%，无户口居民0.1%；性别构成：男性50.5%，女性49.5%；年龄构成：18～30岁17.0%，31～45岁40.4%，46～60岁26.9%，61岁以上15.7%；教育程度构成：不识字或小学没毕业26.0%，小学毕业16.7%，初中程度27.7%，高中、中专、中技19.8%，成人教育（包括电大、业大等）3.6%，全日制大专以上6.0%；政治面貌：中共党员13.1%，共青团员9.2%，民主党派0.1%，群众77.4%。)
1.关于国家整体经济形势的判断及自我生活满意度评价
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三个问题请受访者从纵向角度对我国的整体经济形势进行判断：一是就目前形势进行评价，二是将目前状况与五年前做个比较，三是对五年之后可能发生的变化做出大体估计。从下表列出的统计结果看，无论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对三个问题回答“好”（包括“非常好”、“还算好”、“好很多”、“好一些”）的比例均在70%以上。显然，受访者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大都持乐观与肯定态度。
那么,受访者对于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又是何种评价呢?问卷中同样设计了三个与上面类似的问题请他们回答,下表为区分不同职业群体后统计分析的结果。不难看出,受访者对于自家，尤其是自家目前经济状况的评价不那么乐观。在城市居民中，除“党政机关”、“国家事业单位”和“私、民营企业负责人”中有过半数的人认为自家目前经济状况还算好之外，其余群体均不过半数。在“集体企业”、“个体工商业者”和“其他不便分类者”群体中，认为自家经济情况不好（包括“不太好”、“很不好”）者均高于认为家庭经济状况还算好者；而在“下岗员工”群体中，更是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自家经济情况不好（50.3%），远远高于认为自家经济情况还算好者（12.5%）。不仅如此，“下岗员工”中高达50.3%的人甚至认为自家目前经济状况比五年前还差。这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回答未来五年家庭经济情况变化时，有近20%的人选择了“不知道”或“不回答”。下岗人员中，有31.1%的人做此选择。
与城市居民比较，拥有农村户口的受访者对自家目前经济状况的评价更低。从总体看，认为还好者为30.1%，低于城市总体的36.3%，而认为不好者则有30.7%，高于城市总体的27.1%。此外，无论是“在外打工者”，还是“本地从事非农职业者”，或是“本地农业劳动者”，认为目前家庭经济状况还算好者最高也只有34.5%，近1/3的人认为目前家庭经济情况不好，且除“本地非农职业者”外，其他两个群体认为目前家庭经济情况“不好”的比例均大于认为“好”者，尽管大多数人承认目前情况与五年前相比要好一些。
值得欣慰的是，对五年后家庭经济情况变化的预计显示，大多数受访者还是持乐观态度的，虽然有近20%的人选择了“不知道”或“不回答”。
再有，受访者对自身收入、工作及生活状况的评价。下表是关于这方面的情况统计。在城市居民中，认为自身收入合理者过半数的群体有：“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国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私、民营企业员工”，“个体工商业者”和“私、民营企业负责人”。认为自己收入不合理过半数的受访者则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其中尤以“下岗员工”为甚，仅有17.9%的人认为收入合理，而高达82.1%的人则认为自己收入不合理。另外，“国有企业负责人”中仅26.5%的人认为自己收入合理，需要引起注意。
关于“生活满意度”的测量是这样进行的，从0～9，共设计10个等级，其中“0”代表非常不满意，“9”代表非常满意，请受访者据此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总体评价，给出相应的等级。
在回答自己的“能力和工作是否得到相应的重视与肯定”时，城市大多数群体“得到了”的比率都高于前面关于得到“合理”收入的答复，只有“集体企业员工”、“个体工商业者”的回答明显低于前者。在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下岗员工”的回答降到了16.9%。也就是说，有83.1%的下岗人员认为自己的能力与工作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和肯定。不仅如此，他们关于“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同样大大低于其他群体。这一结果再次向我们敲响了警钟：虽然改革的深化与结构的调整不可避免地要加剧社会分化，但应采取有力措施防止造成新的贫困群体，防止两极分化。
就农村户口受访者而言，认为收入合理者占绝大多数，整体上高于城市居民。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目前状况的满足。只要与上表另一列中关于自己“能力与工作是否得到相应的重视与肯定”所做回答对比一下就可看出，无论哪个群体，在这一问题上回答“得到了”的比率均大大低于回答收入“合理”的比率。这说明，尽管受参照群体与所从事职业的局限，他们对于自己劳动付出所得的回报还算认可，但就自己具有的实际能力来讲，他们是不满足的。如果将后面关于职业评价与择业取向的分析结合起来看，这一点就会清晰地凸显出来。
2.我国城乡居民职业声望评价
职业声望作为工业化社会核心价值的一种反映，一直被社会学家广泛应用于从社会层面测量社会结构分化的程度与方向。本次调查问卷中，一共设计了51种职业，请受访者根据自己的主观感觉对所列职业的价值进行评价。每一职业的价值均分为5个等级，并采用美国社会学家诺斯与哈特标准赋予一定的分数，依次为：“最佳职业（100分）”、“较好职业（80分）”、“一般职业（60分）”、“较差职业（40分）”、“最差职业（20分）”。
从总体看,声望在80分以上的职业共有22个，其中除对“影视明星”的评价差异较大外（标准差为15.93），其余职业的标准差都不是很大，说明受访者对这些职业的共识很高。对这组职业的特征进行概括，可以看到几个明显的标志：一是丰富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二是较高的政治权威，三是较多的经济收入。在这些职业中，声望得分在90以上的有5个，分别为“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大学教授”、“大城市市长”、“政府部长”。显然，这些是人们心目中的最佳职业。有意思的是，在1999年对全国63个城市居民进行的抽样问卷调查中，“（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职业声望大大低于其他三个职业的，分别只有85.3分和83.9分。短短三年时间，这两个职业的声望大幅度提升，应该说与国家近年来对科研工作的重视密切相关。2000年国家对袁隆平等具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给予500万元重奖，2001年8月7日、2002年4月28日、7月16日，江泽民同志先后三次就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发表重要讲话。这一切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整个社会引起巨大反响，促进了科研工作职业声望的迅速提升。
声望在65分以上，80分以下的职业共19个，可视为中等声望的职业。这组职业的政治权威、知识技能，以及经济收入水平相对于上一组职业来讲较低，其构成也比较多样化。声望在65分以下的职业共10个，属于低等声望的职业，基本上以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职业为主。不过，若与1999年调查相比，“商店售货员”、“环卫工人”、“国有大中型企业工人”、“公共汽车售票员”、“乡镇企业工人”、“保姆”和“建筑业民工”这些职业的声望得分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就业压力的加大，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对体力劳动已不再像从前那样轻视。
如果将城市与农村受访者区分开来分别计算职业得分，那么，差异显著的职业共有29个（见下页表）。仔细比较就会发现，农村受访者评价低于城市受访者的职业基本上是那些距离他们较远，他们对其不太熟悉的职业。而农村受访者评价高于城市受访者的职业则多为那些他们有所接触的职业，并且越是体力劳动职业，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评价差异越大。如：“乡镇企业工人”、“国有大中型企业工人”、“公共汽车售票员”、“商店售货员”等，差异都在5分以上。而被城市受访者给予最低评分的“建筑业民工”，农村受访者则给了比其高出9.8分的评价，这个评价高于他们对自身职业“农业”的评分。在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受访者对自身的评价最低，显然，在对其他职业进行评价时，他们在以自身为基础做比较。由此可见，我国广大农民对于他们与生俱来而不得不从事的职业并不满意。
党政领导干部对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
2002年10～11月，“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中共中央党校部分地（厅）级党政领导干部学员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33份，有效回收率为88.7%。(本次调查的具体样本分布情况是：①性别：男性占78.9%；女性占21.1%。②年龄：45岁及以下占45.1%；46岁及以上占54.9%。③文化程度：研究生占36.8%；大专或大学占62.4%；高中及以下占0.8%。④职业身份：国家机关干部占51.9%；党务干部占19.5%；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干部占18.0%；国有大中型企业干部占7.5%；其他干部占3.0%。⑤来自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占30.8%；中部地区占44.4%；西部地区占24.8%。)
1.对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的评价
（1）对社会形势的总体评价。
领导干部对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的总体评价是：2.3%的人认为“非常好”，69.9%的人认为“比较好”，24.1%的人认为“一般”，3.8%的人认为“不太好”。认为“非常好”和“比较好”的合计占72.2%。值得重视的是，与前两年相比，领导干部对2002年社会形势的评价要低一些。
（2）对所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同比变动情况评价。
领导干部对2002年所在地区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同比(与前一年相比)变动情况的判断如下：
与前一年相比，2.3%的人认为“上升很多”，这一比例与2000年持平，稍低于2001年的2.9%；51.1%的人认为“略有上升”，比2000年的53.1%和2001年的68.6%有所下降；43.6%的人认为“基本持平”，这一比例均高于前两年（2000年为38.3%，2001年为25.5%）；3.0%的人认为“略有下降”，与2001年的2.9%基本持平，但低于2000年的4.7%。与前两年的调查数据相比，领导干部认为所在地区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与前一年相比基本持平者所占比例有较大的上升，认为比前一年上升者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但认为比前一年下降者所占比例也是下降的。
值得特别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对所在地区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同比变化情况的估计，还存在相当大的地区差异。其中，61.0%的东部地区领导干部估计，所在地区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是上升的，没有人认为下降了；西部地区有51.5%领导干部也认为所在地区居民实际生活水平是上升的，但也有3%的人认为下降了；中部地区则只有49.2%的领导干部认为所在地区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上升了，但有5.1%的领导干部估计所在地区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比前一年降低了。
（3）2002年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工作的进展情况。
为了便于比较，与往年的调查一样，本次调查仍然分“显著”、“不太显著”和“很不显著”三个等级，由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2002年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19项工作的进展情况进行评价。
与2001年调查结果相比,给予各项工作进展“显著”评价的人所占比例出现了比较大的升降变化。给予“显著”评价的人所占比例上升10%以上的工作只有一项，即“扩大对外开放”，从59.8%上升到了78.9%，升幅近20个百分点。给予“显著”评价的人所占比例出现小幅上升的工作有“调整收入分配”、“减轻农民负担”、“解决失业下岗问题”、“实施教育科技体制改革”、“推进医疗制度改革”等，分别从2001年的2.0%、10.8%、6.9%、26.5%和27.5%上升到4.5%、15.0%、16.5%、30.1%和28.6%。给予“显著”评价的人所占比例降幅在10%以上的工作则有：“惩治腐败”，从53.9%下降为26.3%；“整顿社会治安秩序”，从49.0%下降为32.3%；“处理国际事务”，从81.4%下降到69.2%；“推进理论创新”，从69.6%下降到51.9%；“实施住房制度改革”，从52.9%下降到42.1%；“打击走私”，从72.5%下降到48.1%。给予“很不显著”评价的人所占比例升幅比较大的工作主要是“调整收入分配”、“惩治腐败”、“改革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失业下岗问题”等。
（4）关于2002年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领导干部对2002年存在的最严重社会问题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收入差距”、“失业”、“腐败”、“社会治安”和“农民负担”等几个问题上。
从限选四项的选中率来看，与2001年调查相比，排序有所变化：“腐败”（66.8%）仍居第一位；“失业”以64.5%的高选中率紧随其后，居第二位；“收入差距”（57.1%）居第三位；“农民负担”（43.7%）居第四位；“国有企业”（39.2%）居第五位；“社会治安”（33.8%）居第六位；“社会风气”（30.8%）居第七位；“地区发展差距”（25.6%）居第八位。
2.对改革的总体评价及对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若干判断
（1）对2002年改革的总体评价。
领导干部对2002年我国改革进展的总体评价见下表。除4人没有回答外，63.9%的人认为“进展正常”，3.8%的人认为“进展太快”，22.6%的人认为“进展太慢”，6.8%的人认为“没有进展”。与前两年的调查结果相比，领导干部对2002年改革进展的评价高于2000年，但低于2001年。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探讨的变化。
2002年有3%未做回答。不同组别的领导干部，对2002年改革进展的总体评价存在比较大的差别。进一步分析显示，男性、46岁及以上、大专或大学文化程度、国有大中型企业以及西部地区的领导干部，对2002年改革进展的总体评价要比其他组别的干部高一些。
（2）对2003年改革的关注焦点。
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不同的时期，改革的重点和着力点是不一样的，人们对改革的关注焦点也会有所区别，此次的调查结果再一次说明了这一点。
领导干部对2003年体制改革的关注情况见下页表。问卷要求被调查者从各项体制改革中选择三项自己关注的改革，并依重要性排序。调查结果显示，在领导干部最关注的改革中，列第一位的是政治改革，36.1%的领导干部把其视为自己最关注的改革；其次是机构人事改革，选择率为24.8%。这两项改革的选择率如此之高，是其他体制改革选择率不能相比的。一方面，这两项改革与领导干部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这两项改革也确确实实是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以后必须突破的重要方面。被领导干部选择为第一关注点的其他体制改革依次是：国有企业改革（9.8%）、收入分配改革（9.8%）、劳动就业改革（9.0%）、教育科技改革（4.5%）、医疗改革（2.3%）、住房改革（2.3%）和财税金融改革(1.5%)。
从三项选择合计的结果来看，排序出现了值得重视的变动。60.2%的领导干部关注收入分配改革，居第二位的是政治改革（56.4%），第三位是机构人事改革（46.6%），第四位是国有企业改革（39.9%），第五位是劳动就业改革（33.8%）。关注其他几项改革的，则都在20%以下。与2001年调查结果相比，领导干部最关注的体制改革的排序，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3）关于今后一段时期顺利推进改革的决定性因素。
在今后一段时期，关于改革的顺利推进将取决于哪些重要因素，调查结果见下页表。问卷提供了10个封闭式选项和1个开放式选项（“其他”），根据限选三项、并依重要性排序的调查统计结果，在第一选择中，“保持社会稳定”高居榜首，57.9%的领导干部认为这是今后一段时期顺利推进改革的第一位的决定性因素，三项选择合计则更高达74.4%，这样高的认同率，这也是其他因素不可比的。这说明，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已经成为领导干部的共识。综合前几年的调查数据，更说明了这一点。1999～2001年，“选择保持社会稳定”为顺利推进改革的第一位决定因素的人所占比例，依次是46.7%、50.8%、54.9%，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