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性和复原力的心理预测因素
外貌担忧领域的研究，无论是关于可见差异者还是关于广大公众体验到的外貌担忧，都主要集中于其消极体验，强调所经历的问题的负面影响。然而，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例如在英国，在对唇裂和腭裂协会成员进行的一项调查中，70%的被试报告说，唇裂和腭裂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积极结果（Cochrane和Slade，1999）。施特劳斯提出了一个问题：尽管文献证明有颅面病的人面临着大量的挑战和问题，但是，为什么其中有些人还是成了对社会有贡献的富足的人？（Straus，2001）很明显，虽然缺陷有可能控制当事人的生活，但大部分人能良好应对。近几年来，重视积极体验的人数不断增长。这一趋势产生于不同的来源，其中特别明显的贡献来自某些有缺陷的个体，他们认为过分强调缺陷的问题和困境没有益处，因为这种观点是病态而消极的；同时，英国和美国的外貌研究者也已关注如何解开影响适应的复杂因素之谜多时了。
病理学取向的选择
在解释适应的个体差异时，关键是要确定哪些保护因子能够对增强或削弱的外貌担忧起到缓冲的作用，并且要找到容易使个体受到有关外貌的社会和文化压力伤害的诱因。不了解适应的复杂性，我们就无法积极应对，为卫生保健举措提供有益的帮助。艾塞尔曼认为，我们也有道德义务考虑缺陷个体生活中的积极方面。他指出，在制定政策和保健（措施）时不应只基于存在的问题，应该平衡考虑可见差异者的生活（Eiserman，2001）。对研究中使用的测量工具问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争论。大多数现有量表都可以被看作消极的，它们集中于心理不健全和功能紊乱方面。外貌研究中心的许多研究者对使用这些量表感觉到不自在，因为他们认为被试在回答问题前没有感觉到抑郁，甚至很可能在调查结束时才感到了抑郁。可见，将积极和消极体验都包括进去的研究焦点使得我们需要发展更平衡的新型测量工具。
由于可见差异者和普通人的体验有相当高的一致性，本章会适当地同时考虑影响这两个群体的复原力和痛苦的因素。这样做所产生的一个吸引人的附带结果是，能够将那些可见差异者的担忧置于主流人群对外貌担忧和不满意的“标准”水平，而不是将有可见差异者区分为一个独立的“异常”群体。
增强复原力
为了尝试解释有可见差异个体对生活中的压力和紧张的缓冲过程，一些外貌研究者将注意集中于“复原力”（resilence）这个特质。库珀（Cooper）将缺陷情境下的复原力定义为“增加自信以应对社会和心理压力的能力”，或是“承受打击、直面挑战，不管发生什么事都相信自己的能力”（Cooper，2000）。布拉德伯里（Bradbury）发展了一个有吸引力的概念，他将复原力类比作围绕个体的一种力场，它可以作为一个“防水层”，将来自他人的消极反应和无处不在的夸大外貌美丽的媒体信息毫无伤害地反弹回去。
尽管我们对复原力有一个普遍的认识，但对复原力的构成成分却有很多种不同的描述。穆拉迪安（Mouradian）将复原力的“基本”成分概括为积极的自我理念、有效的社会技巧和社会支持，在她看来，这些因素可以将对颅面异常适应良好的个体和那些体验到更多削弱性问题的个体区分开来（Mouradian，2001）。在对面瘫者进行的8个系列电话访谈中，迈耶森（Meyerson）确定了影响复原力的因素，包括：家庭支持、理念、幽默、自我感觉、特殊技能、决心和社会网络（Meyerson，2011）。在一个未公开发表的、对8个被试进行的定性访谈研究中，赖特（Wright）确定了积极应对的三个主要方面：“弹性人格”（包括自信、高水平的社会性、良好的幽默感以及面临挑战的易患病体质）；来自家庭和朋友的高质量的社会支持，强调常态而非差异；有效的社交技巧。她发现，从具有先天缺陷或后天缺陷的个体中获取的复原力的成分没有显著的差异（Wright，2002）。
关于身体意象，汤普森等人对解释个体差异的变量做了一个权威的综述，这些变量包括大量的社会因素、人际影响因素（如同伴、父母和陌生人），以及行为和自我认知加工因素（Thompson等，2002）。
根据来自普通人群样本的数据，卡尔提出了对低水平的外貌担忧有贡献的四个自我系统方面的因素，即高自尊和自我效能感、“功能性”应对策略（卡尔认为其包括乐观的归因风格、有效的社会支持、积极使用冥想和放松、锻炼、问题解决的认知策略、重构和分心）、“适应性防御机制”以及指向未来的人生观（Carr，2004）。卡尔还提到了特质理论，他认为根据大五人格的积极适应性可以确定出高复原力的人格：外向性（有较好的社会适应和成功的人际关系）、高水平的情绪稳定性（良好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经验开放性（与创造性和专心致志有关）、宜人性（与利他主义和良好人际关系有关）、尽责性（预测学业和职业表现）。卡尔推测这种人格类型与神经生理相关，他同时也概述了其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Carr，2004）。
本领域的工作依然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可能对许多还未涉及的问题感到困惑，例如，复原力到底应该被看作一种人格特征、应对策略还是一种资源？它是否可以遗传？哪些方面可以传授或是可以后天获得？这一极有发展潜力的领域需要更多的投入。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也得到了相当丰厚的回报，许多人认为至少某些相关技巧是可以后天学习的，并且/或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英国慈善组织“改变面部”，就急需研究来报道其工作。这一慈善团体的主要目标就是为寻求帮助的个体提供三种类型的复原力：
◆行为复原力（成功与他人交互以及处理他人对可见差异反应的能力）；
◆认知复原力（以支持性和积极的方式使用自我交谈的能力，不断挑战自己关于“长相异常就意味着二等公民”的假设）；
◆情绪复原力（对自己感觉良好并且能够成功应对困境的能力）。
但是，在我们都追随流行的“复原力”研究之前，还应该考虑问题的另一面。太关注对某种特殊复原力的渴望是否有潜在危险？这一取向可能使转变者（及适应良好者）产生一种价值评判，即有压力的人应采用特定的方式应对，如果没有达成这种积极的适应，可能会导致他产生负罪感。
引发外貌痛苦的因素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继续确定加剧或减轻外貌痛苦以及促进积极应对的因素。我们将这些因素总体上归为以下几类：
◆与生理和治疗相关的因素（包括可见差异的病因、范围、类型、严重性以及治疗历史）；
◆人口统计学和社会文化因素（包括年龄和发展阶段、性别、种族、社会阶层和文化环境、来自父母、同伴和媒体的影响）；
◆心理因素和过程（包括自尊和自我意象、感知到的他人观点的重要性、认知过程、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
可见差异的病因和生理特点
与外行人和许多卫生保健提供者的预期相反的是，大量研究、临床经验和个人记录都表明了缺陷的程度、类型和严重性不能预测适应（Rumsey和Harcourt，2004）。相对于客观的观察者和临床医师的评估而言，个体本体对自身差异有多大程度被他人注意到的主观感知，更能预测其心理和身体意象紊乱（Harris，1997）。
有关可见差异的病因在身体意象苦恼和心理社会适应中的作用，在文献中一直有争论，一些作者热衷于总结先天的和后天的缺陷所产生的影响。纽厄尔对相关研究的有益综述和方法上的批评，避免了简单化的区分。他主张研究有一致结果，即患有先天性缺陷或意外伤害引起的缺陷的个体，比那些患有皮肤病或因手术引起的缺陷的个体体验到的紊乱要少（Newell，2000a）。然而，相关研究数量较少，因此无法对研究方法、测量工具和结果进行直接比较。
多数研究者都同意“先天”和“后天”这一笼统分类作用有限，应该受到抵制。正如纽厄尔和其他研究者指出的一样，那些具有先天性差异的个体有更多的机会将自己异常的外貌包含进身体意象中、习惯于他人的反应以及获取有效的应对策略。然而，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因为某些先天性疾病在生命进程中会逐渐变得明显起来（例如神经纤维瘤）；而有些缺陷虽然在个体出生时很明显，但进行手术修正后就不太明显了（例如裂唇、先天性颅缝早闭）。那些有后天缺陷的个体不得不处理他们的情感，关于疾病爆发时的境况以及先前外貌的丢失，并且对改变进行明确叙述以及将其包含进身体意象中。布拉德伯里讨论了有关意外的外貌改变的问题。身体外貌的改变可能导致所有人身体意象的深度分裂，且对许多人而言，它可能一直是主要的危机（Bradbury，1997）。那些因为具有生命威胁性的病情（如癌症）导致的可见差异的个体，他们与外貌相关担忧可能受到抑制或复杂化，因为他们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疾病。在头颈癌病例中，患者会面对与饮食和说话有关的术后困难，并且害怕疾病的进一步复发，所有这些都会恶化或降低患者与外貌相关的担忧。
然而，即使像“皮肤病”这种更特定的分类也可能掩盖重要的差异。波特等人将患有白癜风或牛皮癣的两个群体与控制组进行了比较。他们发现相对于控制组，两组被试都表现出较低的自尊水平，但患有牛皮癣的被试比患有白癜风的被试反映出更多的偏见，包括受到他人的打量以及工作中体验到的歧视，他们在对障碍适应性的测量中得分也较低。研究者推测，对牛皮癣较强的可见性解释了这一群体遭遇的较多的困难。此外有大量证据表明，具有波动性的疾病（如牛皮癣）可能会让患者表现出特定的困难，因为这些病情的可见表现不具有可预测性，他人的反应可能会不太一致，因此患者必须准备应对来自不同群体的反应（Porter等，1986）。
尽管少数研究证明，在比较患有2种或3种特殊病情的群体时研究者发现了差异，但拉姆齐等人对大量有不同水平的外貌痛苦和健康问题的门诊病人进行了研究，并没有发现病因和痛苦之间有明确的关系；相反，该研究强调了各组人群中个体不同的适应程度（Rumsey等，2004）。
虽然不知情者普遍认为缺陷的病因和程度与抑郁高度相关，但实际证据却提供了另一幅景象：当特定病情可能对当事人带来特殊挑战时，这些挑战激起的是一系列的反应而非抑郁或适应的预测性模式。
差异的严重性、可见性和易改变性
从直观上讲，缺陷越严重，受影响个体似乎越可能发生适应不良。然而，有证据表明缺陷的客观严重性并不是痛苦水平的较好的预测因素（Moss，2005；Rumsey等，2004）。相反，自我觉察到的缺陷的严重性和相信他人关注自己外貌的程度，能较好地预测适应（Rumsey等，2004）。因为测量工具的问题（如，对严重性的定义和评定），我们还难以确定严重性和痛苦之间的具体关系。据莫斯最近报告，他通过对400多名等待进行整形和重塑手术的患者进行研究发现，患者在自我评定中觉察到的严重性与适应显著相关。这些自我评定能解释20%的变异量（Moss，2005）。对客观严重性的评定（由临床医师完成）表明，严重的缺陷和轻微的缺陷与较低的外貌痛苦程度相关，中度缺陷与较严重的痛苦程度相关。然而，临床医师的评定只能解释5%的变异量。
对外貌严重性的判断（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可能受外貌缺陷对他人可见程度的影响，许多评论者认为差异的可见性可能与体验到的痛苦程度直接相关。影响到面部的可见病情是被公认的特别令人痛苦的，尤其是当疾病影响到眼睛和嘴巴——它们是社交中他人注意的焦点（Bull和Rumsey，1998；MacGregor，1970）。如果是面部的大部分区域受影响，那么在大多数社交场合，外貌差异很可能会直接显露，但其他情形（如手部受伤）则较不会直接显露，只在少数场合才会被注意到。然而，与直觉不同的是，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差异对个体的影响，发现那些清晰可见的差异相比于只在某些情况下明显的差异更具有预测性且更容易处理。兰斯当注意到，轻度缺陷即使不会导致更多焦虑，也会引起与高可见性病情同样多的焦虑，因为这可能造成他人反应的较大的可变性。这种不可预知性导致患者缺乏控制感，造成他们焦虑水平提高（Lansdown，1976）。同样，麦格雷戈注意到，具有明显缺陷的个体比那些差异易见性较低的个体体验到了更为一致的消极反应，这使得他们能够发展出更一致的和更有效的应对方式。
可见差异需要通过使用化妆术、弥补术、衣服或发型来进行遮掩。然而对某些人来说，化妆可能会带来某些自身问题，如与自我表现和统一性（“大家是否对我的外貌做出了反应？”）有关的问题、在社交中对经过化妆后的形象的过度依赖、对“真相”被发现的恐惧。
外貌整体对身体意象的影响
大多数研究者都回避外貌整体对身体意象的影响这一有趣的问题，并且由于测量困难的原因，我们仍需进一步探讨对与可见差异之外的其他外貌相关因素的调适。研究者产生了疑问：与他人的反应相比，如果受影响的人在其他方面具有吸引力，那么这种差异是否会或多或少产生影响？肖为此进行了一个研究，他使用5种颌面损伤中具有其中一种病情的儿童照片，而这些儿童或被评价为有吸引力或无吸引力。他发现，整体吸引力会影响人们对友谊和社交性的判断（Shaw，1981）。托拜厄森和希伯特注意到，整体的吸引力水平高可以补偿轻度的可见性先天差异，使得整体外貌被感知为有吸引力的。直观地看，外貌因素确实在这一平衡中起了一定作用，但这一假设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那么自我感知呢？如果当事人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具有吸引力，那么可见差异的影响是否会得到改进？斯塔尔（Starr）在受裂口影响的患者样本中没有发现任何差异（Starr，1980）。然而，纽厄尔发现这些研究存在许多方法学上的缺点（Newell，2000a）。尽管本领域只有几个研究是关于那些差异能被他人可见的个体的，但有迹象表明，在主流人群中，对外貌的自我感知比客观评定更能预测痛苦水平（Feingold，1992）。然而，考虑到对适应有影响的大量潜在因素，对个体差异的考察，不能只解释可见的身体特征或是觉察到“不正常”，还必须考虑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的影响。
社会文化和人口统计学因素
本领域研究者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在解释个体如何体验身体外貌和可见差异以及他人评价时的差异时，都归结为社会文化因素（如种族、文化、性别、社会阶层和年龄等）的作用。研究者目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从种族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适应中存在的差异。目前，关于种族间差异的一小部分研究与体重担忧有关（Duncan等，2004）。然而，针对外貌的其他方面的研究还很少。目前的少数研究表明了社会文化差异；例如拉克（Rucker）和卡什发现，美国白人比非裔美国人对整体的身体外貌有更消极的认知和评价（Rucker和Cash，1992）。同时，施特劳斯也发现，在以色列的西方犹太人、亚洲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对先天性异常原因的解释，以及对复原和社区整合的取向方面存在差异（Strauss，1985）。虽然我们承认在当前理解上存在巨大差异，但先天可见异常、后天可见差异以及一般群体的外貌担忧的细微的文化和社会差异仍没有得到考察，需要进一步研究。
• 年龄和性别
发展阶段和性别在外貌适应中的地位及其交互作用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尽管有些证据支持大家普遍认可的假设，即外貌相关的抑郁在青少年和年轻女性中最普遍，但是也有证据表明，在所有年龄段和男女两个性别群体中都发现了高水平的抑郁。关于性别尤其难以达到一个清晰的结论。布朗（Brown）等人对260名烧伤个体的研究揭示，调适过程不仅包含了大量复杂的变量，其中也有性别的作用。回归分析表明，较低的功能性残疾、较多的消遣活动、较大的社会支持、较少的回避性以及较多的问题解决应对方式能够解释适应变异量的55%。对男性而言最有力的预测因素是较低的功能性残疾，对女性而言则是问题解决应对策略的使用。在一篇文献综述中，纽厄尔也总结道，性别在可见差异适应中的作用的结果也是互相矛盾的。他还推测，影响男性和女性与更好的心理社会适应相关的变量各不相同。
• 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
考察身体不满意水平的差异可能归因为社会阶层的研究有限，并且研究结果还有冲突。研究发现，在社会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上学的学生对其体重担忧水平较高（Wardle和Marsland，1990）；然而，其他研究却没有发现这一效应。罗宾逊认为，通过杂志、广告牌、电影和电视可以将体形的理想标准传播得相当普遍，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各阶层之间的差异可能是最小的。哈里斯和卡尔对一般大众的外貌担忧进行了研究，发现外貌担忧与社会经济水平或生活状态都不相关（Harris和Carr，2001）。
拉姆齐讨论了采取美容手术和畸齿矫正术来改正感知到的外貌缺陷的差异率。在英国，国家健康服务中心会提供治疗以改善所有的后天缺陷以及大多数的先天性异常。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中心会给无客观缺陷（也就是说，“异常”是旁观者可见的）的个体提供美容手术。在美国，许多手术都没有被包括进健康保险或国家卫生保健体系之中，并且手术费用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负担不起的。对那些低收入个体来说缺陷意味着严重的经济问题（Strauss，2001），因此一些干预措施只能成为“精英”的选择。我们需要考察不同卫生保健系统中对治疗进行提供和分配的影响。然而，一些评论家认为，整形手术的广告越多，能够负担得起的人采取的整形手术越多，对自己长相不满意以及对缺陷更为接受的个体就越有压力越要进行整形手术。
• 社会支持和家庭环境
人们普遍接受社会支持在各种情境中作为一个积极资源的益处，并且高质量的社会支持普遍被认为是一项资产，在危机时刻扮演压力的缓冲器。
廖西发现，得到较高水平的社会支持的外貌担忧个体，其社会焦虑和社会逃避都会处于一个对其有利的水平。较低水平的社会支持（支持性关系的数量和对感知到的支持的满意度）是用以预测对外貌不满程度的重要因素。研究数据表明，较高质量的社会支持与较有利水平的自尊结合在一起能够阻止个体的抑郁，即使他们拥有功能不良的外貌图式（Liossi，2003）。
在外貌担忧情境下，社会支持是如何向个体提供保护性作用的？鲍迈斯特（Baumeister）和利里推测，社会支持的用处在于它能增加个体的受尊重感（Baumeister和Leary，1995）。廖西提出，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够促进有效应对策略的发展，例如，促进个体更好地面对恐惧的情境。个人记录证实了对熟人感觉自在的益处，熟人被认为能够通过表面外貌看到个体内在的“真我”。然而，讽刺的是，外貌担忧可能会限制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发展和维持，如同抑郁会导致社会逃避和退缩一样。贝克（Baker）发现，积极的社会支持能够帮助头颈癌患者在治疗后的6个月尽快地恢复（Baker，1992）。烧伤儿童和青少年也报告了相似的结果（Blakeney等，1990）。奥尔（Orr）等人考察了感知到的来自家庭和朋友的社会支持对烧伤青少年和青年人身体意象、自尊和抑郁的影响，他们发现感知到的来自朋友的支持是积极适应的决定因素（Orr等，1989）。布朗等人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那些对烧伤适应较差的个体感知到的来自朋友、家人和同伴的支持较少（Brown，1985）。
对外貌担忧者来说，伴侣和家庭成员可能是其最主要的支持提供者。然而，他们通常也是影响外貌相关抑郁的发展和维持最主要的因素，尤其是在其儿童期和青少年期。麦格雷戈和他的同事探讨了父母向有面部缺陷的子女灌输外貌重要性的害处（MacGregor等，1953）。这一观点在身体意象文献中产生了反响。卡尼·库克（Kearney-Cook）强调了父母对孩子的体形和身体特征的确定性反应的重要性，以及父母对自己的外貌的批评性观点被儿童内化的危险。她指出在当前人们对外貌普遍不满意的环境下，许多儿童是由本身就对自己身体不满意、持批判态度的母亲养大的（Kearney-Cook，2002）。斯莫拉克等人发现来自母亲的语言批评与青少年和年轻人的身体意象紊乱相关，女性中的这种相关比男性更强（Smolak等，1999）。
尽管缺乏特定的研究证据，但毫无疑问，家庭育儿的实践中存在相当多的可能影响外貌的痛苦或适应的变量。这些因素包括那些影响儿童的价值感和自尊建立的更持久的因素，而不是身体外貌（例如，社会情境中对“装门面”赋予何种程度的价值，强调身体外貌形象对媒体形象的追逐）。同样，具有可见差异的儿童或青少年的家庭在处理缺陷的方式上各不相同。例如，有的家庭对差异和相关问题进行过公开讨论，有的家庭则没有。子女获取治疗的方式也可能会有影响，比如父母如何告诉自己的子女他们需要进行治疗，怎样交流关于进行外貌提高治疗的动机（Hearst和Middleton，1997）。
根据临床经验，波普（Pope）觉得先天颅面异常儿童的父母应该完成一系列重要任务，以实现对有缺陷儿童最优化的适应。这些任务包括积极适应有可见差异儿童的降生，建立牢固的亲子关系，形成向亲戚、朋友和陌生人解释差异的有效方式，防止对儿童的过度保护，处理其与治疗相关的压力，接受子女治疗前后的外貌，为子女进入新环境做好准备，如新学校或新社会群体（例如，处理同学问题的策略、如何处理他人嘲笑、与同学建立友谊的方法），对自我批评的儿童要提升其自尊，随着儿童或青少年的成长要增加对治疗的投入度（Pope，1999）。在列举了波普这一系列深有见地的建议之后，我们又对所有儿童父母（不管子女有无可见差异）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即保证身体外貌最多只在中等程度决定其自尊。
认知过程在适应中的作用
在缺乏相关研究证据的当下，许多身体意象和外貌研究者都假设，外貌担忧的脆弱性和复原力中包含了大量的认知过程。例如，廖西在对青年人定性访谈时发现，大量的认知策略可以维持或加剧人们对外貌的关注。这些认知策略包括对他人行为高度警惕的倾向；进行社会比较，导致受影响个体感觉到自卑和不够好；对事件进行消极归因分析。例如，一个被试曾描述道“……人们故意盯着我看，让我感到尴尬。他们说：‘看他，身上没有一点儿肌肉，太瘦了，连小姑娘都不如！’”。
廖西提供了其他认知歪曲的例子，包括过度概括化：“长相好看的人什么都有…女人、钱…整个世界都在他们脚下。”这些人习惯采用选择性的消极关注点且喜欢小题大做；那些身体满意度高的人则会接受和重视自己的外貌，既认可外貌差异也认可外貌优点。喜欢美貌的社会偏见受到了积极挑战：
这很不幸，在当今社会，人们已经忘记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他的内心，而非外表。如果我们学会爱自己和接受自己，那么我们就能开始爱我们的身体，无论我们的身材、体形或肤色是什么样的……
女性需要勇敢地站出来，停止按照社会设定给我们的标准生活……节食根本没用，减肥也不会带给你真正的幸福。
不可否认，我们渴望澄清认知过程的作用及认知过程间的关系，因为这方面了解的增加有助于提高以认知过程为目的的干预效果。
• 自尊
自尊被定义为“与他人进行比较时，对自己重要性、价值、胜任力和成功的自我评定”（Coopersmith，1967）。廖西指出对自尊的研究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作为一种增加或降低个体自尊的过程的结果；第二，作为一种自我动机（个体倾向于维持或增加对自我积极评价的行为方式）；第三，作为一种缓冲器（提供对伤害性体验的保护）。所有三个方面都与外貌研究潜在地相关。研究发现自尊水平与身体不满意高度相关，特别是对女性而言（Ben-Tovim和Walker，1995）。对男性来说，证据并不清晰，尽管明茨（Mintz）和贝茨（Betz）发现在男性和女性中都存在这种相关性（Mintz和Betz，1986），正如廖西的研究结果一样。外貌满意/不满意与自尊之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要更多的研究。那些对自己外貌不满意的人可能会将这种不满意表现到自我的其他方面，他们对自己的评定更消极，并会体验较低的整体自尊。另一种情况是，个体的积极自尊也可能导致他对外貌更满意，或者他会认为自我的其他方面对自尊有更重要的作用。据哈特报告，那些相信外貌决定其自我价值的青少年比那些相信自我价值决定外貌的青少年拥有更低的自尊水平和更高的抑郁水平（Harter，1999）。
至于自尊作为缓冲器的作用，一些研究者主张，自尊通过自我服务的方式影响反馈过程以保持积极的自我观（Baumeister，1997）。具有高自尊的人相对于低自尊的个体，更可能将外貌相关（以及其他）的反馈感知为与积极的自我观一致，从而怀疑消极反馈的来源以及获取自我的其他重要方面来抵消消极观点。其他研究者认为，高自尊的人比低自尊的人有更稳定的自我感、较少的情绪变化（Liossi，2003）。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利于保持情绪稳定以经受人生挑战。也有研究表明，高自尊个体有更强的自由支配的适应性“认知资源”，这能够使他们更有效地处理困境以及外在压力。格罗根认为有利的身体意象与对自我的积极情绪相关，同样有关联的还有在社会情境中的自尊和力量感（Grogan，1999）。廖西的研究中，几个被试谈论到个人应对处理外貌信息的方式负责任：“大众对于苗条的迷恋不能完全归咎于节食和时尚业。我们自己才是让它们商业化的人，我们购买这类的杂志、饮食书籍和健身器材”（2003：105）。
• 对外貌的评价水平
一些研究者认为，了解自我感知中与外貌相关的成分，是澄清为什么有些人更容易产生外貌抑郁的关键。现在的研究兴趣集中于外貌在自我概念中的相对重要性以及个体对自己的外貌进行积极或消极评价的程度。人们对外貌的评价还受到其接近或是远离内化的文化理想标准的影响（Altabe和Thompson，1996）。在任何时候，与外貌相关的自我表征都可能起一定的作用，从而在工作自我概念中扮演一定的角色（Higgins和Brendl，1995）。因此，个人的外貌感知在参与和评价社会活动的卷入程度时会很不相同，对社会交往后的记忆解释也不同（Moss和Carr，2004）。专家推测，通常一个人认为外貌越重要、评价越消极、与理想标准差距越大，他的适应性就越差。以下重要方式会使外貌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和易于被消极评价，即在社会交往中的积极或消极体验、对他人觉察到可见差异的严重性和可见性的主观感知以及社会比较过程（Green和Sedikides，2001）。
为了进一步解释在身体满意或不满意方面的个体差异，一些研究者（最引人注目的是卡什在1996年的研究和他与同事在2004年的研究），将重要性和效价概念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提出存在一种与外貌相关的认知图式，它会导致人们对外貌评论注意的敏感性以及对他人反馈的加工的解释偏差。马库斯（Markus）将自我图式描述为“对自我的认知概括，来自过去的体验，组织和指导个体的社会经验中与自我相关信息的加工”（Markus，1977）。图式由结构（联想网络）和内容（理念或原则）两部分组成。如果说某人在某一维度上存在图式，该维度会被认为是他的自我概念中的非常关键和重要的特征，而非图式化的人则没有这样的特征。因此，如果一个儿童的外貌是其消极评论的焦点，那么他会发展起一个以该消极方面为特征的图式。通过不断地重复，他就会更快地、更有效地把自己看成不被接受的人，这种想法会成为对各种情境反应的自动化思维。通过图式包含的信息类型（例如功能不良的态度和消极的自动化思维）、图式的组织方式（例如信息结点之间的关联强度）和图式中对信息的加工方式（例如使用过度概括、选择性提取等）发展出了病态倾向并得到保持。
在卡什的身体不满意认知行为模型中，他提出个体的身体外貌图式来源于过去经验，并受到人格特质和身体特征的影响。来自各个方面的关于外貌的环境刺激会激活与外貌相关的或身体意象图式，既而又反过来影响情感和行为（Cash，1996）。卡什和拉巴奇（Labarge）认为在拥有这种图式的个体间，他们的自尊与对身体外貌的情感紧密相关（Cash和Labarge，1996）。研究结果也大大支持了卡什模型中的各种因素，尽管对整个过程进行全面检验仍然面临着挑战。在考察关注体重的女性和无症状的一般女性对外貌和健康相关的句子进行解释的研究中，杰克曼（Jackman）等人发现，关注体重的女性表现出与自我消极身体观一致的信息加工偏向（Jackman等，1995）。在其他研究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如库珀对模棱两可的人际情境进行解释的研究（Cooper，1997），坦特勒夫·邓恩（Tantleff-Dunn）和汤普森对信息的选择性注意和回忆的研究（Tantleff-Dunn和Thompson，1998），伍德（Wood）等人与阿尔塔贝和汤普森对模棱两可的外貌和非外貌相关语句进行补全的研究（Wood等，1998；Thompson，1996）。廖西发现，对自己外貌担忧的个体相对于那些对自己外貌不太关注的个体，有较高水平的外貌图式和心理抑郁，以及较低水平的自尊和社会支持。她在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时发现，外貌图式是外貌不满意最显著的预测因子。结果表明在认知上对外貌赋予更大重要性的青年（他们的外貌图式水平较高）更容易受到消极情绪的影响，自尊水平较低，体验到更多的心理抑郁和对外貌有更多的不满意。她的研究结果与认知理论家们（例如库珀）的发现一致，即坚持适应不良的外貌相关态度包含外貌决定个体价值的观念。
• 与他人比较
对适应、外貌和可见差异感兴趣的作者们倍加关注的另一过程是社会比较。社会比较理论主张，我们一直在将我们的特点、长处和缺点与他人比较，以此来确定我们在社会环境中的相对地位（Festinger，1954）。这一过程是自发的、省力的、无意的、普遍的。想要知道与他人相比自己做得如何，会显著增加压力的不确定性，这是令人不舒服的。下行（有利）比较是同比自己糟糕的人进行比较（“由于癌症我失去了一部分面部组织，但比我在诊所里见到的其他人要好得多”）。上行（不利）比较是同那些自己感知较好的人进行比较，其适应性更小。例如，有令人信服的研究表明，媒体形象对女性如何感觉自己的身体起到重要作用（Grogan，1999），如果人们选择模特或是影视中偶像的理想化外貌作为比较的相对参照点，那么很可能会导致对自身外貌的更不满意。
研究者发现，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程度和喜欢进行上行比较或下行比较的倾向均存在个体差异。在吉本斯（Gibbons）的一个研究中，被试反映的进行下行比较的程度与他们展现的积极情绪或健康有正相关。斯托默（Stormer）和汤普森对162名大学生进行研究发现，相对于其他潜在预测因素（如受人嘲笑的历史和对与吸引力相关的社会文化压力内化的水平）而言，进行外貌比较的频率能够解释身体满意水平的较多变异，并且控制了自尊和体形指数后，比较频率能够解释32%的变异（Stormer和Thompson，1996）。毕比（Beebe）等人发现，当让那些对自身外貌非常担忧的女性对他人进行评价时，她们认为别人也有相似的问题并且对外貌也非常重视。她们会比那些对外貌较不关注的对照组进行更多的社会比较，并且认为社会比较的重要性同自我评定一样（Beebe等，1996）。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不同方式可以解释一些对外貌满意或不满意的变异。汤普森认为这方面还需要进行更多研究，特别是频繁的上行比较对适应的影响方面的研究（Thompson，2004）。
• 乐观
在健康心理学中，目前人们达成的共识是，面对逆境时，保持乐观有利于人们适应周遭。例如，乐观的人在遇到重大事件时较少为此生病或感到抑郁（Carr，2004）。尽管目前学界还缺乏针对与外貌相关的乐观研究，但来自评论者的有关缺陷后适应的轶事性报告表明，对生活持有乐观态度的个体能够较好处理可见的差异带来的后果。对本领域研究有促进作用的另一个诱人之处是，一些研究者认为乐观主义是可以教授的。例如，心理学家塞利格曼制订了一套计划，帮助成人和儿童将其悲观的人生观改变为乐观的人生观（Seligman，1998）。因此，尽管有关乐观和外貌相关适应之间特定关系的研究较少，来自相关领域的足够证据却似乎表明，该结构应该在不多的有助于复原力和部分解释适应的个体差异的影响因素之列。
• 应对风格
研究者考察了适应和不适应的应对方式与身体意象担忧、有缺陷个体的适应之间的关系，虽然大部分研究证据是轶事性的（Moss，1997）。直到最近，研究者才认为使用否定或逃避的应对方式在缺陷情境中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些策略被认为进一步加剧了特定情境下人们的恐惧，并限制了更有效的策略的发展。然而，皮勒莫（Pillemer）和库克认为，对一些有面部异常的儿童来说，否认策略可以作为一种防御机制来保护他们的自尊（Pillemer和Cook，1989）。罗宾逊和其他研究者还发现，回避行为（例如，在可能会引起尴尬的情境下），就更广义的应当策略而言，也可看作一种有益的应对策略。他们建议，干预并不是排除那些被认为适应不良的特定应对策略，而应该集中于个体能够自由支配的多种应对技巧，以增加受影响个体灵活应对自己的情绪变化，以及多变的且通常无法预测的社会情境的要求（Robinson等，1996）。
尽管使用特定应对方式的适应情况还值得怀疑，但我们能从应对文献中不断发现一些有用的见解。福琼等人对95名牛皮癣患者进行了一项前瞻性研究，他们使用“COPE”中四个条目的亚量表测量“积极的重新解释和成长”，探讨“对抗性成长”，其定义是分析消极事件的益处的能力。在6个月后的跟踪调查中他们发现，18%的被试被确定表现出这种结构的标志。作者报告说这一被试群体的特点是，牛皮癣发作的时期都是他们相对年轻的时候，并且他们对自己病情都抱有现实态度（特别是承认这是一种慢性病，极易复发并难以治愈）。与最近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疾病的临床严重性不是有效的预测指标，焦虑和抑郁的测量，以及性别或社会经济地位也都不是有效的预测指标。研究证据再一次证明了认知过程在复原力和抑郁中的关键作用。
• 社会交往技巧的作用
有可见差异者所体验到的许多困难都集中在受影响者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行为的复杂性方面，因此这两个方面是许多研究的焦点。害怕他人的消极评价和回避社会情境，与他人的实际行为相比，似乎在威胁身体意象的社会困难中有更重要作用（Newell，2000a），并且有效的社会技巧应包括对他人的行为和反应负责。
帕特里奇解释道，“你会被仔细审视，公众的脑海里会自动化地对你的长相和性格特征做出假设。这样的联系很少是讨人喜欢的，并且它会持续很久，除非你对它们进行挑战”（Partridge，1990：123）。
有人提出了有说服力的意见，认为良好的社交技巧会使可见差异者产生更积极的社交体验和更好的适应（Rumsey等，1986；第4章）。帕特里奇（在私下交流中）描述了他自己是如何从烧伤后的自觉和恐惧中变得更自信的：
“我发现如果我有一个强烈而积极的态度……一个非常大的‘如果’……我就可以通过控制自己的行为来改变别人对我的反应，特别是在会面的最初重要时刻。我尝试了各种不同水平的目光接触、握手、语言力量和肢体语言，最终我能够掌控与他人的相遇。”
研究者还证明，社交技巧训练对可见差异者是非常有益的（Kapp-Simon等，1992；Robinson等，1996；Rumsey等，1986）。类似的干预措施对其他的外貌担忧的潜在作用还有待探讨。然而，克罗泽（Crozier）报告了令人充满希望的结果，他使用类似的方法解决了深受害羞之苦者的社会逃避和消极自我感知的问题（Crozier，2001）。
总结
最近，研究者开始致力于探讨与外貌有关的有助于复原力或使痛苦加剧的影响因素和过程。本章汇集了当前有关适应的最可能的猜想和思考。然而，认为只存在少数几个变量间简单直接的关系的想法是天真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根本的因果关系如何，以及各因素对适应的相对贡献如何，还没有答案。与教养、过去经验、自我意象，以及如何看待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和他人的反应等相联系的认知过程相当复杂，其间的循环关系令人兴奋。虽然完全清楚地了解该过程还为时尚早，但无论是对外貌研究者，还是对那些对适应成分和健康感兴趣的人而言，前程都是光明的。
本章摘要
◆多数研究都只针对与可见差异和外貌担忧相关的困难，但是个体差异相当大，且有些个体能够积极适应；
◆与早期强调与缺陷相关的问题不同的是，研究者现在将更多的努力集中于影响积极应对的相关因素，并运用此指导干预；
◆缺陷的生理特点（病因和严重性）在适应中的作用相对较小，尽管可见性可能会使问题更严重；
◆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在适应中的作用较小。但是，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了解个体文化背景的影响；
◆对某些人来说，外貌是其自尊中较重要的方面，并且可以控制社会信息加工；
◆对身体不满意水平较高的个体倾向于更多地与不合适的目标进行上行比较；
◆高质量的社会支持和社交技巧有益于积极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