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貌担忧的支持和干预
前几章我们着重探讨了有可见差异者及普通人对外貌担忧的特点，并指出有必要从全体人群的角度把它看成一个连续的整体。但是，如何解决它？我们应该对有这些担忧的个体提供什么样的支持与干预？以下，我们将批判性地考察英国现有的支持和干预。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允许自己奢想了一个“理想世界”，并对如何提供最好的医疗提出了建议。
本章首先探讨了大多数个体解决外貌不满意的各种方式，他们或通过改变自己的身体外表从而改变自己对外貌的强调及自己对外貌评价的认知过程。其次，我们考察了社区可以提供的有限的支持资源，尤其是越来越普及的“快速解决”的干预方式，如手术性或非手术性整形，并考察了解决外貌担忧的有效性。之后，我们重点关注自助团队和慈善组织提供的对可见差异者的护理和支持，以及通过卫生保健服务提供的生物医学治疗。最后，我们阐述了生物医学模式的长处和局限，以及使用“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潜在优势。
针对大众人群的支持和干预
与人们对外貌异常者的担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社会存在一种忽视一般大众的外貌担忧的程度及其破坏性影响的倾向。只有那些得到专业护理和支持的个体是例外情况，但这些个体处于外貌问题连续体的极端，被诊断为患有饮食失调或身体畸形恐惧症（指个体想象出或过分夸大可见差异）。读者可以参阅菲利普斯和维尔（Veale）最近对身体畸形恐惧症的精彩论述（Phillips和Veale，2004）。
对外貌的自我管理
当人们表达对自己外貌的不满时，他们大多没有寻求或得到这方面的任何专业帮助或支持。有些人找到了自己的方式，解决实际外貌和理想外貌之间的差异，如将时间和金钱投资于美容产品、服装、发型和健身。其中一些活动明显益于健康（如保持健康饮食），有些活动则可能有害健康（如暴晒于阳光下或服用合成代谢类固醇）。实际上，从事这些行为的个体是为了改变形成外貌自我评价的客观信息（他们在尝试改变自己的身体外貌）。个体尝试改变或控制外貌的活动可能仅限于这些，对多数人来讲，这些活动是令人愉悦的，有时还是社会性的。
然而，其他一些人除去（或取代）对外在的、客观外貌关注外，还尝试通过改变对自己外貌的认知、评价和观念来调解现实与理想外貌之间的差异。实际上，他们进行改变外貌的价值和重要性认知过程或是在自己和他人之间进行比较之前。在这一过程中，有一系列的资源可用来帮助他们，包括自助材料，如卡什的《身体意象练习册》（1997）（见表6.1）。
虽然研究表明，自我指向的认知－行为计划可能与在临床医生指导下的干预一样有效（Cash和Strachan，2002），但是大多数自助材料还没有进行系统评估，并且倾向于只关注个体对待体形和体重的态度。
一些个体寻求进一步的支持和干预，如通过社区组织，拜访通科医师（GP）或寻求手术性和非手术性整形。虽然本章中将这些不同渠道看作独立的选择，在实际中个体也许会同时从事多种活动，并且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重要人士和媒体的影响。
表6.1 身体意象练习
注：这一自助形式发展于专家使用的身体意象治疗计划，包括一本练习册和最小限度地与专家联系，以及通过定期电话得到鼓励，已经有研究表明这一自助形式能够降低外貌投资，提高身体满意度（Cash和Lavallee，1997）。
自助和自愿支持性团体
与提供给有缺陷者支持的组织数目相比，提供给无可见差异但也受外貌困扰个体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和自愿性的支持却较少。明显的例外是，大量组织为对体重担忧人群提供了广泛支持。瘦身俱乐部如“体重监察室”向人们提供饮食建议和指导，但更重要的是提供社会支持和与有相似情形的人相遇的机会。很明显这是一种极受欢迎的方式：根据该组织提供的数字，单在英国每周就有6 000多个体重监察室聚会。为了回应英国社会对肥胖率关注的增加以及超重个体体验到的痛苦及偏见，2002年英国成立了慈善组织“关注体重”，向超重人群提供论坛，让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还向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和公众提供教育，包括肥胖成因和对肥胖个体的管理。同样，也包括对超重儿童和成人的治疗计划进行发展和评价。同时，也有为饮食障碍群体成立的自助和自愿支持性团体，但是，无可见差异者有关外貌的其他担忧却可能不适合这种方式。
基层医疗服务
患者可能因为大量（直接或间接的）与外貌担忧有关的身体和社会心理的问题寻求基层医疗服务。确实，一些通科医师在会诊后认为这些外貌方面的疾病只是皮肤方面的问题（Papadopoulos和Bor，1999），一些人可能被转借给专科医师，其他人则可能在这一水平上进行处方治疗，或因不需要干预而流失掉了。对那些外貌问题没有达到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NHS）治疗标准的人的服务是有限的。在适当地自我管理如控制饮食和加强锻炼方面，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信息和建议。有趣的是，当今英国政府的政策将注意力和基层医疗资源首先放在日益增长的、与健康密切相关的肥胖率上，这种鼓励超重者寻求帮助或参与减重行为的做法也表达了对外貌的关注。
手术性和非手术性整形
外貌的某些问题（如一个人鼻子的形状），如果不通过外科手术就不会得到改变，但是人们往往又达不到进行整形或重塑手术的标准（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提供免费手术的范围极其有限）。于是，那些对自己外貌不满意但又达不到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标准的个体越来越多地开始寻求私人整形。在别处寻求帮助的个体可能会认为，整形手术会诊是他们的外貌担忧得到认真对待的唯一方法。整形手术可能很具有吸引力，因为个体所期望的结果可以很快达到，并且做出整形的决定也相对容易，个体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相反，通过健身或饮食改变体形可能是一个缓慢、费力的过程，需要持久的意志力和投入。
珀楚克（Pertschuk）等人在1998年的研究表明，寻求私人整形治疗的群体近几年发生了改变，私人整形不再被认为是精英和富人的专属（Sarwer，2002）。然而，巨大的花费使得整形对许多人来讲仍然是一项“不必要”的消费和奢侈行为。萨维尔和克里兰认为市场及媒体宣传、较少入侵性、更安全的手术是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实施手术性和非手术性整形的原因（见表6.2）。
没有疾病的个体愿意经受手术性或非手术性治疗的内在风险，这也可以看作他们渴望改变自己外貌的证据，并且这大都是永久性的改变。凯茜·戴维斯（Kathy Davis）认为进行整形手术的女性越来越多了，这标志着她们正在掌控自己的生活，她们在崇尚吸引力的文化里将自己的机会最大化（Kathy Davis，1995）。有趣的是，做过整形手术的人中，是有些人乐于公布这一事实，然而更多的人却不想让他人知道——这也许是因为她们希望自己（同有可见差异的许多人一样）看起来“正常”而不是“特别”，她们不想太出众；或者因为她们害怕被谴责为虚荣。对那些为了“审美性”缺陷寻求治疗的个体而言，我们更应该鼓励他们接受自己的外貌，而不是去接受整形手术（Oberle和Allen，1994）。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他们对整形手术的需求还会继续增长。
表6.2 整形手术最新趋向
萨维尔等人宣称“整形手术可以被看作心理干预，至少是对心理产生影响的外科手术”。有许多研究考察了个体进行整形治疗的动机、体验和满意度。这些研究表明，整形手术在提升个体对接受治疗的身体部位的身体意象和满意度上通常是有效的，对身体其他部位的不满意没有增加（Sarwer，2002；Sarwer和Crerand，2004）。但是，考察整形手术的长期影响的研究却比较少，所以，一旦外貌改变，早期的“欢快”逐渐消逝后，感知到的治疗益处能否保持我们还不清楚。同样，研究也要考察选择进行非手术性整形（如肉毒杆菌治疗）而不是手术性治疗者的心理问题，虽然萨维尔和克里兰认为，萨维尔的整形手术和身体意象模型对这两种类型的手术同样适用（Sarwer和Crerand，2004）。
随着进行这些治疗的人数日益增加，不可避免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会遭遇到手术失败的风险以及治疗的副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手术者的后悔和自我责备的可能性就很高，个体也许会责备自己做了一次“不必要”的手术。虽然没有得到支持性证据，休斯发现越来越多已经做过整形手术的个体正在通过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寻求外科整形手术，以“更正”或“改进”以前的治疗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失败的整形手术吸引了媒体的关注时，我们却缺乏对这些体验的社会心理影响的研究。但是，人们对这些问题意识的提高，使得为这种情况下的个体提供适当支持成为可能，同样也需要在进行这种手术前给予个体真实的知情权。例外的是，有小部分研究考察了进行乳房移植物抽取手术（过程类似于移植手术）的妇女的体验。根据美国整形外科医生协会提供的数据，2002年，有43 000多名女性进行了移植术，1998年只有32 000人（Sarwer和Crerand，2004）。英国国家乳房移植注册处2004年提供的数据表明，2002年只有10 000多名女性进行了乳房移植术。这一数字还包括1 414名进行移植物重置手术的患者和79名进行移植物抽取却没有重置的手术的患者。但是，这些数字并不代表所有情况，因为在英国移植手术注册是自愿的。沃尔登（Walden）等人认为移植术对个体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那种感觉类似于因为癌症治疗失去乳房。令人担心的是，进行过乳房移植的大多数女性都可能在某一阶段遇到这种情况，因为，她们大约每隔10年就需要对乳房移植物进行重置。这一领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试图改变身体外貌（包括整形手术）或改变与外貌相关的观念及评价并不是普通人独有的，那些在外貌上只有某一方面缺陷的人也会寻求外貌其他方面的改变。马克·克兰克描述他与患有神经纤维肿瘤的个体生活在一起时的体验，清晰地表达了这一观点：“我知道我不喜欢我面部的哪一部分，但这也许不是最‘异常’的地方，因为说服外科医生可能是个艰巨的任务——‘我知道我的额头布满疤痕，但我不在乎，我真正想要的是将我的耳朵移动2厘米！’”（Lansdown等，1997）
针对可见差异者的支持和干预
来自社区和自愿团体的支持
对有可见差异担忧者提供的许多支持来自慈善性组织的自愿团体如“改变面部”和“让我们面对它”等机构，以及特殊病情援助团体。著名的“豚鼠俱乐部”可能是第一个与外貌有关的自助团体，其成员在二战时期进行了首创性的整形和重塑手术。这样的组织通常会提供有关信息和一对一的或是团体性的支持。通过营地的形式，提供给大部分因为烧伤或癌症造成可见差异的儿童和青少年的支持越来越多，这种形式类似于美国的夏令营。
支持团体的优点有很多。首先，这或许是个体第一次遇到有相似外貌问题的其他个体的机会。重要的是，这是个可以提供与他人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忧虑的机会，这些人是家庭成员或朋友以外的其他人，他们可能对这样的境况也同样担忧。其次，这也是共享应对策略的机会。这些策略或多或少是有效的，它们或是实用性的（如提供如何化妆的建议）或是情感上的（如提供支持）。重要的是，这些团体可以提供给个体在医院及治疗紧急时期外的持久性支持。他们也为个体的家人和朋友提供支持，这对有社会情境焦虑的个体极其有价值（进一步讨论见帕特里奇和纳什在1997年的报告）。很明显，人们对这种团体的需求量很大，他们的不断壮大就足以证明其成功——“让我们面对它”这个机构最初成立于英国，现在其分公司遍及美国、澳大利亚、挪威和印度（Piff，1998）。
但是，当一些人活跃于支持性团体时，其他一些人却因为害怕被看作带有污名的团体成员，不但没有参加，还主动逃避这些团体（Rumsey和Harcout，2004）。接近和参加这样的团体可能是一项令人畏惧的体验，尤其是如果个体害怕别人评价自己的外貌，以及先前结识新朋友时有过消极体验。帕特里奇和罗宾逊总结了烧伤支持团体的潜在问题：个体会与团体其他成员进行外貌比较，并且认为或早或晚自己的外貌也会成为这个样子。而且，潜在危险是，团体可能将工作重点集中于消极体验，因此体验可能会变成“沉迷性”的而不是治疗性的；而且，个体也有可能会受到其他成员消极体验的负面影响，例如对渴望已久的治疗结果的失望（Partridge和Robinson，1995）。
最后，我们必须清楚了解患者本人和个体向团体提供支持的动机，以避免任何可能的、对他们自己或团体成员有害的影响。专业人员、家庭成员和朋友也许会感到进退两难，既想给个体提供支持，又不想他们对自己产生过度依赖。还有一种危险是，团体非但不能促进外貌的多样性，特定病情团体实际上也许会促进不同病情者的孤立隔离。
但是，支持团队和个体提供的支持工作（包括临床医生和卫生保健专业人员的营地工作和一般性工作）常常都没有得到评估（Strauss和Broder，1991）。在找出其需要提高和改变的地方的同时，他们成功的工作经验将是有益的。例外的是，库珀和伯恩赛德（Burnside）对成人烧伤支持团体进行了回顾式调查（Cooper和Burnside，1996）。在帮助个体为参加团体做准备的一对一会面结束后，个体都倾向于参加团体的工作。重要的是，这些团体立志于既对团体成员的需要做出灵活反应，同时作为一个整体，又要对所有烧伤个体进行统一标准化治疗，使得患者更容易接受。成员都很看重团体作为资源的有效性和机动性，以便他们在烧伤后的任一时间都可以寻求帮助，而不仅局限于创伤后初期。此外，他们也重视领导这些团体的成员。其他团体的成员（Wallace和Lees，1988）则偏好由他们自己来组织团体，而非专职人员。这就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普通人能否推动由外貌缺陷者组成的团体？”最终是推动者的技术（而不是外貌）决定了团体的成功和持续。
但是，团体支持并不必须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适合的方式，库珀和伯恩赛德的评估发现，成员偏好在较私人的单独会面时谈论敏感话题，如性和亲人丧失（Cooper和Burnside，1996）。相反，马登（Maddern）和欧文指出团体性会面对一些人则更可取，因为他们发现单独会面的想法让人相当不适。“改变面貌”组织为人际或亲密关系有问题的成年成员提供了有关亲密性的工作坊，提供包括肢体语言和交流技巧、讨论外貌和预见他人需要。需要重申的是，这一形式并不适合于每一个人，更合理的是提供多种形式的心理社会支持。
支持团体可以为更多个体提供帮助，但最好只是作为综合支持体系的一部分。虽然团体和组织可能会鼓励个体改变自己对待外貌的态度，对个体处理他人反应提供无价的支持，但是受可见差异困扰的个体，仍然可能会通过卫生保健系统提供的各种选择，寻求改变自身身体外貌的方式。
卫生保健组织的干预
• 基层医疗
在英国，卫生保健组织（如专家治疗中心和门诊）提供的干预措施（本节中概括的干预措施）通常由通科医师进行评估，因此他们在医疗提供中具有关键作用，是专科医师服务的“守门员”。克莱韦（Kleve）等人报告，转介给专家支持服务的有可见差异者中，有1/3是经由通科医师介绍的，这表明周边地区的卫生保健组织已经意识到这种支持的必要性和实用性（Kleve等，2002）。但是，因为专家支持服务不是广泛提供的，我们并不清楚其他地区的通科医师怎样处理外貌问题。布鲁姆菲尔德等人的研究表明，患者感觉到基层医疗没能满足他们对支持的需求，这意味着基层医疗还有待改进（Broomfield等，1997）。
查尔顿（Charlton）等人建议通科医师探究患者的想法、问题以及期望，以便对他们的缺陷和任何预期的外貌改变有共同了解（Charlton等，2003）。通科医师需要较好地了解身体意象不满、对社会功能的可能影响以及支持和干预的有效方法，但是，这种方法的问题是外貌相关问题，可能会被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包括通科医师）忽略或轻视。他们也许不是故意的，但这却反映出在识别和处理心理社会和外貌问题时他们对自信的缺乏。尽管大量的患者有某种可见差异，一名通科医师只可能照料2—3名有严重面部缺陷的患者（Clarke，1999）。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不应注意到外貌问题，因为可能很多患者虽然没有可见差异，但仍然有显著的与外貌相关的痛苦。
麦格罗泽集中探讨了通科医师提供给外貌担忧个体治疗的潜在作用。他认为通科医师比专科医师在评估缺陷的个体影响时更为成功，因为专科医师只是依靠简短的会诊而不是与患者长久的关系和联系（McGrouther，1997）。但是，事实上这种理想的医患关系会因为通科医师紧张的会诊而受到损害，开始朝向团体基层医疗发展。这意味着关系的持续性得不到保证，因为许多病人可能同通科医师中的任一位见面，而每一位医师对外貌重要性的认识以及治疗的选择都有自己的判断。与专科医师相比，他们也可能对有特殊外貌问题的患者了解或接触有限，而专科医师会对有可见差异的大多数患者进行会诊。幸运的是，心理社会问题在专家会议和相关的杂志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因此我们希望专家会诊对他们治疗的病情可能产生的心理影响有更强的意识。但是，我们的研究数据（Rumsey等，2004）表明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
基层医疗没能讨论或解决外貌相关问题的原因在于资源有限的压力，如员工时间和物理空间（Bradbury和Middleton，1997）。紧张的卫生保健环境（包括通科医师诊疗室和门诊部）需要充足的时间和私人空间，以促进敏感的私人问题的讨论，如与外貌相关的问题。通科医师诊疗室可能是获取资源的有效的且容易确认的地方，这些资源包括自助文献和为患者、其家庭成员以及照料者提供的信息，但很显然，此环境对心理社会治疗和支持的帮助需要进一步得到研究以及临床观察。
• 医疗和手术干预
毫无疑问，外伤或疾病诊断后治疗的主要目标是保存生命、恢复生命功能以及适当地控制疾病发展速度。第二、三级服务提供的手术性和医学治疗的发展意味着，许多以前被认为“不可治疗的或不能做手术的”疾病现在可以进行生物医学干预，但这也许会导致明显的疤痕或缺陷。例如，严重烧伤者或癌症患者也许会进行根治手术，结果可能是导致患者会失去机体功能，外貌也发生改变。治疗有很多益处，尤其是挽救生命；但这种治疗也许会在解决了一种疾病或问题后，又带来另外的问题。
第一阶段以后，对患有先天性疾病如酒红斑（只改变外貌而不是机能）的患者进行治疗（包括外科手术、药物和激光治疗）的目的是美容，患者通常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需要进行多重手术。包括对伤疤进行“修整”或“完善”，对先前治疗的审美结果不满意的患者可能会受此吸引。
• 重塑和整形手术
重塑手术的目的是恢复器官形状或展现某种身体特征，包括一系列技术如皮肤、组织的移植，将器官组织从患者身体的某一部位移植到另一部位；还包括现有组织扩展，用以增加可用皮肤数量和移植。重塑手术不能重造器官原有特征或恢复其原有功能。整形手术技术则是修改现有组织，包括吸脂、丰脂以及耳鼻手术。
人们对整形或重塑手术结果的预期可能会特别高，而它对身体意象的影响是复杂的，包括身体、心理以及社会因素（Pruzinsky，2002）。最近几年，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逐渐将这种手术纳入医保范围。在英国，2001年至2002年间有15 000多名患者进行了某种重塑手术，并且，基于其产生的可以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和身体意象的益处，现在重塑手术已经成为许多患者的标准医疗选择。例如，英国国民健康保险政策宣布，医疗机构必须对所有因为乳腺癌进行乳房切除手术的女性提供乳房重塑手术（NHS执行组织，1996）。
做出任何治疗决定都可能是困难的，对改变外貌的治疗如整形和重塑手术做出选择尤其会有压力，因为美容效果是不确定的。例如，治疗后疤痕形成瘢痕疙瘩（疤痕凸起或变色）的程度很难预测，即使个体可以同以前的伤疤进行比较。这些手术也存在像其他外科手术一样的潜在危险，并且，当患者渴望改善身体某一部位的外貌时，可能会付出在移取捐献组织的地方产生新疤痕的代价。这些情况应该对潜在患者解释清楚，以使他们有合理的期望，并且做出充分的知情选择。这些干预要求患者有较大的投入，因为手术通常都是复杂的，在达到可接受的结果之前需要进行几次手术。而且，患者必须做出困难且复杂的决定，尤其是在创伤情境下，如刚刚做出诊断、事故发生后或是在持续进行的一系列的令人痛苦的手术中。如被诊断为患有乳腺癌后患者通常会考虑进行重塑手术，以及进行手术的多种选择，包括手术时间（立即的或是延迟的）和手术类型。哈考特和拉姆齐发现，许多病人迟迟不做出进行乳房重塑手术的决定，直到认为手术能够成功或是其不得不需要进行癌症治疗。一些人还报告感觉到压力过大，在这样的情绪状况下，他们对未来的身体外貌不能做出复杂的决定（Harcourt和Rumsey，2004）。
被普遍认可的这种手术的心理益处大部分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证据的支持（Harcout和Rumsey，2001；NHS执行机构，1996）。一项前瞻性研究（Harcout和Rumsey，2004）发现，虽然乳房重塑手术对许多女性来讲是有帮助的和有益的，但有些人却不得不应对持久的不适感和手术造成的大片疤痕。这通常被认为是疾病治疗和恢复容貌“付出的代价”。同时，抑郁水平和身体意象满意度的变化在支持和反对重塑手术的两个群体中并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重塑手术并不是治愈乳房切除手术引起的抑郁症的万能药（Harcourt等，2003）。
重塑手术什么时候才能在本质上完全属于整形手术，这一问题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虽然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对整形手术有明确规定，然而人们对此也有争议，比如根据其心理获益性，一些手术如文身移除或乳房缩小术，能否更容易地获得实施（Horlock等，1999；Klassen等，1996）。指导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提供重塑手术的国家方针目前正在改进中，因为现在资源满足不了需求，并且似乎各地区的政策都不一样。最终，因为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提供整形和重塑手术的决定仍然以生物医学模式为基础，所以手术的批准会根据机能问题而不是心理问题。例如，如果肩痛和背痛则可以进行乳房缩小手术，而以机能为基础则很难允许进行隆胸手术。然而这两种情况对个体的社会焦虑、自我意识、生活质量和性行为都有同样的负面影响，并且研究者根据观察医疗结果和患者满意度发现，这两种手术有效性都比较高（Shakespeare和Cole，1997；Young等，1994）。限制这些手术的决定可能会令人沮丧，因为这些手术有积极的心理效应，而常规手术的结果却不太令人满意（例如对疤痕进行一般性修饰）。
根据手术对问题（心理或身体问题）影响的可能性的治疗比根据病因进行治疗的医学模式更合乎逻辑。同样，根据对缺陷程度的客观评价就预先提供特定的手术也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样排除了对那些缺陷严重性不大或缺陷面积较小但心理抑郁较严重的患者的治疗。如果我们根据感知到的心理需要分配服务，那么它也许会促进自我报告测量方法作为筛选工具的使用，问题是那些寻求手术者可能很容易就提供了增加治疗可能性的反应，因为这些测量（如《德里福德外貌量表》《一般健康问卷》）的措辞通常清楚地显示出何种反应表示痛苦的增加。
最后，整形和重塑手术的持续发展引起了过多的伦理和道德困境和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例如对唐氏综合征患者进行的面部移植和外科手术。
• “预防性”手术
近几年医学界一项特别令人感兴趣的进步是有了降低危险或“预防性”的手术（如乳房切除手术），它们为那些有高风险患各种疾病（特别是癌症）的人提供了选择。在缺乏诊断的情况下，这些可能会引起外貌改变的手术的心理社会影响仍然有待观察，因为大量的文献结果是模棱两可的。例如哈彻（Hatcher）等人的一项前瞻性研究总结到，预防性乳房切除手术也许能够为患者带来心理益处，对其身体意象也没有任何消极影响（Hatcher等，2001）。一项回顾性调查（Hopwood等，2000）发现，这种手术只会造成轻微程度的身体意象破坏，虽然在经历降低生命威胁的乳房切除手术之后，超过半数的被试感到自己的身体和性吸引力降低了，只有小部分女性反映有严重的身体意象担忧和失望。同样，在佩恩（Payne）等人的研究中，大约5%的被试表示后悔决定做这样的手术。虽然乳腺癌的危险降低了，但他们的悔意主要集中在身体意象和性方面，尤其是在患手术并发症、对美容结果不满意、布满疤痕和感觉丧失等（Payne等，2000）。一项长期的追踪研究进一步显示，1/3的患者在进行过预防性乳房切除手术后其身体意象满意度下降（Frost等，2000）。很明显，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考虑和实施降低危险的手术的患者人数增加，此领域还需要进一步得到研究。显然，考察进行这种手术的患者需要获得相关详细信息，包括治疗对身体意象的影响和治疗前后的适当支持（包括咨询）。哈彻和法洛菲尔德（Fallowfield）认为支持团体会产生帮助，因为许多女性报告她们并不知道还有她人进行过这种手术而感觉到孤立（Hatcher和Fallowfield，2003）。
• 激光治疗
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提供的治疗干预并不都是手术。用来治疗酒红斑的激光治疗最初被赞誉为“治愈的奇迹”，患者对这项治疗时间较长并且令人痛苦的手术的期望值很高（Augustin等，1998）。但是，激光治疗的结果是不均衡的，手术很少能将斑点完全消除。汉森（Hansen）等人评估了脉冲染料激光治疗对酒红斑患者的长期心理影响，62%的被试报告说斑点颜色有所改进，但是很少被试报告酒红斑组织或大小有所变化；大多数人报告说治疗没有显著影响自己与他人的社会交往（Hansen等，2003）。也就是说，该治疗对病患心理社会问题的影响较小。
修饰服务
• 化妆服务
卫生保健组织也会对患者提供弥补性手术和化妆服务，实际上他们也渴望掩饰自己的外貌。对自己外貌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可能会使用这些服务，以降低外貌的直接影响，尤其是在社交场合。重要的是要记住，修饰性技术的使用绝不只限于有可见差异者，我们会根据对场合的评估和希望展示的印象来修饰或掩盖我们的外貌。
服装能相对容易地掩盖影响肢体和躯干的缺陷，但面部缺陷通常较难遮盖。面部或身体上的色素紊乱（如白癜风或酒红斑）通常可以通过化妆有效掩盖（Harris，1997），然而一些病情却很难用这种方式进行遮掩。例如，牛皮癣的鳞片使化妆成为难题，尽管它不是解决不了的问题。与整形手术不同，化妆不能消除缺陷，只是对其进行遮盖。在英国，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提供的用于面部和身体的化妆服务由英国红十字会实施。对酒红斑的患者进行的研究发现，女性相比男性更可能采取化妆来遮掩（Lanigan和Cotterill，1989）。这也许反映了男性不愿意使用与女性气质有关的产品的现状；或者，也许化妆作为一种可能的干预策略，总被较频繁地提供给女性而不是男性。也有研究表明化妆服务并不总是提供给老年人，可能因为人们有这样的错误观念：老年人与年轻人相比，对皮肤病的可视状况担忧较小（Spicer，2002）。
根据之前提供的框架，化妆可以或多或少掩盖外貌缺陷，继而影响个体接收到的关于自身外貌的认知表征和反馈。因此拥有众多的应对策略被认为有较积极的心理社会结果。化妆可以看作提供给个体的众多策略的一个有用的附加，从理想化角度讲，它应该作为标准治疗的一部分提供给所有患者。
但是，化妆并不完全是有效的补救措施，不一定能够解决患者对外貌的焦虑。一项对皮肤修饰服务进行的评价提供了明确的证据，报告反映个体对服务的满意水平较高，增加了在社会情境中的自信，减少了逃避行为，然而被试对外貌的核心理念和社会焦虑水平仍然保持不变（Kent，2002）。的确，对化妆服务的促进也许鼓励了这样的理念，即应该隐藏或矫正可见差异，而不是促进个体对外貌更广泛的接受。
当人们过于依靠化妆时，这就成了一个问题，人们会感觉到如果没有化妆就不能面对任何人。同时它也会带来自身问题，如与统一性和“真我”有关的问题、社会交往中过于依赖化妆后的形象、逃避“揭露”性场合（如游泳）、害怕“真相”被发现（Coughlan和Clarke，2002）。如果对化妆使用不当还会引发进一步的问题，使得他人对缺陷更加注意而不会分散注意力。不适当的着装也会产生同样的问题，如为了掩盖胳膊和脖子上的缺陷，经常穿长袖、套头高翻领外衣，即使是在炎热天气里。当发生这样的情况时，化妆则可能被看成是逃避策略而不是积极的应对策略。
依赖于化妆的个体可能也会发现他们自己正面对一个有趣的两难境地，起因于理念和行为之间的不一致。他们认为外貌不重要，但实际却尝试获得一个理想的外貌形象。化妆是为了获得“正常”外貌，而社会观念却认为外貌应该是“朴实”的，对化妆过度明显的使用可能被某些人解释为对外貌的过于关注。很明显，这一困境并不只局限于那些有缺陷个体。
• 弥补术
弥补术也可以被认为是修饰的一种形式。在一些情况下，如经历乳房切除手术后，患者可能选择使用义乳填充而不是进行重塑手术。在其他情况（如经历低位截肢手术后）下，重塑手术是不可行的，弥补术也许是目前唯一的选择（Harris，1997）。弥补术的目的不仅在于使个体外貌正常，还要恢复其机能，如在截肢手术后的使用。许多人关注点转向了更逼真的假体产品技术的发展，包括与不同肤色进行匹配。但是，虽然假体可以掩盖缺陷，却并不适合每一个人，并且对已适应改变后的外貌的个体也得重新适应使用假体。使用了义乳的一些女性报告说它们不方便、令人尴尬和不适，她们会常常提醒自己经历的手术，并驱动自己选择重塑手术（Reaby和Hort，1995）。个体也有可能会将注意力放在掩盖假体上，如同掩盖最初的缺陷一样。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讲，假体已经成为他们整体的一部分，他们偏好展示假体而不是掩藏它们。例如，关于青少年的轶事报告说他们用自己涂成各种颜色的假体进行玩耍嬉戏。麦克拉克兰描述了假体的意义，认为有时候假体会被包含于个体的身体意象中。有趣的是，他引用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女性在假肢重换时比她最初在火灾后进行腿部截肢时还要沮丧。
总之，通过化妆、服饰或弥补术进行修饰在某些情况下明显有益，但它们对受外貌困扰（不管他们是否有可见差异）的个体来说，这并不是解决遭遇到的所有问题的万能良药。
生物医学取向的局限性
上述手术和医疗的干预是由基于生物医学模式的卫生保健系统提供的。毫无疑问，生物医学干预为许多患者带来了益处，其中一部分是通过修正他人反馈形成了自我评价（关于身体外貌的事实）。重要的是，治疗的成功并不仅是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的主要目标，通常也是患者的目标。当现代卫生保健基础的普遍理念还是“解决”时，生物医学干预也许是可用的和提供给个体的唯一选择，他们也许不会意识到还存在其他选择。但是，这些干预并不是通用治疗，生物医学取向还存在一些局限。许多患者报告说他们术后自尊水平提高了、对外貌评定更加积极了、社会自信也增强了，但是这些结果并不明确，手术益处不能得到保证（Hughes，1998）。
主要的问题是生物医学模式的表面病理学取向，假定严重性和残疾之间存有正向关系（见Clarke，1999）。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可见差异可能对个体产生影响，但他们认为对个体产生的是消极影响而不是积极影响，并且对缺陷程度较严重或缺陷面积较大的个体的消极影响更强。将这些观点转化到医疗中，意味着缺陷更明显或面积更大的个体会被给予治疗优先权，而那些可见差异面积较小的患者则没有优先权，也被认为不值得进行治疗。但是，如以前章节所表明的，研究证据不一定支持这一假定的简单关系，并且还会重复表明心理社会因素在调适中的重要性。而且，生物医学模式不但假定缺陷严重性和心理社会抑郁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还假定这一关系是单向的。相反，生物——心理——社会取向是双向的，在某些病例中，意识到心理痛苦也可能会影响身体特征（如皮肤病）。
采用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治疗的不足，充分体现在对有外貌相关病情个体的服务中。如前所述，对他们的治疗通常采用手术或医疗干预。事实上，干预的焦点仍然是强调病人在身体上的需求，即“治愈”外貌，使之符合病人觉察到的正常标准（外貌与别人没有明显差异）。它会潜在地假设，任何生物医学干预，只要能产生哪怕是微弱或部分的美容效果，都是令人渴望且值得的。这就助长了消极的刻板印象和对不符合社会苛刻标准的外貌感知，并强化了可见差异者应该渴望无缺陷的外貌标准的理念。同时，随着所有个体（不管有无可见差异）可以选择的手术干预日益增多，“美丽的神话”也更为普及，有关“外貌是重要的”“美丽的就是好的”等刻板印象更为盛行。正如本书所述，个体在认知过程中将自身与文化理想进行比较，由此强化了我们关于“应该寻求任何可能的治疗或手术以改善外貌”的期望。这对那些想等待奇迹改变的人会进一步产生压力，尤其是当他们相信“治愈”外貌缺陷能补救生活中的其他问题时，情况更是如此。有确实的轶事证据表明，当个体意识到令人痛苦的、昂贵的、花费时间很长的手术不一定能让自己达到自己的理想生活时，会体验到打击感和失望感。帕特里奇、布拉德伯里和米德尔顿分别讨论了区分进一步治疗在什么程度上会导致更大的代价而不是受益的重要性（Partridge，1990；Bradbury和Middleton，1997）。当外科医生想继续追求一种理想的美容效果时，许多有可见缺陷的人却只想拥有普通的外貌而不是“完美”，也许他们需要停止手术的破坏性及产生的急剧变化的情绪（Bradbury和Middleton，1997；Pruzinsky，2002）。
生物医学治疗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会越来越多地按方针和协议施行手术干预，这与个性化、以人为本的取向相悖。为了“矫正”外貌，盲目地遵循严格的手术协议（如期望唇腭裂病人在其青春早期做下颌手术）可能是无益的，施行按部就班的手术干预会给患者带来不适当压力，会使当事人难以决定，也会给其日常生活带来相当大的破坏。治疗不是要施行不灵活的医疗方案，而是要根据个体的生理（如成长）和社会心理需要进行计划。
同时，虽然改变身体外貌的选择越来越多，但医疗人员却较少注意到满足个体的心理社会需要，有关施行治疗和护理的更广泛的背景。以下事例可以证明，维持一个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专家的缺陷支持单元只需一小笔费用，而对生物医学干预却要有大笔投入，这反映出在健康问题上卫生保健组织对生物医学治疗比心理社会治疗普遍更为重视。
然而，尽管生物医学干预得到了大笔投入，却不能保证消除患者的身体不满意或使患者的外貌恢复到病前状态。媒体信息以及日益增多的美容和整形技术促成了这样的观念，即外科医生无所不能。这样的例子包括伤疤和皮肤斑点，人们通常认为它们可以被移除。但是治疗后带伤疤生活的人数是很多的：在发达国家，每年有1亿人身体上会留下伤疤（Sund，2000；Bayat等，2003），其中大约有8 000万人是因为手术，有1 100万人的伤疤是早已形成的瘢痕疙瘩（凸起和变色）。事实上伤疤通常可以得到改善（让观察者不至于太注意），这一领域医学和外科手术的进展受到了广泛欢迎（Partridge和Rumsey，2003）。腹腔镜外科技术的发展潜在地减少了手术大切口，从而降低了疤痕的发生率。但是，这种技术仍然不可能完全移除身体上的疤痕，而且病患心理上的伤痕（包括对导致这些伤疤的可能的创伤性情境的记忆）通常还会继续存在。
重要的是，患者与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对任何生物医学治疗目的和潜在结果的理解也许有冲突。外科医生和其他卫生保健专业人员认为“更好”意味着伤疤或斑点的面积缩小或减少或凸起，患者却可能认为“更好”就是指治愈或伤疤完全消除。当患者对治疗的期望和理解同医师的观念不一致时，斯托利对患者的潜在失望做了一个生动的个人解释：
从技术上讲，外科医生做的工作已经很完美了，我可以通过鼻孔呼吸了。但是，我对美容效果仍有点儿失望——我有了一个鼻梁，但我的鼻子仍然是平的。我认为，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应找出原因并推荐一系列的手术来解决它。之后，我很快认识到我的假设是幼稚的。如果我想让鼻子更好看，就不得不让外科医生为我做进一步的手术。（Lansdown等，1997）
处理患者对结果的期望已成为这一领域健康专家的主要挑战，健康心理医生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
在采取更全面的治疗取向时，医生会意识到确定心理问题的必要性，并且提供适当的医疗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除提高心理幸福感外，德罗普金建议应该用直接的医疗和经济优惠帮助患者调节因治疗导致的外貌改变的消极心理，否则就会导致患者对治疗依赖的减少，从而增加疾病的发生率（Dropkin，1999）。同样，许多手术结果依赖于对治疗体制的持续坚持。例如，做过唇腭裂手术的儿童被要求在术后佩戴畸齿矫正牙套，烧伤病人为了提高伤疤的美容效果需要穿抗压衣。无可见差异个体对治疗不是很依赖，因为他们认为治疗对外貌会造成影响，如开的处方药物会引起体重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