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理论家提供了一些关于外貌研究的有趣的“争论点”，特别涉及了对外表吸引力的判断。在进化论的观点中，理想的男性雄性激素水平较高，因为那意味着力量和攻击性；较高水平的雄性激素会导致此人眉骨朝前，颌骨尺寸增加，面部和颊骨较低。女性的雌性激素水平以及生育力的相关假设可以由旁观者通过面部骨骼结构和嘴唇丰满度来评定。女性对男性的评价由于周期性偏好而变得更加复杂。彭顿–沃克和佩雷特还声称，他们已经确认女性在月经周期的排卵阶段偏爱更具有男性气质的脸，而在其他时间则偏好更具有女性气质的脸。此外，这些选择也受到寻求的关系类型的影响。当女性表达自己要选择长期伴侣时，其月经周期内的偏好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只有当她考虑选择短期伴侣时才会有此变化。另外，弗洛斯特（Frost）发现在临近排卵期时，女性会偏好皮肤相对较黑的男性（这也是男性气概的标志）。
另一种来自进化论的理论是，我们早期的儿童经验和学习过程会影响我们以后的吸引力和性偏好，类似于鸟类中普遍存在的铭记机制。我们预测这些机制会导致我们偏好那些有家族相似性的个体作为潜在伴侣。在伴侣研究中较少有证据支持相似性和家族相像性，但是，虽然这是能够在茶余饭后活跃的一种理论，目前关于这一观点的证据顶多也只能用细微来形容。
伊格利等人喜欢用内隐人格理论作为理论框架来解释他们的元分析结果。从这一观点来看，刻板印象是作为一种知识结构起作用的，以帮助人们清楚他人行为的意义。刻板印象可以被解释为认知结构，其主要成分是个人属性（人格特质）以及推论性的关系，详细说明这些属性共存和共变的程度（在这里，推论性关系是指外表吸引力和个人属性的联系）。这些“内隐人格理论”是基于两种主要信息来源发展起来的。首先，直接观察有吸引力和无吸引力个体在社会环境里的气质和行为；其次，观察有吸引力和无吸引力个体暴露于其中的文化特征表现。伊格利及其同事发现，这种启发式的观点比之前戴恩提出的“美丽的就是好的”（Dion，1973）这种较概括的观点更有用，戴恩的观点推论吸引力与大量的积极特点的联系较强，而内隐人格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有些属性比其他属性与外貌的关联更强。
气质和行为上的差异真的能够归因于身体外貌吗？范戈尔德认为，吸引力与心理健康、社会焦虑、声望、性行为显著相关，但吸引力和社交水平、内控点水平或专心致志能力之间则没有显著的相关性（Feingold，1992）。尽管如此，朗格卢瓦已经指出，范戈尔德的研究主要是探寻心理测验的结果，而不是对实际行为的观察（Langlois等，2000）。
朗格卢瓦等人总结到，从他们的元分析可以看出，有吸引力的儿童比起其没有吸引力的同龄人来说，他们的行为表现更积极并拥有更多的积极特质，这些儿童会更受欢迎、拥有更好的心理适应及学业表现（Langlois等，2000）。这些差异开始出现的年龄我们还不清楚，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相关研究。研究发现，有吸引力的成年人会取得更多的事业成就，更受他人喜欢，其约会行为较多，以及会有更多的性经历；他们更外向，拥有更多自信和自尊，还有较高的社会技巧和较好的心理健康水平。
尽管外貌研究者使用的方法有限，但我们很清楚，身体外貌对许多人的自我感知和行为产生了普遍深入的影响。罗森及同事通过对几百份私人记录进行综合分析，解释了外貌对适应影响的多面性，这些记录都是由学生和患者提供的关于其生活中的关键事件、一般体验和过程（Rosen等，1997）。作者将他们认为对身体意象紊乱有预测作用的因素分为19类，其中包括认知过程，如自尊和社会比较的发展；情绪反应，如对被接纳的感受或对拒绝的恐惧；生活方式因素，如参加锻炼；以及家族和同龄人的价值观及态度的影响，他人的反馈和实际体形。这些作用并不是凭空发生的，它们受到个体的社会和文化情境、生活事件及发展阶段的影响。
• 社会影响
在铺天盖地的媒体出现之前，人类美丽的形象是通过美术、音乐和文学作品来传播的（Thompson等，2002）。弗里德曼从历史上探讨了关于美丽的理想标准已被浪漫化且解释为遥不可及的事情的证据（Freedman，1986）。然而，当代媒体却模糊了美丽的虚幻与现实之间的界线。精心处理的形象和电脑用多个模特的“最佳”特征所合成的形象被呈现出来，作为观众和读者进行比较的现实的、适当的标准（Lakoff和Scherr，1984）。接受这些形象的个体几乎没有这样的观念，即专业人员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了大量处理，因此他们投资时间、金钱或必要的专业知识来达到媒体描绘的“外表”的珍贵机会较少。
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在西方化的社会里，社会因素对身体意象紊乱的发展和维持表现出了强有力的影响（Thompson等，2002）。在1997年《今日心理》的调查中，有3452名女性做出回应，其中23%的被调查者表示电影或电视明星影响了她们年轻时对自己身体形象的渴望，有22%的被调查者认可杂志中时尚模特为其带来的影响。
你只需粗略浏览一下各媒体宣传品（尤其是女性时尚杂志），就可以确认大众媒体通常赞同的那些不可企及的形象和标准。上百万人经常购买杂志，更多的人则从朋友、图书馆、等候室、美发室及咖啡店获取杂志。莱文和斯莫拉克报告说，68%的女大学生在阅读女性杂志后对自己的身体外貌感觉更糟。33%的被试表示时尚广告使他们对自己的外貌更不满意，50%的被试希望自己看起来更像化妆品广告里的模特（Levine和Smolak，199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量的女性杂志以及越来越多的男性杂志的分类广告中发现的整形手术广告，也广泛使用了通过软焦点镜头拍摄的看上去很完美的模特，一些广告甚至描绘了同样漂亮的情侣，再使用异国情调的风景作为背景。这些广告向人们暗示，整形手术是人们获得相似的完美无瑕的外貌，以及美好人生和幸福未来的途径。
加纳发现，27%的女性和12%的男性总是或经常将自己与杂志上的模特进行比较，并且有28%的女性和19%的男性仔细研究了这些模特的外形。当研究者根据身体意象紊乱程度对被试进行分层取样时，对自己感觉不满意的女性中，43%的个体开始将自己同模特体形进行比较。对自己极度不满的女性中有67%的人报告说那些苗条的模特使她们对自己的体重感觉不安全，并产生减肥的想法；还有45%的人指出他们对这些宣传感到愤怒和怨恨（Garner，1997）。
电视是传播吸引力标准的一种具有广泛影响且鞭辟入里的媒介。然而，比起观看电视节目，更重要的是观看的节目类型。海因伯格和汤普森给女大学生放了一段10分钟的商业短片，片子内容或是强调有关苗条和吸引力的理想标准，或是中性的与外貌无关。结果显示，观看那些强调外貌重要性的录像的被试比看其他录像的被试，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抑郁、愤怒以及对体重和整体外貌的不满。但并不是所有被试都存在这种反应。那些对身体意象不满意水平较高的被试表现出了不满意水平的增加，然而，身体意象不满意水平较低的被试在看了短片后，其不满意水平相对降低。而所有被试在观看了中性内容的录像后身体不满意水平都有所下降（Heinberg和Thompson，1995）。格罗兹（Groesz）等人根据对一些研究的元分析总结到，在看完媒体形象后被试身体意象更加显著地趋于消极，并且某些研究中，被试抑郁和焦虑水平都有所增加，这些被进行元分析的研究考察的是女孩和年轻女性在观看完理想化的媒体形象后对身体的满意（或不满意）变化（Groesz等，2002）。
关于对媒体信息易感性的差异，汤普森等研究者讨论了一种可能性，即只意识到和暴露于社会压力下也许不足以解释身体意象紊乱，并且人们在接受或“买进”媒体传播的理想标准的水平上是不一样的（Thompson等，2002）。汉弗莱斯（Humphreys）和帕克斯顿（Paxton）让106名14~16岁男孩看一些特定广告，广告中描绘的或是体形偏瘦的人或是运动型、有肌肉的人，也会让他们看一些非人物广告。尽管理想化形象对被试没有整体效应，他们先前的身体不满意水平可以预测对焦虑和体形评定的消极反应。观看广告前被试对理想化男性形象的较高内化水平预测了其身体意象和抑郁的消极转变（Humphreys和Paxton，2004）。通过使用女性作为被试，哈利韦尔和迪特马尔也发现，社会文化理想标准的内化对被试看完广告后的身体意象紊乱有较强的预测作用。他们在研究中对所描绘的女性模特的体形进行了调整，发现观看苗条（而不是平均尺寸）的模特会导致那些对追求瘦的社会文化理想标准具有高内化的女性的身体焦虑的增加（Halliwell和Dittmar，2004）。
汤普森等人指出，学界需要更多研究探讨那些成功地挑战这些信息者的性格特点，他们还指出，媒体影响的直接的因果关系仍未被探明，我们也不知道接触媒体是不是身体意象不满和紊乱的一个病因，那些先前抑郁水平较高的个体，是否比他们抑郁情况较少的同伴选择接触这些形象的概率更高。直接归咎于主要的社会背景这一观点似乎是诱人的，但解释力却不足够。当前社会文化压力与其他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也应该得到解释，这些因素包括同伴和家庭的影响、认知过程如内化和社会比较趋向。
• 成年人对外貌不满的后果
廖西探讨了300名成人对外貌的担忧，确定了对外貌的不满意会让人从轻微的无吸引力感转变为受身体外貌的普遍深入的困扰。从这位临床心理学家的角度来看，很难决定个体的认知、态度及行为会在哪个点上变为有问题的或病态的。她提出了一个目前我们还回答不了的问题：标准化不满和病态不满之间的界线在哪里？（Liossi，2003）
廖西同时指出，她的研究中对外貌高度担忧的被试会通过不同途径积极地尝试管理自己的外貌，如节食、锻炼和进行整形手术。奥格登估计，有95%的妇女在其人生的某个阶段进行过节食行为，大约40%的被试则一直都在节食。男性承认进行节食的比例要显著小于女性（Ogden，1992），然而，最近的报告称约25%的男性一直都在节食（Prynn，2004）。
据威尔科克斯估计，40岁以下的妇女中约有50%的人从事某种锻炼，他还报告说，不进行锻炼的妇女的身体不满意水平要高于那些活动较多的女性（Wilcox，1997）。唐纳森报告说，65%的男性表示他们进行运动是专门为了改善自己的体形和增加肌肉（Donaldson，1996）。福克纳的研究表明，对身体意象不满是男性进行危险性的外貌维持行为的较大的激发因素，这些行为包括过度锻炼和使用类固醇来增加肌肉量。福克纳同时发现，有迹象表明身体不满意水平较高的男性可能会比那些对自己身体外貌更满意的个体更容易采取较危险的性行为。
对外貌的担忧还会刺激许多人花费大部分的收入购买美容产品和其他改善外貌的“辅助性”产品。除去据称对男性和女性都有神奇功效（如“返老还童”）的护肤品和“魔力”饮料外，内衣专卖店还诱惑妇女和十几岁女孩购买令人眼花缭乱的紧身内衣，并且承诺所有这些内衣都能“促进”其身体形态的改进，包括美化小腿、大腿、臀部、腹部及乳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那些受宣传影响通过整形手术改善自己外貌的男性和女性的数量都已显著增加。霍尔（Hall）指出，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开始表达他们对自己面部特征的不满意，其中还包含了种族特征，如突出的鼻子或眼睛的形状（Hall，1995）。哈里（Hari）反映了在美国犹太裔、亚洲裔及非洲裔人群中出现的一种“准流行病”，这些人想改变自己脸上的某些部位以使自己更接近于西方的“标准”（Hari，2003）。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对媒体上那些明星的崇拜似乎将他们引入了一个较极端的维度，许多整形手术的申请者都是受渴望看起来更像那些明星的心理驱使。为了使这项任务更容易些，两名美国整形外科医生，弗莱明（Fleming）和迈耶（Mayer）在1998年汇编并出版了一份清单，内容是在整形手术中要求最频繁的明星特征以及“拥有这些特征”的个体（Kemp等，2004）。在流行的MTV系列《我想要张明星脸》中，竞赛者争相进行各种整形手术以使自己看起来更像他们所喜爱的明星。
老年期
近年来，衰老的生理表现已经成为人们广泛讨论的主题，而且人们对于老化几乎没有正面评论，因为其标志是：头发开始失去往日的光泽，变得越来越稀疏；皮肤也开始松垂、变得干燥起来；下巴变成了双层的，耳垂长得更大，鼻子也越来越宽、越来越长，皱纹慢慢地变得明显。此外，还有晚年各种现实情况带来的一大堆的威胁和变化。老年人更可能不得不去处理那些引起外貌改变的慢性病的影响，例如关节、体重、体态或皮肤。一些人还可能不得不使用自己并不喜欢的可见的辅助工具，包括眼镜和拐杖（Tiggemann，2004）。尽管老年人的外貌有了这些广泛的变化，但现在对于这一年龄群体的相关担忧的研究数量却非常有限。
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有一项是对成年人的抑郁水平进行比较的。蒙特佩尔（Montepare）发现，17~85岁女性的身体不满水平一直很高（Montepare，1996）。然而，哈里斯和卡尔报告说，老年人的外貌担忧水平却较低（Harris和Carr，2001）。对女性来说，在18~30岁被试中的普遍担忧水平最高，影响了69%的被试。在51~60岁群体中有这一水平的被试降到了60%。在61岁及其以上群体中的担忧水平最低（33%）。对男性来说，最高的担忧水平也是出现在那些18~21岁的人当中（占被试的56%），在51~60岁群体中会逐渐回落到24%，在61岁及其以上群体中则只占21%。
其他一些评论者也认为，与外貌相关的重要性似乎随年龄增长而降低。蒂格曼指出，身体不满和自尊之间的相关性在50~65岁被试中比在更年轻被试（20~35岁）及中年（35~50岁）被试中要弱一些（Tiggemann，2004），虽然这种效应的机制目前还不清楚，我们对其仍然存有疑问。也许在某些情况下，人们担忧的重点转向了更多有关外貌功能的方面（例如眼睛的功能，或者也许外貌的自我知觉对统一性的感知和整体自尊的影响比从前小了）。格罗根（Grogan）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可能会把比较的焦点更多地转向年龄适当的同龄人，而不是媒体提供的理想标准，并且他们会对什么才是可完成的目标的态度变得更现实（Grogan，1999）。虽然蒂格曼指出老年人会继续使用外貌管理策略，但他们只是关注修饰较容易控制的方面——包括头发、衣服和珠宝——而不是与媒体描绘的形象进行匹配（Tiggemann，2004）。在哈利韦尔和迪特马尔报告的定性访谈中，一名60岁女性被试的叙述可以用以佐证：
“在你变老的时候，你没有必要去做这种有魅力的人，尽管你仍然想看起来漂亮些。”
蒂格曼补充了一个充满希望的观点，即到生命的后期阶段，成人已经学会欣赏外貌的多样性。作为这些不同过程的一种结果，那些社会不赞许的以及大部分不能控制的与年龄相关的身体改变可能与较少的抑郁相关，当其他情况下外貌改变与年龄不相关时抑郁水平就会较高。图纳西（Tunalcy）等人对12名63~75岁的英国女性进行了一次深度访谈。虽然所有的被试都说她们偏好更苗条，但她们降低了对体重增加的个体责任感和负罪感，将其归因为衰老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生理结果。妇女对美的社会文化理想标准更有抵抗力，她们更少感觉到来自伴侣和他人应该在生理上有吸引力的压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们还会认为对外貌担忧更少是可以接受的（Tunalcy等，1999）。
与人生阶段转变相关的外貌担忧包括生理的、社会的和心理变化的复杂组合。此外，在各个发展阶段中个体存在相当大的变化。我们需要进行纵向研究来分解这些过程，因为当前的研究依赖于对不同年龄群中个体的横断研究，而不是生命阶段中的个体变化。
总结
在西方社会，人们对外貌的担忧已经达到普遍深入其各个生命阶段的程度，这使得许多研究者和社会评论家将其对外貌不满看作一种正常现象。那些受影响最大的个体体验到的担忧和抑郁，导致他们在各个生命阶段从事不同的活动。其中一些行为可以看作是有利的，如中等水平的锻炼；但其他一些行为则更需要人们关注，如为控制体重而进行限制性的或不健康的节食、过度锻炼以及吸烟。在更小年龄群中，越来越普遍的危险行为尤其需要人们关注。然而，当前这种对外貌担忧的“流行病”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健康心理学家和健康推动者忽视了。
本章摘要
◆ 西方社会中对外貌高度担忧的人数量已经达到了流行病才有的比例。罗丹等人发明了“标准性不满”这一术语来描述这种现象；
◆ 外貌担忧研究的焦点主要是身体外貌对自我知觉的影响，以及外貌对他人行为的影响；
◆ 影响外貌担忧维持和发展的许多复杂因素自童年早期就已出现了，其中包括认知过程、情绪反应、家庭环境、生活方式、同辈价值观、他人反应、社会文化背景、实际身体外貌和发展阶段。
讨论
◆ 外貌的“标准性不满”是人类经验中的固有部分，还是我们时代的产物？
◆ 他人的反应和与外貌相关的自我知觉，两者之间可能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 关于你对自己外貌的感觉，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
◆ 外貌问题对你健康行为的影响程度有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