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的更有效的支持与干预
通过考察目前英国对外貌担忧的心理社会支持与干预，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发展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本章所关注的重点是，通过卫生保健系统提供有效的、可获取的心理社会医疗的方法，同时也考察教育干预、媒体与健康促进活动的潜在作用。对进行临床工作和研究的健康心理学家来说，机会是多种多样的。同以前一样，干预可以指导个体改变其客观身体外貌，或是其对待外貌的态度。综合性的治疗应该既强调个体如何与他人相处，又强调他们持有的态度。虽然这里的干预措施是以特定顺序展现的，理想情况是，这些干预应该能同时获得，并且任何有需要的特殊个体都能容易地获得。
改变大众人群的审美观念
改变大众人群对外貌的观念是一项极大的工程，但由于“对（受西方文化教养的）大多数人而言，对自己的身体不满意是其普遍体验”（Grogan，1999：189），因此，这种改变的潜力也是巨大的。
媒体
之前，我们讨论了媒体对外貌相关担忧的发展和强化的影响。很明显，对很多人来说，它可能会产生强有力的模仿性影响。不变的是，在这种情境中提到媒体时我们总是用消极术语进行表达。然而我们仍有机会运用媒体来消除当前盛行的美丽神话，并鼓励大众接受有关外貌的更积极的议程。广告与电视的作用效果都是媒体影响的较好例证。
多年来，理想化的、难以达到的男性和女性形象一直诱惑我们去购买各种产品，从空气清新剂到拉链。实验表明，即使短暂地暴露于这些理想化形象下，也会增加我们的身体焦虑（Halliwell and Dittmar，2004）。但是哈利韦尔和迪特马尔的研究发现，使用“匀称”而非“消瘦”的模特有助于降低这种焦虑。广告商对该研究的结果仍需要测量。近几年，一些成功的广告活动（例如英国的多芬保湿霜）使用了“正常”身材的模特，但这只是特例。显然，要让媒体中使用的模特标准在现实中人人可及，我们还有一些路要走。理想情况是，利用时尚与美容行业的力量不仅要展现更具代表性的形象，而且也要促进人们积极健康的行为，例如提高人们对在阳光下保护皮肤的态度（Carmel等，1994）。然而，娜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声称，这种想法过于乐观，因为美容行业已从外貌不满意女性那里获得了既定的巨大利益（Grogan，1999）。
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虽然一些有害健康的产品广告（例如香烟）在英国被禁，但英国政府目前仍然没有立法来控制或是限制整形手术的广告，尽管其存在潜在风险。相反，这些广告甚至比以前更加显著与普遍。格罗根不能确定，在英国是否有不包含此类广告的针对年轻女性的杂志（Grogan，1999）。此外，在针对男性的逐渐壮大的出版物市场中，这些广告也变得明显起来。电视广告以及公共场合张贴的海报也推动了这些整形手术的发展。目前我们还不清楚，这些广告怂恿个体对自己外貌产生不满意的确切程度。
最近在英国播出的一些电视节目（例如《吃什么你就是什么》和《大挑战》），其目的就是鼓励人们通过饮食与锻炼采取一种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很明显，这些节目的参与者对改变自己外貌的渴望与提高健康水平的渴望一样多，这说明健康行为往往是受到外貌相关因素而非健康理念的影响（Leary等，1994），这些节目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影响观众感知到的与健康生活方式相关的社会规范。由于不断有研究者发现参加锻炼的人比不锻炼的人具有更高水平的身体意象满意度与自尊（Grogan，1999），促进锻炼的干预就是自然的后继措施了。然而，采用媒体信息干预的长期效果我们还不清楚。
针对青少年塑造的媒体形象可能更有影响力，因为这个群体对外貌特别关注。最近美术家马克·吉尔伯特（Mark Gilbert）的画展给十六七岁的青少年群体留下的强有力的印象令人震惊。他们讲述了吉尔伯特描绘的外科患者（许多人患有头颈癌）是如何强烈地刺激他们不要去吸烟（Mark Gilbert，1997）。黑斯特对青年人调查发现，女孩尤其会将杂志等媒体作为获取有关健康问题信息的来源（Haste，2004）。理想的情况是，对于那些潜在敏感的年龄群体，杂志等媒体应该提供给他们关于外貌重要性的其他观点。
针对整个人群进行的媒体活动可以指导个体对外貌的态度，并提高其对外貌多样性的接受。一个名叫“改变面部”的慈善团体最近进行的海报宣传活动，向人们展示了一系列的面部缺陷者，鼓励参观者与他们进行日常互动，并试图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如果你能和我进行眼神交流，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行一次对话”（见图7.1）。这种奖赏/获胜活动之所以著名有两个原因：第一，面部缺陷者有积极形象；第二，对关于那些不习惯同可见差异者相遇的个体在这种环境下应如何做提出建议。这个建议似乎是非常必要的——“改变面部”慈善组织委托“YouGov”在200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如果遇见严重面部缺陷个体的时候，79%的被访者都害怕自己有不恰当的行为。
图7.1 一张整形手术的宣传海报
在2004年，有一个名为《有缺陷的名人》的英国电视节目，它从一个非常著名的演员和模特的角度来描述了可见差异者的生活——剧中的演员和模特在化妆后看起来好像有烧伤疤痕或葡萄酒色斑。这是从早期的心理社会研究到一般大众对可见差异个体的空间关系行为的一个转变。可以说关于具有先天缺陷个体的真实生活体验的纪录片更好、且有更大的效度（如《皮肤脱落的男孩》讲的是一个患有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的男人的生活；《人的一生：在你的脸上》讲述的是一个女人决定不再掩饰自己脸上的胎记）。然而，名人的加入更具有可视性，因此能将节目信息传递给广大观众。我们希望，那些敏感的、知识性节目可以帮助人们改变对外貌的态度，从而提高可见差异者的生活品质。
健康促进活动
贝内特（Bennett）和墨菲（Murphy）仔细研究了媒体在健康促进活动中的运作，但是几乎没有明确针对外貌的健康促进活动。尽管我们越发意识到，许多人参与健康活动是因为他们期望这些活动对外貌产生影响而不是对健康有益（Leary等，1994；本书第2章）。利里等人认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说服人们更多关注自己的健康而非外部形象”（Leary等，1994：467）。然而，由于目前大家对外貌的高度重视，借助外貌作为积极改变健康行为的动机似乎还太敏感。
外貌驱动健康促进活动的一个方面是探讨日晒行为与皮肤癌的关系。英国健康教育机构曾进行以传单宣传为基础的干预活动——“如果你喜欢太阳，请不要牺牲你的皮肤”（Castle等，1999），发现感知到的日光浴的好处（包含了对身体外貌的积极态度）能预测人们无任何保护措施的日晒意图。深化关于暴露于太阳下危险的认知可能会改变这种冒险行为，但是人们对晒黑的态度就像对许多健康行为的一样，非常牢固：美国皮肤病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72%的被访者认为晒黑的皮肤让人看起来更健康。认知（例如关于患癌症的风险）的不断加深也不可能改变这种行为，人们仍然需要改变态度。琼斯和利里认为通过改善有皱纹与衰老的形象能达到这个目的（Jones和Leary，1994）。确实，最近一项针对年轻女性的禁烟活动就是利用了吸烟会给外貌带来消极影响来宣传的。这一措施还是特别有效的，因为它增加了吸烟者的不安，尤其是对我们知道的那些对外貌特别关注的人群。相似的是，英国烟草产品上的健康警告这样陈述：“吸烟导致皮肤老化”，并且一系列相关图片很快被引入了欧洲大陆，其中包括与这条相似的警示语，只是增加了一张布满皱纹的苹果图片。
它的困难是行为改变对外貌的影响不会立即见效。例如，皱纹和衰老是人们将来面临的问题，然而感知到的晒黑、体重控制和形象的益处是人们在短期内就能获得的。而一些人比其他人在健康促进活动上更加开放（Bennett和Murphy，1997），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外貌的重要性决定了人们对健康促进活动的接受。例如，比起那些担心如果戒烟体重会增加的人来说，想要避免提前出现皱纹的人更可能注意到那些集中于外貌问题的禁烟广告。但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最后，针对外貌担忧的健康促进活动确实会强化盛行的消极刻板印象，诸如与衰老和外貌相关的刻板印象。这个矛盾会使我们更大程度地接受外貌的多样性，并消除“只有年轻才令人渴望”的神话。
以学校为基础的干预
学校既为我们提供了教育环境，也提供了社会环境，来帮助人们应对关于外貌重要性的态度和迷思。这一点可能特别有用，因为外貌往往是引发学校中欺凌行为的关键（Crozier和Dimmock，1999）。学校也可以提供机会支持有可见差异的学生，同时帮助其他学生和工作人员（包括教师、餐厅工作人员和管理者等）加入进来并与这些有可见差异者互动，希望这能鼓励他们对外貌多样性采取欣赏的态度。
尽管对外貌的担忧在儿童和青少年中都很普遍，但极少干预是旨在解决无可见差异年轻人的外貌相关问题的。除去下面的这个例子，这是一个以教室为基础的干预，它使用了行动研究方法进行相关设计和评估（Lovegrove和Rumsey，2005）（见表7.1）。
表7.1 一个以学校为基础的干预示例
然而，这种行动干预只可能在那些已经意识到对外貌担忧的青少年其数量巨大、影响严重的学校和教职员工中进行。我们还需要一个合作计划来提高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意识，提供可能的干预，并对学校群体中的此类活动进行评估。
卫生保健系统内的支持
前一章着重指出在任何卫生保健系统中，对外貌问题的心理社会支持都相对缺乏。理想的情况是，与外貌相关的支持应该是所有病情和治疗的常规卫生保健的一部分（Pruzinsky，2002），这就要求所有医护人员必须意识到外貌担忧带来的可能的消极心理社会影响。外貌担忧个体所经历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像严重的性功能问题等）通常不能被提及，除非在常规医疗中有清晰的协议允许对此进行心理评估（通过临床观察或使用测评工具）。一方面，我们要创造一种“外貌很重要”的治疗气氛；另一方面又要注意，不要产生“这种担忧是不可避免的”的想法，其中的困难在于这两者之间要平衡。健康心理专家需要提高卫生保健专业人员的意识，培训职员确定那些可能在进一步支持中受益的个体，同时设计、宣讲和评估适当的干预举措。
廖西讨论了对无可见差异个体的外貌不满意治疗计划的潜在益处。她认为这些计划应该基于认知行为疗法的原则，类似于卡什取向的结构，并且应该着眼于外貌图式、关于身体意象的消极思维、外貌评估中的认知错误、功能不良的行为策略以及因外貌产生的心理抑郁。廖西同时建议，应该鼓励个体通过优化应对策略从而形成一个对待外貌更积极的态度（例如从事某项运动）。这样既对个体身体健康有益，又可以降低其对身体的不满意程度（Liossi，2003）。
提高对可见差异者的支持
前面概述的建议与期望被证明对有外貌担忧的个体来说都是有好处的，不管他们是否有可见差异。另外，我们需要密切注意那些有可见差异者的特殊的个人需要，以使那些能从心理社会干预中受益的个体被区分出来，并给他们提供合适的支持。
在第6章中，我们强调，即使最成功的手术干预也不能消除可见差异的所有痕迹。个体仍然可能拥有一个与“标准”有些差异的外貌，解决他们心理社会需要的干预和医疗是至关重要的。科克伦（Cochrane）和斯莱德（Slade）总结了心理社会支持相对于外科手术干预的益处，他们认为“促进积极评价和适应性应对策略可能与外科手术的客观美容结果一样重要，甚至比其更重要”（Cochrane和Slade，1999：499）。
现在我们考虑了心理社会医疗与支持可以被利用和推广的两种方式。首先，它可以作为常规医疗的一部分提供给所有病人一般性的心理支持（包括治疗急性期或基层医疗）；第二，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由心理学家和经过培训的卫生保健专业人员设计和发表的，以问题为焦点的特殊干预。
虽然这里关注的是卫生保健以及自愿支持组织的作用，但重要的是不要忽略家庭和朋友所给予的支持，比起任何专业人员或机构提供的支持，他们的支持更持久，并且更容易获得。确实，一项关于口腔颌面部癌患者对支持来源评定的研究证实了家人和朋友对患者的重要性（Broomfield等，1997），而来自基层医疗机构、社区护士以及其他患者的支持却都被证实出现了某些问题。
一般性心理支持
根据德罗普金的阐述，经过适当培训的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可以将心理社会治疗融入日常护理中，并且使其完成起来很简单（Dropkin，1993）。例如，在讨论关于管理改变的面貌的应对策略时，同时参与其他的治疗活动（如注意着装的活动）。这使该治疗模型成为最易于达成和实践的治疗模型之一。它也有助于形成患者对外貌担忧是认可的、可信的治疗风气，同时患者能更多地讨论这些问题。
一个综合的心理社会治疗系统包括，在治疗决策决定期间为患者提供必要的支持、保证患者能够获得其需要的适当信息，以及确定需要专家支持的人。
• 确定需要专家支持的人群
对外貌担忧的常规评估是确定谁可能从专家支持中获益的一种方法。理想的情况是，每一个与外貌相关的专业治疗组和咨询师，都应该配备一名指定的心理专家一起工作，诊治每一位病人。然而，资源通常是有限的，因此安排患者与心理学家会面，可以把研究的目标和注意力集中在问题已经明显出现的时段。例如，关于唇腭裂医疗的研究表明7岁~8岁是患者被嘲笑情况发生最多的时期，同时，10岁左右转入新学校对许多青少年来说也是一个特别有压力的时期。这些时期的专家的心理投入是特别宝贵的，在这些时期之外，其他卫生保健人员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这可以让他们很敏锐地确定是否有病人因为自己的外貌而采取回避活动（例如不看镜子里面的自己，避免社会情境），并对任何确实需要支持的患者进行转介。但是，研究表明，我们缺乏清晰的程序来判定谁可以从支持中受益（Clarke和Cooper，2001；Clarke等，2003；Rumsey等，2004），这方面还需要引起人们对这类情境下心理社会问题的关注。
问题之一是，工作人员可能觉得筛选病人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临床医生热衷于标准化的测量，用事先确定的分数线来区分哪些病人需要进一步支持。运用这种“现成的分数”（scores on the doors）是相对快速和合算的，但难以甄别对外貌有特定担忧的人。克拉克提供了一些问题样例，作为甄别外貌担忧的其他方式（见表7.2）。它们由“改变面部”慈善组织编制，旨在帮助卫生保健人员关注患者的心理社会问题。
一旦挑选出可能从心理支持中受益的人，就需要向他们提供转介到专家服务的协议书（如下例所示），以便他们能很快地得到适当的护理。
• 支持患者的决定
许多患者（或者是儿童及他们的父母）可能会面对关于治疗的令人困惑的安排和一系列决定（见第6章），而其他一些人可能不会参与有关干预的决定，尽管这些干预可能对他们的身体外貌产生明显的、有时甚至是永久性的影响。这对那些较“易受伤害”的群体，诸如老人和青少年人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特纳（Turner）等人报告说，在唇腭裂病人中，有23%的15岁青少年感到自己没有参与自己的治疗决定，这意味着此类决定是由他们的父母和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做出的（Turner等，1997）。
表7.2 简便地确定患者外貌担忧的心理筛选程序
并不是所有患者都明白决策责任的重大，他们并不喜欢把需要专业知识的“问题解决”的任务（如找出一个医疗问题的“正确解决方法”）留给“专家”来完成（Deber等，1996）。相反，当选择涉及不同风险和各种权衡，或者当患者有选择的可能时，他们就会想参与决定。而与外貌相关的决定通常是符合这些标准的。例如，选择进行进一步的外科手术来“改善”外貌，就会涉及在感知到的代价与利益之间的权衡。选择特定的手术可能意味着会留下疤痕，替代技术的预期美容效果可能会有变化，当人们决定进行一系列的重塑手术时可能会涉及每个手术时间的选择。全面医疗包括确定患者愿意参与的程度，帮他们促进这一过程，意识到病人参与决策的渴望可能会随时间改变，并根据做出的决定进行医疗支持。
相关的支持应该被用来帮助患者做出决策，特别是对那些做出决策比较困难的个体。人们对实施过乳房重塑手术的103名女性进行了访谈（Harcourt和Rumsey，2004），发现有一小部分人认为做出决策特别困难有两个原因：第一，她们不能确定自己该进行乳房切除手术还是重塑手术，因为这对她们个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她们与那些做出决策相对容易的人形成鲜明对比。例如，一些女性认为不使用假乳对个人而言是重要的，这样能够促使她们相对容易地做出决策，进行重塑手术。第二，那些决策困难的人报告说（其他人，包括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提供给他们的信息和建议增加了而不是减轻了他们的困惑和不确定感。例如：
……我相信他的判断，所以没花太多时间就决定照他说的做。之后，乳房科护士说：“如果你不确定，为什么不先做修复性乳房切除手术，然后再做重塑手术呢？”是啊，这真的使我很困惑，我甚至没有去思考这些，我再次感觉到头晕目眩。我真是愚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Harcourt和Rumsey，2004：112）
与外貌相关的决定是敏感而情绪化的，它们不符合以理性为特征的决策理论。这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决策不是在社会真空中做出的，人们需要注意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和其他重要的人在个体做外貌相关决策中的作用和影响。例如：在上面概述的研究中，卫生保健专业人员使用了“缺陷”与“丑陋”等词语，塑造了关于乳房切除手术的负面形象，影响了女性选择重塑手术的决策（Harcourt和Rumsey，2004）。澄清病人在决策中的优先权、态度、知识和信心是很有用的，可以为他们提供适当的信息。
• 提供相关信息与自助材料
向人们提供清晰的相关信息是一种有益的干预，因为它不需要花费太多金钱或时间，而且对所有人都适用。尤其是考虑到有外貌担忧的人群的数量，如果试图向他们提供所有的心理社会支持（诸如上述的特殊干预），将会是非常艰巨的任务（Newell，2000a）。此外，这样的干预也可能并不适合所有的个体，或者不能满足他们的具体需要。
最佳的治疗模型是，根据患者提出的清晰明确的需要向他们提供信息，然后与患者一起讨论，再进一步就处理方式提出问题或做出解释。施行该模型的方法之一是，弄清楚病人在不同特定时间的信息需求。为了制定和实施有助于这一过程的干预，我们已经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例如，安布勒（Ambler）等人提出了一项干预措施，鼓励患者通过列举出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为会诊做好准备，如有必要的话，可以让一名专业护士作为他们在会诊中的支持者（Ambler等，1999）。这种特殊的干预被用于那些等待检查结果的患者（可能会被诊断为癌症的人），该取向可能在许多其他情形下也是有益的，例如在讨论可行的整形或重塑手术时。
书面信息在进行面对面的讨论中是十分有用的，如建立合适的和首选的词汇库，用以描述外貌和在不同阶段讨论外貌。例如：克拉克和基什（Kish）编制了一本可供父母和子女使用的小册子，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共有词汇，以此来找到一个在社会情境下，特别是在学校中可以使用的应对策略（Clarke和Kish，1998）。
克拉克描述了一组信息，用于社会认知和应对模型，以帮助个体了解他们在社会情境中的问题，修正他们的各种消极理念，并且鼓励他们大量使用有助于自己积极参与病情管理的应对策略（Clarke，2001）。病人所需信息的数量须由“改变面部”之类的组织认可，而所需信息的普遍性需由“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监督组织”认可。这些需求可以被部分看成是个体参与控制病情管理的正面尝试。传单在患者中非常流行，以此为基础的干预既划算又有益。纽厄尔和克拉克对这些自助传单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评估，发现这些传单包含了对焦虑、外貌改变和回避之间关系的解释，并且描述了一系列实用性的认知——行为策略来解决与外貌有关的焦虑（Newell和Clarke，2000）。这个基于纽厄尔的“恐惧——回避”模型（见第2章）的干预措施，对社会焦虑和一般焦虑产生了中等却显著的改善作用。斯派塞对65岁以上的皮肤科门诊患者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1/4的患者都非常欢迎以传单的形式提供与外貌有关的信息（Spicer，2002））。
提供书面信息虽容易，但也有利有弊。在本领域中，对个体尤其困难的是，虽然我们已了解外科手术干预可能存在的副作用和并发症，但其美容效果却不能预测。如果患者不切实际地期望手术结果会与大量的自助材料中的身体形象一致，那么他们就可能会失望。患者渴望医生能够提供大量的术后形象图片，包括体形，年龄和皮肤颜色（Harcourt和Rumsey，2004）。此外，集中于术后外貌的信息可能会使患者在其他方面感到措手不及，例如改变的感觉、身体意象以及因可能出现的不舒服感产生的影响。
音频和视频录像带对患者来说也是有用的信息资源，同书面资料一样，这类信息提供了机会让亲属和护理人员一同参与进来。门诊图书馆或者通过网站获得有质量控制的信息，这些途径都可以提供更多的机会，来整合最好的、不同的信息资料。人们可能会担心这些信息是缺乏根据的，但由可靠的信息机构提供的都是有价值的信息资源。关于其他疾病人群（包括艾滋病和糖尿病患者）的研究表明，对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说，网络是一种有效的资源（Bennett，2004），并且我们有理由认为它可以给那些外貌担忧者提供同样的益处。虽然这些干预的发展和维持需要一定程度的专家支持（Bennet，2004），但互联网有潜力可以为那些受影响者随时提供专业信息，而不仅仅是那些在其所在地区能够方便获取专家服务的人群。
计算机技术在其他方面的进展为信息提供和支持带来了一些创新性的途径。例如：图像变形软件被许多外科医生用来探讨外科手术干预中患者外貌的潜在变化情况。麦加维（McGarvey）等人描述，利用电脑成像技术能够使女性提前做好化疗可能引起的脱发的心理准备。受到心理学家的支持，患者可以在治疗前观看他们脱发的模拟景象。一些心理学家认为，通过观看形象和表达出由此产生的情绪能够使患者预见且更容易地处理真实的脱发情况。然而，研究者对干预的益处和个体差异所给予的轶事而非研究证据表明，这种形式的干预并不适合所有患者，因为他们的信息需求与应对策略各有不同。确实，它可能会提高患者不必要的外貌焦虑，而且在极端案例中，可能导致患者拒绝治疗。另外，这种特殊形式的干预要求大量资源以及相当多的工作人员。此外，体验过化疗导致脱发的患者报告说，无论有多少关于可能脱发的预警，也不能让他们对真正脱发所带来的全面影响做好心理准备（Williams等，1999）。
• 治疗后的支持
对许多患者来说，第一次看到治疗结果或者是被改变的外貌意义重大，也有患者可能因此倍受打击。对222名照料烧伤患者的护士的调查发现，患者第一次看到伤口的情境通常是一件无记录的、无预先计划的事件。受调查的护士认为患者第一次看到了他们改变后的样子，这也许表明了他们都渴望尽快看到自己改变之后的外貌，但这也表明了他们也许还没有做好准备（Birdsall和Weinberg，2001）。然而，这个研究考察的是护士的感知而非患者自己的体验。一项个人调查记录也证明了他们的研究结果，该记录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但通常没有计划的事件（Partridge，1990）。卡瓦斯在1987年伦敦国王大道地铁站火灾中幸存下来了，在其生动、详细的关于火灾后个人体验的记录中，他描述了第一次看到自己脸上烧伤的情境：
“……我设法独自去了洗手间……正在洗手的时候，我突然看了一下镜子，然后看到一个陌生的人正看着自己。我无法相信我看到的一切。我呆立那里很久，一动不动。我就是无法相信这一切。事实上，我把手放在脸上，想确定我正在看着的那个人就是我自己。然后，我感到非常伤心，我意识到我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我靠着水槽，大约有二三十分钟，一直哭泣。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哭。”（Lansdown等，1997：56）
护理方面的协议书各不相同。以对烧伤患者的医疗方式为例，对烧伤压力的护理应该有特定的标准。病人必须做好准备，必须认真考虑治疗的适当时机，以及随时提供支持（英国国家烧伤治疗委员会，2001）。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考察大量的专门医疗的实践问题（例如一般整形手术、切除手术），以便为其他方面的良好实践给出建议。除去看到自己外貌改变后的真实情况外，个体还要应对他人看见自己外貌改变后的反应。相关重要的他人也可以从这个阶段的心理社会医疗中获益，恰当的支持也能够促进家庭成员在这一困难时期与患者的交流（Bradbury，1997）。
患者在手术或外伤后返家也许并不完全是一件积极事件，因为医院可以为患者提供一定程度上的安全感以及保护患者免受“真实世界”的压力。在真实世界中，个体可能会第一次遭遇到他人对自己外貌的消极反应。对那些住院时期延长（例如在严重烧伤之后）的患者，以及已经习惯于与和自己有相似外貌的他人在一起。而对于现在自己的外貌与周围人群有显著差异的患者来说，这种情况尤其重要。帕特里奇形象地描述了他在这方面的经历。适当的支持和信息（包括支持组织的详情）可以帮助患者为这段艰难时期做好准备，并且可以为其提供长期支持（Partridge，1990）。专家门诊服务，诸如专家缺陷支持联盟（Outlook，下文会有介绍）等提供的服务，应该是非常有用的。
• 多学科团队支持
多学科团队（MDT）被誉为“金质”的服务提供方式，是一种最有潜力提供一致性、综合性治疗的体系。上述的一些支持和干预措施可以由任何一位多学科团队成员执行，而其他干预措施（一对一的干预）则需要由心理专家施行。即使现在也很少有健康或临床心理学家能为有外貌担忧的人提供设计好的服务。尽管如此，有证据显示，在一个大型的教学医院内，因为健康问题而改变生活的适应（包括改变身体意象）是最不能得到满足的心理需求（Hutton和William，2001）。
由一位有执照的健康心理学家加入多学科团队开展部分工作，这样做的益处是巨大的，这一点已经在多学科团队的疼痛管理中成功地得到了验证。在多学科团队中，心理学家同从事医药、护理和物理疗法的人员一起为患者提供一个整合的医疗计划，这些患者拥有同样的症状而不是相同的病因。这一模型非常强调对不可消除的症状的管理，其工作实质在于如何管理有“非常规”外貌个体的生活，直到外貌问题得到“解决”。这种包容性取向的最大优点是降低了患者被转介给心理社会支持时的污名感和不确定性。克拉克认为，许多病人拒绝转介，是因为他们不能确切了解究竟能得到什么支持，而这往往是很难进行解释的。
多学科团队拥有心理专家的第二大好处是，他们有能力教育和培训团队中的其他成员有关外貌的心理学知识。克拉克和库珀发现，从事烧伤、头颈癌护理的专业护士是向患者提供支持的最佳来源，但是他们往往会感到自己能力不够，缺乏相应的培训（Clarke和Cooper，2001）。该结论得到拉姆齐等人对伦敦和布里斯托尔的诊所提供服务的统计结果的进一步支持（Rumsey等，2004）。但是，克拉克发现，如果得到足够的资源与培训，头颈专科护士就能够为患者提供适当的护理，并且患者也报告说他们得到了明显的好处（Clarke，2001）。这些结果促进了当今健康行业对相关领域护士进行心理培训的发展。有研究发现，相对简单的培训课程和支持资源信息的提供，能够显著提高专科护士对自己在满足头颈癌患者需求方面的能力，特别是为患者提供在社会情境中使用的应对策略（Clarke和Cooper，2001）。这些可以由健康心理学家发展和推广的培训，是一种向其他卫生保健专业人员传递信息的有效方式，因为那些受过培训、在治疗外貌改变患者方面有经验的职员，之后又可以教育团队的其他成员。
多学科团队内的共同讨论也为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带来了益处，提高了他们从其他学科的角度看问题的能力，比如从语音与语言治疗师、物理治疗专家、牙医、营养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的角度等来看待问题。然而，多学科团队进行合作的方式既有益处也有问题。例如，大量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对患者的联合会诊被比作“金鱼缸”，这对患者来说可能是令人畏缩、受到胁迫的经历（Hearst和Middleton，1997），尤其当患者发现社会和小组情境的压力时，更是如此。与此相关的焦虑可能在下列情形下得到缓解，如向患者介绍支持模型时，患者首次见到团队指派的一名有经验的成员时——该成员将在团队会诊中作为患者的拥护者，支持患者表达和澄清自己的问题。支持者也可以检查患者对会诊结果的理解。另外，经多学科团队会议进行集体讨论之后，患者还可以和团队成员单独地讨论。
在各种多学科团队中，卫生保健专业人员自己对外貌和缺陷问题的态度和理念，可能以各种方式影响他们与患者的互动。例如，他们会设想个体对外貌改变的反应，或是他们对治疗方式的偏好（Lockhart，1999）。他们的态度也可能通过与患者交谈中所使用的语言表现出来。有些牛皮癣患者报告说，医生曾经告诉他们必须“习惯”这种病（Rapp等，1997）。这就反映了医生缺乏对疾病的控制（牛皮癣仍然不能治愈），同时也降低了患者的自我控制感。相反也有研究表明（Tanner等，1998），即使卫生保健人员不能确定患者的病情会怎样发展，以及会对患者外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例如血管瘤的情况），但他们仍会给予患者情感支持，以及安慰他们说，对于这种病情有最新的专门技术和知识仍然是有益的。健康心理学家有条件为相关医务人员提供支持和沟通技巧的培训，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处理这些疾病的不确定性。
专业护理人员的支持
在专业心理社会医疗与咨询技巧方面受过高等培训的专业护理人员，越来越被看作多学科团队的关键成员，例如在癌症方面（特别是乳腺癌、头颈癌）。最新的进展是，目前出现了少数乳房重塑手术的专业护士，她们成了执行整形手术的外科医生和考虑进行重塑手术的女性之间十分有用的联系人。然而，这一服务非常有限，只有相当少的女性能得到这样的专家支持，并且对这些项目的持续的基金资助也很难得到保证。将专业护理角色扩展到与外貌相关的其他病情（如烧伤和口裂）中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并且如果把它加到现在提供的治疗中，可能会极受患者欢迎。
• 问题取向的心理支持
在治疗的任何阶段，患者都可能需要对特殊问题的支持。例如，他们对结果的期望是否不现实？他们是否表现出过度的焦虑，或者不清楚治疗程序和结果？创伤回溯可能具有重复发作的特征，有时候它会成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一部分。通过长期跟踪我们会发现，个体无法再从事日常活动，而且出现了社会回避与孤立行为与对治疗的低依从性（例如压力服的使用）。儿童在这种情况下则会厌学或者成绩低下。传统上，心理卫生专业人员（例如临床心理学家）已经提供了此类情况下的问题取向的心理支持，同时这种支持还将继续需要这样的专家干预。
在创建综合的治疗体系时，将常规的干预和问题取向的干预进行整合是很重要的。然而，关注问题的取向如同筛选检查过程一样，其优点只是能在第一时间找出问题。通常缺乏对心理社会问题意识的队员会等待问题“全面爆发”——但他们只是做出反应而不是事先预防。虽然由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提供的问题取向的支持很有价值，但更理想的支持应由对外貌担忧有特定经验的专业人员提供。
专家服务
目前，仅有少数被确定为需要额外的心理社会支持的患者，被转介到可为个体提供外貌担忧的专家服务的机构。解决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主要困难的专家干预大都采用了社会交互技巧培训（SIST）和/或认知行为理论（CBT）。研究证明，它们在完善对社会情境管理的积极应对策略时很有效，并有助于将外貌的认知重评看成一种普遍特征而不是个人特性。例如克莱韦等人强调的，其好处是鼓励外貌担忧者在自我价值中不要过于在意外貌，从而建立更广泛的自我观念（Kleve等，2002）。这不仅符合第2章提到的适应模型，也进一步表明这一理论框架可以成为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有效且可行的工具。
我们服务的最终目的是给个体配备一个策略应对工具箱，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处理所面临的挑战。尽管有证据支持社会交互技巧培训和认知行为理论的应用，但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方法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某些替代性干预比如以个体为中心的咨询也是值得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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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依次考察一下社会交互技巧培训和认知行为疗法的干预措施。
• 社交技巧培训
社会交互技巧培训能够提升个体在与他人结交、形成关系以及维持关系时的自信心和熟练度，并且在大范围患者群体中已被证明是有效的，这些群体包括那些受裂口（Kapp-Simon，1995）或烧伤（Blakeney等，1990）影响的青少年。罗宾逊等人指出，社会交互技巧培训导致64名有各种缺陷的人社会焦虑和回避的降低，并且有显著的临床改变（Robinson等，1996）。干预措施包括角色扮演、模仿、指导、反馈以及6~10个人为一组讨论两天，目的是让参与者有机会锻炼他们在此期间所学习到的技巧。参加者的满意度较高，有73%的人表明他们会参加以后的工作坊。但是，对未来投入的渴望也表明他们没有达到自己所希望的表现。而且，虽然这个联合方案是非常有效的，但它没有指明这些复杂干预的哪方面是有效的。这个方案的完善还需要时间，但应该是今后人们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是现有的社会交互技巧培训似乎只集中于成年人，很少有研究证据评估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的社会交互技巧培训（Kish和Lansdown，2000）。
认知行为疗法
认知行为理论一直是对受外貌困扰者进行干预的支柱。现有证据只支持简要的、以主要问题为中心的认知行为理论干预方法的推广，而不是那些治疗周期较长的、昂贵的治疗。例如，帕帕多普洛斯等人评价了对白癜风患者制订的认知行为理论计划，并将他们与申请名单上的其他患者组成的对照组进行比较（Papadopoulos等，1999a）。干预内容为8次会议，每次长度为1小时，包括认知行为疗法以及教授实践技巧，帮助患者应对消极社会注意（凝视、对评论的处理）。这一计划导致了个体身体意象、自尊以及生活质量的显著提升，并且这种提升持续了5个月。帕帕多普洛斯与同事总结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干预，因为它是在夏季进行的，这时进行有效修饰的可能性被降低了，并且白癜风这种疾病尤其会让人感到压力重重。另一项研究同样发现了干预对疾病进展的积极影响，在干预期间没有使用药物的12位参与者的照片显示出，在干预后照片形象有所提高。但是，这是一个小样本研究，一共只有16名被试（控制组8名，干预组8名参与其中），因此我们还需要进行深入评估。
• “Outlook”——专家缺陷支持联盟
社会交互技巧培训和认知行为理论在专家缺陷支持联盟提供的专家干预中都被使用过，专家缺陷支持联盟是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指定的第一个缺陷支持联盟，它成立于1997年，地点在布里斯托的法兰查医院。克莱韦等人讨论了这一服务机构对个人管理与外貌相关抑郁的影响。这些个体来自有代表性的医院，而不是来自专门集中于缺陷问题的支持组织。他们的评价结果非常有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发表的可测量变化的治疗会议的平均次数（n = 3）。而且，许多人仅需要对心理专家进行一次咨询。克莱韦等人的评估发现，在降低人们一般焦虑和社会焦虑、与外貌相关的痛苦和抑郁症状、使用修饰和逃避作为应对策略方面，专家缺陷支持联盟提供的干预是有效的。被试同样报告说，自己在积极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社会信心和对社会支持的感知、自我认知以及感知自己缺陷对他人的易见性方面都有所提升（Kleve等，2002）。
这是一项重要的、有成本效益的服务。虽然克莱韦等人报告的干预程度似乎相当低（Kleve等，2002），但罗宾逊等人对为面部缺陷者提供的相对简洁的社会交往技巧工作坊进行的评估却符合这一服务的干预程度（Robinson等，1996）。
像专家缺陷支持联盟这样的专家门诊服务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一旦个体离开相对安全的医院环境，就会面临更多问题（Kleve和Robinson，1999）。专家缺陷支持联盟提供了基于个体的、一对一的和集体的干预措施。虽然小组干预提供了较经济的传播干预方式，但研究表明相对于小组干预，患者更偏好个体治疗（Fortune，1998；Kleve和Robinson，1999），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周围社会交往的焦虑使得小组会议的概念变得格外具有挑战性。综合的、弹性的方法是首先向个体提供个体治疗，以增加其社会信心、降低社会焦虑，然后使个体从集体干预中获益（见第6章）。
专家缺陷支持联盟所进行的工作已经表明，在专业的、临床情境下，“缺陷”的概念框架在本质上是有用的。然而，我们要记住，高水平的专家服务不能解决所有个体的问题。克莱韦等研究者发现，专家缺陷支持联盟提供的外貌特殊干预对一部分当事人最为有益，因为他们的抑郁只是与外貌相关，而不是大量的其他额外困难。
