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一份档案这样写道：“每年有几十万人民群众雄壮的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但在东西三座门没有拆除之前，它们在交通上妨碍了这样重要的活动。”“节日游行阅兵时，军旗过三座门不得不低头，解放军同志特别生气。游行群众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前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三座门，看不着毛主席。”
1952年8月11日至15日，北京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议题之一即讨论长安左门与右门的存废。参加此次会议的原北京日报记者杨正彦，于2000年5月在《北京纪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忆此事：林徽因代表梁思成发言。当时会场设在中山公园内的中山堂，这里没有固定座位，只能运去大批的软椅，为了代表便于出入，不得不留出若干条通道。林徽因一上台，就以她雄辩的口才先问各位代表：台下的椅子为何要这样摆？还不是为了交通方便！如果说北京从明代遗留下的城墙妨碍交通，多开几个城门不就解决了？她这番话在代表中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因为当时矗立在天安门前东西两座“三座门”对来往车辆和行人实在不太方便，每年都在此处发生几百起车与车相撞或者车与人相撞的事故，市委市政府早已下决心先将这两座“三座门”迁移，施工力量都已准备好，单等代表会议一举手通过，就立即动手。彭真同志考虑到那天会场的情绪，怕一时很难通过，便立即召开代表中的党员会，要求大家一定服从市委的决定，举手同意先拆除天安门前的两座“三座门”，由于代表中党员居多数，这项决定便这样被通过了。一夜之间这两座三座门就不见了。
孔庆普先生当年参加了拆除长安左门与右门的行动。那天下午4时，他正准备吃饭，突然接到通知：市里的各界代表会议开完了，决定拆了。他们就立即动手，用了一天一夜拆完。听说拆的时候，梁思成、吴晗、柴泽民等都去了。梁先生当场流下了眼泪。
1957年，梁思成有限度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的错误在于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交通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把东西长安街向南推出一个小弯，绕过三座门。金水桥的水也不是笔直地流过，不是也绕了一个弯吗？为什么我们的马路就不能像金水桥的水似的拐一个小弯，这样三座门就成为路边的点缀而不影响交通了。”梁思成为当时没有想出两全之策而痛悔不己，以后在面对拆建问题时，他都会设计一套交通方案，比如准备拆除中轴线上的永定门和地安门时，他都将古建设计成环岛。
这张照片（图30）拍摄于30年代中后期的一个夏天。它的视角我们并不陌生，站在景山万春亭向北眺望，就会看到相似的景象。但仔细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在辉煌的寿皇殿和威武的鼓楼间，有一座并不高大的地安门作为过渡。地安门是中轴线上重要的文物建筑，庚子之变中慈禧太后仓皇西逃，以及逊帝溥仪被逐出皇宫，都从地安门离开皇城。为保留它，梁思成提出交通环岛方案。1955年2月，地安门被拆除，迁建到天坛，作为其北门。19XX年，贯穿东西的平安大道又从地安门原址上穿过。地安门已在这里消失，但地安门以北直至鼓楼前那条大街仍叫地安门外大街。这种情况在北京普遍存在。每一个古老的地名，都牵动着北京深远的历史根脉。
梁思成后来自我解嘲说，他成了“废协”副主席。所谓“废协”，就是“废话协会”，老舍是主席，他和华罗庚是副主席。【3】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悲观。团城的保护，梁思成起到决定性作用。在本节开头引用了梁实秋先生对团城所在的文津街的描述，然而这条道路却成为北京东西交通的瓶颈。拆除团城似乎已是箭在弦上。当时的文物局长郑振铎甚至已请工作人员罗哲文为团城拍下最后的资料照片，作将来研究用。梁思成认为团城是尚存无几的一个帝王“高台”，请周恩来实地堪察，使团城得以保留。
1955年，梁思成和华南圭共同参加了北海桥的改建设计。最后形成了将团城南端切去一个月牙形，以增大汽车转弯半径，同时不拆旧桥，而是利用旧桥向南一面展宽的做法，成为解决方便交通和保护景观的矛盾的经典范例，也使这条街道真正成为梁实秋所形容的“最漂亮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