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个苦口婆心的书生显然低估了群众的力量。移山填海在那个年代里已不再是神话。1958年8月9日，《人民日报》登出署名王启贤的文章《束缚城市发展的城墙》，号召“用大家喜爱的义务劳动的形式”，“拔除”城墙“这个障碍物”。
1958年的最高指示曾经涉及到城墙问题：“张奚若批评我‘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比后进的问题，古董总落后一些嘛。总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3】
多米诺骨牌依次倒下。从1950年5月开始，至50年代末，出于筑路需要，北京陆续拆除崇文门瓮城，朝阳门城楼和箭楼（瓮城已于1915年拆除），阜城门瓮城，永定门瓮城、城楼和箭楼，左安门瓮城、城楼和箭楼，右安门瓮城、城楼和箭楼，广渠门城楼和瓮城（箭楼已于30年代因过于残破被拆），东便门瓮城、城楼和箭楼、西便门瓮城、城楼和箭楼，以及东北角楼城台（箭楼已在1920年因残破被拆），西北角楼的箭楼和城台，西南和东南角楼的城台（箭楼均已于30代年因残破被拆）。
永定门瓮城消失于1951年，取代它的是一条宽阔的马路。现存于清华大学的一份档案记载：“梁思成先生曾对市政府表示极大的不满。”梁思成设计出一个方案，即将城门作为环岛，以方便交通，并在城墙上置花池、建凉亭，但这一方案未被采纳。
拆除这些城楼和城墙的时候，它们的确大都残破不堪，拆城工作本着先拆危倾部分，后拆残缺部分的原则，有条不紊地进行。1959年7月，为防止因夏季暴雨带来塌方导致伤亡事故，北京市决定拆除工作暂停。
余下的城墙和城楼，本来已经做出保护的决定。如果不是国际形势的演变对北京的城市格局产生微妙的影响，我们今天还会看到许多城墙和城门遗址。1960年2月，市文化局向市人民委员会呈文称：目前本市城墙正在拆除，为今后研究北京市城市建筑发展史和城市建设形制，我们建议将内城西直门的门楼、箭楼、瓮城、闸楼，安定门门楼，东直门门楼，东南角楼，正阳门门楼、箭楼，结合绿化保存下来。其中西直门、正阳门、东便门角楼，文化部已决定将它们列入国家级保护单位。
然而，这些城墙和城门最终还是失去了得到保护最后的机会。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使战备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在首都北京修建地铁，并非仅仅是城市交通的需要，更有“准备打仗”的战略意义。 要在“文革”中实现“多快好省”的目标，必需减少拆迁居民的负担，城墙一带显然没有居民，而拆下的城墙土石又可以就地填入护城河，不需要搬运。内城城墙地带，显然成了地铁选址的不二之选。）（括号内内容可由柯焕章院长谈。）
家住前门、当时北京宣武门小学的学生王鸿年曾经在老师的带领下参加了拆除城墙的劳动，亲眼目睹了工人用吊车吊着直径一米的铅锤子撞击城墙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他们只是做些清理和搬运的零散工作。大凡两年38到40岁的北京人，都在学生时代参加过拆除城墙的义务劳动。那时的王鸿年不会想到30年后，这座城市会发起“爱北京捐城砖”的活动，而自己，又成为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可用采访代替此段）
这一轮拆除工作至六七十年代之交全部完成，只有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箭楼、古观象台，在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干预下，才得以保留。而东南角楼和崇文门东大街一段城墙，以及西便门的一段残垣，因不影响地铁建设，终得幸存。
从崇文门三角地至东南角楼，断断续续的城墙被湮没于挤挤挨挨的居民中。正是这些居民长期倚墙而居，才使这些城墙得以保存下来。而居民们就地取材，挖用城砖搭建简易厨房等，又在一点点地蚕噬着城墙。2002年，北京市政府对崇文门东大街的房屋进行拆迁，被那些破旧房屋包裹起来内城南城墙的东段裸露出来，与东南角楼连在一起，成为明城墙遗址公园。老年人在这里捡拾旧梦，从未见过旧城墙的年轻人，从这段残墙中，推想帝都往昔的风姿。
瑞典学者奥斯瓦尔德?喜仁龙在他1924年撰写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中这样描述古老的城墙：“内城城垣，雄伟壮观，初看起来，它们也许不像宫殿、寺庙和店铺、牌楼那样赏心悦目，当你渐渐熟悉这座城市以后，就会觉得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广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
1948年底，那个意外地出现在梁思成面前的解放军说：“请放心，为了保护我们民族的文物古迹，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1】《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梁思成文集》，第
【2】《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梁思成文集》，第
【3】申予荣：《北京城垣拆除始末》，见《文物天地》，200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